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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譯自一九二三年四月俄共黨（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决議
   一工業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般作用
  目前我國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的相互關係，歸根結底是以工業與農業間的相互關係爲依據的。終極說來，工人階級所以能保持並鞏固其領導地位，並不是經過國家機關與軍隊，而是經過無產階級本身所再生產着的工業。黨、職工會、靑年團、以及我國各種學校的任務，就在於敎育和培養新的一代工人階級。但是，如果沒有日益增長的工業基礎，所有這些工作，都將成爲空中樓閣。只有發展工業，纔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基礎。
  雖然我國農業技術水平仍是很低，但對整個蘇俄經濟說來，農業還是佔着頭等地位。
  只有隨着工業企業之眞正發展，作爲無產階級專政之唯一鞏固基礎的重工業之恢復，以及電氣化工作接近於實際完成，農業在國家整個經濟中的比重纔可能改變，也必然會改變，而重心纔可能也必然會由農業轉移到工業上來。黨應當有系統地、堅定不移地、不惜一切努力與犧牲地，以盡可能迅速恢復工業與重工業的方法，致力於加速這一過程。
  農業在我國經濟中佔據優勢地位時期之長短，不僅取决於國內經濟成就，因爲根據上述一般條件，這類成就只能是逐漸取得的；而且也取决於國外發展進程，即首先是取决於西方革命和東方革命的進程。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都將會增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物質、技術後備，而迅速反映於我國經濟發展之整個速度上。我黨永久是有着這種國際遠景的，但它在估計自己的每一步驟時，却不應當有一分鐘忘記或忽視農業佔據優勢的事實。
  不用說忽視這種情况，即令是注意不够，都是含有經濟的，以及純粹政治的無限危險性的。因爲這樣，就會不可避免地破壞或削弱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會破壞或削弱農民對於無產階級的信任；而這種聯盟與信任乃是目前歷史過渡期間無產階級專政底最主要的支柱之一，保持與鞏固這種聯盟和信任，乃是鞏固蘇維埃政權的基本條件，因而也是黨底基本任務。
  必須記住過去歷次黨代大會的决議，這些决議曾正確地强調指出，只有用實證的方法，即在多年實踐中向農民證實集體農莊在經濟上是更有利、更合理的等，只有用這種方法，纔能使農民贊同社會主義的經營方式。
  在財政方面，節約國家資財，正確的稅收制度、正確地製定預算等政策，目前是應當而且也定會努力不懈的繼續執行的，但要獲得决定性的成績，只有在增殖國家工業利潤〔註一〕和大力發展國家工業的條件下纔有可能。在軍隊已極端精減並逐漸過渡到民警制度的情况下，國防任務基本上是運輸和軍事工業問題。
  因此，我國預算構成，國家信貸政策，關於國家軍事安全的各種措施以及國家一切活動，都應把有計劃地發展國家工業提到第一位。
  在我國總經濟構成中，國家工業之恢復，必須與農業發展緊密聯繫；在工業能够取得决定性的進展前，應當自農業中，由超過農村需要的剩餘農產品中取得必需的週轉資金。但同樣重要的是國家工業不能落後於農業，否則，私人工業就會在此農業基礎上建立起來，而最後，私人工業就會吞沒或消滅國家工業。
  只有其出產多於其納入者的工業，纔能成爲勝利者。依靠預算，即依靠農業渡日的工業是不能爲無產階級專政樹立長期穩固的支柱的。關於國家工業中創造剩餘價値〔註二〕的問題，是蘇維埃政權底命運問題，也就是無產階級底命運問題。
  沒有國家底剩餘價値〔註三〕積累就不可想像的國營工業之擴大再生產，乃是使我國農業向社會主義方向而不是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條件。
