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市图书馆

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始于元朝(土司即当地人为官)。明朝初年，贵州仍实行土司制。洪武五年(1372)，原普定路女总管适尔归附明朝，朝廷置普定府，任适尔为知府。次年，朝廷派驻流官二员，不久又停止。明朝为稳定大局，推行中央集权，对土司进行笼络，渐次施以教化，令土司子弟入学就教，不入学者朝廷不予保袭。明洪武十四年(1381)，朝廷派颖川侯傅友德、沐英率军征讨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梁王，并攻克叛附梁王的普定府继任土知府安锁后，于洪武十五年(1382)建普定卫城，加强了军事统管。旨在插入土司地区，逐步推行“改土归流”。时普定知府改由者额继任。洪武十七年(1384)，命令者额遣其子吉隆及下属土司之子16人入太学。明正统三年(1438)。升安顺州为贵州布政司直隶州，并设流官治理。成化中年(1465～1487之间)，安顺州治迁到卫城，州、卫同城，土流并治。明朝万历三十年(1602)，安顺州升为安顺军民府后，则由流官治理。时下设的千户所、百户所、各寨仍由土人(当地人)任土守备、土千总、土外委和寨长官。
  明万历年间，朝廷将土知州张承祖降为州同知。此后，张氏势力日渐衰落。明、清更迭后，清朝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对土司实行压制，逐步减少土司官员名额。乾隆年间进一步规定土司子弟不得任用为流官，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对土司统治给予种种限制和多方掣肘，不断加强流官的节制能力。改土归流受到土司官员普遍抵制，其间屡屡发生土司豪强率众反叛事件，清王朝则不惜以重兵讨伐，经过多年用兵，土司势力萎缩，流官制度得以巩固。雍正四年(1726)，新任云贵总督鄂尔泰提出“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赋税，以靖地方”，进一步打击土司，将大土司占领的地方改设府、州、县，驻以军队和流官，将弱小土司的地属并入邻近州县。随着土司的消失，行政区划也有所改变。牛角寨、鼠场、谷尺、坝道、谷坝纳(今谷灯坝)，樟树寨一带归镇宁县管辖，隶属于安顺府。嘉庆十四年(1809)，裁安顺府属土千总、土把总、土外委6员，道光元年(1821)裁安顺府属土守备、土千总、土把总、土外委5员，此后陆续裁去当地的土官土目，至道光二十年(1840)，安顺府属的土司、土官、土目全部革除。
  屯田制和封建地主所有制
  1．军屯和民屯
  明朝进军贵州后，建省划区，设官定制，留驻军队，推行屯田。明代驻军，推行“三分戌守，七分屯种，有事则战，无事屯田，以兵养兵”的政策。军队所驻扎的地方，设置卫、所、屯、堡，垦殖荒地，屯兵耕作。今蔡官有董官屯、塘官屯、马官屯、王家屯、张官屯等5个屯军之地。屯军逐步形成专事耕作的军户后，按职授田，但官长有土而不耕作，士兵长期耕作而成为农民。清朝初年，继续推行屯田制度，划荒地、余田和没收反抗者的土地给屯军耕作，规定纳粮任务。时5个屯军之地有屯田千余亩，按军户给田，每户上等田6亩，中等田8亩，下等田10亩，每年纳粮完赋。按亩计征，上等田纳粮1斗，中等田纳粮8升，下等田纳粮6升。
  自明洪武年间开始，除调集大量军人平定南方(俗称调北征南)而外，又从内地将破产的流民和平民，大批地强迫移往贵州等地(俗称调北填南)。迁入之平民，亦划区定点授土垦殖，世代耕作，纳粮完赋。称之为民屯。民屯田与其他私田称“科田”，可以买卖。
  2．土地私有化
  清朝前期及以前的屯田，是朝廷授予军户和民户。康熙年间撤卫置县以后，军屯制度逐渐解体。朝廷将屯田改为私田，准许屯户买卖。官、绅、商借此大量收购土地，成为地主，大多数丧失土地的屯户逐渐沦为佃户。康熙二十六年(1687)，朝廷通令编审户口，府、县没收“绝户”田产，收缴荒地，占民田以设“官庄”，令农民耕种，官收七成以上。今蔡官有贝家庄，段家庄、王家庄、梅家庄、潘家庄、樊家庄、侯家庄、张家庄等“官庄”。此期间，为扩大耕地，清朝廷下诏招民垦荒，所开垦的土地，发给印照，永为己业，乾隆年间，规定山头、地角、土丘及土浅力薄之地，由农民耕种，永免升科，新垦水田，六年后始完课赋，于是耕地渐渐增多，耕作方法亦不断改进，促进了人口和商贸兴盛。这一期间，出现了以姓氏命名的山头和地块。如赵家坡、郭家冲、张家大地、胡家大田等，有些地名仍沿用至今。同时在农村兴起了部分集贸市场如鼠场(今鼠场村)、鸡场(今鸡场大寨村)、牛场(今小〓街村小牛场自然村)、长山狗场(今长山村上院对面)。
  为适应土地私有化的发展，清廷明令改革税赋制度，每年向佃户征收秋粮和地丁两项，秋粮征收“正米”和“耗米”，地丁以银计，有“条编银”(将力役计入田亩征收)、“马馆银”(地方驿站徭役费)之分。时，今蔡官有驿马站(今称驿马寨)，养马场(今梅家庄附近)一处。手工业、家庭作坊等逐渐呈繁荣昌盛之势。民间纺织得到较快发展，有“民间纺织，甲于黔省”之称的“顺布”名操一时。嘉庆、道光年间，安顺发展为黔省棉纺织中心和贸易中心，蔡官境内的家庭纺织发展较快，在今鼠场，村前有一条水沟称“刷布沟”；仲家坝与毛交坡辖地上办有铁厂等。
  禁烟初举
  贵州种植鸦片，始于19世纪20年代。安顺始种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始为富裕人家种植以供观赏，后有食其幼苗者，数年后受外地影响，渐有吸食和栽种者，至咸丰六年(1856)，鸦片种植已是弥山漫谷，几乎无地不种，无人不吸，本地农民除自吸外，还将剩余的大烟送往安顺府城进行交易。自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官吏转而以抵制洋烟入口和防止白银外流为借口，鼓励种植鸦片，实行“寓禁于征”政策，增加厘金，将战争赔款转嫁于农民，农民亦“赖种罂粟易银以补丁粮之不足”。然而普遍吸食、种植和经营鸦片，民间种烟相习成风，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粮价日高，烟民悉为病夫，日益贫困，朝廷令设卡收厘金，官府、地方头目、绅士趁机包揽，除厘金外，增收“厘谷”，有规定“十取其一”，而地方官绅则常“十抽其五”。咸丰十一年(1861) ，驻安顺提督田兴恕亲督抽收，令每石谷折收净银一两七钱，安租者抽一石，耕种者亦抽收一石，名曰“余谷”。民众恕怨日炽，但不敢言，乡民一旦言不满或拖廷，即遭治罪。此后，农民日贫，破产日多，新兴的地主、官绅趁机巧取豪夺，兼并土地，巧设“投庄”，将不能自保的农民沦为自己的佃户。豪门大富户为保护自身利益，建立私人武装。农民破产日见增多，社会动荡不安，从咸丰四年(1855)起，本地破产农民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聚集抗捐抗粮，劫官掠商，围攻官府，把种植鸦片的积弊暴露无遗，此时，清政府不得已又下令禁种鸦片，但由于地方势力和官绅的层层勾结作弊，农民种烟又相沿成习，虽有禁烟之举，却久禁不能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