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市图书馆 内容
［清及清以前］
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始于元朝(土司即当地人为官)。明朝初年，贵州仍实行土司制。洪武五年(1372)，原普定路女总管适尔归附明朝，朝廷置普定府，任适尔为知府。次年，朝廷派驻流官二员，不久又停止。明朝为稳定大局，推行中央集权，对土司进行笼络，渐次施以教化，令土司子弟入学就教，不入学者朝廷不予保袭。明洪武十四年(1381)，朝廷派颖川侯傅友德、沐英率军征讨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梁王，并攻克叛附梁王的普定府继任土知府安锁后，于洪武十五年(1382)建普定卫城，加强了军事统管。旨在插入土司地区，逐步推行“改土归流”。时普定知府改由者额继任。洪武十七年(1384)，命令者额遣其子吉隆及下属土司之子16人入太学。明正统三年(1438)。升安顺州为贵州布政司直隶州，并设流官治理。成化中年(1465～1487之间)，安顺州治迁到卫城，州、卫同城，土流并治。明朝万历三十年(1602)，安顺州升为安顺军民府后，则由流官治理。时下设的千户所、百户所、各寨仍由土人(当地人)任土守备、土千总、土外委和寨长官。
明万历年间，朝廷将土知州张承祖降为州同知。此后，张氏势力日渐衰落。明、清更迭后，清朝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对土司实行压制，逐步减少土司官员名额。乾隆年间进一步规定土司子弟不得任用为流官，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对土司统治给予种种限制和多方掣肘，不断加强流官的节制能力。改土归流受到土司官员普遍抵制，其间屡屡发生土司豪强率众反叛事件，清王朝则不惜以重兵讨伐，经过多年用兵，土司势力萎缩，流官制度得以巩固。雍正四年(1726)，新任云贵总督鄂尔泰提出“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赋税，以靖地方”，进一步打击土司，将大土司占领的地方改设府、州、县，驻以军队和流官，将弱小土司的地属并入邻近州县。随着土司的消失，行政区划也有所改变。牛角寨、鼠场、谷尺、坝道、谷坝纳(今谷灯坝)，樟树寨一带归镇宁县管辖，隶属于安顺府。嘉庆十四年(1809)，裁安顺府属土千总、土把总、土外委6员，道光元年(1821)裁安顺府属土守备、土千总、土把总、土外委5员，此后陆续裁去当地的土官土目，至道光二十年(1840)，安顺府属的土司、土官、土目全部革除。
屯田制和封建地主所有制
1．军屯和民屯
明朝进军贵州后，建省划区，设官定制，留驻军队，推行屯田。明代驻军，推行“三分戌守，七分屯种，有事则战，无事屯田，以兵养兵”的政策。军队所驻扎的地方，设置卫、所、屯、堡，垦殖荒地，屯兵耕作。今蔡官有董官屯、塘官屯、马官屯、王家屯、张官屯等5个屯军之地。屯军逐步形成专事耕作的军户后，按职授田，但官长有土而不耕作，士兵长期耕作而成为农民。清朝初年，继续推行屯田制度，划荒地、余田和没收反抗者的土地给屯军耕作，规定纳粮任务。时5个屯军之地有屯田千余亩，按军户给田，每户上等田6亩，中等田8亩，下等田10亩，每年纳粮完赋。按亩计征，上等田纳粮1斗，中等田纳粮8升，下等田纳粮6升。
自明洪武年间开始，除调集大量军人平定南方(俗称调北征南)而外，又从内地将破产的流民和平民，大批地强迫移往贵州等地(俗称调北填南)。迁入之平民，亦划区定点授土垦殖，世代耕作，纳粮完赋。称之为民屯。民屯田与其他私田称“科田”，可以买卖。
2．土地私有化
清朝前期及以前的屯田，是朝廷授予军户和民户。康熙年间撤卫置县以后，军屯制度逐渐解体。朝廷将屯田改为私田，准许屯户买卖。官、绅、商借此大量收购土地，成为地主，大多数丧失土地的屯户逐渐沦为佃户。康熙二十六年(1687)，朝廷通令编审户口，府、县没收“绝户”田产，收缴荒地，占民田以设“官庄”，令农民耕种，官收七成以上。今蔡官有贝家庄，段家庄、王家庄、梅家庄、潘家庄、樊家庄、侯家庄、张家庄等“官庄”。此期间，为扩大耕地，清朝廷下诏招民垦荒，所开垦的土地，发给印照，永为己业，乾隆年间，规定山头、地角、土丘及土浅力薄之地，由农民耕种，永免升科，新垦水田，六年后始完课赋，于是耕地渐渐增多，耕作方法亦不断改进，促进了人口和商贸兴盛。这一期间，出现了以姓氏命名的山头和地块。如赵家坡、郭家冲、张家大地、胡家大田等，有些地名仍沿用至今。同时在农村兴起了部分集贸市场如鼠场(今鼠场村)、鸡场(今鸡场大寨村)、牛场(今小〓街村小牛场自然村)、长山狗场(今长山村上院对面)。
为适应土地私有化的发展，清廷明令改革税赋制度，每年向佃户征收秋粮和地丁两项，秋粮征收“正米”和“耗米”，地丁以银计，有“条编银”(将力役计入田亩征收)、“马馆银”(地方驿站徭役费)之分。时，今蔡官有驿马站(今称驿马寨)，养马场(今梅家庄附近)一处。手工业、家庭作坊等逐渐呈繁荣昌盛之势。民间纺织得到较快发展，有“民间纺织，甲于黔省”之称的“顺布”名操一时。嘉庆、道光年间，安顺发展为黔省棉纺织中心和贸易中心，蔡官境内的家庭纺织发展较快，在今鼠场，村前有一条水沟称“刷布沟”；仲家坝与毛交坡辖地上办有铁厂等。
禁烟初举
贵州种植鸦片，始于19世纪20年代。安顺始种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始为富裕人家种植以供观赏，后有食其幼苗者，数年后受外地影响，渐有吸食和栽种者，至咸丰六年(1856)，鸦片种植已是弥山漫谷，几乎无地不种，无人不吸，本地农民除自吸外，还将剩余的大烟送往安顺府城进行交易。自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官吏转而以抵制洋烟入口和防止白银外流为借口，鼓励种植鸦片，实行“寓禁于征”政策，增加厘金，将战争赔款转嫁于农民，农民亦“赖种罂粟易银以补丁粮之不足”。然而普遍吸食、种植和经营鸦片，民间种烟相习成风，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粮价日高，烟民悉为病夫，日益贫困，朝廷令设卡收厘金，官府、地方头目、绅士趁机包揽，除厘金外，增收“厘谷”，有规定“十取其一”，而地方官绅则常“十抽其五”。咸丰十一年(1861) ，驻安顺提督田兴恕亲督抽收，令每石谷折收净银一两七钱，安租者抽一石，耕种者亦抽收一石，名曰“余谷”。民众恕怨日炽，但不敢言，乡民一旦言不满或拖廷，即遭治罪。此后，农民日贫，破产日多，新兴的地主、官绅趁机巧取豪夺，兼并土地，巧设“投庄”，将不能自保的农民沦为自己的佃户。豪门大富户为保护自身利益，建立私人武装。农民破产日见增多，社会动荡不安，从咸丰四年(1855)起，本地破产农民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聚集抗捐抗粮，劫官掠商，围攻官府，把种植鸦片的积弊暴露无遗，此时，清政府不得已又下令禁种鸦片，但由于地方势力和官绅的层层勾结作弊，农民种烟又相沿成习，虽有禁烟之举，却久禁不能绝。
［国民党的官僚政治］
推行“新县制”
民国24年(1935)，吴忠信任贵州省主席后推行新县制，安顺为一等甲级县，县以下仍设乡(镇)，镇以下设保甲，镇长、保甲长由政府指派;26年(1937)，吴鼎昌任省主席后强调对保、甲长实施训练，27年(1938)，重新划设乡镇，整编保甲后，五权镇改称五权乡，此后，五权乡乡长、保长、甲长分批选送参加省、县的干部训练班受训，乡也自办保、甲长训练班，训练内容有：政治训练、精神训练，军事训练等。国民党政府基层政权干部，虽经各种形式的训练，然积习难改，营私舞弊、敲诈勒索，仗势行凶、卖放兵役、摊派兵款、扣押壮丁、贿买保长等事屡屡发生，乡民忍无可忍，积怨益深。
对人民的反抗实行“剿抚兼进”政策
民国25年(1936)，杨森军驻安顺，辟东校场为运动场，鼓励民众开展体育运动，开办国民中心小学，免费招收少数民族子女及贫困民众入学。27年(1938)贵州省府通令禁烟，但各级官僚事先大量收购囤积，大发横财，相反，烟价特贵，烟民叫苦不迭。30年(1941)用选举办法成立县参议会，以示“民主”精神。然议员均为本地党政官员以及地主、绅商，与一般民众无缘。五权乡有邹俊等绅士为议员。34年(1945)，杨森任省主席时推行“新生活运动”，强行“民族同化”政策，在安顺搞“移风易俗”，激化民族矛盾。抗战以后，党政合一，愈趋独裁，抓丁抓壮、派兵派款，苛捐杂税，民怨沸腾。于是有撒明先(又名撒二明，今蔡官镇樟树寨村人)等人聚众反抗，官方多次出动军警殚压，加以“匪名”，进行剿灭，然而民众的反抗斗争，终不止息。
反共应变
民国35年(1946)后，南京政府加强西南军政部署。对贵州实行“黔人治黔”之策。实施“反共应变”计划，37年(1948)，谷正伦任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韩文焕为省保安副司令时，任用许多可靠旧部及黄埔生为各级党、政、军、警、学的要职，以乡党巩固政治，实施“戡乱救国应变计划”，作出“退出城市、坚守农村、组织游击，等待时机”的计划准备，任命五权乡乡长董登厚(又名董波文，今蔡官镇兑沙地人)为“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第四总队支队长，负责组织境内国民党特务、土匪等以备暴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军事管制和民主建政
1949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西进大队八大队一中队接管安顺，同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顺军事管制委员会。22日，安顺县人民政府成立。23日，即派佘书辰为千峰区分委书记，秦玉朴为区长，陈勇为副区长，(永靖区分委书记李经正，副书记李清泉，区长高福顺)，五权乡乡长孙开昌进行接管，实行军事管制。经过接管，除留用部分旧职人员外，接管了文书档案，田赋清册，在军事管制期间。用召开会议的形势宣传《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的有关政策，宣传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禁用银元，贯彻禁种鸦片政策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建立区、乡剿匪联防小组。推选出席安顺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代表，五权乡有今王家庄村的杨进先(苗族)，蔡官村的杜益清，交椅的王少益、陈德昌等人参加。
1950年7月，正式建立蔡官区(第五区)委和区人民政府。1952年3月，全区开展民主建政工作，将五权乡划为8个小乡，千峰乡划为3个小乡，全区共建11个乡人民政府，1952年9月，协商选举谢和德、刘少荣、郭德华、孙建臣等11人出席安顺县第六届各族各界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土地改革
(1)减租退押
1950年9月，贯彻贵州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贵州省减租实施细则草案》和《贵州省退押实施办法草案》等文件，县派出工作组，区、乡抽调人员组成工作队入村开展工作。工作队入村后，筹建农民协会，发动群众，挨户调查，自报公议等工作，全区首先在木头寨抓试点，成功后在全区普遍实行“三·五、六·五”(俗称“二五”)减租办法，即佃农租种地主一石租田，减除六斗五升，交给地主地租三斗五升。“二五减租”较之过去的“对半分”、“倒四六”(地主占六成)，农民少受一些剥削。减租后全区农民得利较多，人均约获1．9万元(旧币)。
1950年以前，五权乡农民向地主租田耕种实行保金(押金)制，地主以农民可能不交或交不齐租为由，事先向农民索取一定的保证押金。由于农民向同一地主多系连续租种，年复一年，押金一直放在地主手中，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的虽中途退租，部分地主凭借权势，拒退押金。1950年贵州省人民政府颁文规定：地主无论何时以何种形式向农民索取的押金，应一律退还农民。因此，区、乡工作队通过成立的各村农民协会召开退押大会，通知地主和佃户参加，凭押金收据一一清退。是年全区退押每户平均4647元(旧币)。在减租退押的同时，开展废债、清退帮工粮和没收地主浮财等工作。根据中央《新解放区农村债务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废除劳动人民所欠地主的一切债务，经过说理斗争，算剥削账，清退帮工帮粮，没收地主浮财，由农民协会评发给困难的贫雇农，进而步入土地改革。
(2)土地改革
1951年6月，蔡官区选拔区、乡干部、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干部，农民积极分子参加安顺县组织“土改”集训，学习中央《土地改革法》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以及省、地、县的有关文件，回村后作为实施土改的骨干力量。7月，全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过程的重要环节有三点：一是发动群众，宣传政策；二是调查情况，划分阶级成分；三是按照政策，结合人口，分配土地。划分成份后即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及其多余的粮食和房屋，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分配土地时以乡为调剂单位，村为分配单位。中农利益受到保护，不受侵犯；地主家庭，按人口分给与农民相等的土地，令其自食其力。境内土改运动于1951年9月23日基本结束，其间完成了查田评产等工作。土改后全区人均占有土地情况是：地主1．5亩，富农1．4亩，中农1．7亩，贫农2亩，雇农1．7亩，其他0．2亩。
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新成立的第五区积极响应城区的万人签名活动，1951年4月，根据中央和省关于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第五区在县“抗美援朝分会”的指导下，组织开展宣传、和平签名、订立爱国公约等活动。9月，派代表参加安顺县第一次抗美援朝代表大会。抗美援朝运动推动了订立爱国公约、增产节约、防疫卫生、参军支前等各项工作。今蔡官镇有入朝参战人员72人。
