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共两党的国内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也标志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结束。当年12月18日，毛泽东主席发出渡海作战解放琼崖的命令。在琼崖纵队的密切配合下，1950年4月16日，第四野战军的40军、43军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到5月1日解放了全海南岛。
  海南解放后，1950年5月1日成立海南军政委员会，经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批准，6月2日，中共琼崖区委员会改称中共海南岛区委员会。1951年1月21日，海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海南划分东区、西区、南区3个区，在各区设立军政委员会办事处及主任、副主任；以加强指导督促和推动各区县的工作。东区以加积为中心，包括琼东、乐会、万宁、定安、新民（屯昌）5县；西区以临高以中心，包括临高、儋县、澄迈、白沙4县；南区以榆林为中心，包括崖县、陵水、昌感、保亭、乐东5县。而琼山、文昌2县及海口市则直辖于军政委员会。
  1951年4月22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广东省人民政府海南行政公署。1952年，新民县改为屯昌县，新置东方、琼中2县。同年7月1日，成立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乐东抱由镇，下辖白沙、乐东、东方、琼中、保亭5县；1983年加辖崖县、陵水2县，共辖7县。1955年10月17日，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改为自治州。
  1957年5月，新置那大县，这时海南行政公署辖1州1市19县。1959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自治州人民政府搬到海口同海行政公署合署办公（对内一套班子，对外两个牌子），琼山县并入海口市；琼东、乐会、万宁3县合并成立琼海县；定安、屯昌合并成立定昌县；那大县并入儋县；临高县并入澄迈县；昌感县并入东方县；撤销白沙县，共境划归东方、琼中两县；保亭、陵水2县并入崖县；并成立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全岛置1市9县1个办事处。
  1960年9月，恢复琼山、万宁、保亭3县，全区辖1市12县1办事处。
  1961年5月，崖县划分为崖县、陵水县；定昌县划分为定安、屯昌2县；澄迈县划分为临高、澄迈2县；东方县划分为东方、白沙、昌江3县；全区增加到1市17县1办事处。1962年，恢复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辖崖县、陵水、琼中、保亭、白沙、昌江、东方、乐东8县。
  1968年4月，海南行政区和州、市、县都成立革命委员会。1980年又恢复海南行政公署和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这时全区共辖1州1市17县。
  1984年5月，成立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改崖县为三亚市（县级）；1986年，海口市升为地级市，设立通什市（县级）。1987年12月，撤销自治州，三亚市升为地级市。1988年4月，成立海南省人民政府。现海南省辖2个地级市（海口、三亚）、7个县级市［琼海、通什（2002年改称五指山市］、儋州、琼山、文昌、万宁、东方）、10县：定安、屯昌、澄迈、临高、琼中、保亭、乐东、昌江、白沙、陵水及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
  1949年，海南全岛人口227万（一向官方讲话、报告所称300万是不准确的）。2000年底全国第5次人口普查时，海南省的总人口是786.75万人（其中汉族650.72万人，黎族124万人，苗族7万人，回族7970人，壮族3.3万人），2001年底全省人口达795.6万人。也就是说，海南解放52年来，人口增加2倍半，净增568万人。除了海南人口自然增加因素处，主要是解放以来各时期从大陆各地迁入的人口大量增加，估计约200万人。其中从1950年至1988年建省前的39年中，从大陆迁入的人口（包括后代）约近140万人（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1950年后迁入海南的人口达82万人）；建省后至2001年迁入约60万人。
  第一节 解放初国家向海南调进大批人才
  一、为海南政权建设调入大批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与中国历代政权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王朝推翻旧王朝之后，可以充分利用已经投降、归附的旧的国家机器和旧官员来为新政权服务，可是新中国不能这样做。它必须彻底打碎蒋介石国民党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政权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除了各级政府机关之外，还有各级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党委机关）、人民大会代表权力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法院）机关、检察机关和部队领导机关，需要大量的干部，而对原国民党的旧官僚是不能使用的（除个别高层人物安排到人大、政协和文史机构者外）。正因为如此，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后，自5月16日起，海口市军管会公安处对国民党军政人员进行登记，共收容登记国民党党政系统的人员6197人，并按当时政策分别处理。
  本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已经改为琼崖临时民主政府，1949年7月，琼崖临时民主政府又改称琼崖临时人民政府。但这个临时政府组织机构和领导班子是不够健全的，其任务是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海南，与解放后如何建设海南是不相适应的。海南刚解放的时候，海南军政委员会（海南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行政领导机关）、海口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府海地区军事管制时期最高权力机关）、中共海南岛区委员会（简称海南区党委）、海南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委员会、海南行政公署、中共海口市和各县委员会、政府及县以下各大区党政主要干部，许多都由广东省调来的干部和“南下干部”担任。
  所谓“南下干部”，是指解放初从北方各地抽调出来的地方干部，随解放大军南下和部队转业干部，担任海南地方各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当时媒体关于广东省抽调来海南工作的干部和“南下干部”有如下记载：
  1950年5月2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为加强海南的经济建设工作，从广东抽调100余名干部来本岛，海南军政委员会在中华戏院召开欢迎会。邓华、冯白驹等领导人出席会议，并在会上讲话。邓华要求来海南工作的干部学习海南同志的吃苦精神，勉励大家要安心工作，帮助提高本地干部素质水平。冯白驹介绍了海南解放后的军事、政治情况，鼓励干部为建设新的海南而努力。
  1953年9月，900名大陆“土改”干部调到海南工作。
  1957年12月10日，中共广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一项计划，从全省行政机关和事业、企业管理部门下放干部18万人。省委号召党员、团员和革命干部下乡、上山到海南岛去。
  1958年2月4日，广东省委决定下放来海南的844名干部抵达海口，他们被分配在红光、红华、红明、新盈等农场和林场工作。
  1960年9月16日至19日，广东省委、省人委批准下放到海南区加强农业第一线的机关干部1000余人陆续抵达海口。19日，海南区一级机关干部举行欢迎大会。
  据有关部门估计，海南解放初期，广东省委从广东各地抽调到海南工作的干部和“南下干部”有成千上万人，这些干部在海南区一级机关和各县都有。不少人在海南结婚和安家落户，家属子女都在当地就业工作，融入了海南社会，变成了海南人。解放初“南下干部”（离休干部）和广东干部在海南区（省）一级机关工作并定居海口的干部很多。海南干部群众都熟知的省级老干部有：
  曹文华，湖北省黄陂县人，1928年出生。1949年5月参加工作。1950年11月从中南公安干部学校调到海南工作。历任海南行政区公安局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局长，海南行政区革委会保卫组副组长，海南区党委政法委员会主任，海南行政区公署副主任，中共海南行政区委员会常委，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负责人。1988年1～8月任海南省人大筹委会副主任，1988年8月至1992年12月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5年离休，定居海口市。
  章锦涛，江苏省武进人，1928年出生。1949年9月参加工作。1949年9月至1950年5月在北京新华总社新闻训练班学习。1950年6月调到《海南日报》工作，历任编辑、副刊主编，读者来信组组长，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革委会副主任、主任，总编辑，中共《海南日报》社委员会书记。1979年9月至1988年6月，任报社总编辑，中共海南行政区委员会常委、宣传部长，区人大筹备组副组长。1988年7月任海南省政协副主席。1995年2月离休，定居海口市。
  当时在海南区各机关、企业和各县市工作并落籍的“南下干部”和广东籍干部更多。以琼山为例，仅笔者熟悉的在琼山县（市）当过领导干部，并在府城、海口定居的“南下干部”有：
  任长泰，辽宁省铁岭人，解放初南下海南岛，1956年6月至1978年9月，任中共琼山县委常委、副县长、县革委会副主任，后调海南区物资总公司任经理，夫人李景云，辽宁人，琼山县物资局干部，全家落居海口市。
  李斯箴，河北省秦皇岛人，解放初到海南，1959年12月至1961年9月，任琼山县副县长，落籍府城，后因公逝世。
  王琨，黑龙江五常人，解放初到海南，1960年5月至1984年5月，历任中共琼山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副县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休后全家落籍琼山市府城镇。
  李启明，河北省人，1953年1月至1954年2月任琼山县县长，后调海口市任法院院长，落籍海口市。
  毕远奎，黑龙江省人，1966年4月至1967年3月，任琼山县副县长，70年代初调海南区人防办公室当主任，全家在海口定居。
  韩清河，黑龙江省人，1971年11月至1973年1月，任琼山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后调到海南尖峰岭林业局当负责人；其妻子陆风，亦是黑龙江省人，是我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70年代在琼山县当农机局局长，生2男1女，后入籍海口市。
  杨连瑞，河北省蓟县人，解放初在文昌县工作，1979年6月至1987年6月调琼山县任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休后定居琼山府城镇。
  张泽运，河北省积泽县人，1958年5月至1966年4月任琼山县委常委，后任琼山县监委书记、统治部副部长，离休后全家定居琼山市府城镇。
  张登第，黑龙江省双城县人，解放初“南下干部”，历任府城公社党委书记、县工业局局长、中共琼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984年6月至1990年5月任琼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休后定居府城镇。
  崔玉坤，部队转业干部，曾任琼山县工业局副局长，离休后定居府城镇。
  李亭元，河北省人，部队转业干部，曾任琼山县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离休后定居府城镇。
  孙龙山，吉林省人，南下部队转业干部，历任琼山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多年。离休后定居府城镇。
  孙玉臣，东北人，曾任琼山县武装部副部长，后转业到县工业部门工作，定居琼山府城镇。
  孙捉，与孙龙山、孙玉臣是同南下的部队，转业后定居府城。
  呼连陛，黑龙江省人，部队转业干部，任琼山县人民法院院长多年，夫人符民是海南人，解放前参加革命，曾任琼山县副县长。
  夫妇离休后在府城镇新城路县小学斜对面建私宅居住。
  李凤岐，黑龙江省人，部队转业干部，曾任琼山县民政局长，全家居住在府城。
