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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新的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從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在蘇聯建成了社會主義。其間在一九二一年以前，蘇維埃國家曾不得不與外國帝國主義武裝干涉者及國內反革命進行殘酷的武裝鬥爭。
  在帝國主義大戰和國內戰爭後，從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八年，蘇維埃國家曾從事於恢復遭受破壞的國民經濟的工作。
  蘇聯的偉大經濟改革，是從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即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開始的。到一九四一年，即法西斯德國進犯蘇聯以前，我國已根本改變了自己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面貌。蘇維埃國家不得不與德國帝國主義進行艱苦的戰爭。德國是歐洲許多工業國家之一。希特勒控制了幾乎整個歐洲大陸，並利用了資本主義歐洲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來反對蘇聯。此外，希特勒德國在戰爭時期還用祕密方法繼續由美國獲得經濟援助。美英兩國則故意拖延其對德國的軍事行動，以便儘量削弱蘇聯，利用這次戰爭來征服德國和蘇聯。
  雖然如此，蘇維埃國家在單獨與希特勒德國及其盟國作戰中，獲得了戰勝國際法西斯主義勢力的偉大勝利。這一勝利是付出了重大犧牲的代價而贏得的。蘇聯在這次戰爭中損失了七百萬人。我國的工業與農業遭受了鉅大的損失。
   雖然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維埃國家在最短的期間內不但治癒了戰後創傷，而且在生產力發展方面亦已取得了新的偉大的成就。
   一九五〇年，蘇聯工業總產量較戰前一九四〇年超過百分之五十。農業也大大地超過了戰前水平。
   在我國已創立了如此强大的生產力，使得我國能够解决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與技術進一步發展道路上的各種重大問題。
   一九四九年，蘇聯政府製定了在蘇聯歐洲部分的乾旱地帶和草原地區造林的十五年計劃。這一創造性的改造自然的計劃是史無前例的。
  數星期以前，蘇聯政府通過了在伏爾加河上建築古比雪夫和斯大林格勒水電站及開鑿土庫曼大運河的决議。這無論就其建築規模或速度來說，都是舉世無匹的浩大工程。
  古比雪夫和斯大林格勒水電站每年將供給約二百萬萬基羅瓦特小時的電力。這超過了意大利全國所有發電站的發電量。這兩個水電站將灌溉土地約一千四百萬公頃，將使荒地和沙漠變爲肥沃的耕地和牧場。這兩個水電站的建築工程要掘土方七萬五千萬立方公尺，要灌混凝土和鋼骨水泥一千三百萬立方公尺，單就這一點就可以制斷出這兩個工程的範圍與規模了。古比雪夫水電站建築期限爲五年，斯大林格勒水電站爲六年。
  然而，美國田納西州聖·勞倫斯河上的水電站建築進行了三十五年，至今還未完成。華盛頓水電站建築進行了二十五年，至今也未完成。而這兩個水電站的發電量却都比古比雪夫和斯大林格勒水電站爲小。
  土庫曼大運河全長一千一百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運河。這條運河的水流將使卡拉庫姆地區數百萬公頃死沙漠變爲良田和牧場。這些水電站和運河，僅是蘇維埃國家所進行的浩大的建設工作的一部分。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已經達到了如此强大的地步，就是說蘇聯在經濟發展的規模和速度方面，已超過了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包括美國在內。
  蘇聯的大規模改造自然的工作，經濟和技術的改造工作，就其規模及在我國歷史上的原則性的意義來說，是如此重要，它們將緊接着使我國的蘇維埃社會從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將保證有極豐富的各種生活資料，使人們將按照共產主義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生活。
   蘇聯要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大約還需要十年至十五年的時間。
  蘇維埃國家並非向來就是道樣强大的。舊時的沙皇俄國是工業不大發達的國家，農業更是特別落後。以前俄國是個半文盲的國家，在軍事方面也十分脆弱。那種使我國列入世界上最先進國家之列的偉大改道，只有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才有可能。從舊的各方面衰弱的地主資本家的俄國變爲强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需要經過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一整個歷史過渡時期的。
   今天我所要講的，就是蘇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這一過渡時期。
   社會主義革命的特徵
  蘇聯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人類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的紀元。俄國十月革命所產生的蘇維埃政權的目的，是要創立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要建成共產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不能像先前一種生產方式被另一種生產方式替代時，例如奴隸制度被封建制度替代時和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制度替代時那樣在舊社會內部發生和自發地發展起來。在資本主義內部發生和發展着爲創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客觀和主觀的前提。
  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取得了國家政權之後，便頒導着所有一切勞動人民，在認識社會發展規律並掌握這些規律的基礎上自覺地、有計劃地建設社會主義。
  由於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有着根本的區別，所以要以社會主義來改造社會，就必須要有一個佔據着一整個歷史時代的革命的過渡時期。
  斯大林同志寫道：“不應把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看做是轉瞬即逝的時期，看做是一批“最革命的”法律與法令，而要把它看做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其中包含有國內戰爭和國外衝突，堅持的組織工作和經濟建設，進攻和退却，勝利和失敗。這一個歷史時代之所以必要，不僅是爲要創造那些保證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經濟上和文化上的前提，並且是爲要使無產階級能够：第一，把自己敎育並锻鍊成爲能够管理國家的力量；第二，按照那個保證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方向來重新敎育並改造小資產階層。”（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列寧主義問題”，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五五頁）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必須要有一個革命的過渡時期，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發現的。
   馬克思寫道：
  “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橫着一個從前者進到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合的也有一個政治過渡時期，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則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一九五〇年解放社版，第二五——二六頁）
  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活到社會主義革命時代。新的完整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的創造者是列寧和斯大林，而這一無產階級革命理論與策略的故鄉則是俄國。
   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中勝利的學說
  列寧和斯大林以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勝利的學說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列寧在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時得出結論說：必需以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切國家同時勝利和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勝利的新論點，來代替社會主義在一切或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同時勝利的舊概念。
