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图书馆

今年春天，由步凰姑母转达，族曾祖珂荣委以重任：将我《张氏族谱》中的旧序、旧文由文言翻译成白话。早就听说老家永川的族人将重修族谱，身为张氏子孙，为这一盛举略尽绵薄，自然义不容辞，当即慨然允诺。不久，老谱从永川寄来了，翻开一看，才觉得我的承诺未免有点轻率。老谱中的归序，旧文竟有120页之多；而且文字质量高，涉及知识广，翻译难度大。这担子我担得起来吗？何况还抱病在身呢？但是，诚信是人立身之本，我不能说话不算数，更何况是面对族中的长辈?只好硬着头皮勉为其难地做下去。渐渐地，我被这些旧序、旧文中丰富的历史积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吸引了，同时，也被祖先们在历次修谱中那种虔诚的态度与执著的精神所感染了。我由硬着头皮到兴致盎然，自夏徂秋，每日伏案，终於在入冬之后完成了任务，除翻译之外，还对原文进行了标点、分段，对一些只看译文还不能明白的地方作了注释，并用“编者按”的形式对每一篇作了题解。这些事情做完之后，意犹未尽，还想根据历次修谱的序跋所记，对我们这部族谱的来龙去脉，作个综合说明，并挖一挖它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这就是这篇后记产生的原因。
  一
  这部《张氏族谱》最近一次续修的年代是民国12年（公元1923年），倡修者是自盛公、自明公两房的后裔及已迁居江津的自才公的后裔，所收世系限於永川、江津两地。那次修谱，虽然限於当时的条件，没有收尽我大德公子孙入川以来繁衍后代的全部，却保存了丰富的老谱资料，使我辈张氏子孙还能从续修族谱中看到自唐代以来翔实可靠的祖先考妣世系与极其珍贵的《魏公行略》、《宣公神道碑》等历史资料。那么，那次续修族谱所据的老谱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这部《张氏族谱》的旧序、旧文中可以知道，我张氏聚居湖南宁乡、安化一带的祖先在清代乾隆12年到14年（公元1748一1750年）曾大修族谱一次。那次大修族谱的动因是得到了宋代大学者朱熹所写的《魏公行略》及南宋高宗、孝宗两位皇帝赐给魏公的亲笔诏令等珍贵的历史资料。据作於清代雍正10年（公元1733年）的《龙塘捷公跋》一文的记载，启捷公的二哥启禹於雍正4年任浙江金华府永康县的县令，在任中认识了其邻县汤溪的族人祖年，那些珍贵的资料就是从祖年手中得到的。祖年大约是宣公之孙明义公的后裔，魏公和宣公都是南宋大臣，南宋的都城是临安，即今之浙江杭州，他们的子孙自然有一些支派世居浙江各地。启禹公得到这些资料后回到湖南宁乡，叫启捷公会同马头冲的禹陈公一道将这些资料送交各大支派传阅。这些资料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使各大支都振奋起来，合力大修族谱，经10多年的酝酿准备及两年多的正式编修，於乾隆14年（公元1750年）5月才告修成。当时合修的范围包括了宁乡、安化、新化等好几个州县的宣公的后代。然而这部老谱又是怎样到了四川永川的呢？
  我世居永川、江津、合江等地的族人，是在清代康熙年间的一次大移民中由湖南的安化迁来的，时间是康熙43年（公元1705年），当时湖南各大支合修的老谱还没有诞生，到乾隆14年修成时，我们的祖先已入川46年了。但是，湖南的祖先修谱时并没有忘记这支远迁四川的同宗，在谱谍中记载了他们，族谱修成后又派人送到了永川。这件事在乾隆14年修谱时所写的《谱例》中有所载记：“今将我大德公子孙入川者编列成帙，以示水源木本分而仍合之义。”而在《新修由楚入蜀族谱叙》一文中得到了印证：“惟幸於我荣、华二祖来川之后数十年，得楚之宗人送来族谱一部，计6大册。”
  清代乾隆以前修谱的情况又怎样呢？有两篇旧序说明在康熙年间也曾修谱，但不是合修，是各大分支分修的。这两篇叙都是康熙27年（公元1689年）的，一篇题为《马头族谱原叙》,是举人黄道旭写的，是属於马头冲大支的族谱无疑了，另一篇题为《前修谱叙》，是进士郭洪起写的，从倡修者的名字看出，仍是马头冲支派的。至於那以前的情况，据这篇叙说，从明朝的宏治年间（1488一1505年）就曾酝酿过修谱的事，因种种原因，直到明朝的结束，都没有修成，更早以前就无从考查了。
  总之，这部《张氏族谱》，确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尤其是那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在祖先们的手中，由浙江传到湖南，由湖南传到四川，辗转三个省，历时800年，是何等的值得珍视！何况整个谱谍文笔精彩，谱法谨严，是谱谍中的上乘之作？
  二
