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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主義把農民問題看作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問題的一部分。在列寧和斯大林著作中，對農民問題曾有深刻的理論硏究。布爾什維克黨對農民關係的政策即建立在此種堅固的理論基礎上。
  列寧主義指出了解决農民問題的唯一正確道路：在無產階級爲奪取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把它當作自己的同盟者。
  在蘇聯全部社會主義建設史上，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在布爾什維克黨頜導之下、爲我國社會主義勝利而進行着的共同奮鬥中，它們表現了政治經濟二方面密切合作的明顯實例和榜樣。我國的農民羣衆在世界上最革命的無產階級——俄國工人階級——頜導之下，經過了三次的革命學校。由於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他們獲得了土地與和平，並成爲爲社會主義勝利而鬥爭中的無產階級同盟者。斯大林同志指示稱： “蘇聯農民旣慣於重視他們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親善和政治合作，並因這種親善和這種合作而獲得了自由，便不能不是非常願與無產階級實行經濟合作的力量。” 列寧曾不止一次地指出，無產階級於奪取政權之後，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困難和最複雜的任務，是在於按社會主義原則來根本改造農業，把千百萬分散的農民經濟轉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
  無產階級專政解决此種歷史任務的困難性和複雜性何在呢?小農經濟是成長在生產工具私有制上的。根據此種基礎，它們與資本主義經濟是同一種型的。因此，正如列寧所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規模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小農鄉村爲資本主義所建立的堅固經濟基礎，遠在共產主義之上。
  根據農民的本性，他們是勞動者，而同時又是私有者。在農民私有者的意識中，資本主義的傾向比社會主義的傾向往往佔着上風。列寧曾說：
  “……改造小農，改造他們全部心理和習慣，是需要有幾代工夫的事情。要解决這個小農問題，要健全他們的全部心理，就要有物質基礎，要有技術，要在農業中大規模採用拖拉機和機器，大規模實行電氣化。”
   無產階級革命在工業落後的俄國勝利之後，還不能馬上供給農業一些必要的物質基礎——拖拉機和其他農業機器，而只有採用機器始能向個體農民明顯地表白巨大社會主義農業的優越性。
   因此，必須爲建立强大的社會主義工業而實行巨大的工作，使之成爲農業在社會主義改造途中的基本槓桿。
   還必須準備消滅富農的應有條件，否則，無從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蘇維埃政權建立在沙皇專制的遺產上，基本的民衆，尤其是農民，處在非常低下的文化水平上，這也使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發生了障礙。
   這些都是小農經濟在社會主義改造途中的最嚴重的困難。
  列寧於預示解决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任務的全部困難和複雜之外，同時也指出，此種任務無疑地會獲得解决，社會主義在我國一定會滋長繁榮起來。列寧說過，蘇維埃共和國具有了建設完備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必要條件。列寜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在莫斯科蘇維埃會議的致詞中說：
   “……此種任務是困難的，與我們以往的任務相比較，它是新的，並會使我們發生許多困難，——我們大家一起，可是不是明天，而是數年之後，我們大家一起無論如何會解决此種任務，使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一躍而成社會主義的俄羅斯。”自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列寧在自己的演詞和論文中闡明了必須把個體的小農經濟轉上公共耕種土地的卓見，並規定當作黨和蘇維埃政府的任務。
  在一九一九年三月間，列寧在彼得格勒省第一屆農業工人代表大會中說，假使我國的農業基礎滯留在舊有的小經濟中，則絕大多數農民的窮苦和財富集中在少數農村富者手中的現象必定會依舊保存着的。
   “所以，目前我們的任務——是轉向公共耕種土地，轉向巨大的公有經濟，”
   ——列寧指示說。他以堅定的信心結束自己的講演，“我們定能爲眞正社會主義農業建立基礎。”
   列寧認爲，事件的發展會向農民說明和證明，祇有蘇維埃政權始能拯救他們的命運。而蘇維埃政權的政策——是把小商品農業經濟逐漸轉向公共農業道路上的政策。
  小農經濟轉向集體化的道路固然有利於整個社會主義的建設，而千百萬農民羣衆獲益尤多。農業轉上社會主義基礎的布爾什維克政策的現實性和生活力，以及能順利解决此種歷史任務的保證，即在於此。
  列寧不僅只把引導勞動農民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提出而已。他還指示了解决此種任務的具體方針。在小農經濟轉向社會主義軌道的問題上，他用理論所擬訂的方案和指示的實際方法，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創舉。
  列寧的合作計劃指示了千百萬農民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並爲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列寧理論的發展上的新步驟。列寧訓示大家，小商品農業經濟轉向勞動組合的集體的農業生產，乃是蘇維埃俄羅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整個問題中的一部分。其原因正如列寧所說的：
   “……如果以往的、可憐的、窮苦的農業經濟依然如故，那就絕不會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堅固建設。”
   一九一七年夏，列寧在第一次全俄羅斯農民代表大會中說：
   “如果我們仍舊依靠小農經濟來生活，那怕是以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來生活，也是不免要滅亡的。”
  列寧曾寫了一篇“論合作制”的論文，其中深邃地奠立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天才計劃，就是經過合作制引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建設來完成它。在此以前，他還屢次指出合作制在蘇維埃國家條件下的巨大意義。
   在一九一八年末——一九一九年初，列寧寫了一篇“以小例大”文章，其中對無產階級專政利用合作制來實現社會主義的任務曾特別加以重視。當時一般輕視合作制的人曾說，合作制固然“具有非常巨大的重要性——也帶有同等巨大的愚蠢”，實現商業合作企業對於社會主義建設亳無利益等等，列寧對這些言論曾加以無情的譏笑。
  列寧指出，此種言論是對共產主義任務的一種危險曲解，能使蘇維埃政權蒙受巨大損失。列寧依據此種事實寫稱，合作企業無疑地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機構，但不能由此即得出結論：不能利用合作制以解决共產主義建設的任務。他繼續寫稱，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困難處即在於此，因爲共產主義乃是由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材料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養育長大的人們建設出來的。
  一九二一年三月間，列寧寫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論粮食稅”，曾重新提出合作制的問題。他在書中指出，即使是商業合作企業也能發生巨大的作用，因爲它“……便利了千百萬居民的團體和組織，以後還可使每一個居民蒙惠，如從由國家資本主義繼續轉向共產主義的觀點來看，此種情况是有極大的好處的。”