  徐万芳，山东省人，南下地方干部，曾任琼山县林业局试验场（苗莆场）场长，定居府城。
  张文卿，山东省人，解放初南下地方干部，曾任府城公社党委副书记，在府城定居。
  刘庆刚，河北省人，南下地方干部，曾任琼山县交通局副局长，定居府城。
  涂谷若，湖北省人，南下地方干部，曾二度出任琼山县教育局局长。居住在教育局宿舍。
  戴彦生，江苏省人，部队（军医）转业干部，曾任琼山县卫生局局长，夫人是文昌人，在县慢性病防治站当护士，全家人居住在县卫生局宿舍。
  张运生，吉林省人，部队转业干部，曾当过琼山县武装部副部长，后当琼山县水电物资公司副经理，定居府城。
  李发，黑龙江省人，部队转业干部，曾任琼山县商业局副局长，定居在府城。
  赵建义，山东省人，部队转业干部，曾任琼山县财政局长，定居在府城。
  孙玺国，吉林省人，曾任琼山县外贸局付局长，居住府城。
  张祥富，河南省人，部队转业干部，曾任琼山县日杂公司副经理，居住在府城。
  白增荣，北京市人，部队转业干部，曾任琼山县公安局看守所副所长，居住在府城。
  白玉山，黑龙江省人，部队转业干部，曾任琼山县商业局副局长，定居府城。
  盖相咸，山东省人，曾任琼山县税务局副局长，定居府城。
  刘志坚，部队转业干部，曾任琼山县粮食局副局长，定居府城。
  沈迪仪，辽宁省人，部队转业干部，曾任琼山县交通局副局长，定居府城。
  尤品行，河北省人，部队转业干部，曾任琼山县企业局局长，定居府城。
  王景荣，河南省人，南下地方干部，曾任琼山县计划委员会主任，定居府城。
  程厚余，吉林省人，部队转业干部，曾任琼山县热带作物局副局长，定居府城。
  陈华，广东汕头人，部队转业干部，曾任琼山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主管后勤工作，定居府城。
  陈钖珍，广东电白人，南下地方干部，曾在琼山县任林业干部，定居府城。
  倪同，河北省人，部队团级转业干部，曾任琼山县科委主任，定居府城。
  杨学栋，山东省人，地方南下干部，曾任琼山县农机局副局长，定居府城。
  刘志新，地方南下干部，多年任琼山县邮电局副局长，定居琼山府城。
  徐惠全，吉林省人，部队转业干部，任琼山县大致坡卫生院院长多年，定居府城。
  蓝惠芬，河北省人，南下干部，任府城卫生院主管药制多年，定居府城。
  崔日文，山东省人，部队转业干部，曾任琼山县商业局副局长，定居府城。
  陈伯春，黑龙江省人，部队转业干部，曾任琼山县粮食局副局长，定居府城。
  张宝元，山东省人，部队转业干部，曾任琼山县供销社副主任，定居府城。
  唐凯，四川人，部队转业干部，是琼山县冲坡岭农场离休干部；张德金，辽宁人，部队转业干部，也是冲坡岭农场离休干部，均定居府城。
  霍长春，辽宁省人，部队转业干部，曾任琼山县农机一厂副厂长，定居府城。
  陆宝清，辽宁省人，部队转业干部，曾任琼山县造纸厂干部，定居府城。
  李元辉，云南省人，南下地方干部，曾任琼山县日杂公司副经理，定居琼山府城。
  在海口市定居的南下干部更多。据有关资料，1950年4月曾参加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后又在海口市工作与定居现在世的大陆籍离休干部共有31人，其中享受厅级待遇的有4人，享受处级待遇的有22人，享受其他待遇的有5人。
  此外，在海口市工作和定居的大陆籍离休干部中（包括已去世者），有不少是海南解放初期，随军南下保卫建设海南的部队转业干部和大陆各地的地方干部。
  二、为农垦安置十多万军人及家属
  建国之初，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隔绝，物资紧缺。为了取得橡胶、矿石等重要战略物资，中央决定投资到地处热带亚热带又有大量荒地的海南岛创办农垦，发展橡胶和其他热带作物。因此，海南出现了封闭式的开发热。伴随着这场开发热而来的是一股大陆向海南移民热潮。据有关资料显示，至1965年的15年中，从大陆由政府有计划移民到海南岛的人口达30万之众。而这股移民潮是以军人为先锋和主力军，约有十几万人。如下是当地媒体和政府部门的有关记载：
  1952年3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抽调部队参加垦殖建设，组建海南林业第一师，并陆续派部队转业干部、南下干部和科技人员到海南参加开发建设，7万垦殖大军分布全岛。
  1952年7月7日，广西宾阳军分区152师机关和直属分队到达海南，与海南军区的第26团、27团、28团合并，组织8000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林业工程第一师，参与海南农垦建设。9月中旬，该师与华南农垦局海南分局合编。至1954年2月，林业工程第一师集体转业，各团分别改为国营橡胶农场，师部改为海南农垦局。
  1957年4月20日，当年首批参加海南开发建设的复员军人抵达海口。1957年6月，当年复员的一批人民解放军官兵及其家属在海南岛建立了两个军垦农场，即琼山县国营马石军垦农场和那大县（今儋州）和盛军垦农场。
  1957年12月，驻海南岛部队干部家属有500多户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1959年3月13日，海口各界群众在海口戏院举行欢迎到海南来参加建设的首批退伍军人大会，退伍军人代表在会上表示：决心在海南安家落户，为建设宝岛贡献力量。1959年全年，海南农垦系统接受退伍军人21955人。
  1992年1月9日，海南农垦总局隆重集会庆祝海南农垦创建40周年，总局领导在总结讲话中指出：40年来海南垦区建成了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基地，拥有天然橡胶370万亩，年产干胶能力15万吨。为国家安置了近10万名复员退伍官兵。
  此外，解放初还有万名解放军参加了海榆中线公路建设。1952年8月1日，中央决定修建海南岛海榆中线公路（即从海口经琼山、澄迈、屯昌、琼中、通什、保亭到达三亚榆林港的公路）。因为这条路经过五指山区，修路条件和生活条件都非常艰巨。1953年1月，中央军委便派解放军工程第一、第二师近万名官兵到海南岛，担负从琼中县的大河边至崖县半岭段最艰巨的工程任务（该段路长146.5公里）。公路的南、北两头有简易的路基，由10万名民工负责修筑。经过2年紧张施工，1954年12月全线竣工。海榆中线全长296公里，1954年12月19日通车。在修筑海榆中线公路的过程中，有小部分从大陆到海南修巩公路的部队官兵和工程技术人员，成家落籍海南。
  三、大批移民和难侨参加农垦建设
  海南解放初期，为了开发建设海南岛，垦荒种植橡胶等各种经济作物，除了中央抽调大批军队、南下干部和科技人员到海南参加农垦建设之外，广东省委、省政府还号召、发动人多地少的各地区，向海南岛大批移民，参加各国营农场垦荒建设。当时的《海南日报》有如下记载：1955年12月10日，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达海南；1956年2月1日，广东省各地移民到达海南。这些广东移民，特别是从汕头地区和湛江地区来的不少移民，都安心在海南各国营农场安家落户，成为农场的主力军之一。
  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海南岛各国营农场还负责安置了印尼归侨、难侨和印支难侨约5万人，而这些归侨、难侨和难民的祖籍，绝大多数都在大陆各地。
  解放以来，海南大批安置归侨难侨主要有3次：
  （一）50年代对马来亚难侨的安置
  1951年，马来亚政府实施“人力动员令”，大批华侨纷纷自筹旅费投奔祖国。为了帮助难侨安家立业，当时海南成立了广东省归国难侨处理委员会办事处海南分处（简称海南难侨办事处），专门负责接待安置难侨工作。1951～1953年，共接待安置广东省难侨办事处送来的马来亚难侨6094人。前3批有1055人，其中845人由海南橡胶垦殖处安置在所属的橡胶园，210人获资助返原籍，由当地政府拨地从事生产。从第4批起，安置在海南厂矿企业1500余人，其余的难侨由海南难侨办事处安置在万宁县兴隆镇，开办农场（这就是兴隆华侨农场的由来）。至1993年底，先后兴隆华侨农场安置的马来亚难侨有4000多人。当时海南媒体有如下报道：
  1951年2月上旬，被马来亚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的岛外侨胞200余名，由广州乘轮船抵达海口市，受到人民政府的热情接待，他们被妥善农排到各农场。
  1951年8月18日，在马来西亚被英帝国主义驱逐出境的难侨共700余人由广州乘船抵达海口，受到人民政府的热情接待，他们被安置到各地参加生产建设工作。
  1951年11月25日，被泰国当局无理驱逐出境的《全民报》总编辑蔡志宏和难侨30余人抵达海口，海南区侨务局等机关团体集会欢迎。
  1956年12月下旬，当年5月成立的海南华侨投资公司又接待热心开发海南岛的华侨163名。至12月底，兴隆华侨农场共吸收了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共3000余人。
  （二）60年代初对印尼归侨的安置
  1959年5月至1961年底，印度尼亚西政府发布法令，禁止华侨在二级市场和县级以下小商贩市场营业，并出动军警宪兵威胁、污辱、殴打华侨，甚至出现焚烧、哄抢华侨商店、财物的现象，使华侨无法谋生，流离失所，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1960年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达了《关于接待安置归国华侨的指示》，决定对在印度尼西亚流离失所、无法谋生或不愿意继续居留的华侨，根据他们的意愿，派轮船接其回国和参加建设。国务院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负责统筹归国华侨的接待安置工作，并在广州、汕山、湛江、海口等港口设归国华侨入境接待机构。海口港接待机构即海南行政区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办公室，专门负责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工作。1960～1962年，海南共接待和安置印尼归侨9059年。当时《海南日报》等媒体有如下一系列报道：
  1960年5月2日，印度尼西亚777名归侨抵达海口。他们大部分被安排在那大合营农场、国营西庆农场、三门坡农场（后改红明农场）和农昌农场。其中有技术专长的100多人分配在海口市工业生产单位工作。
  1960年5月10日，250多名印度尼西亚归侨抵达海口，受到海南人民的热烈欢迎，海南接侨办公室安排了他们的工作。
  1960年6月3日，300多名印度尼西亚归侨乘祖国接侨轮“福安”号抵达海口，受到热烈接待。他们被安排到国营西联农场工作。
  1960年7月2日，250多名印度尼西亚归侨乘祖国接侨船抵达海口，海南区接待和安侨委员会召开各种座谈会，并安置他们到定安县国营南海农场安家。
  1960年8月1日，250多名印度尼西亚归侨乘祖国接侨轮“福安”号抵达海口，他们大部分被安置到琼海县（今琼海市）彬村山农场工作。
  1960年8月5日至8日，海南行政公署华侨事务局召开侨务工作会议。会议肯定了半年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目前本区已接待和安置归侨5000多人，这些归侨在各农场、工厂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发挥各自的技术特长。
  1960年8月18日，又一批印度尼西亚归侨抵达海口，他们被安置在国营西联农场落户，其中100多名归侨学生安置在各地学校继续读书。
  1960年8月19日、9月14日，两批印度尼西亚归侨共1200人乘祖国接侨船先后抵达海口，他们被安置到各个国营农场。
  1964年9月30日，前来海南兴隆华侨农场落户的福建省归侨知识青年126年抵达海口，受到海南人民的热烈欢迎。
  （三）70年代末印度支那难民的安置
  70年代末期，印度支那出现了全球瞩目的难民潮。1978—1979年，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接待安置了印支难民28万多人。其中转到海南安置的有2.35万人，大部分来自越南北部，少数来自老挝、柬埔寨。自1980年起，《海南日报》有如下有关印支难民的报道：
  1980年1月17日，我国接受从泰国回来的首批印支难民181人抵达海口，他们被安置到文昌农场定居。
  1988年3月13日《海南日报》报道，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驻华任务代表黎明·贺尔来海南考察，受到海南省省长梁湘、副省长王越丰的会见。1979年至1988年，海南岛先后安置印支难民28000多人。
  至1996年，海南安置的印度支那难民达2.99万余人。主要安置在兴隆华侨农场、彬村山华侨农场（位于琼海市东北）、文昌华侨农场、澄迈华侨农场、东方华侨农场等5个华侨农场，以及42个国营农场，共设立176个安置点，分布在16个县市。我国政府先后拨出2亿多元用于安置印支难民，并为难民提供了1.2万公顷土地（折合人民币5.4亿元）发展生产。通过就业安排，使难民适应新的环境，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与当地居民融为一体。至1996年，参加生产劳动的难民有1.52万人，享受退休金待遇的难民退休职工2610人，新安排就业的难民1667人。难民中的学龄儿童都已上学，在校学生7925人。
  1992年1月9日，海南农垦总局隆重集会庆祝海南农垦创建40周年时，海南省农垦总局局长王法仁在他所作的报告中指出，40年来海南农垦各农场共先后为国家安置了近5万名华侨和难侨。
  四、为各方面建设调进大批知识分子
