安顺市图书馆

一、汉族
  (一)族源
  汉族进入贵州，始于春秋时期，而大量迁居则在明洪武年间，据《贵州通志、地理志》载，秦王赢政十六年（公元前231年)，秦始皇派武臣通五尺道，派兵入黔，在夜郎地区一度设置官吏。但秦汉时期，在贵州境内虽有郡县之设，委有流官，但因贵州地处边陲，山重水复，路途遥远，且此地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当地土酋势力很大，大部分地区均为土酋当政。安顺宁谷、平坝天龙、毕节黔西、威宁、赫章等数十处汉墓及汉墓群，汉窑及汉遗址之发掘和大量秦五尺道（古驿道)，足以佐证春秋时期汉代职官及兵马曾居于安顺。《续修安顺府志》载：历晋、隋、唐、宋、元诸朝，或置郡，或置路以资统治。曰讨，必以兵，既曰置，必以官，是以历代汉族之往来于黔者非少数。然此等汉人，多视安顺如逆族，功毕即返中土，少数留居者，亦以形单势孤，风俗移人，日久即被土著同化。故安顺氏族者，鲜知有明以前之汉人。至明洪武时，为长治久安计，徙江南巨族号称二十万入云、贵两省，即今日云贵两省诸氏之始祖。
  史有称汉人为“客家”者，这些“客家”来源不同，籍贯各异，徙入有先有后，民国《镇宁县志》中《民风、民族》中记载，“汉族……其中以江西、江南籍等占多数。四川（辗家子）次之，闽、浙、豫、鲁、皖、鄂又次之，其移徙来源，最早者为明洪武初年征南屯田戍边之军队（多为苏、赣籍）；次之为明、清两代游宦之文、武官吏及部属佐杂及遭遣戌者；再次为因经商及做工至县落籍者。故称汉人为“客家”，盖喻为远来作客者也。”抗日战争时期，或战乱、或灾荒、或经商、又有汉人由两广、福建、江西等地迁入。大西桥境内之汉族，究其渊源，上述诸种情由兼而有之。
  (二)宗教礼俗
  大西桥境内的汉族，大多数都属于屯堡人，一般以宗教礼俗为主。
  宗教礼俗是汉族中一个村寨或一个姓氏的精神纽带，六百多年前，明洪武调兵南征，屯军戍边后定居下来，他们继承了江淮一带的宗教礼俗形式，遗传在这块土地上，以宗教礼俗促进团结，不分彼此，在很多矛盾问题上得到解决和减少。
  汉族的宗教礼俗全面地表现在节日、祭祀和人际交往上，以“孝弟忠勇，仁义礼智信”的封建礼教为主，佛道为辅地教育和传播后代。屯堡人恪守儒家礼俗正统，始终把它作为自己传家立业的根本，人伦关系上，主张君与臣、父与子，上下级不能乱套，长幼应该有序。各家神堂正中位置都大书“天地君亲师位”有的神榜上还有小条幅，书写：“天地盖载恩，日月照临恩，国王水土恩，父母养育恩”。对师尊则敬为：“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与父母并列的位置，表现了敬天法祖的虔诚心理。把“忠孝传家、仁义礼智、敬亲爱友、尊老爱幼”作为日常人际关系的准则。在屯堡地戏中的关羽、岳飞、薜仁贵等民族英雄、忠臣良将，不但把脸谱雕塑具有勇武、正直、凛然、正气的大将风度，而且成为人们心中敬仰和行为的楷模。大西桥镇境内的宗教，具有代表性的如下：
  1.佛教
  大西桥村的“圆照寺”座北向南，设大殿5间，厢房各3间分左右，始建于元泰定元年（1324），至今已有600余年历史，经过了元、明、清几个朝代的风风雨雨，群众进行了补修、增修等几次，于1951年，政府征收作为粮仓，后1985年间又重补修，建房占地面积240.16平方米，正殿塑有释迦牟尼佛、阿难迦舍、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右厢房塑有西方三圣：药师佛像等。1994年上报区民宗局申报，已批，后又增修山门，内有弥勒佛和韦驮菩萨。现有大钟一口，高1.2米，口径1米，新置大鼓一层，口径1.2米，高1米。有和尚释仁德和徒弟释胜休二人居住管理。