  列寧、斯大林所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勝利的論點，給每個國家的工人階級指出了革命的前途，鼓舞着無產階級去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鬥爭。
  列寧、斯大林所得出的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勝利的結論，已被體現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實現當中。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方法與條件問題，已經以新的方式被提了出來。
  社會主義革命最先在現代矛盾達到極端尖銳程度的俄國突破了帝國主義戰線。我國佔全球土地的六分之一，有着以偉大俄羅斯人民爲首的數十個民族，擁有各種豐富的天然資源，但由於某些歷史原因，踏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要比其他許多國家晚得多。但是，儘管有着農奴制殘餘及由腐敗已極的沙皇制度所造成的障礙，資本主義關係仍迅速而猛烈地在俄國發展了起來。到革命爆發時，俄國已是具有中等的資本主義發展水平的國家了。工業的高度集中（就工人人數看來），促進了工人階級的團結並使他們積極起來。資本主義關係在農村中的發展，促使農民羣衆成爲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
  無產階級專政及其在過渡時期的作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是從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工人階級專政開始的。工人階級專政是建成社會主義的基本的和决定的條件。它是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是這一鬥爭在新的條件與新的形式下的繼續。在資產階級社會裏，工人階級是被壓迫的、毫無權利的階級。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它就成爲掌握國家對社會的領導權的階級了。
  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是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羣衆以工人階級爲領導而結成聯盟，以便消滅剝削階級，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並逐漸消滅階級和社會一般之分爲階級的現象。
  無產階級專政在以社會主義改造社會當中起着决定的作用。在剝削者的社會裏，國家是統治階級用來控制被壓迫階級的有組織的和集中的力量。這種國家在以往的生產方式之產生與鞏固上曾經起過重大的作用。可是，這種國家政權只能促進或阻撓社會中自發地、無組織地發生的經濟過程，加速或延緩這種過程。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國家則起着原則上不同的作用。它乃是社會制度的改造者，新的生產方式的創造者，新型的社會關係的組織者。這是由社會主義革命的本質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而產生的。因爲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具有自覺的有計劃的性質的，並且是只有從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開始的。
  無產階級專政一面擊破剝削者的反抗，保護國家不受資本主義包圍的敵對行動的危害，一面建設着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它消滅舊的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而創立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它發展新的、爲建立與發展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必需的生產力。
  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就是蘇維埃政權。工人階級專政領導着勞動羣衆，並把他們組織起來去反對舊社會的反動勢力。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各個方面—社會的經濟基礎，以及全部思想體系都被進行改造。
  列寧寫道：“無產階級專政是爲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强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敎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文選”，卷二，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七一一頁）
   在社會主義國家體系中，以最先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爲其行動指南的共產黨，起着組織的和指導的作用。
   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份的產生
   蘇維埃政權一開始就着手掌握國民經濟的命脈——經濟生活中最主要的和具有决定意義的陣地。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公曆十一月八日），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土地法令。永遠廢除了土地私有權。地主和寺院的土地被沒收，即强制地無代價地收歸國有。土地連同其鑛藏、森林和水流均歸爲國有，即成爲全民的財產。
  由於這個法令，農民獲得了一萬五千萬俄畝以上的土地，這些土地從前是在地主、資產階級、皇族、敎堂和寺院手裏的。所有這些土地全部無代價地歸勞動者使用。農民可以不再向地主交納每年約五萬萬盧布的地租。
   從一九一七年年底至一九一八年年中的幾個月內，實行了許多破壞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及爲組織新的蘇維埃國民經濟奠定基礎的措施。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實行了銀行國有化。
  蘇維埃政權在工業方面的第一個措施，就是在採用僱傭勞動力的一切企業中，實行了工人對生產與商品買賣的監督。廢除了商業秘密。工人監督制之實行，使資本家無法怠業，而另一方面，又使蘇維埃政權培養了千萬個未來的經濟工作的領導者。
  蘇維埃政權先是實行了由工人對個別企業的監督，進而實行了對整個工業部門的監督，然後又進一步以沒收的方法實現了工業企業的國有化。千百個大工廠、鐵路、商船隊均一步步地國有化，即歸爲國家所有了。
   蘇維埃政權廢除了沙皇政府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興外國資本家和本國資本家所締結的一切債務。對外貿易則由國家壟斷。
  掌握國民經濟命脈，這在以後爲實現社會主義的全部鬥爭中起了卓越的作用。剝削者已被趕走的企業，都歸爲蘇維埃國家所有，即成爲了全民的財產，在這些企業中，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這就是說，根本改變了生產關係的性質。
   這樣，在我國的經濟中就形成了新的、社會主義的成份。
  這種成份是經濟中的領導成份，但在長時期內還不是唯一的成份，甚至也不是佔優勢的成份。在一九一八年和在一九二一年，列寧曾指出，在蘇維埃經濟中存在着五種社會經濟成份：
   （一）宗法的，即在頗大程度上是自然的農民經濟；
   （二）小商品生產；其中包括出賣糧食的大多數農民；
   （三）私人經濟的資本主義；
   （四）國家資本主義；
   （五）社會主義。
  在這一時期，社會經濟的基本形式是：社會主義，小商品生產，資本主義。與這三種社會經濟基本形式相適應的，有無產階級，農民，資產階級這三種基本力量。
   軍事共產主義
  布列斯特和約締結後的短時期的暫息時機，在一九一八年年中就又爲國內戰爭所代替了。外國武裝干涉者和白匪叛亂分子佔領了烏克蘭、高加索、土爾其斯坦、西伯利亞等工業原料、燃料和糧食產地。蘇維埃共和國的工人和農民反對國內外敵人的衞國戰爭，延續了三年之久。所有其他任務，包括經濟任務在內，都是爲了保證這一戰爭的勝利。
   照列寧的說法，蘇維埃國家是一個被包圍的要塞。 蘇維埃政權在經濟方面的任務，就在於保證國防的需要，以各種軍械滿足蘇維埃軍隊的需要，供給蘇維埃軍隊以糧食，拯救各城市中的工人羣衆免於餓死。在國內戰爭時期所形成的、人所共知的、被稱爲軍事共產主義的蘇維埃政權所採取的一系列的經濟政策，就是用來解决這些任務的。 在國內戰爭的情况下，形成並鞏固了工人階級與農民之間的軍事政治聯盟。這個聯盟的目的，是要把工人與農民的力量聯合起來，以便擊退外國侵略者和白匪的襲擊，保衞祖國，保衞蘇維埃政權，保衞從地主手中得來的士地。農民向蘇維埃政權交納糧食，這樣來盡力支持反對武裝干涉和反革命的鬥爭。
  國民經濟在多年戰爭的影響之下，已經達到極端衰落的地步。大工業產量在一九二〇年幾乎縮減到了一九一三年的七分之一，而產業工人的人數比起一九一三年則減少了一半。農業產量較戰前水平降低一半。特別是技術作物的播種面積更是大爲縮小。農民經濟的商品率降落到了極點。爲了彌補國家開支，發行了大量的紙幣，而這些紙幣很快就貶値了。在擊潰了武裝干涉者和白匪以後，國家便開始轉入和平的經濟建設。但實際生活告訴我們，要開始和平的經濟建設，就必須改變以前的經濟政策。農民在國內戰爭結束以後對餘糧徵收制和商品缺乏表示不滿。在一部分工人中間由於饑餓和疲憊，因而也流露出不滿情緒。
  爲了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在工人階級與基本農民羣衆之間建立起牢固的經濟聯盟。爲了要建立我國經濟中的社會主義基礎，要發展工業，就必須先從農業開始。