  海南解放初期，经济文教落后，百业待举，有文化知识的人才奇缺。为了振兴海南的经济和教科文化事业，国家从全国各地给海南抽调和分配来大批各行各业急需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才。特别是为了发展海南教育，办好海南高等、中等学校，就地培养各方面人才，国家和广东省有计划地派来大批科技骨干和大学、中学教员。这些五、六十年代就到海南工作的知识分子，在海南各方面的建设中起了奠基和开创作用。解放初期调进海南的知识分子主要有四方面来源：
  （一）国家为接管海南重要部门而派来专业人员
  本章第一节所录曹文华、章锦涛两位老干部，也是当时国家为接管海南公安、报社等重要部门经过培训后派遣而来的。已退休的原海口海关副关长陈绍维回忆说，1951年底，年仅20岁的他和另外8名海关总署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从上海南下到了广州，他们被告知分配到海口海关工作。他们根本不知道海口在哪里，该怎么前往。当时海口与广州之间，既没有班机、班车，也没有客轮来往。他们只好从广州搭乘货船，在海上颠菠了三天两夜才到达海口港外，因为码头太小水太浅，货船靠不了岸，要转坐小船才能到上岸。
  （二）国家和广东省分配来大批大学生
  据有关部门统计，自解放以来至70年代的30年间，国家分配进海南岛的大学生有2万名。这些大学生有3个来源：
  一是国家计划分配和个人志愿来支援海南边疆建设的大学生。海南有些单位和项目，是属于国家有关部门直接领导和管辖的，这些单位的人员，特别是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大多是由国家有计划地从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专业大学生担任和补充。
  二是从广东省分配来的各个专业的大学生。海南于1988年建省之前，是属于广东省管辖的一个行政区。过去各省的大学毕业生，都是由省计委和人事部门按计划统一分配的，几乎每年广东省都分配一批广东籍的大学生到海南工作。六七十年代笔者在中学当教员和在琼山县委宣传部工作时，有不少同事就是原籍广东的大学毕业生。尽管这些广东大学生大多已经迁回广东去了，但在笔者的广东大学生朋友中，有不少人从五十年代一直在海南工作到退休，现在仍居住在琼山市府城镇。例如：蓝田玉，广东茂名市人，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海南师专当教师，后升任海南师范学院院长。邹福如，广东揭西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文昌县当教师，历任文昌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文昌县政协副主席，1984年任海南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1990—1994年，被评为中学数学特级教师、海南省中小学十佳校长，199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96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黄广源，广东普宁市人，任琼山中学副校长；王万钟，也是广东人，原在琼山县东山中学、琼山中学当政治教师，后调到中共海南省委党校直至退休，他俩都是在广州读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来琼山工作并扎下根的。还有笔者的亲家爹陈作武，广西博白人，在海南肥皂厂当付厂长（处级）；亲家母钟木英，广东梅县人，海南肥皂厂科级干部，他们都是在广州读书分配来海南工作的，退休后都住在府城。
  三是从大陆各地（主要是广东）来海南读书而留在海南工作的大学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海南师专（现师院）、海南医专（现医学院）、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学院等大学，都是面向全国或广东全省招生的。不少大陆学生在海南各高等院校毕业后就留在海南工作。例如笔者内人的姐夫谢禄垂，广东连平县人，副主任医师，60年代初海南医专毕业后分配到昌江县工作。
  （三）为海南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调进大批专家、教授
  例如，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和学院（现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其前身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是设在广州。为了发展海南橡胶等热带作物生产和便于科研工作，1958年迁至海南岛儋州现址。有许多国内外著名的橡胶等热作研究专家、教授都随迁到了海南。至1996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有职工5312人，科技人员1123人，其中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190人（含研究员43人），中级专业技术人员300人。著名专家有：橡胶栽培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宗道；生物技术专家博士生导师郑学勤研究员；生物统计专家林德光研究员；橡胶栽培专家黎士聪、许文献研究员；生物技术专家王泽云研究员；橡胶加工专家韦玉山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有128名。
  下面仅录1960年之前从大陆到海南工作，业绩显著并定居海南的部分专家事迹：
  何敬真，1902年出生，福建省漳浦人。1931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1944—1945年赴美国学习水土保持和草原管理。曾任厦门集美农校校长，先后在私立铭贤学院、四川大学任教，1946年晋升为教授。1953年调入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研究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任热作系主任、热作所所长、国家农垦部科技委副主任。中国热带作物科研与教学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主持或指导过多项热带作物栽培研究课题。主持的热带作物引种试种课题，1975年获广东省科学大会奖（当时海南属广东省辖）。1983年获中国农学会坚持农业科学工作50年以上的农业专业表彰。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雷贤钟，橡胶垦殖专家，马来西亚华侨，福建古田人。1904年生，1924年去马来西亚谋生，后靠开发橡胶园致富。1953年，响应中国政府的号召，联络18位华侨到海南岛考察橡胶种植业。1955年，冒着生命危险，从南洋携橡胶优良品种近20个举家回国，在崖县（今三亚市）南田地区建立中国第一个以芽接树为种植材料的侨资胶园——华侨侨福胶业公司。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及多家橡胶育种单位以其携进的优良品种为亲本，研究培育出一批新的优良品种，促进了中国橡胶业的发展，为中国橡胶良种化建设贡献突出，获国务院的嘉奖。1958年侨福公司并入国营橡胶农场后任南田农场作业区主任。曾任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委员、崖县政协副主席等职。
  吴恭恒，广东梅州人，1912年生。1936年毕业于广东国民大学。1948年获法国里昂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被聘为教授。先后任广东国民大学、法商学院、中山大学教授。1954年调入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工作。长期从事科学信息的搜集、整理、研究和翻译工作，翻译橡胶、油棕、胡椒、咖啡、可可、椰子、木薯等热带作物法文文献资料200万字。主编《咖啡的虫害》、《乳胶生理生化研究综述》等书。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曾友梅，广东澄海人，1913年出生。193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植物生理学专业。1914年获岭南大学理科研究所硕士学位。先后在岭南大学、香港大学、中山大学任教。1952年晋升为教授。1953年调入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从事天然橡胶和剑麻等的研究工作。中国热带作物科研和教学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参加完成的橡胶树在北纬18°～24°大面积种植技术，获1982年国家发明一等奖；参与完成的龙舌兰麻杂种第11648号引种试种、技术改进和示范推广，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生平事迹被收入《中国当代名人录》。1991年享受国务院颂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徐广泽，广东番禺人，杰出的橡胶种植专家。1916年出生于马来亚，幼年回国读书，193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农学院后，再回马来亚从事橡胶种植和育种研究，1946年回国任教于中山大学。1950年、1951年两次参加广东省调查组到海南进行橡胶种植业考察。为开创中国自己的育种工作，1954年主动调到海南农垦局，积极筹建橡胶种站，亲自拟定并组织实施海南橡胶选育种规划。经过30多年努力先后选育出47个抗风耐寒、高产橡胶良种。1977年后任广东省农垦总局总工程师。1984年应邀参加在法国召开的国际橡胶生理育种会议，在会上介绍阐明了中国因地制宣培育良种的经验和学术思想。历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中国热作协会副理事长。1989年去世。
  刘乃见，湖北松滋县人，1918年出生。1946年毕业于湖北农学院，1951年任松滋县政府办事员。1953年调入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研究院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1983年晋升为教授。中国橡胶育种工作的开拓者和组织者之一，负责国家“十五”攻关课题“巴西橡胶数量遗传的初步研究”等多项科研项目。参加完成的橡胶树在北纬18°～24°大面积种植技术，1982年获国家发明一等奖。主编多本高等学校教材。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黄宗道，湖北孝感县人，1921年出生。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橡胶专家。194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土壤农化系，留校任教。1953年调入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及行政管理工作。历任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学院院长，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海南省科协主席，中国热带作物学会理事长，国家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长期从事有关橡胶等热带作物的科研、教学工作，是中国热带作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90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中国工程院选为院士。
  刘松泉，淅江平湖人，1921年出生。1945年毕业于江西中正大学农学院，1945—1953年先后在上海幼儿园师专、南京大学任教。1953年4月调入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从事科研工作，任育种站长、橡胶研究所长。1979年晋升为研究员。长期从事橡胶选育种工作，是中国著名的橡胶选育种专家。主持国家攻关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等多项，共获18项科研成果，其中7项分别获国家、省、地、院奖励。1991年享受国务院领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庞廷祥，广西博白人，1923年出生。1949年广西大学林学系毕业后，在广西桐油研究所工作。1953年调到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从事科研和管理工作。1986年晋升为研究员。参加完成的橡胶树在北纬18°～24°大面积种植技术，1982年获国家发明一等将。1992年享受国务院领发的政府特殊补贴。