  列寧在“論合作制”一文中更詳盡地闡明了合作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和意義。列寧的合作計劃是依靠於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治和經濟收獲的堅固基礎之上的。它是以我國的工人階級已推翻了剝削者，建立了自己的專政，佔有了經濟的頜導地位，奠定了與勞動農民的堅固聯盟，爲根據的。列寧寫稱：“在事實上，國家政權握有一切大的生產工具，國家政權在無產階級手中，無產階級與無數小農和貧農的聯盟，無產階級對於農民領導的保證，以及其他等等，——難道這還不足以使合作企業獲得良好的效果嗎?我們過去雖然蔑視它，把它看作小商業的機構，甚至在新經濟政策的現在仍有理由作如此看法。難道這不是爲建設完備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嗎？這當然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但這是爲此種建設所必需的一切和足够的倏件。” 列寧所說的此種俄羅斯的合作企業，是有實在的廣大羣衆參加其間的。他指出，爲達到此種目的，將需要一整個歷史時期，就在良好的情况下也須經過十—二十年。把農民由低級的合作形式——消費合作社——轉向高級形式——大規模的共同生產組織，——如此悠久的時期實爲事實所必需的。至於建立現代的重工業也須如此久長的時間，而重工業實爲改造農業順利轉向社會主義軌道上去的物質基礎。
   經過合作制轉向社會主義——這就是引導千百萬農民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列寧計劃。列寧於合作制中看出一條能使千百萬農民由個體的小農經濟轉向巨大的公共經濟的易於接受和易於了解的道路。“列寧指出，我國農業的發展應經過合作制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應逐漸把集體制原則輸入於農業，起初從消費方面着手，然後推到農業品生產方面去。列寧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和工農聯盟的條件下，在保證無產階級對農民實行領導的條件下，在有社會主義工業存在的條件下，粗織得正確而包括有千百萬農民羣衆的生產合作制，就是可能用以在我國建成完備社會主義社會的手段的。
  列寧的合作計劃是黨和蘇維埃政府的活動綱領，用以解决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最困難的任務之一。列寧在自己的合作計劃中指出了農民須由個體經濟轉向巨大的、勞動組合制的、集體的農業經濟的道路。
  斯大林同志在與列寧主義的敵人鬥爭中不僅衛護了列寧的合作計劃，而且根據了後來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階段加以多方面地發揚光大，使之成爲集體化的最完善的理論。斯大林同志以强大的武器武裝了黨，使能順利地去解决按照社會主義原則來根本改造農業的任務。
   ※※※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無產階級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聯合了農村中的貧農，在政治上推翻了資本主義，並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
  十月革命勝利之後，我們黨負有一項新的任務：在經濟上摧毁資本主義。必須爲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而努力。這是勝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任務。自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的一切實際活動都應當爲實現此種重大任務爲鵠的。根據蘇維埃政權的法令，資本家和地主的財產於極短時期內即被沒收充公。土地、工厰、作坊、交通工具，統統成爲全民財產。此種措施實爲將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奠定基礎，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巨大工作正在前面。
  蘇維埃國家於擊潰白衞軍和國外武裝干涉之後，在全部國民經濟的破壤、飢饉、窮乏的非常慘苦的條件下轉進了和平建設。在一九二〇年，我國農業生產量差不多僅佔戰前百分之五十。在工業方面，尤爲惡劣。在此時期中，巨大工業的生產量比戰前差不多降低了七倍。
  在此種條件之下，黨對於國家經濟生活的全部問題必須制定一些新方針。於是，布爾什維克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極其重大的决議——從餘粮收集制過渡到粮食稅，過渡到新經濟政策。
   斯大林同志曾說：
  “列寧認爲少許的商品的流轉自由，能够造成農民努力經營的興趣，提高他們的勞動生產率，使農業迅速高漲起來。在這個基礎上，國家工業將會恢復起來，而私人資本則將被排擠出去了積蓄了力量和資財以後，就可以建立强有力的工業——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然後就轉爲堅决進攻，以便消滅國內資本主義的殘餘。”
  這是英明而具有遠見的政策，預料最終能使我國社會主義獲得完全勝利。首先，必須復興農業，增加穀物和工業所必需的技術作物的生產。黨在此時期內提出組織國營商業和合作商業的問題，並把它們當作蘇維埃國家手中的重要工具，以便擴大城鄉之間的商品流轉，加强工農在經濟上的聯盟，藉以提高農業和工業。
  蘇維埃政府遵照着布爾什維克黨的指示和决議，在當時雖然祇握有極有限的物質資源，但仍一年比一年增加對農村的援助，擴大農村中的國家低息貨金。如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間，蘇維埃國家貸給小農的款項，差不多達到二萬九千萬盧布。在此時期中，基本的工業建設僅投資了三萬八千五百萬盧布，由此可見上項貨金的巨大了。
   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的經濟年度中，農產品已達到戰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七。在工業方面也復如此。在一九二五年，巨大工業的生產量差不多達到戰前的百分之七十五。因此，我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將吿結束，在黨的面前擺着國家將來發展的遠景的問題，即蘇聯社會主義命運的問題。斯大林同志曾指出這些問題“於恢復時期終結時擺在黨的面前已不是一些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作爲日常經濟建設的問題。”
   在列寧—斯大林中央委員會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黨，以爲社會主義勝利而鬥爭的精密計劃武裝了人民，指明在蘇聯建設完備的社會主義社會已具有了一切前提和一切必需的條件。 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主要的、有决定性的環節乃是國家工業化。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中，斯大林同志天才地奠立了我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的計劃。他指出，黨的中心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祇有解决此種任務之後，始能保證蘇維埃國家的經濟獨立，加强其國防，造成社會主義改造全部國民經濟的條件，其中包括着農業。黨爲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所採取的總路綫，保證了在蘇聯建設完備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必需條件。
  列寧和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中指明了國家工業化對於社會主義勝利的重大意義。列寧訓示大家，整個社會主義的命運，其中包括着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與根據先進技術而建立巨大工業的任務有着極密切的關係。
   列寧屢次地强調指出，必須提高農業來恢復巨大工業和建立强大工業，幷謂後者乃是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的唯一基礎。列寧寫稱：
  “祇有巨大工業才是積蓄資源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實在而唯一的基礎。……我們於我國經濟中可能建立此種巨大工業的基礎，而且必須去建立，和馬上去建立。沒有巨大工業，我國經濟生活上的眞正社會主義基礎乃成爲不可能。”
   尙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時，列寧即已指出，沒有相當的物質按術基礎，則不能引導個體的農民經濟走上集體化的道路上去。列寧寫稱：
  “中農在共產主義社會中能站在我們一邊，祇有當我們能減輕和改善他們生活的經濟條件時始會實現。假使我們於明天能供給十萬架頭等的拖拉機，給以必需的汽油，配以必需的駕駛員（你們都明白，這在目前是幻想），則中農將會說：“我擁護共產主義。” 沒有强大社會主義工業的建設，則不能解决國家社會主義改造的一切任務；不能解决無意階級革命中此種極其重大的課題；把分散的個體農民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上去。
  列寧認爲，工人階級頜導下的工農聯盟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用以去鞏固蘇維埃制度和順利進行城鄉之間的社會主義建設。斯大林同志曾指示過：
