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图书馆

我隊是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團四個隊的一個。我們一共有二十三個隊員，或是各民主黨派中的幹部，或是機關幹部，或是城市的敎職員，或是其他民主份子。因爲深切地認識土改是“考驗全中國一切人們……兩個‘關’”中的一個，也是考驗我們的一個關，有的自覺自發的響應了全國委員會參加三大運動委員會的號召，有的更主動爭取來西南參加土改工作。我們求在土改工作中考驗我們自己，求鍛鍊、求改造、求提高。我們求在農民翻身大事中盡我們的一點力，向農民靠攏，和農民建立革命的情感。
   西南土改工作團全團是在五月十七日到達重慶的。我隊在重慶與全團團員共同學習了中央和西南關於土改的政策法令，西南封建剝削的情况，解放後對反動勢力進行的劇烈鬥爭和第一期土改的經驗後，即於五月三十日來到了瀘州。在瀘州我隊又學習了川南關於土改的補充法令和第一期土改的經驗及川南和瀘縣有關土改的各種具體情况，然後於六月十三日到達了瀘縣八區區政府所在地——福集場。在福集場我隊先後參加了八區全區的兩個會議（村以上幹部會和貧僱農代表大會），並於六月二十日分別前往工作地點。
   在一九五〇年秋收後，瀘縣全縣原轄十八個區（有兩個區和另一個區的一部分今已劃歸另一個縣）的人口共約九十六萬，田土面積共五。八〇三·一〇〇市石；八區人口七五·三五五，田土面積四四六。八九九市石。在全縣原轄十八個區中，八區的土地佔有情况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地主階級在組織上和武裝上的力量比一般的區要强些。以解放後的工作的進展和已經建立的羣衆基礎而言，八區也是有一般性的，不算好，也不算壞，我隊最後被分配到八區工作，就因爲它具有代表性。
   在八區，我隊是和川南行署的，、縣縣委的和八區區委區政府的工作同志在一起工作的。工作隊到達了八區後，即成立了八區土地改革工作委員會，領導全區土改工作，並以川南行署民政廳王長年廳長爲主任委員。八區共有十三個鄉，先在其中的七個鄉中進行土改。爲了便於就近分工領導起見，八區土改工作委員會於七月五日曾作决定：福集、朝陽、石崗、石鴨四鄉由王長年，八區區委書記及組織委員，我隊正副隊長共五人負責領導，其餘三鄉由別方面的負責同志領導，福集鄉第五村和福集場因爲是全縣試點，由縣委會直接領導，我隊隊員，爲了工作上的方便，開始即集中在福集鄉的五個村，和朝陽鄉的一、四兩村，和福集場工作經常直接領導我們工作中的始終是王長年同志。
   八月二十日福集朝陽兩鄉分配工作完成。八月二十二日兩鄉在福集場聯合舉行了慶祝勝利大會，我隊在總結了我們的工作之後，也於二十四日全隊重返瀘州。
   一土地改革前的封建剝削情况
   （一）土地佔有情况福集鄉（福集場除外）共有人口五〇〇三，田土合計二八·七二八·七市石。百分之十不到的地主佔有全部田土的百分之六八·三，而百分之四四·三的貧僱農僅佔有全部田土百分之八·九。像這樣地主佔有土地集中的情况，就川南區來說，還算是一般的而不是突出的，但已足够說明原來土地制度的不合理。農民就在這樣的土地佔有對比下受着慘痛的剝削。
   （二）地主的剝削情况地主剝削農民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但主要的是租、押和高利貸。租的名目很多，最流行的是“鐵板租”，即定額年租，租額一般佔農民常年土地收入百分之七十，倘遇到歉收年，就會超過百分之百。除了一般正規租外，佃戶尙須繳納各種花樣的額外雜租，如高粱租、胡豆租、棉花租、瓦租、茶租等等。此外還有很多變相的雜租，如强迫佃戶服勞役、抬滑杆、過生日的送禮、當雜差等。有的地主還要佃戶代耕地主“自耕”的田土，並代地主喂養猪羊鷄鴨——養活的算地主的，死了就算佃戶的。
   同地租具有同樣嚴重剝削性的是“押”在四川叫着“穩首”。押經常是很高的，有的還超過地價。
   另一種重要剝削形式就是高利貸，一般是加五，借實物也要加五，在以前僞法幣貶値的時期，農民所受的痛苦是最深的。
   租和押是不斷增加的，契約每年更換一次。例如福集四村貧農邱銀章佃了二十七石田，契約上規定應繳租二十二石半，穩十石，加豆租二斗，稻草二百個，十二個義務工，牛代地主義務碾米，此外一切公糧賦稅均由佃戶負擔。
   也有租輕押重的，如朝陽四村地主鄧德輝出租田四十石，只收兩斗租，押就要一二〇石。
   這樣的高租高押農民自然是經常負擔不起的。付不起租和無力滿足地主加租加穩的要求時，便是奪佃，連帶又是奪住，甚至活活逼死。在福集朝陽兩鄉，貧僱農所受奪佃搬家的苦是訴不盡的。例如福集一村的鄭淸和就這樣地由一個富農被〓成爲一個“乾人”。
   （三）封建情况封建地主階級和反動勢力的組織是分不開的。在瀘縣八區解放後國民黨所遺留下來的殘餘匪幫，勾結了當地的反動地主，曾組織有一萬左右的匪衆，當時情况是相當嚴重的。在福集朝陽兩鄉反動組織有國民黨、三靑團、靑年黨、靑年社（靑年黨的外圍組織）、一貫道、慈善會、靑洪幫、哥老會等。眞是應有盡有，而且都參加過土匪的活動。還有一個叫做“九人團”的秘密團體是地方惡勢力的核心組織，由反動黨團及袍哥會門混合組成。在反動黨團中以靑年黨的勢力最大，組織也比較廣泛。作爲八區地主窩的朝陽鄉，其中較大的地主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加入靑年黨的。
   以地主爲核心的反動組織對農民進行各種殘酷的壓迫。最爲農民所痛恨的是拉壯丁，農民常常因而弄得家破人亡。强姦婦女也是很普遍的，例如靑年黨主席朝陽鄉惡霸地主莫德明（已在土改期中由人民法庭鎭壓）一個人就强姦婦女百人以上。還有地主在家裏設有水牢、公堂及各種非刑刑具，農民慘受其害的不可數計。
