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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七年春二月甲申秘阁修撰）
  朱熹
  荆湖北路安抚广汉张公，卒於江陵之府舍，其弟衡州使君杓，护其柩以归，葬答卷潭州衡阳县枫林乡龙塘之原。按令式立碑墓道，而以书来谓某曰：「知吾兄者多矣。然其最深者，莫如子，今不可以不铭」。某尝穷病圣门之学不传，而道术遂为天下裂。士之醇凭者拘於记诵，其敏秀者於词章，既皆不足以发明天理，而见诸人事。於是言理者归於佛老，而论事者惊於管商，则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远矣。中间河洛之间，先生君子得其不传之绪，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学者又失其指。近岁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该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然又不得尽其所为，而中道以没，不有考焉以垂於世，吾恐后之君子将有憾於吾徒也。某之愚，固不足以及此，然於共学辈流，偶独后死，翔定叟之所以见属者又如此，其何以辞？顾以疾病之不间，后五、六年，乃得考其事而叙之曰。
  公讳栻，字敬夫，故丞相魏国忠献公之嗣子也。生有异质，颖悟夙成，忠献公爱之，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莫非仁义忠孝之实。既长，又命从南胡公仁仲先生，问河南程氏学。先生一见，知其大器，即以所闻孔孟论仁亲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书质焉。而先生报之曰：「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奋励，直以古之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一篇，早夜观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远颖，而犹未敢自以为足，则又取友四方，益务求其学之所未至。尽玩索讲评、践行体验、反覆不置者十有余年，然后昔之所造，深者益深，远者益远，而反以得乎简易平实之地。其於天下之理，尽皆了然心目之间，而实有以见其不能已者。是以决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笃于君亲、一于道义，而没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强为也。
  少以荫补右承务郎，辟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除直秘阁。是时天子新即位，慨然以奋伐仇敌、克复神州为己任，忠献公亦起谪籍，受重寄。开府、治戎、恭佐，皆极一时之选。而公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间，内赞密谋，外黍庶务，其所综画，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也。间以军事入奏，始得见上，即进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誓耻，下悯中原之涂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愿益加省察，稽古亲贤以自辅，无使其或少息，则今日之功，可以必成，因循之弊，可以尽革。」孝宗异其言，遂定君臣之契。
  迨忠献公没，营葬甫毕，即拜疏曰：「朝廷与金人世誓，既兴编素之师，随遣玉帛之使，是讲和之念未忘于中，而至诚恻怛之心，无以感格于天人之际，此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也。今虽重为群邪所误，以盛国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藉是以开圣心哉？继令以往，深察此理，益坚此志，专务自强，使此心纯一贯澈，上下了然，无绒芥之惑。然后明诰中外，公行赏罚，以快军民之愤，则人心挽回，敌不难却。」刘珙虑除知抚州，改严州。入奏，怜怜以立诚感天地，人心为言，谓「今规画虽劳，事功不立，陛下诚深察日用之间，念虑云为之际，其亦有私意之发，以害吾之诚者乎？有则克而去之，使吾中扁洞然，无所间杂，则见义必精，守义必固，而天人之应，将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复中原之地，必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必先有以得吾民之心。夫所以得吾民之心者，岂有他哉？不尽其力，不伤其财而已矣。然其所施，必有先后，则其缓急，不可以不详；所务必有名实，则其取舍，不可以不审。此又人主所宜深审也」。