   向新經濟政策的過渡。新經濟政策的實質
  國內戰爭結朿後，一九二一年春季，布爾什維克黨在列寧、斯大林的領導下轉而採取了符合於和平經濟建設需要的政策。這個政策叫做新經濟政策。
  商業在當時是爲了帶動整個經濟建設鍾條而應抓住的基本環節。列寧在過渡到新經濟政策時向共產黨員提出了一個當前迫切的任務，即學習經商的任務。
  布爾什維克黨的計劃，在於提高小農的經營的興趣，並以此保證農業的迅速恢復；在這一基礎上提高國家的工業，排擠私人資本；積累充足的資金來建立强大的社會主義工業，然後轉入堅决的進攻，以便最後根絕資本主義殘餘。
   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在斯大林同志所下的經典式的定義中得到了詳盡的說明：
  “新經濟政策是在一切經濟命脈都操於無產階級國家手中的條件之下，允許資本主義存在的無產階級國家的一種特殊政策，這個政策的目標就是：使社會主義成份去興資本主義的成份鬥爭，發展社會主義成份的作用以排擠資本主義的成份，使社會主義的成份戰勝資本主義的成份，澈底消滅階級，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斯大林論新經濟政策及國家資本主義”。“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册，一九五〇年解放社版，第六〇〇頁） 斯大林同志指出了新經濟政策的兩重性，說明了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是社會主義成份反對資本主義成份的鬥爭，這一鬥爭的目標是使社會主義的成份戰勝資本主義的成份。
   各種經濟成份有各種階級爲後盾。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展開了决死的鬥爭，你死我活的鬥爭，在這一鬥爭中解决“誰戰勝誰”的問題。
  新經濟政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完全能够保證使我國有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這一可能，已由領導蘇維埃共和國的勞動羣衆去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布爾什維克黨將其變爲現實了。
  斯大林同志指出了新經濟政策的國際意義，說明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策，這一政策的目標是要利用市場來克服資本主義成份並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二八年說過：
  “各資本主義國家，即令是其中最發達的國家，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沒有新經濟政策是否能行呢？我想，是不行的。在某種程度上，新經濟政策及其市場的聯系以及對這些市場聯系的利用，是每個資本主義國家，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所絕對必要的。”（“論共產國際綱領”。“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一一卷，第一四五頁）中歐和東南歐各人民民主國家現時的經驗完全證實了斯大林同志的這一預見。
   消除我國經濟技術落後的任務
   社會主義革命在我國勝利之後就面臨着這樣一個重大的任務，即消除經濟上技術上的落後。
  俄國的疆域之大佔世界第一位，人口之多佔世界第三位，但在革命前就其工業生產水平來說，却遠遠落後於其他各資本主義國家。一九一三年，沙皇俄國在世界工業產量中所佔的比重爲百分之二點六，而當時美國所佔的比重爲百分之三十八點二，英國爲百分之十二點一，德國爲百分之十五點三，法國爲百分之六點六。
   就現代生產工具的設備來看，當時俄國等於英國的四分之一，等於德國的五分之一，等於美國的十分之一。
  俄國雖擁有極豐富的自然資源，但在一九一三年所生產的工業品，按人口平均計算，等於英國的九分之二，等於法國的七分之二，等於德國的三分之一。
  經濟上和技術上的落從，使沙皇俄國仰賴於外國。俄國曾不得不從國外輸入大量的生產設備及其他生產資料，甚至要爲農村輸入幾百萬把鐮刀。俄國的大部分企業都掌握在外國資本手裏，就是說，工業股份公司的資本差不多有一半和俄國各大銀行的資本約有四分之三是麗於外國資本的。在重工業的各個最主要的部門，如煤炭、冶金、石油、電氣技術和機器製造等工業中，都是由外國資本家操縱一切的。他們深怕喪失自己的地盤，於是便千方百計地阻撓重工業的發展，特別是現代機器製造業的發展。
  絞殺國內一切有生氣的進步勢力的沙皇專制的反動政治制度，以及經濟上技術上的落後，是沙皇俄國在軍事方面軟弱無能的根本原因，這種軟弱性，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中，和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暴露了出來。
  從前統治過俄國的任何一個階級，不僅不能消滅俄國數百年來的落後，而且甚至不能把這一問題提到現實的基礎上來。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完成這一任務。布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工人階級，在我們的祖國面臨着最大危險的情况下，却能够把廣大勞動羣衆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把政權拿到自己的手裏，並動手用社會主義來改造社會。
  還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夜，列寧就曾着重指出，不僅要在政治方面，而且要在經濟與技術方面趕上並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我國生死存亡的問題。或者是滅亡，或者是全力向社會主義前進——歷史就是這樣向俄國提出了問題。
  要消滅我國經濟上技術上的落後，就必須實行兩項根本的經濟改革，一項是實行國家工業化，即建立起現代化的重工業；另一項是把農業引導到大生產的軌道上，即在農村中建立起大規模的生產率很高的農業。要以通常的由落後到進步的資本主義發展方法來趕上在經濟與技術方面先進的國家，對我國來說，就在最好的條件下，至少也得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但是，和平的暫息時機自然是不會有這樣長久的。因此，我國要迅速地由落後的國家變爲先進的國家，由農業國變爲工業國，就需要有一個飛躍。這種飛躍，只有在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上，在利用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超越於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優點的基礎上才能實現。 列寧和斯大林關於蘇聯工業化這一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條件的學說，是對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卓越貢獻。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質，並不是要簡單地發展工業，而是要發展重工業，首先是發展重工業的核心機器製造業，因爲只有建立起重工業和自己的機器製造業，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並使國家處於不依賴資本主義世界的地位。這是列寧、斯大林關於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就是說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的具體化。社會主義工業化爲以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創立了物質、技術基礎。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學說，已爲蘇聯的經驗完全證實了。
   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及其任務
   新經濟政策的初期，是恢復國民經濟，醫治國民經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國內戰爭過程中所遭受到的破壤和創傷。
  到恢復時期終結時，關於我國建設的前途與性質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命運問題，關於能否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成了極爲重要的問題。
   經過若干年後，斯大林同志在說明我們所走過的道路時說： “大家知道，我們從舊時代方面所得到的遺產，是一個技術落後的國家，幾乎是赤貧的、破產的國家。它是旣被四年帝國主義戰爭所破壤了，又被三年國內戰爭所破壤了的，其中居民很少識字，技術落後，工業好像個別孤島一樣沉沒在無數極小農莊這一汪洋大海中，——這就是舊時代所遺傳給我們的國家。當時的任務是要把這個國家由中世紀的黑暗無知的軌道上，轉移到現代工業和機器化農業的軌道上去。可見，任務是很重大，很艱難的。當時的問題是這樣擺着：或者是我們在最短期間就把這個任務解决成功，於是在我國把社會主義鞏固起來，或者是我們解决不了這個任務，那時我們這個技術薄弱、文化落後的國家就會喪失獨立的地位，而變成爲帝國主義列强的玩具。”（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典禮大會上的演說”。“列寧主義問題”，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六四六——六四七頁）