  小寨村的“回龙寺”，始建于明朝嘉靖八年(1529)，民国28年(1938)增修，建房16间，上下各5间，厢房各3间，占地面积40平方丈。设有大院，塑有圣像供奉，由于年限较长，腐朽。于1985年，村民集资重修，重塑圣像。正殿供着释迦牟尼佛，右有观音菩萨，左有地藏王菩萨；天井中间前有弥勒佛，后有韦驮菩萨；存放着古钟一口，高1.4米，口径1.2米，大鼓一层，口径1.2米，高0.9米。于1994年向区民宗局上报审批，现住着师徒4人，师父释华林，徒弟释藏悟、释藏元、释藏能。常有朝拜人员前来敬香游玩。
  2.基督教
  根据国家政策，对宗教的信仰开放，而信仰基督都的这部分人于1995年开始，同时争取得部分资金修建教堂，如狗场屯村都设有教堂。
  1.每逢礼拜天（星期日）全体教会人员都集中到教堂做“礼拜”，诵《圣经》。
  2.不信奉“儒、佛、道”等教，不挂神榜，不磕头，只在中堂挂一十字架，祷告时，用手在胸前画十字。
  3.丧葬，凡教会人员一旦出现逝者，不请道士先生开路，不做道场，不烧钱、化纸，不看日子。除礼拜天（星期日）之外，任何一天，都可以安葬，全体会员参加安葬，葬前葬后均进行祷告。
  4.每年12月25日，是基督教的“圣诞节”。
  二、苗族
  (一)族源
  境内苗族的族属渊源与古代“九黎”、“三苗”有密切关系。
  远古时代，苗族先民栖息在黄河中游一带，组成“九黎部落联盟”，以蚩尤为首领，被黄帝和炎帝部落联合打败。九黎部落战败后，一部分南下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组成新的部落联盟——“三苗”。迁徙今甘肃、青海、四川交界的“三危”地区，这部分苗族后来又有部分向南迁到四川、云南、贵州，部分“三苗”迁徙到湘、黔、桂交界以沅江为中心的“五溪地区”，史籍称为“五溪蛮”。唐宋时期，因人口增长和战争因素的影响，苗族先民中的一部分逐渐西迁至此（今安顺)。
  (二）族称
  自古以来，各支系的苗族均有各自的称谓，境内的苗族根据1951年国务院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精神，统称为“苗族”。
  （三）分布
  大西桥镇境内的苗族主要是“花苗”，统称为苗族。主要居住在带子街村的黄坡、黄家庄自然村；白泥村的娄家庄自然村、马场村，新寨村的上、下摇车自然村，白岩村等。
  （四）服饰
  苗族的服饰，男子原穿的是青色长衫，布带系腰（镶有蜡染和刺绣花边)，头戴毛织绿帕或青帕。
  妇女头戴半月形红木梳（用头发捻成的青色线绳，外绕银链)，后脑插银簪，两耳戴银质耳环或棱形垂珠状耳环。上衣两襟交叉相合，下身裙右开缝，内穿长裤，麻织系腰，前系麻质白色围腰。衣襟、腰带、围腰均有手工蜡染布或精美的刺秀镶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还打过白色裹脚。
  （五）婚姻
  苗族自古以来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男女青年一般通过“跳花”、“游春”、“向月亮”、“赶场”传统节日等机会互相认识了解后，情投意合者请媒人撮合，双方父母同意，即可缔结婚约。
  婚姻分以下几个程序：
  1.提亲：即男方聘媒人上女方家说亲，上门说亲一般带1～2包点心（糖果)，女方家如有意就回话，如不同意，则婉言谢绝。媒人一般要往返2～3次才能谈妥。