   八區區政府所在地福集場，雖然人口不滿一千，在反動統治時期，却是八區封建勢力的集中點，也是惡勢力的活動場所。惡霸地主往往以福集場做他們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的根據地，以從事反革命的活動。他們把持了政權，又操縱了工商業。他們敲詐勒素，姦淫婦女、打人、殺人，無惡不作。其他流氓地痞，倚仗他們的勢力與一般地主的支持，跟着做姦拐、偷盜、安睹、販煙、强買、强賣的勾當，使得福集場成了一個萬惡的淵藪。
   經過了剿匪、徵糧和淸匪、反霸、減租、退押兩個階段的偉大鬥爭，土匪是完全肅淸了，但以地主階級爲核心的封建勢力，仍然相當頑强，沒有打垮，具體表現在三方面：
   第一、地主還有很多的不法行爲，如造謠破壞，分散隱瞞，放火放毒，無所不用其極。福集四村就有地主造謠說：“現在窮人鬥地主，二天地主就要鬥窮人了。”朝陽一村和福集五村都發現地主燒門板、燒木料、毀農具、砍樹木種種破壞行爲。地主分散財物是很普遍的。福集場上出售的奎寧丸發現有毒，已將嫌疑犯扣押。
   第二、地主在經濟上沒有給以應有的削弱。退押完成的很少，而且做得極不澈底。福集鄉已退數佔應退數百分之七十三，朝陽鄉已退數佔應退數百分之八十五。這些統計數字的正確性是有問題的，因爲退押大部份是以物資折合的，折價太高，極不合理，還有些大中地主完全頑抗不退的。一般小地主是退得差不多了，而大中地主不是原封未動，就是僅拔了幾根毛而已。例如朝陽一村發現地主晚上偷吃肉，福集五村發所地主家裏的菜罈子裏上面是醃菜，下面是臘肉，可見地主在經濟上，還沒有打垮。
   第三、反動黨團和會道門等反動封建組織還沒有被澈底摧毀，在淸、反、減、退時期，福集朝陽兩鄉只鎭壓過罪大惡極的惡霸四人、匪首特務二人。剩下的反動頭目還很多，雖然一部份已扣押，但他們還在做有組織的隱蔽的活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福集三村發現了秘密武裝團體陰謀活動。再如朝陽一村發現了地主隱藏很多武器和子彈。
   二土地改革的工作過程和工作經驗
   （一）工作過程
   福集朝陽兩鄉的封建剝削情况，略如上述，我們就在這樣的基礎上開始了兩鄉的土改工作。工作的步驟，和川南其他地區大致相同，是劃分爲下列的五個階段來進行的：
   第一階段：宣傳動員，整頓組織這一階段的基本工作是發動貧雇農。爲了達到這一目的，鄉和村都先後分別召開了貧雇農代表會和貧雇農大會。在會上向羣衆交代了“依靠貧雇，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消滅地主階級”的總方針，使羣衆明白了土地改革的正義性和目的性。爲了更普遍更深入地進行宣傳動員，除了貧雇農代表會和大會外，兩鄉都還召開了一系列的會——婦女會，靑年代表會，中農會，富農會，小手工業工人會，小商販會以及對地主訓話。各村除了同樣召開了上列的一些會以外，更有自新人談話會，兒童會，貧雇農談話會，自衞隊會等，有的村還個別的舉行了老者會或老婆婆會。在這一些大小的會中，一般的都是結合了訴苦來進行的。
   此外，同時是深入小組，訪貧問苦，一方面對貧雇農作思想啓發，一方面調査硏究，掌握具體材料。我們的隊員對於這方面的工作，一般地說，是做得比較細緻的，深入的，較小的村——如福集一村——幾乎每一戶貧雇農民的家庭都受到了訪問，情况也了解得比較透澈。
   在這一階段中，經過各種方式的宣傳動員，羣衆是初步地發動起來了，認識了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本質，敢於向地主作鬥爭，同時開始樹立起當家作主的思想，對農會中的一些不純幹部都敢於當面提意見。由於羣衆有了這一點思想認識，才有可能在這一階段中初步整頓了農會組織，改選了小組長以上的若干幹部。
   第二階段：劃分階級這一階段的工作，各村都是先組織幹部學習，再在小組中講解劃階級，然後開始作典型試劃。劃時，一般都是先劃農民內部，次劃富農及小土地出租者，最後劃地主。劃內部，是在小組中採取自報公議的方法；劃富農和小土地出租者一般是先經小組評定，再在大會上通過，；劃地主，則都是在大會上劃，並結合鬥爭。全部階級劃定，經大會通過，就出第一榜。如有人不同意，修正後出第二榜。由於工作進行得比較愼重，二榜與初榜大致上沒有太大的出入的。第三榜依規定應經區土改委員會批准方算定案，事實上，爲了更容易掌握實際情况，是授權給各鄉的審査批准委員會代表區來批准的，除非鄉都不能解决的階級成份，才送到區土改委員會批准。
   劃內部時，農民大都願意往低劃；劃外部時，則有“陞官發財”的偏向。此外，最初還有從比歷史，比生活，憑印象，憑感情等來認識階級的偏向，經將政策再三解釋後，這一些偏向基本上都是糾正了的。劃的結果，貧農減少了，雇農、工人和貧民則增加了；富農減少了，中農和地主則增加了。
   經過劃階級後，敵我兩個階級的界限是分淸了，農民的隊伍顯得十分壯大，小手工業工人，貧民和小商販們，因爲明確地獲得了相當於貧、雇、中農的待遇，也都願意緊緊地靠近農民，使得農民內部的團結更爲加强。各村在這一階段中舉行了“站隊”的儀式，原來被爭取中立的富農看到農民的陣營這樣的聲勢浩大，也不由得他們不傾向到農民的一邊，這樣便完全達到了孤立敵人的目的。
   結合着劃階級，內部普遍地在小組中進行了訴苦，對地主則進行了鬥爭，這就使農民的階級覺悟又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此外，在這一階段，各村都動員了過去曾參加反動黨、團、會道門的分子在大會上當衆宣吿退黨、退團、退道。對於自新土匪，有一部份經過羣衆同意後，給他們摘了帽子。這一些措施對於壯大農民隊伍也起了相當作用的。
