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图书馆

——记共产主义战士张里桂烈士王治安陈永发李天友整理
  张里桂，字丹秋，一九O一年出生在永川县吉安乡（现为寒坡乡）街上，父亲张华珂（字宝堂），母亲张刘氏，做小生意糊口，家境贫寒。
  张丹秋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不畏强暴，敢于伸张正义的个性，他在吉安读书期间，就好打抱不平，多次与地痞恶棍作斗争。
  一九二三年，张丹秋考入川南联合县立师范学校十六班学习，在校长，阵代英、国文教员肖楚女、训育主任兼历史教师刘愿庵等几位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教育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张丹秋勤奋好学，成绩优良，乐于助人，进步很快，于一九二四年暑假前的一个星期天，在中山二楼加入S • y （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从此，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五年，继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之后，广州又发生了“六•二三惨案”，在万县又发生了“九•五惨案”。这些流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爱国学生的愤怒，全国各地迅猛掀起抗英、抗日浪潮。这时张丹秋是川南师范学校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积极参加和组织了这场斗争，他们到泸州街头宣传，禁止贩卖仇货，不准给外国轮船装卸货物，不准给外国轮船上人下客，致使英、日轮船空来空去。这年十二月下旬，张丹秋参加组织了在泸县澄溪口河坝烧毁英商煤油二千四百余桶的重大的反帝爱国活动。这次活动在川中各县震动很大，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激发了人民群众反帝爱国的热情。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张丹秋在党组织领导下参与了“泸州起义”的许多准备工作，为一举擒获驻军李章甫旅长作出了贡献。
  一九二七年初，北阀军占领武汉后，黄埔军校派陈惟中到重庆招生，张丹秋去重庆投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分校）被录取，编入第一大队学习。该校学员有一千余人，多数是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阵代英在这个学校任政治总教官，陈毅任党委书记。该校学员积极参加反对蒋介石的叛变、维护武汉国民政府的斗争。这年六月。该校学员编为中央独立师，张丹秋被编到第一营当学生军，参加了镇压夏斗寅叛变的战斗。当学生军在武长路上脂房地段与夏斗寅部队相遇，即以摧枯拉朽之势，把夏斗寅部队击溃，乘胜追至土地堂与夏斗寅主力第四团展开血战，打得第四团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叛变，国共分裂，军校学生和政工人员编为军官团，叶剑英为团长，受张发奎节制，军官团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名为东征讨蒋，实乃回粤，当军官团行至九江时，贺龙、叶挺已在南昌起义，张发奎受汪精卫之吹而反共，军官团被张发奎缴械。军官团在九江处境十分困难，当时宣布愿回家的回家，不愿回家的各自找工作。军官团改编为教导团，张丹秋随教导团去了广州，并参加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由张太雷、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张丹秋又随部队转移到海陆丰根据地，参加彭湃领导的东江支队，开展游击斗争。后来党组织又派他去湖北做“匪运”工作。张丹秋和其他一些川籍学生，在鄂中一带参加游击队，夜袭团练（地主武装），夺取枪支，由于力量薄弱，加之口音不同，难于扎根，张丹秋不久便回到永川老家。
  一九二九年，王彦家任泸县县委委员，与赵文伯一起负责筹备民众学校的开学事宜。这年五月，张丹秋由家去泸县，王彦家留张丹秋在民众学校任教，就在这年，张丹秋经王彦家、赵文伯介绍，由泸县县委书记黄汝念主持了他的转党仪式，宣布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后张丹秋协助王彦家在民众学校做了许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学生中绝大多数是文盲，通过识字、唱歌、讲时事等，对他们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由于教学切合实际、形式生动，学生越学越有劲，学生人数一直很稳定，学校办得生气勃勃。同时他们还利用学校这块阵地开展社会宣传。在校门两边各布置了一块黑板报，每天刊出时事消息，每逢节日刊出一些纪念文章，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
  一九三O年，张介棋（张丹秋、王彦家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同学）任永川中山公学教导主任，因当时学校师资缺乏，便函邀张丹秋、王彦家来校任教，到校后张丹秋任了斋务主任，王彦家任训育主任。他们经常接触具有进步倾向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给他们讲述马列主义的革命道理，并编印《迅雷》小报，揭露军阀的罪恶。还在重庆印成新《特刊》秘密发行。
  这时，驻永川的军阀、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彭诚孚，为了扩充军队，横征暴敛，炮制出了一条非常狠毒的搜刮民财的方案，征收鸦片烟窝捐，按永川三年田赋标准，摊派了鸦片烟窝捐约十四万银元，不种烟者征懒捐，并规定收款人可得百分之五的手续费。乡、保人员便乘机浮收勒派，农民大受其苦，怨声载道。在共产党员张丹秋等组织发动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捐斗争爆发了。
  张丹秋、王彦家以中山公学为据点，领导和组织了这场斗争。张丹秋深入永川南面一带农村，搜集军阀罪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他们还发出“抗捐宣言”和“快邮代电”揭露军阀敲诈勒索的罪行，鼓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和自卫武装。有的乡的农协会员，手擎红旗、举起木奉，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军阀”，“打倒烂团保”等口号。此外，他们还策动县里中上层人士黄泽安、黄壁祥等人组织请愿团赴省请愿，联络旅省、旅渝同学会进行声援。彭诚孚眼看抗捐声势越来越大，十分惊恐，不得不作出让步，将烟窝捐改为征借各半，即对种烟的征收窝捐，对未种烟的不征懒捐，将懒捐改为借款，在下年征粮时扣除。取得了抗鸦片烟窝捐的胜利。
  这次抗捐斗争后，彭诚孚视中山公学为眼中钉，对张丹秋、王彦家等怀恨在心。当时正值广汉兵变，彭诚孚及其党羽便乘机捏造这次抗捐斗争与广汉兵变有关，说中山公学“赤化”了，于十月查封了中山公学，并在城里逮捕了校长唐耕禄、教师王彦家、陈介棋，在吉安乡逮捕了张丹秋。约一月后，彭诚孚派一个手枪连将张丹秋等四人押解到成都三军（二十四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联合办事处关审军阀对张丹秋、王彦家使用了残酷的刑法，妄图强行逼供，但他两始终坚强不屈，杀人成性的刽子手，终于使用了极其卑勒的惯用手段，拿出查封中山公学时搜出的一些信件，其中一封是一九三O年上期，学校经费开支困难，曾派张丹秋去灌县向邓国章（永川人）部队募捐时，张丹秋在给同校语文教师孙建秋的问候信中，询问孙的爱人的红崩病情时说："孙二娘的赤兔马的速度如何?”。并在旁边用红笔打了几个圈，即说成是共产党的暗号，给张丹秋、王彦家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他俩死刑。
  一九三O年冬，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张丹秋、王彦家英勇就义于成都大东门下莲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