   “列寧訓示我們，工農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我們不能把它忘記掉的。”
   列寧在“我們怎樣改粗工農監察局”一文中寫稱：
  “……歸根結底地，我們共和國的命運將由此而决定：農民羣衆是否跟在工人階級一道，保持着與它聯盟的信心，還是他們投在“耐普曼”、即新資產階級的懷抱中，與工人階級分離，與它破裂。”工農聯盟應首先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基本羣衆—中農—的聯盟，因爲自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由於蘇維埃政權對貧農巨大援助（信用貸款、免稅等）的結果，中農在農村中日益增加，已成爲農村居民的絕大多數。
   斯大林同志在蘇聯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代表全黨曾宣讀堅决執行列寧遺囑的偉大誓詞，全力鞏固工農聯盟的遺囑也在其中。他說：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說：要竭力鞏固工農聯盟。列寧同志！我們謹向你宣誓：你的逼個遺囑，我們一定會光榮地實現。”
   斯大林同志在反對人民公敵——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的無情鬥爭中，衞護了工農聯盟的列寧學說，幷衞護了和無限地發展了此種聯盟在社會主義建設各階段上的必要條件。
   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乃依靠在反對剝削階級的工農聯盟上，因此，此種聯盟一旦破壤，則黨和蘇維埃政權的任務無法順利完成。
   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權幷不贊同隨隨便便的一種工農聯盟，在其贊同的聯盟中必須有：第一，保證領導的作用屬於唯一最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第二，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極終目的的實現——共產主義的建設。祇有在此種條件之下，工農聯盟始能實現、發展和鞏固起來。
  斯大林同志曾說：“列寧主義無條件地擁護與農民基本羣衆結成堅固的聯盟，擁護與中農的聯盟，但不贊同隨隨便便的一種聯盟，而贊同與中農聯盟之中必須保證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藉以加强無產階級專政和有利於消滅階級事業。”
  布爾什維克黨及在其頜導下的蘇維埃國家，乃是此種聯盟的組織和指揮力量。蘇維埃國家的政策保證了工農聯盟的存在和進一步的鞏固，保證了無產階級在此聯盟中的頜導作用能有進一步的加强。
  斯大林同志指出，城市無產階級與農民羣衆的互相關係問題，社會主義工業與農業的互相關係問題，乃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根本問題。
  斯大林同志全力地揭穿了傷害工農聯盟事業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分子的毁滅政策。托洛茨基分子否認工人階級與中農有結成聯盟的可能性。托洛茨基分子——極端的反革命者——肯定地說，農民是一種反動力量，他們的利益與工人階級的利益是處在不能調和的矛盾中的。而右傾的資本主義復辟者——富農利益的代表者——則主張不要去碰動富農，使他們有自由發展的機會，因此，贊成與包括富農在內的全體農民聯盟，而不擁護其極終目的是消滅城鄉剝削階級的聯盟。
   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對農民問題上的立場本質是相同的，因爲它們是引到同一的結果上去——破壤工人與勞動農民的聯盟，摧毁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主義訓示大家，在密切的聯盟中，工人階級和農民基本羣衆均蒙其利。二個階級在聯盟和合作中所得到的利益乃由於：沒有農民不能建設社會主義，農民沒有無產階級也不能免於窮困。同時，列寧主義也不否認工人階級與農民之間存在着內部的矛盾。但正如列寧和斯大林所指示的，此種矛盾不是在社會主義建設途中不能克服的障礙，它們在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正確政策下定能獲得完全的解决，因爲無產階級與農民在主要的、基本的問題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其原因在於：不僅無產階級，而且農民都關切到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此種主要的、有决定性的問題上的利益共同性，實爲工農聯盟的基礎，而依靠這個聯盟，始能獲得社會主義的勝利。農民根據於自己的生活經驗深信，農業的資本主義發展勢必將大多數農民陷於窮乏，祇有蘇維埃政權才能把他們從桎梏中拯救出來，給以土地。千百萬農民在實踐中深信，祇有社會主義的道路將會使農業達到空前未有的高漲，農村勞動人民的福利獲得不斷的改善。
   斯大林同志指示稱：
   “因此，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利益共同性足以彌補它們二者之間的矛盾。
   所以，列寧主義爲什麽這樣說，與農民一道，立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我們可能而且必須去建設完備的社會主義社會。
  所以，列寧主義爲什麽這樣說，依靠着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共同利益，我們可能而且必須要以自己本身的力量去克服無產階級與農民間所存在的矛盾。”
   列寧認爲，工人階級與千百萬勞動農民羣衆的結合，社會主義工業與農業的結合，乃是社會主義勝利的主要條件。
   斯大林同志根據着列寧的指示，對於社會主義的經濟本質和經濟基礎曾加以極深邃的科學分析。他說：
  “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是把農業與社會主義工業結合而成一個整體的經濟，農業受着社會主義工業的領導，在農產品與工業品交流的基礎上去改善城鄉之間的關係，去阻塞和消滅足以產生階級、尤其是產生資本的一切溝渠，最後，去樹立足以直接消滅階級的生產和分配條件。”
  黨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不倦地去鞏固城鄉的聯盟。加强城鄉聯盟的問題，在黨的代表大會和各種會議中曾屢屢地加以討論，它是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所經常關懷的課題。斯大林同志發展了城鄉結合的列寧論證，指出，在恢復時期終結後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上，在城鄉結合的舊形式中必須再加入新形式。 城鄉結合的新形式就是：在工業的技術再配備的同時，農業在採用新技術的基礎上也應開始加以再配備。農業的技術配備，祇有把分散的農民經濟聯合成爲巨大經濟的條件下，在集體勞動的原則下，始克實現。因此，斯大林同志說，問題不是把個體的貧農和中農經濟置之不理，在新的條件之下，當他們仍能發生重大作用時，我們必須加以支持的，而却在於“個體的貧農和中農的經濟發展中必須全力去發展集體經濟形式和國營農莊加以補充”。在逼二種經濟形式之間架設一道橋樑之後，即易使農民由個體經濟轉向集體勞動上去。
   斯大林同志指示稱：
  “如果我們過去主要的是滿足農民的個人需要，很少關心到他們經濟上的生產需要，則現在除繼續滿足農民的個人需要外，我們必須要努力去供給農業機器、拖拉機、肥料等等，這與農業生產在新技術基礎上的改造有着直接的關係。”
  工業發展的飛躍速度建立了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農業的必要前提。沒有祖國高度發展的冶金業、化學業、機器製造業（農業機器在內）、拖拉機製造業，則不可能建立和鞏固集體農莊和機器拖拉機站，也不可能保證農民由個體經濟轉向集體化的條件。
   由此可見，工業化政策造成了社會主義改造農業的必要條件。
  在一九二七年終，社會主義工業化政策已經獲得了决定性的勝利。在工業方面，“誰戰勝誰”的問題已能預斷有利於社會主義。巨大的社會主義工業正在飛速長大。農業的總產量（包括森林和漁業）也已超過了戰前的水平。但在此時，農業的主要部門——穀物經濟——仍未趕上戰前的水平。穀物的總產量僅及戰前百分之九十一。而商品穀物，即由農民所出售以供應城市居民、軍隊以及國家其他需要的穀物，更爲惡劣。它差不多祇佔戰前水平百分之卅七，且有繼續降低的傾向。此種商品農產量縮減的原因，乃在於：自一九一八年開始，農村發生了農戶分散而成爲小經濟的過程，因而只能出售極微少的商品穀物。於是，我國的穀物經濟遭遇了嚴重的危機。蘇聯的城市及其工業中心、紅軍，都面臨着慢性飢餓的威脅。
   此時，農業變成了社會主義建設途中的障礙物。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間在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說：