   第三階段：沒收徵收，這一階段的工作主要是由各村的沒收徵收委員會來辦理的，會的組織一般都沒有査封登記，運輸、保管、分配、計劃等組，各有專責；鄉的沒收徵收委員會只是負督促檢査的責任。沒收的範圍是依照政策所規定的五項財產——田土、耕畜、農具和多餘的房屋及糧食。沒收的程序是先沒收動產，如家具農具耕畜等，之後，再沒收不動產，如房屋田土之類。徵收的是富農出租的田土和田土上的房屋，小土地出租者超過當地每人應得田土兩倍以上的超額田土。關於保護工商業及保存富農經濟兩點，由於事先把政策交代得非常淸楚，在執行中是完全做到了的。
   當沒收工作進行到將近結束時，每一個村都舉行了地主交紅契大會。這一個會是象徵“土地囘老家”，也象徵了地主階級的死亡和封建剝削制度的消滅，因此，這個會對於農民是具有極重大的意義的。開會的時候，儀式很隆重，到會的羣衆在各村都是比以前到會的人數更多，羣衆的情緒也是空前的熱烈。地主交契時，分別守法的與不守法的而規定不同的形式。守法的一般都是行鞠躬禮後，雙手捧交；不守法的都是跪着呈交，同時每人都得向農民羣衆坦白承認本人長期剝削農民的罪惡，並表示悔過認罪，請求羣衆予以寬恕。對於個別頑强不法的地主，就在大會上進行鬥爭。
   在這一階段時，羣衆基本上是已經發動起來了，地主的威風基本也已經打垮了，爲了貫澈對敵人分化瓦解，分別對待的方針，並使過去確是守法的地主減少恐慌，對政策摸一個“底”，兩鄉各村都採取用了守法地主出榜“過關”的方法。凡被羣衆批准過了關的，只要他們以後遵守法令，决心改造，就可以不再被鬥爭。這是鬥爭的一種策略，這種策略對於某些因畏懼或摸着“底”的地主是很能發生分化作用的。
   第四階段：査田評產，分配土地這一階段的工作分兩個步驟來進行，先是査田評產，後是分配，負責這一工作的主要機構爲鄉的和村的査評委員會和分配委員會。
   因爲川南多山地和坡地，故其田土很難以面積計，一般習慣都是以其產量來代表面積，生產量以“石”“挑”“籮”等計算。故査田工作實際上就等於是評產工作。評田的產量以黃谷的常年收入爲標準，由羣衆評定，一般大約相當於豐年收成的八成，並以“挑”爲單位。評土的產量，以大春的高粱產量爲標準，是以石爲單位。
   由於事先充分地作了思想動員，解除了羣衆的一些思想顧慮，幹部首先實報田畝，起了帶頭作用，所以査評工作做得是比較有收穫的。査評的結果，兩鄉中査出過去未經報實的田土很是不少，福集鄉査出了比一九五〇年徵糧時田面積多了百分之二八，土査出了百分之八六。朝陽鄉的田査出了百分之二一點三，土査出了百分之一二三點八。
   分田人數的計算和査田評產是同時進行的。因爲各鄉各村每人應分的平均田土數字很不相等，經區土改委員會决定，分田以大鄉爲調劑的單位。例如四個小鄉中的石崗鄉每人的平均田土數最大，福集鄉次之，朝陽鄉和石鴨鄉又次之。如果不互相調劑一下，各鄉農民分得的田土難免多少縣殊，結果由石崗鄉撥了田土七五〇挑給石鴨鄉，又撥了四百五十挑給朝陽鄉，以資調劑；另外，因爲石崗鄉的鬥爭果實較少，朝陽鄉就在本鄉的鬥爭結實中提了三百萬元送給石崗鄉的農民弟兄。這一些撥田送金的行動都出於各鄉農民的自動。這一些行動中所表現的農民間階級友愛，團結互讓的精神，是十分動人的。如果不是由於農民羣衆的思想覺悟的提高，根本是不可能的。此外，各鄉的村與村之間也是同樣的情形，但調劑的方式與鄉與鄉間的略有不同，不是採取撥田而是用遷移戶口來解决。例如朝陽鄉的一、二、三三個村都是人口多田土少，四村則田土較多，於是就由一、二、三各村各遷移若干戶到四村去分田，這樣就可使四個村的農民所分得的田土獲得平均。分田後就接着分房屋和其他果實。 這一階段工作的主要收穫是更加强了農民羣衆間的團結，在實際行動中表現了“天下農民是一家”“要翻身大家一齊翻”的精神，開始時所號召的“農民團結互讓”，“幹部大公無私”，“方法民主協商”，“目的有利生產”，“分配公平合理”“結果人人滿意”的六大口號，在福集朝陽兩鄉，可以說是基本上都達到了這些目的的。
   第五階段：評功選模，慶祝勝利，這一階段的工作實際上就是總結工作的階段。在分配工作結束之後，各村都分別召開了土改總結大會，慶祝勝利，同時並由羣衆評選土改期間工作積極的功臣和模範。接着兩鄉也聯合舉行了慶祝土改勝利大會，大會上除予兩鄉所評選的各等模範八十九人分別給奬之外，並向羣衆動員生產，動員抗美援朝的捐獻，動員搞好秋收工作。兩鄉的功模也都紛紛地在大會上表示接受這些號召，保證以實際行動來完成任務，報答人民志願軍，報答共產黨，報答毛主席，羣衆的情緒是空前的熱烈。
   以上五個階段的工作，在進行時，一般地都是交錯進行的，兩鄉各村的工作進度雖不完全一致，但工作的發展是正常的，也是順利的。
   （二）工作經驗
   在上述的五個階段的工作中，有一部份是只屬於某一階段的工作，例如劃階級，沒收徵收，査田評產，分配土地等；另外，還有一部份工作則是土改過程中的基本工作，必須始終貫澈，步步結各，步步提高的，例如整頓組織，培養幹部，和敵人進行鬥爭等等，這一些工作應該說是土改中的主要工作，要想在土地改革中從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武裝上、思想上澈底消滅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如果農民自己不能建立起有力的領導核心的農會組織，不能培養出堅强的骨幹分子，不能經常地予敵人以嚴重的打擊，那是很難想像的。我們兩鄉的工作之所以能比較順利地進行以致於完成，應該說是由於我們確是把這一些步步結合的工作始終貫澈了而且做得比較深入、細緻的原故。現將我們幾點工作經驗分述如下：
   （1）關於整頓組織