  召为吏部侍郎兼起居侍立官。入见，上喜曰：「卿知敌事首？连年饥，盗贼四起，似有可图之势」。对言：「金国之事，臣实不知，境内之事，臣切知之。比年诸道水旱，民贫日甚，国家后弱财匮，官吏诞谩，不足倚仗。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上为默然。因出所奏，以为国家有事，必先得必胜之形。其形当在於早定，而不在於两阵决机之日。今方欲正名恢复以伸於我，又为卑词厚礼以求於彼，其於大义已为未尽，则浅漏畏怯，固益甚矣。今日但当下哀痛之诏，明复誓之义，显绝金人，不与议和。通內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事。尤必治其宝，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虽有浅漏畏怯之人，不且奋跃而争先者耶？上为改容悚听。翌日宣示执政,恢复大计，当如所陈。
  除左司员外郎兼侍讲。因讲诗葛覃篇曰：「治生于敬畏，乱起於骄淫。使为国者每念稼穡之劳，而后妃不忘织红之事，则心之不存者寡矣。」因陈祖宗自家刑国之懿，斥今日兴利扰民之害，与执政者浸不合，出知袁州。
  公在朝，未期而召对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侥幸，屏谗谀，近习尤不悦，退而家居。上念之，除直实文阁，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所部荒残多盗。公至简州，兵汰冗补阙籍诸州。黔卒伉健者募为效用，日习月按，申严保伍法。敕溪山同酋豪，弥然睦邻，毋相杀掠，横山马市，岁久弊滋，条革利病，诸蛮无不感悦，争以善马来售。上闻其治行，特进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运副。
  公雅有公辅之望，司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意在公，当道者益忌之，改知江陵。去贪史十四人，劾长吏之纵贼者罢之，捕奸民之舍贼者斩之，盗皆遁去。这将与帅守不相下，公遇之以礼，皆得其欢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义，队长有功，辄补以官，而士之感奋者多多矣。信阳守刘大辨怙势希赏，广招流民，夺见户熟田与之，公劾论其罪。
  寻以疾丐休，除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冲佑观。淳熙七年卒，年四十八。遗表劝上亲君子，元宵上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上嘉叹不已，天下传诵之。
  公为人，坦荡明白，表里洞然。诣理既精，造道又笃。其乐於闻过，而勇於从义，则又奋励明决，无毫发滞吝意。故其德日新，业日广，而所以见於论说行事之间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虽小人以其好恶之私，或能拥塞於一时；然至於公论之久长，亦莫得而拼之也。及其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义利之间，而后明理，居敬以造其极。剖析开明，倾倒切至，必竭两端而后已。平生所著书，惟论语说最后出，而洙泗言仁录、诸葛武侯传为成书，其他如书诗孟子太极图说、经世编年之属，则犹欲稍定焉而未及也。然而提纲击领，所以开悟后学，使不迷於所响，则已多矣。盖其尝有言曰：「学莫先於义利之辨。而义也者，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一有所为而为之，则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至哉，斯言！其亦可谓扩前圣所未发，而同冷冻「性善」、「养气」之功者。
