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图书馆

我們是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團的川東隊，全隊二十六人，是全團四個隊中平均年齡最高的一隊——平均年齡五十二歲。隊員中有民主黨派，有政府工作者，有文藝工作者，有科學工作者，有工商業者，有宗敎職業者。
   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團全團九十九人，由五月十七日由北京到達重慶；在重慶學習了半個月，即組成川北、川南、川西、川東四個隊，分赴各地參加工作。我們川東隊於六月六日到達合川縣，參加縣農民訓練班的學習後，於六月十四日到逹四區雲門鄉和天星鄉，土改工作也就開始進行。我們參加了土改工作的每一個步驟，一直到八月十七日農民開了慶祝勝利大會，我們才在農民歡天喜地的氣氛中離開雲門，十八日囘到了川東行政公署所在地——黃桷埡做工作總結。
   我們從北京出發到工作完畢整整過了三個月。現在把這三個月的工作分爲四個方面加以總結。
   （一）工作前在重慶學習中的認識
   我們對於土地改革政策是擁護的，但對於土改運動具體內容的認識，一般說來還是不够的。所以在重慶的學習是參加工作以前必不可少的準備。經過十幾天的學習後，我們在幾個基本問題上得到了初步的認識：
   1.明確了本團的任務是支援農民羣衆的革命運動，並在這樣一場系統的激烈的鬥爭中獲得考驗和敎育，以改造和提高我們自己的思想。我們批判了以改良主義爲根源的“和平分田”的錯誤思想，一致承認土改必須以鬥爭方式來實現的眞理。
   2.明確了我們的階級立場是擁護共同綱領的革命人民的立場。完成土地改革是實行共同綱領中的土地政策。封建剝削的地主階級，是農民階級的直接敵人，也就是我們四個階級的共同敵人。我們參加土改工作，是和農民站在一條戰綫上去反對共同的敵人——地主階級。
   3.消除了團員中極少數人對於西南地區在實行土改以前進行退押運動，並實施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是否合乎中央的土改政策的疑慮，明確地認識了西南地區的押金對於農民的剝削是極端殘酷的。退押是要地主償付農民的債權，是理所應然的。
   4.認識了什麼是正確地執行政策和什麼是偏差。不依靠貧僱農，不團結中農，就是脫離了正確的政策路綫。緊緊地依靠貧僱農，鞏固地團結中農，堅持合理合法的鬥爭，再從階級觀點去理解合理是合什麼人的理，合法是合什麼人的法，這樣就能減少偏差。在偉大的農民革命運動中，要已經發動起來的農民一舉一動都絲毫不爽地依法辦事，而不發生一點偏差，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從正確的觀點去判斷正常與偏差，並在不影響農民革命情緒的條件下，及時地盡力糾正一切偏差。
   以上這些認識是我們出發工作以前的思想準備；後來經過實際工作，才發現這些認識是不够深刻的。 （二）合川縣第四區農村基本情况與土改工作情况
   （甲）土改前農村基本情况
   西南地區地主階級的封建剝削和壓迫主要地表現在地租和押金上。這就是說，地租和押金是套在農民身上最殘酷、最沉重的鎖鏈。農民被地主不斷地剝削，最後變成了“乾人”。——四川窮苦農民的通稱。
   有一首流行很廣的民謠：“乾人頭上三把刀，重租厚利押金高。”農民在這三把刀的交錯宰割之下，再加上暗無天日的政治壓迫，“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慘况是數不淸說不完的。合川第四區的情况當然不能例外。
   地租剝削的殘酷不但表現在租額之高，也表現在種類之多，還表現在條款的强橫霸道，更表現在加租的漫無限制。
   正租即穀租一般地要佔常年的正產的八成，甚至有高到十成即所謂“滿租”的。這在全國可說是“無出其右”的了。
   租的種類有定租、活租、預租、附加租、力租、掛紅租、豆租、谷草租等等。名目之多，也堪稱全國第一。
   定租通稱鐵板租——一個富有威嚇性的名稱！其方式就是在佃契上面寫明：“不論天災水旱，不准短少升合，如有短欠，扣除押金”。這是一個多麼强橫霸道的條文！有此條文，農民便要負擔全部天災的損害，而地主却可以絲毫不受天災的影響。
   預租是在租佃田土的時候先收當年地租的全部或一部。地主收了預租作爲高利貸貸出，一般的從春荒到秋收，要收取百分之五十的實物利息；那就等於農民多交了百分之五十的地租。
   豆租是農民在田坎上種黃豆緣豆等也要向地主交租。收租要收到田坎，也是別處所沒有的。甚至連穀草也不能留給農民，因此還要收穀草租。
   加租是漫無限制的，往往是地主要加便加。一年加一次租是通常的，而且有一年加了兩次的。農民精耕細作，把田土種得好起來了，地主便要加租。因此，農民也就不願意在田土上加工夫加肥料了。