  爲要着手展開社會主義建設所必須抓住的基本環節，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一九二五年，在作爲工業化的代表大會而載入史册的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的方針，被提到了全部經濟建設的首要地位。
  當時經濟建設的根本任務，是建立大工業，首先是製造生產資料的大工業，大工業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國家獨立自主的重要條件，因爲： 第一、大工業本身集中着一切武裝着勞動、並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科學技術成就。因此，大工業的迅速發展，是達到新的、比資本主義條件下更高的社會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條件。而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歸根結蒂乃是能够使新的社會制度得到勝利的最主要、最重要的東西。 第二、社會主義大工業，是工人階級專政的基礎。大工業的擴大，就是工人階級人數的增多，就是工人階級在社會中的比重的增大。大工業的增長，是鞏固工人階級專政、加强工人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分子鬥爭中的陣地的條件，是戰勝資本主義分子、鞏固工人階級對千百萬農民羣衆的領導作用的保證。 第三、建立大工業是導向用社會主義改造農業的道路。大工業能够生產爲建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農業的技術基礎所必需的拖拉機、聯合收割機、現代農業機器。
   第四、强大的現代工業，是國家經濟獨立的基礎，因爲它保證一切國民經濟部門都能有爲進行技術改造所必需的生產資料。
   第五、大工業是鞏固國防和國家軍事經濟實力的基礎，因爲它生產在目前軍事技術狀况下進行戰爭時所大量需要的軍火。
  第六、只有在大工業强大發展的基礎上，才能解决在經濟上趕上和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任務。由此可見，並不是任何的工業發展都可以解决蘇聯工業化的歷史任務的。爲了消滅沙皇俄國所遺留下來的經濟上技術上的落後，必須首先保證重工業，即製造生產資料的工業，得到迅速的發展，必須建立起强大的機器製造業，它是工業化的主要環節，工業化的精髓，因爲它是一切國民經濟部門技術改裝的關鍵；必須大大提高煤炭與五金的開採量，因爲它們是國家工業發展的基礎；必須建立頭等的軍事工業，以便保衞國家不讓帝國主義襲擊；必須建立製造拖拉機、聯合收割機、現代農業機器的工廠。
  因此，工業化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針，是由蘇聯人民最迫切的物質利益產生出來的，它符合於蘇聯人民最關緊要的經濟需要。
   工業化的速度。蘇維埃的國家工業化方法。建立重工業的資金的來源
   當時的任務，是要在歷史上最短的期間內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整個國內外的環境都要求工業化必須要有極快的速度。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一年二月闡明高度發展速度的歷史必要時說：“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了五十以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以內跑完這個距離。或者是我們能做到這一點，或者就是我們會被人打翻。”只有用斯大林同志所發現的蘇維埃的工業化方法，由於它超越於資本主義工業化方法的優點，才能在短促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變爲工業國。“蘇維埃的國家工業化方法，是與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方法根本不同的，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工業化通常都是從輕工業方面開始。因爲在輕工業方面，較之重工業來說，所需要的投資數量是少些，資本週轉得快些，而且獲得利潤也容易些，所以那裏的輕工業，也就成爲工業化的首先的對象。只有經過一個長時期，讓輕工業積蓄一些利潤而將其集中於銀行以後，才會輪到重工業方面，開始來逐漸把所積蓄的資本轉用到重工業中去，造成保證它發展的條件。但這是一個悠久的過程，需要在數十年長久的時期內，靜待輕工業發展起來，而在沒有重工業的情形下勉强過活。共產黨當然不能走這條道路。黨知道戰爭日益逼近，沒有重工業就無法保衞國家，所以必須趕快着手發展重工業，假如這件事稍遲一着，那就等於失敗。黨記住了列寧的指示：沒有重工業，便無法保持國家的獨立；沒有重工業，蘇維埃制度就會滅亡。因此我國共產黨也就沒有採取“通常的”工業化道路，而從發展重工業來開始實行國家工業化。這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但這種困難是可能克服的。在這方面，工業和銀行國有制大大幫助了我們，使我們能够迅速聚集巨量資金，轉用到重工業方面去。 毫無疑義，如果我們沒有這樣作，我們便無法在這樣一個短促期間把我國變成爲工業國。”（斯大林：“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選區兩次選民大會上的演說”，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二六—二七頁）
  在極短的歷史時期內在一個大國實行工業化，是有很大困難的。同時建設許多大的重工業企業，需要投入巨額的資金。現代大企業的建設，往往需時數年之久，在這數年過程中投入很多的資金，而直到新企業開工後，才能得到好處。所以工業化要求把大量物資長期地從國民經濟中抽調出來。
  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當中，除了對“本國”工人和農民進行無情的剝削外，外國資金的流入也有很大的作用。斯大林同志在總結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發展的歷史經驗時，指出了三種工業化方式：靠掠奪殖民地（英國），靠軍事賠款（德國），靠奴役性的借款和租讓（沙皇俄國）。對於蘇聯來說，這些工業化方式和動員資金來進行工業建設的方式，一開始就被抛棄了。斯大林同志根據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點的估計，發現了依靠本身資源，依靠有計劃地實行社會主義積累的新的工業化道路。
  因爲工業、運輸業、土地、銀行都成了蘇維埃國家的財產，所以工人和農民創造的財富就不再是用去滿足資產階級的寄生性的奢慾，而是用來滿足社會主義工業發展的需要。其次，蘇維埃政權使國民經濟不再支付年達數萬萬盧布之多的沙皇所欠債款的利息。農民不再向地主繳納地租（每年約爲五萬萬盧布），不再對銀行大量負債。與工業繁榮利害相關的農民，能够把他們一部分資金用於這一目的。蘇維埃國家還爲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降低成本，嚴格遵守開支上的節約制度，遵守勞動紀律進行了不斷的鬥爭。
  這些內部積累的源泉一共供給了我們數十萬萬盧布。蘇維埃政權就把這樣積累起來的資金用於國家工業化上面。於是，工事化的最困難的任務之一——積累資金來建立重工業的任務——就獲得了解决。
  蘇聯工業化的實行，只是從第一個斯大林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起，才眞正展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投資總額爲五百一十萬萬盧布，第二個五年計劃中爲一千三百七十五萬萬盧布。這些資金的大部都用到了發展工業和運輸業方面。
  這一切就使得蘇聯在極短期間內大規模地創立了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在國內出現了成百上千的具有頭等現代技術裝備的新工廠，舊工廠也都實行了改造並添設了新的技術裝備。
  與採用新技術的同時，還需要大量具有必需的生產經驗並能掌握技術的新幹部。能够掌握新技術的幹部的不够，是工業順利發展中最嚴重的障礙之一。因此，一個最重大的任務，就是要爲新建的工業企業培養幹部。這些任務都被順利地解决了。被眞正建設熱潮所發動起來的千百萬勞動羣衆，克服了無數的障礙。社會主義競賽廣泛地展開了。新的工業建設達到了空前未有的規模。
   蘇聯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爲先進的工業强國
  幾個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有成千上萬的具有最新技術裝備的新工廠建立起來並且開工了。在這些工廠中，有數十個巨型的社會主義工業企業，全國都參加了建設它們的工作。這就是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和庫茲湼茨冶鍊廠，德聶泊水電站，莫斯科和高爾基城的汽車工厰，斯大林格勒、哈爾科夫、齊略賓斯克的拖拉機工廠，頓河羅斯托夫的農業機器工廠，聯合收割機工厰，大的車床製造廠，烏拉爾和克拉馬多爾斯克的重型機器製造工廠，莫斯科的滾珠工廠，斯大林諾哥爾斯克、索里加門斯克和伯列茲尼基的化學聯合工廠，以及其他許多的企業。此外成千的企業用新的技術實行了改造。
   數十個革命前俄國所沒有的新工業部門也建立了起來。
  社會主義工業成長爲蘇聯國民經濟中的决定力量了。工業生產量大大地增加了。單是一個德聶泊水電站，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朿時，就生產出比沙皇俄國所有發電廠都多的電力。三個巨大的黑色金屬冶鍊厰——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庫茲湼茨和麥克耶夫工廠——鍊出的生鐵比沙皇俄國全部黑色冶金業所生產的還多。
