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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和斯大林給了全世界勞動人民以一種跟資本主義鬥爭的極偉大的和不可戰勝的武器這—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理論。
  列寧、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幾個或單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學說，完全依照新的意義提出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問題，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聯盟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利用商業和貨幣以及其他的許多問題。
  列寧、斯大林關於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理論，已經受到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經驗的考驗。受這一理論所指導的千百萬蘇聯人民，已經取得了社會主義的歷史性的勝利。
   列寧這一理論，目前又領導着諸人民民主國家的勞動人民向着社會主義邁進。
  在我們關於列寧、斯大林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理論的演講中，我將跟諸位來硏究下面四個基本的問題：（一）列寧、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理論。
   （二）過渡時期經濟的特徵。階級和階級鬥爭以及作爲建設社會主義决定性條件的無產階級專政之必要。
   （三）新經濟政策，它的本質和國際意義。
   （四）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乃是社會主義建設之經濟法則。
   這就是我在以過渡時期爲題的演講中要跟諸位來討論的一些問題底範圍。
   一列寧、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理論
   這個理論的初步基礎是早在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革命時期爲列寧所奠定的。在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中，已經提出了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
  從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理論的觀點看來，在這部著作中有些什麼重要的東西呢？這是列寧所提出的新問題，就是說，無產階級不是孤立地實現反對資產階級勢力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與勞動農民聯合起來共同去進行這一革命的。這與西方社會的社會民主派所宣揚的理論比較起來是一個新的原理，依照他們的看法，認爲只有無產階級單獨去對抗資產階級。西方的社會民主黨從來也沒有承認過勞動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 “兩個策略”這本書自然還不曾得出社會主義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結論，但是在那本書裏已經有了這種理論的基本要素。如像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和工人階級必須聯合貧農以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等等論點。列寧完滿地提出社會主義可能在單獨一國內勝利的理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 當時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八月發表的一篇“論歐洲聯邦口號”的論文中，揭露了托洛茨基所提出的“歐洲聯邦”這一口號的反動意義，建立了自己著名的原理，這就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關於資本主義的政治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社會主義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原理。
  列寧這樣寫道：“經濟上和政治上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的絕對法則。由此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
  在一九一六年秋間所寫的另一著作中，這一社會主義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原理是表現得更爲明確了。那篇論文的題目叫作“無產階級革命底軍事綱領”。在那篇論文中，列寧不僅寫到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而且還寫到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同時勝利的不可能性。在這篇論文中寫道：“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各個不同的國家中是極不平衡的。在商品生產的條件之下，不如此是不可能的。由此產生一個不容爭辯的結論：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切國家同時勝利，它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內得到勝利，而其餘的國家則在相當的時期以內，依然是資本主義的或前資本主義的國家。”
   在這兩篇論文中，提供了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單獨一國內獲得勝利的一些基本原則。 我還要吿訴你們列寧在一九一六年秋間寫的一篇論文叫作“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與帝國主義的經濟主義”。在這裏，列寧寫道：夢想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內同時勝利，就等於把社會主義拖延到無期。換句話說，假如以爲社會主義能够在一切國家內同時勝利，革命能够在一切國家內同時爆發，這樣的想法就等於一般地拒絕革命。
   讓我們更精細地來研究不平衡發展律的問題，爲什麽列寧根據這一不平衡發展律得出了社會主義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結論來？
  資本主義在它存在的一切階段上都是不平衡地發展着的。工業發展得比農業快。一個國家發展得比另一個國家快。因爲經濟是自發地發展着，是在價値律的基礎上發展着的，所以它的發展是不平衡的。
   但是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之下，在這種不平衡性中表現着新的特徵，表現着新的性質。這種新的性質是决定於什麽的呢？
  斯大林同志發展了列寧關於不平衡發展律的理論。在與托洛茨基派的激烈的鬥爭中，斯大林堅持並進一步發展了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單個國家內勝利的理論。他對於帝國主義條件下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的特點，給予了詳盡的說明。斯大林同志說，在帝國主義條件之下，發展的不平衡性是極度地尖銳化，並具有了决定性的意義，它變成了瓦解資本主義的一個强有力的因素。不平衡發展律作用底性質本身也改變了。假如說從前一個國家趕上另一個國家是循着一般規律趕上去的，即採取所謂進化的方式，沒有飛躍，沒有戰爭災難，也不經過世界再分割的方式；可是現在，在帝國主義條件之下，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帝國主義條件之下，出現了兩種新的情况；由於這些新的情况，不平衡性就具有了新的性質，並且變成瓦解資本主義的一個决定因素，它創造了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斯大林同志指出了這樣的兩種新情况：
  第一，在帝國主義時期，世界已被分割完了；就是說世界各國相對平順和相對進化式的發展，已經沒有可能性了。這時發展只能採取這樣的方式，即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只有靠排擠別的國家，靠犧牲別國的利益，才能獲得發展。爲什麼呢？因爲世界已被分割完了。假使說，在帝國主義以前的時期，世界上還有許多未被侵佔的領土，因而資本主義還能在廣度上擴展開去，奪取一切新的領土，一個國家的擴展並未妨礙到別的國家；可是到了帝國主義時期，這種可能性已經沒有了。這就是說，斯大林所指示的第一種新情况，卽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世界已被分割完盡。 第二，乃是資本主義各國發展水平上的差異的減少。某些國家能比較迅速地趕上別的一些國家。它們的發展水平並齊化了。它們的發展水平變成幾乎一樣高了。這種情形是過去所沒有的。英國很多年來在生產力發展上居於世界第一位，可是此後隨着帝國主義時期的到來，在不多幾年內，德國就趕上了英國；接着日本也趕上了英國；同時美國又很快地擠上了世界的第一位。
   這種情况，即資本主義各國發展水平的並齊化，斯大林把它看作强有力地影響着發展不平衡性的本質的變化底第二個條件。
  假使發展水平並齊化了，這是意味着什麼呢？這是意味着許多國家的力量變成差不多一樣丁，它們的掠奪的企圖是加强了，可是因爲世界已被分割完盡，所以就產生了經由戰爭、經由衝突和災禍來重新分割世界的不可避免性。因此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只能靠排擠別國，靠定期的重分世界，靠戰爭災禍來達到。在這期間（即在重分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爭期間），有些國家被削弱了。而這些被削弱的資本主義鎖鍾上的環節，便是最易於破裂和最便於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地方。
  這樣，斯大林同志在發展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條件下的不平衡發展律的學說時，指出了兩種情况：世界已被分割完盡和各國發展水平的並齊化。