  潘衍庆，上海人，1927年出生。1953年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在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工作。历任副院长、院党委书记、热带作物生物学农业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热带作物学报》主编，1986年晋升为研究员。1992年享受国务院领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郑学勤，安徽歙县人，1929年出生。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植物系。同年分配到国家农垦部工作。1956年调到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工作，任副院长。1986年晋升为研究员。现任热带作物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农业部生物技术专家顾问组专家、联合国粮农组织顾问等职务。他主持或参与的多项科研项目获国家奖项。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获国家计委、科委授予的全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先进个人金牛奖。1995年获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并获海南省推广科技进步突出贡献奖。
  黎仕聪，广东顺德人，1936年出生。1959年毕业于华南农学院（现华南农业大学），分配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工作。1992年晋升为研究员。1984年被评为全国农林科技推广先进工作者。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何琦（1903～1970）医学昆虫学、疟疾学专家，淅江义乌人。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留学英国，获利物浦热带病理学博士，为英国皇家昆虫学会会员。回国后任齐鲁大学、大连医学院生物学教授。1936年起曾多次到海南调查医学昆虫，逐步查出海南有按蚊26种。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反细菌战，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二级国旗勋章。1953年起在海南研究抗疟，任中国医学科学院海南岛疟疾防治研究站主任等职。他判定微小按蚊是海南疟疾的主要传播媒介，在兴隆、那大等地建立6个防治实验区，在五指山区开展全面抗疟运动，收到显著效果。并在海口、兴隆举办6期抗疟班，培养青年抗疟技术骨干350名。对海南岛防治、消灭疟疾病有重大贡献。
  （四）国家为海南大型企业调进大批知识分子
  解放后海南岛长期属于国防前线，国有大型企业比较少，但为了利用海南的资源，也设立了一些大型企业。例如，设在昌江县石碌镇的海南钢铁公司，属于国有大型一级企业，由海南铁矿和筹建中的钢铁厂组成，1995年有员工1.2万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000人；海南省一轻总公司，国有大型三级企业，1995年有员工2050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43人；海南省汽车制造厂，国有大型二级企业，1996年有职工800人；海南电缆厂，国有大型三级企业，1996年有职工402人，其中技术人员78人；椰树集团有限公司，国有大型一级企业，1995年底有职工4000人，其中技术人员93人；海口力神速溶咖啡厂，国有大型三级企业，1996年有职工178人，其中技术人员71人；海南省印刷工业公司，国有大型三级企业，1996年有员工465人，其中技术人员271人（高级职称者22人）；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国有大型企业，1996年有员工2998人，其中高中级技术人员71人；海南宏业毛纺有限公司，地址在陵水县陵城镇，国有大型一级企业，1995年有员工1000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79人；琼海丝绸厂，国有大型企业，1995年有职工468人；海南省电子工业总公司，国有大型企业，1996有职工2397人，其中高中级工程技术人员163人；海南省建筑材料工业总公司，国有大型企业，1996年有职工1900人。这些国有大型企业的高中级技术人员，大部分是各时期由国家分配来海南工作的大中专毕业学生。据昌江县和海南钢铁公司的调查统计，仅海南钢铁公司大陆籍的高级职称者就有如下近百人。
  第二节 “文革”期间十万知青居民落户海南
  1965年至197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曾一度停止招生，毛泽东号召广大城镇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在此期间，广东省及其他省各地曾经有近10万名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到海南各农场和农村插队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从省到地区、市县、人民公社，都设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抓知青工作。“文化大革命”后，绝大多数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都落实政策，迁移户口回原籍就业成升学，但也有少数人由于已和海南人结婚成家或业有所成，生活较安稳等原因，一直留在海南工作和安家。《海南日报》等媒体，对大陆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到海南上山下乡情况有如下记载：
  1965年9月15日，前来海南区红岭农场、石碌农场和白马岭茶场落户的汕头市知识青年300人抵达海口。
  1965年10月13日《海南日报》报道，今年有150名高等医学院应届毕业生分配来海南，其中60％分配到公社卫生院工作，以加强农村卫生事业的建设。
  1968年12月14日，800名广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达海口。
  1968年冬，海南农垦各农场共接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2万人。
  1969年，海南农垦系统安置广州、梅县、韶关等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30500人。
  1970年4月13日，海南行政区革委会发出《关于贯彻落实战备疏散安置工作会议的意见》，提出海口地区第一批疏散对象（主要是家庭出身不好和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约5000人，要将这些人从海口、府城疏散到各县农村去安置管教，防止发生战争时这些人生事（当时主要是为防止“苏联进攻”），要重点完成广东省分配海南的1000人安置任务。
  1970年6月21日至23日，海南区革委会召开有关知青工作会议，认为全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形势是好的，一年来，全区共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20324人，相当于文革前三年的上山下乡总人数的14倍多。
  1992年1月9日，海南省农垦总局局长王法仁（后调任海口市市长），在庆祝海南农垦创建4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海南农垦系统安置过10万名城市知识青年。
  1974年，80多名广东信宜人响应政府的号召，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海南昌江县十月田公社南岭农场落户，进行土地开荒。1996年南岭农场改为南岭村，实行了土地承包。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全村拥有可利用的耕地面积3000多亩，平均每户40—50亩。他们每家每户种橡胶500至1000株，种甘蔗10至20亩，全村种植的芒果、香蕉等果树和瓜菜超过2000多亩，农业年改入平均每户3至4万元，全村还买了12辆东风牌货车跑运输。全村由县文明办公室帮助统一规划，家家户户盖起了2至3层的小洋楼，整个村庄就像一座小城镇。
  第三节 建省办特区吸引数十万人入海南
  一、海南建省始末
  早在海南建省前的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委，早就重视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海南岛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地方。当年1月18日至22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结束了对非洲11个国家的正式友好访问后，于18日来海南视察。随同赵紫阳出访的国务委员谷牧、外交部长吴学谦等同机到达海南。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第二书记、省长刘田夫，广州部队司令员尤太忠、政委王猛到海南迎接陪同视察。赵紫阳在听取海南区党委、区公署关于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的汇报后，指示海南要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条件，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开创加速海南开发建设的新局面。
  2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海南欢度春节并在海南视察，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决而又有步骤地进行改革，要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争取更高的发展速度。
  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并发出通知指出，中央决定加快海南的开发建设，在政策上放宽，给以较多的自主权。要求中央各有关部门，要从人、财、物上对海南开发建设积极给予必要的直接支持。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邀请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杨尚昆、姚依林、胡启立和宋平座谈特区等问题。邓小平提出了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的设想。
  1984年5月15日至31日，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越紫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央已决定进一步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要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经济政策，扩大它的权力。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的议案，决定海南区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成立人民政府，是一级地方国家政权机关。
  1985年12月30日至1986年1月1日，中央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了西沙群岛守备部队，同海南党政军领导人一起欢度元旦，并就海南开发问题作了指示。
  1986年2月5日至14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胡启立、田纪云等领导人再次到海南视察，要求海南的同志要重新振作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扎扎实实地把海南的开发建设事业进行下去。
  从1983年至1986年，中央党政军各部门都多次派人到海南进行考察，具体帮助海南加快开发建设。各国驻华使节、记者曾多次分批到海南岛参观访问和采访，国内外来海南投资设厂办企业、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要求来海南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早在1983年10月5日至7日，海南区党委、区公署就联合召开人才交流会议，研究人才引进、交流问题。当时，全国各地区有5000多人写信要求到海南参加开发建设。会议要求各级组织、人事部门，以极大的热情，高度重视人才的引进、交流工作，并逐步建立人才合理流动制度。1983年12月中旬，海南区党委、区公署转发了区组织部、人事局《关于认真做好从岛外引进科技人才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的引进人才的原则是，根据海南专门人才的短缺情况和开发建设的需要，有选择地从岛外人才密集的地方有计划地、有目的地引进当前急需的科技人才和今后经济建设发展中所必需的科技骨干。条件是：具有真才实学、年富力强、乐意到海南工作的工程师、讲师以上职称者；大学专科、本科毕业生；研究生和自学成才者。对从岛外引进的人员给予适当的优惠待遇。