   由此可知，走向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之路，是要經過國營工業的。
   二新經濟政策初期的優點和缺點新經濟政策對於健全國家經濟生活的影響是無可辯駁的。這表現在工業的活躍，許多重要工業部門生產的增加，勞動生產率和產品質量的提高，工人狀况之無可懷疑的巨大改善，以及首先是對於基本經濟任務和特殊經濟任務之態度較爲正確等上面，而最後一點則是將來眞正解决這些任務的基本前提。雖然如此，工業底實際狀况仍舊是非常嚴重的。在豐收條件下隨市場恢復而引起的輕工業活躍，雖遠未波及於輕工業底所有企業與所有部門，但它却爲其今後正常發展帶來了保證。雖然輕工業產品價格極昂，特別是當與農產品價格比較時爲然，但它還不能經常保持原本，因此，也就不能保證擴大生產。許多托辣斯生產活動之增强，是依靠過去存下的原料而達到的，恢復這些原料儲備，乃是目前國家經濟政策中最重要、最緊急的任務之一。另一方面，那些很難與市場發生接觸，而實際上是完全依靠國家定貨的重工業，爲要進行恢復工作，需要國家有正確計算的大量投資。鐵路與水路運輸的情况也多半如此。
  由此可知，對輕工業產品價格尙未作到完善的調整（這是由於全部經濟條件的關係，而輕工業產品價格，在它尙未達到保證經常還原的水平時仍然是極高的。）和重工業落後於輕工業，乃是新經濟政策初期的主要缺點，這是由新經濟政策前整個經濟狀况所引起的，也是向新經濟政策過渡時，經濟關係難免失調的結果。依據市場情况求得更符合工業發展需要的物價調整，建立輕工業與爲之供給原料的各工業部門及農業間的更爲正常的關係，以及拉平輕、重工業的戰綫等，這就是目前進入新經濟政策的第二個時期，國家在工業方面的根本任務。而這些任務，是只有當市場與計劃間保有正常關係時纔能解决的。
   三計劃工作之任務與方法
   工業、運輸業的主要資財，都屬於一個所有者——國家——的蘇俄；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積極干預，必須帶有計劃性，而且由於作爲所有者與主人的國家之統治作用，計劃原則一開始也就獲得了特殊的意義。
  可是，過去全部經驗證明，社會主義經濟計劃是不能主觀地，用推理或官僚主義的方法去擬製的。包括一切工業部門，包括工業各部門間相互關係以及整個工業與整個農業間相互關係的、眞正的社會主義經濟計劃，只有在國有化的基礎上，在不斷努力於實際協調各經濟部門之工作並正確估計其結果的基礎上，有了長期準備的管理經驗之後，纔能確定。
  因此，最近時期的任務，便只能是帶有一般指示性並多半是準備性的。它不可能以一個什麼公式來確定，而只能使各個經濟領導機關，使其基本任務、工作方法與實踐，能够經常銳敏地適應於市場情况與市場關係。只有發展到最後，計劃方法纔能够也必需使市場服從自己並從而取締市場。
  由此可知，國家在最近時期採取有計劃的經營方式時，還是存在着兩種危險的：（一）當企圖以計劃的方法規定經濟發展，以行政措施代替市場調節，而我們的活生生的管理經驗又還未能爲這種行政措施創造出必要的基礎時，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局部的或全面的特種經濟危機，如在軍事共產主義時期所發生的一樣（如“停滯”、“堆積”等）；（二）當集中性的調整落後於顯已成熟的需要時，當採取及時的行政管理措施本可以於較短的時間內，用較少的人力、物力達到同樣結果的條件下，我們却要用不經濟的市場方法去解决經濟問題。
  由於我們旣已轉而採取市場的經營形式，國家就一定要給各個企業以在市場上從事經濟活動的必要自由，而不以行政手段代替它。但如果說每個托辣斯爲着自己工作的順利，應當自由决定方向，並對自己的工作負完全責任；那麼，國家則應當將這些托辣斯以及其他企業聯合看作是爲自己服務的機關，而藉助於這些機關去探察整個市場，並可能採取較各個別企業根據市場情况所確定者爲優越的許多實際措施。比如中央經濟機關可以於某一托辣斯在實際中證明其情况無望之前，即作出關於必須取消這一托辣斯的結論。
  可是，輕工業與重工業間的相互關係，無論如何是不能僅僅經由市場途徑去解决的，因爲事實上這將形成一種威脅，此即於最近數年間將要先破壞了重工業，而後又經過盲目的市場再去恢復它，但已是在私有制基礎上去恢復它了。