  斯大林同志在進一步論及不平衡發展律的問題時，揭露了托洛茨基派關於不平衡發展律的虛構之反革命實質。托派歪曲地解釋帝國主義條件下的發展不平衡性，把不平衡性曲解爲發展水平上的差異，並且說在帝國主義時期發生着發展水平的並齊化，因而不平衡性就比較削弱了。托洛茨基派，這些工人階級的最惡毒的敵人，乃是資產階級的擁護者。托派雖承認各資本主義大國的發展水平並齊化的事實，但爲迎合資產階級的要求，他們却不承認資本主義各國重分世界的鬥爭的尖銳化，它們中間矛盾的尖銳化，而這些矛盾和鬥爭是在削弱着資本主義，尤其是在削弱着它的個別環節，而不是如托派所設想的在加强它。托派曲解了不平衡規律的意義，而用發展水平的差異來代替發展的不平衡性，於是它們就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
   在跟托派的尖銳鬥爭中，斯大林同志堅持了並且進一步發展了列寧關於在帝國主義條件下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律的學說。 斯大林同志這樣地解釋發展不平衡律道：“在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律意味着某些國家與別的國家比較進行着躍進式的發展，一部分國家很快地從世界市場上被別的國家排擠出來，周期性地採取軍事衝突和戰爭災禍的形式來重分已經分割完的世界，並且意味着帝國主義陣營內部衝突的加深和尖銳化，世界資本主義陣綫的削弱，這一陣綫被個別國家的無產階級所衝破的可能性，以及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可能性。” 這樣看來，正是根據列寧所發見和斯大林所發揚的帝國主義時期的不平衡發展律的作用，才得出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來，即在個別國家內革命勝利的可能性，和如列寧所寫的，一切國家同時爆發革命和社會主義同時勝利的不可能性，因爲不可能一下子削弱資本主義的整個鎖鍾，而只能削弱着這一資本主義鎖鍾中的個別環節。那是資本主義各國相互進行分割世界的鬥爭的結果。對這些被削弱了的環節就需要加以襲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從資本主義的體系中，脫落了六分之一的世界——俄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同一不平衡發展律的作用，從資本主義鎖鍾中又脫落了好些國家，即有好幾個人民民主國家成立了。……斯大林同志更進一步發展了列寧關於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革命及其勝利的可能性的理論，並作出了關於兩組矛盾的極重要的指示。斯大林同志科學地奠定了這個原理，卽每一個發生革命並走上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國家，將有二種矛盾。建設着的社會主義和企圖復活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國內的矛盾。這是國內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和勞動農民結成聯盟的工人階級，是能以自己的力量來解决這個矛盾的。
  第二個矛盾乃是建設着社會主義的國家和包圍着它的諸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有着國際的性質，並且不是單獨一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力量所能解决的。當有着資本主義的包圍時，武裝進攻和企圖以武力恢復資本主義的危險還存在着。爲了消滅世界規模的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必需要求全世界勞動者的努力。 由於對兩組矛盾科學的分析和分類，斯大林同志粉碎了敵視人民的托洛茨基派的陰謀，他們說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是不可能獲得勝利的。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國內勝利可能性的問題，我要求諸位來注意關於那些領土不大、又沒有必需的天然資源和原料的國家的問題。
  我要請你們注意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〇年十月間所作的一篇叫作“論共和國的政治形勢”的報吿中所提出的一個新的很重要的原則。斯大林同志首先說明了作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十月革命的特點，並且指出它是能够發生而且可以勝利的，它能够向前發展而成爲其他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的榜樣。
  在這個報吿中，斯大林同志這樣地提出問題：多少能够自給的、被敵對的資本主義各國所包圍的俄國，能不能堅持勝利而前進，並且消滅自己的敵人，如像在以前所作的一樣呢？他說：是的，是能够的。斯大林指出在這裏需要兩組必需的條件：經常的、不决定於人的條件，那就是一個國家在資本主義包圍中，沒有任何人的幫助，能够作爲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條件；第二組條件乃是完全决定於人的條件。
  在第一組條件中，斯大林指出，有如廣大的領土，在這種廣大領土上，一旦發生戰爭時，就有長期支持的可能，有退入國家腹地的可能。同時斯大林又把俄國跟匈牙利比較，在匈牙利只有狹小的領土，假如它單獨發生了革命，而且處於資本主義的包圍中，一旦遭到敵人進攻時，它就不能支持，因爲它沒有地方可以退却，也沒有迴旋的餘地。
  接着斯大林同志又指出，如果存在有各種各類的原料、燃料和糧食，則一旦遭遇封鎖時就不需要依賴外國而能自給。在這裏斯大林舉意大利爲例，因爲意大利本國沒有穀物和燃料。假使它一國孤立起來，遇到封鎖時，它就不能支持下去。
   第二組條件是有賴於人力的條件。這就是戰鬥的後備隊伍——工人和農民所組成的軍隊，這軍隊是爲自由和獨立而鬥爭的，——以及西方和東方的革命運動。斯大林同志說，革命的後備隊伍在增長着，而資本家的後備隊伍却在萎縮着。因此，斯大林同志是從對每一國家的具體條件的估計來觀察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國內勝利可能性的問題。
  假如一個領土很小的國家，又沒有必需的燃料和糧食，它當然就不能支持長久。因此，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內勝利可能性的問題是不能抽象地來給予解答的。在某些國家，對於革命的起義，對於推翻資產階級可能有着有利的條件，但是假如它的領土很小而又處於資本主義的包圍中，當然它的勝利的機會就很少。
  在第十四次聯共（布）黨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吿中，斯大林曾經提到過保加利亞。他說，俄國不是保加利亞。後者當然不能單獨建設社會主義，而俄國却具有社會主義勝利所必需的一切條件，俄國必須利用這一切條件，而把社會主義可能的勝利變爲現實的勝利。
  隨着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情勢是根本地改變了。不論是匈牙利、保加利亞、極小的阿爾巴尼亞或是其他諸小國內，都存在着社會主義建設的充分的可能性。爲什麽呢？因爲跟它們並存着的有一個如此巨大的、有力的以及社會主義已經獲得了勝利的蘇聯。這些國家與蘇聯的友好，它們與蘇聯政治、經濟和文化上聯繫的全面的擴大和鞏固，乃是這些國家獨立生存和順利的社會主義建設底决定性的主要條件。隨着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在各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內，出現了資本主義鎖鍾破裂的可能性，以及創造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的可能性、過去被奴役的國家可以利用偉大蘇聯的經驗和兄弟般的援助來開始獨立自由地發展，逐漸地創造社會主義建設的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就是一個實例。
  列寧、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可能在單獨一國內勝利的理論底基本要點就是這樣。這個理論從科學上奠定了社會主義在幾個或單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並且武裝了全世界無產階級來進行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 在列寧的理論以前，全世界社會民主派堅持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帝國主義和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開始的許多年以前所提出的見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工業資本主義的時代，他們認爲革命將在大多數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內同時勝利，而社會主義也將在大多數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內同時建立起來。對於工業資本主義時代來說，當時資本主義在整體上還在向上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這些見解是正確的。列寧硏究了在帝國主義時代中資產階級社會所生存的完全不同的新條件，他發見了這一時代的發展不平衡律的作用，因而提出了完全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列寧不怕改變已經陳舊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理。列寧爲着發揚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他不怕背棄馬克思主義的字句。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敎程中，這樣的說明了列寧新理論的意義：“假如列寧曾經屈服於馬克思主義的字句，沒有敢以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單獨一國內勝利的這一適合於新歷史環境的新結論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舊的結論，那麽我們的黨，我們的革命以及馬克思主義，又會處於什麼境况呢？那我們的黨就會在黑暗中徘徊，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失去領導，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會遭到嚴重的損傷，無產階級就會遭到失敗，而無產階級的敵人就會獲得勝利。”
   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國或少數國家內勝利的列寧—斯大林的新理論，解放了每一國家內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的革命力，並指出了獲得社會主義勝利的遠景和途徑。
