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图书馆

川北隊於五月三十日到達南充。經四天學習之後，分成六組，每組四人，分別達蓬溪、達縣、營山、中江、儀隴、安岳等六縣參加工作。
   到達各縣後，由當地工作團分配到鄉村工作。有四人同參加一個鄉的二組（蓬溪、儀隴）。有四人分開參加二或三個鄉的四組（安岳、營山、中江、達縣）。一般是參加中隊部而有重點地聯繫到村的工作，也有主要是担任村的工作而聯繫到中隊部和分團部。我們除參加各種大小會議外，主要的工作是向領導上反映情况，提供意見，佈置和檢査工作，訪問貧雇農，調査統計，報吿講話。
   全隊二十四人中，沒有一個人半途而廢。離開工作地點以前，各組做出總結。帶着農民對毛主席和對中國共產黨的熱烈感謝，於八月二十五日在南充勝利會師。
   囘想我們從北京出發來西南參加土地改革工作的時候，我們雖然抱有滿腔熱忱要幫助農民翻身，要在反封建鬥爭中改造自己鍛鍊自己。但是在當初對於土地改革運動的重要性，是認識得不够的，對於我們自己參加土改運動的重大意義，更沒有深刻的認識。我們中間一部分人對於自己搞好土改工作的把握和信心也是十分不够的。
   經過在重慶和在南充的學習，在鄉上，在村上從頭到尾參加了土改中這一系烈的激烈的鬥爭之後，才眞正認識到土地改革運動的正義性與目的性，和我們參加這個工作的重大意義。雖然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多，却是有成績的，並起了一定的作用。農民知道中央方面的人到了鄉上村上，替農民撐腰，他們的勁頭就更大了。敵人知道我們來了，雖然不明眞相，也就有些害怕。在立場觀點思想認識上，我們來參加土改的每一個人也都得到了豐富的收獲。這些都大大超過了我們來時的期望。
   這也就證明了毛主席號召我們來西南參加土改工作，是一種英明的正確的措施。我們智識份子參加農村的反封建鬥爭，在一方面確實幫助了農民的翻身，另一方面也確實使自己經過鍛鍊考驗，獲得進步，因而更加强了自己在一切工作中爲人民服務的决心和能力。
   （一）發動羣衆，依靠貧僱農
   發動羣衆是土改的基本任務，如羣衆未發動起來或發動的不够，土改的眞正任務是不會完成的。在我們下鄉工作中，體會到發動羣衆，主要的是從思想上發動羣衆，使羣衆自己覺悟起來，團結內部，打擊敵人。我們在全部土改工作中，又認識到羣衆的力量和智慧，並體會到培養羣衆領袖與羣衆運動有不可分的聯繫性與重要性。茲分述如下：
   （1）從思想上發動羣衆，一般農民有幾思想情况，例如（一）相信命運和鬼神，以爲貧苦是由命運和鬼神註定的，蓬溪縣附西鄉的僱農宋方榮就這樣說：“窮是閻王註定的，前輩子沒有敲。”（二）有變天思想，也就是思想顧慮，安岳縣城西鄉一個貧農說：“地主吿訴我，要謹防後路，不可做得過火，二天可要瞧瞧我。”（三）有“〓佃”關係的保守思想，即“老佃客不要與地主破壞了感情”。中江縣城廂鎭的佃農吳大滿對於老地主林三萬隱匿財產，初不願報，經過四天啓發後才說出來。（四）有宗族主義或宗派主義思想，有些農民受同族地主的挑撥，不願與本族地主鬥爭。營山縣城附鎭的農民陳祥智爲本族地主陳祥圖向調處委員會說：“陳祥圖窮了不能賠償一千五百萬元，只能賠償八百萬元”。陳祥圖的經濟力量實在可以賠償一千五百萬元。農民有了以上這些思想和顧慮，我們體會到如不從思想敎育上着手，來打通農民的思想，消除農民的顧慮，農民羣衆是不會發動起來的。我們又體會到各鄉各村召開貧僱農代表會，啓發農民如何“訴苦”，如何算“剝削賬”，幷敎育農民“誰養活誰”“土地囘老家”的道理，使農民認識到一切貧困和痛苦都是地主階級所造成的，因而激起階級仇恨，提高政治覺悟。安岳縣城關區舉行了一個很大規模的被地主階級先後殺死的三十五個“死難農民追悼大會”，各鄉農民代表到六百餘人，當司儀者上香，讀祭文時，死難農民家屬三十餘人，靈前跪拜，痛哭失聲，全場聞之下淚，正當此際，司儀者高呼“有寃伸寃，有仇訴仇”，全場在悲痛憤激中，同聲呼喊，空氣極爲緊張，堅决表示澈底消滅地主階級，爲農民兄弟姊妹伸寃報仇。這種階級啓發敎育，激起農民對於地主階級的憤恨，在發動羣衆中，是收到很大的效果。此外，我們又體會到敎育農民認識“天下農民是一家”，不要受地主的挑撥，或因宗族關係而引起農民內部的分裂。又農民在査田評產，分配果實時，提出了“自報公議民主評定”和“幹部大公無私，農民團結互讓”的口號，以防止有狹隘自私的行爲，而影響農民內部的團結，所有這些都是針對着農民思想情况，特別是貧僱農思想情况，所進行的一系列的思想敎育，也就是從思想上來發動羣衆。可以說，在全部土改過程中，每一階段工作，都是結合着發動羣衆。
