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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谢姓人,在历史上有过最辉煌、最受人尊敬的时代，是在汉魏时期和东晋南朝时期。这两个时期是谢姓人的黄金时期。这时期文武百官，人才济济。有的甚至左右皇帝。就是说皇帝要办的事,必征得谢家人的同意，否则，事情就难办。究其原因，除本族人努力拼搏，开拓进取外，有两个基本因素起决定作用。一是“宦”、二是“婚”。
  宦,就是说谢姓人有一批人在朝内当大官，参与国家重要决策,起着栋梁作用，并培养造就大批人才，承前启后。从曹魏以至隋朝统一，在这三百多年间，七个王朝持续贵显，特别是在陈郡谢氏“王谢”世族世代，名门望族，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很高。
  谢氏人当官，有史可考。是从谢缵任曹魏时期典农中郎将开始，他是谢氏人第一代进朝廷为官者。至东晋宰相谢安、名将谢玄五世。谢家因有谢缵出仕而初显于仕宦。谢缵之子谢衡，历官博大，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太子少傅，以精通儒经，知识渊博，成为皇帝、太子身边近侍，开始进中央政界。第三代衡公长子谢鲲“不恂功名”,对仕官态度消极,担任最高官位是豫章太守，但他在社会上名声很大，被誉为“朝廷之望”,他的才学和风度超群，因而得到社会的尊敬。衡公次子谢鲸担任吴国内史，是一位很有经济、政治实权的人物。
  谢缵的第四代仕宦在东晋建国后,可考者有六人，其中一品官三人，五品官一人，五人有将军号，三人开府，四人出据方镇。到第五代仕官的有十一人，其中一品官二人，六品官二人，将军号二人，开府一人，方镇一人。在这两代算是谢氏的全盛时期。他们握有兵权，执政理事,参与中央决策，他们操纵军事大权，成为国家的主要支柱。
  第五代的谢尚是第一个担任高级军职的陈郡谢氏，在政界为三品尚书仆射，在军界为二品卫将军，赠开府。他是谢鲲长子，袭爵咸亨侯。他的一生从事军事活动，先后担任过江州、豫州剌史,有镇将军等军号八个,都督军事五次。
  谢安是谢尚以后地位最高，名声最大的一人，也是谢氏家族最显贵的标志。他但任东晋宰相以后,“举贤不避亲”大胆推荐侄子谢玄出任建武将军，兖州剌史，广陵相,监江北军事,组织一支精悍善战的军队，奠定了家族武力根基。在淝水大战期间，主要的军界职务，全是由谢家人担任。大败苻坚后，谢安进位太保,都督扬、江、徐、兖等十五个州的军事，掌管全国的军政大权;胞弟谢石晋升为中书令，掌握朝政中枢;谢玄进号前卫将军、假节。去世后不久的谢安又同其弟谢石、子谢琰、侄子谢玄等四人同时受封公爵,从此确立了谢家绝对的政治优势和社会地位。
  从总的来看，谢缵的第四世、五世当高官者十七人，在朝廷任要职的是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和尚书仆射。前三者为侍从官,先为少府官属，魏晋以后，逐渐成为朝廷的决策核心人物。尤其是侍中，散骑两职，作为加官时，只有东晋各个时期位极人臣的权臣才能拥有，实际是东晋朝廷的枢纽,而谢氏有六人加于此官，占全部仕宦人数的百分之三十，说明谢家的实力雄厚，掌握了国家的军政大权。
  同时谢人出任郡县等中级以上的地方官十一人,主要是解决俸禄问题，以补给家用之不足，这是朝廷主动为谢家提供的方便，也是当时官场的习俗，如谢琰任卫将军，徐州剌史，又兼会稽内史一职，这主要是从经济方面补足吸养。
  据统计，东晋末、宋初时，共有三十人当官，他们都是谢家的第六、七世。其中一品官一人，七品官二人，其余都是二至六品官之间，出任军职者六人,其中一人岀任方镇。