  上文讲到历时800年，是按《魏公行略》的写作年代来推算的。《魏公行略》是朱熹所作，写明作於乾道3年。“乾道”是南宋孝宗皇帝的年号，乾道3年，即公元1168年，距今已有834年。研究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除研究国史馆的正史、皇家档案以外，还须广泛涉猎地方志、有价值的家谱等，从中获取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们这部源远流长的《张氏族谱》就保存了丰富的，而且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清代康熙年间，政府组织过大规模的移民，所谓“湖广填四川”，即是其中之一。这些移民的举措对当时恢复和发展生产起过积极的作用，现在的史学家还把这作为评价康熙皇帝为“明君”的根据之一。这项德政，在正史上固然有记载，在清朝的皇室档案中也肯定有案可查，而我《张氏族谱》中，却提供了翔实具体的细节。我张氏大德公子孙春荣公、春华公携家带口、扶老牵幼从湖南长沙府安化县的老家田家坝起身的日子是康熙42年11月16日，到达四川永川县落业地的日子是康熙43年正月30日，走了74天。所走路线自然是从湘西进入四川，所经之处，大部分是崇山峻岭，而我春荣公、春华公所带的家口中，竟然有临产的孕妇！据族谱世系图的记载，自奇公的次子秀书就生於康熙43年正月30日亥时，地点在由楚入蜀途中的永川县东岳庙。这就是我《张氏族谱》提供的细韦。根据这些细节，我们不难想象：在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被清政府“编移”百姓们肩挑着行李，背负着幼童，脸迎着呼啸的寒风，头顶着铺天的大雪，翻高山，穿深谷，还要随时挨着押送军吏的打骂，这样一步一挨地走了74天！要迁移到数千里之外的异地他乡，向来安土重迁的老百姓，一定是万分的不情愿，传说是被捆着押送来的，这在我《张氏族谱》上也找得到一点根据。族谱的序文中，多处提到“奉旨编移”几个字，似乎对这几个字有切肤之痛。“奉旨”，当然是奉皇帝的命令，“编移”又是什么意思呢?“编”字的原始义是：把物品一个一个地用绳子拴起来连成串，成语“韦编三绝”可为佐证。那么，“编移”是不是把老百姓一个一个地拴起来连成串，押送到迁往的目的地呢？对比今天的三峡大移民，政府对移民的待遇是那样优厚，照顾是那样周到，真叫人感慨万端！ 一位伟人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还认为，人民创造历史的方式多半是奉献与牺牲。“湖广填四川”，人民作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医治了明末的战争创伤，恢复了生产，还把两湖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相对落后的四川，对内地的开发也起过很大的作用。但这功劳不应当只记在康熙名下，而主要是应归功於他所“编移”的千千万万茹苦含辛、披荆斩棘的老百胜，也包括我春荣公、春华公及他们所携带的家室和子孙。族谱的世系图中记载了我春荣公夫人易氏兰娘，后人为她塑有金身，大约就是为了纪念她在那次大迁移中艰苦创业的劳苦和功高。
  在我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历程中，有一段是很值得玩味探索的，那就是对外屈辱，苟安一隅的南宋。宋朝中期，北方的女贞族建立的金国铁蹄南侵，占领了宋朝的都城，虏去了宋朝的两位皇帝，宋皇室被迫南迁，由赵构称帝，号为高宗，史称南宋。对强敌的入侵，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及以秦桧为代表的一批投降派大臣，始终采取屈辱退让、苟且偷安的政策，而广大人民则强烈要求政府抵抗金兵、收复失地。朝中的一批仁人志士也代表了人民的意愿，主张反抗侵略，收复失地。我们的祖先，魏国公张浚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抗金名将岳飞、韩世忠，都曾是他的下属。在皇帝面前，魏公披肝沥胆，力陈抗敌的主张；在帷幄之中，魏公禅精竭虑，谋画克敌的方略；在秦桧等投降派的陷害、排斥之下，魏公毫不畏缩，高举主战的大旗。毫无疑问，魏公是那个历史时期处於风口浪尖的人物，所以要了解那段历史，不能不了解魏公。《魏公行略》就提供了关於魏公生平的详细、具体、全面、可信的史料。此文洋洋6300多字，详细地记述了魏公的一生，而且，文章写作的时间是魏公逝世后的第四个年头，作者又是治学态度极其严谨的大学者朱熹，因而可信度极髙。作者声称，文章还不是正式的人物传志，是为“立言之君子”写正式的史传提供素材。我认为唯其如此，更足珍贵，因为它还未经过史家凭个人的眼光加以取舍。
  在《龙塘启捷公跋》中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记事：“康熙43年，奉中承赵清查魏公父子墓田，春秋末丁，遣官致祭，”满人入关，建立清朝，对汉人的反抗是十分敏感的，几次凶残的文字狱就是明证。魏公是一个毕生致力於反抗外族入侵的汉人，赵巡抚怎么敢在没有皇帝命令的情况下去清理魏公父子的墓田，并派遣官吏祭墓呢？如果这是康熙的意旨，那么，这是康熙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所做出的一个姿态呢，还是魏公的人格使康熙折服呢？这是一个可供史学家钻研的问题。
  三