   “無押不成佃”。這是四川地主階級統治農民的法律條文之一，也是在全國租佃關係中最突出的剝削方式之一。押金是很重的，首次交納押金往往就値所租田土常年產量的半數以上。錢那裏來呢？往往就依靠高利貸。地主還隨時可以要求增加押金，根據農民控訴，一年增加一次押金是通常的，也有一年增加兩次的。有些農民計算歷次交納押金的總値，竟達到所租田土常年產量的三倍。
   押金之外還要保人。地主要農民換保人也成爲壓迫手段之一。請保人要送禮；換保人即須換佃契，換佃契還得請客，花費很大。雲門鄉十一村有一個地主在一年之中要一位姓劉的農民換了三次保人，花費幾達押金的半數，弄得他走頭無路。
   重租與高押是相連的。地主明知道租太重了，農民一定交不起，便同時要求高押以爲重租的保證。重租再採取了定租的橫暴方式，一遇年成歉收，農民以全部收獲交租都不够，就只好聽憑地主扣除押金。原交的押金扣除了，下一步壓迫就必然是加押。農民還有什麼力量繳交付加押呢？那就只好借高利貸了。於是重租、高押和高利貸三把刀，就可以循環交錯地宰割農民了。當然，高押和高利貸也可以單獨地被運用起來，以宰割農民，並不一定和高租結合。
   農民把田土種好了，就成爲地主加租的理由。農民把副業搞好了，就成爲地主加押的理由。地主一知道農民喂了一頭肥猪，就打算一下那頭肥猪値多少錢，就據以提出加押的數目。農民說沒有錢，地主說，你把那頭肥猪交出來就行了。
   四川地主階級剝削手段組織的周密，表現在一片田土上面往往蓋上了一所房子，給農民居住。無田土無房屋的農民，一面是租不到田就住不到屋，另一面是奪了佃就必須出屋。地主階級不但壟斷了農村的土地，同時也壟斷了農村的房屋，這就完全控制了農民的命運，也就充分明瞭農民的生活狀况。打了糧食除交租外還剩多少？猪養肥了沒有？養鷄養鴨生了多少個蛋？抬滑竿、做零工賺了多少錢？只要還有油水可撈，便立刻要求加租加押。當然，即使油水已乾，加租加押還是要來的。因爲田土不怕沒人種，榨乾了一家再榨第二家，剝削不但可以照舊進行，而且可以加重進行。地主還知道，農民最怕奪佃，奪了佃就喪了家，就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不但天災的損害全部由農民負擔，連反動政權對於土地的增加負擔以至保甲的臨時攤派，都用加租、加押以至附加租等名目，轉嫁給農民。地主家庭的婚喪消耗也往往取償於農民。而最殘酷的，則爲僞幣貶値的災禍，最後也落到農民的頭上。農民以僞法幣交押金，交時値幾十石黃谷，到最後結算，只能買幾升黃谷的例子是很多的。
   四川農村的剝削關係的特別嚴重，是與土地特別集中和農業人口特別集中分不開的。地主階級通過高度的剝削，逐漸集中了土地，高度土地的集中，支持了高度的剝削。這一對土地高度的剝削又誘致城市資金甚至官僚資本大量投入土地，促成了土地更高度的集中，也支持了更高度的剝削。這種情况，在抗戰時期僞法幣貶値階段達到了高潮。地主階級一面抬高了糧價剝削城市居民，另一方面又將剝削所得增買土地加重對農民的削剝。由於當時工商業沒有保障。許多商人也被帶動把一部分資金投入土地。結果反動政權的通貨掠奪，受災禍最大的便是社會最低層的貧苦農民。農民現在都知道，蔣匪幫的掠奪和地主階級的剝削壓迫是分不開的。
   封建制度障礙了工業化，工業化的落後使得農業人口找不到出路，因而形成農業人口的過剩，因而又助長了地主階級的封建剝削。這是一個極其顯著的落後與倒退的發展。農業生產力退化了，農民走向饑餓、貧困與死亡！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之間結成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我們一面找到了“民族被侵略、被壓迫、窮困及落後的根源”；一面也就找到了農民階級强烈要求革命的物質基礎。在我們參加工作的兩個鄉裏面，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是很顯著的。天星鄉第三村地主二七戶，一三一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强，佔有土地三八二一石，爲總面積的百分之七八。六。中、貧、雇三二一戶，一、三五六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八五·四，却僅佔有土地五〇五石，爲總面積的百分之一〇·四。這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農業人口的集中也是顯著的。合川四區的人口約七萬五千人，內中有勞動力者約二萬六千人，田土總面積約十五萬老石。以平均每一勞動力耕種十五老石計算，只需要一萬個勞動力從事農業。再加上其他勞動力的需要，至少也可以剩餘一半的勞動力。這也是土改中解放出來的生產力的一個項目。