  這一新的理論指出，我們不可以等待在一切國家內同時發生的革命，而必需襲擊帝國主義鎖鍾的個別軟弱環節，由此推動並發展在全世界範圍內的革命。
   二過渡時期經濟的特徵，階級和階級鬥爭，過渡時期“誰戰勝誰”的問題
   首先，我們討論一下關於特殊的過渡時期底必要性的問題。 社會主義的產生是完全不同於以往一切生產方式的產生的。它們的不同是由於兩個主要的特點。第一，社會主義不可能在它以前的社會的內部產生。第二，社會主義首先只是作爲各種經濟成份之一，而不是作爲包括全部經濟的整個完成的經濟體制而產生的。讓我們硏究一下這些特點。在社會主義以前的一切社會，除了原始公社制度外，都以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及人對人的剝削作爲自己的經濟基礎的。
  隨着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的形式改變了，新的階級出現了。但是私有制與剝削，和以前一樣，仍然是經濟的基礎。因爲改變的祇是私有制的形式，所以每一個新的社會是在舊社會的內部產生，並且，開始時是在舊社會內部發展的。封建制在奴隸制度條件下產生，資本主義則是在封建制度條件下產生的。
  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只能是消除了任何人剝削人現象的公有制。作爲一種經濟制度而存在的社會主義，不可能和私有制相合，而是直接和它對立的。因此，社會主義不會從私有制中自發地產生。社會主義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內部，以及在以私有制爲基礎的任何其他制度的內部產生的。
   革命——即將政權奪到勞動者手中，奪到生產者自己的手中——乃是產生社會主義的决定性的條件。只有在手中握有政權時，工人階級方能開始强力奪取大資本家的財產（在某些國家裏還奪取封建主的財產），並將其轉變爲人民的財產。由於將最重要的生產手段收歸國有，而建立了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份。
  產生社會主義的第二個特點，乃是在於它不可能在產生後一下子成爲整個的經濟體制。這是由於下面的幾個原因。沒有一個國家，甚至在生產力發展水平最高的國家裏，在革命開始時會有純粹的資本主義的。各國除了資本主義經濟以外，還存在着以私人勞動爲基礎的農民、手工業者和工匠的小私有經濟。對這些勞動的經營是不可以沒收和收歸國有的—如同對大資本主義經濟那樣，因爲它們是基於所有者本身——生產者——的私人勞動上的。然而在不允私有制存在的社會主義下，這些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經濟是不能存在的。因此，社會主義開始產生時只是經濟中的一種成份，除它以外，小私有經濟還要存在一個相當的時間。爲了將它們逐漸聯合爲合作社，必須要有一定的時間。
  爲了消滅私有制，以及爲了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並使其成爲經濟中統治的和唯一的形式，這就必需要有特殊的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乃是從革命以及新的人民政府的建立時開始，而當整個經濟都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爲基礎，並且消滅了資本主義成份的殘餘時方吿結朿。
   現在，我們來研究過渡時期的經濟是什麼？
  俄國在十月革命的初期即完成了具有歷史重要性的改變。首先是資產階級的統治被推翻了，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起來了，其次在十月革命初期消滅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大地主的土地私有權，土地被收歸國有了，接着銀行和運輸業亦被收歸國有，在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後的幾個月期間，最重要的工業部門都被收歸國有了。
  這樣一來，經濟命脈就操在無產階級手裏了，經濟中新的社會主義成份就形成了，這種成份乃是由於工業、運輸、和銀行的國有化，由於一九一八年四月中對外貿易壟斷的建立而造成的。
   依靠着這些已爭取到手的經濟命脈，工人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開始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
  那末過渡時期的經濟究竟是什麽一回事呢？這種經濟不僅是第一個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蘇俄的工人階級必須重視，而且現在走上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也必須重視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祇對於特殊的過渡時期的必要性有所指示。當然，對於過渡時期的經濟他們是不能予以詳細論述的，因爲他們生在這過渡時期開始以前很久的時代。關於過渡時期經濟的學說，是在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才得到闡述的。列寧和斯大林創立了完密的過渡時期的理論，詳盡地闡明了過渡時期經濟和政治的特點，並且科學地奠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雖然一般地說，無論在列寧的那一種著作中都談到過渡時期的問題，但我們在這裏祇特別指出其中的兩種。在這兩種著作中，列寧曾經極其精闢地闡述了過渡時期經濟的特點。首先是他一九一八年春所寫的論著“論“左派”幼稚病和小資產階級性”，其次就是稍後一九一九年秋所寫的“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在前一著作“論“左派”幼稚病和小資產階級性”中，列寧首先詳述當時俄國經濟的特點。該著作中，列寧初次指出了當時俄國存在着的五種經濟結構。列寧寫道：
   “我看再不會有這樣的人，在他硏究了俄國經濟問題過後而來否認這一經濟的過渡性質：… “但是過渡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呢？應用到經濟上去的時候，它是否說：在該制度中旣有資本主義的，也有社會主義的成份、部分或因素呢？誰都承認，是這樣的。但是並非所有承認這點的人都思考到了：到底目前俄國所有的是些什麽樣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成份。而問題的整個關鍵就在這裏。讓我們列舉出這幾種成份。”於是列寧就列舉了五種經濟結構。一種是宗法式的經濟，就是說，還是一種尙未被捲入商品交換過程中去的自然經濟，——這種經濟當時存在於極北，遠東的個別地區在卡薩赫斯坦和吉爾吉西亞的南部地區以及外高加索的某些地區。其次是小商品經濟，這在蘇俄過渡時期最初年代的國民經濟總產量中佔着絕對優勢地位。這是大量的小農和最小農經濟。其次是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第四種成份是國家資本主義，這一成份由資本主義的工商企業所組成，這些企業依據一定的契約並在國家監視之下進行工作，最後，列寧所指示的第五種結構，就是新創造的社會主義的結構。
  有人要問，那些成份佔優勢地位呢？顯然，在小農國家內，自然是小商品經濟佔優勢地位，並且也不能不是如此。因爲在這樣一個國家內，資本主義發展處於中等水平，小商品生產遂估優勢地位，但在過渡時期經濟中，領導的因素和領導的結構却是社會主義結構，它左右着全部經濟的發展。依靠着這種結構，無產階級專政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一文中，列寧已經進一步發展了過渡時期經濟的特點。如果說一九一八年春他是針對俄國，針對俄國經濟指出這個特點的話，那末一九一九年秋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一文內——這篇文章是供外國共產黨人參考而寫的，列寧已經指出了在一切國家內必然有的那些結構的特點。列寧寫道：各國將必然有三種結構：新形成的社會主義結構，小商品生產（改造它需要一定的時間）和私人資本主義結構；後者祇要有小商品農業經濟作爲它的物質基礎，它就會存在並且重新復活。列寧認爲，這三種基本的經濟結構在走上社會主義建設並開始過渡時期的一切國家裏都會存在的。
  列寧寫道：在俄國，由於國家很落後和具有小資產階級性質，所以無產階級專政與先進國家比較，必然具有某些特點。但是在俄國，基本階級和社會經濟的基本形式是和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相同的。所以這些特點可以不算是最主要的。
   這就是說，可以有這些特點，但這些特點可以不關涉到最主要的。
  那些結構在過渡時期可以沒有呢？如果一個國家有比較高度的發展水平，則可以沒有自然經濟。其次也可以沒有國家資本主義。爲什麼？因爲工人的國家主要地是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來與小資產階級的特性作鬥爭，和投機事業作鬥爭，因爲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因素，比較容易控制小資產階級的自發性並與之作鬥爭。就是在小商品生產並不佔優勢的那些國家裏，也可能不必特別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因素。
   那末過渡時期經濟中新的、社會主義的特點是什麽？從舊的經濟中還留着什麼呢？ 列寧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一文中，這樣地說明了這些新的特徵：因爲土地、工業、銀行、運輸業已經國有化了，所以一切最重要生產手段的私有制也廢除了。
  列寧從下列各事實中看出經濟的新特徵，即：在國家土地上以國家的勞動工具組織大規模生產，國家依計劃把勞動力分配於各不同經濟部門和企業，依計劃與國家的穩定價格把國家所有的大量生產品分配給人民。
   這就是列寧一九一九年在經濟中指出的那些新要素。列寧說：“這是共產主義的初步。”
  但是在經濟中還有很多舊的成份。這些舊成份的基礎正是小商品的農業經濟。這種經濟繼續在蘇俄佔有優勢，而且是資本主義可能復活的最大基地。列寧並且說，資本主義在這個基地上保存着，而且在與共產主義的最殘酷的鬥爭中重新復活起來。
  列寧曾寫道：被推翻了的、但是沒有被澈底消滅的資產階級，還握有强大的力量。資產階級在數量上雖不多，但是力量却還很可觀，比它在人口中的比重爲大。爲什麽呢？列寧指出了使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還充分强大的一系列的條件。列寧寫道：第一是國際的基礎，即各資本主義國家，它們千方百計扶持被推翻了的俄國資產階級。 其次是資產階級在國內還有若干生產工具。資產階級還有錢，用那些錢不僅可以買得商品，並且可以將其變爲資本。資產階級有廣大的社會聯繫和管理軍事、行政、經濟的若干技巧、幹練的才能，這是積數十年歲月才獲得的。因此——列寧寫道：資產階級的抵抗力，它的力量，比它在人口中所佔的成份要大得多。