  公之州里世系，已见於忠献公之碑，此不著。此不著。其配曰宇文化，朝散大夫师中之女，事翁姑以孝闻，佐君子无违德，封安人，前卒。子二：长焯，承奉郎；次炳，亦早世。女二：长适五峰先生之子胡大时，次未行而卒。孙明义、明羲，尚幼。鸣呼！敬夫已矣，吾尚忍铭吾友也哉！
  铭曰
  关尹之忠，文子之清，匪欲之循？而仁弗称。孰的孰张，以诏后学，公乘厥机，如寐斯觉。自时厥后，动罔弗钦，孝承考志，忠格天心。惟孝惟忠，唯一其义，唯命有严，岂曰为利?群邪肆诞，公避而归，两镇馀功，以德为威。帝曰「怀哉！汝忠而实，姑乞外庸，来辅来拂。」上天甚神，曷监而遗，彼顽弗夭，此哲而萎！往昔茫茫，来今不尽，求仁得仁，公则奚恨?
  译文——
  秘阁修撰张公神道碑
  朱熹
  （淳熙七年春二月甲申秘阁修撰）
  荆湖北路安抚广汉的张公，在江陵府的官衙里逝世，他的胞弟，衡州使君张杓，护着他的灵柩回去，埋葬在潭州府衡阳县枫林乡龙塘的高坡上。按朝廷的制度要立碑在墓道上，因而写信给我说：“了解我胞兄的人很多，但其中了解胞兄最深的没有谁能比得上你，你这回不可以不写一篇墓志铭。”我曾经忧虑圣人门下的学问不得流传，因而歪道的理论和方法在天下猖獗。醇朴忠厚的读书人只重视记忆背诵，那些敏捷聪明的，又以词章的华丽为追求的目标，这些都不足用来发现和阐明天理，和把天理联系社会实际。在这种情况下，论说理论的就归结到佛家和道家，讲究实际的就崇尚管仲、商鞅，这对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都有害处，而背离真理更远了。在历史的进程中，出现了特殊的情况，在河洛之间的先生君子（按：指程颐、程潮等人）得到了圣门不传的微言大义，同时进行了推广、阐明。但离现在不超过百年，做学问的人又失掉了它的要义。近年来才幸而得到了我的好友敬夫成了传人，因而天下的读书人才有条件知道理论未尝不尽括一切实际，而实际未尝不植根在理论当中。但是敬夫又没能尽量发挥他的作为，中途就谢世了，没有可供考证的东西流传后世，我担心以后有道德学问的人，将要对我们这些人感到遗憾了。我愚昧，本来不够达到使后人无憾的能力，但是，在同一班人中，偶然地独自后死，况且，定叟嘱托我又如此殷切，还有什么理由推辞？只不过因为疾病不断，之后五、六年，才能够考查他的事迹来进行记叙。
  公名轼，字敬夫，是已故承相魏国忠献公的长子。天生就有非凡的资质，聪明才智自幼形成。忠献公钟爱他，从他幼年时所学的，同时他受到的教育，没有不是仁义忠孝的內容。待到长大成人，又叫他到南植胡仁仲先生那里从师学习，学习河南程氏的学说。胡先生一见弑公，就知道他将来必成大器，就将自己所理解的孔子、孟子论仁、论亲、论切的要义告诉他。栻公退出来苦苦思索，好像有了心得，写成文章再向老师请教，先生回答他说：“圣人门下已有了承继之人，我们的学派的幸了。”栻公因此更加奋发，勉励自己，完全用古代圣贤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作了一篇题为《希颜录》的文章，早晚阅览和省察，用来提醒和鞭策自己。他的学识已经高深博大了，但还不敢自以为满足，于是又到处结交朋友，更加努力探求他没有学习到的领域。通过深深的思索、与别人争辩讨论、亲自实践与体验，这样反复不停地深造，过了十多年，然后在过去成就的基础上，深的更深，远的更远，却反转来入了简易平实的境界。他对于天下的道理，都在心目之间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同时，实在是有使自己欲罢不能的真理的力量在支撑着他的进取。因此，他作决断时勇敢，付诸行动时有力，坚持自己主张时毫不动摇。他对君亲诚恳忠信，对道义一贯坚持，一生不变的原因，并不是出于仰慕什么而勉强自己去做。
  栻公青年时因为受上辈的庇荫作了右承务郎的官，后被调到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密文字，后又升迁，到秘阁任职。这个时候，天子（按：指孝宗皇帝）新即位，十分勇毅地把征讨仇敌、收复中原作为自己的任务，忠献公也从被贬谪中起用了，而且肩负重任。当时，忠献公用作管理官府、训练军队、参谋策划的人员，都是当时极顶尖的。但是公以区区青年小子，在他们中间往来接触，在内参与机密的谋划，在外奔忙于事务，他所出的谋献的策，都督府内各色人员都自认为赶不上。有时，栻公将军机大事上奏，才有机会见到皇帝。就向皇帝进言说：“陛下对上想到国家社稷的仇敌，对下想到中原地带人民遭受的蹂蹒，在内心时常保持警惕，同时，想用办法振兴国家。我认为这种思想的产生，就是天理存在的明证。希望陛下加强省察，考察古人的经验教训，亲近贤能的人才来辅助自己，不要令这种振奋有丁点松懈，那么，现今中兴的功业，可望一定成功，因循苟安的弊病，可以完全革除。”孝宗皇帝认为他的话有独到的见解，于是与栻公有了君臣之间的默契。