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中央提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根据总路线精神，第五区采取“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方针，进行农业、手工业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称三大改造)工作。其中主要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工作。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村互助合作会议，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第五区根据上级指示试办了一批互助组，为土改后农民生产劳动指明了方向。1952年，有计划地发展互助组，建立常年互助组和季节性互助组。1953年1月，县委召开干部整风大会后，在全区传达和学习中央、省、地、县对农村生产和互助合作重要意义的指示精神，统一干部、农村积极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推进互助合作工作，同时举办了互助合作训练班，贯彻以发展生产为中心，整顿、巩固、提高互助组和“积极发展、稳步提高”的方针，采取多形式、多办法开展工作。1954年2月6～9日，召开了对1953年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的表彰大会，到会代表152人，从而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进程。1954年4月，全区有互助组674个，入组户数4638户，占农户8106户的57．2%。1954年8月，建立第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15个，通过宣传教育，将农具入社，建立组织，制定生产计划和措施等，进一步完善了土改工作。深入传达和学习中央《关于大量发展，猛烈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举办各种建社培训班，9月，建社工作大规模开展。
1955年，根据县委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开展建社运动，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中的右倾思想和“小脚女人”作法，把建立、发展初级社的工作列为重点工作。
1956年，蔡官区组织大量人员作为宣传队员，广泛入村宣传党中央、毛主席的决议和报告，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掀起了全区农业合作化高潮，举办农村积极分子骨干培训班，试办高级社，到1957年10月，全区已办起5个高级社(蔡官镇有交椅、蔡官屯、马官屯3个高级社)，113个初级社。1957年1月13日，召开转社(从初级社转入高级社)骨干培训会，进一步加大了建立高级社的工作力度。1957年7月，建立高级社88个，初级社2个，入社户数8532户(其中入高级社的8477户，初级社55户)，占总户数8760户的97．4%。
经过1956年冬和1957年春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基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关系，由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入社后，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出现了入股耕牛死亡、跌膘、社员不关心集体财产，造成了经济损失。区委要求各乡认真采取措施解决好。此外，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由于工作做得不细。民族政策贯彻执行不够好，一些具体问题未得到及时处理，部分群众产生抵触情绪。
同年5月16日，蔡官屯乡马官屯社有332名社员到乡、区集体上访罢工，主要反映该社帐目不清，干部作风不民主，不勤俭办社等问题，后经区、乡两级积极解决，于5月20日平息。1957年5月21日，蔡官区召开了全区、乡行政干部会议，会议主要贯彻财经会议精神和贯彻公安工作意见以及其他有关会议精神。
反右斗争
1957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蔡官区根据安顺县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精神，各乡党员分批进行培训。此时，报纸上刊载各界党外人士提出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意见，各大报纸原文发表，称“鸣放”。6月9日，又发表工农兵学商各界声讨、反击右派的报道。蔡官区的整风运动，重点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指示。9月2日，中共安顺县委召开机关干部整风反右运动大会后，正式开展机关反右斗争，蔡官区成立反右整风领导小组，召开各种形式的大小会议、骨干会议和积极分子会议，层层进行动员，鼓励大胆、坚决、彻底地开展“鸣放”工作，运用大小字报、漫画等形式对右派进行揭发、检举、批判和斗争，对各级(区、乡)干部进行排队管理，划清左、中、右各派，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和划分极右分子的四条标准，对干部进行排队划分。对划分出来的右派分子不准参加国庆观礼，教师中的右派分子不准担任班主任和授政治课，极右分子不准授文学、历史课。1958年12月，在全区441名党员中，有部分党员受到处分，其中开除党籍的9人，留党察看的5人，严重警告的6人，警告处分6人，撤销职务的4人，另有采取大会批判、批斗、批评的45人，免予处分的16人，其他形式处理的30人。1961年经过复查甄别，恢复了部分党员的党籍，摘掉了部分“右派”分子帽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右派分子”全部进行了复查，并分别作了平反，恢复工作籍等善后工作。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1)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1957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蔡官区和各乡均制定了十年或五年发展规划，发动农村掀起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1958年1月，学习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精神，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乡干部要加强发展经济的思想认识。同时派员参加县委组织到金沙县参观学习金沙破除右倾保守思想、把1958年的粮食增产指标由10%上升到130%的经验和“司令员上前线”、“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红旗竞赛和评比活动”的作法。各乡认真贯彻“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精神，按照县委提出的“学金沙、赶金沙”的口号和“宁愿少活五年，战死沙场、绝不能掉下队来”的决心，在全区拉开了“大练钢铁”、“农业搞深耕”、“大放卫星田”等序幕。
于是，蔡官区先后在平地场、小〓街等地建铁厂，并抽调近千人参加县办的铁厂大炼钢铁，同时组织区、乡干部和社干部，农村积极分子，党员等深入村寨宣传总路线和“七年超英、八年赶美”的决心，在全区形成“以追求高指标，高速度”为特征的大跃进局面。在跃进初期，蔡官区修建了部分小二型水库，疏通了沟渠，修了简易公路和马车道20条约240华里。
“钢铁元师”上马和“粮食元师”升帐之后，男女老少齐上阵，“抓晴天，抢阴天，毛风细雨当好天，灯笼火把当白天，一天功夫抵两天！”“白天千军万马，晚上灯笼火把！”是当时最响亮的生产口号。
8月底，报纸上刊登毛泽东视察河南农村提出的“还是人民公社好”。于是，蔡官区于同年9月将7个乡合并为4个人民公社，公社下设营、连、排，组织行动军事化；生产搞“大兵团作战”，以营为单位办集体食堂，自留地、猪、牛、马大小牲畜、大型农具、林木果树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全部归集体所有。月底，传达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钢铁元帅”产品出不来，于是“粮食元帅”让路，动员全部劳动力伐木烧炭，上山挖铁矿石，支援炼钢作然料、原料。一时间，全区大部分林木被毁，钢铁任务还是完不成，或质量低劣，于是动员群众“捐献废钢铁”，人在食堂吃饭，家里闲置的锅瓢等铁器具都要捐交。1958年12月，成立蔡官屯人民公社(大公社)，原4个公社按原乡的辖地设为7个管理区，在公社设团，领导下辖的营、连、排作战搞深耕，蔡官团下辖7个营34个连124个排。1959年3月1～4日，蔡官屯公社召开全社四级干部会议，主要安排农业生产，要求一般田地每亩水稻达2000斤，小麦每亩达1500斤。卫星田要深挖三尺，亩施肥10万斤，水稻亩产达5000斤，小麦亩产达3000斤的指标。农业工作要实行“四光”：即田间毛稗秋草拔光，田间虫害老鼠要抓光，地里害虫要捉光，田埂地边的草要割光。卫生工作要严格除掉“四害”，如第四营(平地场)在2天的时间内抓老鼠21395只，逮麻雀12356只，消灭蚊子13．5斤，苍蝇15．6斤(时每斤为16两)。
“深耕”期间，把肥土埋下去，黄土翻上来，违反科学规律，没有一块“卫星”田成功。1958年11月，为了使大轰大干的局面持续开展，根据县委部署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对此持有怀疑态度的干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斗，同时推进了“跃进”工作，制定了各种“跃进”计划，指标分解到各区社，于是造成层层加码，浮夸风严重泛滥。
为了强调和宣传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和“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蔡官创办《跃进快报》，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开办大批公共食堂，托儿所(儿童福利院)，敬老院等。年底，蔡官公社有162个集体食堂，7个敬老院，有76个无依无靠的老人入院，13个幼儿园，入园儿童346人，156个托儿所，入托儿童2284人，兴办畜牧场4个，1个奶牛场。
由于“大炼钢铁”劳而无功。“深耕”失败，公共食堂让人放开肚皮吃了几个月，粮财耗尽，无米下锅，无休止的超负荷劳动，社员体质严重下降，失去信心，工作遇到阻力。于是，蔡官遵照上级指示，开展了人民公社整顿、反右倾、干部整风等一系列工作。
(2)公共食堂和“瓜菜代”
1958年7月，蔡官各村在生产大协作浪潮中，为解决分散生活与大跃进生产的矛盾，先后出现了村村办集体食堂。人民公社化后，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食堂成为公社一个职能部门，各公社以营为单位普遍建立食堂，称“公共食堂”或“集体食堂”。为保证食堂用粮，县委遵照地委文件指示，粮食要掌握“适当多供应一点”、“统销指标不够可先斩后奏”。秋收各公社交公余粮后，由公社统一调配部分粮食在食堂，实行“供给制”，社员可以不花钱地“放开肚皮吃”。铺张浪费严重，各公社食堂吃粮标准失控。红专公社的大洞口食堂有547人吃饭，从9月12日到12月4日共84天用粮59639斤(16两称，以下相同)，平均每天用粮710斤，大人小孩平均每天每人1．3斤，超指标8106斤。年底，在162个食堂中，粮食紧张已在大部分食堂中开始露头， 1959年初，按照上级要求废止放开肚皮吃饭的办法，但为时已晚，缺粮“车”已难刹，4月，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对集体食堂允许“大集体、小自由”。社员可以带私菜进食堂吃，也允许社员打饭回家吃。后来，口粮供应越来越紧张，各管理区食堂只得把每天的定量粮(实质是定量饭)发给群众，让群众拿回去掺和瓜、菜等作食品充饥。6月，食堂“一风吹”垮台60%。
1959年上半年，蔡官公社用大鸣大放的方式，批判部分干部群众思想上存在的种种“怀疑论调”，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成绩，消除群众与干部的紧张关系。5月，要求各管理区“书记挂师，政治挂帅”，大搞穷队赶富队、超富队运动。集中农作物于“卫星田”、“高产田”应付检查，虚报粮食产量。9月，在党内开展“反右顷”运动，批判部分干部的“右倾思想”，接着贯彻“反右倾，鼓干劲”的指示精神，各管理区、生产大队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反右倾助长了个人专断作风，干部群众不敢讲真话，虚报浮夸和形式主义又一次出现，千斤田、双千斤田越来越多。实际上，蔡官公社上等水田平均亩产为601斤(新10两制市斤)，后来市委要求各食堂按人口定量，计划到户，集体保管，凭证吃饭。实行粮、菜、主、杂掺吃，但缺粮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还提出了1斤大米做饭5～10斤，提高“出饭率”，市委还组织全市各公社、管理区到箐脚管理区奶子山大队参加召开“跃进”经验交流现场会，学习奶子山食堂和其他跃进经验，然而各食堂从未用1斤米做出5～10斤饭来(当然稀饭除外)。
由于“反右倾”导致虚报浮夸，高指标、高征购农民的大部分粮食，1960年初，食堂再次面临断炊停伙的境地，各管理区再次压缩吃粮标准，最后不得不停伙，停伙后，社员采火麻、枇杷叶、洋槐、蕨菜根、芹菜和其他树皮、枝叶、野菜掺饭充饥，社员不同程度中毒和浮肿，患病者日趋增多，死亡随时都在发生。3～4月，缺粮面进一步扩大，浮肿病人和因浮肿而死的人增多，春耕，春种工作受到影响，部分田土弃耕丢荒。秋后粮食总产为1957年的20%，面对严峻的缺粮形势，压缩干部月供应粮(从27斤压缩到23斤)。又一次精减部分人员， (蔡官区在1958年2～3月份时精减过一次，干部自己提出申请到农村去支援农业建设)。12月，号召群众上荒山野岭挖蕨根、葛根、吊杆麻根以及其他树皮、草根作粮食充饥。1961年2月，贯彻“政治进食堂”和“干部下伙房”方针，再次对食堂进行整顿，但公共食堂已时过境迁，各地形式上应付检查，干部检查一过，又散伙，下半年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各管理区公共食堂彻底解散消失。
(3)整风整社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曾让广大群众和干部兴奋过一阵，年底，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未实现，社员家庭中的生活资料进入食堂后已耗尽，一年到头，家中连个针线筒都买不起，人们的情绪越来越低，部分人认为“干不干，两顿饭。”基层干部思想动摇，对公社产生了怀疑。