   （2）羣衆的力量和智慧：羣衆發動起來後，所表現力量之偉大，智慧之高深，出人意外。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査報吿裏說：“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聚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我們對於這個科學的預見和啓示，今日是有更深刻的認識和體會。我們在反違法鬥爭中，看見了具體的情况，羣衆的威風，千千萬萬的農民，發出了無比的威力，特別是貧雇農民，人數旣多，鬥的勁頭又大，在每次鬥爭大會上，無論地主們如何頑抗和狡賴，都要在廣大農民羣衆威力下，嚇得發抖，一個一個表示投降和屈服了。安岳城關區並舉行了兩次夜間鬥爭公審大會，農民數萬人，手持火炬，從各個鄉村，浩浩蕩蕩湧入縣城，進入廣場。開始作戰，使地主階級聞風生畏，紛紛交款“過關”，收到效果很大。因此，我們體會到，要從政治上打垮地主的威風，經濟上消滅地主的潛力，只有在發動貧僱農的基礎上，才能達到這個目的。
   又在全部土改運動中，我們也看出了農民的高深智慧，一切複雜和困難問題經過了農民羣衆相互研究和討論，最後總可求到解决的辦法，例如査田評產，是一個複雜問題，分配果實，是一個細緻工作，但農民羣衆接受政策後，即以自己的智慧，在短短期間順利的完成任務了。在反違法鬥爭中，地主階級花樣百出，分散財產，埋藏金銀，由於廣大羣衆的運用智慧，這些財產金銀，都大部份的挖出來了。因此在反分散的運動中，農民所得的果實很大。中江、安岳、達縣、營山等縣，先後舉行很大規模的“不法地主分散財產展覽會”，這說明了地主階級詭計多端，而農民的智慧更見偉大。
   （3）培養羣衆領袖：羣衆發動起來後，羣衆的組織也就隨着要大大的發展，而組織的任務和要求也就要更加繁重了。在這裏我們就想到發動羣衆與領導的問題，也就是羣衆運動的掌握問題，我們必須要建立領導核心，把貧農中的積極份子，培養成大批的農村中的羣衆領袖，起骨幹作用，來担負起各鄉各村農會中的職務。在土改前鄉村農會領導成份，不甚健全，有些兵痞流氓混入組織，纂奪農會領導。在土改中由於整頓組織，淸除了一些不良份子，貧僱農參加領導的入數增加，但是有很多農會，貧僱農担任委員職務不及三分之二的人數，三個刀把子（農會主席、村長、武裝委員）也不是完全掌握在貧僱農手中。我們深刻體會到目前如要普遍而深入地整頓農會組織，加强農會領導，必須要大量地培養羣衆領袖，亦即是農村幹部，才能把鄉村農會名符其實地好好整頓起來。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發現了好多貧僱農如蓬溪附西鄉的陳興元、楊思誠，安岳附西鄉的李國治和城南鄉的羅益中，營山城附鎭的蔣興才，中江新建鄉的藍志春，儀隴土門鄉的嚴義先和達縣趙家鄉的饒以榮等，經過了相當時間的培養，漸漸能主持會議，掌握會場，並能作傳達報吿，交代政策，像楊思誠同志，還能領導第十五村幹部實行三日一次的檢討會議，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走羣衆路綫，建立民主作風，這樣的農民出身的優良幹部是不算少的。因此我們對於培養羣衆領袖，認爲在今後整頓組織、發展組織中，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而又必須努力進行的。