   上文還沒有提到地主階級在反動政權之下包辦保甲，用政治勢力壓迫農民的極端的殘酷的事例，因爲那是唯衆周知的。我們總的認識是這樣：四川地主階級的統治組織是極其周密，而統治經驗是很豐富的。就合川四區的情况而言，地主階級是與惡霸、土匪、特務、官僚、軍閥、幫會、道門八位一體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地主而且都有工商業的關係，文敎機關也完全掌握在地主的手裏。鎭場是地主階級統治農村的指揮部，同時也是他們通過工商業壟斷糧食、土產市場的陣地。地主階級內部雖然宗派紛歧，但由於國民黨的從中支配，各鄉各村每一個時期都有一定的統治人物。抗戰時期反動統治的征糧征兵虐政，大大地增强了地主階級在農村的統治威風，同時也增加農民階級對地主階級的仇恨。
   以上說明了解放以前農村的情况。解放以後，地主的反抗依然很强烈。所有“救命軍”“九路軍”等等土匪組織，就是地主階級和特分子的武裝。合川第五區區公所曾被攻擊。經過了剿匪、征糧階段，股匪基本肅淸。跟着展開了淸匪、反霸、減租、退押運動，發動農民從政治上、經濟上打擊地主階級，地主階級的勢力是削弱了，各地農民協會也組織起來了。西南地區的土地改革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展開的。
   合川縣第四區的農村，雖然經過去冬今春減租退押運動，但是封建勢力沒有打垮，貧雇農也沒有發動起來，具體表現在：
   1.地主階級瘋狂破壞，如雲門鄉十一村地主有百分之八十五都是違法的。惡霸王顯文收買農會幹部，分散財產，砍伐樹木，出賣耕牛，組織暗殺團，威脅農民說：“蔣委員長轉來，你們都不得活！”地主階級破壞土改的花樣很多，氣焰甚爲囂張。 2.農會領導成份不純，不少農會爲地主階級直接或間接所操縱，有的是中農佔上風，有的是貧僱農形式上取得了領導地位，一般都有五分之三必須大加改選，才能擔任土改工作。有的鄉村不少貧僱農沒有參加農會，如雲門十五村有貧僱農七百多人，只有四百多人參加了農會，有兩個鄉的貧僱農根本沒有發動，甚至還怕地主。因此，四區的土改必須放手發動羣衆，强調發動貧雇農，堅固地團結中農，强調發動反封建的鬥爭。
   （乙）土改工作情况
   合川縣的土改計劃，原定在秋收前分二批完成全縣十個區的土改工作，四區的土改工作列爲第一批土改的五個區之一，準備搞完四區的土改後，把幹部抽出去搞二批土改，所以規定四區的土改要在三十五天（六月十四日至七月十八日）中完成。
   計劃即：
   六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工作幹部下鄉下村，宣佈土改，宣傳政策穩定中農，富農的思想，召開貧僱農會，發現積極分子，了解農會領導成份，選舉貧僱農代表參加全區的貧僱農代表會議。
   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開貧僱農代表、農民代表會，由啓發農民訴苦，跟着進行“誰養活誰？”“爲什麼要受窮？”“土地還老家”等的階級對比敎育，啓發階級覺悟。經過小組討論，用農民的的語言提出對於土改的要求及行動綱領，在農民代表會上通過。其次，交代政策，分組討論，訂出工作計劃。
   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代表囘家後，先召開貧僱農會，繼開農協會會員大會，傳逹區農代會的决議——進行土改，消滅封建，進行生產，建立農村人民民主專政。講明爲什麼要進行土改？進行會員階級敎育，然後分組座談，找窮根，爲什麼受窮？提高覺悟後，即有意識的轉到大會控訴，同時整理農會，堅强隊伍，然後向地主階級中特別兇惡的當權派，或現仍不守法的地主，展開激烈的鬥爭，打垮封建。
   六月三十日至七月四日，劃階級，定成份，徵收沒收，宣佈地主階級的死亡，命令地主聽候處理，追繳違法地主應賠償的果實。
   七月五日至十一日，報實田担，評實產量。召開貧僱農代表會議，進行內部敎育，討論査地評產的辦法，提出“一人瞞田，大家吃虧”，“打倒自私自利，反對互相包庇”，“幹部要以身作則，貧僱農爲領導，事情要辦好”，“對事不對人”等口號。
   七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分配土地。召開貧僱農代表會議，進行富村幫窮村，大家齊翻身，公平合理，互相尊讓的敎育後，討論土地分配辦法。
   七月十八日，開慶祝勝利大會，燒紅契，結束土改，訂愛國生產公約。
   要在三十五天中完成“充分發動羣衆，澈底打垮地主階級”的土地改革，這是非常艱巨的政治任務。但是担負四區土改工作的幹部祇一百九十五人（本地幹部四十三人，川東區黨委工作隊一百二十六人，西南土改工作團川東隊二十六人），其中祇有六十二人參加過土改，但都缺乏有系統的鬥爭經驗，全區六十九個村，每村平均分配到二全三人。川東區黨委工作隊是土改工作的主力，分配到全區各鄉，並按鬥爭經驗，分別充任鄉指導員。西南土改工作團配備在雲門鄉六、十一、十二、三個村，和天星鄉二、三、四、六、四個村協助工作。
   原計劃中，把對地主階級的鬥爭，結合在劃階級定成份中來進行的，後來劃爲單獨一個步驟，對地主進行鬥爭，因此把計劃延長到七月二十八日。四區的土改工作，經過這一系例的步驟以後，基本上已正確的執行了土改政策，但羣衆發動還嫌不够充分，地主階級中的死硬派還沒有澈底打垮。川東區黨委要求進一步的放手發動羣衆打垮地主階級，决定再延長土改期限，進行“加工”。因此，四區土改的整個時間，經過了兩次的修改計劃，延長了整整一個月，到八月十七日才全部結束。 （三）工作中的收獲