1959年2月，全区开展对公社和管理区整顿工作，贯彻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纠正对人民公社的性质、体制等方面“全民”的错误认识，规定社员生活资料永远归社员所有，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家畜、家禽仍由社员保留，发动社员、干部掀起大鸣大放高潮，批判种种对人民社会的怀疑论调，肯定三面红旗，改变过去的一些强硬的错误做法。8月，贯彻中共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布置“反右倾，鼓干劲”工作，传达毛泽东主席“及时抓紧八、九两个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指示。于是个人专断作风盛行，处处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搞瞎指挥，浮夸风再一次重演。12月，按照庐山会议精神，展开了全社的整风整社工作。
整风整社工作，一开始是发动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矛头对准基层干部和部分社员。用回忆、算帐、对比的方法，集中火力进行批判、斗争。为达到彻底把有“资产阶级思想和右倾言论的人搞臭”的目的，批判斗争要斗到被斗人彻底检查，完全认错，使“人民公社制度巩固，人民群众觉悟提高”方才罢休。基层干部被花样翻新的运动牵着鼻子转，强迫命令盛行，官僚主义严重。在“放开肚皮吃饭”的岁月里，造成大浪费，粮食紧张，干部又多吃多占，成为各地存在的普遍现象。1960年下半年，为进一步整顿干部作风，巩固人民公社，又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三反”运动开始后，部分干部被拉出来批判斗争，撤销职务，对基层干部也进行大换班，原来领导“大办食堂”、“大兵团作战”、“大炼钢铁”的不少营连长、大小队长因或多或少的“三反”问题被撤换、批斗，社员戏称“积极分子犯错误，吊二郎当当干部”。
1961年2月，蔡官公社参加市委三级干部会议后，认真组织全社清理和解决“五风一化”(一平二调共产风、干部违法乱纪风、瞎指挥风、浮夸风、铺张浪费风和干部特殊化)问题，发动群众帮助整风，5月，宣传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7月，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着重讨论“三包三定”、“生产备荒”等问题。此后，粮食生产、购销和土地、生产资料等以生产队为单位，推行“三包一奖四固定”，深受社员欢迎。8月开始，按照市委安排，对1959年以来三次政治运动(反右倾、三反、整风整社)受到处分的干部进行复查，对处分偏重的进行复查甄别，撤销了部分处分。在“反右倾”、“整风整社”和“三反”运动中被处分、批判斗争的干部和群众，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或恢复名誉。
四清运动
1965年9月22日，中共安顺地委在安顺县农村开展点上四清试点工作，从地委、行署机关和各县抽调干部3824人打“歼灭战”，全县分两批进行。蔡官作为第一批参加四清运动，在区设四清运动工作分团，公社设工作队，大队设工作组。同时，省委直接派工作组到蔡官区大洞口公社进行试点，加快了蔡官四清运动的速度。大批工作组提前一个月进入农村，全面开展工作。
工作队入村后，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组织群众学习“二十三”条，让干部联系思想，实际揭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找问题、“梳辫子”，进行自我对照、自我检查。干部检查时要联系自己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走上了资本主义和和平演变的道路。召开大、小会议组织培养积极分子队伍，以“背靠背”形式，深入揭发、检举、批判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凡积极分子揭发、检举干部的罪行，只可信其有，不可疑其无，要反复追查到底，令其彻底交待。从区、社到大队90%以上的干部都作了检查，反复多次不能过关。1966年1月，为集中力量“攻坚”，县工作团从蔡官区白坟、平地场两个公社的工作队中抽队员去充实其他工作艰巨的社队。2月，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吸收积极分子参加，让各级干部“洗手洗澡”彻底交待问题，主动“下楼”；同时加强对积极分子的培训，形成“打虎队”，学习云峰公社“双斗”(斗阶级敌人，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验，各生产大队亦要学习，召开贫下中农大会，对干部的“四不清”(政治、经济、组织、思想)、阶级路线和两条道路等问题进行斗争、检查、揭发、批判。以公社为单位，各工作队把内定的“走资派”一个个地揪出，召开群众大会，由武装民兵押解，进行揭发、批判、斗争。2月23日，蔡官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区公所一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副区长和“清洗”出来的11名干部。清算一般干部在“两条道路斗争”中的表现，基层干部无人不被清洗。是时，蔡官被清洗的11人，撤职的5人，调降原职的26人。运动后期，对农村的阶级成分重新进行评审，一些无辜群众被任意提高家庭成分，挨批遭斗。部分群众工余从事编织、养殖等副业，亦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遭到批斗。4月10日，蔡官屯公社原有各级干部324人，被清洗的4人，撤职的3人，落选的2人。重新划定阶级成份：总户数1713户，地主49户，富农31户，富裕中农45户，中农395户，下中农237户，贫农937户，其他19户。7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四清”运动结束。
文化大革命
(1)“清理阶级队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公安部公布“公安六条”，明令叛徒、特务、走资派、五类分子，原国民党军警宪特中的连长保长宪兵以上的人员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将这些人的子女归为“黑五类”，另外划“红五类”与之相对立，形成最初的派性。1968年5月，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受清理的“十八种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原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反动社团骨干、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四处“深挖”各种阶级敌人，揪出了一大批人进行游街串寨批斗，对这些人进行“口诛笔伐”和查抄家产。仅平地场公社就划出地主34户，富农40户，反革命6人，坏分子11人，逮捕8人，管制3人，劳教2人。
(2)上山下乡
1968年10月，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大批的知识青年(简称知青)来到蔡官，到各公社、生产大队、小队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按劳动记分，按分计酬。1972年以后，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为正常工作开展。因前期下乡的知青离开家庭生活无保障，动员工作阻力很大，规定不下乡或下乡不足两年的不予就业、参军、升学。因此蔡官区在白坟、金银山等地办了知青点，开办知青农场、林场、改部分知青为集体生活。1976年，蔡官知青约300余人。1978年以后，下乡知青普遍回城，大多数参加工作，知青点、农场、林场由区或公社管理。
(3)农业学大寨
1964年，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全区各公社开展以治山改水，推广良种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工作，区、公社、大队和学校均开办“试验田”作示范。在“四清”运动中，结合农业生产实际，大搞兴修水利，修筑道路，田坎“加高加厚”，坡地改梯地和优良品种推广的群众运动。此间，安装了一部分堤灌站，有力地支持农业生产。1969年8月，蔡官区在白坟公社搞“农业学大寨”试点，以改土治水为中心开展各种经营，各公社积极响应，如塘官公社第一次规划设计修改塘官河岸，准备将湾河改成直河，1970年，塘官公社开始修改河岸，蔡官、白坟两个公社建起了拖拉机站搞机耕，区和各公社组织大批群众到金银山、交椅山、轿子山等处植树造林。
1975年11月19日，蔡官召开608人参加的“农业学大寨”代表动员会。第二次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此间，各公社大办腐殖酸类肥料厂，平地场在原县煤厂址处办起了腐殖酸类化肥厂(简称腐肥厂)，区提出“三年时间建成大寨区”，要求各公社：三年不行，就四年，四年不行，五年总可以吧，一定要建成大寨社”。1976年，粮食要上《纲要》。区委提出到1980年全区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于是塘官于1975年冬到1976年春第二次重修拉直加固塘官河岸。1976年1月的整风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把农业学大寨”运动转为政治运动，砍“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新生反革命”等批判大会风起云涌。到处都在铲除社员开荒地和自留地上的农作物，堵截社员赶场，没收进集市交易的物资，限制社员养猪养羊，大办集体林场、草场、养猪场，学校师生、机关干部营造“大寨田”。到1977年，建大寨区的目标没有实现。
改革经济体制，放宽农业政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蔡官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起步。
首先贯彻中央两个农业文件、尊重和保护农民的自主权。1980年，县政府批准，对各大队进行调整。平地场公社由原来的7个大队划为8个大队，小〓街公社将8个大队划为9个大队，塘官公社将12个大队划为19个大队，蔡官屯公社将12个大队划为13个大队；各生产小队的规模划小，如水塔大队从原来的5个生产小队划为8个生产小队。生产队规模划小后解决了干部难管理、社员居住分散而造成的矛盾，纠正了“一大二公”的错误，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区委和各公社党委于3月中旬组织大队干部、党员群众就《关于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贯彻中央两个农业文件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意见》以及生产队组织规模的划小，尊重和保护生产队的自主权，扩大社员“三地”(自留地、饲料地、开荒地)，鼓励农民群众发展工副业，解决群众建房用地、订购任务等要一次定下后不再加码的规定的学习。
其次是推行包产到户和包于到户。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困难之后，包产到户在各生产队中此起彼伏，时明时暗，连续不断地表现出它的优越性来，只是当时如被发现，将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进行批判，并强行扭转，因此不敢公开。1980年6月，区委根据上级要求，于30日召开区委常委会议，研究农业生产包产问题。7月28～31日，小〓街公社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先搞包产到组，生产队规模划小，土包产，田统一；耕牛可分户使用，养用合一，折价保本，增值分成；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集体所有;山林树木先不准分到户，煤厂实行社队联办，不准私人开采小煤窑”等问题。之后，中央和省、地、县对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下达，各地农民大胆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
1981年1月16日、2月21日，区委分别召开两次常委会，专题研究讨论和部署如何善始善终搞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工作，进一步推动全区各公社，大队生产责任制的步伐。8月3日，区委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和讨论全区林业“三订”工作。此后在全区全面推开，并作为全县林业“三订”工作的榜样推广，受到表彰。
1982年，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定15年。1996年到期后，中央规定继续延长和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此基础上一定50年不变，再次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
放宽农业政策，改变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以实行包干到户的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得到稳定巩固和发展。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广科学种田
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蔡官区(镇)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种田技术，指导农民学科学、用科学，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1979年，蔡官区在金银山建人工防雹点，使境内雹灾损失降到最低点；从1982～2002年，在加强对所有水库、河流、沟渠的维修管理，安装堤灌站等水利设施方面共投入资金50万元。另外是加大对基本农田的保护，划定保护区，杜绝非农业用地的侵占和使用，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提高土地利用率，鼓励农民劈石造田。毛交坡村从1987年到1997年10年时间内劈石造田430余亩，人均增加耕地2亩，人均收入翻两番。
