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第四次出洋高潮
| 内容出处： | 《海南移民史志》 图书 |
| 唯一号： | 200120020230004993 |
| 颗粒名称： |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第四次出洋高潮 |
| 分类号： | G693 |
| 页数： | 4 |
| 页码： | 222-225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在抗战时期和解放前夕，海南人大量逃往南洋的原因主要包括逃避抽壮丁当兵和战乱的动荡局势。国民党政府为了扩充兵源，采取了抽壮丁的措施，许多贫苦的海南青壮年为了避免当兵而逃往南洋。解放战争结束后，岛内局势动荡，部分国民党幕僚、富户和与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也纷纷举家出洋。此外，民间妇女加入移民队伍也促使海南人到南洋谋生人数的增加。解除了妇女出国禁令后，越来越多的海南妇女携带家眷到南洋共同生活。这些因素导致海南人大规模前往南洋，到了解放前统计数据显示，海南籍华侨在东南亚各地已超过29万人。 |
| 关键词： | 解放战争时期 海南 出洋 |
内容
解放战争时期，海南人出洋形成新的高潮，主要有两个原因、两种人。
（一）为逃避抽壮丁”当兵，许多穷苦青壮年逃往南洋。
抗日战争结束后，海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仍不能过安宁的日子。因为国民党政府为了同共产党打内战，采取“抽壮丁”和“抓壮丁”的办法扩充兵源，迫使不少海南青壮年逃往南洋。早在民国22年（1933年），国民政府就颁布“兵役法”，规定18—35岁的壮丁为常备兵役，35—45岁的壮丁为国民兵役。常备兵役采取“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办法，当众设筒抽签，抽中者即为应征入伍，俗称“抽壮丁”。有钱人抽中签者可出钱雇人去当兵，应征入伍者多为生活无着的穷苦人民，也有流盲、游民、匪盗和逃犯，良莠不齐。故民间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说。到了民国35年6月（即公元1946年6月），国民政府为了扩充兵源与解放军打内战，由军政部颁布《兵役法修正案》，将原来“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改为“三丁抽二”、“五丁抽三”，加上国军连续打败仗，死伤甚多，谁都不想当兵去送死，许多贫苦人家拿不出钱雇人当兵，只好背离家乡，逃去南洋。因青壮年不肯当兵，县、乡政府便采取强拉硬抓的手段征兵，群众称之为“抓壮丁”。
据琼海县志记载，1948年当地出洋者达3000多人。当时通往东南亚各地的船票供不应求，1张黑市船票卖价高达100光洋，许多人“卖牛典田”逃去番。特别是大陆大部分地区解放后，国民党为了退守海南，为逃往台湾做准备，不仅兵源缺乏，而且挑夫也缺乏，所以在海南到处抓人去当兵和当挑夫，不论年龄大小，只要看见身强力壮的男人都抓，因此逃往南洋（包括先逃到港、澳再出洋）的人越来越多。
（二）解放前夕岛内局势动荡，有部分国民党幕僚富户和同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举家出洋。有的是直接迁居东南亚各国；有的则先投奔香港、澳门，后有部分移居台湾和其他国家。例如，文昌头苑镇头苑村云振中，原任国军中将，1949年奉命赴泰国筹粮而留居泰国；文教镇嘉美村林方策，原任国军少将师长，1949年携家眷赴新加坡定居。
此外，民国时期海南人到南洋谋生日益增多，跟妇女加入了移民队伍有极大的关系。在19世纪，政府是禁止妇女出国的。新加坡史学家巴克莱就说过：“1837年以前，从无华人女姓由中国到新加坡。”1860年，琼海县民间琼剧团“凤兰班”的名旦李凤兰，完成出访南洋演出后，留居南洋立班演出，这是有文字记载琼海最早出洋的女姓。那时海南人到南洋谋生不是为了“落地生根”，都没有带家眷，只是单身男子汉，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妇女难于胜任，薪俸也微薄，养不起太多人。男人出去闯荡谋生只想有一定积攒后，就返乡买田地，盖房屋，与家人团聚；未婚青年有了积蓄，返乡结婚，成家立业，所以当时没有妇女出国。