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图书馆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今年七月㑹銜發佈的鎭壓反革命活動指示在全國各省市執行以後，反革命份子已經受到沉重打擊；存在於各地治安工作中曲解“寬大政策”的偏向或所謂“寬大無邊”的偏向，已經有了基本上的糾正。但這個傾向還沒有徹底地糾正最近，中央與各大行政區，各省市的公安、司法領導機關，在現有成績的基礙上，對所謂“寬大無邊”的偏向作了系統的檢討，擬訂了徹底糾正這一偏向的計劃，這對繼續肅淸反革命殘餘，鞏問革命秩序，有很大的意義。從各地的檢討報吿來看，曲解寬大政策的偏向是嚴重的，是帶有相當普遍性的；因此，要從實際工作中，特別是從思想上徹底糾正這一偏向，使毛主席歷來指示我們的鎭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亦即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奬的政策得到更好的貫徹，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各省的檢討報吿說明，“寬大無邊”偏向的主要表現，是對已經捕獲的反革命首惡分子的判罪不夠嚴厲和不夠及時。例如，東北對密謀暗殺李兆麟將軍的蔣匪保密局組長南守善，反判以短期徒刑。新疆捕獲的僞蘭州二處技術課長劉永年，竟未判刑，輕率釋放，而劉永年却是罪大惡極的分子，在蘭州解放後，他還埋地雷一千六百個，並炸毀享堂橋。石家莊蔣匪特務機關“十九號”的審訊股長王鈞，罪不容誅，羈押近三年之分，最近才作了處理。至於監獄管理制度，也不夠嚴密，並且已因此造成若干犯人逃跑事件。這些現象的存在，曾助長了反革命分不的凶焰，並引起了人民羣衆的不滿。有的特務分子竟公然說公安局是“公安店”，稱法院為“司法旅館”。人民羣衆覺得“政府寬大得沒有了門框”。甚至有些忠厚的老先生也看不過去，吿誡我們：“能除暴安良者，萬民才能歸順。”但是，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們的一部分幹部對於這些寬大無邊的現象却熟視無睹。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這是因爲在勝利形勢下面，一部分幹部產生了嚴重的太平麻痺思想，對敵人所進行的隱蔽的破壞活動。失去了應有的警覺性。本來，這種思想在廣大新區是不應該存在的；但是由於剿匪反特戰線上的巨大勝利，已使革命序秩趨於穩定或鞏固，於是也使一部分幹部大意起來。這樣，不論在老區，或者在新區，麻痺大意就成爲一種帶有普遍性的現象。有人覺得“特務已經被我們搞得差不多了”。他們忘記了即令在老區，依然還有不少潛藏的反革命分子：而在新區，我們在剿匪反特戰線上的勝利，還祗是基本上打垮了匪特的軍事力量，即打垮了大股土匪，而隱藏的特務組織，則還沒有被徹底摧毀，而且大股亡匪在受到摧毀性的打繫之後，正在或者已經轉變爲分散的小股的隱蔽活動。對於這些基本情况認識不清楚的同志，只滿足於已得的勝利。他們忘記了斯大林同志的偉大教育：“國家威力越增長，垂死階級最後餘孽底抵抗也就會愈猛烈”（列寧主義問題第五二八頁，一九四九今莫斯科版）他們忘記了毛主席所一再教導我們的：在公開的、有形的、拿槍的敵人被打倒之後，隱蔽的、無形的、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而且“他們必然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有人雖然承認隱蔽的敵人依然存在，但是，他們覺得“幾百萬國民黨匪軍全給我們打敗了，幾個特務爪子沒有什麼了不起，成不了什麼大事”。這種見解也是不對的。這在一九三七年三月斯大林同志就批判了這種錯誤見解，諄諄吿誡不要因爲反革命暗害分子人數很少而來安慰自己。他說：“爲要實行搗亂，實行暗害，並不需要大批的人。爲要建築德聶泊工程，是需要成千成萬的工人的，但要炸毀這一工程，也許至多祇需要幾十個人。爲要打勝仗，是需要幾軍的紅軍的，但爲要在前線上破壞這一勝利，却祗要在某個軍部，甚至於祗要在某個師部內有幾個能偸出作戰計劃而交與敵軍的偵探就夠了。”（斯大林選集第五卷三零九頁，東北新華書店版）這就是說，我們决不能僅從反革命分子的數量上來看問題，而應該從反革命分子可能給予國家與人民的危害上來看問題。