  由此可知，我們的計劃原則與資本主義諸國不同，它的範圍，並不僅以各托辣斯和辛迪加爲限，而是要擴及於整個工業的。此外，國家計劃還應當包括工業和農業、財政、運輸、國內外貿易之間的相互關係。換句話說，由於新經濟政策時期，國家在大部工業生產力及運輸業方面，在信貸手段方面，不但仍舊是所有者，而且仍舊是經營之主體，所以這時期的計劃，按其範圍來說，與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差別很少。但其方法已截然不同。即集中管理的行政手段已爲機動靈活的經濟手段所代替。
   在採取行政措施以推行計劃時，應當極其愼重地仔細硏究其基礎。
  計劃對於在某個時期（如秋收後糧食上市，貨幣由城市流入鄉村時）所必然或最可能發生的經濟現𧰼，應有所預見，並給各相當機關以指示，對各個工業部門、各個區域的這類預見之盡可能具體，並針對着這種可能的情况製造關於採取某些必要措施的大概時序的指示。
   十分明顯的僅靠工業本身，即僅靠領導工業的行政機關——最高國民經濟會議的努力，是不能作出工業的基本計劃的，而應當有較工業機關爲高的特殊計劃機關來承担這一任務，而使工業與財政、運輸等聯結起來。這種機關，按其地位來說，那就是國家計劃委員會。可是必須賦與國家計劃委員會以一定的地位，使其有更堅强的組織，特別必須賦與以更明確的權利與義務。必須規定一條確定不移的原則，即任何一個全國性的經濟問題都經由國家計劃委員會處理，而不是經由共和國底其他高級機關。不管這類問題是由誰提出，是該委員會本身抑或其他任何部門，計劃委員會應當根據其他一切經濟工作情况來分析這一新問題、新方案或建議，並從而確定它們的比重與作用。必須堅决肅淸中心區或各地方底任何部門或機關匆忙、草率地擅自作出這種或那種决定的企圖，因爲這類企圖乃是缺乏經濟預見的表現，乃是最有害的行政上的遊擊習氣殘餘。
  各部門工作成績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於它是否能將其計劃與提議及時送交國家計劃委員會進行全面審査與調整，而國家計劃委員會工作成績如何，則應看其是否能及時發現經濟上的問題，正確地預見到未來，以及是否能使各部門及時地實際地獲得其自己各工作部分間所需要的預計的協調。
  必須經由國家計劃委員會而與建立各種偶然性的臨時委員會如調査、指導、檢査、籌備委員會等事作鬥爭，因爲這種委員會乃是我國國家工作中的最大不幸。必須經由正常的永久性機關保證正常工作。只有如此，纔能改善這些機關，並使其根據不斷增長的經驗，全面適應其所負担的任務而發展其必要的靈活性。
   在今後是否需要賦與計劃的領導機關，即國家經濟總參謀部——國家計劃委員會以某種行政權力，或何種權力等問題尙未確定前，當計劃領導需要使用强制力量時，應經中央政權的適當機關（如經濟人民委員會、蘇聯勞動國防會議、人民委員會議、全俄中央執委會等）之批准。
  製定總的經濟計劃，特別是在蘇聯的經濟、文化落後條件下，只有給各經濟部門以必要的自主權力，去解决根據其自然條件與生產條件而產生的經濟任務，纔能順利製定這種計劃。要作全蘇計劃，首先要正確估計與指導各省的計劃工作，然後把各省計劃與全蘇經濟任務統一成蘇聯底整個計劃。
  當解决各項基本經濟問題時，必須充分估計到各民族共和國底利益與權利。必需經由它們的適當機關去解决它們所担承的總計劃任務，並在工作上與它們的相當機關取得經常而密切的協調一致。只有如此，纔會使工業分佈逐漸達到最恰當的地步，而與自然條件、原料出產地、動力等條件相適應。
   四托辣斯、托辣斯底作用及必要的改組
  國家是基本生產手段與運輪工具的所有者。各個經濟部門及其所屬各個組織、機關與企業組合，則管理其所受領的一部分經濟事務，其獨立活動範圍以能適應目前市場條件下之經濟需要爲限，並由上級，即國家底高級機關確定之。
  國家有處理各托辣斯、鐵路等方面的一切未用資財的無限權力。國家政權對於各經濟機關及後者對其所屬各機構和托辣斯現行工作之實際干涉範圍與干涉形式，純以合乎經濟目的的觀點來確定，並以相應的規程調整之。