个别在外国成家的也是娶当地女子或华侨女子。到了光绪30年（1904年）之后，解除了妇女去南洋的禁令，有些在南洋生活可以过得去的人，便纷纷回乡携带老婆孩子到南洋去共同生活。据调查，文昌县锦山罗民村的韩金兰，是第一位到泰国同丈夫定居的海南妇女，她出生于1883年，1902年20岁时嫁给锦山桥头村的黄运得，婚后几个月丈夫到泰国谋生，1913年韩金兰到泰国曼谷同丈夫定居。有不少家庭贫困的女子，则千方百计嫁到南洋去（即所谓“过埠新娘”）；有些琼侨在南洋开较大的工厂、食店、商店和橡胶园等，有的工种适合于妇女干，所以便叫家乡亲戚朋友的女子出去打工。这样，到南洋的海南人才越来越多，他们在异国他乡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并不断从家乡牵引来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南来。例如，祖籍文昌会文镇伟昌村的马来西亚华人林熙鸿，以建筑业起家，历任星马琼联会主席、雪兰莪琼州会馆主席兼建筑董事长。并被选为雪州市议员、马来西亚上议院议员，兼市政府咨询委员及政治各部委员等职。二战前马来西亚修铁路，英国铁道大臣赐权，由林熙鸿掌管新马所有火车站的旅店、洒吧。当时需要大量劳工，凡是白延去的都收为工人，林氏宗亲更加优待。这个消息传开后，会文人大批涌向马来西亚，在铁路沿线的火车站就业。又如白延西林村的林豪英、林天涛父子，是印尼华侨，民国时在印尼婆罗洲加里曼丹办大商行“泰兴”号，共有20多间分店，遍布印尼，还在香港、新加坡等设联络点，他们发财不忘乡亲，先后多次回村将许多人带到印尼去做工。全村有28户，出洋的就有18户，全在印尼。这时东南亚各国琼侨的男女比率也发生了根本变化。1931年，马来西亚琼侨每千名男性与女性的比率是151人；1947年每千名男性与女性的比增至554人。又如新加坡花旗山居住着80多户人家，98％是琼侨，所以人们都称它为“海南村”。20世纪30年代初，这里男女人口的比例是85人中只有5位女性。到了30年代中期，英国政府为了鼓励男人把唐山的妻子叫来定居，采取10名妇女可带1名男人入境的规定，于是“海南婆”便携儿带女来新加坡和丈夫团聚。花旗山“海南村”的妇女也不断增多，据统计，那时34岁至45岁以上的妇女有30多人。他们生儿育儿，不久，13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多达120多人。1946年“海南村”办起了一间“益群学校”，让80多位少年儿童接受华文教育。
据1947年东南亚各侨居地区当局发表的材料统计，海南籍华侨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有15万多人，泰国3.5万多人，越南5万人，印度尼西亚和婆罗洲3万人，其他地区2万人，合计近29万人。
（一）为逃避抽壮丁”当兵，许多穷苦青壮年逃往南洋。
抗日战争结束后，海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仍不能过安宁的日子。因为国民党政府为了同共产党打内战，采取“抽壮丁”和“抓壮丁”的办法扩充兵源，迫使不少海南青壮年逃往南洋。早在民国22年（1933年），国民政府就颁布“兵役法”，规定18—35岁的壮丁为常备兵役，35—45岁的壮丁为国民兵役。常备兵役采取“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办法，当众设筒抽签，抽中者即为应征入伍，俗称“抽壮丁”。有钱人抽中签者可出钱雇人去当兵，应征入伍者多为生活无着的穷苦人民，也有流盲、游民、匪盗和逃犯，良莠不齐。故民间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说。到了民国35年6月（即公元1946年6月），国民政府为了扩充兵源与解放军打内战，由军政部颁布《兵役法修正案》，将原来“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改为“三丁抽二”、“五丁抽三”，加上国军连续打败仗，死伤甚多，谁都不想当兵去送死，许多贫苦人家拿不出钱雇人当兵，只好背离家乡，逃去南洋。因青壮年不肯当兵，县、乡政府便采取强拉硬抓的手段征兵，群众称之为“抓壮丁”。