   （二）打垮地主階級
   在下鄉工作中，我們體會了並且適當的解决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發動羣衆進行階級鬥爭？還是和平土改？應該老老實實承認，從北京到重慶的時候，我們團內一部份人是有和平土改的思想，經過了在重慶和南充的學習，我們在理論上批判了和平土改思想，到了鄉上村上，直接參加了鬥爭以後，我們才從感性認識上，否定了和平土改思想。達縣河市鄉貧農吳三江十九年來只能穿一條破褲子。石板鄉貧農雷國秀，斷指抗拒惡霸地主的誘姦。營山小橋一家四口人合用五十二年的棉被。新民鄉農民怕拉兵砍手、弄瞎眼。而地主階級則利用封建會門、特務土匪和僞保甲人員，組織反共救國軍、蓋天黨、扇長匪、十人團、富農團等統治農村，一面是勤勞純厚的農民，一面是狡猾殘酷的地主階級。在土改時期裏兩大階級的對壘，是這樣顯明的擺在我們面前，它使我們認淸土改運動，不只是分配土地，更重要的是通過一系列的階級鬥爭，鞏固起農民對地主階級專政的力量。農民對我們的熱烈希望和他們的訴苦，使我們思想感情上逐漸和他們接近，當苦主訴到泣不成聲時，被第二個急於訴苦者擠下去，我們感到不痛快。在公審大會上敲了地主“沙罐”時，我們也和農民同樣有愉快的心情，就這樣地捲入了階級鬥爭；同時就根本肅淸了我們一部份人們頭腦中和平土改思想的殘餘，而事實上在我們參加的六個縣裏，是沒有和平土改的現象。七月下旬，我們又讀到西南局給合川縣委的一個重要的指示，和新華日報社論，我們立即再行檢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經過這些文件的啓示和實際體會，使我們進一步的認識到和平分田不能打垮地主階級的統治勢力，也發動不起貧僱農，這樣要想在農村裹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將成爲空談。
   第二個問題：地主階級容易打垮嗎？這些累積數千年統治經驗，狡猾殘酷的地主階級，一瞪眼就會把純厚老實的農民嚇倒，營山城北鄉地主劉少裕在土改工作團下鄉後，還是每天戴着黑眼鏡、禮帽，拿着手杖，大搖大擺的在街上幌。鬥爭的時候，中江的大地主鍾子英說，我認賠認罰就是沒得。營山縣城附近地主郭懷淸在鬥爭時說：“政府的政策是正確的，農會裏辦事是合理的，我郭懷淸是坦白的，就是沒得錢，沒得法”，等到他老婆在家裏挖出三百七十個銀元時，他還是抵賴說：“這是我老婆的私房錢”。更有深堂鄉一個綽號叫母老虎的地主在大家鬥得她沒法詭辯時，他就請人跟他囘家去取，到家後說在秧田裏，要武裝隊去摸，沒有，又說在晒得很熱的屋頂上要人上去翻，最後說在厠所裏，自衞隊同志要他自己去拿時，他即說沒得了。在個別談判的時候，地主不是說“在大場交一千，小場交五百”，便是直接了當的說：“你們黃泥巴脚桿，能做得成事嗎，那草鞋蟲也要發霞嘍。”這樣的威風，使我們體會到，如果不運用羣衆的階級鬥爭是打不垮的。
   第三個問題：從政治上還是從經濟上打垮地主階級？打垮地主階級不但要摧毀其統治，打垮其脅風，而且要摧毀其經濟基礎。最初我們同志中間有一部份人片面看問題，儀隴的惡霸地主饒和齋在減租退押期間，表面上是失去了往年的威風，但是暗地裏收買了工作同志，組織假農會，等工作志一走，他就掌握住農會當了農會主任，並說：“農人還不起，不借”，反將農貸借給另一惡霸地主王茂林。許多同樣的實例，敎育我們，不但是在政治上要打垮地主階級，而且要在經濟上打垮地主階級，單純經濟觀點是錯誤的，但是只打垮地主階級的政治地位，而沒有從經濟上，加以擊潰，是有捲土重來的可能的。