  1987年，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建议撤销海南行政区，将海南行政区所辖区域从广东省划出，单独建立海南省，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以前，授权国务院成立海南省筹备组，开展筹备工作。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设立海南省的议案，决定提请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并授权国务院成立海南建省筹备组。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海南省及其筹建工作的通知》，成立海南建省筹备组，由许士杰任组长，梁湘任副组长。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衔牌悬挂仪式在海口举行。
  二、十万人才过海南
  海南建省后，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极多。首先是海南的机构设置从地区一级提格到省级，党、政、人大、政协、审判、检察和工、青、妇等社团机关需要增加大量干部，大部分需要从大陆各地调入；其次，海南省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要实行许多优惠政策，搞好外引内联，加速海南开发建设，需要从大陆各地引进大批各种技术干部和管理人才；再次，海南经济建设腾飞所需要的交通（机场、港口、码头、高速公路、铁路）、能源（水电站、火电厂、输电网、石油气的钻探开采和供应网）和通讯（程控电话、移动电话和电脑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大批高科技项目、市政设施、旅游项目和房地产开发建设等，都需要大量技术人员和建筑工人；各种公司、商场、宾馆、酒店等服务行业，也需要大量管理人才和服务人员。总之，海南建省办经济大特区，吸引了全国各地人才和民众纷纷涌向海南；呈现出号称“十万人才过海峡”之壮举。现转录当时《海南日报》等媒体部分报道如下：
  海南建省前夕，大陆各地到海南求职的人实在太多，海南各机关应付不了。于是国务院办公厅于1988年2月4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做好到海南求职人员的劝阻工作。通知说，目前海南正处于建省筹备阶段，可安排的人员极为有限，如确有建设海南之志，可用书信联系。海南将根据建设需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引进所需人才。
  1988年4月1日，海南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派出人员离琼赴大陆，在北京、西安、武汉、重庆等地设立人才引进办事机构，招贤纳士，引进海南开发建设急需人才。
  1988年8月15日，《海南日报》报道，海南筹备建省办特区以来，海南成了全国人才流向的一个热点，除台湾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人来信来访，要求调进海南工作。截至今年7月底止，全省共收到和接待这类信访共16.7万人次。各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发函引进的有4500人。
  1988年11月22日，海南省首次引进国外智力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据统计，海南省通过各种渠道共引进日本、美国、西德、意大利、香港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管理专家700多人次（大部分是华侨、华人）。这些国外智力的引进，对海南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88年，前来海南省三亚市培育良种和从事科研活动的省、市、自治区达27个，90多个种育单位和4500名农业科学技术人员。培育水稻、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作物良种的面积达4万多亩，其中杂交水稻3.3亩。此外，还有大批从大陆各地到陵水、乐东、东方等市县，长期租地育种和种植瓜菜、水果的科技人员、商人和农民。
  1992年8月31日，《海南日报》报道，海南省人才交流中心，建省5年来共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5000人，其中高级职称239名，中级职称1482名。
  建省初期涌进海南的有用之才主要有三部分人：
  一是要求调动来海南工作，在大陆已有工作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在他们的履历表和各种证书上，不乏书记、主任、某长、博士、教授等头衔。他们奔走于各单位之间，以求得一个比在大陆原单位更好的单位和职位。
  二是刚毕业或尚未毕业的大中专学生。其间也有不少人具有学士、硕士学位。当时海口市东西湖公园三角池一带是他们聚集的主要地方，他们白天便到处看招聘广告，有的则自己到处张贴自荐广告，为的是在刚建省的海南岛谋得一份职业。有的人到海南日子长了，找不到工作，便在海口、府城等街道旁摆起了地摊，包饺子、烙大饼、烤红薯、擦皮鞋、卖书报，誓有不落籍海南决不回乡之势。在这个热潮中，同笔者熟悉的几个大学生中，有的后来找到了比较满意的职业。
  三是来海南投资办公司和设立各种办事处的群体。在这部分对机遇向往、对市场经济早有感悟而又不甘寂寞的难以计数的群体中，有在大陆各地大小、公私工商企业中的在职人员，他们要在海南设立新公司或子公司，利用海南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扩展业务，赚更多的钱；有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华人的投资者，想利用他们的资金优势和国家对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商人更优惠的政策，抢先在海南经济特区争得一席之地；有大陆各地各级党政军群机关和社会团体人员，手持各种盖着大红公章的介信、证件和资料，寻找和通过各种关系，在海南办各种经济实体。其中还有无数具有高学历、高职位而辞掉原职，决心“不成功便成仁”的下海者。笔者因参加了一个在北京注册的社团，因此也帮助该社团在琼山市成立了2个公司。在笔者所认识建省初来海南的朋友中，一半是匆匆的过客，有的来凑了一阵热闹一事无成回去了，个别挣了点钱出国或回老家享福去了，个别成了亿万老板在海南经济滑坡时抽资蹓回大陆发展去了，成功的那一半仍留在海南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发展着。
  三、外来民工二十万进岛
  海南建省初期，除了号称“十万人才过海峡”之外，还有20万民工涌进海南岛。据1989年12月31日《海南日报》报道：1988年2月以来，盲流人员大量涌向海南，外来民工20万进岛。省、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遣返，12月份共收容遣返盲流人员4231人。
  所谓“盲流人员”，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那些社会待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无组织盲目地流入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员的贬称，后来改称“民工”。海南建省初期，到底有多少民工涌入海南，谁都无法统计，“20万”这个数字是估计过少而不是过多了（1990年第4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海南流动人口为27.7万人）。实际上，1990年前后，涌入海南的大陆民工有大大几十万之众。反正当时海口、府城到处是人山、人海、人流，到处是讲普通话的人，大陆人多于海南人。人多为患，住房、用水、用电都非常紧张，打长途电话和乘车、搭船、坐飞机进出岛都有困难。1993年秋，四川省某县一位司法人员多次找到当时任琼山市人大办公室主任的笔者，要求协助他解决好该县一位民工在琼山打工因触电死亡的理赔案件。据他所称，光他们县在海南的民工就有10余万人，因工伤死亡的就有十几人，县里抽调几位县和乡镇干部驻在海口，专门协助处理来琼民工各种工伤事故等问题，一天到晚都忙不过来。
  四、从大陆迁居和常住海南的几种人
  （一）从大陆各地调入海南省、市、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任职的干部和职工。因为单位实行住房改革，个人买了单位住房或商品房，家属子女也在海南就业和上学，便在海南安家落户。这种人多得无法计数。
  （二）从大陆来海南经商办公司企业，单位安排住房或自己买房安家落户的人。海南有政策规定，凡在城市里购买一套商品房，可向该城市迁入一人户口。有的一人买房，却迁来全家居住生活，甚至邀来众多亲戚朋友来海南定居做工。
  （三）长期驻海南承建工程的建设队伍。海南建省后，城乡建设面貌日新月异，交通、能源、通讯、市政、服务等基础建设发展迅速，公路、桥梁、码头、机场、酒店、商厦、旅游区、市政设施等大中型项目，绝大多数都是由在海南登记注册的大陆各大建筑工程公司承建。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队伍绝大多数都是大陆人。这些建筑公司派人在海南居住和承包工程，建完一处又一处，有时几个工程同时开工，有干不完的活。常驻海南的大陆建设队伍起码有数万人。有不少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甚至迁来家属子女一起生活。
  （四）购买了海南安居房、养老房、投资房的大陆居民族群。据调查，海口、府城、三亚的商品楼住房，大多数为大陆各地所购买。有的住户有人在海南工作、就业，并已迁入户口，有的住房，主人在大陆工作或经商，交给亲戚朋友居住，自己有时回来暂居。有的人在大陆工作，因业务关系经常来往于海南和大陆之间，看到海南四季如春，到处是青山绿水蓝天，鲜花常开，环境优美，海风轻吹，空气清新，是最适合居住和生活的好地方，因此买下住房，准备自己退休后迁来海南定居。也有不少大陆人买房让已离退休后的长辈来海南居住，安度晚年，以尽一份孝心。笔者每天早晨、傍晚都到海口和府城之间的红城湖路、龙昆南路散步锻练，结识了不少从华北、东北和西北来此安度晚年的离退休干部、职工，大多是老两口相伴，手携幼孙玩耍。他们有的是用自己的储蓄和退休金买房，有的是子女或孙子凑钱购房孝敬老人，让老人安养颐年。近年外地人来海南旅游、度假、养老逐渐成为一种新时尚。许多外地人来海南旅游观光后，无不被海南净蓝的天空、明媚的阳光、清新的空气、湛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所吸引。由于近年海南的房价比北京、上海等内地城市要便宜得多，一二十万元便可买到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普通商住房，加上银行存款利息不断降低，所以很多大陆人来海口、三亚购买商住房。冬天就迁来海南居住，住在自己的房子自由自在又省钱，比经常花大钱来海南短期旅游、度假划算得多。有些在北方生活了多半辈子，身患风湿、关节痛、气管炎、哮喘和其他老年病的干部对笔者说，年老后不适应北方冬季的寒冷气候，寒冬季节难于出门活动锻炼，来海南居住却可天天出门活动，既减少了医药费开支，又减轻了子孙的侍候照顾，在海南买房值得！
  （五）来自大陆农村的大批民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从大陆各地涌进海南的民工有数十万之众，到1995年之后，人数逐渐减少。到2000年前后，常住海南的民工通常亦有10万人左右。所谓“常往”，就是大部分在住地向当地公安派出所申报领取了“常住户口”或“暂住证”。他们多数来自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河南、广西等省、市、区的农民，也有少数来自新疆的维族人。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男子主要靠出卖体力，雇主临时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如开沟、挖土、平整、拆迁、搬运、搞简易建筑等。年青女子则多在酒店、饭馆、茶楼、路边大摆档、发廊、美容院等当服务员，或在街边补鞋、刷鞋等。这些人大多集体或一家人租城市居民的住房居住，两、三年或几年才回老家一次。有的全家老少都迁居海南，当捡卖垃圾专业户。这些人在海口、府城和各市、县城近郊搭起简陋棚屋，或租住近郊居民陋屋，白天分头到处觅捡或收购废纸、废铜、废铁、废塑料和废玻璃瓶，然后拿到废品收购站去收购。收购站的大小老板全是大陆人，他们将废品分类，等某种废品达到一定数量，才装车、装船卖给岛内或广东、广西的有关工厂。在收捡废品棚户比较多比较集中的地方，还专门办起供这些棚户孩童入读的幼儿园和小学。在海口和府城周围就有这样未经当地政府批准而兴办的私办幼儿园和小学几十间。例如，在琼山市府城红城湖商业街北面与南航飞机场之间的荒地上，就住着湖北省监利县等地数百户一、二千人专收捡废品的农民，有不少人是1998年长江发生洪水时，作为灾民流来海南谋生的。在这里就有两间私立小学，教师全是大陆灾民中有文化的人。这里有个废品收购站姓彭的小老板是作者的朋友，原来在老家是村委会（大队）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因家乡发大水，他年纪已接近60岁，经乡政府同意他才带全家人来海南做这种生意的。后因琼山市要建红城湖公园，老彭曾给笔者打来电话，请求帮助他另找一处地方，但在府城附近一时难找到适当的场地，他们才集体搬迁到海口近郊别的地方去。