   （甲）鍛鍊了階級立場
   工人、農民一經啓發了階級覺悟，一般地是容易站穩革命的階級立場的。其他階級人民要站穩革命的階級立場，却必須經過嚴格的鍛鍊，特別是在激烈的革命鬥爭中的鍛鍊。
   有些人聽到了“立場不穩”的批評會感到是一種威脅，這是完全不必要的。從政治上說，我們大家都擁護共同綱領，而且積極地參加了土改工作，就都已經站穩了立場。但從思想意識上說，站穩立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多少經歷長期革命鬥爭的人們，檢討到自己的思想意識，竟也不能不作出立場不穩的自我批評，何况是我們呢？我們生活在舊社會裏的日子很久，一般地又處在社會的中上層，對於社會下層的情况是隔膜的，對於一個從社會最低層發動起來的革命是生疏的，對於最低層革命人民的切身利益是容易不够關心的。因此，儘管自己在主觀上極力要求站穩立場，思想意識的飄浮會使得自己的立場在某一個鬥爭激烈的關頭上發生動盪。這完全是很自然的。
   這種思想意識上的缺點，在平時是不容易自覺也不客易被發覺的。正好像一塊生鐵，從外表看來，和一塊純鋼似乎也沒有多大區別。只有在熱火和大錘的鍛鍊之下，渣滓才會很自然地噴射出來。對於我們的舊思想意識，鬥爭就是烈火，羣衆就是大錘。參加到羣衆的革命鬥爭裏去，接受鍛鍊，一次、兩次、三次以至無數次的鍛鍊，我們的思想意識才會純化，我們的立場才能眞正地穩立下去。
   參加土改是够能鍛鍊我們的立場的。首先是由於農村裹階級對立的尖銳，敵我陣綫的分明我們必須堅定地站在農民這一邊是確定的了。看到了農民的生活，聽到了農民的控訴，面對着地主的刁頑狡賴，我們會對農民更加同情，對地主階級發生仇恨，也是一定的了。但是思想意識的問題依然不是那樣簡單的。我們自己是否全心全意爲農民階級服務，要首先在鬥爭中得到考驗。
   倘使我們自己還帶有幾分旁觀的態度，我們就不會去傾聽農民的控訴，或者傾聽而不肯全信。那樣我們就不可能深切地同情於農民對地主階級的不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我們的感情就不容易和農民階級的感情結合在一起。那就容易感覺到農民行動的過火，而在思想上發生動搖。
   旁觀的態度還必然會影響到參加鬥爭的積極性，而積極的參加鬥爭却是鍛鍊階級立場必不可少的條件。只有自始至終毫不懈怠地參加鬥爭，緊緊地和農民站在一起，面對地主階級進行激烈的鬥爭才能把土改工作變成了和自己有切身利害關係的共同事業，才能把自己的立場鍛鍊得更加穩定。
   感情衝動求一時的痛快而不嚴格地考慮到運動的利害得失，是立場不穩的另一表現。爲看熱鬧而來，不把革命當做是一件神聖事業的人，是容易犯這種錯誤的。
   這種種一切還使我們體會到更多一些的農民革命以至整個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領導的道理。除了工人階級的進步性、組織性、紀律性之外，它和農民階級同處在社會的最低層，它還在鋼鐵旁邊鍛鍊好了像鋼鐵一般堅定的立場。這些都是農民階級所缺乏的，也是我們知識分子所缺少的。
   階級立場穩定了，階級觀點自然就跟着加强了。因此，我們對於土改運動的若干重大問題，也得到了進一步的認識。
   在封建地主階級的殘酷無比的剝削壓迫下的農民階級，在啓發了階級覺悟，由自在階級變成了自爲階級，懂得了自己應該是農村社會的主人的時候，它那對地主階級所發動的鬥爭，自然是激烈的。同時作爲一個階級鬥爭，運動的發展還必然會有內在的規律。掌握着個內在的規律（不是勉强地加到運動上去的外來的紀律）把運動引導到進步的道路上去，那就是不可缺少的工人階級的領導。於是運動才成爲“一場系統的激烈的鬥爭”。
   從階級觀點去分析社會，從所受剝削壓迫的嚴重性去决定革命各階級鬥爭的堅决性，從剝削壓迫的大小去决定敵人階級頑抗的反動性，這是最準確的標準。同時發展生產力則是歷史上一切階級鬥爭的目的與結果。因此，“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就成爲土改運動的總路綫。工作中證明這一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當然在從階級觀點去分析之後，再進行個別人的品質的分析，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
   事實證明；階級鬥爭的確是社會進化的動力，首先是生產力得到發展了。我們看到了經過減租退押鬥爭以後的農村，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已經提高了。精耕細作的成績，已經初步在田土上出現，農作物比我們在抗戰時期所見到的是好得多了。當然，更大的發展還要在土改以後，在慶功大會上，農民已經紛紛表示，今後我們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生產資料，結合抗美援朝，我們懂得了增加生產不但爲自己，而且就是愛國，我們一定努力的幹。