1987年，蔡官区农推站在王家庄村试种水稻良种南优3号、台中31号，亩产861市斤，试种威优64杂交水稻，亩产900市斤，均获成功，后在全区推广。同时指导农民采取两段育秧、分厢、宽窄行栽插等科学技术，从而提高种子利用率和亩产量。1994年在全镇实行4——8——5拉绳打点定距插秧。此后陆续引进杂交水稻威优77、汕优77、金优77、新香优80等高产优质良种，进一步提高了水稻产量。20世纪80年代中期，蔡官区引进高产玉米良种在全区种植，随后陆续引进安单136、交三单交等多个优良品种推广，种植方式一改过去的种“大窝包谷”为营养块(球)育苗，实行单株移植、单株定向合理移植等技术。
宣传计划生育，提高人口素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蔡官区(镇)坚持以“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为目标，在全区范围内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鼓励晚婚晚育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最好，提倡优生优育，破除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树立生男生女一个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的新思想、新观念。蔡官区于1980年成立了计划生育协会，会员960余人组成，一方面带头执行计划生育，另一方面积极向周围群众宣传计划生育的知识和政策，全区人口数量增长得到有效控制。
1986年2月，蔡官区首次对怀孕妇女进行健康检查，降低了妇女和新生儿的死亡率，保证了新生儿的健康。此后，“妇检”(妇女健康检查)工作逐步正常开展，检查范围扩大到45周岁以下的已婚妇女。
1995年，蔡官镇推行计划生育“三结合”(“三结合”即计划生育与发展农村经济相结合，与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帮扶工作。2002年，落实计划生育“村为主”(“村为主”即由镇党委、政府领导，计生部门指导，以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干部为主，主动承担并常年不间断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计划生育工作在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村民自治管理目标。
民政事务
蔡官镇在抓好村民委员会自治和退伍军人的接收、协调安置、慰问军人家属以及扶贫济困等日常民政工作的基础上，认真抓好少数民族、宗教等事务管理。
蔡官镇始终坚持贯彻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时刻关心着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状况，鼓励少数民族努力发展经济和文化。1982年，支持樟树寨村回族阿訇张荣在该村开办回文学校，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编的《古兰经》为教材，主学阿拉伯文；同年，支持梅家庄村苗族妇女杨金秀参加中国古代技术展览团到加拿大表演蜡画艺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蔡官民政、民族事务工作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积极开展民政福利事业。1994年成立敬老院，使全镇孤残老人实现“老有所养”的愿望，随时组织社会各界为贫困儿童、贫困学生入学捐款捐物。如1995年为对门坡村娄启霞入学捐款计3000余元，1996年为小坝头村防病捐款物计4000余元，1999年为崩角村温礼华治病捐款物计3000余元。同时抓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调整、调查等事务。
文化卫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蔡官镇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工作得到长足发展。
教育工作：改善学校教育环境。从1985～2002年，全镇共投入学校基础设施(维修或新建教室、操场、围墙、课桌椅、建教师宿舍等)教育经费286．5万元。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选送优秀民办教师脱产培训学习，清退少数不称职教师，实行校长负责制，推行教育改革，实行优化组合，未位淘汰制。严格执行各项教育制度，积极寻求各种办学方式，保证辖区内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就近入学，杜绝辍学现象的发生。
1988年建蔡官初级中学，20世纪90年代后，为增强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提高综合素质，初级中学开设农业知识教育课程，镇政府选派农技人员授课，同时开办各种学习班，举办“绿色证书”培训班和农民学校。2002年与安吉厂联合开办高级中学。
为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1991年开通有线电视，2002年开通加密闭路电视，其覆盖全镇8个行政村。
卫生工作：1998年蔡官镇进行改水、改厕工作。加强日常疫情防治，控制病源传染。蔡官镇从抓医疗环境和提高医疗技术着手，1998年投资28万余元新建集办公、门诊、病房为一体的卫生院综合楼，7月投入使用，并引进配套医疗设备。
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快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步伐
2001年，蔡官镇组织全镇广大党员认真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在学习中，要求广大党员写出学习心得、体会，并认真对照检查自己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行动，对不足之处提出整改意见和方法，在支部会议上和民主生活会上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汲取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把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带领广大党员、群众努力发展经济，加快“两个文明”建设步伐。
为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到实处，蔡官镇组织全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投工投劳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维修境内蔡官——乐平、蔡官——平地场、平地场——鼠场、蔡官——小〓街、蔡官——青山、蔡官——张官、七眼桥——跳蹬场过境段、普定——平坝过境段等主干公路，修通谷灯坝——水塔、大坡硐——驿马寨等多条村级公路；抓好人畜饮水工程，在巩固和加强原有水厂的管理维修的基础上，积极支持各村根据自身地理和自然环境改善人畜饮水；完成农村用电并网改造，该工程自1999年启动以来，已完成48个村的电网改造，保证了农村正常用电，降低了电耗电损和电价，为农民节约了开支；积极支持和协助电讯部门开通程控电话，建立通讯转播发射塔，至2002年底，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两家通讯公司在境内已各建了一座发射塔。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会议精神，于2001年全面启动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当年农民人均减少负担45元。
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推进全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便群众办事和便于开展工作，1992年在境内设立片区工作组，1993年7月将片区工作组改为片区党总支部，1996年3月改设为办事处党总支部，到2002年11月止，撤除四个办事处，将51个行政村党支部撤并为12个村公所党支部，合并后的村公所党支部书记由国家工作人员担任，支委成员由原村支部书记等组成，实行集体办公、统一由镇财政按月发薪。这些机构的设置，为全镇经济及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兴办乡镇企业
1985年12月，全国农村会议强调“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指示，结合县确定“兴办乡镇企业，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精神，蔡官区组建了乡(镇)企业发展办公室，各乡(镇)设企业管理站，负责指导本乡(镇)企业发展。区及各乡(镇)根据县委、县政府发出的《关于鼓励行政、事业单位各类人员到集体企业单位、乡镇企业工作的暂行规定》、《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关于深化1988年农村改革的意见》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做好服务，包括财政贷款、税收减免等方面的优惠。全区各乡镇村以及农民分别根据自身条件(资金、技术、资源)，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独办、联办、领办等方法，先后兴办了煤厂、砖厂、复合肥厂、农产品加工厂等一批集体与个体企业，各种日杂百货用品商店、门市等遍布每个村寨，消失多年的农村集贸市场重新兴旺发达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流通，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经济迅速发展，有了个人购买汽车、合法个体诊所的开办，农产品加工以及其他服务行业如饮食、服装、理发、自行车、汽车修理、酿酒、磨面等的兴起和发展。
1997年以前，蔡官镇有大小煤矿89个，为蔡官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97年，根据国务院有关矿山管理、关井压产的规定，在完善设备、加强管理、提高技术、节约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基础上下大力整顿改造了一部分小煤窑，2002年12月，蔡官镇有上档次，上规模，年产3万吨以上的煤矿21个。
合理利用农村富余劳动力，使其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来，从事第二、三产业，今蔡官镇七个农(集)贸市场上，摆摊设点、经营各种商品的妇女占60%以上。同时组织了向外输送劳务，每年有大批的青壮年外出打工，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电视机、卡拉OK等家用电器也在农家普及，电话、传呼机、移动电话等通讯工具也进入百姓家中。
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生产要素组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从1992年开始，蔡官镇始终把发展经济建设作为全镇的主要工作，全力以赴抓经济建设，从推广农作物的良种良法和科学种田着手，保证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并适时调整种植结构，引进经济作物竹荪、蘑菇、山药、韭黄、楠竹、核桃、花椒、板粟等。还发展了远近闻名的崩角山药，马鞍山李子，樟树寨金银山云雾毛峰茶等优质农特产品。林业工作也得到较快发展，2001年，启动第一期退耕还林还草工程2500亩， 2002年12月启动第二期退耕还林还草工程3000亩。在养殖业发展方面，蔡官区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引进“长白猪”、“苏联猪”等优良品种进行家庭饲养。2000年，引进三元杂交猪种“杜洛克”和牛品种改良(冻配)技术，2001年引进杂交种公牛“安格斯”一头。
档案管理
(1)档案状况
民国及民国以前，蔡官档案无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档案工作得到重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管理上的不足，被遗失或毁坏的现象依然存在，虽经多次移交上级档案部门，但至今存放在西秀区档案馆的档案仍然为数较少。
1992～2001年档案已收集整理装订成册。
(2)档案管理
1999年5月，档案工作纳入目标管理；档案工作得到高度重视，经请示上级档案部门同意后，决定将1992年1月以后的所有档案清理、鉴定、装订成册上柜保管。成立了档案工作领导小组和档案鉴定领导小组，明确1名工作人员具体专抓档案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制定了档案管理、借阅、收集归档、鉴订等工作制度，于1999年11月30日向原安顺市(今西秀区)档案局提出验收申请，12月2日验收，原市档案局于12月30日以“安市档复字(1999)20号”批复，蔡官镇档案管理达县级三级标准。
编纂地方志
蔡官无志存史。2002年8月，蔡官镇第一次启动地方志编纂工作，于14日召开编纂动员大会，并成立编纂工作领导小组和编篡组，16日召开编纂工作组会议，讨论决定《蔡官镇志》的编纂事宜;21日邀请西秀区史志办领导来镇指导培训编纂组成员，26日编纂组成员分赴各村寨采集资料，历时一个多月，走访3000余人次，记录有关资料50000余字。
在西秀区档案局、安顺市图书馆、市档案局等单位查阅有关资料3000余卷，参阅《咸同军事史、》、《平黔纪略》、《贵州省志·司法行政志》、《贵州通志》、《安顺府志》、《续修安顺府志》(采访稿)、《安顺市志》、《安顺县组织史》、《政协志》、《安顺市民族志》、《安顺市民政志》、《镇宁县志》、《安平县志》、《普定县志》、《安顺文史资料》、《安顺市法院志》(稿)、《安顺市司法行政志》(初稿)、《安顺市公安志》(初稿)等文史资料。
2002年12月底完成初稿。
本次修志起止时间：上限不限，下限为2002年12月31日。