其次，有一部分幹部，存在着濃厚的舊的法律觀點，他們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正確政策，不是按照共同綱領第一條的規定來辦事，而是自己創造一套奇怪的“理論”，並且按照這套奇怪的“理論”來對待反革命分子。因此，有人認爲“殺人放火是僞頑的一般行爲”，似乎無關緊要。有的地方，認爲反革命主謀分子“只是批准殺人的，不是執行的”，因此，“職務燻罪，不能處死”。而對殺人兇犯却又強調“他只是執行者，而不是主謀”。有的地方，把殺害人民公安人員的特務，當作“初犯”而判以較輕的徒刑。有的地方，對陰謀組織暴亂未逞的特務，看成是一般的“未遂犯”，而不予以嚴辦。有的地方，竟把土匪打死人民郵工的犯罪行爲，解釋爲“自衞措施”，理由是郵工去捉土匪，土匪不能不“自衞”。這些糊塗的思思雖然是個別的，却是嚴重的，這不僅僅是思想糊塗，實在是立場模糊已極。另外有些幹部，則存在着“教育萬能”的思想，空談“要有魄力改造壞人”。他們處理反革命案件時所依據的政策，不是鎭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而是不問罪惡大小，一律採取所謂“教育爲主、懲辦爲輔”的方針。顯然用不着說明，所有些思想都是完全錯誤的。這些同志攷慮問題的出發點，或者是舊的法律條文，或者是反革命分子個人的年齡還靑，“還可能有前途”，“成份並不太壞”等等，而不是根據反革命分子所給予國家與人民可能的危害大小，來給以應得的懲處。毛主間教導我們：“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以是否合乎最廣大人民羣衆的最大利益，是否爲最大人民羣衆所擁護爲最高標準。”（論聯合政府）我們處理案件，也必須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從最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出發，而不能從別的什麼舊的法律觀點等等出發。這是處理一切問題的根本觀點，必須在一切公安、司法幹部中鞏固地樹立起來，此外，還有一部分同志，他們之所以錯誤地對待了反革命分子，犯了寬大無邊的毛病，乃是因爲盲目地懼怕重覆歷史上確曾犯過的某些錯誤，比方，土地改革期間在若干地方所曾發生過的不按法律手續殺人的“左”的錯誤。這些同志不了解我們反對不按法律手續地殺人，决不能因此就把依法嚴懲反革命分子的正當責任也放棄了。至於他們所考慮的，祗是個人會受批評，會犯錯誤。他們不知道離開國家與人民的利益，來考慮個人的得失，正是犯錯誤的根源之一。 總之，由於一部分幹部沒有淸楚而完整地瞭解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他們把嚴厲鎭壓反革命活動與鞏固統一戰線對立了起來，把反對亂捕亂殺與嚴懲首惡對立了起來把鎭壓與寬大對立了起來，致使寬大無邊的偏向未能及時克服，而給予人民利益以不應有的損害。現在，中國人民正與美帝國主義進行着尖銳鬥爭。美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爭，同時侵略我國，威脅着我國的安全。在這種形勢下面，潛藏的反革命分子蠢蠢欲動，正加緊進行破壞活動。這種破壞活動，又成爲美國侵略者的內應，阻撓着中國人民更有效地從事抗美援朝保家衞國的鬥爭。因此，必須給予反革命分子以堅决而嚴厲的鎭壓。這就是說，必須剝奪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自由，剝奪他們從事反革命活動的一切條件，使他們祗能老老實實，不能亂說亂動。爲此，必須在公安，司法工作的每一個環節中，把寬大無邊的偏向掃除淨盡。當然在嚴厲鎭壓反革命分子時採取謹愼態度，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防止可能發生的左傾偏向也是完全必要的。
   全體幹部和全國人民都應該高度警惕起來，淸除一切太平麻遍觀念，注意防奸防特，嚴厲鎭壓反革命活動。每一個革命幹部都應該牢牢地記住：時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覺性，乃是革命幹部的高尙品質。每一個革命幹部都應該發揮帶頭作用，帶動全體人民積極參加鎭壓反革命活動的鬥爭，保衛祖國的安全，有效地圍擊帝國主義的侵略活動和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餘。
   （新華社北京二十七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