  大部分國家工業都應組成托辣斯，即組成爲享有廣泛經濟自治權的企業聯合，它們則作爲經濟單位自由出現於市場。這些經濟聯合及該聯合內各企業之基本任務，乃是增殖與實現剩餘財富之價値，以擴大國家資金積累，因爲只有這一積累纔能保證提高國家底物質水平和整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直接爲滿足國家主要需要而生產的國家企業，如軍事工業，同樣必須完全服從於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降低每件產品成本的要求。
  由於由軍事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之過渡，多半是以軍事共產主義的方法完成的，故各企業之分類，將這些企業合併爲各種托辣斯，它們之間的資材分配以及對它們的貸款等，直至現在，多半仍是官僚主義地主觀地。從經濟計劃工作的觀點看來，這都是些粗糙惡劣的經驗。要糾正和改造它們，已經不是用推理的方法，而只能是也必須是用試驗，用使市場經驗與行政經驗日益結合的方法去進行檢査，並在這個基礎上改造它們。
  週轉資金不足的怨聲，證明在過渡到新經濟政策時，國家經營的工業數量，是超過了經過多年內戰和封鎖的我國一般經濟狀况下國家所能經營的力量的。因此遂發生了企業不穩定、生產中斷，主要是發生了生產不足現𧰼；而這些現𧰼，反過來又引起了產品成本極昂，市場極端縮小，因而也產生了各種經濟困難。
  擺脫現狀的出路，則是把生產急劇集中於技術裝備和地理位置最好的各企業。與此相反的其他各種次要的事情，無論如何重要，都必須推到後面去，而讓位於基本經濟任務；這就是保證國營工業必需的週轉資金，減低成本，擴大市場與增殖利潤〔註四。今後定貨之分配，應嚴格符合於正確的生產集中之利益。當從純粹生產條件與營業條件的角度審査托辣斯底機構及其組成時，必須完全擺脫單按平行原則或單按垂直原則的單一樣式來合併企業的官僚主義成見；對這種審査工作的領導，必須不是形式的，而要實際地考慮到各企業的聯繫與相互關係，它們地理分佈上的相互關係及與運輸和市場的關係（如企業之聯合等）。必須打退那些與更有益更獲利的組織生動相抵觸的各部門或地方底不合理要求，而傾聽和考慮各有關托辣斯與有關工厰的意見，因爲它們的生動經驗已證明了拋棄生產組織上的公式主義之必要。
  實行減低成本時，應不以追求轉瞬即逝的顯現於市場上的成績，而應以我國經濟力量之增長與發展前途爲着眼點。
  按照昨日的定價計算其原料的成本核算，與減低成本是毫無共同之點的，應按浪費國家資財嚴格懲處。
  直接或間接損害重工業的暫時廉價政策，同様是完全不正確的致命政策。如不恢復重工業，那麼輕工業以及整個經濟建設，都是沒有基礎的。煤、石油、五金等業，就是這類工業。只有使它們獲得成績，纔能眞正保證共和國底經濟繁榮與對外安全。只有在最高國民經濟會議根據已有的各項指示，將工業底所有基本因素結合起來，預見到並準備使這些因素作必要的聯合，保證在全部生產過程中，正確及時地利用生產底所有因素（如燃料、原料、半成品、機器、勞動力等），並對各托辣斯實行堅定的日常領導；只有在這種條件下，纔可能獲致工業戰綫的全綫勝利而非部分勝利。
   五工業與商業
  沒有正確的銷售組織，生產的成果就將會引起商業雜費的極度增加，部分的商業停滯，亦即在甚至目前即已極端狹小的市場情况下所無法解脫的商業不振之危機。因此，對那些能保證工業與農民市場之眞正聯繫的基層商業機關之硏究，應被提在第一位。至於那將日益起重大作用的辛迪加化問題，最近亦應予以應有的注意，並使其完全適應市場情况與托辣斯底物資後備。把辛迪加變爲貿易“總局”的辦法，除了壓制貿易活動與提高商業雜費外，不會有別的結果。要强制實行辛迪加化，必須在經濟上有所準備，在營業上亦有利可圖。
  代表大會認爲過去所通過的一切關於合作社的决議都是正確的，認爲合作社作爲貿易機關，應日益擴大國營工業與農業間的聯繫。進一步改善這種機關，大量縮減其雜費開支，一切國家機關爲合作社機關之進一步發展創造最便利的條件，使其變爲國營工業與農業生產間的基本媒介，乃是國家調節國民經濟的基本任務之一。
  鑒於貿易機關與交易規模極不相稱，故應盡其全力地以裁減貿易機關，調整銷售過程，取消多餘的代理店，特別應以將若干商業職能交付最有生氣的各地政府機關與合作社機關的方法，來最大限度地縮減商業開支。
  無論是國營貿易機關或合作社，都必須注意研究市場情况，督促輕工業企業更有系統地注意使其生產適應工農消費者的需要。