   （乙）加强了羣衆觀點
   我們曾長期生活在舊社會裏面，而且大多數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是容易相信個人的智慧與力量超過羣衆的智慧與力量的，因此，我們的羣衆觀點是薄弱的。但我們一到合川在農民代表訓練班的小組討論會上，便看到了全班七百多人中的多數農民，對於土改政策法令能够掌握要點，說得入情入理，談到實際問題，也能提供很好的意見和解决的辦法，我們才開始認識到農民的智慧！
   後來參加了雲門、天星兩鄉的實際工作，無論在整頓組織，製定計劃，訴苦鬥爭，劃分階級，沒收徵收，査田評產，分配土地以及追收賠償果實等任何一個步驟中，發現了農民羣衆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克服一切困難，完成了他們的任務。
   例如在查田評產的階段，我們隊員中的工程專家說：“査實雲門、天星兩鄉田畝的面積並評定其產量這一鉅大工作，要叫我們工程師來做，恐怕要費一年以上的工夫”，但農民羣衆却把它三天做完了，而且做得相當準確。再如分配土地的時候，某些工作幹部，間或自己作主，便會發生錯誤和糾紛，結果仍由羣衆自己來處理，才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尤其突出的實例是：由於在反違法鬥爭中，羣衆沒有充分發動起來，部份的工作幹部，對羣衆的力量認識不够，發生了包辦代替的現象，妨害了羣衆積極性的發揮，結果使不法地主不肯低頭服法，造成僵局，後經上級的堅决及時糾正，才大膽放手地發動羣衆，讓羣衆發揮了積極的堅强的戰鬥性，不過幾天，就把局勢完全扭轉過來，不法地主的囂張氣燄消滅了，農民當家作主的威風高漲了，追收賠償果實的數量由百分之四十增至百分之八十以上了。這說明了羣衆力量的偉大，土改運動是農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運動，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得到解放。
   另一面，當農民對我們提出具體問題時，我們却往往不能很好的解决。因此，我們在羣衆運動的洪流中，深深感到自己的渺小，感覺到自高自大驕傲自滿的意識是要不得的。由我們相信，了解羣衆的智慧和力量的偉大，認識到我們要不斷地向羣衆學習，一切要從羣衆的利益出發，必須緊緊地和羣衆聯繫在一起，我們的工作才做得好。
   因此，包辦代替、不相信羣衆的思想和作風，都是羣衆觀點薄弱的錯誤，必須大瞻放手發動羣衆才能發揮羣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只有依靠羣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圓滿地貫澈與實現政策。可是大膽放手並不等於放棄領導，一面我們工作幹部應緊密地聯繫羣衆，艱苦深入向他們交代政策，但又不可侵害羣衆自己獨立活動的能力。總之大膽發動羣衆與有領導地進行鬥爭是分不開的。這是充分發動羣衆正確的領導方法，也是羣衆運動領導的藝術，是値得我們細心體會的。
   （丙）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缺少的
   我們已經從書本上了解到，農民階級有其革命、進步的一面，但由於生產方式的落後，和在封建農村的環境裏長大的緣故，不可免地有它的保守，自私的落後的一面。因此，如果沒有先進的工人階級的領導，農民革命是一定失敗的。二千多年來中國農民鬥爭的歷史，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在工作中更深深地體論到這一點。土改運動倘使沒有中國共產黨總結二十多年的經驗所領導制定的正確的政策，倘使沒有中國共產黨通過各級人民政府緊緊地執行正確的具體工作的領導，是不可能得到勝利的。
   作爲參加土改工作人員的我們，更深深地自己覺悟到，一旦失去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會迷失了方向。