   （三）懲治違法鬥爭 應當承認西南土改工作團從北京出發到重慶的時候，一部份團員，對於西南“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是存在着一些疑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第二條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財產不予沒收”，而根據西南條例，違法地主所應繳的賠罰款，必須以地主五大財產以外的財產來抵償，這其間是否有矛盾呢？經過了在重慶和南充的學習，尤其在聽了鄧小平副主席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後，我們對這一問題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知道地主破壞五大財產，已經不是破壞地主自己的財產，而是破壞了農民的財產，要地主賠償農民的損失，並對其違法行爲處以罰款，並不是動地主的浮財和底財，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劉副主席在他的報吿中指出“地主中的許多人還是可能要堅决反對與破壞土地改革的，還是可能要堅决反對與破壞人民政府的。對於這些堅决的反動的地主份子，就應該堅决地加以懲辦，而不應該寬容和放縱”。
   在我們離開重慶來川北的時候，我們雖然領會了“西南區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的基本精神，但這些認識仍不過是從文件學習上得來的認識，不是自己親身體會出來的。
   在下鄉參加工作後，我們聽到了並且看到了許多地主破壞五大財產，破壞土改的事實。尤其在土地改革法頒佈以後的一年來，地主階級普遍的破壞活動已經達到瘋狂的程度。不僅自己揮霍、浪費、窮極奢侈，還造謠欺騙在農民間造成混亂。例如：
   達縣金埡鄉地主陳澤生大吃大喝，以臘肉喂狗，將鋤頭、銀、碗以及貴重東西丟在堰塘裏。
   中江縣東山鄉地主呂向錫出賣耕牛，呂向銀出賣農具，分散糧食。
   儀隴縣東觀鄉地主林相九造謠說：“解放軍要淸鄉，中貧農有糧食一升，解放軍要拿走半升。有糧快吃，免得被他們吃了”。
   營山縣城附鎭地主陳啓科，拆毀板倉當柴燒。
   安岳縣城南鄉地主鄒述堦，砍賣樹木，非法奪佃。
   蓬溪縣附西鄉地主謝仲常將二人抱的大樹砍完，賣了六十多根，其餘全部燒掉。
   這些破壞活動造成了人民財產的極大損失。假使不加以懲辦，那末不僅使農民在土改後，因爲生產資料被破壞無法發展生產而仍舊翻不了身，而且地主階級的氣焰將一天比一天更囂張，使人民民主專政無法在農村中建立起來。
   在這裏產生了如下的問題：地主階級揮霍破壞造成的損失，應該由農民來負担呢？還是應該由地主來負担呢？將違法頑抗的地主口袋裹或地窖裹的錢依法退還分給農民發展生產好呢？還是仍舊留給地主去作繼續頑抗反攻的資本來削弱我們國家的基礎好呢？二個半月來我們在農村中所得的親身經驗，爲我們答覆了這個問題。我們認識了地主賠償和罰款不僅合理合法而且是必需的。
   我們到過很多村莊，參加了許多地區的反違法鬥爭，其中大多數都根據違法事實的大小，正確的估計了地主的經濟力量，有憑有據，理直氣壯，準確而着實地打擊了違法的地主。但我們也發現了另外二類情形。一類是不問地主違法事實的大小，賠罰以“擠乾”爲止，另一類是制定了賠罰的統一標準，破壞一張桌子，規定賠罰多少，破壞一把犂，規定賠罰多少。……不論地主大小不論地主政治上頑固的程度，一律單純根據違法所造成損失的大小，而會計式的計算賠罰數字。
   因此我們心中就發生了一系列的問題，究竟要怎樣使地主賠罰？“擠乾”地主經濟是不是對呢？要是不“擠乾”地主經濟，而只是用會計式的算眼辦法，能不能從經濟上打垮地主階級？對於這問題，我們同志之間意見是不一致的。
   囘到南充全隊作總結時，這些問題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後來由於土改委員會同志的幫助，我們對於反違法的賠罰才逐步深入認識，終於得到了一致的結論。