  “小農經濟既不能擴大再生產，却又在我國國民經濟中佔有優勢，以這樣的農村經濟爲基礎，是否可能來加快速度推進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不能，當然不可能。是否可能把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在較長的時期內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在最巨大和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上，與最落後的小商品的農民經濟基礎上?不能，當然不可能。長此以往，整個國民經濟都會有完全瓦解的一日。
   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於使之成爲巨大的農村經濟，能够實行積累，能够擴大再生產，幷以此成爲改造國民經濟的農業基礎。”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吿中曾說明了農業比高速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大爲落後，幷指出，此種落後會使整個國民經濟處在危險的情况中。此種惡劣情况的出路在於：
   “把散漫的小農經濟根據共耕制的原則過渡到巨大的和聯合的經濟上去，過渡到根據以新的優良技術爲基礎的集體耕種制上去。 出路就在於循序漸進，然而一貫到底，不是用强迫方法，而是用表彰和說服方法，把小的和極小的農民經濟，根據公共的、同志的、集體耕種制的原則，聯合而成巨大經濟，幷採用農業機器和拖拉機，採用加强農業收穫的科學方法。別的出路是沒有的。”
  聯共（布）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根據斯大林同志的報吿，通過了大量開展農業集體化的歷史性决議。黨在自己的領袖斯大林同志領導下去實現列寧的遺囑，努力準備政治的、組織的和物質技術的一切必要條件，以期解决十月革命奪取政權後的一項最困難的任務——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
   自推翻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以及沒收其財產之後，我國仍存在着人數最多的剝削階級——
  富農。
   列寧曾這樣描述富農：
  “富農是最殘忍、最橫暴、最野變的剝削者，他們在其他各國的歷史上屢次恢復過地主、皇帝、神父和資本家的政權。富農人數比地主和資本家多些。但富農在人民中間到底還佔少數……這些吸血鬼在戰時利用民衆生活的困苦而發了大財，他們用提高糧食和其他農業產物價格的手段，刮得了成千累萬的金錢。這些蜘蛛專靠吸取戰時破產農民的脂膏，專靠吸取飢餓工人的脂膏養肥了的。這些吸血鬼吮吸了勞動羣衆的血液，而且城市和工廠裏的工人越是飢餓，他們也就越加發財。這些吸血鬼過去和現在都把地主土地抓到自己手裏，再三盤剝貧農。”
  在新經濟政策的頭幾年間，富農鞏固了自己的經濟陣地，其人數也由一些富裕中農變成富農而增加了。富農把大部分的農業生產握在自己手中。富農還生產了大量的商品穀物。所以，蘇維埃政權不能一下子把富農消滅掉，有如消滅地主和資本家一樣。
  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採取了限制和排擠富農的政策。蘇維埃政權從富農身上徵收高額的賦稅，强制他們把糧食依照規定的價格售與國家，用法律限制富農的土地使用權及其財產。這些措施固然阻止了富農的滋長，排擠了和沒落了富農之間的某些個別階層，但還沒有當作階級一樣來推翻富農的經濟基礎，使富農歸於消滅。在此時期之中，限制富農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是唯一可行的政策，因爲在農村中還未具備有消滅富農階級的條件：未曾有普遍的集體農莊網和國營農莊網，只有依靠這些，蘇維埃國家始能永遠地把富農消滅掉。 布爾什維克黨在農村中的政策完全遵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而來的，即祇有在社會主義改造農業的基礎上，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莊大量的增加和鞏固的基礎上，消滅富農始有可能。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中提出了任務：
   “在城鄉國民經濟的一切部門中，擴大和加强我們社會主義的指揮台，保持着國民經濟中消滅資本主義分子的路線。”
   代表大會通過了全力發展農業集體化的决議，幷指出達到此種歷史任務的道路和方法。 富農感覺到自己將趨於滅亡，乃加强了對蘇維埃政權的反抗。他們把剩餘的糧食拒絕售與國家，殺害黨中和蘇維埃機關中的工作人員，還焚燬集體農莊。“黨懂得，現在不擊破富農的反抗，現在不在農民眼前的公開戰鬥中擊倒富農，則工人階級與紅軍將遭受着糧食缺乏的痛苦。而農民的集體農莊運動也不致成爲羣衆性。”蘇維埃國家依靠貧農，團結中農，實施了許多非常的措施以反對富農，引導農村中的中農貧農走上反對富農的堅决鬥爭中去。富農的
  反抗因是而被粉碎了。在一九二八年末，我國已有了足够的預備糧食。
  集體農莊的建設日益開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莊的發展，以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供給農村的社會主義工業的成就，乃根本地改變了糧食戰線上的情形。在一九二九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莊所生產的糧食不下於四萬萬普特，而商品穀物佔有一萬三千普特以上。在一九三〇年，由集體農莊和國營農莊所生產的商品穀物已達到了四萬萬普特，即比一九二七年富農所生產的要超過三倍以上。
  斯大林同志指出，全盤集體化，是不會在農民簡單而和平地參加集體農莊的程序下，而是在農民反對富農的羣衆鬥爭的程序下，始克實現的。全盤集體化與消滅富農階級的任務，有着不可分開的關係。
   “實現消滅富農階級的基本方法，——斯大林同志說，——即是羣衆集體化的方法。其他一切的措施都應配合着這個基本方法。一切與逼個方法相衝突的，或足以減低其意義的，必須加以拋棄。”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之下，布爾什維克黨準備了由限制和排擠富農分子的政策，轉到以全盤集體化爲基礎的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這是個歷史性的轉變。
   斯大林同志指出，這個轉變之得以實現，乃由於階級力量在我國經濟上的變動和集體農莊
  及國營農莊的勝利所致，而後者建立了物質基礎，所以能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莊的生產去代替富農的粮食生產。他指，明依據全盤集體化爲基礎的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與在此以前的限制和排擠富農的政策，有着顯著的區別。斯大林同志以科學方法證明，向國內資本主義實行最後攻擊的時刻已經來到了。在國家工業化實現以前，在基本農民羣衆轉上集體經濟以前，任何消滅富農的企圖都必然會遭受破產，幷且是最危險的輕舉妄動。
   “爲要排擠富農階級，——斯大林同志敎導說，——就要在公開的戰鬥中擊破道個階級的反抗，剝奪它藉以生存、藉以發展的生產資源（土地自由使用權、生產工具、租地權、僱傭勞動權等）。而這正是轉變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否則，所有排擠富農階級的議論都不過是對於右傾分子愜意而有利的無謂空談。否則，便不會有什麼眞正的農村集體化，更談不到全盤集體化了。這一點，我們農村中的中農貧農是完全懂得的。他們曾擊碎了富農和實行了全盤集體化。”在一九二九年末，蘇維埃政權已具有了一切前提去實施由限制富農政策轉到消滅富農階級的巨大轉變。蘇維埃政權取消了租地權和僱傭勞動權的法令，這就剝奪了富農的土地和僱傭勞動。蘇維埃政權還取消了淸算富農的禁令，允許農民爲着集體農莊的利益去沒收富農的牲畜和耕種工具。富農的一切於是全被沒收充公。
   “這是一個極深刻的革命，——“聯共（布）黨史簡明敎程”中寫稱，——是從社會的舊質態轉變到新質態的突變，其意義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結果是相同的。農村中這個革命轉變是由在上的國家政權的倡導和千百萬農民羣衆在下的直接擁護而實現的。”
  這個革命一舉而解决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三個基本問題：一、消滅了人數最多的剝削階級，即資本主義復辟支柱的富農階級。二、使我國人數最多的勞動階級——農民階級——離開了產生資本主義的個體經濟的道路而轉向了公共的、集體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的道路。三、在這一最廣大和切身必需的、而又最落後的國民經濟部門中——農業，使蘇維埃政權能够建立社會主義的基礎。轉向集體化經濟，即意味着社會主義在農村中的勝利。從此可知，這個革命的結果消滅掉國內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後根源，而同時創造了建設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所必需的具有决定性的新條件。由於富農階級的被消滅和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使各國資本家妄想以國內反革命力量恢復蘇聯資本主義的希望已永遠化爲泡影了。