据琼海县志记载，1948年当地出洋者达3000多人。当时通往东南亚各地的船票供不应求，1张黑市船票卖价高达100光洋，许多人“卖牛典田”逃去番。特别是大陆大部分地区解放后，国民党为了退守海南，为逃往台湾做准备，不仅兵源缺乏，而且挑夫也缺乏，所以在海南到处抓人去当兵和当挑夫，不论年龄大小，只要看见身强力壮的男人都抓，因此逃往南洋（包括先逃到港、澳再出洋）的人越来越多。
（二）解放前夕岛内局势动荡，有部分国民党幕僚富户和同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举家出洋。有的是直接迁居东南亚各国；有的则先投奔香港、澳门，后有部分移居台湾和其他国家。例如，文昌头苑镇头苑村云振中，原任国军中将，1949年奉命赴泰国筹粮而留居泰国；文教镇嘉美村林方策，原任国军少将师长，1949年携家眷赴新加坡定居。
此外，民国时期海南人到南洋谋生日益增多，跟妇女加入了移民队伍有极大的关系。在19世纪，政府是禁止妇女出国的。新加坡史学家巴克莱就说过：“1837年以前，从无华人女姓由中国到新加坡。”1860年，琼海县民间琼剧团“凤兰班”的名旦李凤兰，完成出访南洋演出后，留居南洋立班演出，这是有文字记载琼海最早出洋的女姓。那时海南人到南洋谋生不是为了“落地生根”，都没有带家眷，只是单身男子汉，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妇女难于胜任，薪俸也微薄，养不起太多人。男人出去闯荡谋生只想有一定积攒后，就返乡买田地，盖房屋，与家人团聚；未婚青年有了积蓄，返乡结婚，成家立业，所以当时没有妇女出国。个别在外国成家的也是娶当地女子或华侨女子。到了光绪30年（1904年）之后，解除了妇女去南洋的禁令，有些在南洋生活可以过得去的人，便纷纷回乡携带老婆孩子到南洋去共同生活。据调查，文昌县锦山罗民村的韩金兰，是第一位到泰国同丈夫定居的海南妇女，她出生于1883年，1902年20岁时嫁给锦山桥头村的黄运得，婚后几个月丈夫到泰国谋生，1913年韩金兰到泰国曼谷同丈夫定居。有不少家庭贫困的女子，则千方百计嫁到南洋去（即所谓“过埠新娘”）；有些琼侨在南洋开较大的工厂、食店、商店和橡胶园等，有的工种适合于妇女干，所以便叫家乡亲戚朋友的女子出去打工。这样，到南洋的海南人才越来越多，他们在异国他乡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并不断从家乡牵引来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南来。例如，祖籍文昌会文镇伟昌村的马来西亚华人林熙鸿，以建筑业起家，历任星马琼联会主席、雪兰莪琼州会馆主席兼建筑董事长。并被选为雪州市议员、马来西亚上议院议员，兼市政府咨询委员及政治各部委员等职。二战前马来西亚修铁路，英国铁道大臣赐权，由林熙鸿掌管新马所有火车站的旅店、洒吧。当时需要大量劳工，凡是白延去的都收为工人，林氏宗亲更加优待。这个消息传开后，会文人大批涌向马来西亚，在铁路沿线的火车站就业。又如白延西林村的林豪英、林天涛父子，是印尼华侨，民国时在印尼婆罗洲加里曼丹办大商行“泰兴”号，共有20多间分店，遍布印尼，还在香港、新加坡等设联络点，他们发财不忘乡亲，先后多次回村将许多人带到印尼去做工。全村有28户，出洋的就有18户，全在印尼。这时东南亚各国琼侨的男女比率也发生了根本变化。1931年，马来西亚琼侨每千名男性与女性的比率是151人；1947年每千名男性与女性的比增至554人。又如新加坡花旗山居住着80多户人家，98％是琼侨，所以人们都称它为“海南村”。20世纪30年代初，这里男女人口的比例是85人中只有5位女性。到了30年代中期，英国政府为了鼓励男人把唐山的妻子叫来定居，采取10名妇女可带1名男人入境的规定，于是“海南婆”便携儿带女来新加坡和丈夫团聚。花旗山“海南村”的妇女也不断增多，据统计，那时34岁至45岁以上的妇女有30多人。他们生儿育儿，不久，13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多达120多人。1946年“海南村”办起了一间“益群学校”，让80多位少年儿童接受华文教育。
据1947年东南亚各侨居地区当局发表的材料统计，海南籍华侨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有15万多人，泰国3.5万多人，越南5万人，印度尼西亚和婆罗洲3万人，其他地区2万人，合计近29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