   我們現在認識了反違法的基本精神不僅在乎違法地主應賠償農民在經濟上所受的損失，而且在乎維持國法尊嚴，並將政治上帶着危險性的違抗人民政府法令破壞土地改革的地主在經濟上澈底打垮，以削弱他們繼續作惡的能力。顯然的，將錢留在這些人的口袋裹是不合情理的，也是不妥當的。因此，對待這類不法地主，在反違法鬥爭中，即使“擠乾”了，幷沒有違反政策的精神。只有處罰了安分守己從未違法的地主，才是違反了政策。但這樣的守法地主少如鳳毛麟角。
   但這也幷不是說，反違法鬥爭就可以普遍提出把地主“擠乾”的口號，因爲這樣做法可能引起地主們的疑慮，恐怕賠罰無底，也可能引起地主，與其少違法不如多違法的思想。因此增加了地主的頑抗抵賴，形成僵局，就對農民不利，這樣就容易脫離政策和策略，把羣衆運動引向純經濟觀點的錯誤道路。像這樣的例子並不多見。在我們所遇見的工作同志中大多數都知道如何遵照政策運用策略，例如：蓬溪縣附西鄉九名違法少的小地主，在低頭認罪後，不賠罰便放過關，縮小了打擊面，結合着人民法庭公審，加速了地主階級的崩潰。
   另一方面制定了十分繁瑣的賠罰統一標準的會計式的反違法鬥爭，幷不如我們當初所像想的那樣完美，相反的，這種做法正是忽略了反違法鬥爭的政治意義，思想上存在着純經濟觀點、純法律觀點的結果。會計式的反違法鬥爭可能引起政治上的痳痺，束縛了羣衆手脚，而形成了和平土改，也容易脫離實際情况，機械搬運條文，不能很好地貫澈分別對待，引向失敗。因此是不足取法的。
   在參加了西南區的土改工作後，經過學習和親身體會，我們不僅認識了“西南區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的基本精神和土改法基本精神的一致，而且發現了，並且淸除了一些根源很深的純經濟觀點和純法律觀點，因此提高了我們的政策思想水平。
   （四）三大運動的結合
   土地改革、鎭壓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運動的重要性是盡人皆知的。我們都曾經親身參加過一個或二個運動。但這認識只是片面的，我們在思想上幷沒有把土改、鎭反和抗美援朝工作完全結合起來。在參加土改之後，我們在思想上才有了顯明的改變，這是由於農民敎育了我們。
   首先土改和鎭壓反革命是分不開的。我們見到了很多事實，證明反革命份子，在土改運動中起了怎樣的反作用。在土改初期，因爲他們的破壞造謠，羣衆的發動受了很大的阻礙。像儀隴土門鄉，因爲地主汪惠吉的威脅利誘，所以工作同志初下鄉的時候，感覺農民難於發動，後來打聽明白了原因，把汪扣押後，羣衆運動方才順利展開。在土改末期的分配階段中，也還發現有反革命份子惡霸地主，謀殺農恊幹部的事情。像中江縣龍台區新興鄉的地主陳子敬、陳子元和陳斌如等五人，共同謀殺農民武裝隊員積極份子董福順的事情，就是一個驚人的例子。這表明地主階級，直到現在爲止，還是不甘死亡，如果不加鎭壓，地主的威風，不能打垮，土改工作，决不能進行。因爲農民已經充分明瞭這一點，所以對於檢舉和鎭壓反革命，都盡了很大的努力，給反革命以嚴重的打擊。例如安岳縣邊境，從內江縣逃來反革命份子五人，農民發覺後，加以圍攻，結果打死了三個。
   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也是分不開的。農民羣衆發動起來以後，對於抗美援朝有高度熱情。在號召參軍的時候，響應的踴躍也是史無前例的。營山縣城北鎭王田氏的第二個兒子，從前僞政府拉壯丁的時候，躱避過七次，這次他自動參軍了。在赴朝慰問團的代表蒞臨時，他們冒着夏天的烈日，傾聽着代表們的報吿，在聽到了志願軍的勝利時，高聲歡呼，表示無欣慰。在聽到了美軍的暴行時，又咬牙切齒，顯示了無底的仇恨。在愛國捐獻運動中，他們情緒的高昂更是値得敬佩的。一個典型的例子，營山縣北鄉第七村農民張侯氏，她是一個五十一歲的婦人，有子女各一，均在幼年。她只有六厘地，平日生活全靠種菜和割牛草來維持，住的房子是草蓋的破漏不堪。她在聽到了號召後，要按月捐獻五百元。她的鄰人就勸她說：“你的生活這樣苦，往的房子這樣破，你爲什麼要捐獻呢？”她就囘答說：“毛主席來了，我們翻了身，分得了土地。我知道有了國才有家，我要保持我的勝利果實，誰也不能阻止我愛國。”結果還是按計劃捐獻了。在訂立愛國公約時，他們同時也訂了增產捐獻計劃，表示要用他們的超度勤勞，多多生產，拿增產所得，作爲捐獻之資，如逹縣西外鄉徐進財，在土改中分得了十畝田土，他訂立了一個愛國公約，主要的條文是：保證水田犂九次、耙五次，多加五挑糞，增產一担，拿五斗來捐獻；多種蘿蔔，喂幾口猪等，增產所得，每月長期捐獻三百元；每月代軍屬耕地半天等。這表明土改更提高了農民對於抗美援朝的熱情。