  列寧根據過渡時期經濟的特徵得出結論說，過渡時期最尖銳的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正因爲過渡時期中存在着三種經濟結構，正因爲在小商品生產的基礎上資本主義生產可能重新復活，所以列寧下結論說：最尖銳的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主義建設不能以和平途徑來進行，因爲旣然存在着三種經濟結構，而它們背後都有階級，其中即有資產階級，它正在爲反對社會主義建設而鬥爭。
  由於對過渡時期中必然存在的諸經濟結構的分析，列寧提出了並且科學地論證了“誰戰勝誰”的問題。列寧指出，過渡時期中在經濟上客觀地存在着社會發展的兩條可能的道路。
  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政權以及在工業、運輸、銀行和貿易中經濟命脈的操諸於勞動人民手中，這規定了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那些根本上的共同利益，同樣也决定了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在這利益的基礎上可能建立起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所必需的强固的工農聯盟。 但是除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可能以外，任何國家在過渡時期中還存在着舊的資本主義秩序和關係之復辟與回復底巨大危險。這個危險是由於在過渡時期中私人資本主義結構的存在和維持，以及龐大數目的小商品農民經濟的存在所引起的，這些小商品農民經濟，按照列寧的描述，是能够逐日地產生着資本主義的。因此，一切國家在其過渡時期中應該解決“誰戰勝誰”的問題。過渡時期的社會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然而它也還不是社會主義的社會。在過渡時期中進行着舊的經濟結構與新的經濟結構之間的鬥爭。過渡時期解決那些結構勝利的問題：是舊的戰勝呢還是新的戰勝。一切國家過渡時期中應該解決“誰戰勝誰”的問題。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新的國家，在將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變爲現實的勝利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因爲過渡時期的任務是在於將私有制轉爲社會主義公有制，所以只有與私有財產没有聯繫的那個階級方能領導新社會的建設。只有最革命的、最有組織的、並且沒有私有財產的工人階級，才可能是，並應該是勞動人民新國家的首領，並且傾導建設。由此，一切國家在過渡時期中不可避免地是要實施無產階級專政的。
  列寧作了這樣的結論，並且用它去反對第二國際的行動家們，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首腦們。這幫人堅持階級鬥爭緩和的觀點，堅持否認在過渡時期條件下無產階級專政之必要的觀點。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這一著作的偉大意義，正在於他根據精深的分析，指出了在過渡時期條件下鬥爭着的各階級，以及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之不可避免性。
  從各基本的經濟結構和階級的情况及其相互間的關係，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最尖銳的階級鬥爭，會產生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列寧曾經寫道：“假如我們比較一下一切力量或階級，以及它們之間由於無產階級專政而改變了的相互關係，我們便可以看到，關於“通過民主”來一般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那種流行的小資產階級觀念，也就是第二國際一切代理人所具有的觀念，在理論上是何等的荒謬，並且是何等的低能。
  依據對過渡時期經濟全面的分析，並且科學地說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列寧揭露了第二國際所有的代理人和領導者，這些人否定資本主義轉向社會主義的特殊的過渡時期的必要，並且認爲社會主義已經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內部產生（通過“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或者他們否定過渡時期中的任何階級鬥爭，並要求普遍的平等和對一切人“純粹的”民主。
  在揭露並痛斥這些工人階級的叛徒時，列寧曾經寫道：“小資產階級民主黨人的一般方法乃是擯棄階級鬥爭，妄想要越過它，努力想滑過、調和並緩和這尖銳的一面。因此，這些民主黨人，或者是絲毫沒有認識到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或者是認爲自己的任務不是在於領導其中一個力量的鬥爭，而是在於虛構那調解戰鬥的雙方的計劃。
  在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並使其隸屬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企圖中，各色社會民主黨人以普遍平等的口號來作爲投機。這是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狡猾的計劃。列寧指出，在還存在有私有財產、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社會裏，根本就談不到普遍平等這句話。與澈頭澈尾虛僞的資產階級的人人平等的虛構相反，列寧提出了科學地論證過了的無產階級對平等的理解，這個平等的基礎是生產手段底公有制。無產階級專政從其存在的第一個月起便消滅了眞正的不平等，由於這不平等，自己手中沒有生產手段和土地的工人與農民在數世紀來受盡了痛苦。進一步的任務，乃是以爭取消滅私有制、爭取加强並擴大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鬥爭爲基礎，來擴大這個平等。這個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一切勞動者眞正自由和平等的經濟基礎。“從無產階級的觀點來看，問題祇是在於：擺脫那些階級的壓迫？什麼階級與那些階級的平等？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民主呢，抑是在爲廢除私有制之鬥爭的基礎上的民主？”
   列寧寫道：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鬥爭的繼續，不過是採用新的形式而已。
  克服剝削者的抵抗。關於克服剝削者的抵抗乃是過渡時期的任務這一點，機會主義者與社會民主黨人完全忘記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和投機事業作無情的鬥爭，和資產階級打算影響小資產階級的各種企圖作無情的鬥爭等等。 這就是說，第一個階級鬥爭形式，就是克服資產階級的抵抗。第二個可能的鬥爭形式就是內戰，這是最公開和最殘酷的階級鬥爭形式。其次第三種形式，是使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中立，亦即在最初幾年中創造那些條件，使農民不致於反對新的政權—使他們中立。第四種形式就是利用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專家，這是作爲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的形式。最後，就是養成新的紀律，這也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形式之一。
  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在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中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與完成。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個方面的這一卓越的綜合性的闡述是歸功於斯大林的，在這一闡述中反映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全部基本任務。斯大林同志發展了列寧關於在國內以及在國際範圍中進行反對資本主義分子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的指示，他指出：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利用無產階級政權去鎭壓國內的剝削者，去防禦資本主義的包圍，去鞏固和其他國家無產階級的聯繫，去發展其他國家中的革命並使之達到勝利。
  列寧關於劃分勞動的農民與私有的農民，以及關於加强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的聯盟的原理，在對無產階級專政第二方面的闡述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無產階級專政的這個第二方面，是要利用工人階級政權去使勞動羣衆與資產階級澈底隔絕，去加强工人和這些羣衆的聯盟，去吸收這些羣衆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
   最後，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三方面，依照斯大林同志的說法，是要利用無產階級政權去組織社會主義並消滅階級。
  列寧、斯大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是順利建設社會主義的最重要條件的學說，是有其巨大的國際意義的。列寧和斯大林所創立的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已爲蘇聯千百萬人民的歷史經驗所證實，這個理論現在照耀着各人民民主國家勞動人民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擊潰了法西斯國家的蘇聯的歷史性的勝利，一系列的國家擺脫了資本主義。這些國家開始在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礎上過渡到社會主義。列寧、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時代中經濟及政治的理論成了這些國家共產黨的行動指南。
  在每一個人民民主國家中（每個國家都有它的一些特點），存在着那些三十年前列寧就已經分析過的社會經濟的基本形式。例如：在捷克斯拉夫的經濟中有三種經濟成份：社會主義的成份，這在一九四八年的收入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一點四；資本主義的成份，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三點六；小生產者的成份，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依照經濟結構，捷克居民也分爲雇傭工人（城市及鄉村）——佔人口百分之六十七點一，小生產者——佔百分之二十四，以及資本主義分子——佔百分之六。