   就福集和朝陽兩鄉來說，在土改以前，雖然已經過淸匪、反霸、減租、退押和覆查運動，但羣衆的發動還是不够充分的。從農會組織的領導來看，兩鄉的鄉農會以及各村的村農會都是很不純的，一般的情况是：中農當權，有的村中農超過了三分之一，（如福集四村），有的村幾乎絕大多數是中農（如朝陽一村和二村，全部村幹十餘人中，只有一二人是眞正的貧僱），有的村雖然中農人數並未超過三分之一，但實際上是由中農在掌握領導權（如福集一村和朝陽四村）。另一種情况是：地主階級直接在幕後操縱（如福集三村的農會實際上是受惡霸地主劉榮光等的操縱），或是本身雖是農民，由於歷史不淸白，已經變了質，或明或暗地包庇地主，甚至曾經通過匪（如朝陽鄉鄉主席劉有餘），其他委員由於政治覺悟不够，不敢對其展開鬥爭，聽其胡作胡爲，這一類實際上仍是等於地主在掌握農會的領導權。至於一般農幹的不民主、貪汚、包辦代替、强迫命令、脫離羣衆等的思想作風，那更是普遍的現象。以這樣的農會，要在土改中完成艱巨的澈底消滅封建的任務，是不可能的，因此認眞地整頓組織是非常必要的。
   整頓農會組織，必須結合土改宣傳，深入發動羣衆，使羣衆能够認識到如果農會不健全便不可能勝利完成土改的關鍵，以及爲什麼農會的領導核心必須由貧僱農來組成的道理。在羣衆有了這樣的覺悟的基礎上，然後才能根據幹部的一些具體材料，予以調整。一般都是堅决淸洗階級異己分子，對於成份好，歷史清白，只是作風上有些缺點的，經自我批評向羣衆承認了錯誤後，予以留用，或調職任用，使他繼續爲羣衆服務。在進行整頓以前，是先進行幹部整風，向幹部說明整風的意義和目的，號召打破情面，鼓勵大家帶頭作自我批評，並說明只有勇於改正缺點，才能取得羣衆的原諒。結果都暴露出許多缺點，收效很大，使整頓組織的工作才有了進行的條件。
   在第一階段中兩鄉各村整頓組織都是採取了自下而上的民主協商的方式，例如福集四村，就是先由小組充分醖釀協商，再由主席團彙總後，提請大會舉手表决。福集鄉農會改選，以是先由小組民主協商，經由代表大會產生的協商委員會商定候選人名單，再提到大會舉手表决，結果大家都很滿意。也有些村，在小組醞釀提出了新的候選人以後，採用過去農村選舉時習慣用的“投豆子”的辦法進行選舉。事實證明事前不經過民主協商而單純的用“投豆子”的辦法並不完全妥當的。
   整頓組織的目的並不是把原任幹部完部“一脚踢開”，而是去壞留好，去假留眞，在第一階段中福集鄉被選掉的約佔百分之二十，朝陽鄉約佔百分之五十，初步改選後中農約佔四分之一。爲了免使落選幹部和農會對立，對於他們一般都進行了教育，使他們能更認識自己的錯誤，改正錯誤後繼續爲羣衆服務。爲了貫澈依靠貧僱農的政策，兩鄉的鄉主任，武裝部長和農協小組長都改選了由貧僱農來担任。
   根據我們的經驗，只有在貧僱農充分發動起來，形成了領導農會的核心力量，然後才有眞正的團結中農，團結一切反封建力量的可能，農會領導組織中，貧僱必須佔三分之二，中農只佔三分之一，這是農會組織法中明文規定了的。如果中農超過了三分之一時，應該向中農明白解釋，請他們自動辭讓，他們是會接受的，否則就應該擴充委員名額，增加貧僱農的人數以達到三分之一與三分之二的比例，這並不是排擠中農，這樣做是對於土地改革有利的，因此也是對農民有利的。
   過去淸匪、反霸、減租、退押時期雖然也曾經整頓過組織，但是由於那時羣衆並沒有眞正發動起來，同時錯劃的階級成份也很多，所以這一工作可說是做得十分不澈底的。經過土改第一階段的宣傳動員，羣衆是初步的發動起來了，政治覺悟也有了提高，對於農會幹部的思想顧慮大大減少，敢於說話了，這樣才具備了整頓組織的基本條件。然而隊條件還是很不够的，所以這一階段的整頓組織只能說是一個初步的工作，農會裏面比較過去是澄淸得多，却還不能說已經形成了領導的核心；因此，整頓組織這一工作必須結合羣衆（主要是貧僱農）發動的程度，在每一階段的工作中繼續進行，例如在劃階級時，我們發現幹部中有原非農民而過去被錯劃爲農民的（例如朝陽一村的藍斐成原是道士），在査田評產時，發現幹部中有瞞田不報的（如福集鄉農會生產部長何貞華瞞田，爲福集二村農會所檢舉），有工作不積極，不能爲羣衆服務的，（如朝陽一村的自衞隊長陳有爲）；這樣就必須隨時予以整頓，但由於以後各階段中的幹部調整都是個別的，所以方式便與第一階段的不同，一般是由小組長及村幹會議來提名選舉的。
   因爲農會是全鄉或全村農民的領導機關，組織是否健全將影響全鄉或全村羣衆的切身利益，同時對於鞏固人民民主政權也有着决定的作用，所以在土改過程中應該是當作一件十分嚴肅的工作來做的。
   （2）關於培養幹部
   其次是培養農民幹部和積極份子問題。土改工作做得好不好，主要是看羣衆是否發動了起來，羣衆發動的程度，則看貧僱核心領導是否已組形成，而形成領導核心，主要是依靠農民積極份子和農民幹部。因此，在土改過程中，我們確定了培養農民幹部和農民積極份子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的任務。這一工作在我們兩鄉各村中一般的都沒有被忽視，特別是福集四村對這一工作做得更好，湧現了大批的積極份子，加以培養後，在各階段的土改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培養幹部和積極份子不是可以一蹴而成的，一方面要從鬥爭工作中去了解情况，從原有幹部中發現好的，一方面要從訪貧問苦中，在羣衆中去發現新的積極份子。一般說，培養的對象應該注意幾種條件，要品質好，歷史淸白，立場穩，工作積極，威信高，但一般農民是不容易完全具備所有的這些條件的，一開始時，我們也不應該作這樣過高的要求，我們是採取幫助敎育的方法來培養他們，首先是了解他們的思想情况，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灌輸以愛國主義的敎育和前途敎育，使他們能認識到國家的大的利益，不斤斤於個人眼前的利益。此外，敎育他們聯系羣衆，虛心聽取羣衆的意見，建立爲羣衆服務的正確的思想和作風，進行敎育的方式除經常作個別談話外，還建立了經常的檢討會，使農民逐漸學會與使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來檢討自己和檢査別人的工作。這是通過羣衆與敎育幹部的最好的方法。