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始于元朝(土司即当地人为官)。明朝初年，贵州仍实行土司制。洪武五年(1372)，原普定路女总管适尔归附明朝，朝廷置普定府，任适尔为知府。次年，朝廷派驻流官二员，不久又停止。明朝为稳定大局，推行中央集权，对土司进行笼络，渐次施以教化，令土司子弟入学就教，不入学者朝廷不予保袭。明洪武十四年(1381)，朝廷派颖川侯傅友德、沐英率军征讨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梁王，并攻克叛附梁王的普定府继任土知府安锁后，于洪武十五年(1382)建普定卫城，加强了军事统管。旨在插入土司地区，逐步推行“改土归流”。时普定知府改由者额继任。洪武十七年(1384)，命令者额遣其子吉隆及下属土司之子16人入太学。明正统三年(1438)。升安顺州为贵州布政司直隶州，并设流官治理。成化中年(1465～1487之间)，安顺州治迁到卫城，州、卫同城，土流并治。明朝万历三十年(1602)，安顺州升为安顺军民府后，则由流官治理。时下设的千户所、百户所、各寨仍由土人(当地人)任土守备、土千总、土外委和寨长官。
明万历年间，朝廷将土知州张承祖降为州同知。此后，张氏势力日渐衰落。明、清更迭后，清朝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对土司实行压制，逐步减少土司官员名额。乾隆年间进一步规定土司子弟不得任用为流官，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对土司统治给予种种限制和多方掣肘，不断加强流官的节制能力。改土归流受到土司官员普遍抵制，其间屡屡发生土司豪强率众反叛事件，清王朝则不惜以重兵讨伐，经过多年用兵，土司势力萎缩，流官制度得以巩固。雍正四年(1726)，新任云贵总督鄂尔泰提出“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赋税，以靖地方”，进一步打击土司，将大土司占领的地方改设府、州、县，驻以军队和流官，将弱小土司的地属并入邻近州县。随着土司的消失，行政区划也有所改变。牛角寨、鼠场、谷尺、坝道、谷坝纳(今谷灯坝)，樟树寨一带归镇宁县管辖，隶属于安顺府。嘉庆十四年(1809)，裁安顺府属土千总、土把总、土外委6员，道光元年(1821)裁安顺府属土守备、土千总、土把总、土外委5员，此后陆续裁去当地的土官土目，至道光二十年(1840)，安顺府属的土司、土官、土目全部革除。
屯田制和封建地主所有制
1．军屯和民屯
明朝进军贵州后，建省划区，设官定制，留驻军队，推行屯田。明代驻军，推行“三分戌守，七分屯种，有事则战，无事屯田，以兵养兵”的政策。军队所驻扎的地方，设置卫、所、屯、堡，垦殖荒地，屯兵耕作。今蔡官有董官屯、塘官屯、马官屯、王家屯、张官屯等5个屯军之地。屯军逐步形成专事耕作的军户后，按职授田，但官长有土而不耕作，士兵长期耕作而成为农民。清朝初年，继续推行屯田制度，划荒地、余田和没收反抗者的土地给屯军耕作，规定纳粮任务。时5个屯军之地有屯田千余亩，按军户给田，每户上等田6亩，中等田8亩，下等田10亩，每年纳粮完赋。按亩计征，上等田纳粮1斗，中等田纳粮8升，下等田纳粮6升。
自明洪武年间开始，除调集大量军人平定南方(俗称调北征南)而外，又从内地将破产的流民和平民，大批地强迫移往贵州等地(俗称调北填南)。迁入之平民，亦划区定点授土垦殖，世代耕作，纳粮完赋。称之为民屯。民屯田与其他私田称“科田”，可以买卖。
2．土地私有化
清朝前期及以前的屯田，是朝廷授予军户和民户。康熙年间撤卫置县以后，军屯制度逐渐解体。朝廷将屯田改为私田，准许屯户买卖。官、绅、商借此大量收购土地，成为地主，大多数丧失土地的屯户逐渐沦为佃户。康熙二十六年(1687)，朝廷通令编审户口，府、县没收“绝户”田产，收缴荒地，占民田以设“官庄”，令农民耕种，官收七成以上。今蔡官有贝家庄，段家庄、王家庄、梅家庄、潘家庄、樊家庄、侯家庄、张家庄等“官庄”。此期间，为扩大耕地，清朝廷下诏招民垦荒，所开垦的土地，发给印照，永为己业，乾隆年间，规定山头、地角、土丘及土浅力薄之地，由农民耕种，永免升科，新垦水田，六年后始完课赋，于是耕地渐渐增多，耕作方法亦不断改进，促进了人口和商贸兴盛。这一期间，出现了以姓氏命名的山头和地块。如赵家坡、郭家冲、张家大地、胡家大田等，有些地名仍沿用至今。同时在农村兴起了部分集贸市场如鼠场(今鼠场村)、鸡场(今鸡场大寨村)、牛场(今小〓街村小牛场自然村)、长山狗场(今长山村上院对面)。
为适应土地私有化的发展，清廷明令改革税赋制度，每年向佃户征收秋粮和地丁两项，秋粮征收“正米”和“耗米”，地丁以银计，有“条编银”(将力役计入田亩征收)、“马馆银”(地方驿站徭役费)之分。时，今蔡官有驿马站(今称驿马寨)，养马场(今梅家庄附近)一处。手工业、家庭作坊等逐渐呈繁荣昌盛之势。民间纺织得到较快发展，有“民间纺织，甲于黔省”之称的“顺布”名操一时。嘉庆、道光年间，安顺发展为黔省棉纺织中心和贸易中心，蔡官境内的家庭纺织发展较快，在今鼠场，村前有一条水沟称“刷布沟”；仲家坝与毛交坡辖地上办有铁厂等。
禁烟初举
贵州种植鸦片，始于19世纪20年代。安顺始种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始为富裕人家种植以供观赏，后有食其幼苗者，数年后受外地影响，渐有吸食和栽种者，至咸丰六年(1856)，鸦片种植已是弥山漫谷，几乎无地不种，无人不吸，本地农民除自吸外，还将剩余的大烟送往安顺府城进行交易。自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官吏转而以抵制洋烟入口和防止白银外流为借口，鼓励种植鸦片，实行“寓禁于征”政策，增加厘金，将战争赔款转嫁于农民，农民亦“赖种罂粟易银以补丁粮之不足”。然而普遍吸食、种植和经营鸦片，民间种烟相习成风，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粮价日高，烟民悉为病夫，日益贫困，朝廷令设卡收厘金，官府、地方头目、绅士趁机包揽，除厘金外，增收“厘谷”，有规定“十取其一”，而地方官绅则常“十抽其五”。咸丰十一年(1861) ，驻安顺提督田兴恕亲督抽收，令每石谷折收净银一两七钱，安租者抽一石，耕种者亦抽收一石，名曰“余谷”。民众恕怨日炽，但不敢言，乡民一旦言不满或拖廷，即遭治罪。此后，农民日贫，破产日多，新兴的地主、官绅趁机巧取豪夺，兼并土地，巧设“投庄”，将不能自保的农民沦为自己的佃户。豪门大富户为保护自身利益，建立私人武装。农民破产日见增多，社会动荡不安，从咸丰四年(1855)起，本地破产农民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聚集抗捐抗粮，劫官掠商，围攻官府，把种植鸦片的积弊暴露无遗，此时，清政府不得已又下令禁种鸦片，但由于地方势力和官绅的层层勾结作弊，农民种烟又相沿成习，虽有禁烟之举，却久禁不能绝。
［国民党的官僚政治］
推行“新县制”
民国24年(1935)，吴忠信任贵州省主席后推行新县制，安顺为一等甲级县，县以下仍设乡(镇)，镇以下设保甲，镇长、保甲长由政府指派;26年(1937)，吴鼎昌任省主席后强调对保、甲长实施训练，27年(1938)，重新划设乡镇，整编保甲后，五权镇改称五权乡，此后，五权乡乡长、保长、甲长分批选送参加省、县的干部训练班受训，乡也自办保、甲长训练班，训练内容有：政治训练、精神训练，军事训练等。国民党政府基层政权干部，虽经各种形式的训练，然积习难改，营私舞弊、敲诈勒索，仗势行凶、卖放兵役、摊派兵款、扣押壮丁、贿买保长等事屡屡发生，乡民忍无可忍，积怨益深。
对人民的反抗实行“剿抚兼进”政策
民国25年(1936)，杨森军驻安顺，辟东校场为运动场，鼓励民众开展体育运动，开办国民中心小学，免费招收少数民族子女及贫困民众入学。27年(1938)贵州省府通令禁烟，但各级官僚事先大量收购囤积，大发横财，相反，烟价特贵，烟民叫苦不迭。30年(1941)用选举办法成立县参议会，以示“民主”精神。然议员均为本地党政官员以及地主、绅商，与一般民众无缘。五权乡有邹俊等绅士为议员。34年(1945)，杨森任省主席时推行“新生活运动”，强行“民族同化”政策，在安顺搞“移风易俗”，激化民族矛盾。抗战以后，党政合一，愈趋独裁，抓丁抓壮、派兵派款，苛捐杂税，民怨沸腾。于是有撒明先(又名撒二明，今蔡官镇樟树寨村人)等人聚众反抗，官方多次出动军警殚压，加以“匪名”，进行剿灭，然而民众的反抗斗争，终不止息。
反共应变
民国35年(1946)后，南京政府加强西南军政部署。对贵州实行“黔人治黔”之策。实施“反共应变”计划，37年(1948)，谷正伦任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韩文焕为省保安副司令时，任用许多可靠旧部及黄埔生为各级党、政、军、警、学的要职，以乡党巩固政治，实施“戡乱救国应变计划”，作出“退出城市、坚守农村、组织游击，等待时机”的计划准备，任命五权乡乡长董登厚(又名董波文，今蔡官镇兑沙地人)为“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第四总队支队长，负责组织境内国民党特务、土匪等以备暴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军事管制和民主建政
1949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西进大队八大队一中队接管安顺，同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顺军事管制委员会。22日，安顺县人民政府成立。23日，即派佘书辰为千峰区分委书记，秦玉朴为区长，陈勇为副区长，(永靖区分委书记李经正，副书记李清泉，区长高福顺)，五权乡乡长孙开昌进行接管，实行军事管制。经过接管，除留用部分旧职人员外，接管了文书档案，田赋清册，在军事管制期间。用召开会议的形势宣传《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的有关政策，宣传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禁用银元，贯彻禁种鸦片政策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建立区、乡剿匪联防小组。推选出席安顺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代表，五权乡有今王家庄村的杨进先(苗族)，蔡官村的杜益清，交椅的王少益、陈德昌等人参加。
1950年7月，正式建立蔡官区(第五区)委和区人民政府。1952年3月，全区开展民主建政工作，将五权乡划为8个小乡，千峰乡划为3个小乡，全区共建11个乡人民政府，1952年9月，协商选举谢和德、刘少荣、郭德华、孙建臣等11人出席安顺县第六届各族各界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土地改革
(1)减租退押
1950年9月，贯彻贵州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贵州省减租实施细则草案》和《贵州省退押实施办法草案》等文件，县派出工作组，区、乡抽调人员组成工作队入村开展工作。工作队入村后，筹建农民协会，发动群众，挨户调查，自报公议等工作，全区首先在木头寨抓试点，成功后在全区普遍实行“三·五、六·五”(俗称“二五”)减租办法，即佃农租种地主一石租田，减除六斗五升，交给地主地租三斗五升。“二五减租”较之过去的“对半分”、“倒四六”(地主占六成)，农民少受一些剥削。减租后全区农民得利较多，人均约获1．9万元(旧币)。
1950年以前，五权乡农民向地主租田耕种实行保金(押金)制，地主以农民可能不交或交不齐租为由，事先向农民索取一定的保证押金。由于农民向同一地主多系连续租种，年复一年，押金一直放在地主手中，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的虽中途退租，部分地主凭借权势，拒退押金。1950年贵州省人民政府颁文规定：地主无论何时以何种形式向农民索取的押金，应一律退还农民。因此，区、乡工作队通过成立的各村农民协会召开退押大会，通知地主和佃户参加，凭押金收据一一清退。是年全区退押每户平均4647元(旧币)。在减租退押的同时，开展废债、清退帮工粮和没收地主浮财等工作。根据中央《新解放区农村债务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废除劳动人民所欠地主的一切债务，经过说理斗争，算剥削账，清退帮工帮粮，没收地主浮财，由农民协会评发给困难的贫雇农，进而步入土地改革。
(2)土地改革
1951年6月，蔡官区选拔区、乡干部、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干部，农民积极分子参加安顺县组织“土改”集训，学习中央《土地改革法》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以及省、地、县的有关文件，回村后作为实施土改的骨干力量。7月，全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过程的重要环节有三点：一是发动群众，宣传政策；二是调查情况，划分阶级成分；三是按照政策，结合人口，分配土地。划分成份后即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及其多余的粮食和房屋，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分配土地时以乡为调剂单位，村为分配单位。中农利益受到保护，不受侵犯；地主家庭，按人口分给与农民相等的土地，令其自食其力。境内土改运动于1951年9月23日基本结束，其间完成了查田评产等工作。土改后全区人均占有土地情况是：地主1．5亩，富农1．4亩，中农1．7亩，贫农2亩，雇农1．7亩，其他0．2亩。
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新成立的第五区积极响应城区的万人签名活动，1951年4月，根据中央和省关于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第五区在县“抗美援朝分会”的指导下，组织开展宣传、和平签名、订立爱国公约等活动。9月，派代表参加安顺县第一次抗美援朝代表大会。抗美援朝运动推动了订立爱国公约、增产节约、防疫卫生、参军支前等各项工作。今蔡官镇有入朝参战人员72人。