  在各人民民主國家中，領導並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的乃是以國家工業爲代表的社會主義經濟結構。一九四八年在捷克社會主義工業中工作的工人約佔全部產業工人的百分之九十五。一九四八年波蘭的全部工業生產品的百分之九十四是在社會主義企業中製成的。保加利亞的社會主義工業生產了全部工業品的百分之九十三。
  社會主義工業是各人民民主國家全部經濟改建的基礎。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工人階級在共產黨及工人黨的領導下，依靠着社會主義的工業，儘量地發展它，進行着爲建立社會主義基礎的鬥爭，以及爭取將小生產者經濟逐漸納入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的軌道的鬥爭。各人民民主國家中的勞動農民，由於各人民民主國家實行的土地改革，自工人階級手中得到了約近一千萬公頃的地主的土地。農民經濟大部仍是小商品的，因而成爲資本主義和富農分子復活與發展的基礎。羅馬尼亞全部農民的百分之五十七是貧農及小農，每人所分得的土地不到三公頃；佔農村中人口百分之三十三的中農供給市場商品食糧全部數量的五分之三。 俄國在革命的第一日即廢除了土地私有制，土地變成了全體人民的財產，但在各人民民主國家中，則與此不同。這裏土地屬於耕種者，即屬於農民，一部分是屬於國家。因此，在各人民民主國家中仍然保留着土地私有制。各人民民主國家多方地幫助農村中各種合作事業的發展，包括生產合作在內。因爲存在着土地私有制，所以在農業生產合作中產生了一種特點，即它們在起初還帶有半社會主義的性質。
  在爭取農村中建立社會主義基礎的鬥爭中，工人及共產黨都以列寧斯大林的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聯盟並保證工人階級在此聯盟中領導地位之政策爲準則。共產黨的政策在於限制並排擠資本主義和富農分子，其最終目的是將整個農業轉入社會主義的道路並消滅資本主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有它很多的特點。因爲偉大的中國人民的多年來的英勇鬥爭，中國的大部分已經從外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的手中解放出來，中國地主以及與封建地主和軍閥相勾結的大資本家的政權被推翻了。帝國主義者的經濟統治曾經大大地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在中國特別佔多數的是用落後技術耕種的小農經濟。農村人口中約有百分之七十是貧農及僱農，中農約佔百分之二十。工業在國家總生產中只佔約百分之十。
  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對於中國的現有的經濟結構曾經予政的主要的經濟支柱是國家經濟，此種經濟帶有社會主義的性質並起着領道是合作經濟，這種經濟現在只帶有半社會主義的性質。此外在綱領中指出國家合作的經濟部門，換言之，就是在工農國家條件下存在的，列寧稱之爲國家資本種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國家的監督下仍然保留着。在經濟中比重最大的是小用僱傭勞動的私人經濟，也就是小商品經濟結構。因此，……如果不算上半自然的宗法〓經濟殘餘的話，在中國的經濟結構不是三種，而是五種。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其經濟政策上是遵循着列寧斯大林的過渡時期的理論，特別是遵循着列寧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曾經提出的在俄國社會主義建設之最初階段上必須利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指示。
  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時代中的階級及階級鬥爭的原理是異常重要的，是有深刻意義的。人民民主這個國家形式，是由於反法西斯鬥爭、反帝國主義鬥爭的特殊條件，以及各人民民主國家一直自蘇聯所獲得的決定性的援助而產生的。各人民民主國家內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在長成中的社會主義與被推翻了的但是還沒有澈底被消滅的資本主義間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中進行着。人民民主制度不可能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和平共存的形式；它是勞動人民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爲社會主義的發展及鞏固，以及爲排擠並消滅資本主義的一種鬥爭形式。各人民民主國家所達到的成功，是列寧和斯大林關於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乃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礎和主要工具這一學說的深刻眞理的顯著證明。
   人民民主國家順利地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的機能，它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 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發展和鞏固，是在列寧及斯大林所製訂和創立的工人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之基礎上實現的，是在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且由工人階級領導這一聯盟的基礎上實現的。
  各人民民主國家實行着與偉大蘇聯結成不可分離的兄弟般同盟的政策，依憑着蘇聯有力的援助，深具信心地沿着經濟迅速進步以及鞏固自己獨立的道路向前邁進。
   三新經濟政策，它的本質和國際意義
  所謂新經濟政策最初的基礎，遠於一九一八年春季，在制定實行社會主義建設計劃時期就己由列寧提供出來。這一政策是由布爾什維克黨及蘇維埃政府估計到過渡時期經濟的一切特點，作爲社會主義建設的政策而予以通過的。由於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內戰的開始，這一政策暫時被破壞了。內戰勝利結朿以及帝國主義干涉被掃除之後，在一九二一年春季，蘇俄重新回復到一九一八年最初幾個月已被宣布開始實行的那一種政策。在蘇俄這一政策與軍事共產主義政策相比較，被稱爲新的政策，但這一政策應當成爲無產階級政權確立以及由它取得經濟命脈之後革命初期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那末什麼是新經濟政策，以及爲什麼它對各國是必要的呢？
  斯大林同志寫道：“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策，其目的在克服資本主義成份，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其程序是利用市場，通過市場，而不是不要市場和越過市場的直接的物品交換。”（“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一四四——一四五頁）
   社會主義的建設，不僅應當在城市，而且也應當在農村中來進行。 作爲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不能建立在兩個直接對立和相互排斥的基礎上：即是城市中的社會主義大工業以及鄉村中的小商品私有農民經濟。由於沒收資本家的工廠並將其轉爲全民國家“所有”底結果而開始產生的社會主義工業，在有計劃地、以很快的速度發展着，並在排除其中資本主義成份復活的任何可能性。
  農民經濟中大多數是發展得非常慢的，不具有高度的商品性，而且遲早要成爲社會主義大工業發展中的障礙。除此之外，農民經濟，由於它是基於私有財產制度，是一種富有養分的環境，可能重新產生出而且正在產生着資產階級——農村的富農、商人、各種販賣者及投機家。因此，社會主義的建設應當包括城市以及農村。
  斯大林同志敎導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是組織整個國民經濟的問題，是工業與農業正確結合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是工業和農業工作人員的生產和消費的組合。如果在這種生產消費組合中，工業與提供原料及食糧並消納工業品的農業沒有聯繫，這樣，工業與農業就不能構成統一的國民經濟的整體，那末從這裏便不能得到任何社會主義。這就是爲什麽關於工業與農業的相互關係問題，關於無產階級與農民的相互關係問題，乃是構成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諸問題中的一個基本問題。”（“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二〇〇——二〇一頁）
  只有在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的聯盟條件下，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以及歸根結底是要消滅階級的工農聯盟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建設才能順利地進行。但是爲了鞏固都市與農村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聯盟，工人階級應當考慮到自己的同盟者——小商品生產者的經濟情况之特點。過渡時期中以建設社會主義爲目的的經濟政策，考慮到了大工業的經濟和小農經濟。經濟政策的規定，也估計到過渡時期的多成份性的經濟結構。
  從過渡時期經濟的分析出發，列寧遠在一九一八年春季就已提供了過渡時期經濟政策原則的初基，這一政策計劃出社會主義的勝利，這一勝利是在確立與勞動農民鞏固聯盟的條件下，以及在容許並利用建設中受國家監督及有利於國家的資本主義成份的條件下獲得的。但這一政策的實現，被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干涉及內戰的展開所打斷了。蘇維埃國家在戰爭及國民經濟極端破壞的環境中被迫暫時轉到軍事共產主義上去，實施管理的嚴格集中化，並禁止私人貿易及工業中的私人經營。但這一政策是暫時的和被迫的。戰爭結束後，蘇維埃政府立即開始轉向所謂新經濟政策，在這一政策下，與資本主義成份的鬥爭，從軍事的領域移到了經濟的領域。列寧會經寫過，在新經濟政策中舊的多於新的。它比之軍事共產主義政策是新的。它的一切基本要點遠在一九一八年春季就已確定了。因此，就經濟發展第一階段的政策來說，新經濟政策不是新的。爲了論證轉向新經濟政策的必要，一九二一年春列寧寫的“論糧食稅”一文開始就把他在一九一八年春季寫的“論“左派”幼稚病及小資產階級性”一文中所提供的五種經濟結構的特徵完全引述進去。