  2.定亲：男方请与自己年龄相当的男青年1人作“陪郎”，另请2～4人同至女方家，由媒人点交部分彩礼钱，意为定婚。女方家请酒，酒鸡作礼物，女方家杀鸡设宴。苗族的定婚酒颇有讲究，结婚的头一晚上男方要提前到女方家接亲，酒前，女方的姐妹、哥嫂、弟媳要联合为新郎和陪郎洗脚，以洗脚戏耍取乐，但还要付姐妹们的擦手帕（及辛苦）钱，要由新郎和陪郎再拿出100～200元钱出来支谢，才能完成这一习俗，随访新郎和陪郎坐下席，酒宴开始后，男方来客即席唱《结亲歌》后女方作《陪亲歌》。要劝酒、劝饭。
  3.结婚：结婚日子由男方择定，向女方报讯，提前交足彩礼给女方的父母，家族即按“日单”作好准备。结婚前一天，新郎请陪郎提酒1壶，背米1升，抱小鸡2只（称伴鸡）到女方家结亲，翌日拂晓，女家邀请夫妻双全的夫妇1对，男女青年2～6入送亲。新郎不骑马，新娘不坐轿。新娘到夫家，男方家族中的1长者于门庭手持公鸡绕新娘头数圈，口念“护吉去凶辞”，以示扫除途中所遇之“邪气”。新郎、新娘进门不拜堂，婚礼期间不同房。结婚按家庭经济条件安排，客人进出3天，3天客散后，新娘随送亲客回门。相隔7～10日，男方把女方接回来。
  4.离婚：离婚要经过男女双方寨老、族老或亲朋好友调解。男嫌女而离婚，女方可不退或少退彩礼钱，男方还要给女方一定数量的“包羞钱”。女嫌男而离婚，女方要退给男方的彩礼钱。
  (六）传统礼节
  苗族多习惯以酒为礼，酒礼有定亲酒、结婚酒、上梁酒等，应邀客人必须用酒作礼物。邀请客人同堂吃酒，请长者坐“上席”，鸡头敬给老人吃。有劝饭、劝酒的习俗（劝客人吃饱喝足)。一家来客，全寨全族打酒端菜作陪，苗族群众团结和睦，一家有事，全寨帮助。
  (七)传统节日
  春节：苗族多称春节为“大年”，大年初一至初三，男青年要“游春”。女青年选择村寨附近的一高地，结伴绣花或缝制衣物，男青年口吹芦笙、箫笛或奏二胡，结伴游春。
  跳花节：跳花节于正月初四开始，在高坡平地上竖一木，以常青叶缚其顶为“花树”，男女数十人不等，身着节日民族盛装，围着“花树”边歌边舞。跳花节里，跳舞者服饰极尽华美，也是苗家女工艺术水平的比富。男女青年借此机会谈情说爱，以结连理。大西桥镇境内的跳花坡有娄家庄花坡、摇车花坡。
  清明节：与汉族扫墓相似。
  四月八：纪念杨鲁部落的部将祖锹龙阵亡。
  五月二十八：男女青年身着节日盛装，身背漂亮的刺绣背扇到镇集中点上玩耍，背扇及服装上缀许多锒铃，走起路来叮当作响。
  九月初九：家家户户要“吃新”，用新糯米打糍粑吃。
  (八)丧葬
  苗族的丧葬形成分为正常死亡者土葬与非正常死亡者火葬两种，土葬是苗族一种古老的葬式。
  苗族传统的丧葬方式主要分为“开路”、“打牛”、“招灵”。
  开路：祭司用雄鸡作“开路鸡”口诵《开路辞》，从开天辟地讲到伏羲兄妹造人，历述祖先之来源和迁徙经过，指引亡灵随着祖先迁来的路线，力排各种阻挠，越过众多关卡，返“黄水河”与祖先聚会。
  打牛：要设一场名为“丧场”，出殡前夜，亲戚朋友成群结队前来下祭，当晚，鞭炮声不绝于耳。第二天拂晓出殡，逝者在唢呐、锣鼓和牛角声中被抬到丧场。丧场开设在离寨子不远的平坦地方，方圆十余丈。中央插着草扎的“牛伞”，棺木停放于“牛伞”下，侧面挂一层大鼓。一人击鼓，一人吹芦笙。芦笙旋转吹奏，击鼓连续配角。①孝子斜系腰刀和木弓箭，在棺木前一手牵牛，一手扬钢刀护于牛头之上，然后请道士开棺，将牛索送入棺内，口诵祝词；②女婿仍请道士继续念祝愿词后，把牛交给观众去杀，送亡人上山安葬。
  招灵：安葬完毕，家族招“亡灵”回家，供上糍粑、饭、鱼、肉、酒等祭品祭祀众祖先。家族治丧主持人反复向“亡灵”和众祖先祭酒饭，事毕，送出寨子外，示意送死者到阴间，丧事结束。
  三、仡佬族
  （一)族源与族称
  仡佬族，来源于古代汉人中的“鸠僚濮”。濮人的故地，是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东汉孔晃注“濮人，西南之蛮”。孔安国亦说：“濮为西南夷也”。在贵州的是“鸠僚濮”。