   農民充分認識地主、蔣匪和美帝是三位一體不可分離的。他們稱呼美帝爲“洋惡霸”稱蔣匪爲廣惡霸和土惡霸相提並論。事實上，一般大地主，往往身兼數職——地主、土匪、特務、會門頭子。所以他們以爲不澈底打垮洋惡霸則廣惡霸就無法根除。因而人民民主專政，就不能鞏固，他們的勝利果實，也不能保有。
   由於我們向農民學習，我們領會了，我們是和農民完全站在一條戰線上，我們都是爲消滅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而鬥爭。這裹找們的觀點與農民的完全一致了。由於觀點的一致，我們從前對於三大運動的聯繫性，是體會得不深刻，經過土改後，我們對於這一問題。是更進一步的認識了。
   （五）思想上的收獲
   我們二十四人，從思想上來看，槪括有下列四種類型：
   1.有相當的馬列主義理論的修養，但過去沒有參加過實際鬥爭，經過了這一次的考驗，使自己的立場更加明確與堅定了。
   2.原來有正義感而立場糢糊，由於身受帝國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對於這兩個敵人有着深刻的仇恨，但對於地主階級的罪惡却缺乏明晰的認識，參加了這一次土改工作之後，認識了地主階級的罪惡，更認識了官僚資產階級是地主階級的代表，從而進一步認識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是三位一體的。對人民民主革命大業獲得更全面的具體的認識。
   3.有着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觀點，看見地主被農民綑綁鬥爭，對地主產生某種程度的同情心，但由於訴苦中逐步了解到地主階級壓榨農民的滔天罪行，而自己的同情也轉移到農民方面去了。
   4.從事技術工作的人，過去認爲技術工作是超然於政治之外爲全人類服務的，有着技術至上的觀點；參加這一次土改工作之後，看見農民的偉大力量一經發揮出來，二千年來剝削勞動、妨礙技術發展的封建勢力便被消滅了，於是領悟到勞動創造世界，羣衆的偉大力量才能解决問題，技術只有爲羣衆服務，才有其正當的意義，從而建立起技術服務於人民的正確觀點。
   我們在思想上雖有上述四種不同的類型，但在參加土改的實際工作中都提高了，或轉變了，這是我們思想上的總收獲。茲擇其要者分述如次：正義性與目的性：我們中間有一位醫生，曾經參加過抗美援朝的醫療工作，當他看到無情的對地主進行鬥爭的時候，使他聯想到醫治好的受傷戰士，這樣加深了他對地主階級的仇恨，這是由於他正確地把中國人民革命的三大敵人結合爲一了，同時，自己也沾上了作爲農民的戰友的地位。
   我們中間的文藝工作者，與農民感情結合後，批判了地主階級的文化，從風花雪月的字裏行間看出了滿都是鮮血，認爲文藝爲工農兵服務是必要的。我們中間又有一位曾經在反動統治階級的監牢裏受過毒刑的同志，當他看到農民訴苦到沉痛的時候，打了地主幾下耳光，或者個別地發見農民吊打地主的情事，他就婉惜打到太輕了，同時他又聯想到地主對待農民决沒有這樣文明，但當他想到自己是工作幹部的時候，他又站在農民的利益方面，以使用肉刑不足以打垮地主階級的理由說服農民。
   這不過是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其實在我們中間，經過了相當時間的學習，又在實際工作得到了鍛鍊，人人都能站穩立場，其中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這是土改的正義性所使然。