  在極短的歷史時期（十三年）內，蘇聯走過了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大約花了十倍時間才走完的路程。蘇聯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爲先進的工業强國了。按工業生產總量來說，沙皇俄國佔歐洲第四位，佔全世界第五位；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已屹立於歐洲的第一位，世界的第二位了（僅次於美國）。
  蘇聯成了經濟獨立的國家，它以一切必需的技術裝備獨立地滿足經濟與國防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工業化保證了我們祖國的經濟獨立與自主，並奠定了我們祖國軍事經濟實力的牢固基礎。
  一九一三年大工業和農業的總產量中，工業佔百分之四十二點一，農業佔百分之五十七點九；一九三七年，工業已佔百分之七十七點四，而農業只佔百分之二十二點六了。根據一九二六年的人口調査，城市人口佔百分之十七點九，農村人口佔百分之八十二點一；根據一九三九年的人口調査，城市人口佔百分之三十二點八，而農村人口爲百分之六十七點二。工人職員的人數，由一九一三年的一千一百四十萬，增長到了一九三七年的二千七百萬，而一九四〇年則爲三千零四十萬了。
  沙皇俄國工業、運輸業和其他國民經濟部門中應用的機器有五分之二以上是從國外輸入的。如果只拿工業來說，則它的裝備中的外國機器幾佔三分之二，而紡織工業甚至佔四分之三。蘇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前夜，從外國輸入的機器約佔全國的三分之一。一九三二年，輸入的機器已不到百分之十三，而在一九三七年，則僅爲百分之零點九了。這樣，長久阻礙我國發展的技術裝備不定的恐慌已被消滅，蘇聯在經濟上不依賴資本主義國家的獨立獲得了保證。
   列寧的合作社計劃
  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中，用社會主義改造農業的任務佔有特殊的地位。甚至在工業最發逹的資本主義各國，農業也還是國民經濟中最落後的部門，小農經濟佔很大的比重。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民是受盡地主、富農、商人、投機者、高利貸者的殘酷剝削的小生產者階級。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表明過，而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也一再地證明了，在資產階級社會條件下，獨立農民基本羣衆是註定要破產和貧窮下去的。
   工人階級取得政權之後，在他們面前必然要產生解决這個許多世紀以來的農民問題的任務。馬克思列寧主義唯一正確地解决了農民問題。
  由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農村階級結構中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蘇維埃農民從歷來的地主剝削者手中解放了出來。富農也受到了極大的摧毁。蘇維埃農民獲得了巨大的物質果實。
  在蘇維埃政權的初期，農村中已逐漸中農化了。大部分貧農獲得土地以後，由於蘇維埃政權的幫助都已上昇到中農的水平。因此中農的數量沒有像在資本主義時那樣減退下去，而是增長起來了。中農成了農業中的主體。但同時，農業資本家階級——富農——還有頗大的力量。
  工人階級在農民勞動羣衆這方面的任務，就是要把他們從個體農民經濟的軌道上引導到大規模的社會主義農業的軌道上來，這樣吸收他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斯大林同志說：“主要的就在於，要與農民一起去建設社會主義，一定要與農民一起去建設，而且一定要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因爲工人階級的領導乃是這個建設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根本保證。”蘇維埃政權以前，歷史上只有一條建立大規模農業生產的道路。那就是資本主義的道路，它是勢必要造成許多小經濟的破產和滅亡，造成廣大農民羣衆的無數災難和困苦的。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了一條新的、社會主義的、列寜和斯大林所規定的農業發展道路。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說過：“爲要消滅我國農業方面的落後情形，而爲國家多多供給商品穀物和棉花等等，就必須由細小的農民經濟過渡到大規模的農業，因爲只有大規模的農業才能採用新的技術，利用農學上的一切成就，並能多多供給商品農產物。但大規模的農業有兩種，一種是資本主義的農業，另一種是集體農業。共產黨决不能走資本主義的農業發展道路，這不僅是因爲有原則上的理由，而且因爲這種道路是要有一個過分長久的發展過程，並且預先就要使農民破產，使他們變成雇農。因此，共產黨便走上了農業集體化的道路，走上了把各個農戶聯合爲集體農莊，藉以擴大農業規模的道路。集體化的方法證明了它是最進步的方法，這不僅因爲它並不要讓農民破產，而特別是因爲它使我們能於幾年以內便在全國佈滿了能够採用新技術，利用一切農學成就，而多多供給國家商品農產物的巨大集體農莊。
   毫無疑義，如果我們沒有實行集體化政策，那我們便不能在這樣一個短促期間消滅我國農業歷來落後的情形。” 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合作社計劃，還在新經濟政策開始時就由列寧提出來了。列寧合作社計劃的要點如下：建立强大的、能够改造農業的社會主義工業；起初設立最簡單的、供銷形式的合作社，藉以培養農民的集體習慣；準備好必要條件後，就開始將小私有經濟引向大規模的、公共的、勞動組合經濟的道路。列寧的合作社計劃認爲，在蘇維埃政權下，合作社恰恰是千百萬農民所可以接受、可以瞭解的，從分散的個體經濟過渡到大規模的生產聯合——集體農莊——的道路。列寧認爲這個過渡的基本條件就是工人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大工業的發展，因爲大工業乃是在技術上改裝農業的基礎。在工人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在基本生產資料都集中在蘇維埃政權手中的情况下，合作社就成了一種社會主義的經濟。在工人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正是合作社起初在供銷方面，然後又在生產方面把集體主義的原則根植於農業中去。
  在這種意義上，列寧把合作社稱爲走向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他指出在我國條件下合作社的簡單發展就等於社會主義的發展。列寧預見到，合作社這個聯合最廣大勞動農民羣衆的組織，乃是應當藉以解决用社會主義改造農村的任務的那一環節。
  列寧敎導說，把農民從個體經濟的道路引導到集體經濟的軌道上來，必須按照自願的原則，必須用說服他們，使他們相信公共的集體經濟超越於個體經濟的優點的方法。列寧的自願原則駁斥了任何對中農的强迫態度，自願的原則是集體農莊建設中的重要原則之一。全面集體化前提的創造
   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的成就使得有可能實際提出用社會主義改造農村的任務。國內整個政治和經濟的形勢都迫切要求解决這個任務。
   恢復時期將近結朿時，整個說來農業已超過戰前水平。但它的主要部門——穀物生產——只達到戰前產量的十分之九。然而工業的擴大，城市人口的增長，一年比一年要求更多的糧食和原料。要滿足這個要求，農村中的小生產是不行的。農民經濟的碎裂過程仍然繼續着。小的分散的個體農民經濟只握有極可憐的工具，因此它就不能眞正地把收穫量提高多少。
   一九二七年，即恢復時期以後的第一年，在蘇聯農村中約有百分之六十的中農，百分它三十五的貧農，和百分之四到五的富農。
  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城市所消費的糧食四分之三是從中農和貧農經濟中取得的。革命前供給農村以外流通的糧食的五分之一以上的地主經濟已被消滅了。富農經濟在供給糧食方面的比重，縮減了五分之三，就是說，從一半縮減到五分之一。
  但是小農經濟出售到市場上的只稍稍多於全部生產出的糧食的十分之一。因此，這種經濟帶有半自然的性質，它的商品率是非常低微的。雖然全國生產出的穀物只比戰前時期少一點，但被送到市場上來滿足增長着的工業人口之需要的，却比戰前數量少了三分之二。在這裏就表現出穀物生產的危機，這危機同時還有引起養畜業危機的危險。
   穀物生產的危機證明，社會主義的大工業不能與小農經濟並行而順利地發展。這種矛盾如果保持下來就會使國民經濟有全部崩潰的危險。
   農村的中農化，農戶數目的增多，和農村經濟的半自然性質，使得農村供給城市、供給工廠的勞動力越來越少。
  於是就造成了這樣一種威脅，就是不斷要求大量新工人的、急速增長着的社會主義工業，將要得不到這個供應，因而就不得不把自己的發展速度減緩下來。
   要解决這個對於社會主義工業說來最爲重要的問題，只有在農業技術上實行革命，和使農業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上去。 一九二七年年底，在作爲集體化的代表大會而載入史册的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上，根據斯大林同志的提議，通過了全力展開向集體農莊過渡的决定。 斯大林同志在代表大會上的報吿中指出：“出路就在於用公共耕種制做基礎來把零散的小農莊聯合爲大農莊，用新的更高的技術做基礎來實行集體耕種制。”
   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是實行用社會主義改造農業的關鍵。以機器和拖拉機供給農業的基礎已建立起來了。
   農民大批轉向集體農莊道路的過程是由農業合作社的發展準備成熟的。農業合作社培養農民廣大階層集體管理經濟事務的初步習慣。