  三国时期，贵州西部的“鸠僚濮”逐渐发展并危及蜀汉南部。据《华阳国志》载：“手南争讫胖牁兴，古僚种反”。《晋书·武帝本纪》亦载：“武帝太康四年(283年）六月，牂牁僚二千余落内附”。咸丰《安顺府志·纪事志》说：“(蜀汉）后期时，普里僚（今安顺）仡僚反，命济火讨平之。
  晋至唐，僚人事件，史书不绝。有“僚在牂牁”、”僚自牂牁北入”、“剡州僚叛”、“讨恶僚，刚夷数千落”等记载。
  宋元时期，“普里附于暴蛮”，“僚患渐戢”。明清之际，因“开发苗疆”，僚争复现，“洪武二十六年（1393)，西堡长官阿得及诸寨寨长作乱。”“洪武二十八年八月(1395年9月），西堡长官阿傍作乱”。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西堡仡僚阿得，狮子孔阿汇据浪叛”。明人曹学全认为：“普定卫（今安顺市西秀区境)……仡佬，可利苗所居”这些“仡僚”或“仡佬”即今境内仡佬族先民。
  仡佬族的名称，最早为《尚书·牧誓》中说的“濮”，次为《逸周书·王会解》中的“卜”。真正濮人只“鸠僚濮”或“夷濮”，魏晋以汶“濮”之名称失“僚”代之而起，唐时称“仡僚”。宋有“葛僚”、“佶僚”和“仡佬”，元明有“土僚”和“仡僚”，清有“革老”和“仡佬”。仡佬族自称“仡”或“仡佬”。仡佬族有打牙仡佬、红仡佬、花仡佬、剪头仡佬、披袍仡佬。大西桥镇境内的仡佬族属披袍仡佬。
  男子衣服简陋，女人以青丝扎发，披青布，带缀海巴于上，衣长仅尺余，长披以袍，袍方而阔，洞其中，从头笼下，前短后长，左右开裙，袖以五色羊毛织成，亦无折。其性淳谨，力耕作，多铸犁以营生。
  （二）风俗
  1.婚俗：因周边居住的村寨都是汉族，受汉人文化的影响，与汉族婚俗基本上相同。
  2.丧葬：仡佬族的丧葬有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二者之分。
  （1）非正常死亡：实行“积薪而焚之”的火葬。儿童和少年死亡或用草垫裹尸置于偏僻的山崖之处。
  (2)正常死亡：寿终即为亡者洗尸、穿寿衣，倒停尸于堂屋之侧，其面履以白纸，后设灵堂、置灵位，将亡人生前的床铺草烧于村外的三岔路口，请族人开路念“开路词”，意思是去也要去，不去也要去，不要扭转脸看儿女，多保佑子孙，要杀或买一个猪的全套杂碎（即肚内肝、脏、肠、肚、腰子等)，祭祀时需用32个碗和32双木做的筷子，5只公鸡（如果没有公鸡，鸡蛋也可顶替)，7条鱼，1升米的粑粑，请“国师”和32个人参与，“国师”要用仡佬语言从猪的头念到猪的尾，共念7次，时间约2个小时，其意思是让逝者升天，生者清洁平安、六畜兴旺。事此，鸣炮向寨邻报丧并告知亲友。现在与汉族基本相同。
  丧期：约3～5天，死亡者子女披麻戴孝，昼夜守灵，唱孝歌，出殡前夜，“办灵”或“对道场”通宵念经。
  出殡：翌晨举行“开路”仪式，由几位长者排于灵前，用仡佬语唱“开路歌”。孝子在灵前领丧，亲友将棺木送往墓地，沿途不丢“买路钱”意为该民族土生土长，是土地的主人。
  葬前：先聘阴阳先生据“风水”，“山脉”择好墓地，棺木送达墓地即择时倒放于墓井内，盖上石廓，垒土成坟。
  亡期：3年满，孝家为亡者办“好事”，届时孝家备贡品，由一长者用仡佬语言唱“颂经词”祈求亡灵保佑子孙。
  （三）语言
  仡佬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僚语族仡佬语文，其音节由声、韵、调几部分组成。声、韵、调的结合是有规律的，声调区别意义，并且声母的性质有密切关系，即一定性质的声母出现于一定声调。语单有六个调，鼻单带有很强闭塞成份，没有浊闭塞声母，韵母不分长短和松紧，没有像n、km等辅音韵尾。