   當我們看到土改方吿完畢，農民已普遍地訂立愛國公約、增產捐獻抗美援朝，並紛紛寫信獻旗感謝毛主席，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同時又制定了生產計劃，怎樣精耕細作，如何加犂加耙，準備多施肥料，農民歡笑了，我們看到這一種高度的愛國熱情和生產執情，也衷心感到愉快。這說明農民的利益和各革命階層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這是土改的目的性所使然。
   爲人民服務：我們過去認爲醫生必須經過長期的培養訓練，醫療工作者拯救了無數爲病魔所纒擾的人們，因而認爲自己對人民有了相當的貢獻。到了農村以後，看見農村裏醫療工作人員的缺乏，我們每個人都把所帶去的藥品，贈送給農民，因而治好了很多的病人。從此只有專家才能治病的主張改變了。醫療工作者也深深感覺自己對人民的貢獻不够，認爲只有爲大多數人服務才是眞正爲人民服務。
   我們過去認爲自己的科學技術工作是爲全人類服務的，到了農村以後，看見自己的科學技術對於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絕無好處，只有爲極少數人服務，而這極少數人中又大部分是屬於農民敵對陣營，因此也由懷疑自己過去的貢獻，而至重新確立科學技術爲人民服務的正確觀點。
   我們過去或多或少參加過反帝反官僚資本的鬥爭，而認爲自己對革命事業有若干貢獻，過去的進步變成了自己的包袱。到了農村以後，看到廣大的農民過去長期間所受慘痛的壓榨，看到土改工作幹部刻苦忍勞的忘我精神，對於自己過去微小的貢獻不敢作過高的估計了，從而掃除了成爲前途障礙物的進步包袱，重新確立了爲人民服務的正確觀點。
   我們每個人從實際鬥爭中都認識了爲人民服務，不是恩施觀點，也不是超級觀點，只有犧牲自己爲大衆，才是眞正爲人民服務的觀點。
   科學的階級性：從農民的訴苦中深刻認識到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中國近數百年來科學落後的主要原因。地主看到稻種得好了，就要加租；看到田種得肥了，就要奪佃，就是這樣束縛了農村的生產力，農民終年辛勤，不得一飽，沒有餘力硏究科學。地主不用力，不用心，不會硏究科學，因此在中國就有着長時期的停滯。
   科學和技術，到了地主手裏，又成爲壓迫和剝削農民的工具。在鬥爭會上農民激於義憤，用手掌打地主耳光，被打的地主的臉，固然或感覺到痛，打的農民的手也同樣感到痛。過去地主打農民用彈簧鋼鞭的。打的人毫不費力，被打的人立刻皮破血流。又有地主把滾珠裝在風車的軸上，車起來風又大又有力，把一石租穀，車成五、六斗了。
   反之，科學握在人民的手裹，飛機變爲農具了。如在皖北、湖北，政府派了飛機撒殺蟲藥來掃除蝗蟲。土改後，推廣棉種的改良，很快的展開了。這還不過是一個開端。
   從這些土改遇到的事例使我們科學工作者，更明確地認識了科學的階級性和今後科學工作的方向。
   羣衆路線：我們都是知識分子，舉凡知識分子所通有的缺點，我們都或多或少地具有着。自高自大是知識分子所通有的缺點之一。由於自高自大，便不能相信羣衆，因而產生包辦代替的結果，這是很自然的。
   在參加這次土改工作中，我們深切地認識土改工作是複雜和繁重的，它需要大刀闊斧地做，也需要精密細緻的佈置和說服敎育。從而除了發動農民自己起來做之外，任何英雄豪傑都不可能包辦代替。
   在土改工作中我們曾看到兩種相反的事實，一是相信羣衆，依靠羣衆，正確地走羣衆路綫，運動便能穩步前進，最後獲得勝利成功；另有個別的少數幹部，驕傲自滿，不相信羣衆力量，不敢放手讓羣衆來做，中途便遭遇到不少的困難，甚至走了彎路。