  城鄉的資本主義分子不僅在經濟方面，而且在思想方面，都與社會主義進行着殘酷的鬥爭。他們在黨中和工人階級中的先鋒隊，就是那些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右傾的資
  本主義復辟者和各種資本主義民族主義者。在列寧——斯大林黨爲我國社會主義勝利而鬥爭的各緊要時期中，這些敵人反黨的活動，忽而聯合，忽而分散，竭力去掩飾他們的觀點和實際目標的共同性。在實行全盤集體化時期中，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加强了反黨的鬥爭，因爲他們於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中，已看明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希望將歸幻滅了。 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及布哈林分子，違反了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關於農業集體化和加强進攻富農必要的决議，進行了反對集體化政策的陰謀，他們成爲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的黨路線的死敵。布哈林分子說，集體農莊於事無補，不要去觸動富農，因爲他們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之中。在右傾分子的心目中，富農正是他們的代理人，希望得到富農的支持，以便加强反抗蘇維埃政權的措施和反蘇維埃的一切活動。 列寧主義訓導說，在工農的政治和經濟聯盟的基礎上，在蘇聯建設完備的社會主義社會才有可能，而托洛茨基分子則企圖鼓動城鄉勞動人民間的互不信任，曲解了列寧主義。
  “托洛茨基主義的本質，首先在於否認我國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力量在蘇聯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中說。
  托洛茨基主義還有一種特點，即否認工人階級能爭取農民，幷有引導基本農民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因爲托洛茨基分子把農民看作反革命的羣衆，他們是不會關心到社會主義
  建設的利益的。
   “保持着此種觀點，——斯大林同志說，——是否可能激發農民羣衆去參加集體農莊運動，粗織羣衆性的集體農莊運動，組織消滅富農階級的工作呢？顯然，這是不可能的。
  從此可以得出結論：如要組織農民的羣衆性的集體農莊運動和消滅富農，則首先應當埋葬掉關於勞動農民羣衆不可能加入社會主義的托洛茨基主義的資產階級理論。”
  由於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對富農轉取堅决的進攻，布哈林與李可夫集團乃開始公開去衞護富農。叛徒們想使黨發生恐懼，以爲由於反富農的非常措施的結果，農業將會發生不能避免的退化，他們把富農經濟的低落僞稱爲我國整個農業的退化。布、李集團還以虛僞的、帶着假面具的“階級鬥爭熄滅論”，企圖加强反黨政策的鬥爭，他們斷言，由於社會主義成就的增長，階級鬥爭也會趨於緩和，幷很快地就會完全熄滅下去，階級敵人將會沒有抵抗地讓出自己的陣地，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之中去。所有這一切的右派“理論”根據祗有一個目的——破壤蘇維埃國家對富農的進攻，拯救富農免於滅亡。顯然，這個“理論”是與列寧主義絕相矛盾的，列寧主義認爲階級敵人愈失去立足基地。社會主義愈益獲得成功，則階級敵人的反抗也愈殘酷。斯大林同志的“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一九二八年十月間在莫斯科委員會和莫斯科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的演講）和“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聯
  共（布）中央全會上的演講），對於擊潰布、李的反黨集團發生了特別的意義。斯大林同志指明，右派分子是富農在黨中的代理人。
   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吿中完全揭穿了右傾的資本主義復辟者——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及其黨羽。斯大林同志指出，他們在言詞上固然是與托洛茨基分子有區別的，承認蘇聯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但在事實上，他們與托洛茨基分子乃是一丘之貉，仍然否認我國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右派投降主義者在言詞上也曾承認有引導農民參加農村中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但在實際上，此種承認祗是等於形式，因爲他們否認根據黨的指示爲實現這個自標而採取的唯一正確的道路和方法。右傾的資本主義復辟者從不承認集體農莊和國營農莊是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法和“捷徑”。
   “毫無疑義，——斯大林同志說，——不與右傾作堅决的鬥爭，不去孤立它的頜導分子，則在社會主義擴大進攻的事業上，在組識集體農莊和國營農莊的事業上，在恢復我國重工業的事業上，在消滅富農階級的事業上，我們都不可能動員黨和工人階級的力量，動員中農和貧農羣衆的力量。”
  斯大林同志在土地問題上的深刻科學硏究，對於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有着特殊的意義。他在“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的經典著作中，對於右傾的資本主義復辟者所持的那仇視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批評得體無完膚。在這著作中，斯大林同志揭破右傾機會主義理論的資產階級本質，如：國民經濟各部分的“平衡論”，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自流論”，小農經濟的“穩固論”。
  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我國國民經濟各部分的“平衡論”，與馬克思主義毫無相同之處。斯大林同志指出，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理論，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經濟不能較久地建立在二種不同的基礎上：在實現擴大再生產的巨大社會主義工業的基礎上和在散漫的小商品農民經濟的基礎上，而後者的大部分不僅不能實現擴大再生產，甚至連單純的再生產也竟經常不可能。社會主義工業依靠在此種農業基礎上自然不能迅速向前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實不能建立在這二種不同的基礎上：在最巨大而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的基礎上和最散漫而落後的小商品農民經濟的基礎上。斯大林同志指示說，這種情形可使整個國民經濟都會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因此，必須要實現巨大的農業，使它能擴大再生產，並以此改造國民經濟中的農業基礎。造成巨大的農業有二條道路可循——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顯然，在農村中培植巨大的資本主義企業與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是不相容的。這條道路足以使農民陷於窮困，而資本主義在農村中滋長起來，其結果會招致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歸於毁滅。所以，黨走上建立巨大的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的道路上去。即是說，應該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莊，配以新的技術，並把富農和資本主義分子從農業方面排擠出去。“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第三條道路，——斯大林同志說。
   而“平衡論”却正企圖規劃第三條道路。正因爲它指望着第三條道路（不存在的），所以它是空想的，反馬克思主義的。” 斯大林同志指明，右傾投降主義的“平衡論”，對於宣傳階級和平是有其必要的，它可以保持個體農民經濟的陣地，用“新的”理論武器把富農武裝起來來反對集體農莊制度。