  農民經濟合作化的第一個階段，是建立推銷農產品和供給生產資料及消費資料（即工業品）的合作社。這種合作社形式已經就培養農民廣大階層共同管理經濟事務的初步習慣。在這一階段上，社會主義工業與農民經濟間的聯系，主要是帶有商業性質。然而在這一階段上，有許多時候即已建立起農民經濟與國家工業間比較緊密的相互關係，譬如個別種類的農業合作社（如蔴業總社等）聯合着許多生產互助組，供給他們種籽和生產工具，把它們的產品推銷給社會主義工業而取消了任何的中間剝削。這已經是，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國家社會主義大生產制的家庭農業體系”。
   農民合作化的最高階段是集體農莊，成立集體農莊就是意味着過渡到大規模的集體生產。 農民向集體農莊道路過渡的過程在政治上也是準備成熟了的。列寧、斯大林黨從十月革命最初時起就不倦地在農村中對農民進行政治敎育工作，從各方面提高農民羣衆的文化水平。
   這樣，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全部進程準備好了將勞動農民羣衆引導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前提。
   農業集體化是用社會主義改造農業的道路
   斯大林同志根據列寧的合作社計劃，全面製定了農業集體化的理論，並以自己的天才領導保證了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
  斯大林同志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再生產的理論指出，不能在多麼長久的時期內，把蘇維埃政權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築在兩種不同類型的社會基礎上，即建築在最巨大的聯合起來的社會主義工業的基礎上和最散漫落後的小商品經濟的基礎上。在全國範圍內聯合起來的社會主義大工業按着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原則，以極快的速度發展着，並消滅着資本主義成份。而同時分散的、個體的小農經濟甚至連簡單再生產也不是永遠能够進行，而且它還不斷地產生着資本主義成份。斯大林同志指出了唯一正確的出路，就是鞏固農業的社會主義道路，建設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道路。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農村自發地跟着城市走，它的行進完全按照着城市中、資本主義工業中產生出來的那些經濟發展規律。這是因爲，城市中的資本主義經濟和農村中的小農經濟基本上是同一類型的經濟。二者都是以生產資料的私有爲基礎。但絕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農民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然而，由於商品生產和競爭的規律，它自流地從自己內部分化出資本主義的成份。
  農民經濟向社會主義方面發展則是另外一回事。這個發展不是按着自發的市場規律實現，而是違反着這些規律。農村本身是不能自流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的。列寧曾說到過“農民的商品資本主義趨勢”，這是與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趨勢背道而馳的。只有工人階級的領導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在農村中的勝利。蘇維埃國家創立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給予它們一切的物質支援，以示範的力量使農民羣衆相信社會主義大生產的優越性，從而才在農村中建立了巨大的社會主義經濟。
  沒有農業機器站的第一批集體農莊，可說是“集體農莊建設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它們所依據的是農民生產工具的簡單配合。以農民自願歸公的原有生產資料的這種配合爲基礎的集體生產，就已表現出大大超越於小型的個體經濟的優點。在集體農莊運動的初期，大生產的優點最鮮明地表現在播種面積的擴大上，這種擴大是由於開墾了個體勞動所難於耕作的熟荒和生荒，消滅了地界和土地零散現象等等而來的。
   集體農莊超於個體經濟的優勢，隨着農業在技術裝備上的改變而愈加增長。
  斯大林同志在羣衆性的集體農莊運動一開始時就指出，集體農莊建設的基本而主要的環節是農業勞動組合，因爲“第一，勞動組合把集體農民個人日常生活利益和他們的公共利益正確地結合起來；第二，勞動組合順利地使個人日常生活的利益適應於公共利益，從而使得容易以集體精神來敎育昨天的個體農民”。農業機器站是用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和社會主義國家幫助農業和農民這一事業的支柱。
  在許多年過程中，黨和蘇維埃國家在農村裏推廣新的技術裝備，如拖拉機、複雜的農業機器，培養能够掌握這種技術的幹部。農業機器站網建立起來了，這些農業機器站乃是蘇維埃國家用以把各個農戶聯合成集體農莊的重要工具。
  這就是說，在農村中創造了新的生產力。而歷史唯物論敎導我們說，生產力的改變就要引起生產關係的改變。拖拉機，複雜的農業機器，能够掌握這種技術的新幹部，在細小的個體經濟中是得不到應用的。他們要求大規模的公共生產，而這就是說，要建立人們之間的新的生產關係，要建立新的生產資料佔有方式。
  因此，蘇聯的農業集體化乃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向集體農莊過渡，是符合廣大農民羣衆最切身的物質利益的。正因爲如此，廣大農民羣衆轉向集體農莊的道路，把自己的生產資料、自己的勞動公共化，而創立大規模的勞動組合經濟時也就有着極其高漲熱烈的情緒。
   農民羣衆走向社會主義的偉大轉變
  農民根本轉向集體農莊方面來是從一九二九年下半年開始的。農民已經不是個別地一小批、一小批地，而是整村、整鄉、整區、甚至整專區地加入集體農莊了。而這就是說，正像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中農也加入了集體農莊。這就是農村經濟發展上根本轉變的基礎，這種根本轉變是蘇維埃政權在那一年中最重大的成就。
   在蘇聯農村中，由以往的整個發展進程所準備好了的全面集體化的過程開始了。
   農業集體化消滅了資本主義在農村中的滋養基礎。農業集體化永遠地停止了農民的分化，並截斷了資本主義經濟死灰復燃的道路。 “這是一個極深刻的革命，是從社會的舊質態轉變到新質態的飛躍，照其結果來說它是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義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敎程”，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三七五頁）
   這個革命的特殊處，就在於它是由上面、由國家政權來提倡，並由千百萬農民羣衆從下面直接贊助實現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敎導我們說，當新的生產力已經成熟，取消舊的生產關係的必要性已經成熟的時候，負有用强力把舊生產關係消滅掉的使命的那些先進思想和新的政治制度就獲得偉大的作用。新的社會思想組織和動員羣衆，羣衆結成爲新的政治軍隊，以便取消生產關係方面的舊秩序而奠定新秩序。
  革命的經驗吿訴我們，在社會關係方面發生革命之前，人們的意識中必先發生革命。人們先被新的社會制度的思想武裝起來。羣衆意識中的革命進行得越堅决，則社會關係方面的革命也就越澈底。
  由於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對農民進行了多年的和堅持不懈的政治敎育，所以到轉入集體化的經濟必要成熟時，在農民的意識中已經發生了極深刻的革命。大多數農民均已意識到自己生活中這一變革的必要，而按着列寧、斯大林黨和蘇維埃國家的號召走上了全面集體化的道路。農村中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與鞏固
  蘇聯農村的集體化，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過程中就已基本上實現了。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接近結朿時，即在一九三二年，二十多萬個集體農莊已聯合着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農戶。這些集體農莊擁有各農戶全部播種面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原先在個體農民經濟佔優勢時期每年只能採辦到五萬萬至六萬萬普特商品糧食；而現在每年可採辦到十二萬萬至十四萬萬普特穀物。富農階級被擊潰了，勞動農民擺脫了富農的奴役和剝削，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有了鞏固的經濟基礎——集體經濟的基礎。
  到一九三八年，已有一千八百八十萬個農戶，即百分之九十三點五的農戶，加入了集體農莊。集體農莊的穀物播種面積，一九三三年是七千五百萬公頃，而在一九三八年，則已增加到九千二百萬公頃。個體經濟在一九三八年只佔全部穀物播種面積的百分之零點六，而在技術作物方面，個體經濟的作用已等於零。因此，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吿中指出：“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已成爲我國農業的唯一形式。”
   在蘇聯已經建立起規模最大的機械化程度最高的農業。
   國營農場和農業機器站在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農業機器站是蘇維埃政權在展開集體農莊建設事業上的强大槓桿。到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朿時，農業機器站的數目是兩千五百個，它們供百分之五十的集體農莊播種面積使用。到一九三七年，已有五千八百個農業機器站，它們供百分之九十一點二的集體農莊播種面積使用；到一九四〇年，則已有七千多個農業機器站了。