  待到忠献公与世长辞，营葬忠献公的事务刚刚结束，栻公就向皇帝上奏说：“朝廷与金人世代都是仇敌，我方既然已在整训报仇雪耻的军队，但随后又向金国派遣，表示友好的使者，这就是讲和的念头还未忘记，因而皇上那种最诚恳的悲痛的心情没有办法感通上天与人民，这就是我们的中兴大业多次遭受失败而成不了功的缘故。现今皇上虽然被奸邪们误导，使国家贫弱，招来外寇的入侵，但是，怎么知道这不是上天想借这些挫折来开启皇上的心智呢？从今以后，陛下要深刻地体察这个道理，更加坚定自己的意志，专心致力于自强，使这种思想保持纯净，贯彻到底，国中上上下下都了解收复失地的既定国策，没有丁点的怀疑。然后明明白白地宣告中外，公道地实行赏罚，来疏通军民的愤懑，那么，人心得到挽回，敌人就不难抵挡。” 因为刘玦的推荐，皇帝授予栻公抚州知州的官职，后来骏马入任严州，这时，他又向皇帝上奏，孜孜不倦地宣传正心诚意，感动天地人心，他在奏折中说：“现今谋划虽然费尽心力，但是功业还未建立，陛下在深深地体察事理与每天的实施政务的时候，在思虑谋划与付诸作为的时候，亦或有私心萌发，妨碍诚心昭显的情况吗？有这种情况就应当克服它、去掉它，使自己的内心有了防线，清明透亮，没有杂念，那么，发现天理一定是精粹的，坚持天理一定是牢固而不动摇的，因而天与人的感应，将是自然而来了。要想恢复中原的失地，一定先要有得到中原的思想，想要得中原，一定先要有理由得到人民的拥护。得到人民拥护的条件，难道还有别的吗？不用尽人民的力气，不损害人民的利益就是了。但是，这方面的措施，一定要有先有后，那么，什么该缓，什么该急，又不可以不仔细研究；所要做的事，一定会有虚有实，那么，什么该有所为，什么该不为，又不可以不慎重决定。这些是当皇帝的人应该深入地考察呵！”
  栻公应召作了吏部侍郎兼起居侍立官，进见皇上，皇上很高兴地问他道：“你了解敌方的情况吗？那里连年灾荒。匪盗遍地，好像有可乘之机。”栻公回答说：“金国的事情我实在不了解，我们境内的事情，我才确切地知道。这些年来，各道遭受水旱天灾，百姓穷困，一天比一天厉害，国家兵弱财乏，官吏撒谎欺瞒，很不可靠。即使敌方有可乘之机，我担心的是我方的弱点。”皇帝听了这番话沉默了下来，栻公趁机拿出自己的奏折，所奏大意说：国家如有战争，一定要先取得必胜不败的形势，这种形势的取得应当在先，而不在两军对阵的时候。今天，正想以恢复中原的正义口号来号召我方军民，又用卑躬屈膝的语言、厚重的贡品来向敌方求和，这种做法，对于复国雪耻的大义，已经是说不上了，而见识的浅短、谋画的疏漏、胆气的畏怯，实在是太过份了。现在只应当下表示哀痛的诏书，阐明报仇雪耻的决心，明明白白地与金人断绝来往，不同金人讲和。对內修明政治，对外实行抵抗，无论是进攻与退守，只要是战略上的需要，都要把它当做一回事。尤其一定要讲究实际，不要讲求虚名和官样文章，那么，一定取得胜利的形势，就在隐隐约约中可以看到了。这时，即使有见识浅漏、胆小害怕的人，不将奋发争先吗？皇帝因为这席切中肯漿的奏议而改变了面容。认真地听取。第二天指示执政的大臣们：恢复中原的大政方针，应当照枝公的建议。
  栻公被授予左司员外朗兼侍讲的官职，因为讲解《诗经》的《葛覃》篇说：“国家的安定从敬业和小心中产生，国家的动乱从骄傲与腐败开始。应该叫治理国家的人常常想到耕种收获的辛劳，宫里的后妃们也应不要忘记纺织之类的劳作，那么，不存心励精图治的就少了。”因而陈述祖宗从家做起，以作全国的榜样的美德，斥责现今当局兴自己享受之利而侵扰百姓的祸害，这些底座与执政者的主张渐渐不相投，被贬出京城，任袁州的知州。
  栻公在朝为官时，没有事先约定就被皇帝召去作出对策的情况有六、七次之多，栻公所说的都是修养品行、致力学问、遵循天理、体恤百姓、压制钻营、摒除谗言阿谀。他对近来的社会风尚尤其不满意，于是辞官回家居住。皇帝想念他，任命他到宝文阁任职，又作静江府知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他所管辖的地方荒凉凋弊，盗匪横行。栻公到达简州，在军队中淘汰冗员、补充缺额整顿之后，在州里登记造册。黔地的士兵中勇健的，招募来为国家效力，每天训练，每月检阅，严格地执行保伍之法。勒令各部族的酋长、首领，大家都要睦禽友好，不要互相杀掠。横山的马市，因为时间久远而弊窦丛生，栻公制订条例革除积弊，各蛮族的人没有不感激高兴的，争着把良马牵来出卖。皇帝听说他的治理有成效，特别加封栻公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