   斯大林同志還擊毁了右派的另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自流論”。 右派分子企圖把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機械地運用到蘇維埃社會的條件下來。在資本主義時期，農村自發地跟着城市走。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這由於城市的資本主義經濟和農村的小商品經濟在基本上是同類的緣故。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則情形完全不同。我國工業乃是社會主義的經濟，而農業則是依據於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個體小商品經濟。正因爲如此，私有制盤據着的農村不會自流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關於這，列寧曾警吿大家過，他寫稱：“……小生產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規模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時，資本主義在俄國比共產主義有更堅固的經濟基礎。
  斯大林同志指出，社會主義城市對於小商品農村固然能發生頜導作用，但單靠這個因素還不能使農村跟着城市走。“所以，——斯大林同志說，——爲要使小農鄉村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除其餘一切而外，還須在農村中培植巨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有如集體農莊和國營農莊一樣，作爲社會主義的根據地，以引導基本農民羣衆跟着社會主義城市前進。”斯大林同志提出社會主義城市應積極干預農業的政策，全力去組織集體農莊和國營農莊，提出由國家政權在上的倡導和最廣大農民羣衆在下的擁護來把小農鄉村用革命方式轉到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的政策，他以這個理論回擊右傾機會主義者的虛僞的“自流論”。
   關於小農經濟的“穩固論”，斯大林同志則說：
   “……這個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只有一個目的：讚美和鞏固資本主義制度……。”
  斯大林同志引證了新的事實，即以蘇聯社會主義的實際建設，來打擊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小農經濟“穩固論”。事實上，小商品經濟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有相對的“穩固性”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此種“穩固性”的原因之一，乃是土地私有制，使得農民像奴隸一樣忠順於自己的一小塊土地。在蘇聯，自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土地私有制即被廢除了。土地成爲全民的、
  國家的財產。這樣，也就容易把農民轉入公共耕種制上去。土地國有化使農業走上社會主義乃成爲可能。 斯大林同志指出，土地國有化，列寧的合作計劃的實現，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實踐，使蘇維埃農民與資本主義國家農民之間發生了天淵之別。
   非常明白，右派分子把資本主義下的資產階級的小農經濟“穩固論”搬到蘇維埃條件之下來的意圖，是在追求一項叛變的、反革命的目的——破壤農村中的社會主義建設，從而毁滅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
   斯大林同志天才地發揚了農業集體化的理論，指出在現階段上的集體經濟的主要和基本形式是農業勞動粗合。
  列寧在自己的合作計劃中寫明，農民由個體經濟轉向公共經濟，必須利用“對農民更簡單的、更容易的、更易於接受的道路”始可實現。斯大林同志發展了列寧的論證，訓導大家，對農民最簡單的、最容易的、最易於接受的道路，就是組識農業勞動粗合。
  在農業勞動組合中，生產的基本工具歸爲公有，如勞動，土地使用，耕畜、生產房舍、機器和其他農具。至於住宅、家禽、小牲畜、一部份產乳牲畜，是不公共化的。
  農業勞動粗合把集體莊員的私人利益與他們的公共利益互相配合着，因而可能把他們的私人利益去適應公共利益。斯大林同志指出，農民的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配合具有巨大的意義。此種配合乃是發展集體農莊運動的主要條件。在集體農莊中，祗要公共利益具有堅强的基礎（生產基本工具的公共化、集體勞動、公共的勞動紀律，集體農莊的生產利益與整個社會主義國家利益的一致性），則它對農民的私人利益必可佔着上風。
  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著作中以馬列主義來分析集體農莊的內容，把它當作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是具有莫大的理論的和實踐的意義。他分析集體農莊的內容，指出它的本質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
  “集體農莊的經濟類型是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一種。關於這，不應有任何疑義。”斯大林同志揭露托洛茨基分子的反革命論證，他們企圖否認集體農莊的社會主義本質。他指出，集體農莊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它們是建立在國家土地上和公共勞動上的集體企業。斯大林同志訓示說，集體農莊是社會主義建設在農村中的根據地。
  斯大林同志對集體農莊的社會主義本質的分析武裝了黨，俾能爲集體農莊在組織上和經濟上的加强及其繼續發展而鬥爭。在斯大林同志頜導之下，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爲集體農莊中培植勞動組織的和生產的社會主義原則，展開了巨大的工作，尤其在鞏固集體農莊的公有社會主義財產方面。斯大林同志對於集體農莊社會主義本質的分析，列在農業勞動組合章程
  的原則之中。
  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傾的資本主義復辟者的資產階級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之被斯大林同志揭穿，在順利解决集體農莊任務上曾發生了巨大作用。
   ※※※
   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三〇年間，農民已羣衆性地加入集體農莊，這個集體化的强大高潮，乃是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一切巨大準備工作的結果。
   在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中，斯大林同志說，農民轉到集體化方面的時機已成熟了：
   第一、國家和社會主義工業的長足發展，已能把大量拖拉機和其他農業機器供給農村。
   第二、實現了與富農分子的堅决鬥爭政策。
   第三、農業合作制的發展，訓練個體農民已能實行集體經濟的管理方法。
   第四、集體農莊網已能使農民相信集體經濟形式比個體經濟爲優越。
   第五、配有先進技術的分佈全國各處的國營農莊，在實踐中向農民證明了新技術的力量和優點。
   “配有新技術的國營農莊，——斯大林同志說，——它們對於附近農民的協助，它們的空前的生產範圍，乃是引導農民羣衆轉向集體化道路的頜導力量。”
  機器拖拉機站對於集體化政策的勝利發生了顯著的作用。斯大林同志指出機器拖拉機站的意義，應該把它當作社會主義改造農業的支柱。
   黨爲組織羣衆性的集體農莊運動，曾實施了許多巨大的國家措施。在國營農莊的建設中，曾投入了大量的國家財力。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的經濟年度中，資助國營農莊的金額達六千五百五十萬盧布。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一萬八千五百八十萬盧布。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八萬五千六百二十萬盧布。自一九二七——一九三〇年，國營農莊擁有了一萬八千架拖拉機。
   在這幾年間，集體農莊也得到了巨大的財政援助。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資助集體農莊經費達七千六百萬盧布。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一萬七千萬盧布。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四萬七千三百萬盧布。除此以外，在一九三〇年，從集體化準備金方面還支付了六千五百萬盧布。
  國家對於集體農莊的援助並不限於此。在一九三〇年，集體農莊得到了免稅，因而增加了集體農莊的財政資源二萬萬盧布。集體農莊還得到了沒收富農的財產，其價値在四萬萬盧布以上。同在一九三〇年，國家貸給集體農莊的穀物種籽，達到六千一百萬普特。蘇維埃國家還加强以拖拉機去協助集體農莊，並爲它們組織了數千個機器耕畜基地。
