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有人认为，临高人，甚至包括海南西北部的儋州、澄迈以及北部的琼山羊山地区、海口市郊讲类似临高话的人是壮族，甚至是黎族；而在海南岛内部，有人则认为只有讲海南话的人才是汉族人，不是讲海南话的人都是少数民族人。这种想法和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客观现实的。临高人是汉族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语言不是划分民族的唯一依据。中华民族的语言是丰富多彩的。汉族居住地遍及全国各地，汉族居民除了通用汉文和普通话之外，全国还有千百种地方方言。临高话与海南话（客话）、儋州话、军话、客家话等，都是海南汉人的方言。据本人调查了解，临高话与壮话单词语音近似者较多，但与广州话近似者也不少，在福建也有个别地方讲“临高话”。再者，琼山羊山地区、海口郊区、澄迈北部地区的语言当地人称为“村话”，跟临高话并非相通，只是某些单词近音，人为地把这些地区的人讲的话称为“临高话”，特别是把讲这种“村话”方言的人都称为“临高人”，不论是对学术研究，还是对平时的工作生活，都是毫无益处的。即使是临高人讲的话与壮语相近，难道就能说她是壮族吗？历代不少华人迁居并加入英国和美国籍，他们都会讲会用英语，难道能说他们是英裔而不是华裔吗？此外我国的回族绝大多数是使用汉文和讲普通话，能说她是汉族而不是回族吗？有的人甚至认为临高话的语法多倒装句，这也成为临高人是少数民族的一条理由。其实海南话（客话）也有不少倒置，如牛公、牛姆，猪公、猪姆，鸡阉、羊阉等等，这怎么解释？英语和许多外国语的语法，与汉语语法是相反的，这又怎么解释？
  第二，临高人与讲海南话族群的风俗习惯基本上是相同的。除了语言（方言）有区别之外，临高人的宗教信仰、饮食、服饰、居住、礼俗、婚俗、丧俗、行俗等民风习俗，与讲海南话（客话）的汉族地区的习俗是大同小异的。特别是文化艺术方面，临高人自宋代以来就崇尚儒教，使用汉字；临高的人偶剧则与福建莆田一带乡村流行的“做斋”木偶戏相似，特别是至今陕西的秦腔戏也有人偶一起演出。
  第三，临高县人历来多是汉族。民国以前临高县管辖的地域很大，包括现在白沙县一部分和儋州南丰等大片黎族苗族聚居地区，即使如此，早在明代时临高县的民族亦是以汉人为主。据明《正德琼台志》户口记载，明永乐十年（1412年），该县汉族有8638户，36179人；黎族2707户，6338人。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白沙县成立后，临高县除第二区南丰乡有杂居黎族之外，其他黎族居住的地区都已划归白沙县。解放后1954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临高县（包括第五区南丰）总人口180364人，其中汉族177685人，占98.5％，黎族仅2216人，苗族457人，僮（壮）族4人，满族2人，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1.5％。1956年，将临高县的第五区南丰等地划归那大县（现属儋州市）后，从此，临高县的少数民族大大减少。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临高县总人口193924人，其中汉族193787人，占总人口的99.9％，黎族只有51人，壮族43人，水族8人，苗族9人，瑶族4人，回族3人，少数民族共137人，占0.1％。可见临高是汉族县，少数民族在该县是微不足道的。
  第四，临高县汉族诸姓迁琼先祖有根有源。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方面与海南民委等组成十余人的调查组，先后到福建、广西等地，从族源、语言、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详尽的考察，后来又对该县人口较多的王、谢、陈、许、唐、林、苏、叶、秦、李、刘、吴、方、黄、符、郑、钟、张、曾等19个姓氏祖先的来源进行调查研究，寻根探源，基本上弄清了其来龙去脉，说明占全县人口70％以上（约21万多）的这19个姓氏临高人的祖先，是历代从福建等汉族地区渡琼任职的官员和名士。例如，临高王姓人的祖宗，从汉至清代就有18人来自大陆汉区，其中王仲麟（王圣清），原籍福建福州府闽县甘蔗村，北宋时到临高当县尹，住在莫村（现临高县城），后搬迁到美珠村定居。谢姓的临高始祖为谢渥（谢景屋），原籍福建晋江县，北宋理宗绍兴年间，任临高县知县，任满落居临高官位村。据谢氏族谱载，其兄谢景平当时在肇庆府任通判，后来亦迁来临高居住。临高陈姓先祖陈彰，原籍福建莆田县，南宋末元初因蒙族南侵，家破人亡，三兄弟逃难入琼到临高谋生，定居罗巷、墩厚等村。