  历史和积淀和文化的底蕴有着必然的联系。我们这部《张氏族谱》丰富的历史积淀必然会表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及较高的文化品位。
  谱谍文化，是一种寻根的文化，从纵的方面讲，要求不忘祖宗，从横的方面讲，强化血缘联系，概括起来，就是“敬宗收族”。这种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心态，在21世纪的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还有没有意义？这是需要专家讨论的话题。不过，从现象上看，海外华侨的到大陆寻根，每年黄帝陵的祭扫活动，难免是这种文化的影响。至於这种寻根的文化在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方面有没有积极作用，也只好让专家去研究，我要讲的不是这类话题。
  我们这部《张氏族谱》除一般地强调“敬宗收族”夕卜，所特别鲜明突出地强调的是“昭示於兹”要“子孙世守勿替”的“魏公之忠孝、宣公之理学、讷翁之节烈”。魏公的忠是什么?是他以抵抗金人的侵略、收复失去的河山为己任，并为之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终其一生。要说服一味苟安的皇帝振作起来,抵抗强敌，谈何容易？受命於危难之中，要克敌建功，谈何容易？要躲开秦桧等奸佞小人的明枪暗箭，谈何容易？几起几落，毫不灰心，即使在贬谪途中还念念不忘上奏折说服皇帝坚持抗战，这更不容易！这种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代表我们民族正气的一面。岳飞的一曲《满江红》，传唱千古，在抗日战争时期还鼓舞过中华的抗日健儿。魏公“吾尝相国家，不能恢复中原，不欲葬先人墓左”的临终遗言，不是同岳飞的《满江红》异曲同工吗？呐翁公是跟随文天祥一起抵抗元军的入侵，抗战到底而殉节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言，已成为世世代代鼓舞我华夏儿女为正义的事业而献身的精神瑰宝。我呐翁公在文天祥兵败时被元兵所俘，他回答元将崔斌劝降的语言“我降，何以见我祖魏公於地下?”不同样是气壮山河吗？可以说，魏公、呐翁公，他们的言行，已转化为我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事业中，是可供吸取的养料。
  至於宣公的理学，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从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发展而来的，它的是非功过，是值得专家们下大气力研究的大题目。我要讲的是宣公创立新学派的勇气和真诚，这是献身文化事业的人最可宝贵的精神。朱熹在《像赞》中这样赞扬他：“伦伦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这是一点不错的。
  在这部《张氏族谱》中，还有《谱禁》、《族规》等条文，这些当然早已过时，有些是应该摒弃的糟粕，但也不乏可借鉴的地方。如《谱禁》中的“禁废生业”、“禁健词讼”、“禁惯非为”、“禁欺孤寡”、“禁欺贫穷”、“禁媚佛老”等条在今天恐怕还是值得提倡的。从其中的说明文字看“禁媚佛老”不是反对佛家、道家，而是反对迷信，“禁健词讼”不是禁止一切打官司，而是反对那种包揽讼词、武断乡里的恶劣行径这些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很有见地。《族规》中的“训子弟”一条也讲得很好，除教育目的已经过时，其他如注重智力的开发，兴趣的培养，强调德育的优先，强调知行的合一等，简直是精彩有教育学理论。
  文化品位高，还表现在我《张氏族谱》的文字表达方面。朱熹、宋廉的文笔，自然是大家风范；其他的序和文也是言必有据、章法井然，行文流畅。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合楷公铭志》一文，是骈体文。这种文体，词藻华丽，句式整齐丿讲究音节的铿锵，讲究对仗的工稳，并特别注重典故引用。这种文体的优点是形式很美，缺点是内容往往流於空泛，并由於典故的引用，增加了理解的难度。《合楷公铭志》一文短短900来字，就用典70余处，这些典故的来源遍及经、史、子、集，翻译难度很大，但为了保持这部《张氏族谱》的文化品位，只好不怕困难，穷搜典籍，算是勉强完成了翻译和注释的任务。
  四
  为了保留原文的原汁原味，翻译基本采用直译法，只少数地方，直译难通，才用意译。注释基本不注字义、词义，只注只看译文还有理解障碍的地方。标点原文，参考了两本旧式圈点过的本子，并对其中的错误断句作了修正，同时，给原文分了段。每篇的题目下加上了简短的按语，是为了提示重要内容。
  由於学识浅陋，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望族人见谅！
  二十一世孙 前徽 敬撰
  二OO二年十一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