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中央提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根据总路线精神，第五区采取“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方针，进行农业、手工业和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称三大改造)工作。其中主要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工作。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村互助合作会议，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第五区根据上级指示试办了一批互助组，为土改后农民生产劳动指明了方向。1952年，有计划地发展互助组，建立常年互助组和季节性互助组。1953年1月，县委召开干部整风大会后，在全区传达和学习中央、省、地、县对农村生产和互助合作重要意义的指示精神，统一干部、农村积极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推进互助合作工作，同时举办了互助合作训练班，贯彻以发展生产为中心，整顿、巩固、提高互助组和“积极发展、稳步提高”的方针，采取多形式、多办法开展工作。1954年2月6～9日，召开了对1953年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的表彰大会，到会代表152人，从而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进程。1954年4月，全区有互助组674个，入组户数4638户，占农户8106户的57．2%。1954年8月，建立第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15个，通过宣传教育，将农具入社，建立组织，制定生产计划和措施等，进一步完善了土改工作。深入传达和学习中央《关于大量发展，猛烈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举办各种建社培训班，9月，建社工作大规模开展。
1955年，根据县委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开展建社运动，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中的右倾思想和“小脚女人”作法，把建立、发展初级社的工作列为重点工作。
1956年，蔡官区组织大量人员作为宣传队员，广泛入村宣传党中央、毛主席的决议和报告，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掀起了全区农业合作化高潮，举办农村积极分子骨干培训班，试办高级社，到1957年10月，全区已办起5个高级社(蔡官镇有交椅、蔡官屯、马官屯3个高级社)，113个初级社。1957年1月13日，召开转社(从初级社转入高级社)骨干培训会，进一步加大了建立高级社的工作力度。1957年7月，建立高级社88个，初级社2个，入社户数8532户(其中入高级社的8477户，初级社55户)，占总户数8760户的97．4%。
经过1956年冬和1957年春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基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关系，由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入社后，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出现了入股耕牛死亡、跌膘、社员不关心集体财产，造成了经济损失。区委要求各乡认真采取措施解决好。此外，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由于工作做得不细。民族政策贯彻执行不够好，一些具体问题未得到及时处理，部分群众产生抵触情绪。
同年5月16日，蔡官屯乡马官屯社有332名社员到乡、区集体上访罢工，主要反映该社帐目不清，干部作风不民主，不勤俭办社等问题，后经区、乡两级积极解决，于5月20日平息。1957年5月21日，蔡官区召开了全区、乡行政干部会议，会议主要贯彻财经会议精神和贯彻公安工作意见以及其他有关会议精神。
反右斗争
1957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蔡官区根据安顺县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精神，各乡党员分批进行培训。此时，报纸上刊载各界党外人士提出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意见，各大报纸原文发表，称“鸣放”。6月9日，又发表工农兵学商各界声讨、反击右派的报道。蔡官区的整风运动，重点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指示。9月2日，中共安顺县委召开机关干部整风反右运动大会后，正式开展机关反右斗争，蔡官区成立反右整风领导小组，召开各种形式的大小会议、骨干会议和积极分子会议，层层进行动员，鼓励大胆、坚决、彻底地开展“鸣放”工作，运用大小字报、漫画等形式对右派进行揭发、检举、批判和斗争，对各级(区、乡)干部进行排队管理，划清左、中、右各派，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和划分极右分子的四条标准，对干部进行排队划分。对划分出来的右派分子不准参加国庆观礼，教师中的右派分子不准担任班主任和授政治课，极右分子不准授文学、历史课。1958年12月，在全区441名党员中，有部分党员受到处分，其中开除党籍的9人，留党察看的5人，严重警告的6人，警告处分6人，撤销职务的4人，另有采取大会批判、批斗、批评的45人，免予处分的16人，其他形式处理的30人。1961年经过复查甄别，恢复了部分党员的党籍，摘掉了部分“右派”分子帽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右派分子”全部进行了复查，并分别作了平反，恢复工作籍等善后工作。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1)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
1957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蔡官区和各乡均制定了十年或五年发展规划，发动农村掀起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1958年1月，学习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精神，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乡干部要加强发展经济的思想认识。同时派员参加县委组织到金沙县参观学习金沙破除右倾保守思想、把1958年的粮食增产指标由10%上升到130%的经验和“司令员上前线”、“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红旗竞赛和评比活动”的作法。各乡认真贯彻“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精神，按照县委提出的“学金沙、赶金沙”的口号和“宁愿少活五年，战死沙场、绝不能掉下队来”的决心，在全区拉开了“大练钢铁”、“农业搞深耕”、“大放卫星田”等序幕。
于是，蔡官区先后在平地场、小〓街等地建铁厂，并抽调近千人参加县办的铁厂大炼钢铁，同时组织区、乡干部和社干部，农村积极分子，党员等深入村寨宣传总路线和“七年超英、八年赶美”的决心，在全区形成“以追求高指标，高速度”为特征的大跃进局面。在跃进初期，蔡官区修建了部分小二型水库，疏通了沟渠，修了简易公路和马车道20条约240华里。
“钢铁元师”上马和“粮食元师”升帐之后，男女老少齐上阵，“抓晴天，抢阴天，毛风细雨当好天，灯笼火把当白天，一天功夫抵两天！”“白天千军万马，晚上灯笼火把！”是当时最响亮的生产口号。
8月底，报纸上刊登毛泽东视察河南农村提出的“还是人民公社好”。于是，蔡官区于同年9月将7个乡合并为4个人民公社，公社下设营、连、排，组织行动军事化；生产搞“大兵团作战”，以营为单位办集体食堂，自留地、猪、牛、马大小牲畜、大型农具、林木果树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全部归集体所有。月底，传达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钢铁元帅”产品出不来，于是“粮食元帅”让路，动员全部劳动力伐木烧炭，上山挖铁矿石，支援炼钢作然料、原料。一时间，全区大部分林木被毁，钢铁任务还是完不成，或质量低劣，于是动员群众“捐献废钢铁”，人在食堂吃饭，家里闲置的锅瓢等铁器具都要捐交。1958年12月，成立蔡官屯人民公社(大公社)，原4个公社按原乡的辖地设为7个管理区，在公社设团，领导下辖的营、连、排作战搞深耕，蔡官团下辖7个营34个连124个排。1959年3月1～4日，蔡官屯公社召开全社四级干部会议，主要安排农业生产，要求一般田地每亩水稻达2000斤，小麦每亩达1500斤。卫星田要深挖三尺，亩施肥10万斤，水稻亩产达5000斤，小麦亩产达3000斤的指标。农业工作要实行“四光”：即田间毛稗秋草拔光，田间虫害老鼠要抓光，地里害虫要捉光，田埂地边的草要割光。卫生工作要严格除掉“四害”，如第四营(平地场)在2天的时间内抓老鼠21395只，逮麻雀12356只，消灭蚊子13．5斤，苍蝇15．6斤(时每斤为16两)。
“深耕”期间，把肥土埋下去，黄土翻上来，违反科学规律，没有一块“卫星”田成功。1958年11月，为了使大轰大干的局面持续开展，根据县委部署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对此持有怀疑态度的干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斗，同时推进了“跃进”工作，制定了各种“跃进”计划，指标分解到各区社，于是造成层层加码，浮夸风严重泛滥。
为了强调和宣传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和“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蔡官创办《跃进快报》，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开办大批公共食堂，托儿所(儿童福利院)，敬老院等。年底，蔡官公社有162个集体食堂，7个敬老院，有76个无依无靠的老人入院，13个幼儿园，入园儿童346人，156个托儿所，入托儿童2284人，兴办畜牧场4个，1个奶牛场。
由于“大炼钢铁”劳而无功。“深耕”失败，公共食堂让人放开肚皮吃了几个月，粮财耗尽，无米下锅，无休止的超负荷劳动，社员体质严重下降，失去信心，工作遇到阻力。于是，蔡官遵照上级指示，开展了人民公社整顿、反右倾、干部整风等一系列工作。
(2)公共食堂和“瓜菜代”
1958年7月，蔡官各村在生产大协作浪潮中，为解决分散生活与大跃进生产的矛盾，先后出现了村村办集体食堂。人民公社化后，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食堂成为公社一个职能部门，各公社以营为单位普遍建立食堂，称“公共食堂”或“集体食堂”。为保证食堂用粮，县委遵照地委文件指示，粮食要掌握“适当多供应一点”、“统销指标不够可先斩后奏”。秋收各公社交公余粮后，由公社统一调配部分粮食在食堂，实行“供给制”，社员可以不花钱地“放开肚皮吃”。铺张浪费严重，各公社食堂吃粮标准失控。红专公社的大洞口食堂有547人吃饭，从9月12日到12月4日共84天用粮59639斤(16两称，以下相同)，平均每天用粮710斤，大人小孩平均每天每人1．3斤，超指标8106斤。年底，在162个食堂中，粮食紧张已在大部分食堂中开始露头， 1959年初，按照上级要求废止放开肚皮吃饭的办法，但为时已晚，缺粮“车”已难刹，4月，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对集体食堂允许“大集体、小自由”。社员可以带私菜进食堂吃，也允许社员打饭回家吃。后来，口粮供应越来越紧张，各管理区食堂只得把每天的定量粮(实质是定量饭)发给群众，让群众拿回去掺和瓜、菜等作食品充饥。6月，食堂“一风吹”垮台60%。
1959年上半年，蔡官公社用大鸣大放的方式，批判部分干部群众思想上存在的种种“怀疑论调”，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成绩，消除群众与干部的紧张关系。5月，要求各管理区“书记挂师，政治挂帅”，大搞穷队赶富队、超富队运动。集中农作物于“卫星田”、“高产田”应付检查，虚报粮食产量。9月，在党内开展“反右顷”运动，批判部分干部的“右倾思想”，接着贯彻“反右倾，鼓干劲”的指示精神，各管理区、生产大队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反右倾助长了个人专断作风，干部群众不敢讲真话，虚报浮夸和形式主义又一次出现，千斤田、双千斤田越来越多。实际上，蔡官公社上等水田平均亩产为601斤(新10两制市斤)，后来市委要求各食堂按人口定量，计划到户，集体保管，凭证吃饭。实行粮、菜、主、杂掺吃，但缺粮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还提出了1斤大米做饭5～10斤，提高“出饭率”，市委还组织全市各公社、管理区到箐脚管理区奶子山大队参加召开“跃进”经验交流现场会，学习奶子山食堂和其他跃进经验，然而各食堂从未用1斤米做出5～10斤饭来(当然稀饭除外)。
由于“反右倾”导致虚报浮夸，高指标、高征购农民的大部分粮食，1960年初，食堂再次面临断炊停伙的境地，各管理区再次压缩吃粮标准，最后不得不停伙，停伙后，社员采火麻、枇杷叶、洋槐、蕨菜根、芹菜和其他树皮、枝叶、野菜掺饭充饥，社员不同程度中毒和浮肿，患病者日趋增多，死亡随时都在发生。3～4月，缺粮面进一步扩大，浮肿病人和因浮肿而死的人增多，春耕，春种工作受到影响，部分田土弃耕丢荒。秋后粮食总产为1957年的20%，面对严峻的缺粮形势，压缩干部月供应粮(从27斤压缩到23斤)。又一次精减部分人员， (蔡官区在1958年2～3月份时精减过一次，干部自己提出申请到农村去支援农业建设)。12月，号召群众上荒山野岭挖蕨根、葛根、吊杆麻根以及其他树皮、草根作粮食充饥。1961年2月，贯彻“政治进食堂”和“干部下伙房”方针，再次对食堂进行整顿，但公共食堂已时过境迁，各地形式上应付检查，干部检查一过，又散伙，下半年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各管理区公共食堂彻底解散消失。
(3)整风整社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曾让广大群众和干部兴奋过一阵，年底，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未实现，社员家庭中的生活资料进入食堂后已耗尽，一年到头，家中连个针线筒都买不起，人们的情绪越来越低，部分人认为“干不干，两顿饭。”基层干部思想动摇，对公社产生了怀疑。