另据文昌、临高、琼山等地许、符、唐等姓族谱记载，临高许姓迁琼始祖为许模，原籍福建莆田县许腊村，南宋绍熙二年（1192年）渡琼授琼州通判，在任十多年，御任后落籍文昌县东阁村，生三男：许全，居文昌；许金，迁居琼山东山卜正村；许企，迁居临高县加利村，为许姓入临先祖。临高县唐姓先祖为唐震，原籍广西桂林府兴安县，南宋淳佑年间（1241—1252年）任广南帅守，其子唐叔建任琼山县尉，落籍琼山东厢攀丹村，明朝唐震的后裔唐天养迁居临高县，为唐氏入临先祖。另据有关专家学者考研，临高人的体质特征，与壮族、黎族的差异很大；把临高人同其他少数民族混为一谈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对社会上有关临高人是黎族、壮族、少数民族的各种议论，过去临高县政府极为重视，不仅广泛组织了社会调查，还在1981年县人民代表大会上专门作了调查报告，并通过r临高人是汉族人而不是壮民族的决议。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和几十万“临高人”的感情，绝不能以方言来乱划什么民族和定人的尊卑。其实，临高县人历来都是勤劳、朴实、勇敢、聪明、智慧的人民，包括在儋州、澄迈部分地区和琼山羊山、海口市郊区讲近似于临高话的人，历史上都出了不少名人。特别是这种“临高话”方言，渗透力和融化力非常强，从古至今，千百年来，不论是讲什么话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到临高县和上述地区居住，其本身和后代都会极快讲当地方言，生活习惯也会当地化，即所谓“入乡随俗”。奇怪的是，自宋代以来，府城、海口一直是海南政治、经济、文教和对外交往的中心，而讲村话的“临高人”，不仅能在府城、海口周围长期定居，而且不少人还能渗透到城内经商做手工，其他的“临高人”则能在从临高到长流一带沿海平原地区长期居住和生活。如果他们的迁琼先祖不是出身高贵的民族，不是有权有势的名门望族，不经官府的特许和庇护，是根本办不到的。这是值得后人研究解密的课题。
  第五，羊山地区是历代汉官集中落籍地。据地方史籍和各姓谱牒记载及作者多年实地考察，琼山羊山地区和海口郊区，是历代大陆儒官迁琼最集中的落籍地。古珠崖郡治就在羊山地区（一说在遵谭镇东谭，一说在龙塘镇潭口），西汉武帝末年，浙江会稽人孙幸、孙豹父子先后任珠崖太守，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大陆汉族官员已在羊山地区居住。唐至宋代，在羊山地区落籍或卒葬的大陆汉官就有20多位：唐代有京兆（今西安）人、宰相韦执谊，京兆人、莆田县教谕庄敬平，福建莆田人、太常寺卿王震，福建清福人、琼山县知事林裕；宋代有河南汝南人、琼州知府周仁浚，福建莆田人、翰林学士周秀梅，江苏扬州人、兵部侍郎王居正，福建莆田人、琼山县知县张有文，广西兴安人、广南帅守唐震和琼山县尉唐叔建父子，湖南宁远县人、雷州副使何兴，广东电白人、琼州府教授蒋科，福建莆田人、琼州府参军陈彦和；福建人、通议大夫王恺，福建莆田人、琼州总镇曾仁伯，福建莆田人、户部给事中蔡成，山西太原人、通议大夫王飏凯，福建人王环、王居潮，福建仙游人，儋州知军王逵，湖南长沙人薛永等。元至清代，从大陆迁琼的汉族官员落籍和卒葬于羊山地区和海口西郊者更多，几乎每个村庄和各姓氏民众都有族谱记载他们是大陆儒官过琼者的后代，他们的迁琼先祖墓尚在，每年清明节都祭拜，没有一个姓氏承认他们的先祖是少数民族。
  在本书第三章第五节，作者曾列举出琼西北讲临高方言区有120多个以“美”字为冠首字的地名，说明讲临高方言的先民是母系氏族公社末期迁琼。另方面，据作者实地调查，羊山地区以“儒”字为冠首字命名的村庄也特别多，如儒张、儒王、儒吴、儒周、儒林、儒冯、儒范、儒许、儒嫪、儒黎、儒钟、儒劳、儒陈、儒廖、儒唐、儒杨、儒谭、儒任、儒云、儒符、儒庄、儒温、儒洪、儒侯、儒关、儒万、儒郭、儒黄、儒楚、儒顺、儒友、儒崇、儒和、儒蓬、儒全、儒佐、儒题、儒洞、儒本、儒杏、儒圣、儒升、儒匏、儒老、儒盈、儒栋、儒雅、儒香、儒库、儒行、儒情、儒成、儒凡、儒道、儒利、儒冲、儒秋、儒东、儒让、儒才、儒较、儒修、儒南、儒西、儒鸿、儒秀、儒府、儒穴、儒来、儒宗、儒星、儒豪、儒群、儒昌、儒宏、儒茅、儒贡等等120多个村庄；从海口市西郊至澄迈县北部亦有儒文、儒益、儒显、儒宗、儒峨、儒音、儒陈、儒谢、儒林、儒扬、儒门等10多个村庄。为什么以“儒”字命村名？历来当地人传说和不少文史工作者认为，古时最早迁居这些村的汉族祖先都是文官或文人的后裔。因为羊山地区历代儒官落籍多，又靠近府城和定安、澄迈县城（老城），所以自古以来民间特别重视文化教育，据府志、县志记载，仅明清两代，方圆二三百平方公里的羊山地区就办有石湖、翰香、凌雷和鹊峰4间书院，从宋至清当地出的进士就有17人，举人数十人，是全岛出进士、举人最多的地区之一。只因口头语与海南话有异，就怀疑海府郊区和澄迈、临高汉人的族属，是没有科学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