  第四节 解放后海南经济和社会发生巨变
  新中国成立后，从大陆迁入海南的人数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多，对海南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巨大促进作用。海南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全体海南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与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其中也有解放以来各时期迁入海南的各界人士的一份功劳。半个世纪来，特别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海南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的确是太大了，本节仅略述如下几点：
  一、提高了海南的地位和知名度
  海南在历史上曾是历代王朝贬谪罪臣的地方，解放30多年后仍一直是广东省沉重落后的包袱。国家决定海南设省办经济特区，改变了海南的体制结构，提高了海南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国际上的知名度，是海南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这是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也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
  海南能实现建省，能有今天的发展进步，的确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百年的舆论，经过几个时代先辈们的努力争取，甚至付出不小的代价，吸取若干经验教训才实现的。
  由于海南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自然环境，早在清朝末年，海南有识之士潘存就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呈交《琼崖建省理由与建设方案》。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之洞曾亲临海南视察，并同广西实力派人物岑春煊提议将海南岛改设行省。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多次建议将海南另立一省，并定名为“广南省”。后来海南籍国民党政界要人陈策等曾多次吁请国民政府改海南为省；1949年春，国民党中央通过海南改省案，不久在海口成立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先后委任李汉魂、陈济棠为海南特别行政区公署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海南建省筹备工作，因国民党兵败逃台而未建成。
  海南解放不久，海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冯白驹代表海南人民提出海南建省的建议，但这竟成为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主要“罪状”之一，上级错误地处理了冯白驹为首的一大批所谓犯地方主义错误的海南老干部（县团级以上干部100多人）。这是对主张海南建省历史无知的突出表现。加上后来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需要，长期把海南作为国防前哨，每年都按计划上调海南特有的天然橡胶、优质木材、石碌铁砂和廉价食盐等资源，极少搞经济建设项目，对海南各方面都极少投资，使海南长期成为广东省各方面都落后的包袱。
  建国30多年之后，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员会和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成立，这才从体制上解决了海南的地位和发展前途问题。海南建省后，海南的行政建制由地区一级升格为省级，权力大大加强了，不仅可以单独组团参加全国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和其他全国性会议，直接反映海南人民的建议和要求，海南省的各部门还可以直接与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打交道、办事，海南省人大和政府还有权根据国家法律、政策和法令，制定和施行适合本省的政策、法规和条例等。从此，海南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可以自行制订和执行，国家可以直接向海南投资和拨款，海南各市县有关单位，可以按照经济特区的有关政策规定，自主灵活地搞好外引内联和招商引资工作，加快当地的建设步伐。从此，全世界五大洲各国、各地区和全国各地来海南参观、访问、考察和洽谈投资设厂办项目的人越来越多，海南省各单位、各市县也纷纷派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吸引海内外客商来海南投资，极大地提高了海南在全国、全世界的知名度。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先后来过海南省视察和指导工作。21世纪初的2001年，亚洲各国确定位于海南省琼海市的博鳌亚洲论坛作为永久性的会址。每届年会亚洲及世界政要、学者、企业家都聚集于此进行对话，这对海南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带来许多机遇。
  二、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半个世纪来，海南城乡面貌发生的巨变是极难用语言来简单描述的，只能用一些有代表性的众所周知的有形东西作对比说明。以建筑物来说，解放前全岛最高的楼房是海口市得胜沙路的五层楼，它既是海口的代表，也是海南的代表。1956年，笔者在读初中时参加国庆大游行，队伍从得胜沙路走过时，大家都昂首看着悬挂在五层楼上的毛泽东主席画像，无不为五层楼的高大宏伟而赞叹。而现在全岛从城市到乡村，高楼大厦林立，在省会海口二三十层高的大厦鳞次栉比，星级的旅游酒店到处都有，在全省城乡十层、八层的私人住宅楼到处可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全省任何县、市府所在城镇的建设规模，都比解放前海口市的规模大，面貌都比解放前的海口美，工商各行经营活动都比解放前的海口兴旺发达，甚至现在有不少农村墟镇的建设规模、街容店貌和商贸经营状况，都大大超过解放前的海口市。
  全省农村面貌也变生了巨变。以笔者的故乡——琼山县（1993年撤县设市）永兴镇来说，地处琼北羊山地区复地，自古以来是闻名岛内外的水果之乡，历来是华南荔枝、龙眼、柑桔、石榴、黄皮、杨桃、菠萝蜜、木瓜、香蕉等水果的主要产地，距离海口、府城只有十几、二十公里路。但解放前乃至20世纪50年代，这里农民的生活还十分困难。吃的是蕃薯、木薯、小米稀饭；常年人畜饮用水多是置屋檐下大水缸聚积的雨水，或是要到二三里路外的深井去挑水；家家户户都是用海棠油、豆油、煤油点灯照明；出门走的是崎岖不平的石头山路；乡民和城里的小商贩，要贩运各种时新水果、木柴、木炭及其他山货到海口、府城去卖，几乎全靠人工肩挑，来回一趟需要一整天时间。笔者在府城读中学6年，往返都是开动自己的“11号车”（步行），从未坐过汽车或骑过自行车。可见农民生活之艰难。不想可知，远离海口、府城的大部分地区农民，衣、食、住、行会更加困难。现在全省农村已旧貌换新颜。广大农村到处都有新建的水泥钢筋结构的小楼房，甚至世居山区茅舍的黎、苗农民，都搬进了由政府资助统一规划建设的新村新瓦房。全省农村已基本实现村村通公路、通电和饮用卫生水。以笔者故乡永兴镇为例，现在有宽广的柏油路、水泥公路与全省各市县及本市各乡镇相通，镇内各自然村有平坦的公路相连，村间道路比解放初期通往海口、府城的海榆中线公路还要好得多；从60年代起，村村都用上了南丰水电站的电；有了电之后，各村都打井建水塔，家家户户人畜都饮用抽自地下岩层深处的真正“矿泉水”。60年代至70年代，永兴镇是家家户户有单车，现在全镇2万人口有各种动机车辆近千台，农民过的是城市近郊型的生活，在绿色卫生食品消费方面还让城市人羡慕。
  三、海南国民经济飞跃发展
  1950年海南解放时全区经济的基本状况是：从国民党溃败中接收了32个破烂工厂，绝大部分不能恢复生产。全区公路通车里程仅1000余公里，且道路破坏严重，交通阻塞，汽车破烂并且数量极少。农业种植面积小，耕作技术落后，单产总产低，水稻亩产只有70公斤左右。全区广大城乡没有电力照明。全区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是：工业总产值（接1952年不变价计算）为4177万元，粮食总产量为10亿零6百余万斤，橡胶597吨，水产品432870市担，货物运输量为12.15万吨，出口总额为40万美元。
  海南解放50年来，国民经济有了长足发展。2000年，全省完成国内生产总值518.48亿元，工业实现利润3亿元，粮食基本自给，年产干胶28万吨，水产品总产量83.1万吨，渔业产值68.6亿元，全省电力供应自给有余，地方财政收入44.8亿元，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358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2920元，城镇人均居住面积达到15.1平方米，全省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海南解放以来电力的迅速发展是人们感受最深的，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人都是公认的。海南火力发电始于1914年8月，最早一家电厂是由私人在海口创办的琼郡启明电灯公司，装机容量从15千瓦增加到300千瓦。之后，琼山、文昌、琼海、三亚等地先后办起小型柴油发电厂。到1950年5月海南解放时，因受战争破坏，海南火电装机容量仅有1270千瓦。海南的水电开发利用则始于1943年，当年在昌化江中游河段建成第一座小型引水式水力发电站——东方水电站，装机容量为5600千瓦。直到海南解放，水电开发利用处于停滞状态。1965年海南开始建设南丰水电站，1970年有2台共2万千瓦机组发电。1976年又开始建设牛路岭水电站，1982年有4台共8万千瓦发电。在60年代，曾先后建起叉河、潭口、河北（三亚）、铁矿22列列车电站和南海水产公司、莺歌海盐场等一批小型燃煤燃油火电厂，但1970年以后，由于小水电价廉，价贵的小火电逐渐被取代。80年代末建省前后，因天旱少雨，水力发电量减少，全岛电力供应不足，海口和府城地区经常停电，各宾馆、酒店、商店和娱乐场所都要自备小型发电机，一停电，街道两旁各家店铺的大大小小发电机一起轰鸣，吵杂得很。有的工厂要轮流停电停工，农村的农业用电和照明更是没有保证。为缓解缺电状况，三亚、叉河、石碌铁矿等大建列车电站，在马村、海口等地又兴建一批燃煤燃油火电厂。1990年以后，又在南山、洋浦、清澜等地建设大小型燃油燃气火电厂。至1995年底，全省火电装机容量占全省电力装机容量的66.95％，年发电量20.43亿千瓦·时，占全省年发电总量的64.08％,1990年又动工兴建大广坝水电厂，1993年3月建成，安装4台共24万千瓦机组发电，使海南水电装机容量达到50.73万千瓦，水电装机容量占合省发电装机容量的33.41％，是海南解放时的91倍，年发电量11.45亿千瓦·时，占全省发电总量的35.92％。目前全省火电和水电的装机容量共148.84万千瓦，年发电量达31.88亿千瓦·时，全省的电力供应早就自给有余，从过去要求用户节约用电到鼓励用户多用电。现在海口、府城不少街道地段和街心、街旁小公园，通宵达旦开着彩灯美化夜景，已是深受群众欢迎的正常事情。