在開始時，由於農民還沒有養成這樣的習慣，一般都不免是拉不下情面，不好意思提意見，對於自己的錯誤和缺點，也有顧慮，不敢坦白。但是經我們的誘導啓發，解除了他們的思想顧慮之後，一般農民大都是能够正視自己的缺點，向羣衆作深刻的檢討。 還有一種是有些村所組織的學習會，也是一種很好的經驗，對農民幹部和積極份子的政治覺悟與思想覺悟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根據我們的經驗，在開始時，羣衆尙未發動起來，積極份子尙未大批湧現，少數的積極份子也都缺乏鬥爭經驗。這一時期，我們的工作方式多少是有點包辦代替的，許多事情都是我們計劃，我們出主意，交給幹部們去做。後來，當幹部和積極份子逐漸在工作中取得了經驗以後，我們就採取了大家共同協商研究的方法，由他們自己去執行工作，這時期已可看出農民的工作能力，他們是很有辦法的。再後一個時期，就主要以他們爲主，一切事情都由他們自己去處理，去計劃、去决定，凡是他們能够講的，能够做的，都由他們自己去講去做，我們只是對他們作思想領導和工作檢査，給他們一些建議和指導，以及幫助他們做一些文字和統計的技術工作。正因爲有了這樣培養的結果，當土改工作結束之後，我們才能够放心地離開他們，因爲他們已經在相當時間的鬥爭中和工作中取得了豐富經驗，已經完全有了足够的信心和能力來爲羣衆服務。這是一件需要極大的耐心來進行的工作，一切急躁，對農民不信任，以及缺少虛心心地向農民學習的態度都是無以來完成任務的。
   （3）關於鬥爭地主
   鬥爭地主的工作，在土改的五個階段中也是需要步步結合，始終貫澈的。因爲地主階級决不甘心自行滅亡的，當他們到了垂死的時候，一定還會作最後的掙扎以至於頑强的反抗。四川的封建勢力特別濃厚，這種情形尤其普遍。雖然經過了剿匪徵糧，和淸匪、反霸、減租、退押的兩個時期的劇烈鬥爭，已經將地主階級的勢力給予了相當的打擊與削弱，但是一般地主的政治威風並未完全打垮，經濟方面也是一樣，一般的大地主和部份的中地主在減退時期中，只退了極小部分的押金。反動組織也沒有完全暴露，反革命份子，很多沒有鎭壓，不法行爲沒有受到應得的懲罰，可以說，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武裝上、組織上、思想上，地主階級反動餘勢還是存在着的。他們表面上似乎很老實了，一無所有了，這正說明了他們盡量在掩飾自己，企圖減輕羣衆對他們的注目。對於這樣的一個階級敵人，必須要時時刻刻地提高警惕，不斷地和他們進行堅决的鬥爭，直到完全澈底地把這一階級消滅爲止。
   鬥地主一般都是從鬥惡霸地主開始，因爲在農村中，這些惡霸地主是農民最痛恨也是最畏懼的對象。在發動羣衆時，必須結合訴苦來鬥爭，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一方面可以促進階級勢力對比的變化，其次是半地主的經濟，有些地主在減退時應該退沒有退淸的，有些地主過去曾經欠了農民許多血汗債，一直沒有償還的，有些地主做種種不法的破壞行爲必須予以罰款的處分的，更因爲地主的經濟力量如果繼續由他們保持，他們的政治勢力也就很難澈底打垮，勞動改造也就很難實現。此外，則貧僱農民也有必要從他們的身上來獲得生產資料的適當滿足。更進一步，則是鬥地主階級的反動組織，如國民黨、三靑團、靑年黨、各種會道門等，澈底地予以分別首惡暴露，盲從與脅從，加以輕重不同的懲處與敎育改造，這項工作在土改過程中是完全必要的。（當然，這些步驟應根據具體情况來進行，不能截然分開的。也可以同時並進的）否則，就會流入“和平土改”的思想。
   鬥地主要鬥得準、鬥得穩、鬥得狠，因此，事先必須有充分的調査硏究，以便掌把具體材料。在鬥爭時，因爲急於求得結果，常常容易發生“蠻幹”的現象，這是缺乏鬥爭的策略思想的原故。根據兩鄉的鬥爭工作經驗，對敵人運用分別對待，分化瓦解，爭取敎育等策略往往是更容易逹到鬥爭的目的。但這裏必須着重指出的是：運用策略來對敵人進行鬥爭，必須是在羣衆已充分發動起來，羣衆對於敵人已有了明確的階級認識以後才能進行；應該認識：運用策略是爲了在政治上經濟上更容易地打垮封建，而不是使地主或其家屬易於過關，更不是單純地對敵人進行敎育。如果認不淸這點，也是容易流入“和平土改”的思想的。
   爲了更迅速地能打垮地主階級，我們第二階段起，就配合了人民法庭的工作，兩鄉各村都幫助人民法庭淸理了一些積案，在第三階段和第四階段末，瀘縣人民法庭第二分庭都曾經舉行兩次公審大會，在大會上，當着羣衆判處了罪大惡極的反革分子朝陽鄉惡霸地主莫德明等五人的死刑，楊銀章一人的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楊忠良等五十九人的徒刑，並將罪狀較輕的陳獻修等四人釋放，交羣衆管制。這樣做了，一方面給了其他地主以極大的威脅，使他們以後再也不敢亂說亂動，一方面大大地顯示了羣衆的威力，同時，更澈底地從組織上武裝上肅淸了殘餘的封建勢力。如果能够出現得更早一點，相信牠的作用更會大一些。
   從第三階段起，配合了人民法庭的公審，兩鄉各村的農會都用了“出榜過關”的方法，貫澈了“分化瓦解，分別對待的方針，並使確實一向守法的地主減少恐慌，使他們能對政策摸一個‘底’”，“首先是出守法地主的榜，其次出‘自獻’或經過‘談判’已經交淸罰款的榜，說明這些地主手續已經了淸，宣佈過關，並令他們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眞心勞動改造。”根據川南區黨委第二書記彭濤同志這樣的指示，在第三第四兩階段中，兩鄉已出榜過了關的地主共計八十七人（戶主）。
   爲了分化瓦解地主的家庭，更爲了改造靑年知識分子，使他們經過思想敎育以後能爲人民服務，有的村從第二階段即已開始注意地主家庭中的靑年知識分子的調査考察，並對其中較好的一部分進行敎育。這是一種細緻的耐心的思想鬥爭工作，並非對敵人做統戰工作，因此必須要非常愼重而嚴肅地去做。朝陽一村在這方面曾有若干可供參考的經驗。