   黨派遣了二萬五千個先進工人到農村中去工作，他們都是集體農莊運動的宣傳員和組織者。 至於集體化的速度，則可根據以下的材料加以說明。在一九二八年，集體農莊的播種面積是一百三十九萬公頃，所生產的商品穀物是二千萬普特以上。在一九二九年，播種面積達到四百二十六萬二千公頃，所生產的商品穀物差不多是七千八百萬普特。到了一九三〇年，集體農莊已可能播種一千五百萬公頃農地了。在一九三〇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莊二者須實在生產商品穀物四萬萬普特以上。國家由集體農莊方面所得到的商品穀物，應佔總數百分之五十强。
   斯大林同志在“大轉變的一年”論文中寫稱：
   “應當承認，即我們的社會主義大工業也未曾有過這樣飛快發展的速度，而一般說來，我們的社會主義大工業是發展得很迅速的”。 在同一論文中，斯大林同志指出：有决定性的新現象是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已不像從前那樣只是幾人一隊，而是整村、整鄉、整區以至於整州都一同加入的了。即是說，中農加入集體農莊了。我國農業的發展已開始根本轉變。
  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聯共（布）中央通過“論集體化速度與國家幇助集體農莊建設的辦法”這一有歷史意義的决議。這一决議根據列寧和斯大林關於估計各個區域特殊情形的指示，規定蘇聯各省區集體化的不同進度。中央委員會在這一决議中還規定進一步地用拖拉機、
  康拜因等去供給農業，並指出必須加快農業機器製造廠的建設。 同時，聯共（布）中央給了一個關於集體農莊運動的性質和形式的極重要指示。這個指示，是根據列寧和斯大林的集體化學說的基本論據而來的。中央委員會指出，現階段上的集體農莊運動的主要形式，是只把基本生產資料實行公共化的農業勞勵組合。在决議中着重指出，集體農莊的最主要原則乃是自願性。黨和蘇維埃組織都接到嚴厲的預吿，必須避免任何從上面去號令集體農莊運動。 强大的集體農莊運動開展起來了。集體農莊的建設獲得了巨大的勝利。但有些地方很快地就暴露出對於實行集體化政策的嚴重錯誤。有些地區的領導人員破壤了中央關於集體化速度和期限的明自指示，不估計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準備如何，而一味地去追求集體化的先期完成。此種有害的行動，在莫斯科州、外高加索、中亞細亞，都曾經發生。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傾的資本主義復辟者，於集體農莊建設中鼓動左傾的曲解，企圖破壤集體化事業。聯共（布）中央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的决議，把莫斯科州列入第三級，即集體化完成的期限應爲一九三三年，而莫斯科州竟規定必須在一九三〇年春完成集體化。
   有些地方違背黨中央的屢次指示，破壞集體農莊建設的自願原則。許多地方曾企圖跳過農業勞動組合而組織農業公社。
  斯大林同志適時地揭穿在集體農莊建設實踐中所造成的錯誤，動員黨去糾正那些錯誤，去加强已佔有的陣地，使集體化運動能不斷地向前發展。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根據聯共（布）中央的决議公佈了斯大林同志所寫的一篇有歷史意義的論文——“勝利衝昏頭腦”。斯大林同志寫稱，農村轉向社會主義的根本轉變可說己有保障，在集體化方面的成就，對於我國的命運是有極巨大意義的。因此，黨的任務在於鞏固已得的勝利，全力去運用它，以求得向前更進一步的發展。但是，誠如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勝利也有自己的黑暗面。
  斯大林同志號召大家必須堅决而迅速地去糾正爲那些黨組織所造成的錯誤，給“左傾”的曲解以打擊。斯大林同志還强調指出，必須嚴格遵守集體農莊建設中的自願原則，於决定集體化速度和方法時應估計蘇聯各地區的不同條件，並指明集體農莊運動的基本環節乃是農業勞動組合。在集體化命運的緊急關頭，斯大林同志的這一指示具有極大的歷史意義。它幇助了黨組織於極短時期內糾正了所犯的錯誤，給期望利用此種錯誤以破壤集體農莊建設的敵人一個致命的打擊。
   斯大林同志的論文安慰了農民羣衆的不安情緒，加强他們相信列寧—斯大林黨引導蘇維埃農民的正確新路線。千百萬農民羣衆深信，布爾什維克黨的政策與有些地方在集體農莊建設中所犯的曲解原則毫無相同之處。
   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聯共（布）中央通過了“反對歪曲我黨集體農莊運動路線”的决議，號召大家貫澈到底的去糾正集體農莊建設中的錯誤和過失。
  不久之後，公佈了斯大林同志所寫的“給集體農莊工作同志的答覆”一文。這篇論文詳盡地指明，各地在集體農莊建設中所犯的主要錯誤的本質在於：不正確地對待中農；在組織集體農莊時破壤列寧所規定的自願原則；違背了列寧認定必須估計到蘇聯各區特殊情形的原則；跳過勞動組合而成立公社。
   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之下，黨肅淸了由許多地區工作人員所造成的錯誤。
   “只是因為中央具有極堅决的精神和逆流而進的本頜，才把黨內極大一部分因迷戀勝利而離開黨路線往下飛奔的幹部，及時引上了正軌。
   黨把歪曲黨在集體農莊運動中的路線的行爲克服了。
   結果就把集體農莊運動的成功鞏固了。”
  偉大領袖的天才領導、睿智和卓見，保證了黨在實行集體化政策中獲得了顯著的成績。在農村經濟發展方面，於極短時期內達到了極偉大的轉變。到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在生產基本穀物的地區，集體化的農戶佔總數百分之四十——五十，而集體農莊的播種面積達到三千六百萬公頃。在二年之間，集體農莊建設的五年綱領竟超過完成一倍半以上。在三年中，集體農莊的商品穀物增加到四十倍以上。在一九三〇年，國家從集體農莊方面所獲到的商品穀物佔總數
  一半以上。
  “這就是說，今後决定農業命運的已不是個體農民經濟，而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莊了。如果說，在農民大批加入集體農莊以前，蘇維埃政權主要是依靠於社會主義的工業，那末，今後它却同時還依靠於迅速發展的社會主義部分的農業，即依靠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莊了。
   正如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一個决議中所指示的那様，集體農民已經成爲“蘇維埃政權的眞正和堅固的支桂”。”
  一九三一年是集體農莊運動新高漲的一年。在這一年中，基本穀物產區的農戶加入集體農莊的已佔總數百分之八十以上。在那裏，全盤集體化可說已經完成了。在技術作物產區和次要穀物產區中，集體化也佔有了農戶總數百分之五十以上。全國一共有了二十萬個集體農莊和四千個國營農莊。它們佔着全部播種面積的三分之二。社會主義在農村中贏得了歷史性的勝利。
  一九三三年一月間，黨中央通過爲集體農莊服務的機器拖拉機站中設立政治部的决議。爲了參加機器拖拉機站中的工作，派遺一萬七千個黨工作人員到了農村中去。
  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之下，布爾什維克黨完成了集體農莊運動强大發展的一切條件，因而進到集體農莊建設的第二階段。如果在過去，集體化主要是在橫廣方面，沿着增加集體農莊數量和普及到新區域中去的路線進行，那末，在第二階段中，斯大林同志提出在縱深方面去發展集體農莊建設，應沿着改善集體農莊工作質量及其幹部的路線進行。 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在全蘇聯第一屆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的訓詞中指出，由於集體農莊制度的建立，千百萬貧農過去過着忍飢挨餓的生活，現在已升到中農的水平，成爲生活有保障的人了。斯大林同志說，這不過是集體農莊建設上的第一步。第二步將使全體莊員都變成富裕生活的人，而全體集體農莊則都變成布爾什雜克的集體農莊。斯大林同志的訓詞成爲集體農莊的戰鬥綱頜。 由於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奮鬥的結果，到了一九三四年末，集體農莊已成爲堅强而不可戰勝的力量。農民變成爲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堅固支柱。在此時期中，社會主義工業佔蘇聯全部工業百分之九十九。
   社會主義農業也差不多佔有全國播種面積百分之九十。所以，社會主義體系在農村中已成爲統治力量。 斯大林同志在蘇聯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論蘇聯新憲法草案的報吿中指出，我國居民的階級結構已發生了極深刻的變化。斯大林提及蘇維埃的新式農民時說：
   “蘇聯農民的情形也同樣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從前有兩千萬餘的零星的個體農戶，即小農農戶和中農農戶，都是各自單獨地在自己的份地上勞苦耕作，他們當時使用着落後的技術、受着地主、富農、商人、投機者和高利貸者等等的剝削。而現在，蘇聯却已成長一種嶄新的農民：那些能够剝削農民的地主和富農、商人和高利貸者，已不存在了。絕大多數的農戶都已加入了集體農莊，其基礎並不是生產資料私有制，而是在集體勞動基礎上長成的集體所有制。這是已擺脫一切剝削的新式農民。這樣的農民也是人類史上沒有先例的。”