  如：
  一念丝；二念书；三念达；四念不；五念木；六念懒；七念细；八念阿；九念瘦；十念背；碗筷念拉做；嘴念目；围倒念地不；饭桌念马桌；板凳念马铁；由那边围来念崩来；由那边转过来念这没；开门念更嘎。
  河桥村仡佬族口音接近汉语北方但间夹有云、贵、川官话，音类为卷，现今仅有80多岁的老人会讲，年轻一代基本都是汉话。
  （四）节庆
  仡佬族的节日，分为三大类：
  1.祭山节：在每年的三月三日，妇女不出门，男子带上猪头、公鸡上山祭祀，完毕将祭品就地食完而归。
  2.吃新节：为每年七月初七，各家采摘成熟或未成熟的粮食作物做成食品，当天供后，每人吃一点，其庆祝丰收共享成果。
  3.牛王节：在每年的古历十月初一日，杀鸡、宰猪、酿酒、打糍粑敬供牛王，各户放牛休息，不做工。
  与汉族共有的节日：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月半、中秋节、重阳节。
  河桥村辖2个自然村，即黑寨、新寨，各村都居住有仡佬族，经2000年普查，总户为210户，总人口924人。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们不举行很多烦锁的习俗，同化为当地汉族习俗。
  四、白族
  白族，亦即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进行识别的待识别民族——南龙人。
  南龙人族别的识别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以费孝通教授为领队的国家民族识别工作组曾对南龙人作过调查，在取得大量资料的前提下，作出了南龙人是少数民族的结论。但族称一直未得到落实。直到20世纪90年代，经国家民委多方考证，确定为白族。
  白族（南龙人）是古代龙国人与一部分明初西迁贵州的应天（南京）人的融合体。战国初年。中原龙国为楚所灭，楚将所俘龙国人流徙到贵州。故称“盖徙牂氏之裔”。秦汉之际，龙家有所发展，龙、谢二姓与傅、尹、董三姓并列为胖牁五大姓。晋至唐，龙家利用各封建王朝“以夷制夷”政策之便，势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赵、谢二姓均为雄长牂牁及其附近地区，成为闻名的“西谢蛮”和“西赵蛮”。宋代，大姓势力强弱起伏不定，唯龙家势力始终保持极盛。为西南“七番”之首，以致被史家当作“七番”之王录于史书。元初，龙家势力虽有所减弱，但仍不失为当时贵州西部的一大部族。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斡罗恩、吕国瑞“靖创罗甸宣慰司”时。“尚言招罗甸国扎哇并龙家、宋家……诸种蛮夷四万六千六百户”。龙家在贵州仅次于彝族，居第2位。入明以后，龙家的分布基本遍及贵阳及其以西地区，在安顺者多在城府附近。《贵州图德新志》卷九载：安顺州州民皆龙家夷类，多张、刘、赵、谢四姓”。这一时期，龙家内部分成了大头龙家、马蹬龙家、狗耳龙家、曾竹龙家和白龙家五种。安顺有马蹬龙家、大头龙家、曾竹龙家三种。据田雯《黔书》载，“马蹬龙家在宁谷、西堡、顶云之间”。《百苗图》说，“大头龙家，镇宁、普定属有之。”宣统《贵州地理志》认为：曾竹龙家，在安顺府属。