   對於如何接受領導，我們也有更深刻的體會。我們認識到，在戰鬥的工作當中，命令是必須毫不遲疑地執行的。但在事前討論布置工作和事後檢討工作的時候，都必須充分發揚民主討論的精神。我們在中共黨的領導之下進行這種討論時，必須虛心的態度結合負責的精神以利於一面改造自己，同時，又能充分貢獻自己的力量。由於中共三十年來領導全國人民進行艱苦的革命鬥爭，全世界最大的中華民族解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而且已經初步表現出來建國的良好成績了，抗美援朝運動的發展更使得中國光榮地、英勇地、勝利地站在全世界和平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最前線。這種成就，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人類歷史上也是極其輝煌的。我們在這種認識之下接受中共的領導，虛心的態度是必然的。這種虛心的態度，對於我們自己的思想改造是有益的。但中共的負責同志是一再要求我們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隨聲附和與盲從是他們所堅决反對的。因此，用對人民對國家負責的態度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完全必要的。即使我們的意見與中共領導同志有矛盾，也應據理力爭。但在力爭無效之後，我們還是應該用虛心的態度尊重中共黨的理論與經驗，把自己那些沒有經過實踐證明的理想收囘去，把自己那些過了時的經驗放棄掉。這又是對自己的進步有益的。我們認識了，爲着更好地接受領導，加緊各革命階級之間的團結，學習中共黨的革命理論——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完全必要的。
   （四）工作檢討
   合川縣第四區土改工作的檢討，必須留待當地同志來做，我們主要地只能對我們自己的工作作一個檢討。當然，對本區土改工作作一個初步的槪略的估計，還是必要的。
   據我們的了解，領導上認爲合川縣在加工階段以前的土改工作一般是好的，有成績的。這主要的表現在雇貧農已經相當的發動起來，而且在整頓組織之後特別劃出一個階段展開說理說法的反違法鬥爭，都是正確的。其缺點，則爲“羣衆打人，幹部負責”的提法過於簡單化，增加了幹部的顧慮，從而增加了包辦代替的作風，因而束縛了羣衆的手足。再則由於展開鬥爭初期地主的迅速低頭而引以自滿，因而對於其後以大地主爲首的對繳付賠償果實的頑抗狡賴的嚴重性，認識不足。此外，人民法庭判刑及逮捕人犯，對各區有了平均主義的人數的限制，淸理積案又以降級判刑表現了過分的寬大，人民法庭和土改工作及羣衆要求脫了節，失去了爲人民撑腰的威力。因爲這些缺點的存在，地主階級就鑽了我們單純講理講法而執法又表現得過分軟弱的空子，轉入頑抗狡賴的反攻階段，羣衆講理講法失去了法律的撑腰，變成了理直氣不壯。所以說：當時曾經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危機。
   我們同意上述的看法，但還認爲這一階段的另一缺點是計劃時間過於短促，助長了幹部包辦代替的作風。當然包辦代替的基本因素還是思想問題，是羣衆觀點薄弱的問題。但，時間的短促却無疑地助長了幹部的任務觀點，從而助長了包辦代替的作風。
   由於西南局的及時糾正，决定加工。加工階段的成績是鉅大的；賠償收到了百分之八九十，主要的是由大地主交出的。羣衆運動發展爲有領導的羣衆性的運動，立刻變成了聲勢浩大的革命力量。人民法院及時撐腰，上下緊密結合以暴風疾雨的姿態，打擊敵人。結果，封建地主階級是澈底消滅了，羣衆是更加廣泛更加深入地發動起來了，土改工作才獲得基本的勝利。當然，這一勝利的獲得，沒有加工以前階段良好的基礎還是不可能的。
   加工階段的缺點是發生了一些吊打的現象。這主要的是由於上述的地主鑽空子頑抗狡賴，從而增長了農民的義憤，其次則是羣衆發動不够充分的地方，有些不純分子乘機報復私仇，以及有些冒險分子以打人表示積極，又其次，則是部分幹部沒有充分了解加工的意義，在克服了包辦代替作風之後便流於放任自流，沒有能够緊緊地掌握政策，實現正確的領導。 我們說吊打現象是缺點，並不是說那些頑抗狡賴的地主罪不應得，而是說吊打是一種落後的方法，必須反對。那些無惡不作的地主，過去對於農民是可以毫無理由地加以吊打甚至任意處死的，今天農民面對着那具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的敵人，仍在肆其頑抗與狡賴，在義憤塡胸的情况之下加以吊打，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必須深切同情的。專政本來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沒有報復也就沒有革命。因爲我們是進行一個由先進的工人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我們必須堅持一切革命行動的進步性，所以，“以其人之道”的“道”是指運用國家機構這一武器而言，而並不採取反動統治的落後的方法和方式。因此，我們必須反對吊打，以保證報復不會發展而爲報復主義。因此，我們認爲吊打現象的發生是一種缺點。當然，這種缺點，在一場激烈的羣衆革命鬥爭當中是很難避免的。
   我們認爲：合川土改工作的領導基本上是正確的，而且是有力的。領導的正確表現在工作的勝利；封建地主階級徹底消滅了，羣衆相當充分的發動起來了。領導的有力，表現在糾正缺點的迅速。在短短的兩天的時間當中，吊打的現象就完全停止了。在這種認識之下指出缺點，目的僅在作爲今後工作的經驗敎訓。