  由於實現斯大林全盤集體化政策的結果，我國原有的二千五百萬小的和極小的私有經濟，已由廾五萬個以上的集體農莊來代替了，它們是在農業上的巨大社會主義企業。
   集體化結束了許多世紀以來在農村中的落後和窮苦，造成了我國農業空前未有的繁榮的前提。
   全盤集體化政策所獲得的經濟結果又如何呢？不妨以農業的主要部門——穀物——爲例來說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俄羅斯的穀物總產量差不多是四十九萬萬普特。在一九二八年（在全盤集體化之前），蘇聯的穀物總產量是四十五萬萬普特，而在偉大的衞國戰爭前夕，已逹到七十三萬萬普特了。到一九四〇年，我國的商品麥子產額，差不多已超過戰前的俄羅斯二倍了。
   在沙皇的俄羅斯，地主出舊的商品麥子佔總數百分之廾二，富農——百分之五十，其他的
  基本農民羣衆，即貧農和中農——祇佔百分之廾八。
   在偉大的衞國戰爭前的蘇聯，國營農莊的商品麥子差不多佔總數百分之十，集體農莊——差不多佔百分之九十。因此，在社會主義的生產者手中，差不多已握有全部商品麥子了。
   集體農莊制度的堅强性和不可戰勝性，社會主義農業的重要性和進步性，在偉大的衞國戰爭年代中都已無可否認地被證明了。
  斯大林同志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選舉區的選舉人預選大會上發表了一篇有歷史意義的演講，他說，共產黨之能保證在進行戰爭中所需要的一切物質，第一、得力於蘇維埃國家工業化的政策，第二、得力於農業集體化的政策。
   “集體化方法，——斯大林同志說，——之所以能成爲進步方法的最高階段，不僅因爲它不需要去損害農民，而是特別因爲它在數年之內能把巨大的集體經濟籠罩全國，使它們能採用新式技術，利用一切農學上的成就，並給與國家更多的商品生產物。
   毫無疑義，沒有集體化政策，在這樣很短的時期內結束我國農業上許多世紀以來的落後是不可能的。”
   强大的集體農莊制度不僅保證了於偉大的衞國戰爭開始之前積儲了大量的國家預備糧食，
  而且於戰爭期中，無間斷地把糧食供給了紅軍與居民。
   鞏固集體農莊，加强它們的物質和技術基礎，爲農業進一步的高漲而鬥爭——是戰後五年計劃中心任務之一。
   在一九四七年聯共（布）二月中全會的决議中，指出了一個戰後農業高漲的廣泛綱頜。中全會提出任務如下：
  “保證農業達到這樣的高漲，俾於極短時期內能使我國居民有豐富的糧食，輕工業有充分的原料，並能積儲爲國家所必需的預備糧食和預備原料。”
   蘇維埃國家對於集體農莊、國營農莊和機器拖拉機站給了莫大的物質援助，使農業迅速地能去彌補因戰爭所造成的創傷，並向前邁進。 黨和蘇維埃政府制定了發展集體農莊所公有的大量出產產品的畜牧業的三年計劃。這一計劃成爲集體莊員爭取大量提高社會主義畜牧業的戰鬥綱頜。
  祇因爲有集體農莊制度之故，我國農業在偉大的衞國戰爭年代中雖然蒙受了無比的損失，但仍能於戰後很短時期內得到非凡的成就。關於這一類的成就，蘇聯部長會議下的中央統計局所公佈的關於一九四九年三季中執行復興和發展蘇聯民國經濟的國家計劃的總結就有很好的說明。一九四九年的穀物作物總產量大過一九四八年，甚至超過戰前的一九四〇年。集體農莊的農民對於提高其他許多技術作物的產量也獲得優異的成績，而集體農莊公有畜牧業的發展也是如此。 斯大林同志曾指明過，農民在個體經濟和單獨勞動的條件下是軟弱無力的，當他們聯合在集體農莊中，則可變成極偉大的力量。斯大林同志的這個預見正被完全證實。祇要引證集體農莊生活中的少數實例即可完全明白。農業集體化於極短時期內解决了缺乏土地的問題。集體農莊制度使農民在公共勞動和採用現代農業機器的基礎上，抽乾了數百萬公頃面積的沼湖和過去不宜耕種的土地，把它們變爲良田，這樣就大大地擴大了播種面積。到一九四〇年，我國的播種面積比一九一三年要超過一倍半。祇要這一事實已足够證明集體農莊比個體經濟有着不能爭辯的優越性。
  各中亞細亞共和國和其他苦旱區域中的農民，幻想着灌漑農地的水利已不知有多少世紀了。當集體農莊制度未在我國勝利之前，這個幻想始終不能成爲事實。
  祇有集體農莊制度始能鼓舞千百萬農民去從事於巨大的全民建設，因此之故，在中亞細亞、伏爾加左岸、北高加索及蘇聯其他各區，完成了無數的水利建設。
  由於斯大林同志的提議，黨和蘇維埃政府通過了一項决議：“關於培植防護林帶、推廣牧草肥田的輪種制、建設池塘和蓄水庫的計劃，以保證蘇聯歐洲部分的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帶的高額和穩固的產量”。這一决議對乾旱和歉收宣佈了無情的鬥爭，並在社會主義農業發展上開闢了新階段。這一决議揭開了我國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帶的廣大幅員上的布爾什維克改造自然的廣泛計劃。這種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巨大工程的實現，祇有社會主義在我國城鄉都已贏得勝利的條件下始有可能。
   祇有在集體農莊制度下，在農村建立千百所電力站運動才能發生全民的性質。
  列寧認爲，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全部國民經濟電氣化問題，農業也包括在內，是社會主義建設最重要問題之一。列寧把電氣化看作與我國共產主義建設任務有着不可分離的聯系。他於電氣化中看見了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技術基礎。這由列寧所提出的著名口號得到明證。他的口號：
   “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電氣化。”
  現在我國，不僅個別的區，即整個的州都走上集體農莊全面電氣化的道路。近年以來，農村中電力站和水電站的建設，已變威爲眞正的人民運動。
  在戰後斯大林五年計劃中，農村電力站的數量將予大量地增加。在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全部機器拖拉機站、全部國營農莊和五萬六千所以上的集體農莊，都將實施全面電氣化。
  城市工業企業的支援，對於集體農莊鄉村的電氣化發生了巨大的作用。它們把設備和器材供給農村電力站，幷派遣了熟練工人和工程技術幹部到農村中去服務。集體農莊電氣化是由各地黨組織所領導的。
  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提出一項任務：在五年計劃終期，實現全州集體農莊的全面電氣化，把首都的一州造成社會主義農業電氣化和機械化的先進榜樣。 集體農莊鄉村的電氣化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技術武裝了勞動，增加了農村勞動者的熟練程度，根本地改善了農民的生活水平。電氣化幇助了集體莊員的富裕生活的增長，幷成爲消滅城鄉對立的重要工具。
   祇由於集體化之故，由於社會主義改造農業之故——農村電氣化的巨大工程始能實現。
  集體農莊制度的勝利才能把現代科學的成就應用到農業生產上去。農村勞動者之能獲得此種非凡的成績，在許多地方應歸功於蘇維埃科學。同時，巨大的社會主義農業也是建立在米丘林—威廉姆斯—李森科學說上的農業科學進步的堅强基地。先進科學與集體農莊生產的結合天天在擴大，在加强，幷爲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帶來新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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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在斯大林集體化理論上而產生的列寧—斯大林黨的眞正革命的、智慧的政策，造成了集體農莊制度的繁榮，澈底消滅了我國的資產階級，實現了社會主義在農業上的勝利，從而使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安如磐石。在斯大林同志英明頒導之下，布爾什維克黨依據列寧—斯大林社會主義政造農業的天才理論，解决了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的社會主義革命中最艱難的歷史任務，把千百萬個體農民經濟引到社會主義道路上去。
   斯大林的集體化理論，布爾什維克黨的政策，已己深入在千百萬農民的生活體驗之中。集體農莊制度是列寧—斯大林黨對農民問題的英明政策的有力具體表現。 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具有巨大的全世界歷史意義。蘇聯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充實了馬列主義的科學，把它推向前進，井用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明白綱頜武裝了各兄弟共產黨。
   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我國集體化的全世界歷史意義，乃是各人民民主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活動榜樣和戰鬥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