  与前一时期有半数人握军权相比明显减少，官职也有明显变化。如六世谢裕为右卫将军，谢述为左卫将军，谢混中锐军，第七代谢晦卫将军，谢遁冠军将军，谢弘右卫将军,实际上这些军号多为虚衔，实际握有军权的仅有混、晦二人。但谢混又被宋武帝刘裕杀害，军队被吞并。从此谢家握兵权的大部被剥夺。余下的部分由谢晦统领，他担任都督荆湘等七州军事，扰军将军,领护南蛮校尉，兼荆州剌史，宋文帝对他不放心，于元嘉六年（公元四二六年）假称北伐,意在置谢晦于死地。谢晦仓促应战，又遇手握重兵的檀道济临阵倒戈，终于兵败被杀，连其兄弟谢遁、从子谢世基也被斩首示众。谢晦的失败，是对宋朝廷的愚忠，宋文帝紧锣密鼓布置西征，他不是没有耳闻的，其手下的人劝他起兵自卫，他仍在顾忌“负先帝（刘裕）这厥”，又被迫应战。“我二万精兵,恨不得以此为勤王之师”。尽管他不反宋，但朝廷却容纳不了他，而把他视为眼中钉，终于把他拨除了。从此谢家的兵权全丧失了。然而，谢氏人并非心甘情愿地拱手让出军政大权。谢晦死后,谢灵运、谢综、谢约等人也曾有过用武力反宋之举,但力量一次不如一次，最终还是彻底失败，谢灵运等人又遭被杀害。
  军权的丧失，政权也不如意。武官没有了，文官也大减少。则使有的也是象征式，不能掌握实权。从魏晋时期确立的门阀制度，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和延续，已成为人们心中的习惯势力，谢家世族的优势便形成了某种法律效力的传统意识。因此，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出身较低等级的刘宋皇室，不得不借用陈郡谢氏这样高级世族的社会地位和优秀的文化传统来装点门面。但要大量的启用谢氏人，他们又怕与自己分权秉政,于是虚设一批高官不权的显爵让谢氏人来当,装点宋皇室的门面。如谢安孙谢澹便是最典型的一例。宋初，一身任太尉、太保等重职，官职之高，却没有任何事干。仅主持过刘宋代晋仪式而已。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谢氏，在晋宋禅让革命中，只起了新帝加冕的罗马教皇式的那样作用。”
  谢缵的六代、七代岀任郡县官职的共十二人，占全部出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与前一时期相比变化不大，但没有参与中央决策的核心人物。
  然而,聪明的谢氏人，为拯救家族的低落，挽回其社会地位，前仆后继，不断努力。到宋末时期，即是谢缵的第八世至十四世时共有二十九人任官。他们当中一品官的一人,最低的八品官一人,任上品官的有十一人，占当时全部仕官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九。到第八代出了谢庄,他的职衔是豫州中正，第九长谢沧，第十一代谢哲、谢芝也相继出任这一官职。在这一时期，还有十三人得到将军衔，占全部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一,可是无一出任方镇。也没有一人主管军队的实权，将军名不过是虚名而已,唯一的只有军派生涯是谢安的第五世孙谢几卿，随军北伐时，又“至涡阳败退，几卿免官”，同先祖大战淝水时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此时期虽有十三人出任郡县长官，占全部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四，但任职多为边远地区,同前两个时期系任中心地带相比明显减少，因此经济收入明显下降。如谢庄虽任高官但 “家素贪，宅舍未立，儿熄粗粝”,到第十一代的谢侨更是柴米不继。