   總之，“土地改革是一場系統的激烈的鬥爭”，在全部工作過程中必須步步結合，一直到眞正澈底打垮了地主階級的封建勢力爲止，只有這樣，農民才能說是眞正獲得了翻身。
   最後，不應該遺漏的是原屬於福集鄉範圍的福集場的工作。福集場上隨了土改也起了很大的變化。場上的工作是有計劃地有步驟地配合土改來進行的，最先是號召全體居民支援土改，反封建，反分散隱藏，其次是劃淸居民階級，消滅依附地主階級的惡勢力，遣送貧民下鄉分地，最後是整理人民團體的組織，特別是工商聯與工會，爲建鎭工作打下基礎，更進而爲發展農村經濟建立有利條件。工作的進展是順利的，也爲集鎭革新工作創造了一些經驗。新生的福集場無疑地是可以爲土改後的農民服務的。（詳見附件）
   三土地改革的成績
   經過了兩個多月緊張熱烈的土改工作，福集朝陽兩鄉和福集場都起了基本上的變化。
   （一）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實現，兩鄉在土地改革中，沒收了田土共三八。六〇七挑，耕畜共四十七頭，農具共大小三·〇六一件，多餘的雜糧共二担八斗（老量），多餘的房屋，瓦房四。五一三間，草房一·二九七間，共計五，八一〇間。同時，徵收了田土共一、一三二·四挑，附帶的房屋，瓦房四十八間半，草房三十三間半，共計八一間。。此外，鬥爭不法地主共得黃谷、金銀、人民幣和其他物資，拆合黃谷約三，〇二四市石。分到土地的農民及其他勞動人民在福集朝陽兩鄉共一〇，一〇八人。連地主在內，每人分得田土在福集鄉爲五·四挑，在朝陽鄉爲五·一挑。留作鐵路公路用的土地共二，五一六挑，兩鄉又留公地共九四七·八挑。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度，從此就變成爲農民的土地所有制。長期受着封建剝削的農民從此就翻了身。
   翻了身的農民具有高度的生產熱情。以勤勞著稱的，善於精耕細作的，曾經化荒山爲沃土的四川農民，並沒有因忙於土改的工作，而減低了生產情緒。在分了土地之後，他們還比以前更有决心，更有把握去增加生產。他們早已懂得了怎樣互助，在這一期的秋收中，他們表現着密切的合作。現在，他們更有了組織生產，充分利用土地，耕畜和農具的可能。由於農村生產力的解放，農業生產正在蓬勃地發展，並將爲國家工業化造成必要的條件。
   （二）農民在政治上成了新農村、新中國的主人翁，在土改中，農民在政治上也翻了身。以貧僱農爲骨幹的農民協會，掌握了鄉和村的政權。在土改工作開始時，兩鄉的農民協會會員一共只有三·〇九三人，佔農業人口百分之三三。五，到了土改工作結束，會員人數已增加到四·一八〇人，佔農業人口百分之四七，其中還淸洗掉四十四人，經過了不斷的整頓，成份不純的幹部，自鄉幹部以至小組長，一般已被淸洗掉了。成份純潔的新舊幹部，在土改開始時，一般是不會說話的，不敢說話的，且主持會議處理問題的能力，也是很薄弱的。但現在他們一般都是會說話，會辦事，確實地能爲農民服務了。
   健全的武裝力量，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必要條件爲農民協會組織的自衞隊，在兩鄉人數已由五六二人增加到六一〇人（其中有六〇人撥歸福集場領導）組織比以前也嚴密得多了。經過整頓後，自衞隊領導成份也由部分的不純潔變爲一般的純潔了，對於階級敵人反革命分子的警惕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自衞隊對於站崗放哨，盤問監視等工作，一般是很能盡責的。不但武裝力量已經顯著地增强了，就是鄉村兒童對於管制地主和嚴防匪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農民內部的團結也是一種新的現象。過去反動封建統治時期，被壓迫的人們間的隔閡和不團結，鄉與鄉間，村與村間，甚至村內部間以及各姓氏間的隔閡和不團結，都是由外在的惡勢力所故意促成的。福集一村和四村在土改前，即因爲爭一點金子而鬧了不少意見；福集三村的上半村和下半村間，也是因爲有人從中挑撥而引起對立和不和睦。經過土改後，農民本着“團結互讓”“天下農民是一家”的精神，在鄉與鄉之間，在村與村之間，在小組與小組之間，都進行了調劑田土，多地的讓給少地的，同時又讓送贈鬥爭果實，多得的，贈給少得的，由於階級友愛的充分發揮，基本上已克服了隔閡和不團結的現象。這也就是爲人民民主專政樹立了更好的基礎。
   更爲顯著的一個新現象，是農民發揮了愛國主義的思想。他們都體會到衞國就是保家，也就是爲了鞏固土改的果實。他們在挖窮根中，在抗美援朝的宣傳（雖然我們對這項工作在土改中結合不够）中，深深地認識到蔣匪幫反動統治和美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是不可分的，二者互相勾結，就是過去農民一切痛苦的根源。農民沒有不知道杜魯門是全世界的大惡霸，因爲要堅决地消滅蔣匪幫的殘餘勢力，所以也要堅决地消滅全世界大惡霸杜魯門。一般農民都說抗美援朝是制止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制止美帝國主義的侵略，也就就是爲防止反動封建勢力在中國的復活。他們在各小組中，在大會上，都表示着要全心全意來支援在朝鮮的中國人民志願軍。許多年靑的農民們踴躍地參了軍的，把參軍叫做“考兵”，考不上便覺得不愉快，有的竟然哭了。對於優撫烈軍屬捐獻飛機大砲的工作，一般農民不但有决心而且能想出辦法，增產捐獻，已成了他們努力的方向。
   （三）婦女地位的普遍提高，在封建社會中婦女是一般地沒有地位的，他們受着封建剝削和男權社會的雙重壓迫。現在情形大不相同了。在發動貧僱農之時，婦女的地位就開始有了大變化。婦女的積極性表現得很顯明，她們和男人一樣，熟烈地要求學習，堅决地鬥爭地主，並且不甘落後地在農民協會中負起任務。這就是她們能够在羣衆中迅速地建立了威信的原因。在土改的過程中發現了許多積極的婦女幹部，她們很充分的地表現自己的能力，再加培養起來自然會起很大作用。農村婦女的地位提高，無疑地證明羣衆力量已大大增强了。