  栻公很有作宰辅大臣的声望，司天监上奏说象征宰相的星宿出现在楚地的上空，皇帝认为天象印证在栻公身上，当权的人更忌妒栻公，调他去江陵作知州。栻公上任后，大力进行整顿，罢去贪官十四人，弹劾那些通匪的官吏，罢免了他们，逮捕了那些窝藏匪盗的奸民，杀了他们，盗匪们都远远地逃跑了。戍边的将领对地方行政长官踞傲不恭，栻公以礼相待，都得到了他们的拥护。栻公重视抚恤士卒，用忠义之道来勉励他们，队长立了功，就升他们为官，因而士兵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信阳的地方长官刘大辨，仗恃势大要挟上级给予赏赐，大量招收流民，抢夺现户的熟田给那些流民，轼公弹劾了他，给他定了罪。
  过了不久,栻公因病请求退休，皇帝授予他右文殿修撰的官衔，作武夷冲佑观的提举。谆熙七年，栻公逝世，享年四十八岁。遗表劝皇上要亲近君子，要远离小人。对人的信任要谨防出于自己的偏爱；对人的喜爱或讨厌，要符合天下的公理。皇帝看了遗表不停地嘉奖和赞叹，天下的人都在传诵这些话。
  栻公的为人，胸怀坦荡，说理明白，表里如一，无隐无藏。他认识道理深入到精微的地步，他创造理论体系热沉而执著。他乐于听到别人指责自己的过错，通于改过而走上正确的道路。在改过从善时，勇气足，决心大，毫不含胡。所以，他的品德一天比一天高尚，他的学识一天比一天广阔，同时，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咱种表现，上上下下都信任他，达到了这种程度。虽然小人们凭他们自己好恶的偏见，偶或能在短时期内埋没了栻公；但是从长远的公理的角度看，没有谁能遮掩得了他的。谈到轼公的教育人，他一定要使受教育者先有能力辨别义与利的区分，然后明白事理，用敬业的精神，钻研进取，达到顶峰。对于圣经贤传的讲解，栻公一定要做到条分缕析，使人茅塞顿开，使人明明白白，对一些重要的道理，一定要反复辩证，切中肯萦，一定要讲清它的正面和反面及来龙去脉才罢休。栻公一生所著的书，只有《论语说》是最后写成的，《洙泗言仁录》、《诸葛武侯传》是己完成的著作，其他如《〈书〉、〈诗〉、〈孟子〉 太极图说》、《经世编年》之类，则是还想稍做修改才定稿却没有来得及的。但是，提纲挈领，用来启发后来的学者，使他们不致迷失方向，那是有很大益处的了。栻公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学问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辨别义与利。所谓义，即是凭着内心认为该做而欲罢不能，不是有什么企图而去做的。一当有什么企图而去做，就都是属于'人欲'这样的私念，而不是'天理'存在的地方了。”这话说得太精辟了！这也可以说是此前圣人们还没有阐发过，而与孟子主张“性善”、“养气”的贡献一样大的理论吧。
  栻公的籍贯、世系，已见于忠献公的神道碑，这里就不记载了。他的妻子姓宇文，是朝散大夫宇文师中的女儿，她对公公婆婆的孝顺是出了名的，辅佐丈夫没有违背过妇道，被封为“安人”，比栻公早死。栻公有两个儿子：长子名焯，官做到承奉郎；次子名炳，去世太早。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五峰先生的儿子胡大时，小女儿没出嫁就死了。栻公的孙子明义、明羲，都处在幼年。唉！敬夫已离我而去了，我还忍心给我的好友写铭文吗?
  铭文
  楚国令尹斗毂於菟那样的忠诚，鲁国大夫季文子那样的清正，
  还不想去学习，去步他们的后尘?
  但是，学识与修养还很不相称。
  什么样的榜样，什么样的主张，
  才能作为后来学者的诏告?
  栻公在这样的关头，
  好像从梦中醒来。
  自从那时以后，
  栻公的行动没有不值得称道的：
  讲孝行总是要遵循上辈的意志，
  讲忠诚总是要符合天理良心。
  对家尽孝，对国尽忠，
  一生不渝，贯彻始终，
  只有严格的要求，没有丝毫的放松， 办事全凭天理，没有为利的初衷。
  小人成了群，邪恶逞顽凶，
  栻公归田里，为避陷害锋。
  两次任要职，军民赞政功，
  不滥施刑戮，以德树威风。
  皇帝常思念，慰勉湿恩隆：
  “你为人厚道，对国尽精忠。暂且作调动，在外作城墉。
  你本辅弼臣，应为我股肱。”朗朗上天天应神明，
  督察人间何精心？
  奸吝凶顽偏长寿，
  聪明正直命难存！
  已往的已茫茫不可知，
  来今的还绵绵没有尽；
  求仁的已得到仁的完美，
  既如此栻公就不应有什么遗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