1959年2月，全区开展对公社和管理区整顿工作，贯彻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纠正对人民公社的性质、体制等方面“全民”的错误认识，规定社员生活资料永远归社员所有，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家畜、家禽仍由社员保留，发动社员、干部掀起大鸣大放高潮，批判种种对人民社会的怀疑论调，肯定三面红旗，改变过去的一些强硬的错误做法。8月，贯彻中共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布置“反右倾，鼓干劲”工作，传达毛泽东主席“及时抓紧八、九两个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指示。于是个人专断作风盛行，处处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搞瞎指挥，浮夸风再一次重演。12月，按照庐山会议精神，展开了全社的整风整社工作。
整风整社工作，一开始是发动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矛头对准基层干部和部分社员。用回忆、算帐、对比的方法，集中火力进行批判、斗争。为达到彻底把有“资产阶级思想和右倾言论的人搞臭”的目的，批判斗争要斗到被斗人彻底检查，完全认错，使“人民公社制度巩固，人民群众觉悟提高”方才罢休。基层干部被花样翻新的运动牵着鼻子转，强迫命令盛行，官僚主义严重。在“放开肚皮吃饭”的岁月里，造成大浪费，粮食紧张，干部又多吃多占，成为各地存在的普遍现象。1960年下半年，为进一步整顿干部作风，巩固人民公社，又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三反”运动开始后，部分干部被拉出来批判斗争，撤销职务，对基层干部也进行大换班，原来领导“大办食堂”、“大兵团作战”、“大炼钢铁”的不少营连长、大小队长因或多或少的“三反”问题被撤换、批斗，社员戏称“积极分子犯错误，吊二郎当当干部”。
1961年2月，蔡官公社参加市委三级干部会议后，认真组织全社清理和解决“五风一化”(一平二调共产风、干部违法乱纪风、瞎指挥风、浮夸风、铺张浪费风和干部特殊化)问题，发动群众帮助整风，5月，宣传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7月，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着重讨论“三包三定”、“生产备荒”等问题。此后，粮食生产、购销和土地、生产资料等以生产队为单位，推行“三包一奖四固定”，深受社员欢迎。8月开始，按照市委安排，对1959年以来三次政治运动(反右倾、三反、整风整社)受到处分的干部进行复查，对处分偏重的进行复查甄别，撤销了部分处分。在“反右倾”、“整风整社”和“三反”运动中被处分、批判斗争的干部和群众，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或恢复名誉。
四清运动
1965年9月22日，中共安顺地委在安顺县农村开展点上四清试点工作，从地委、行署机关和各县抽调干部3824人打“歼灭战”，全县分两批进行。蔡官作为第一批参加四清运动，在区设四清运动工作分团，公社设工作队，大队设工作组。同时，省委直接派工作组到蔡官区大洞口公社进行试点，加快了蔡官四清运动的速度。大批工作组提前一个月进入农村，全面开展工作。
工作队入村后，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组织群众学习“二十三”条，让干部联系思想，实际揭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找问题、“梳辫子”，进行自我对照、自我检查。干部检查时要联系自己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走上了资本主义和和平演变的道路。召开大、小会议组织培养积极分子队伍，以“背靠背”形式，深入揭发、检举、批判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凡积极分子揭发、检举干部的罪行，只可信其有，不可疑其无，要反复追查到底，令其彻底交待。从区、社到大队90%以上的干部都作了检查，反复多次不能过关。1966年1月，为集中力量“攻坚”，县工作团从蔡官区白坟、平地场两个公社的工作队中抽队员去充实其他工作艰巨的社队。2月，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吸收积极分子参加，让各级干部“洗手洗澡”彻底交待问题，主动“下楼”；同时加强对积极分子的培训，形成“打虎队”，学习云峰公社“双斗”(斗阶级敌人，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验，各生产大队亦要学习，召开贫下中农大会，对干部的“四不清”(政治、经济、组织、思想)、阶级路线和两条道路等问题进行斗争、检查、揭发、批判。以公社为单位，各工作队把内定的“走资派”一个个地揪出，召开群众大会，由武装民兵押解，进行揭发、批判、斗争。2月23日，蔡官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区公所一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副区长和“清洗”出来的11名干部。清算一般干部在“两条道路斗争”中的表现，基层干部无人不被清洗。是时，蔡官被清洗的11人，撤职的5人，调降原职的26人。运动后期，对农村的阶级成分重新进行评审，一些无辜群众被任意提高家庭成分，挨批遭斗。部分群众工余从事编织、养殖等副业，亦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遭到批斗。4月10日，蔡官屯公社原有各级干部324人，被清洗的4人，撤职的3人，落选的2人。重新划定阶级成份：总户数1713户，地主49户，富农31户，富裕中农45户，中农395户，下中农237户，贫农937户，其他19户。7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四清”运动结束。
文化大革命
(1)“清理阶级队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公安部公布“公安六条”，明令叛徒、特务、走资派、五类分子，原国民党军警宪特中的连长保长宪兵以上的人员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将这些人的子女归为“黑五类”，另外划“红五类”与之相对立，形成最初的派性。1968年5月，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受清理的“十八种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原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反动社团骨干、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四处“深挖”各种阶级敌人，揪出了一大批人进行游街串寨批斗，对这些人进行“口诛笔伐”和查抄家产。仅平地场公社就划出地主34户，富农40户，反革命6人，坏分子11人，逮捕8人，管制3人，劳教2人。
(2)上山下乡
1968年10月，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大批的知识青年(简称知青)来到蔡官，到各公社、生产大队、小队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按劳动记分，按分计酬。1972年以后，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为正常工作开展。因前期下乡的知青离开家庭生活无保障，动员工作阻力很大，规定不下乡或下乡不足两年的不予就业、参军、升学。因此蔡官区在白坟、金银山等地办了知青点，开办知青农场、林场、改部分知青为集体生活。1976年，蔡官知青约300余人。1978年以后，下乡知青普遍回城，大多数参加工作，知青点、农场、林场由区或公社管理。
(3)农业学大寨
1964年，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全区各公社开展以治山改水，推广良种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工作，区、公社、大队和学校均开办“试验田”作示范。在“四清”运动中，结合农业生产实际，大搞兴修水利，修筑道路，田坎“加高加厚”，坡地改梯地和优良品种推广的群众运动。此间，安装了一部分堤灌站，有力地支持农业生产。1969年8月，蔡官区在白坟公社搞“农业学大寨”试点，以改土治水为中心开展各种经营，各公社积极响应，如塘官公社第一次规划设计修改塘官河岸，准备将湾河改成直河，1970年，塘官公社开始修改河岸，蔡官、白坟两个公社建起了拖拉机站搞机耕，区和各公社组织大批群众到金银山、交椅山、轿子山等处植树造林。
1975年11月19日，蔡官召开608人参加的“农业学大寨”代表动员会。第二次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此间，各公社大办腐殖酸类肥料厂，平地场在原县煤厂址处办起了腐殖酸类化肥厂(简称腐肥厂)，区提出“三年时间建成大寨区”，要求各公社：三年不行，就四年，四年不行，五年总可以吧，一定要建成大寨社”。1976年，粮食要上《纲要》。区委提出到1980年全区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于是塘官于1975年冬到1976年春第二次重修拉直加固塘官河岸。1976年1月的整风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把农业学大寨”运动转为政治运动，砍“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新生反革命”等批判大会风起云涌。到处都在铲除社员开荒地和自留地上的农作物，堵截社员赶场，没收进集市交易的物资，限制社员养猪养羊，大办集体林场、草场、养猪场，学校师生、机关干部营造“大寨田”。到1977年，建大寨区的目标没有实现。
改革经济体制，放宽农业政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蔡官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起步。
首先贯彻中央两个农业文件、尊重和保护农民的自主权。1980年，县政府批准，对各大队进行调整。平地场公社由原来的7个大队划为8个大队，小〓街公社将8个大队划为9个大队，塘官公社将12个大队划为19个大队，蔡官屯公社将12个大队划为13个大队；各生产小队的规模划小，如水塔大队从原来的5个生产小队划为8个生产小队。生产队规模划小后解决了干部难管理、社员居住分散而造成的矛盾，纠正了“一大二公”的错误，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区委和各公社党委于3月中旬组织大队干部、党员群众就《关于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贯彻中央两个农业文件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意见》以及生产队组织规模的划小，尊重和保护生产队的自主权，扩大社员“三地”(自留地、饲料地、开荒地)，鼓励农民群众发展工副业，解决群众建房用地、订购任务等要一次定下后不再加码的规定的学习。
其次是推行包产到户和包于到户。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困难之后，包产到户在各生产队中此起彼伏，时明时暗，连续不断地表现出它的优越性来，只是当时如被发现，将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进行批判，并强行扭转，因此不敢公开。1980年6月，区委根据上级要求，于30日召开区委常委会议，研究农业生产包产问题。7月28～31日，小〓街公社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先搞包产到组，生产队规模划小，土包产，田统一；耕牛可分户使用，养用合一，折价保本，增值分成；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集体所有;山林树木先不准分到户，煤厂实行社队联办，不准私人开采小煤窑”等问题。之后，中央和省、地、县对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下达，各地农民大胆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
1981年1月16日、2月21日，区委分别召开两次常委会，专题研究讨论和部署如何善始善终搞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工作，进一步推动全区各公社，大队生产责任制的步伐。8月3日，区委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和讨论全区林业“三订”工作。此后在全区全面推开，并作为全县林业“三订”工作的榜样推广，受到表彰。
1982年，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定15年。1996年到期后，中央规定继续延长和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此基础上一定50年不变，再次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
放宽农业政策，改变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以实行包干到户的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得到稳定巩固和发展。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广科学种田
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蔡官区(镇)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种田技术，指导农民学科学、用科学，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1979年，蔡官区在金银山建人工防雹点，使境内雹灾损失降到最低点；从1982～2002年，在加强对所有水库、河流、沟渠的维修管理，安装堤灌站等水利设施方面共投入资金50万元。另外是加大对基本农田的保护，划定保护区，杜绝非农业用地的侵占和使用，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提高土地利用率，鼓励农民劈石造田。毛交坡村从1987年到1997年10年时间内劈石造田430余亩，人均增加耕地2亩，人均收入翻两番。