   在證明採取新經濟政策之必要時——這一政策將提供確立城鄉鞏固的經濟聯合之可能性，而且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列寧曾經說，改變的只是經營經濟以及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與形式，但達到社會主義勝利這一根本任務本身並沒有改變。
   在論證社會主義建設中運用商業之必要時，列寧曾寫道：
  “共產主義與商業？這好像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是南轅北轍的。但如果從經濟上深思熟慮一下，共產主義與商業並不比共產主義與小農的、宗法式的農業離得更遠些。”（“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三頁） 因此，列寧將經營經濟及建設的新方式，將利用商品、貨幣關係與過渡時期多種成份的經濟直截了當地聯繫起來。在過渡時期條件下，當工業的絕大部分已帶有社會主義的性質，而農業則還處於千百萬小農和最小農的私有農民經濟中時，要確立這兩個國民經濟最重要部門之間的經濟聯繫，只有通過商業才可能。吸收農民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去，應當在對小商品生產者最易理解和接近的方式下來進行。因此，在制定新經濟政策之原理時，列寧寫道：“在新經濟政策中，我們對以商人資格出現的農民，即對私人貿易的原則，作了讓步。”（“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一頁）
   在過渡時期多成份經濟的條件下，允許及利用商業——其中包括農民的以及私人資本主義的商業——將增加資產階級復活及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按照“誰戰勝誰”這一原則的最尖銳的階級鬥爭，一般地是在經濟領域內進行，特別是在市場及商業領域內進行。
   列寧指出了商品、貨幣關係的必要性，以及這些關係的特徵，並且論及了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影響下，這些關係逐步的變化。
  “……新經濟政策沒有改變工人國家的本質，然而是改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與形式，因爲這一政策容許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與在通過市場以滿足千百萬農民需要底基地上力圖復活的資本主義間的經濟競爭。”（“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一四七頁）
  關於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蘇維埃國家的經濟槓桿問題，關於商業、貨幣問題的提出以及制定最初的方案，這一功勞是屬於列寧的。隨着容許商業的存在，就必須改變國營企業的經濟組織和經營方法。國營工廠及製造厰轉到經濟核算制上去了。“我們不應當遠避商業的核算。”——列寧曾寫道：“只有在商業核算的基地上才能建設經濟……。”（“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七七頁）“把國營企業轉到所謂經濟核算制上去，這是與新經濟政策不可免地和不可分地相聯繫着的，而且在最近的將來，這種形式定會成爲若非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在業經容許而日益發展的自由貿易情勢下，這實際就等於把國家企業在頗大程度內轉到商業性質的基礎上。”（“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四八頁） 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必須利用勞動者已成爲主人的新制度之一切巨大的可能性。在這些條件下表現出眞正的物質興趣以及對於勞動成果的個人利益的感覺。列寧敎導我們說： “……應當根據個人的利害關係來建設國民經濟每一巨大的部門。”（“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四四頁）而對農民更加需要利用個人的利益。“我們不應當指望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應當建立在農民的個人利害關係上。”（“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四頁） 只是爲着社會主義的勝利才允許和利用商業，那末，自然如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存在的那種商業的完全自由是不可能的。商業、市場、貨幣經濟是在國家監督之下，是在國家的調節及指導作用下，以及是在與資本主義成份經常鬥爭中加以利用。這裏必須記住列寧和斯大林關於要使商業促進全國生產力的發展並提高城鄉勞動者生產水平的指示。在商業中與資本家作鬥爭，不應當引使國內商業的縮減。不應當用命令，而應當用國營及合作社貿易的發展和擴大，並且隨着此一發展來排擠資本主義的商業。但重要的是從過渡時期的頭幾天起，國家應在貿易以及整個經濟中起領導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會指出：“爲要在商業中鞏固地位，完全沒有必要把最後一個村莊的最後一個小商人都驅逐出去，爲着這，只要把每一個縣份變爲蘇維埃商業的基地，使一切小商人環繞着每縣的合作社、蘇維埃商店的周圍而旋轉，如各行星繞着太陽旋轉一樣。”（“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二六〇頁）
  依靠社會主義工業、國營運輸、銀行及國營對外貿易這些基本的經濟命脈，國家實行着有利於社會主義而有損於資本主義的商業調節。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商業與貨幣的本質及使命改變了。遠在新經濟政策的最初幾年，斯大林同志就已指出這種根本改造貿易及貨幣的過程。在對於硬說商業與貨幣是通常的資產階級的方法，而不是社會主義的方法的托洛茨基派作鬥爭時，斯大林同志指出了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所利用的商業與貨幣之雙重性。“問題完全不是在於商業和貨幣制度是“資本主義經濟”底方法。問題是在於社會主義的成份在與資本主義的成份作鬥爭的時候，就利用着資產階級的這種方法和武器來克服資本主義的成份，我們正節節勝利地利用着資產階級的這種方法和武器來反對資本主義，來建築我們經濟底社會主義基礎。因此，問題就在於資產階級的這種工具底功能與任務因我們發展的辯證過程而起了原則上的、根本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有利於社會主義而不利於資本主義的。”（“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三六九——三七〇頁）
  國家在自己手裏有了大量的工業品，在農村中有組織地採購了大部分穀物以及幾乎全部原料品，並且擁有大量商品，規定了穩固的國家零售價格，而這也就限制了私人市場上價格的波動。反映富農利益與擁護資產階級立場的右派機會主義者們，要求蘇維埃國家放棄對價格及市場的調節，放棄有組織和有計劃的商業形式。揭露了這些要求底敵對的本質（這些要求是從理解新經濟政策爲完全的商業自由出發的），斯大林同志曾說：“問題是在於新經濟政策毫不意味着私人商業的完全自由，市場上價格的自由賭博，新經濟政策是在確保國家對市場的調節作用之條件下，給私人貿易以某種限度及某種範圍內的自由。……如像在資本主義各國常有的那種市場上價格的自由賭博，在我們這裏是沒有的。我們規定工業品的價格。我們力圖施行降低產品成本及降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力圖保持農產品價格的穩定。市場上此種特殊和獨有的秩序，在資本主義各國是沒有的，這難道還不明白嗎！”（“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四三——四四頁心 在爭取商品流通的有組織形式的鬥爭中，在爲逐漸準備將小農經濟轉到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的鬥爭中，合作社起着特殊的作用。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在容許商業和市場的存在及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之條件下，各種形式的合作社乃是在與資本主義成份作鬥爭的極重要的手段。基於自己吸收農民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去的著名的合作制計劃，列寧指出，合作社正是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有着巨大的意義。列寧在“論合作制”一文中曾寫道：“現在，自十月革命以來，而且不管是否有新經濟政策（在這點上，相反地應該說，正由於有新經濟政策的緣故），我國的合作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關於這層，未必所有的人都瞭解。……新經濟政策中，我們曾經向以商人資格出現的農民讓了步，即對私人貿易底原則讓了步；合作制底巨大意義也正是從此產生出來（這與人們所想的恰恰相反）。老實說，在新經濟政策下，將俄國居民充分廣泛和充分深刻地合作化，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因爲我們現在找着了把私人利益、私人營業利益以及由國家來檢査與監督這一利益的辦法結合起來的梯級，即是使私人利益服從全體利益的梯級，這種梯級在以前許多許多社會主義者看來，曾是不可踰越的障礙。的確，國家支配着一切重大的生產手段，無產階級執掌着國家政權，無產階級與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這—這難道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麼？”（“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一——三九二頁）
   如所周知，列寧的合作社計劃本身包括有各種的合作社，從最簡單的，最易爲農民理解的消費及銷售組織起，到組合的最高形式——生產組合止。斯大林同志在論集體化，及其條件、時間、方式與意義的完整的學說中，進一步發展了列寧的合作社計劃。隨着農民經濟之轉向於羣衆性的生產合作社，與勞動農民聯盟的工人階級就開始展開社會主義的全綫進攻，開始消滅富農這一階級。隨着全綫展開的進攻，就開始了新經濟政策最後一個階段，按照斯大林同志的表示，這意味着已進入到社會主義時期，因爲在這一時期內，進行消滅資本主義各階級最後的殘餘，而社會主義則在包括農業在內的國民經濟一切部門內堅實地鞏固起來了。因此，新經濟政策從社會主義革命以及工人階級奪得政權的第一天起就已開始，它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整個過渡時期中，在爲克服經濟中的多成份性，爲消滅私有制並以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整個鬥爭時期中繼續實施着。 斯大林同志對新經濟政策之本質及其有效時間，作了經典式的定義：“新經濟政策是在一切經濟命脈都操於無產階級國家手中的條件之下，允許資本主義存在的無產階級國家的一種特殊政策，這個政策底目標就是：使社會主義成份去與資本主義的成份鬥爭，發展社會主義成份底作用以排擠資本主義的成份，使社會主義的成份戰勝資本主義的成份，澈底消滅階級，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三六四頁）