  明初，龙家得到发展的同时，又有一部分应天府人为逃避明成祖朱棣的迫害迁来安顺。《安顺府志》载，“侬家，一曰龙家，相传外省客籍，又传自明时奉调来黔……府大洞口、中村、讨兑寨、木头寨有之。普定大桥坡，小张官屯诸寨亦有之”。这些远道而来的南京人，得到古朴龙家的友好相传，“以夏变夷”隐居下来，改变原来的风俗和姓氏，附和于龙家。故称，“惟龙家为近朴直。吾先知其可依也。及率所属以和之，和其理居，和其姓氏，和其衣服、礼仪、语言、器用”。这些龙家人与南京人的融合体，经过长期的发展而成今天当地的白族。
  龙家早期除部族首领姓氏外，庶民一般有名无姓，后随其首领姓赵或姓谢。南京人与龙家人融合后，对外以赵、谢为明姓，对内则有鲜为人知的肖、祝、陈、周、张、钟、司、焦、秦、朱、柏、颜、晏、韩、曾、清、黄、傅、赫、金、吴、郑、穆、李、刘、宋、姜、薜、除、龙、何、王、冯、华、岳、路、常、董、程等49个暗姓，其中明赵姓包括27个暗姓，明谢姓包括22个暗姓。清时，为避免同姓通婚。受民族议论，明赵、谢二姓中部分人改为文、万、成、张等姓。
  居住在大西桥镇西陇村的谢氏白族有96户，283人。由于与汉族杂居，其风俗习惯与汉族基本相同。
  五、咸同之乱时期大西桥镇境内之概况
  今日的大西桥镇境内在历史上和其他地区一样遭遇过兵灾匪乱之患，尤以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更甚，故称“咸同之乱”。
  现今境内有的山头和洞穴还残存当年为了“躲反修建的屯洞的断墙残垣。那是战乱时期人民被迫合力经营修建的避乱之所。如中所村的狮子山、獐角山，狗场屯的马鞍山和大猫洞，吉昌屯的大山，石坝的宋家洞，新寨的晓礼山，九溪的狗爬岩，西陇的溶洞等改为避乱之所。太平军入金陵后，诸王争权，互相倾轧，翼王石达开决心独树一帜，派部将张遇恩、付友德、余长子等率师入黔，咸丰十年（1860)四月进到归化厅（紫云县)。太平军的一部杀死了前去阻击的“安顺知府周夔和参将全兴”。九溪坝的农民义军前去联络太平军，继而又在猪马场（现今马场和马场仓库）和附城团黄恩恒率领的团练大战，杀死黄恩恒。另一部太平军将领张遇恩，攻陷清军住大西桥总兵杨岩保和住关帝庙的梁副将以及住石板房的副将毛克宽，毛克宽最后孤军作战。在毛公山被太平军击毙（详录在《镇志》军事篇)。
  咸同之乱，历时十余年，良民死者甚多，太平军过境则不乱杀。咸丰十年(1860)过狗场菖蒲苑，有一人叫李伯龄，六十多岁儒士，性古板。村民闻讯皆走避，李伯龄不肯走，被搜出来，欲要拿钱来赎。李无钱，而且以恶言侵害，太平军怒，将杀以示威。李伯龄的儿子李逢春已至上，不见父亲，已知其父被捕，迳奔太平军大营，跪求领队，愿以身代父受责罚，太平军领队感其子尽孝，遂给释放。诸如此类，记述颇多。史料没有太平军攻陷洞之记载，当时人民虽然躲反，上进洞，没有遭受多大损失，太平军因是孤军深入。在进攻安顺时失败，后进入镇雄入滇，翼王石达开留诗于居民房舍，诗云：“一掷孤筹计本非，年来偏与寸心违，可怜一十六州地，陷入幽燕永不归”。又云：“垂翅无依鸟倦飞，乌江渡口夕阳微，穷途纵有英雄泪，空向西风几度辉”。道出了太平天国一心想推翻清朝统治，收复燕云十六州，但事与愿违，愿望终未实现，穷途末路，这是太平军将领的悲状心情。
  洞被攻破最多的时期是同治三年(1864)，下游（贵阳以东，疑是传说中的下八府反上五府）苗族农民军和黄号白号军配合作战，凯里人何德胜与许大八相联络，率兵千余围攻安平。请巡抚张亮基传檄副将张梁来援，许大八败于北门，何德胜派兵援助，许撤兵转由乐平、石头寨绕出石板房，企图攻占安顺府。何德胜和许大八兵过之处，攻陷洞不计其数。大西桥镇境内当年失陷的洞就有：石坝上与高寨村同守的宋家洞，洞破时人员死亡过半；九溪朱姓合族守的狗爬岩，破时数十户死亡。狗场屯先修马鞍山，继修后山大猫洞又修猫洞山顶之，数次皆破，死亡极多，晓礼和水桥屯捐金投降的才得幸免。