1987年，蔡官区农推站在王家庄村试种水稻良种南优3号、台中31号，亩产861市斤，试种威优64杂交水稻，亩产900市斤，均获成功，后在全区推广。同时指导农民采取两段育秧、分厢、宽窄行栽插等科学技术，从而提高种子利用率和亩产量。1994年在全镇实行4——8——5拉绳打点定距插秧。此后陆续引进杂交水稻威优77、汕优77、金优77、新香优80等高产优质良种，进一步提高了水稻产量。20世纪80年代中期，蔡官区引进高产玉米良种在全区种植，随后陆续引进安单136、交三单交等多个优良品种推广，种植方式一改过去的种“大窝包谷”为营养块(球)育苗，实行单株移植、单株定向合理移植等技术。
宣传计划生育，提高人口素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蔡官区(镇)坚持以“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为目标，在全区范围内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鼓励晚婚晚育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最好，提倡优生优育，破除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树立生男生女一个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的新思想、新观念。蔡官区于1980年成立了计划生育协会，会员960余人组成，一方面带头执行计划生育，另一方面积极向周围群众宣传计划生育的知识和政策，全区人口数量增长得到有效控制。
1986年2月，蔡官区首次对怀孕妇女进行健康检查，降低了妇女和新生儿的死亡率，保证了新生儿的健康。此后，“妇检”(妇女健康检查)工作逐步正常开展，检查范围扩大到45周岁以下的已婚妇女。
1995年，蔡官镇推行计划生育“三结合”(“三结合”即计划生育与发展农村经济相结合，与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帮扶工作。2002年，落实计划生育“村为主”(“村为主”即由镇党委、政府领导，计生部门指导，以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干部为主，主动承担并常年不间断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计划生育工作在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村民自治管理目标。
民政事务
蔡官镇在抓好村民委员会自治和退伍军人的接收、协调安置、慰问军人家属以及扶贫济困等日常民政工作的基础上，认真抓好少数民族、宗教等事务管理。
蔡官镇始终坚持贯彻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时刻关心着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状况，鼓励少数民族努力发展经济和文化。1982年，支持樟树寨村回族阿訇张荣在该村开办回文学校，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编的《古兰经》为教材，主学阿拉伯文；同年，支持梅家庄村苗族妇女杨金秀参加中国古代技术展览团到加拿大表演蜡画艺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蔡官民政、民族事务工作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积极开展民政福利事业。1994年成立敬老院，使全镇孤残老人实现“老有所养”的愿望，随时组织社会各界为贫困儿童、贫困学生入学捐款捐物。如1995年为对门坡村娄启霞入学捐款计3000余元，1996年为小坝头村防病捐款物计4000余元，1999年为崩角村温礼华治病捐款物计3000余元。同时抓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调整、调查等事务。
文化卫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蔡官镇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工作得到长足发展。
教育工作：改善学校教育环境。从1985～2002年，全镇共投入学校基础设施(维修或新建教室、操场、围墙、课桌椅、建教师宿舍等)教育经费286．5万元。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选送优秀民办教师脱产培训学习，清退少数不称职教师，实行校长负责制，推行教育改革，实行优化组合，未位淘汰制。严格执行各项教育制度，积极寻求各种办学方式，保证辖区内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就近入学，杜绝辍学现象的发生。
1988年建蔡官初级中学，20世纪90年代后，为增强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提高综合素质，初级中学开设农业知识教育课程，镇政府选派农技人员授课，同时开办各种学习班，举办“绿色证书”培训班和农民学校。2002年与安吉厂联合开办高级中学。
为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1991年开通有线电视，2002年开通加密闭路电视，其覆盖全镇8个行政村。
卫生工作：1998年蔡官镇进行改水、改厕工作。加强日常疫情防治，控制病源传染。蔡官镇从抓医疗环境和提高医疗技术着手，1998年投资28万余元新建集办公、门诊、病房为一体的卫生院综合楼，7月投入使用，并引进配套医疗设备。
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快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步伐
2001年，蔡官镇组织全镇广大党员认真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在学习中，要求广大党员写出学习心得、体会，并认真对照检查自己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行动，对不足之处提出整改意见和方法，在支部会议上和民主生活会上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汲取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把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带领广大党员、群众努力发展经济，加快“两个文明”建设步伐。
为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到实处，蔡官镇组织全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投工投劳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维修境内蔡官——乐平、蔡官——平地场、平地场——鼠场、蔡官——小〓街、蔡官——青山、蔡官——张官、七眼桥——跳蹬场过境段、普定——平坝过境段等主干公路，修通谷灯坝——水塔、大坡硐——驿马寨等多条村级公路；抓好人畜饮水工程，在巩固和加强原有水厂的管理维修的基础上，积极支持各村根据自身地理和自然环境改善人畜饮水；完成农村用电并网改造，该工程自1999年启动以来，已完成48个村的电网改造，保证了农村正常用电，降低了电耗电损和电价，为农民节约了开支；积极支持和协助电讯部门开通程控电话，建立通讯转播发射塔，至2002年底，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两家通讯公司在境内已各建了一座发射塔。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会议精神，于2001年全面启动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当年农民人均减少负担45元。
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推进全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便群众办事和便于开展工作，1992年在境内设立片区工作组，1993年7月将片区工作组改为片区党总支部，1996年3月改设为办事处党总支部，到2002年11月止，撤除四个办事处，将51个行政村党支部撤并为12个村公所党支部，合并后的村公所党支部书记由国家工作人员担任，支委成员由原村支部书记等组成，实行集体办公、统一由镇财政按月发薪。这些机构的设置，为全镇经济及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兴办乡镇企业
1985年12月，全国农村会议强调“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指示，结合县确定“兴办乡镇企业，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精神，蔡官区组建了乡(镇)企业发展办公室，各乡(镇)设企业管理站，负责指导本乡(镇)企业发展。区及各乡(镇)根据县委、县政府发出的《关于鼓励行政、事业单位各类人员到集体企业单位、乡镇企业工作的暂行规定》、《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关于深化1988年农村改革的意见》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做好服务，包括财政贷款、税收减免等方面的优惠。全区各乡镇村以及农民分别根据自身条件(资金、技术、资源)，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独办、联办、领办等方法，先后兴办了煤厂、砖厂、复合肥厂、农产品加工厂等一批集体与个体企业，各种日杂百货用品商店、门市等遍布每个村寨，消失多年的农村集贸市场重新兴旺发达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流通，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经济迅速发展，有了个人购买汽车、合法个体诊所的开办，农产品加工以及其他服务行业如饮食、服装、理发、自行车、汽车修理、酿酒、磨面等的兴起和发展。
1997年以前，蔡官镇有大小煤矿89个，为蔡官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97年，根据国务院有关矿山管理、关井压产的规定，在完善设备、加强管理、提高技术、节约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基础上下大力整顿改造了一部分小煤窑，2002年12月，蔡官镇有上档次，上规模，年产3万吨以上的煤矿21个。
合理利用农村富余劳动力，使其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来，从事第二、三产业，今蔡官镇七个农(集)贸市场上，摆摊设点、经营各种商品的妇女占60%以上。同时组织了向外输送劳务，每年有大批的青壮年外出打工，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电视机、卡拉OK等家用电器也在农家普及，电话、传呼机、移动电话等通讯工具也进入百姓家中。
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生产要素组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从1992年开始，蔡官镇始终把发展经济建设作为全镇的主要工作，全力以赴抓经济建设，从推广农作物的良种良法和科学种田着手，保证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并适时调整种植结构，引进经济作物竹荪、蘑菇、山药、韭黄、楠竹、核桃、花椒、板粟等。还发展了远近闻名的崩角山药，马鞍山李子，樟树寨金银山云雾毛峰茶等优质农特产品。林业工作也得到较快发展，2001年，启动第一期退耕还林还草工程2500亩， 2002年12月启动第二期退耕还林还草工程3000亩。在养殖业发展方面，蔡官区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引进“长白猪”、“苏联猪”等优良品种进行家庭饲养。2000年，引进三元杂交猪种“杜洛克”和牛品种改良(冻配)技术，2001年引进杂交种公牛“安格斯”一头。
档案管理
(1)档案状况
民国及民国以前，蔡官档案无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档案工作得到重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管理上的不足，被遗失或毁坏的现象依然存在，虽经多次移交上级档案部门，但至今存放在西秀区档案馆的档案仍然为数较少。
1992～2001年档案已收集整理装订成册。
(2)档案管理
1999年5月，档案工作纳入目标管理；档案工作得到高度重视，经请示上级档案部门同意后，决定将1992年1月以后的所有档案清理、鉴定、装订成册上柜保管。成立了档案工作领导小组和档案鉴定领导小组，明确1名工作人员具体专抓档案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制定了档案管理、借阅、收集归档、鉴订等工作制度，于1999年11月30日向原安顺市(今西秀区)档案局提出验收申请，12月2日验收，原市档案局于12月30日以“安市档复字(1999)20号”批复，蔡官镇档案管理达县级三级标准。
编纂地方志
蔡官无志存史。2002年8月，蔡官镇第一次启动地方志编纂工作，于14日召开编纂动员大会，并成立编纂工作领导小组和编篡组，16日召开编纂工作组会议，讨论决定《蔡官镇志》的编纂事宜;21日邀请西秀区史志办领导来镇指导培训编纂组成员，26日编纂组成员分赴各村寨采集资料，历时一个多月，走访3000余人次，记录有关资料50000余字。
在西秀区档案局、安顺市图书馆、市档案局等单位查阅有关资料3000余卷，参阅《咸同军事史、》、《平黔纪略》、《贵州省志·司法行政志》、《贵州通志》、《安顺府志》、《续修安顺府志》(采访稿)、《安顺市志》、《安顺县组织史》、《政协志》、《安顺市民族志》、《安顺市民政志》、《镇宁县志》、《安平县志》、《普定县志》、《安顺文史资料》、《安顺市法院志》(稿)、《安顺市司法行政志》(初稿)、《安顺市公安志》(初稿)等文史资料。
2002年12月底完成初稿。
本次修志起止时间：上限不限，下限为2002年12月31日。
相关地名
蔡官镇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