   列寧—斯大林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學說，具有國際的意義。在世界各國中，當它們走進過渡時期，就會發生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世界各國在某一期間內將必然存在着三種經濟結構。在各國最困難的經濟任務之一，乃是把小商品農民經濟改造爲社會主義的大經濟。與這一任務相關聯，各國必須把農民吸收到社會主義的建設中去，而這裏也把農民的利益作爲小私有者的利益而加以利用。
  由於新經濟政策的學說，對建設社會主義的各國所不可避免的問題提供了答案，這種學說才具有國際的義。在對制定新經濟政策基本原則所完成的工作給予評價時，列寧說：“事實上，這是在一切社會主義者面前擺着的任務……基於工農聯盟的新社會是確定了的。或早或遲，或早二十年，或遲二十年它終將來到，而爲了它，爲了這一新社會，當我們爲决定我們的新經濟政策而努力的時候，我們應幫助製定工農聯盟的形式。”（“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四〇——一四一頁） 在帶有若干特性和特點的情形下，新經濟政策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在這種建設中，估計到農民的個人利益，並爲着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而利用資本主義的成份——此種政策在一切國家內都將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
   一九二八年七月討論共產國際的綱領時，斯大林同志對於新經濟政策對世界各國的必要性，作了非常重要的結論：
  “資本主義各國，其中甚至於最發達的國家，當自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能否不用新經濟政策呢？我想是不可能的。對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在某種程度上的新經濟政策與其市場的聯繫，以及對這些市場聯繫的利用，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是絕對必要的。”（“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一四五頁）
  利用蘇聯在殘酷鬥爭及辛苦摸索中所獲得的經驗，一切國家將更容易並更迅速地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在人民民主國家的實例上，就已經可以看得出來。它們當中沒有一個不發生容許或不容許農民的私人貿易，利用或不利用資本主義的成份，是否一般地利用商業及貨幣等這些問題。由於制定新經濟政策基礎時，這些問題在蘇聯已被解决，而以後根據建設的經驗也從實踐上證明這些問題之理論上的解决是正確的，各國現在簡單地把它作爲現成的考驗過的原則而加以利用，而這在實際上也證明了列寧—斯大林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學說之國際性質。
   四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乃是社會主義建設之經濟法則
   當我們論到在過渡時期中克服經濟的多成份性，並且在這個基礎上消滅資本主義成份時，那末爲了做到這點，那些是必要的前提呢？
  爲了克服經濟上的多成份性，首先，必需重建和改造小商品農民經濟。但是，爲了改造它成爲社會主義的經濟，尙需有適合於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的新的技術。在某一時期內，沒有足够數量的新技術，亦可實行聯合，單把勞動農家現有的生產手段集合起來也成。但是一如斯大林同志曾經說過的，這祇有在初期，在集體農場的形成時期，方能如此；但沒有新的技術，集體農場是不可能進一步發展的。所以，爲了要克服經濟的多成份性，必需發展生產力和創造新技術。因此，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將成爲一切國家的過渡時期中的問題。甚至在最發達的國家內，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來說，它們的生產力和技術水平是已經够發達的了，但在某種程度上，對於克服經濟的多成份性，對於發展大規模社會主義農業生產和大規模社會主義工業，却仍嫌不够。當然，對於在革命前具有資本主義發展中等水平的、特別是早先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比較不發達的國家來說，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任務具有更廣大的範圍。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任務是什麽？是爲了改造過渡時期的經濟，爲了將過渡時期經濟轉變爲社會主義經濟，爲了將這多種成份的經濟轉化爲單一成份的經濟，而建立起技術的基礎和物質的基礎。
  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的區別在那裏呢？首先就在於任務的不同。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促成城市和鄉村間矛盾的尖銳化，城鄉間對立的加强，引起鄉村的日益落後和大衆的貧困。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任務恰恰在於最後消滅城鄉間的鴻溝以及階級間的區別，一般地消滅階級，並將勞動人民改變爲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的工作者。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任務，還在於爲了人民大衆之消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創造物質的基礎。
  社會主義工業化第二個原則上的區別是在它的源泉上。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業的發展仰賴於對殖民地的掠奪，戰勝國由於戰爭的結果從戰敗國一方獲得的賠款和資產，奴役性借款也是一個源泉。
  斯大林同志曾舉例說，英國是用掠奪殖民地的方法進行工業化的，德國仰賴於普法戰爭後從法國取得的賠款，俄國在革命前的發展工業主要是利用國外奴役性的借款。這些源泉中沒有一個是適合於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唯一的源泉是在社會主義工業中獲得的國內的積累，以及自農業中獲得的積累。最後，按斯大林同志的斷語，蘇維埃工業化方法的區別，是在於工業的發展是從作爲一切工業部門和農業發展之基本條件的重工業開始的，而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發展，則往往是從輕工業部門開始。爲什麽？因爲這些部門最爲有利可圖，比較重工業部門能在較短的時間內提供較高的利潤。
   計劃經濟給予了進行工業建設的可能性，它首先發展製造生產手段的重工業部門。 最後，論到工業化速度的問題。工業化速度問題取决於過渡時期的一般任務，當然，亦取决於：是一個國家在資本主義包圍中進行建設，抑或有幾個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例如蘇聯曾是單獨一個國家處在特別嚴重的情况下。它是應該在最短時期內急速進行國家工業化的。因此，建設是和巨大的困難相聯繫的。必須將資金和積累主要地都用來發展重工業。 在對經濟工作者的一次演說中，斯大林同志曾說，俄國落後有一百年，我們必須在最短時間內跑完這個距離，因爲在我們國家頭上懸着一種致命的危險，而且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這危險會來進攻我們。但是在這個攻擊以前我們應該準備好，即是說應該建立起一切必需的工業部門來。因此，在蘇聯，工業化的速度是特別地迅速，並且是很緊張的。這樣的速度是由於內部條件——即消滅我國資本主義分子的必要——，以及外部條件——即諸資本主義國家進攻蘇聯的危險——所决定的。
  至於如果說到人民民主國家內工業化的速度，它們也將是非常迅速的，但是這已經是由於其他條件和其他情况的力量了。它們有着蘇聯那樣强大有力的社會主義强國並肩而立，並且利用着它的支持和幫助。此外，它們是好幾個國家，它們自己彼此間由經濟會議密切地聯繫着，並且使自己的發展互相配合起來。所以工業化速度將是非常迅速的。它們將很迅速的走過這條工業化的道路，但是，和蘇聯曾經有過的情形比較，它們將是在另外一些條件下走過這條工業化的道路的。
  因此，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乃是客觀的必然性，如果不完成它，則不能克服經濟中的多成份性，不能爲農業集體化和社會主義勝利創設物質的前提，如果不實現工業化，則國家不可能在經濟上獨立，而擺脫資本主義的包圍，並且不可能有鞏固的國防。而過渡時期基本矛盾之一，即國家管理底新的政治形式與新的生產關係和還落後於它們的生產力（和這個新的政治制度比較起來還是落後的物質基礎）之間的矛盾，亦將藉工業化而被解决。
   因此，社會主義工業化乃是建設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法則。
  但是這是不够的。爲了克服經濟中的多成份性，還必須進行農業的集體化。農業的集體化是走上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的一切國家所必需的。在一切國家內，生產中有小商品經濟的成份，而基本的經濟任務之一，是將這種小商品經濟改造成爲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
   現在應該談到幾個經濟問題。