  海南许多新兴工业，不仅为社会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也为国家和地方提供了不少税收、财政收入，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1）制糖工业。解放前海南农村到处都有土法制糖，只能制造赤糖。至1996年，全岛有大糖厂32家，日榨甘蔗能力3.86万顿，其中1992年是历史上最高产糖年，达40.15万吨，制糖工业除生产白砂糖外，还生产酒精、二氧化碳、饲料酵母、混合肥等副产品。白砂糖和酒精满足海南岛需要外，还大量销往大陆各省和出口。1995年全省各家糖厂共有员工21.62万人，销售收入5.7亿元，实现利税774万元。制糖工业的兴衰还关系到海南农业结构和农民收入的大问题。（2）汽车制造工业。海南1992年开始批量生产汽车。至1995年，海南省共有汽车工业企业11家，而最主要的是海南汽车制造厂（国有大型二级企业）。该厂1992年10月投产，主要产品有HMC6640面包车，HMC6450多功能豪华面包车、HMC6430和HMC6471小轿车等。1992～1995年生产各类汽车10060辆，产值22亿元，利税2.7亿元。1993年国家计委批准与广东三星汽车集团联合组建南方汽车公司，引进德国奔驰汽车公司先进技术，首批生产整车6万辆，极受国内用户喜爱，笔者任琼山市人大常委办公室主任时就购买了该厂一辆小轿车供单位使用。（3）摩托车制造工业。海南1988年始兴建摩托车厂，至1996年有企业2家，即海南新大洲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南嘉泰摩托车有限公司，职工总数1510人。1995年摩托车总产量27.3万辆，工业总产值11.77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8.5％，销售收入11.90亿元，实现税利1.97亿元。其中新大洲摩托车有限公司产量20.2万辆，进入全国摩托车行业10强之列，被评为全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海南工业50强企业，是琼山市的主要税收来源之一。（4）卷烟工业。海南卷烟厂是海南惟一一家生产香烟的企业（国有中型2级企业），建于1978年，1980年投产，厂址在琼山市府城镇，是琼山市税收来源大户之一。年制烟能力16万箱。主要产品有宝岛、五指山、金福等牌香烟，均用进口烟叶或云南烟叶制成，产品销往全国16个省市，出口美国、比利时、俄罗斯、新加坡、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1996年职工有1100人。1996年产量8.8万箱，利税10.6亿元。（5）软饮料工业。软饮料制造业是海南食品工业中发展最快的行业，1985年无酒精饮料产量只有4350吨，1988以后涌现出了一批规模大、设备先进、技术水平高的以生产果汁饮料为主的骨干企业。椰树集团是蜚声全国的大牌企业，1995年的果汁饮料总产量居全国同行业首位，成为中国饮料十强之一，其主要产品椰树牌天然椰子汁、天然芒果汁和火山岩天然矿泉水进入了国宴饮料的殿堂；椰风（集团）有限公司年生产能力50万吨，生产芒果汁系列等36个名牌饮料，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出口东南亚各国；海南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中美合资企业）主要产品有可口可乐、雪碧、芬达等饮料和天然矿泉水等。（6）电子工业。海南最大的电子工业企业是海南电子工业总公司，属国有大型企业。下属有生产厂8家，年生产能力彩电15万台、音响10万台、汽车收音机10万台、空调器10万台、电子变压器30万只、单色显示器10万台、封装集成电器300万只以及部分手持、车载、基地用移动通信设备等。
  四、教科文卫体育事业空前发展
  解放前，海南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事业都非常落后，解放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建省后均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一）教育方面，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时，全岛有小学2960所，学生16.33万人；中学37所，学生1.2万人；大专院校2所，学生仅214人。平均每100人中有学生7人。华侨较多的文昌、琼海、琼山、万宁等县因有侨资助学，教育发展较快；五指山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县，教育发展很慢，有90％以上的少数民族和农村居民是文盲。到1998年，全省有5所普通高等院校（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学院、海南医学院、琼州大学、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在校学生1.36万人；普通中学487所，在校学生38.53万人；小学4249所，在校学生107.19万人；幼儿园516所，在园幼儿11.98万人；中等专业学校25所，在校学生1.69万人；中等师范学校8所，在较学生9781人；职业中学37所，在校学生7266人；技工学校14所，在校学生4299人；还有成人高等学校4所，在校学生9604人；成人中等学校26所，在校学生7080人；成人中学4所，在校学生512人；成人技术培训学校1275所，在校学生33.97万人；特殊教育学校（聋哑学校）1所，在校学生1544人。1997年，全省实现了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近年海南每年都有1万多名中学考升大学读书，2001年考入各类高等院校读书的中学生有13470多人。2002年升入大学读书的学生达18600多人，其中到外省大学读书者9600人。
  （二）科学技术方面，海南解放初期，全岛各县陆续兴办农业种子站和农业科学研究所，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195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海南疟疾研究所成立，在全岛特别是山区开展了防疟工作。1958年，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从广州搬到海南后，对海南的热带作物生产和科技事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至1987年，海南有县级以上科研机构107个，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78154人。技术力量较强、研究成果显著的科研机构主要有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保亭热带作物研究所、海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海研究站等。1988年建省后，省政府全面实施科教兴琼战略。至1998年，在海南省注册登记的国有独立自然科学研究开发机构有188家，从业的专业技术人员5256人；企业技术研究开发机构52家，从业专业技术人员418人。至1998年末，全省（不含军队系统）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87746人，其中取得博士学位者114人，硕士学位者656人；取得正高级专业任职资格（职称）者621人，副高级职称者5415人，中级职称者47286人。全省获国家级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者35人，获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者22人，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有289人，享受省部级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682人。至1998年，全省累计实施科技开发项目11740项，取得并经过鉴定或验收的科技成果有6310项，获得奖励的科技成果有4086项，其中获国家级科学大会奖15项，获省部级科学大会奖18项，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一筹奖2项，获国家级发明一等奖1项，获国家级星火科技一等奖1项。2000年，海南省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1.2％，高科技产业总产值58亿元，占工业产值的21.8％，全省科技进步水平的综合评价在国内排名第13位。
  （三）文化事业发展很快。1950年5月17日，海南第一家报纸《新海南报》创刊（1958年改为《海南日报》）；7月16日，新华书店海南支店开张；11月1日，海口市人民播音站开播；至1950年底，海南琼剧离散艺人重新组建上百个专业或业余琼剧团在全岛演出；1951年2月成立海南戏曲研究会；同年海南成立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1953年3月2日，海南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播；1959年海南人民出版社成立。自1954年全面开展文化工作至1988年海南建省，这期间海南文化虽然受到“文化大革命”摧残，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海南建省后，海南文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更加迅速。至1996年，全省有广播电台21个、电视台6个、广播电视差转台75个，全省19个市县都建立了有线电视台、站，并与中央卫星电视台联网，全省电视、广播人口覆盖率已达90％以上，每天看电视、听广播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解放前海南没有图书馆。至1996年，全省有公共图书馆19座（不含学校图书馆），总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读者座位2560个，馆藏图书138万册，每个图书馆还订许多报纸、杂志供广大读者免费阅读。海南出版的主要报纸有《海南日报》、《海口晚报》《三亚晨报》、《海南经济报》、《海南农垦报》、《海南声屏报》。主要期刊有《海南大学学报》、《海南师院学报》、《天涯》、《特区展望》、《大特区党风》、《新东方》、《新世纪》、《特区农垦企业》、《环球体育》、《现代青年》等。
  （四）海南解放以来，群众性体育活动日趋活跃。1988年建省前，海南行政区先后为国家和广东省培养和输送了100多名优秀运动员，在全国和世界比赛中夺得不少奖牌。1990年，海南省运动员参加全国田径、举重、羽毛球、帆船等项目比赛，获12项第1名、8项第2名、19项3名、27项第6名。1993～1996年，文昌中学男排4次获全国“振兴中华杯”冠军。1995年，在全国少年体育比赛中，海南少年选手获16个第1名、14个第2名、25个第3名，有3人破4项全国少年田径、举重年龄组记录。从1988年～1996年，海南的中学体育代表队在世界和合国性的青年田径、羽毛球、排球、举重、游泳等项目比赛中，共获金牌38枚、银牌21枚、铜牌22枚。例如，1981～1982年，学生王—兵参加第4、第5届世界中学生体育竞赛，夺得金牌3枚、银牌4枚；王崇升在1982年第1届昂来布国际体操赛和法国奥尔良国际体操赛中，夺得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2枚；中学生李卫国1991年参加在匈牙利举行的世界中学生“田径杯”比赛中，获三级跳远和标枪金、银牌各1枚；海南中学学生陈约琴和农垦中学学生邹政参加1995年斯洛伐克举行的世界中学生田径比赛，陈约琴获女子200米跑、跳运、1000米接力金牌各1枚，并打破了世界中学生纪录；邹政获男子300米栏、1000米接力跑金牌各1枚。海南籍全国甚至世界知名的体育界人士有：赖家椿，文昌人，湖南省羽毛球队主教练、总教练兼领队，为国家队培养出世界名将梁秋霞、李芳、周克俭、唐安平、刘凤、唐九红等；林榆廷，文昌人，解放军女子排球队主教练、中国青年女排主教练；胡富芬，乐东人，技巧运动员，1974～1982年共获得9次全国冠军，1983年获第4届世界杯技巧赛男子双人3个项目冠军；吉泽标，乐东人，黎族，撑杆跳高运动员，1985年获亚洲田径锦标赛、世界杯田径赛撑高跳高冠军；王崇升，琼山人，体操运动员，1980年进国家队，世界冠军获得者；姚芬，文昌人，羽毛球运动员，1990年进入国家队，同年获第12届“尤伯杯”羽毛球赛女子团体冠军、第11届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第1名、第11届世界杯羽毛球赛女子双打冠军，1992年全英羽毛球锦标赛女双冠军，1993年获“尤伯杯”羽毛球赛女子团体冠军；黄晓瑜，原籍广东清远，海南乐东人，女子举重运动员，1987年获第一届世界女子举重锦标赛44公斤级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冠军，1988年获第二届世界女子举重锦标赛48公斤级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冠军，并打破3项世界纪录，1989年又再次获第3届世界女子举重锦标赛48公斤级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冠军；韦海英，女子足球运动员，原籍广东，海南屯昌人，1988年入选国家队，是2届亚洲运动会、2届亚洲足球锦标赛女足冠军队主力队员，1995年为第2届世界足球锦标赛女足冠军队主力队员和1996年第26届奥运会女足亚军队主力队员；伍海清，女子举重运动员，土家族，原籍湖南，出生于海南五指山市，1988年入广东队，1990年获第4届世界举重锦标赛女子56公斤级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冠军，打破3项世界纪录；邢芬，女子举重运动员，琼山人，1988年入选国家队，1989年、1991年2次获世界举重锦标赛女子46公斤级冠军，被评为全国10佳运动员、“三八”红旗手。