   （四）迷信的破除由於農民在經濟上及政治上翻了身，反動封建統治用以束縛農民的落後迷信思想迅速地在被消除中。農民自動地摧毀了神像，騰出了廟宇充作村公所或住所，燒香拜泥菩薩的事情已經絕跡了，迷信紙也找不到主顧。今年的中元節焚紙超渡，祭祖上墳的一類浪費也不發生了。由於命運思想的破除，一般農民不再信奉鬼神，因此，向來在鄉村間欺騙農民的仙娘、道士、陰陽等都被鄙視了，他們走頭無路，只得先後轉業了。福集鄉四村八個道士和兩個陰陽自動在農民大會上繳出符篩，神像，印記，羅盤及迷信書藉等共兩大筐，並當衆說明自己從前怎樣欺騙農民，保證以後决定改邪歸正，從事勞動。同村兩個農民出身的和尙，在土改過程中，自動地還了俗，要求分配土地，决心勞動改造。其中一個年壯的和一個農民寡婦結婚，並在村民大會上舉行了婚禮，保證婚後共同努力生產。在鄉村間又有一個新的現象，是一般農民害了病，絕不再燒香求神，念經畫符，而極其迫切地找醫療隊或衞生人員，給他們醫治，也非常重視藥品。這也證明他們思想上有了顯著的轉變。經過土地改革的偉大運動，經過了初步的前途敎育，農民已經恍然大悟，不願再爲迷信思想的俘虜了。 （五）翻了身的農民對文化要求的迫切在土改的過程中，農民進行訴苦挖根，都提到爲什麼過去讀不起書，地主階級怎樣剝奪他們的這種機會。現在地主階級打垮，誰也不再制止他們讀書，他們對學習文化的要求，是和階級覺悟的提高分不開的。一般農民，尤其是成年男女，都愛好唱歌，愛好扭秧歌，也都準備着學習一些文化。福集鄉三村由地主手中沒收了相當數量的木料，農民都贊同歸給農會保管，以備建築村小學校舍之用。各村在土改的過程中，爲培養若干積極分子，都舉辦了土改學習班，附帶地教他們唱歌，對他們講解時事，他們的情緒因而大大提高了。大量收容失學的農村兒童。在土改的時期，工作重點雖然是進行政治敎育，但跟着階級覺悟的提高，而表現出來對學習文化的迫切要求，也是土改中農村的一種新現象。
   （六）農民熱愛毛主席，感謝共產黨“毛主席和共產黨領導我們翻了身”，這是土改過程中農民說得最多，最自然，最懇摯的一句話。農民心裏很明白，要是共產黨不來，不是被國民黨抓去當壯丁，便是早被迫成了餓殍。“翻身不忘毛主席”。“翻身不忘共產黨。”農民對毛主席的愛戴，對共產黨的感激，是完全從心坎中出來的。他們對“毛主席所定下的政策”是絕對擁護的，因爲他們都明白毛主席的政策是爲了他們，也是爲了全中國一切人民的。以不犯富農經濟這一點爲例，農民起初也想不開，以爲這一政策的實施，會使他們少分到田土和房屋，但聽到了這政策是毛主席决定的，並將政策的內容加以充分說明後，他們便心悅誠服地遵行了。毛主席的偉大，毛主席的愛護人民，他們感覺得深切，因而對於毛主席的衷心愛戴，也决不是單單幾個口號，所能表達的。爲了要對得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個個農民都保證努力生產，嚴防反革命分子，並捐獻飛機大砲，踴躍參軍，加緊抗美援朝。
   四隊員們在土改工作中的體會
   我們川南隊二十三名隊員，多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長期受過資本主義敎育的不良影響。雖然我們每個人在某種程度都擁有一些專門的或技術的知識，幷且從書本上或聽報吿中學到一點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但是怎樣把這些革命理論與我們個人的行動實際結合起來，通過實踐來逐漸肅淸我們思想方法上的不正確部分和資本主義教育的不良影響，使我們所有專門的或技術的知識能够眞正爲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服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次全國委員會使我們有機會來參加這一偉大的羣衆革命運動——土地改革，幷且在西南和川南各首長的正確領導和地方工作幹部的熱心幫助之下勝利地完成任務，我們每個人不單與當地廣大的羣衆一起愉快地渡過了土地改革這一關，同時從前後三個多月的政策學習和實際工作中，在思想上都已提高了一大步，在行動上受到一次嚴格的考驗。聯繫到我們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我們每個人在工作過程中都有着不少新鮮而深刻的體會，比較普遍和重要的有下列數點：
   （一）不到西南和川南，就不單不會眞實了解到這裏的封建勢力這樣濃厚，封建剝削這樣殘酷，並且也不易相信這裏的反革命分子這樣猖獗，地主階級對土地改革的反抗這樣頑强。在北京或天津，有人聽說西南的征糧，淸、反、減、退運動和土地改革都搞得太兇，說西南懲治不法地主條例不合中央政策，這自然是反動地主階級放送出來的空氣，但仍不免有人半疑半信，我們到這裏來，經過了解情况和實際工作後，大家一致確認如果沒有轟轟烈烈的剿匪徴糧和淸、反、減退這兩大運動的光輝成就，如果在這些運動以及土地改革中不結合西南懲治不法地主條例和中央頒佈的鎭壓反革命條例的運用，羣衆就不可能發動起來，封建勢力就不可能被澈底打垮，土地改革也就不能實際完成了。從這裏面我們每個人都深深體會到下面幾點：首先，毛主席所說“沒有調査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的話是永恆的眞理。其次，在新民主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法令和中央政策是完全一致的。最後，地方幹部的艱苦奮鬥和正確執行中央政策的精神是値得敬佩的。