   托辣斯與各企業所享有的業務活動上的較大自主權，辛迪加具有較大伸縮性的活動，以及我國工業底一般狀况，都要求使單純的生產活動與單純的商業活動之間達到最大限度的協調一致。這無論對於國內或國外貿易都是如此。在未確定此種協調底組織形式之前，應即規定：有系統地研究這方面所積累之經驗，研究使工業與商業協調的實際方法，乃是一件重要的任務；這一任務的解决，只有在最高國民經濟會議、對外貿易人民委員會、國內貿易人民委員會繼續不斷的共同努力，與國家計劃委員會在勞動國防會議底總預導下積極參加的條件下纔有可能。
   六工廠
  生產的成功或失敗，關鍵就在於基本的工業單位，亦即工廠。在每個企業中，在生產技術方面，與採購、推銷方面正確的佈置工作，乃是具有决定意義的重要問題。
  托辣斯一方面要掌握對企業的總領導權，並將那些業已準備集中的生產、營業部門及其業務活動集中起來，同時另一方面應全力避免絞殺性的集中化，窒息企業之主動性與對其所屬各工厰之工作進行機械的干涉。必須使每個工廠本身的成本核算與結算不僅能使我們斷定該企業獲利的大小，增長或縮減的程度，而且能充作實行完全符合該企業特點的奬勵制度之一般基礎。
   七成本核算，平衡與監督
  在目前條件下，對企業、托辣斯、國家間相互關係的正確程度及整個管理工作正確程度之唯一嚴格、可靠的實驗性檢査，只有根據營業結算方面所表現出的物質結果纔能進行。如果沒有包括整個國家經濟自上至下各環節的正確的會計制度，如果沒有確定國營工業產品之實際成本的科學的成本核算，那就不能保障不逐漸浪費與消耗國有化之財產；而且在這種情况下，托辣斯就將會成爲將國家財產轉交與私人之手的孔道。
  除使目前官僚主義的報吿，各種專門的調査統計表，職員登記表等簡要化外，製定統一的簿記，規定固定的、一切托辣斯與企業都必須遵行的計算單位，對會計組織方面實行統一領導與統一指導，監督其實際執行，並使其盡量準確與完善化等工作，應成爲經濟領導機關，特別是國家計劃委員會底最重要任務之一，其目的在於使整個國營工業，然後是整個國家經濟達到眞正統一的平衡。
  對工業成本核算與工商業間的平衡、正確地組織國家檢査，乃是勞動國防會議的迫切任務。如果沒有這樣有權威的周密的檢査，其他一切經濟督導即將成爲幻想，並使那種與正確的經營經濟不相容的、不負責態度滋生起來。
   八工資
  過去時期內所實行的工資政策，一般地說，已完全證明了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决議與職工會第五次代表大會决議，而特別是關於職工會與經濟組織之間簽訂集體合同的决議之正確性。
  在去年一年內，可以說各業工人的工資都大爲增加了，而工資增加的結果，勞動生產率也大大地提高了。
  今後總的工資政策應當是：或多或少地拉平一切工業部門內的中等工資，並對中等技術標準進行必要的修正，以便使具有同一或同等技術的工人可以在各種不同的工業部門內得到差不多相同的報酬，並在眞正以實際產量規定個人工資的條件下，使其盡可能不受市場波動的影響。相當的國家機關應與職工會協同努力，使各該工業部門內所具備之較好條件，不僅用以利於各該工業部門內的工人，而且用以利於整個工人階級，提高各落後部門首先是重工業與運輸業部門的工資。
  爲着盡力改善工人階級底狀况，國家機關與職工會必須牢記，要長期全面地改善工人階級狀况，只有在發展工業，亦即使工業獲得利潤〔註五〕的基礎上纔有可能。從這種觀點看來，支持生產效率很低的企業，或維持那些工人數量與企業實際生產力不符的工厰，這種措施乃是最有害、最不合理的社會保證形式，而且這也是違背工人階級底將來利益的。
  各工業企業內所負担之各種非生產所必需，非法令所規定的行政開支，不管這些行政開支有如何重要的意義，對於經濟，對於國家都有極大的危害，因爲它會破壞正確進行成本核算的可能，並在半隱蔽的形式下迫使國家担負其在目前財政狀况下無力担負的開支。托辣斯所擅自處理的，旣非法令所規定，又非國家所調整的“贈送”，應看作是浪費國家資財，而非其他，這種行爲應受到法律的制裁。
  對於在目前情况下，勞動法實際實施情况，勞動力、工資、各種工作勞動日之長度、社會保險費、文化敎育費等一切規定之執行情况，必須進行仔細的檢査，其目的，一方面在於最大限度地（目前工業狀况所能允許的限度）滿足工人需要，另一方面則在於取消或暫時修改在目前經濟條件下顯然不能實現的各種規定。爲進行上述各項修改工作並採取某些行政措施，經濟工作者與職工會工作者應當十分客觀地共同搜集那些經過嚴格審査的實際材料。