   我們具體的意見是：倘使合川土改工作一開始就能正確地按照幹部水平和羣衆發動的情况，將計劃時間適當地放長，特別是在發動羣衆、整頓組織這一步驟中分配給充分的時間，倘使中間沒有“羣衆打人，幹部負責”的過於簡單的規律，倘使人民法庭能够很好地聯系羣衆運動，及時爲羣衆撑腰，那末，合川土改工作的成績是會更加圓滿一些的。
   以下檢討我們自己的工作：
   從好的一面說：我們一般的都具有支援農民革命的熱情，而且愈到後來愈高漲。有些年齡高的團員也能和靑年同志共同工作，共同行動。在暑天經過了三個多月的旅行學習與工作，最後沒有一個人掉隊。
   尤其使大家感到愉快的，是對內對外的團結都很圓滿，而且愈到後來愈團結得好。內部由生疏而親密，最後做到了無話不談。由於團結愈好，熱情愈高，開會發言必愈加踴躍。在雲門鎭最後一次檢討會當中，達到了大家爭先發言，因而必須登記發言人的次序的高潮。在這裏必須附帶指出的是：我們把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加以辯證的區分，大家一致承認思想問題是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的，這對於展開民主討論的幫助是很大的。
   對農民弟兄的團結一般的也很好，而且跟着羣衆觀點的提高而進步。許多團員積極地訪窮問苦，以能喝農民的茶，吃農民的飯。抽農民的煙爲樂。有些團員用自己常用的藥品爲農民治病，和農民建立了友好的關係。繪畫、拍照也都成爲和農民交朋友的媒介。由始至終，說我們團員態度不好的反映是沒有的。
   由於區、鄉級土改工作領導同志都是共產黨員，便有黨與非黨團結的關係。這一關係的發展是良好的，而且結果是圓滿的。大家對於土改工作的領導都表示欽佩。對於共產黨員，大家也都漸漸地了解到，只須平等、老實地相處，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們是最容易共事，而且是最容易做朋友的。主要的原因，便是他們沒有損人利己的剝削意識。有些團員過去對於共產黨的了解是不够的，對於黨員是有所顧忌的，後來都慢慢地改變過來了。四區負責領導的中共同志最後表示，他還是初次與黨外人士共事，起初也有許多顧慮，後來逐漸發覺我們是容易共事的，因此增加了他的黨與非黨團結的信心。
   派在各村工作的川東工作隊隊員，多數不是黨員，大家在工作中也團結得不錯。
   我們根據團員公約和西南土改人員的八項紀律進行檢討，認爲基本的都是能遵守公約與紀律的。
   我們缺點也不少。首先由於平均年齡高，對土改工作沒有經驗，更由於存在着一些作客思想，對工作爭取不够，因此，對於實際工作的幫助是不多的。當然，有一部分團員仍然是做了許多工作的。 有些團員覺得工作領導同志對我們太客氣，不給我們以更多的任務，也是使我們在實際工作上幫助不大的原因。這話對於某一些團員來說，可能是對的，但一般說來，我們除了年齡高和土改經驗缺乏之外，還有個人主義濃厚，缺少集體主義鍛鍊的缺點。這在工作上，對於接受指揮、執行命令、達成任務的條件，是有問題的。
   個人主義一面妨害了集體主義，另一面必然妨害了羣衆觀點。所謂羣衆觀點薄弱，不但表現在不善於接觸羣衆和不信任羣衆，而且還表現在對羣衆負責不够。在團員當中，有人說我們的缺點之一是片面强調政策法令，把政策法令的理想提得過高，忽略了羣衆的利益。經過討論，我們認爲這種說法不妥當。因爲，人民國家的政策法令是人民利益的集中表現，是必須强調，而且不怕要求提得過高的。我們的缺點，還是不善於從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去掌握、運用、解釋政策法令，這就會變成了脫離羣衆的官僚主義。我們的另一缺點、是容易過分强調羣衆的遠大利益，而忽略了羣衆的眼前利益，以至過早的提出應該在若干年以後提出的口號，這就會變成了脫離羣衆的主觀主義。
   這種對羣衆負責不够的缺點，在工作上的影響是嚴重的。我們在加工以前的階段，由於發覺到接近雇貧農不如原來所了解的那樣困難，更由於看到了地主一給鬥爭便低頭認罪認賠的現象，那種盲目樂觀、麻痺大意的情况，是要比川東工作隊同志們更加厲害的，直至土地雖已分配，賠償繳付仍陷嚴重僵局的時候，我們在雲鎭的團員只憑分頭訪問附近三個村少數農民的材料，就斷定了地主階級已經澈底打垮，農民已經相當充分地發動起來，農村人民專政已經確立。我們完全忽視了大地主仍在頑抗狡賴，而中小地主紛紛向大地主看齊的嚴重事實。這一面固然是由於我們對土改工作缺乏經驗，不善於觀察情况，但，對羣衆不够負責的精神顯然是主要的。
   另一方面，由於我們階級本質的限制，我們對於任何工作存在着不徹底思想，“差不多”思想，這就是妥協性，也就是改良主義的根源。這一種思想，與對羣衆不够負責的精神，是經常結合着的。
   我們團的領導上由本位主義、任務觀點所產生的急於求成的思想，是促使上述的錯誤發展的原因。思想根源也是完全一致的。
   加工階段給我們一個極其寶貴的敎訓，使得我們有機會檢討這些舊思想的毒素。但我們仍須警惕，因爲思想意識中的敵人，還是要反覆地襲擊我們的。
