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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成都訊】四川省資中縣在互助合作運動中，發生了盲目追求高級形式的偏向。資中縣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完成土地改革後，積極開展互助合作運動，到一九五二年五月就已經組織了一萬一千四百多個互助組。這些組織起來的農民，克服了個體農民分散勞動的困難，大大提高了勞動效率，增加了生產。但與此同時，該縣在互助合作運動中，出現了盲目追求高級形式的偏向，到去年九月底，全縣成立了三十二個農業生產合作社。這些農業生產合作社，有十五個已在去年秋收前後垮台，其餘絕大多數由於在成立之初，缺乏應有的基礎，內部情况混亂，問題很多。
   據這三十二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中二十五個社的統計：除四個社是從常年性互助組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以外，其餘二十一個社都是直接從臨時、季節性互助組發展起來的。它們互助歷史最長的還不到一年，組員們的互助經驗也很不够。領導互助合作運動的一般區、鄉幹部、互助組長和農村中的共產黨員、靑年團員，對互助合作運動的方針、政策、步驟和具體作法也知道得很少。這些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立以後，有的社粗暴地否定了社員的私有財產，不僅牲畜、農具“折價歸公”，甚至桌椅碗筷也都一律“折價歸公”。而所謂“折價”，一般又都比市價低一半以上，其價款又須若干年後才能付淸；由於這樣，近半年來，社員對添置耕牛、農具的積極性大大低落。同時，由於社員還沒有養成愛護公共財產的觀念，牲畜歸公後，死亡也多。紅花鄉沈斌成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二十三條豬，豬瘟時一次就死了二十條。有的社實行絕對平均主義，把中農多餘的土地（超過土地改革時每人應分土地數的土地）一律歸公；大部分社不懂得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分配原則，有的社把全部收穫物扣除公糧和工資後，按人口均分；有的社扣除公糧後按土地股分配，完全沒有貫徹以勞動力爲主的分配原則。
   因此，許多社員生產情緒低落。去年，龍皇鄉牛登緒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紅薯地長滿了草。鳳凰鄉銀紹庭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土地，比一般單幹戶還少薅一次秧子，而且有的稻田發生蟲害，也沒人管。亢溪鄉李子春農業生產合作社，去年四月至十月每畝田平均浪費四十多個工。這些農業生產合作社不但沒有在生產上顯示出應有的優越性，反而造或了壞的影響。去年該縣第一區的四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收成比互助組的收成少了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牛登緒、銀紹庭、李子春、蔣澤木等六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的實際收入，都比前年減少百分之十至六十。因此，傷害了許多社員參加互助合作運動的積極性，許多農業生產合作社垮台後，連互助粗也粗織不起來了。
   資中縣在互助合作運動中盲目追求高級形式的偏向，首先是由於一些領導互助合作運動的區、鄉幹部，有盲目冒進的急躁情緒，認爲遲早都要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錯誤地認爲早組織“早到社會主義”。於是不顧現實條件，盲目追求高級形式。該縣第四區人民政府副區長汪克志曾叫一個不够條件的李伯宣互助粗，馬上改成農業生產合作社；三樹鄉袁光華和金紫鄉國先廉農業生產合作社，也是由幾個區、鄉幹部包辦粗成的，實際上他們當時連等價交換的原則也沒做到。另外，有些幹部則用不給貸款、不借農具、不准僱人、不准車水等辦法强迫農民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紅花鄉裕民村的幹部曾通知全村，不准租牛與借農具給不願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民，這樣，許多本來沒有入社要求的農民，也勉强入社了。
   其次，該縣雖曾普遍舉辦過農民幹部訓練班，對全縣農村幹部和農民積極分子進行了前途敎育，但只是抽𧰼地宣傳了社會主義和集體經營的優越性，而沒有具體講明必須通過各種類型的勞動互助組織，由初級形式到高級形式，逐步地達到農業集體化的道理，以致大部分的農村幹部和農民積極分子都錯誤地認爲：“只要土地一入股，豬牛一夥攏，就能過美好生活，達到社會主義。”於是，就盲目“帶頭”粗織農業生產合作社。龍皇鄉劉澤森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是在去年春天由四個鄉、村幹部在原來臨時性互助組的基礎上“積極組織”起來的。當時他們只經過一個晚上的討論，就將土地入了股，並空想下半年就要進入“社會主義”。紅花鄉的幹部會召開全鄉大會動員農民“集體生產”，於是這個互助基礎原很薄𢐅的鄉，一下子就組織了十個農業生產合作社。
   此外，在幹部的這種盲目冒進的思想作風影響下，助長了一些農民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他們錯誤地以爲只要“合攏來，把中農拉下去，把貧雇農抬上來，扯平了，就是社會主義”。因此，有些貧雇農也跟着急躁地追求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形式。而一些中農，看到這種情勢，怕被孤立起來，因而表面上也贊成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結果由於大家都沒有弄淸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好處，反而給生產帶來許多不應有的損失。爲此，中共資中縣委員會在上級黨委的領導與幫助下，正根據具體情况進行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