   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據以實現的幾個斯大林五年計劃，在農業方面進行了一個澈底的技術變革。
  革命前農村中有木犂八百萬套。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前夜，即一九二八年時，還有四百五十萬套左右。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才澈底把木犂從田野裏驅逐掉了。現在蘇聯只有在博物舘裹才能看到木犂，它被放在那裏與石斧嫓美。
  一九二四年，蘇聯有拖拉機二千六百台，共達二萬五千六百匹馬力。一九三八年，在社會主義田地上工作的拖拉機已有四十八萬四千台，而在一九四〇年則增加到五十二萬三千台了。
   使收割工作機械化的機器——聯合收割機——直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才在我國農業中獲得廣泛應用。在一九三〇年，聯合收割機總共是一千七百台，一九三八年是十五萬三千台，而在一九四〇年，已增加到十八萬二千台。
  優良機器的推廣，首先是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的推廣，使農業操作達到普遍的機械化。譬如，在一九二八年時，全部春蒔穀物耕地有差不多十分之一是用木犂耕的，將近十分之九是用馬拉犂耕的，用拖拉機耕的，總共只佔百分之一。到一九三八年，春蒔的耕地用拖拉機耕的已達四分之三，用馬拉犂耕的佔四分之一，而木犂則已無踪影了。在一九三二年用聯合收割機收割的只有全部穀物面積的二十五分之一，而到一九三八年，已有全部穀物面積的一半採用聯合收割機收割了。
  農村中新的生產力與新的生產關係，即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保證了農業的迅速高漲，保證了農產品、尤其是穀物和技術作物生產的大量增加。
  大規模的社會主義農業具有很高的商品率。譬如革命前的俄國，穀物生產的商品率僅爲百分之二十六，而蘇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穀物生產的商品率在一九三八年爲百分之四十。由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生產有着高度的商品率，一九四〇年蘇聯農業供應了三千八百三十萬噸商品穀物，就是說，比一九一三年多出了一千七百萬噸。正因爲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有這個特點，所以我國才能很容易而迅速地解决了穀物問題，解决了爲我們這個龐大國家充分供給商品穀物的問題。
  用社會主義改造農業，是社會主義革命在工人階級取得政權之後的一個最困難的任務。在集中於蘇維埃國家手裏的大工業方面，技術改造已有基本上準備好了的社會經濟基礎。而在農業方面，要改造極端落後的技術基礎，不去同時改造舊的社會經濟結構，不把小的個體經濟聯合成爲大的集體經濟，不把在分散的小生產條件下保留下來的資本主義的根子統統拔掉，那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的敵人時時刻刻都在預言着這種改造事業的“破產”。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把他們指望社會主義破滅的種種希望完全推翻了。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偉大衞國戰爭使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農業受到了一次重大的考驗。蘇聯的農業光榮地經住了這一歷史的考驗。集體農莊制度的力量和活力就在這裏表現了出來。 許多世紀以來的農民問題在蘇聯獲得了解决，這就給全世界指出了一條使勞動農民羣衆擺脫剝削與貧困的唯一正確的道路，指出了一條提高農業生產力的唯一正確的道路，指出了一條引導數千百萬農民羣衆走向富裕與文化生活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根據斯大林同志的計劃並在他的領導下在蘇聯實現的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經驗，是其他走上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國家的一個鼓舞人心的範例。
   社會主義物質生產基礎的建立。我國積極防禦的準備 蘇維埃國家建立了頭等的社會主義重工業和集體農業，這樣，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朿時，就奠定了堅固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即爲在蘇聯消滅階級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
  由於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社會主義體系在蘇聯國民經濟的所有部門中都已取得了勝利。過渡時期多種成份的經濟讓位給社會主義時期單一類型的經濟了。“誰戰勝誰”的問題解决了，社會主義贏得了勝利。實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結果，澈底肅淸了剝削階級的殘餘，永遠地消滅了產生人剝削人和社會分爲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現象的原因。
   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政策的澈底實行，同時也就使我國有了進行積極防禦的準備。
   由於幾個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完成，蘇聯已達到了經濟上的獨立和自主。
   由於工業與農業的發展，蘇聯已不需要輸入各種機器設備和原料，並大大增强了自己的軍事經濟實力。
  由於列寧、斯大林黨的英明遠見的政策，由於幾個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完成，我國在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掌握了爲滿足蘇軍現代軍事技術上的需要所必不可少的物質資源。在這方面，我國的情况與沙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情况是根本不同了，當時俄國的軍隊不僅沒有足够的彈藥，甚至連步槍也是不够的。
  蘇聯的可以用來進行戰爭的經濟基礎，要超過舊俄的經濟基礎好幾倍。國防的物質條件在偉大衞國戰爭中被順利地利用來使蘇聯贏得了戰勝法西斯德國及帝國主義日本的勝利。
   過渡時期的完結。新經濟政策的結束。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在蘇聯的建成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澈底勝利，一切剝削階級的消滅，這就是說，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已經變成了社會主義的俄羅斯，關於這個轉變，列寧早在一九二二年年底就曾預言過了。
  斯大林同志在“論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吿”中（一九三六年）科學地論證了這一事實：我們蘇維埃社會已達到了這一步，就是它在基本上已實現了社會主義，已創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
  斯大林憲法把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柱石固定了下來，作爲蘇聯的根本大法。如像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剝削制的消滅，國民經濟的計劃管理，失業與貧困現象的消滅，勞動是每個有工作能力公民按“不勞動者不得食”這一公式履行的義務和光榮職責，勞動報酬取决於勞動的質和量等這樣一些社會主義的基本柱石，都以立法手續在斯大林憲法中固定下來。
   斯大林憲法確定了一件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實，即蘇聯已進入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和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時期。
   ***
   由於蘇聯建成了社會主義，於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就歸於消滅（註一），而形成了新的經濟、政治發展規律。
   社會主義，首先這就是說，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不是屬於個別的人，而是屬於整個社會，屬於全體勞動人民。
   蘇聯有兩種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形式：國家的（全民的）所有制，與勞動組合的、合作社集體農莊的所有制。 由於在蘇聯只有這兩種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所以也就只有兩個社會階級：工人與集體農民，還有蘇維埃知識分子。但是在工人與農民之間，以及他們與知識分子之間，沒有任何重大的矛盾，他們都是單一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工人、農民及知識分子間現在還存在着的某些差別，正日益消失，因爲農村在各方面正逐漸上升到城市的水平，而工人和農民在文化方面則正日益提高到工程師技師的水平。 社會主義達到了澈底消滅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和不相適合（註二）。這就是說，生產力得到了無限的發展餘地，這就是說，從此以後，在蘇聯已澈底消滅了經濟危機。
  與資本主義相反，社會主義的經濟是按擴大的和不斷加速的再生產的規律發展着。從社會主義的這一規律可以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是無止境無阻礙的，這是以加快的速度日益上升地不斷發展的過程。