   （五）幾點建議
   由於農民隊伍中階級和階層之不同，鬥爭情緒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在激烈鬥爭的過程中，有些比較保守落後的分子，可能只是勉强地追隨而不曾發動積極性，富農更顯然只處在中立的地位。鬥爭結束之後，把動搖分子穩定下去，把有希望的中立分子爭取過來，使敵我界限分明，使得自己的陣營當中沒有一個徬徨動搖的分子，並使敵人更加孤立，以利於專政的貫澈，這是十分必要的。這就必須趕快加强人民民主的一面。關於此，除了加速民主建政，召開區、鄉代表會之外，指示村農協加緊團結中農，適當地允許富農入會，尤其是充分啓發落後分子的發言，以及召開各種座談會，對於地主家庭的靑年、小土地出租經營者、以及兼地主等，指點出光明的出路，適當地加以爭取，都是必要的。只有農村人民民主統一戰綫的擴大與鞏固，才能嚴格管制地主，並保證反革命無處容身。
   合川四區土改以後的前景是美麗的。每人土地分配面積雖然比華北小，然而產量是要大得多。據了解，在精耕細作之後，產量還可以提高百分之三十，耕作方法科學化之後竟能提高到一倍。這就保證了人民生活可以迅速地改善。目前的問題是勞動力的過剩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但，這是一個可喜的困難，是土改中解放出來的生產力之一，也是一個比其他地區優越的條件。我們都已經了解，勞動是財富、文化的源泉，問題只在如何組織與動員。由於四川農民文化水準比較高，轉入工業生產比較容易，挑選一批優秀的靑年農民，有計劃地、有步驟地分配到工業人力已感不足的地區去學習，對於目前缺少工業人力地區的調劑，和將來西南大規模發展工業生產，都是有利的。其次，便是有計劃、有步驟地向邊遠地區遷移，這在西南行政區內，是儘有調度裕如的條件的。又其次，便是副業生產、小型水利與鄉村道路的建設，以及森林特別是經濟林的培育，可以先選擇對農民有近利的項目入手，以次及於久遠的計劃。但這一切，都說明了農民購買力會要很快地增長，而另一面，便需要大力發展工業生產以及組織手工業生產來應付這一迅速增長的農民購買力，才能維持城鄉交流的正常，並使農民可以少受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發展的損失。
   農民在經過長期的苦難之後，健康情况一般的很差，文化當然也落後。衞生保健、文化敎育工作是今後一個嚴重的課題。當然，農民是會自己起來進行這些工作的，但，政府的領導仍然是十分必需的，而且領導工作也是十分沉重的。
   對於下一期土改幹部的訓練，除了總結經驗敎訓以外，我們認爲增加一些有關“國家與革命”的學習，尤其是對於如何運用人民法庭這一有力的國家專政武器的學習，是十分必要的。這是建立了人民國家以後羣衆革命運動的特點。如能把這一武器的充分運用和羣衆革命運動密切配合起來，那就可以形成無比壯烈的聲勢，旣有利於充分發動羣衆，同時也就有利於提高愛國主義的思想，是一舉兩利的。此外，有關土改的法令條文的加深學習，對於幹部也是很必要的，而目前還是很不够的。
   劉少奇副主席在“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吿”中指出“農民協會應切實注意吸收農民家庭中的婦女來參加，並吸收婦女中的積極分子來參加領導工作”，在下次土改中，對於這一點還須加以强調。由於數千年來重男輕女的習慣，不但農民習於歧視女性，派下去的工作幹部也很容易有同樣的缺點。因此，不但領導工作中婦女參加的人數可能太少，在鬥爭中還容易使那些罪惡顯然比男子爲小的地主家庭婦女會受到和男子一樣的打擊。倘使在這樣一個偉大的革命鬥爭當中，那些“婦女不好，罪加一等”的落後成見依然支配着農村社會，那對於這向來受壓迫最深重的女性的解放，顯然是一個重大的障礙。
   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貝，地主家庭的知識分子應該視同沒收分配給農民的地主財產一樣，加以保護。土改以後農民自己要求發展文敎事業的時候，留給他們這一份財產，會使他們更加相信政府領導的正確。當然，那些在政治上犯了重大罪惡，或者在地方上爲多數人所切齒痛恨，是不能饒恕的。這一種保護更不能成爲地主家庭知識分子的護符，作爲對農民頑抗的手段，因此。對農民低頭認罪以至辦淸楚違法賠償手續都是先决的條件。這就需要事前的調査硏究與及時加以敎育改造的工夫。
   地主家庭的靑年和兒童，在控訴地主罪惡時應該讓他們參加，使他們能受到現實的敎育。但在鬥爭轉入劇烈或執行死刑的時候，則應予以隔離。對於他們的生活和敎育，也應該動員當地農民加以適當的照顧，使得他們在知道了地主階級罪惡之後又體會到人民社會的温暖，這對於他們的敎育是會起着很大作用的。
   以上所說的多數是政府的旣定政策方針，但由於這一次執行上注意不够，我們覺得仍然必須提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