  总之，谢家到南朝中后期，由于武力、权力、财力的锐减，特别是缺乏财力作后盾,仅凭借文化优势和既成的社会声誉苦苦支撑，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
  二是“婚”。即是以通婚为手段，打进显贵世族内部，借以“塔桥”来提高本世族的政治、社会地位。特别是与大族贵门、皇室家族的通婚，是发展和提高本世族地位的重要一着。
  在谢氏家族的婚姻史上,可考的第一人是谢鲲娶中山刘氏女（女父情况不明）。当时中山刘氏是魏晋间的著名大族，有一人又同祖逖“闻鸡起舞”的晋太尉刘琨，他的郡望是中山郡魏昌县（今河北定县东南）。他们显贵的历史早于谢氏。当时谢家主要通婚的有太原郭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河内司马氏、琅邪王氏等大族通婚,他们之间共同结成了一个封闭式的婚姻圈。谢氏一开始就能打进这个最高贵的婚姻圈中,说明其婚姻基础的建立是牢固的。
  谢鲲以后的婚例就更多了。鲲之子谢尚和从子兄弟谢安的兄弟这一辈中，两人娶太原王氏，一人娶同郡袁氏,又另有的与河南褚氏，沛郡刘氏，琅邪诸菖氏、泰山羊氏、长乐冯氏等过江大族联婚。再下一辈,进一步增加到十四例，其中同琅邪王氏有七例,太原王氏二例，同郡袁氏一例,颖川庚氏二例，高平郗氏一例。这些氏族都是当时的骄姓高级世族。由谢鲲开辟的世族婚姻至此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总的看来谢氏人的通婚有五个特点；
  第一，只与高级世族通婚，使其身份内制严格起来。可从谢玄这辈人的十四例婚姻中看,没有一人与世族以外的通婚，三分之二以上的联婚都是王、袁二族，其余的是股、庚、郗等著名的世族。这时，婚姻的选择，本人人品如何已退居第二位，最重要的是门第的高低，也就是说联婚是否门当户对。由于过分注重门第，就不可避免地把婚姻只固定在几个家族之中。因此，在错综复杂的婚姻重层关系中出现了。如谢尚娶同郡袁耽妹，尚之女嫁给同郡殷浩从弟歆，介殷浩也是袁耽的妹夫;谢安的妹是泰山羊昙母，羊昙家人辅娶太原王纳女，纳孙女又嫁谢安之子谢琰，这种重层婚姻圈内各族间关系十分密切，有时形成了政治集团。
  第二，存在大量的中表婚和异辈婚。如谢尚娶袁耽妹,尚从弟安女嫁耽子质，这是两家第一代从表亲通婚的事例;谢玄女嫁袁质子湛,湛妹嫁谢玄从子重，这是两家第二代从表亲通婚事例。至于谢尚与殷浩同袁耽二妹，而尚女又嫁浩从弟歆,都是典型的异辈婚。
  第三,与同乡大族通婚的事例较多，谢氏与袁、殷二氏都是陈郡大族，后来又一同过江在东晋朝廷任职，共同的遭遇，相近的门第，一样的习俗，铺平了他们联姻的道路。于是便成了累世通婚之家。
  第四,联婚帝室的情况还不多见。据日本矢野主税《改魏晋百官世系表》书统计，谢家与帝室通婚的事例只有两个，其中一个还属于陈郡无关的山阴谢氏;另一个则不明所出，无法确认他（她）是否就是陈郡人。即便是陈郡人，在全部婚姻中所占的比例也很低，完全不同于以后各代。
  第五，婚家选择具有宗教因素。谢家是一个信奉道教的家族。他们与同郡的殷氏、颖川庚氏、高平郗氏,以及琅邪王氏的王羲之一支联姻均是信奉道教的家族。这种信仰相同而结成的婚姻，在婚族与婚族之间，当事人与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关系都很密切，而那些因没有考虑到信仰问题结成婚姻联系的后果相当悲惨。如谢氏与琅邪王氏的王导房支和王羲之房支原本都有婚姻关系，谢安与谢万兄弟两人分别将女嫁给王导孙一眠兄弟、谢奕女嫁给王羲之子凝之。但眠兄弟信佛教，谢家信道教，其结果是“太傅既与绝婚，又离珉离”而与王羲之父 —117—子的关系一直很好。又与太原王氏的婚姻也是如此。谢安与王坦之是同僚又是教友，相处十分融洽。后来效法成儿女亲家。但王坦子王国宝受信佛教的母亲影响，成为佛教徒，谢安对他没有好感，“每抑而不用”，国宝则党附于皇族，“遂间毁安焉”。当然引起上述矛盾的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宗教信仰问题。