   （二）在重慶的十天學習中，我們已經初步否定了和平土改的思想。但與這種思想有連帶關係的一些非馬列主義的觀點，如純法律觀點、純經濟觀點、純技術觀點，以至單純任務觀點等等，還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化裝出現，擾亂我們的思想，糢糊我們的目標，影響我們的工作。在兩個月的土改過程中，因爲步步結合鬥爭，使我們深切地認識到不鬥爭便不能發動羣衆，不鬥爭便不能澈底打垮封建，也就不能完成土改。我們因此不單從實際行動上進一步肅淸了和平土改的思想，並且也隨時警惕着這些與和平土改有連帶關係的非馬列主義觀點的出現作祟，這對以我們以後搞工作是很有幫助的。
   （三）羣衆路線是任何革命工作中一個基本問題，通過這次工作，我們對這一問題有了比較更具體的了解。前面已經屢次提到，羣衆沒有充分發動起來，封建就不可能被澈底打垮，土改工作也就不能勝利完成，這是我們一致的認識。除此以外，我們還深刻地體會到，在每一階段的工作中，不管是劃階級也好，徵收沒收也好，査田評產也好，分配田土也好，只要我們相信羣衆的智慧，依靠羣衆的力量，工作便會搞得很圓滿。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自恃和自誘我們的理論修養，單純强調我們的技術知識，或過分自信自己的所謂“科學”方法，而輕視純樸老實的農民們的辦事能力和辨別能力，而完全脫離羣衆，一手包辦代替，即使是最微小的事情如分配鬥爭果實，也會搞得頭昏眼花，而沒有結果。從這裏我們不單深深體會到羣衆路線是任何革命工作中的一個基本環節，同時也認識了中國農民羣衆的力量和智慧的偉大。農民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在過去三十年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中，農民們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經過土地改革，革命農民的隊伍比以前更加壯大了許多倍，農村生產力也得到了基本上的解放，今後在毛主席、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在工農聯盟的强固基礎之上，一定能够發揮更偉大的力量，對新中國的建設有更多的貢獻，新中國的遠景也就更値得我們仰慕。這同時又從實際上更進一步啓發提高和加强了我們的愛國主義精神。
   （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對於階級立場的認識一般是有點糢糊的，行動上的表現常常有些搖擺不定，不是過右便是過“左”。經過對潛存的各式各樣的和平土改思想的淸算和警惕，對羣衆路線和羣衆觀點的實際體驗，以及在劃分階級、鬥爭地主、徵收沒收、査田分配等項工作中的具體實踐，使我們更進一步認淸了敵我界綫的毫不含混，並且絕對不能含混。階級立場的認識與羣衆觀點和羣衆路綫是分不開的，只有在偉大的羣眾運動中，經受過嚴格的考驗，我們對階級立場才能有比較明確的認識，我們的階級立場才能談得到比較堅定。
   （五）從這兩個月的緊張工作和實際體驗中，我們又認識到革命工作是一件十分複雜的事情，正確掌握政策也不是容易的事。掌握和執行政策决不是一種單純技術工作，單純的任務觀點也不能解决問題。任何一種正確的政策，必然是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的政策。因此如果沒有明確和堅定的階級立場，沒有正確的羣衆觀點，不走羣衆路線，是不可能正確地掌握和執行政策的。在另一方面，政策的掌握並不排斥策略的運用，這種策略的運用是相當複雜和細緻，在一定情形之下也是完全必要的（如鬥爭地主中的分別對待，分化瓦解、過關、招降、敎育改造地主家庭中的靑年知識分子等）。但是只有在正確地掌握了政策之後，在羣衆充分發動起來之後，在敵人的威風基本上被打下之後，對敵人陣營運用上述策略才不致束縛羣衆的手脚，減低羣衆的鬥爭情緒，而助長敵人的威風。運用策略也必須有一定的限度，才不致糢糊羣眾的認識，混亂敵我的界線，和喪失自己的階級立場。
   以上幾點認識，一方面說明我們二十三個人經過這次工作，在思想上的確已經提高了一大步，在另一方面，這也證明我們這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本身的確存在着不少缺點和舊思想的殘餘。這些缺點和舊思想的殘餘，只有通過親身參加的偉大羣衆運動才被逐漸暴露出來，並在羣衆的嚴格考驗之下，逐步加以克服和淸洗。但是我們這次參加工作的時間還是太短，在全部工作過程中對於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武器也運用得很不够。我們怎樣鞏固這些已獲得的成就，並在這一基礎上更進一步改造和提高自己，還要靠在以後的工作和學習繼續鍛鍊。
   最後，我們這次有機會參加千載難逢的土地改革工作，通過這一偉大的羣衆革命運動改造和在思想上提高了自己，並深切認識了中國人民力量的雄偉和新中國遠景的美麗，使我們不單進一步充實和加强了我們的愛國主義精神，同時也進一步充實和加强了我們對於偉大的中國人民領袖毛主席，以及對於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擁護和愛戴。在這裹，我們謹以至誠向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向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最高的敬意和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