   九撥款、信貸、稅收與關稅
  振興與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必須的條件，就是切實整頓國家預算，使其符合於國家底實際儲備，並進行有計劃地開支。
  必須像結束最大的不幸事件一樣，完全結束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客觀條件迫使進行的某些事項，因爲在進行這様事項的條件下，曾使我國生產計劃與用以實現該計劃的實有儲備間無法達到一致與協調。因爲進行這些事項的結果，曾不可避免地破壞了各種工業的與財政的計劃，動搖了最重要的經濟機關之基礎。
  將工業產品（燃料、五金、機器等）無代價地或以擅自規定的不符該種產品成本的價格讓與國家（主要是運輸與軍事部門）去使用的辦法，也會得到完全相同的結果。
  今後當發現實際收入與預算收入不相符合，而必須縮減預算開支時，應當以公開地，而不是秘密地，以改造預算、有計劃地縮減運輸、工業企業、軍隊等方法來縮減預算開支。
  工業貸款，不僅是財政的銀行的任務，而且是組織與領導工業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對國營工業的撥款事宜，必須盡可能集中在與最高國民經濟會議有密切聯繫的信貸機關。
  對直接稅及間接稅與工業支付力及市場容量兩者之間相適應的問題，以及從保護國內一定工業部門的觀點出發，對進口貨物採用這種或那種稅率的作用問題必須作最周密的硏究。
  同樣，必須使鐵路運費與市場擴大之需要（特別是向東方的輪出）協調一致。
  向國外採購與定貨（縱使其價格較國內爲低廉），除了絕對必需及是項定貨可以大大刺激我國是項工業部門之發展者外，必須一概堅决停止。
   只有堅决、澈底地執行社會主義的保護關稅制度，纔能在目前過渡時期內保證處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的蘇維埃國家工業的眞正發展。十外國資本
  過去一年來的經驗證明，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在某種廣大限度內是容許私人資本（其中包括外國資本）在工業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的。必須繼續採取一系列的措施，用過去業已證明合適的一切形式：即租讓、混合公司，出租的形式吸收外國資本投資於工業。仔細硏究，究竟那些工業與企業部門，根據何種原則能够租讓與外國資本經營，纔有利於國家整個經濟發展等問題，應當是計劃機關與經濟總領導機關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十一管理人員，管理人員底地位與任務，培養新的一代技師與管理人員
  第十一次黨代大會决議中所規定的，其正確性已爲去年經驗所證實的、職工會與經濟機關的相互關係，應根據上述决議的精神繼續加以發展與鞏固。
  必須在自上至下整個工業組織內，實行眞正的單一權力制。對工作人員進行選擇、配備與調動，乃是經濟領導機關對工業實行眞正領導與對工業命運負責的必備條件。對職工會機關底介紹與推薦固應予以充分注意，但對工作人員有選擇與任用之充分自由的相當經濟機關，無論在任何情况下亦不能卸脫自己的責任。國營工、商業工作中的弱點，就在於呆笨、不靈活與缺乏企業心。究其原因，就在於對經濟工作人員沒有很好的選擇，在於他們的經驗不足，他們對於自己工作底成績不够關心。因此在所有這些方面，必須採取一系列的正確的措施。特別是對企業領導者底報酬，應以收支差額而定，如同工資應以產量而定一樣。
  旣然經濟領導工作者（車間工長，工厰厰長，托辣斯管理處的代表等）底任務是減低生產費用、增殖利潤〔註六〕，所以他們的工作就會經常遇到極度的困難，以致經常引起糾紛，使他們被撤職或被調換，所以經濟工作者常常是面對着兩種危險：（一）其對本企業工人的要求提高時，則遭到他們和他們的代表機關或者是地方黨與蘇維埃機關的反對；（二）在勞動生產率、工資等問題上循着抵抗最小的路綫辦事時，那就犧牲了企業利潤〔註七〕，因而也就葬送了它的未來。當然蘇維埃工厰經理，對工人的物質與精神利益，對其思想情緒必須予以最大的注意。但同時，他無論如何也不應當忽略：他對整個工人階級的最高義務乃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減低產品成本，增加工人國家所支配的物質財富數量。在這方面，黨與職工會工作人員一定要給予蘇維埃廠長以全力協助。蘇維埃經濟工作者必備的品質，就是精細、堅毅、善於算計。而其最好的證明，則是企業的盈餘。