   從這些事實之中，使我們深切地認識相信羣衆，依靠羣衆，組織羣衆，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必要條件。我們將把我們在土改工作所中得的這一體會，運用到我們各個人的工作崗位上去，這是對於我們今後的工作是有極大幫助的。 工人階級領導：農民擁護毛主席，農民相信共產黨，農民個個都知道“共產黨毛主席來了，我們都翻身了”。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不但是農民翻身運動的組織者、支持者、鼓動者，而且是唯一領導者。爲什麼只有工人階級、共產黨才能够領導農民進行鬥爭而取得勝利？因爲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是最大公無私的階級，是最堅决勇敢的階級。農民從共產黨學習了大公無私，學習了堅决勇敢，這才使數十年來不能翻身的農村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最後翻了身。土改的勝利成功給我們又一次證明，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各民主階層的人民才能得到解放，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能得到澈底的勝利。
   統一戰綫：建立反封建統一戰綫是土地改革運動勝利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農民是很能接受統戰思想的，從“天下農民是一家”的口號，貧雇農懂得了要團結中農，要照顧從外村外鄉搬進來的農民弟兄。從“工農是一家”的口號，農民更表現了勞動人民的團結友愛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不但如此，土改靠團結百分之九十以上，孤立百分之四、五的地主，而後取得勝利的。工商界、文敎界，在土改工作中，特別是在反分散、反隱瞞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婦女、靑年、兒童，也動員參加鬥爭。至於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組織工作團參觀團下鄉工作，在農民翻身運動中，成爲一支强有力的別動隊，是更不待說了。一般說來，統戰工作做得愈好，土改運動的勝利愈大。統戰工作做得差，農民的勁頭也就要差些，鞏固和發展統一戰綫，是革命勝利的一個主要條件，我們在土改中也得到了證明。
   新中國的前途：在土改運動中，摧毀了二千年來統治着農村的地主階級的政治威風，消滅了地主階級作爲剝削農民的一種武器的經濟優勢，廣大的農民已經站起來了。
   在土地運動中，逐步整頓了鄉和村的政權、農會、武裝、這所謂三個刀把子，都掌握在僱貧農的手裏，人民民主專政的基層組織普遍地建立起來了。
   在土改運動的每一階段，農民的政治認識都不斷提高着，由仇恨個別地主而至仇恨整個地主階級，由土改和鎭壓反革命聯系到抗美援朝，由於共產黨領導農民大翻身的勝利成功，而把農民的政治思想提高到認識工人階級爲領導的工農聯盟的單要。
   這是我們在參加土改中所經歷過的。
   毛主席已成爲農民最親愛最崇敬的偉人，他們普遍地說道：我們什麼時候有過土地，於今毛主席領導我們實施土改，才分得了土地，我們多少代人沒有住過瓦房，於今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我們才住上了瓦房；爲了保護我們的勝利果實，毛主席又叫我們抗美援朝，要愛護祖國，毛主席對我們農民簡直比親生父母還要好。這是我們不知幾十百次聽到農民說的話。
   土改運動不但解放了農業生產力，還教育了廣大農民，隨着土改運動的開展，農民都站起來了，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這一迅速擴大的工農聯盟的偉大力量，任你頑强的敵人，足以取得勝利，足以保證新中國建設的成功，我們從參加土改工作中，看到了新中國光輝燦爛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