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图书馆

我西南區各級人民政府、軍區所屬各部隊，十個月來，在剿滅土匪肅淸特務方面，做了極其艱苦的工作，並獲得顯著成績。據不完全的統計，西南全區剿滅土匪近四十萬人，捕獲特務，自首登記、破獲陰謀暴動案爲數亦不小，繳獲大批特務行兇武器和電訊器材，粉碎了美蔣反動派所謂發動“大陸游擊戰爭”的迷夢，並予隱蔽的特務破獲活動以嚴重打擊。
   但在公開的武裝特務土匪基不上消滅之後，反革命特務份子的祕密破壞活動轉趨積極，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更爲尖銳和複雜了：特別是自六月二十五日美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朝鮮戰爭以來，反革命特務破壞活動日漸活躍。不少的特務份子在武裝叛變失敗後潛伏在城市，以城市作爲隱蔽基地，勾結農村中潛伏的土匪特務和惡霸地主，暗殺農民積極份予，組織小型土匪武裝；有的則以“合法”鬥爭的形式，煽動落後分子“請願”，破壞秋徵；有的則用打入和操縱農協的詭計，破壞行將到來的減租、退押、反惡霸的鬥爭。總而言之，土匪、特務、惡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活動之日益積極，乃是反映了國際國內階級鬥爭之日益尖銳化。
   反革命破壞活動之日益積極的另一主觀原因，則是由於我們不少幹部在執行政策上還存在着右傾偏向的緣故。有的由於在勝利後發生驕傲輕敵思想，放鬆或放棄了對於隱蔽敵人的政治警惕性。例如有的說：幾百萬美蔣反動派武裝都被我們消滅了，幾個小土匪特務怕什麽？在今年二月土匪猖獗起來時，有人曾一度感覺“突然”，現在土匪大體消滅了，又有人以爲萬事大吉了，而沒有想到與隱蔽的敵人作鬥爭，比和公開的敵人作鬥爭還要困難和複雜。有的由於在新的環境中受了腐朽的自由主義的影響，對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採取了不可容忍的自由主義態度，把政策法令視同具文，不認眞硏究和嚴肅的執行，以致把正確地嚴厲鎭壓反革命活動，與亂打亂捉相混淆，把一鎭壓與寬大相合”的政策，誤爲片面寬大。本來對於反革命分子來說，首先祗有對於首惡分子及反革命中的堅决分子，實行了堅决鎭壓，使他們服罪之後，才能談得到對於脅從分子，和眞心悔悟的分子的寬大。寬大是與鎭壓堅密結合着來進行的。可惜，我們許多幹部的思想中對此始終沒有明確認識，因此，我們才犯了“寬大無邊”的偏向，其中也有不少同志，由於自由主義作怪，不學習政策，以致簡單地和錯誤地認爲“鎭壓就是殺頭”，“寬大就是釋放”。而不能再有其它的應有的處直，結果當給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隙。例如，川東墊江縣對一個土匪頭子，沒有及時予以適當處理，竟兩次公開武裝叛變，殺害我工作同志五十餘人，但在該股匪被擊潰和俘獲後，該縣縣委書記却說：“雖然他們殺害了我們許多幹部，我們還是要寬大。”又如重慶市公安機關在捕獲匪首李天昇以後，遲遲不予處理，後經千餘羣衆聯名上書，要求懲辦，才將李犯判處死刑。還有一些特務分子以假坦白而掩蓋其反革命活動，我們發覺後也未予以嚴厲鎭壓。而在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當中，也未認眞地及時加以處罪，例如川北行署大樓被土匪特務焚毀的案件破獲後，只處决了一個罪犯胡伯洲，而對其餘的一律不加究辦，嚴重地存在片面寬大的偏向。在這種情形下。自然反革命活動越發要肆無忌憚，善良的人民越發會要感覺到匪特的威脅，而不法地亦會要乘機奪佃、逼租。甚至殺害農民。有些已經向政府悔過自新的特務，此時也會表示“後悔”，而怗惡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此時則更加認爲有機可乘而多方設法隱蔽和進行破壞。羣衆說我們“有天無法”，“首惡不問”，“寬大無邊”，這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在這種“寬大無邊”的情况下，下面幹部和羣衆，也難免發生過個別的亂打亂殺的現象，而這種“左”的現象也是由於上面執行政策發生右偏的結果。自然，這也是錯誤的，不許可發生的現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周總理在關於加強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人民司法工作的任務，是懲罰犯罪，保護善良。對破壞國家建設和財產及破壞社會秩序和侵害人民正當權益的犯罪者，必須給以懲罰，祗有懲罰，才能叫他們認罪，祗有在他們認罪之後，才能談到改造。教育只能結合着懲罰來進行，片面地強調“教育改造”是不對的；在懲罰認罪之後，忽視教育改造也是必須糾正的。”這是鎭壓反革命工作的正確方針。
   在鎭壓反革命活動時，我們應該注意兩件事情。第一、是加強幹部的政策學習，以克服政治上的自由主義，這是做好治安工作的先决條件，同時加強理論學習，以加强我們對於時局的分析能力，並提高政治警惕。第二、是緊緊依靠羣衆，並教育與提高羣衆，配合減租退押運動，造成羣衆反對反革命活動的熱潮。只要我們抓住這兩個環節，任何反革命的活動都將爲我們所粉碎。（五〇年十一月八日新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