鲍屯和西陇同守的西陇洞，洞中空旷平坦，内有阴潭，饮水充足，兼之四面通风，烟不能入，只需备足油盐柴米，余不足虑，可以长期坚守，敌久困不克，自动退去。至于石板房民众，除避云鹫山外，皆依饭笼铺（天龙）、鸡场屯、中所屯驻守中所狮子山和饭笼铺的龙眼山、天台山。三山相距里许，平时互相守望，敌至则合力抵御。中所狮子山，山势险要，围攻旬余，都被擂木、炮石滚下，损失不少。久攻不下，就在村中找来掼斗几人顶着一张往上冲，山上有一门土炮装填好火药和砂子，准备俯射。但炮口一低，砂子全部掉了出来，敌攻山猛烈，已接近门，情势危急，守山者急用棉絮塞紧炮口，点火轰击成功，打中前面一掼斗，余人丢下掼斗向山下逃去，村民幸免一难，损失较少。
  当时何德胜、许大八农民军扎营猪马场，有鲍家屯贡生鲍源达率团练与农民军交战，被农民军击败，求救于安顺府衙，知府毕大锡率清军数百到石板房，扎营黑寨，攻打农民军，农民军不支，往旧州、广顺方向撤退。
  洞被破原因有二：一是洞内空气少，缺水的多；二是守者多无军事知识。“洞墙垣安置枪孔，高低不适，射击处面敌人不能旋转如意，虽偷安旦夕，一遇缺水、缺弹药、缺盐米柴煤，即露惊恐之状，敌方侦得其实，加以猛攻，指日可破，故当时死于洞者十有五六，父老言及，就有余痛”。敌破洞之法则堆柴于洞门，加辣椒皂角等物，乘风纵火，用风簸扇烟入洞，洞内之人烟呛闭闷窒息而死。攻之法则以围困，断其吸水打柴之道，中所狮子山被困，山上无水，曾出现一碗油换一碗水都无人换的情况。
  洞被攻破，村民遭受屠戮的不少，有的是全部遇难，有的只残存十之一二，只好逃往他乡以避难。咸同时期十余年间，人口锐减，田地荒芜，街道蒿草丛生，豺狼遍地横行进村进寨，甚至进入安顺城内吃人。有一户小孩啼哭不止，大人禁止不住，就说你爱哭，抱你去喂豺狗，意为哧一下小孩子，于是抱孩子于门外转身，听不到孩子哭声，回头一看，孩子被狼拖走了。江河几个小孩在村前玩耍，一孩突被狼叼走，村民闻讯追出，虽救回孩子，但孩子受惊吓和咬伤，3日死亡。中所村大街上有一外来女孩，头天傍晚，人们还看见在火堆旁边烧豆吃，第二日早上，只留下一滩血迹和一只鞋。另有一家母女仨人住在一间破烂的茅草房里，白天要“帮人、卖气”，晚上要照顾两个孩子，土墙被狗（或猫）钻了几个洞。时逢冷天，上半夜母女仨人还在睡在一起谈话，下半夜听大的孩子叫：“妈，好冷呀”。当母亲醒来时，用手摸孩子，发现只摸着一个，把灯点燃时，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女孩了。一夜哭到天明，第二天发现血迹往后山走了。狗场屯自遭乱后，村民外逃，待到回来之年，街上当年吃丢的桃子核已长成尺余的大树。
  咸同年间迭遭兵祸，为时达十几年，除何德胜、许大八、陈小五等著名的民众首领外，其他不知名者尤不胜数“此去彼来，岁无宁日，致使民众大批死亡或逃散，大姓夷为寒族，大村夷为大小寨，甚至全家绝灭。村寨化为乌有者。”“民众死于兵战者十之二三，死于饥寒、死于疾疫、死于离散者十之七八”，当时清派员勘察乱象，曾有所云：“躬承简命到黔安，满目饥民不忍看；十里坟添千万冢，一家人哭八九棺；犬衔枯骨筋犹在，鸟啄襟胸血未干；寄以西南君子视，铁面人闻心也寒”。至咸同十三年以后，地方渐趋平静，流亡者陆续还乡，然田地荒芜、屋舍已毁，耕牛、种子均无，只能向亲朋借贷或出卖子女，始能逐渐恢复生产。勉强维持生活，此段时期民众遭浩劫，可谓苦矣。
  咸同之乱，直到同治七年(1868)5月，在安顺境内的农民军岩大伍败走镇宁郎岱，另一支农民军陈小五投降。8月，又一支农民军郝大王惨败，死伤千余人，郝大王投降。至此，安顺城周围延续20余年的农民起义初平，人民暂得以安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