  以上五点,是谢氏三代人的婚姻特色。同样，对当时整个世族集团的婚姻来说，谢家的婚姻，也代表着世族婚姻的整体水平。
  随着历史的发展,婚姻作用于家族的气氛越来越大,它对谢氏保持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优势的政治地位，也显得十分重要。到刘宋时期，也即是谢氏的第六、七代人，联婚在帝室进ー步扩大。据査,与刘宋皇室通婚者有六例。琅邪王氏二例，太原王氏二例,同郡袁氏二例，同郡殷氏二例，颖川庚氏一例,颖川荀氏一例，顺阳苊氏一例,南阳刘氏二例，籍贯不明的曹氏一例。由此谢家与皇室的联婚，一下跃居在各世族之上，这说明了政治因素已开始影响婚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刘宋皇室和谢氏本身的需要。
  从刘宋方面需要来看，原来开国君主宋武帝裕，是在谢玄组建北府军时应征入伍的一名兵丁，因军功卓著，到灭东晋后建立刘宋王朝，刘宋皇帝出身背景低微，建立政权初，最需雯有高贵名族大姓来支撑，从而提高他的社会地位,以便缩短与各大家族之间的距离。为其其目的，刘宋皇朝制订了一条吸引世族子女的联婚规矩:“诸尚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即是说,皇帝为公主选择驸马的标准，首先考虑的不是驸马才能如何，而是看他的出身世族如何,家族地位是否高贵。因此，刘裕建国后，除因世婚和中表婚的习俗同一些家族保持联婚外，其余都是在大世族中选取嫔妃和驸马,由此迅速打破了建国前无一例联婚大世族的记录，反映了刘宋皇室以婚姻作为手段提高门第的地位是非常迫切的。
  从谢氏方面需要来看，由于军权相继丧失，政权失控，财源减少。为了保持其原有的政治社会地位，而不得不到皇室找靠山。当时找靠山的最有效办法，就是通过婚姻结亲。“与国为婚者，无问俊庸,皆登显贵”。这是当时谢氏的需求。
  显然，刘宋时期，世族地位早已根深蒂因,皇帝所能给婚姻之家的不过是权势,还无法左右他们的社会地位。所谓“天子只能贵人以官爵，不能奖人以声誉”。指的便是这些。因为世族地位能脱离朝廷势力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到齐梁以后，谢氏家族日趋没落，为了挽救其政治社会地位，谢家不得不把政治靠山移到新兴的权贵身上，因此对他们的联婚对象的要求也不像以前这样严格了。如才名冠于古今的谢朓还“屠狗商贩”出身的王敬之女，其原因,王敬是齐朝开国功臣，官至大将军、司徒、太尉。她出身低微，但其父官高，政治资本宏厚，是一个好靠山。再如谢灵运孙谢超宗娶下等流民之女张敬的女儿，是张敬出身虽贫困，但有军功于朝廷，官至车骑将军。所以史书说, 超宗常有怀才不遇之感,历官甚微,“愈不得志”,他与张敬之女攀亲,显然为的是解决政治上的困境。
  总而言之，我们研究谢家的联婚过程，发现了一条能保持其世族地位的成功之路，它经历了一个从单调到发展，丰富到失败的历史过程，以史为鉴谢氏人也应得到一个教训，只限于同几个世族联婚,时间久而久之，就会造成重层结亲，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由此而产生的近亲繁殖,严重地影响人口素质，所以，现在谢氏人把近亲通婚,谕为礼伦败族，极力反对同
  姓同亲联姻，提倡与远房支系通婚,并把他订为族规之一，谁违犯这条族规，谁就不能编入本族谱。这是有历史依据和科学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