  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產生了資本主義所沒有的社會發展的新動力，這就是人民在精神上政治上的團結一致、蘇維埃的愛國主義和各族人民的友誼。社會主義的這些動力的發展是無阻礙的，它們不斷地發展，並保證着社會主義社會在走向共產主義途程中的全面發展。社會主義澈底消滅了剝削階級和人對人的剝削，給全體蘇聯人民保證了不斷改善的物質狀况，引導全體蘇聯人民走到了富裕與文化的生活。社會主義保證我國全體人民的物質生活與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這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不可變易的社會規律。 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發展，是帶有計劃性的，它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完全相反，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自發的、無政府狀態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性使得它能够合理地利用我國的一切天然資源、技術和人的生產力。這一點造成了勝過資本主義的巨大優點，因爲計劃經濟是沒有非生產地瘋狂浪費物質財富和人的勞動的現象的。
  蘇維埃國家和共產黨是組織和領導蘇維埃社會循着共產主義道路發展的主要力量。鞏固蘇維埃國家的威力，乃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牢不可破的規律，因爲只有强大的蘇維埃國家才能保證蘇維埃社會的經濟、文化和軍事力量的全面的繁榮。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對於全世界的勞動人民乃是一個鼓舞人心的範例。蘇聯鼓舞着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爲爭取自己的解放而鬥爭。社會主義現在已被提到全人類的議事日程上來了。中歐和東南歐各國的工人階級與農民按照蘇聯工人階級的榜樣穩步地踏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道，並已在這方面獲得了偉大的成就。在這些國家裏，社會主義已經在城市裏，在工業上取得了勝利，已經最終地奠定了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在這些國家的農村中，也已緊臨到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成千的第一批集體農莊和上萬的混合型生產合作社已經建立起來。中歐和東南歐各人民民主國家在經濟發展上都已獲得了巨大的成就。所有這些國家都早已超過了戰前的經濟水平，他們與馬歇爾化的國家大不相同，那些馬歇爾化的國家，還沒有克服戰爭的後果，便又遭到日益增長的經濟危機的打擊。 偉大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是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這個勝利，按其對於國際帝國主義的命運所造成的結果來看，是在蘇聯十月革命之後具有决定意義的勝利。
  偉大的中國人民，在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中國人民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粉碎了國民黨的反動勢力，並把日本侵略者和美英帝國主義者趕出了自己的國境。
  這樣，在中國人民面前就展開了一個無限壯麗的遠景：澈底消滅封建的土地佔有制度和農民所遭受的封建剝削。在牢不可破的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堅决地走上了社會生活各方面民主發展的道路，這條道路將來就必然要轉入社會主義。
   隨着偉大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國際反帝鬥爭舞台上的民主與社會主義力量，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壯大與鞏固。
  現在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已有十多個國家，人口總數達八萬萬以上，在這些國家中間有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國家：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各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階級的基本羣衆和農民的廣大階層都是跟着共產黨走的。反對戰爭挑撥者、保衞世界和平的運動，就證明着各族人民對於美英及其他侵略的帝國主義者的仇恨是何等之深。
  美帝國主義者急於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首先是爲反對蘇聯、中國及西方各人民民主國家。美帝國主義目前正在朝鮮進行殖民的掠奪戰爭。這一個戰爭更加把全世界的勞動人民團結起來反對美英帝國主義者，反對他們這些全人類最兇惡的敵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以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一——俄國——脫離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而吿終結。第二次世界大戰，又使中歐與東南歐的許多國家和中國脫離了國際帝國主義體系。
  如果美英帝國主義者發動了第三次世界大戰，那末全世界的人民都會要起來反對他們。這個戰爭就必定要使整個國際帝國主義體系完全崩潰，而使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原則在全世界奠定下來。
   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地削弱了。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却一天比一天更加壯大與鞏固。
  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一定會澈底戰勝美國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這種必然勝利的保證就是：領導和平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是强大的蘇聯，與蘇聯並肩前進的有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西方各人民民主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國家的勞動人民。
  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一切國際力量，都正在整個勞動人類的天才頒袖與導師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下團結起來。（選自“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何匡、秋江、富瀾等譯，人民出版社出版）（註一）斯大林同志說：“經濟發展的法則是反映不以人們的意識爲轉移的經濟發展過程的客觀法則。”（“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三頁）“它的法則與自然科學的法則不同，不是長久不變的；…至少是其中大多數，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發生作用的，在此以後，它們就讓位給新的法則。但是原來的道些法則，幷不是被消滅，而是由於出現了新的經濟條件而失去效力，退出舞台，讓位給新的法則，這些新的法則：…是在新的經濟條件的基礎上產生的。”（同前書第四頁）
  因此，“由於蘇聯建成了社會主義，於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就歸於消滅”，應理解爲由於蘇聯建或了社會主義，於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便因爲出現了新的經濟條件而失去效力。
  （註“）斯大林同志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没有任何矛盾。這是錯誤的。…：因爲生產關係的發展是落後於幷且將來也會落後於生產力的發展，所以矛盾無疑是有的，而且將來也會有的。在領導機關的正確政策下，這些矛盾就不會變成對立，而這樣也就不會弄到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號生衝突。”（“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六〇——六一頁）
  因此尤金同志的“社會主義達到了澈底消滅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和不相適合”這句話已不適當，而應根據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不會變成對立，“不會弄到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生衝突，社會有可能及時使落後了的生產關係去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同前書第四六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