  必須幫助工人羣衆，使其瞭解：努力於獲取利潤〔註八〕的厰長，和力圖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及保護他們健康的職工會工作者一樣，都是服務於工人階級的利益的。應使勝任的經理不遭受一切意外與偶然事件，非絕對必需時，不得撤換與調動。
  黨底中央機關與地方機關應用其全部威信的力量，來衞護與支持在工作中表現了良好成績的經理。
  另一方面，必須在全蘇堅决實施此項規定，即凡不能完成任務之經理，直到其在低級職位上，以其工作證明他已有足够經驗，可以重新委託以重大事業以前，是不能使他担任同樣或更高的工作的。
  應當有系統地、專門地訓練新的經濟工作者。從前那些速成與草率訓練時所採取的只重數量的方法應代以按一定計劃並經過一定實習的訓練。尙未獲得必需知識的初期工作者，必須給予補習那些最重要的課程之機會。
  黨代大會認爲，特別需要全力加强會計人員訓練，並已派出大量黨員，以便保證最順利地解决組織正確計算的任務。
  但是，各類實踐活動之專門化，必須與提高理論、政治水平及黨的統一密切結合，否則，專門化就會給黨帶來損失，如像萬事通會有害於經濟一樣。
  黨與職工會必須嚴重注意，要在所有各級工業管理機關內增加工人成份的經濟工作幹部，特別是共產黨員經濟工作幹部，應以保證各工廠有相當的紅色經理作爲其首要任務。
  對於新的一代靑年來說，受技術訓練不但是專門化問題，而且是一種革命義務。在工人國家條件下，從前靑年工人曾用以進行革命政治鬥爭的那種熱情，現在應當全部用於掌握技術。必須使怠慢功課的學生，受到與資產階級作鬥爭時逃兵或工賊所受的同樣待遇。對於無產階級先鋒隊說來，組織社會主義經濟並不是裝璜門面，而是樹立偉業。
   十二吸收專家參加生產
  要把工業提到應有的高度，就需要加强生產部門的技術人材。若等待用新的技師、工程師來彌補技術人材之不足，則其進行必然很慢。因此，就必須最好地利用與重行配備我國現有的技術人材。新經濟政策期間，從前那些直接參加生產事業的大量優秀專家，都轉到工作較輕閒、條件較好的機關、管理局、辦公所或者是轉到商業中去了。現在的口號就是：“返回到工廠去，從事生產事業去！”爲達此目的，必須在各企業中創造正常的工作條件，使能在精神上、物質上滿足被吸收到各企業中的專門家，特別是要實行各種獎勵原則，以獎勵直接生產過程中所達到的技術與經濟成就（如各種節約、新的發明與改良等）。對長期工作自動與表現優異的行政工作人員與技術人員，蘇維埃機關與職工會應看作是特別寳貴的工作者，予以表揚，使他們享受到像在紅軍中工作優異的專家們所享有的同樣尊敬。
   十三黨的機關與經濟機關黨一分鐘也不能忘記其經常的革命敎育任務，它應當淸楚瞭解，在革命底目前經濟建設時期，對於蘇維埃建設各基本環節中的經濟機關之工作領導，也應當是黨工作的基本內容。只有當全黨的管理經驗，足以隨蘇維埃政權所面臨的經濟任務之複雜化與經濟任務之增加而增長時，黨纔能完成其歷史使命。
  因此，十二次黨代大會認爲，黨的責任，不但在於正確地配備工作人員，而基本上是在於領導經濟機關本身的工作，尤其是在新經濟政策的情况下，因爲新經濟政策時期，部分經濟工作幹部有蛻化的危險，無產階級底經建路綫有被曲解的危險。當然，在實踐中，無論如何都不應把這種領導變爲部分的、單獨的撤換、調動經濟工作人員，干涉經濟機關底日常工作，或者是企圖直接從事行政管理。
  除開在目前條件下必不可免的要對經濟機關發出關於某些具體問題的指示外，黨組織必須不斷努力，使其對經濟機關的領導帶有廣泛的全面的計劃性，以便減少其對日常工作底某些個別問題或部分問題必須採取行政干預的場合。
  黨底領導保證得愈充分，則國家機關本身在完成黨所提出的計劃任務方面，也就愈能正確地進行其行政、經濟工作。