  （五）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海南解放后，共产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各族人民的健康状况，大力发展医药卫生事业。50—70年代，主要是调查、研究和防治热带地方病，特别是医治鼠疫、疟疾、天花、霍乱、登革热和麻风等传染病，至90年代，基本控制了这些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至1996年，全省有卫生事业机构666个（不含1755个个体诊所和卫生室），其中有医院172所，乡镇卫生院310所，村防治站（所）44个，卫生防疫站33个，妇幼保健院（所）21个，疗养院（所）2所，药品检验所（室）14个，医学科研机构10个，高等医学院1所，中等医药卫生学校15所，其他医药卫生事业机构44所。全省病床总数22275张，其中医院病床16885张。全省卫生工作人员36787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28609人。在这些卫生技术人员中，高级人员14998人，占52.42％；中级人员9344人，占32.66％；初级人员4267人，占14.92％。在高级卫生人员中，获主任医师技术职称的154人，获副主任医师职称的824人，获主治（主管）医师技术职称的3726人。此外，全省还有乡村医生2282人，乡村卫生员1961人，农村接生员2845人。全省平均每1000人有卫生技术人员3.9人，平均每1000人有病床（含疗养床）3.1张。
  五、缩短了海南与全国及世界距离
  解放前的1937年时海南公路里程已达6376公里，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至1950年海南解放时全岛公路能勉强通车里程仅剩千余公里。水路航线遍及全岛沿岸各港，以木帆船为主要交通工具，岛外航运多以海口为对外始发地，定期船甚少。海南民用航空运输始于1934年9月1日，民国政府西南航空公司经营的广州—茂名—琼州—北海—南宁航线开通，因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6月停航。
  1950年5月海南解放后，全岛开始修复公路，恢复陆上运输。从1951年开始，人民政府投资兴建海榆公路东、中、西3条国道，纵贯海口、三亚；修建了4条省道，并与国道衔接，横贯岛东、中、西部。到1978年全省公路总长达1.297万公里。海运事业1960年后迅速发展，船舶从解放初的小型木质机帆船向现代化的新型船发展。民用航空运输则于1956年2月恢复开航，海口机场经过改建后，从使用10座位苏制安112型飞机，发展到1985年11月使用有200座位的美制波音757型飞机飞行。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海南交通运输发展更加迅速。岛内公路通车里程达1.74万公里，公路密度51.18公里／百平方公里，位居全国前列，全省已实现乡乡通公路，94％自然村、97％行政村通公路；东西环岛高速公路已经贯通，海榆中线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中。1998年全省有民用汽车9.06万辆，其中载客汽车5.03万辆，普通载货汽车3.81万辆，目前民用汽车已达十多万辆。客运汽车有往返于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湖南、四川、湖北、深圳等省市。每年全省汽车客运量达2000多万人次。全省的私人汽车也大量增加，1988年建省前海口市只有私家车64辆，1988年有102辆，2001年达到9774辆，平均每百户4.5辆，已居全国前列。已建成海口港、洋浦港、八所港、三亚港、清澜港等重要港口；拥有各类轮船公司150余家，动力达138万吨，与日本、朝鲜、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西班牙、比利时、荷兰、法国、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来往；开通了海口至海安、湛江、广州、汕头、北海、蛇口、香港等地的客运航线。仅1996年海口到海安运送往返旅客就有142.4万人次；1997年运送出岛的汽车就有17万辆次。海南建省初期，买飞机票出岛还比较困难。1994年7月1日4E级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建成通航，按4E级机场标准设计的海口美兰机场也已于1999年3月建成通航，南北两大机场共开通国内外航线189条（目前已达300多条）。2001年，海口美兰机场旅客吞吐量508万人次，在全国140多个机场中继续排名第8位；三亚凤凰机场2001年旅客吞吐量有98.7万人次，在全国143机场中排名29位。现在海南全省交通运输初步形成海、陆、空协调发展的综合运输体系，人员进出岛都非常方便。
  海南电信业始于清末，但发展缓慢。至1952年底，全岛有邮电局、所341个，职工389人，邮电业务收入仅78.62万元。即使是到了90年代初期，打电话难、安装电话机价贵又难，还是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真想不到海南电信业发展这么迅速，到1998年底，全省有邮电局、所524个，职工1.22万人，局用电话交换机总容量66.5万门，长途电话电路1.9万条；全省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9.5部，市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38.5部，海口市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65部，居全国省会城市之首。海南邮电通信能力和服务水平已跃身全国先进行列。现全省的电话已达70多万部，广泛进入普通百姓家，需要安装电话者当天申请或电话通知，当天电信部门就可派人上门安装好。1993年8月海南省成立移动通信局后，全省的移动电话和寻呼移动通信发展非常迅速。至1996年，已建有模拟、数字两个移动电话系统，其中模拟移动电话系统交换机容量6.5万门；数字移动电话系统交换机容量3万门。目前海南的移动电话达60万户，居全国前茅。现在海南的青壮年人，甚至老年人和少年学生，几乎人人都带寻呼机和移动电话（手机）。笔者全家5人，就有固定电话、手机和BP机各5部。现在海南是全国出门乘车、乘飞机、打电话和用餐最方便的地方。
  海南交通电信的发展，拉近了海南同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距离。不仅为岛内居民出门探亲访友、族行和做生意，提供了诸多方便，而且很多农民、个体工商户及在琼企业经理们，坐在家里或办公室里，便可通过电话、电传、电脑互联网和电子邮件了解信息、谈判、做生意。现在海南每年有200多万吨冬季瓜菜通过汽车、轮船运销全国48个重点城市，还有部分瓜菜销往香港、澳门以及日本、俄罗斯等国。到内地各省市和港澳及国外旅游的海南人也越来越多。笔者的工薪收入尽管属低下阶层，但近年全家人已分别多次到北京、上海、广州、四川、西安、深圳、香港和东南亚国家旅行。到欧、美、澳洲参观、学习、旅行的海南各级党政干部及高收入者也为数不少。随着海南海陆空交通和电信事业的发展，来海南旅游、观光、考察、渡假的国内外游客越来越多。2000年来海南旅游的国内外游客达1065万人次（2001年1124.76万人次），总收入达78.6亿元（2001年达87.89亿元），并实现与21个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德国、英国、法国、澳地利、意大利、俄国、瑞士、瑞典、西班牙、荷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之间的旅游团队到对方旅游免签。
  总之，解放后，特别是海南建省以来，海南的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发展。据海南省统计局的统计，2002年海南全省完成国内生产总值623.45亿元。全年完成农业增加值229.23亿元，全年粮食产量203.48万吨，糖蔗产量374.79万吨，水果产量139.08万吨，其中香蕉产量85.37万吨；菠萝22.77万吨；芒果13.99万吨；荔枝、龙眼、柑桔橙、石榴等优质水果分别比上年增产120.9％、137％、23.5％和30.7％。瓜菜产量323.08万吨，油料产量10.04万吨。橡胶干胶产量20.31万吨，胡椒2.51万吨，槟榔4.98万吨，椰子2.26亿个，年末热带作物总面积达48.13万公顷。全年完成人工造林面积2.72万公顷，全省森林覆盖率达53.3％。畜牧业年末生猪存栏量334.27万头，牛存栏量149.47万头，羊存栏量94.81万头，肉类总产量49.68万吨，其中猪牛羊肉总产量32.27万吨，禽肉总产量15.85万吨，禽疍产量3.11万吨。水产品产量109.30万吨，其中淡水产品量17.44万吨，海水产品产量91.86万吨，水产养殖面积6.19万公顷。农业耕械大中型拖拉机2658台，小型拖拉机27716台，农用载重汽车5931辆。
  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102亿元。汽车产量达2.29万辆，增长125％，原油加工20.41万吨，化学纤维5.23万吨，食糖33.28万吨，发电量50.11亿度，卷烟11.8万箱，氮肥26.82万吨，水泥347.35万吨，成品钢材8.14万吨，人造板14.66万立方米，塑料制品1.48万吨，铁矿石234.52万吨，服装816.57件，配混合饲料46.96万吨，饮料酒7.02万吨，油漆5530吨。建筑业增加值完成41.55亿元，房屋建筑施工面积635.3万平方米，房屋建筑浚工面积317万平方米，上缴税利2.21亿元。全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25.5亿元，其中基本建设完成投资152.02亿元，更新改造完成投资11.53亿元，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19.50亿元。
  交通和邮电业全年完成增加值54.77亿元，其中邮电业务总量39.29亿元，比上年增长20.7％，本地电话年末用户137.26万户，移动电话用户达109.84万户，无线寻呼用户达110.48万户，电话普及率为每百人32部。
  国内贸易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4.40亿元，其中全省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52.28亿元，农村销费品零售额52.12亿元，市场物价略有下降，全年居民消费人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0.5％。全年对外贸易进出品总值18.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5％，其中出口总值8.19亿美元，进口总值10.48亿美元；全年实际利用外资9.99亿美元。旅游业全年共接待旅游过夜人数1254.96万人次，其中接待国内旅游者1216.03万人次，海外旅游者38.93万人次（外国人16.52万人次，香港同胞14.77万人次，澳门同胞1.92万人次，台湾同胞5.72万人次），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95.38亿元，比上年增长7.4％。年末全省共有星级宾馆199家，其中5星级7家，4星级27家，3星级97家。全省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834亿元，其中企业存款余额235.57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484.08亿元。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647.44亿元，全年全省保险部门共完成承保金额3392.23亿元，保费收入10.57亿元，赔付及付给2.56亿元。
  全省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体育事业全面发展。全年获省科技进步奖的科技成果59项，全年共申请专利546项，获得专利授权199项。全省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43％，全年小学在校学生102.17万人，初中在校学生39.79万人，高中在校学生7.83万人，全年职业中学在校学生8416人，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在校生22220人，师范学校在校生9593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34711人。全省共有艺术表演团体22个，文化艺术馆21个，档案馆27个，图书馆19个，报社25家，杂志社47家，全年共出版报纸17978万份，杂志957万册。全省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5.2％和94.1％，有线电视用户达46.28万户。海南体育选手在国际比赛中夺得1项银牌，在亚洲各项体育比赛中夺得4枚金牌、3枚银牌、3枚铜牌，在国内各项体育比赛中夺得27枚金牌、51枚银牌、21枚铜牌。
  200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803.13万人。年末城镇从业人员341.43万人，年末全部职工人数74.22万人。职工年平均工资8765元／人，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6823元，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2420元，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17.89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19.2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