   集體化在經濟上所以必要，首先，是由於社會主義經濟不可能建立在兩個對立的經濟基礎上——一方面是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而另一方面，是千百萬分散的農民經濟。在這兩個對立的基礎上——社會主義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不可能建設起社會主義的經濟，並且也不能保證社會主義的勝利。社會主義應該只有一個基礎，一個根基——即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在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社會化基礎上的工業與農業的聯合，便是這個基礎。 同一問題的第二方面：當農業停留在小商品經濟的時候，國家不可能有擴大的再生產。一般說來，小商品生產實施着簡單的再生產，在某種場合下，甚至還不能保證簡單的再生產。 因此，當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以很快的速度發展着，並且有巨大的增進，而農業的每年平均增長祇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時候、經濟是不可能發展的。再則集體化的必要，也是和建立高度商品率的農業相聯繫着的。 小商品農業的商品率是非常低的。例如，在革命以前，俄國穀物經濟的商品率是百分之二十六；即是從每一百普特穀物中有二十六普特送到鄉村外的市場上去。革命以後，當大地主的農場已被消滅，當富農的農場大大地減少，並且土地已分配給千百萬農戶的時候，由於它們分散的緣故，商品率大爲減低：商品率不是百分之二十六，而只有百分之十三，即是說，每一百普特的穀物中，祇有十三普特供鄉村以外的城市的消費。這是全然不够的。國家就面臨了穀物經濟的恐慌。要解决這個問題祇有用澈底的方法，即是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來擴大農業的方法。所以，集體化對於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勝利，也是客觀的必然性。還有一個集體化的必要底理由。在小私有經濟中不可能採用新式技術。農民在其小規模經營中的勞動是艱苦的，生產率很低的，而且這是非熟練的勞動。農民的物質生活不安定，他們的文化水平也很低。
  祇有在大規模的合作制經濟中方可能採用新式技術以減輕農民的勞動，使其成爲熟練勞動且具有高度的生產率，並且保證農民文化與豐裕的生活。
  和集體化相聯繫的還有一個問題。集體化是不能自流地進行的。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可能自發地進行。人民的敵人們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農村中的農業自流式地跟着城市走，蘇維埃的農村也能够自流式地、自發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 這個問題的解釋是非常簡單的：因爲資本主義城市和小商品農民經濟的基礎是私有制，所以農村自流式地跟着資本主義城市走。因此，在那裏發展是能够，並且實際上也是，自發地、自流式地進行的。但是農村不可能自流式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的，因爲它們有着不同的經濟基礎。所以集體化應該從上面來進行，但是須有農民大衆的必要的支持。
  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敎程”中，斯大林同志如此地規定了這個命題：集體化意味着革命的轉變，這個轉變是由於蘇維埃國家自上的領導，與得到農民大衆勞動者廣大的有力支持而實現的。
  列寧著作中，特別在一九二三年初所寫的“論合作制”一篇論文中所總結說明的列寧的合作社計劃，在斯大林同志無數著作中得到了進”步的發展：如在黨第十五次大會上的報吿裏，在“在糧食戰綫上”的演辭裏，在社會主義理論發展中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演講裏，如一九二九年在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的演說裏。在這些著作中，列寧的合作社計劃更進一步發展成爲農業集體化的有系統的理論。
  早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即已理解到了農民經濟合作化的必要。農民經濟合作化的任務早在十月革命初期便規定了。爲了完成這個任務，許多年來黨和政府創立了必要的前提。發展了能供給農業一切必需機器的工業，並且進行了敎育農民方面的解釋工作。列寧和斯大林敎導我們，只有在農民本身自願的基礎上方能進行集體化。農民本身應該確信加入合作社對他們是必要的並有利的。
  在革命後第一天實施土地收歸國有時，蘇俄在此後用了十二年來準備走向集體化。直到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方開始實行全面的集體化。集體化的任務是複雜而困難的，因爲這是有關於數百萬活生生的人們的聯合，這些人們數百年來已習慣於各自在自己一小塊土地上單獨工作。要完成這一任務必須加强並堅定地準備，並且自革命的最初時期起便不應忘記這一任務。
  在農業中以及整個國家中“誰戰勝誰”的問題，只能由於集體化方可解决，並且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解决。只有小商品的農民經濟之集體化，方才可能剷除作爲一個階級的富農，以及消滅新的資本主義成份出現的任何可能性。只有由於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結果，方能在單一型體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建立起農業和工業聯合或結合的這種社會主義社會底强固基礎。
  蘇聯爲社會主義建設而鬥爭的結果是甚麽呢？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以及在全部經濟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各個階段中實施的結果，是將經濟從多成份的轉變成爲單一成份的，而以社會主義經濟結構佔有全面統治的經濟。在一九三〇年的黨第十六次大會上，斯大林同志曾經說，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在蘇聯已吿奠立。
  社會主義形成的根本問題，即是在全國內“誰戰勝誰”問題的解决，也是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相聯繫的。在工業中，這個問題在新經濟政策的最初幾年中即已解决，在商業中，這個問題是在一九二七年解决的。在農業中，“誰戰勝誰”的問題是在一九三一年才解决的。因此，在全國範圍內，“誰戰勝誰”的問題是在一九三一年解决了。
  國家進入了社會主義的時期，完成了建立社會主義的基礎，並且解决了“誰戰勝誰”的問題，和這些相聯繫着的，管理方法也有了極大的改變，蘇維埃國家的經濟槓桿也有了改變。變更了價格構成的方法，並且實施了統一稅收以及信貨制度的改革。所有這些措施的採行，是由於社會主義成份不但已經成爲領導的成份，並且已經成爲統治的和佔絕對優勢的經濟了。國家進入了社會主義的時期。和這些相聯的，蘇維埃國家的一切經濟槓桿成爲更有組織，並且更加完善了。到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一切資本主義成份完全被剷除了。社會主義社會在基本上已經建立起來。這是反映在偉大的斯大林憲法，這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法中。
  因此，爲了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蘇聯一共化了將近二十年。在革命前是落後的、中等資本主義發展水平的國家，在資本主義包圍中單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能够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建設起了社會主義。
  這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形成是較以往一切社會形態在其當時的成熟要迅速得多。奴隸制的成熟在原始公社制度內部經過了一千年的時間；封建社會的生長也將近有一千年；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延長到將近三百年。在蘇聯，自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祇有將近二十年。
   社會主義較以往的生產方式，有如此迅速的形成速度的原因是什麼？
   第一個原因，自然是由於社會主義，和以往生產方式的產生相比較，是在無可比擬的更高度發展的生產力基礎上產生的。
  第二個原因，乃是因爲社會主義是有計劃地、有組織地建設的。和過去一切自發地形成的生產方式相比較，社會主義的形成過程和建設是要快了很多倍。
  第三個原因，是由於廣大的數百萬生產者大衆被吸引到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而一切以往的生產方式是違反生產者們本人的利益而發展的，生產者們本人對此毫不感覺興趣。在蘇聯，生產者們本人的巨大興趣大大地加速了建設的過程。 此外，當我們說到時間的時候，一個國家單獨進行，抑或有幾個國家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當然是有很大的意義的。蘇聯是單獨地、並且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斯大林同志曾經這樣說過：我們是在炮火下進行建設的，將自己比喩作石匠，這個石匠用一隻手建設，而用另一隻手來保衞他所建築的房屋。因此，一半的力量用於建設，而另一半是用於保護建設起來的東西。因此，在這樣巨大的、强固的蘇聯援助之下的，現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當然能在更短的時間內走過這個過渡時期。在已經走上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一切國家內，現在它們所利用的蘇聯的經驗，有着特別重大的意義。在艱苦鬥爭中和摸索中獲得的偉大的經驗，現在無條件地用來縮短其他國家內過渡時期的時間。
  因此，它們應該比我們較迅速地走完過渡時期。當然，在一切國家內將有它們自己的困難，沒有困難，沒有鬥爭，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建設的。
   通過列寧—斯大林論過渡時期的全部學說，通過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全部財富，以充分的力量表現了那個指導蘇維埃經濟發展並且引向社會主義勝利的基本的主要原理——這就是對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鬥爭的諸歷史問題，以及對於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政策在有利於社會主義的“誰戰勝誰”問題的解决中的决定性作用，奠定了最深刻的科學基礎。
  列寜和斯大林指示出，黨的政策應該反映勞動人民根本的生活需要，依靠新社會建設的客觀可能性，並將這個可能性轉變爲社會主義實際的勝利，根絕並且消除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只有由於在對資本主義的成份作尖銳的階級鬥爭中，羣衆自覺的、有組織的和創造性的行動的結果，以及基於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列寧—斯大林學說的、正確的布爾什維克政策實施的結果，方能將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轉變爲社會主義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