  第十二次黨代大會認爲：第十一次黨代大會關於黨的工作與蘇維埃工作，特別是與經濟工作必須分開與劃明的决議，是正確的，並堅持要中央和各地方完全而系統地貫徹這一决議。第十二次黨代大會特別指出，根據十一次黨代大會决定：“只有在某些問題眞正要求黨來作原則决定時，黨組織纔得自己解决經濟問題。”
  黨底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全力支持這種程序，即使權威經濟機關，不僅形式上有權力，而且實際上也可能逐漸培養管理人員，並按照他們積累經驗之多寡與品質來正確提拔他們。
  這只有在按管理經驗，辦事能力，熟練程度有系統地選拔幹部的情况下，也只有在各經濟機關內部之各工作部門及其上級工作者都遵守紀律原則和遵從一定的從屬制度之條件下纔有可能。
  而在黨的方面，鑒於目前經濟工作者所承担的工作責任特別重要，全黨一切組織必須全力支助他們，系統地關懷於創造一種環境，使各種經濟工作者沒有離開黨的可能。
   十四印刷業
  正確佈置印刷工作的問題，不但有經濟上的意義，而且有巨大的文化上的意義。
  黨代大會認爲印刷業底現狀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加以改善。
  必須提高印刷技術，首先要使它能供大批發行。關於組織印刷工業問題，應於最近解决之，其方針是使大的重要的國家出版社，能够廣泛、正確、技術上令人滿意地佈置其工作。
   （選自“聯共（布）黨關於經濟建設問題的决議”上册）〔註一〕斯大林同志在其“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指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作產“是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根本不同的”。因此，必須抛棄“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一切經濟範疇：作爲商品的勞動力、剩餘價値、資本、資本利潤、平均利潤率等等”。“也必須拋棄從馬克思專門分析資本主義的“資本論”取來而硬套在我國社會主義關係上的其他若干概念。……如“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必要”產品和“剩餘”產品、“必要”時間和“剩餘”時間。馬克思分析資本生義，是爲了說明工人階級受剝削的泉源、即剩餘價値，並且給予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以推翻資本主義的精神武器。顯然，馬克思在這裏所使用的概念（範疇）是與資本主義關係完全適合的。但是現在，當工人階級不僅沒有被剝奪政權和生產資料，反而掌握着政權和佔有生產資料的時候，還使用這些概念，這是非常奇怪的。現在，在我國制度下，說勞動力是商品，說工人“被僱傭”，這眞是十分荒謬的，好像佔有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自己被自己僱傭，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自己一樣。現在講到“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也是同樣奇怪的：彷彿在我國條件下，交給社會以便用來擴大生產、發展敎育和保健事業以及組織國防等等的工人勞動，對於現在掌握政權的工人階級，並不是像用來滿足工人及其家庭的個人需要的勞動那樣必要的”。“我們的經濟學家應當消除舊概念和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新情况之間這種不相適合的現𧰼，而用適合新情况的新概念來代替舊概念。我們能容忍這種不適合的現𧰼到一定的時候，但是現在已經是我們應當最後肅淸這種不適合的現𧰼的時候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五——一六頁）
  〔註二〕、〔註三〕、〔註四〕、〔註五〕、〔註六〕、〔註七〕、〔註八〕均與〔註一〕同。
   ——編者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