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民国时期，海南人到南洋各国谋生的人越来越多。去南洋闯荡的主要原因是在家乡生活太贫困，有的人被天灾人祸（特别是战祸）迫得走投无路，不得不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去投靠已在南洋扎根立业的亲友，或靠自己身强力壮的身体做苦力工，干低微活，维持活命，若碰到好运气，能积蓄点钱，寄回老家帮补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海南人出洋的主要口岸是文昌县的清澜港和铺前港；1926年海口从琼山县划出设市以后，逐渐成为海南政治、经济中心，海口才取代清澜港和铺前港成为移民的主要出口港。
  民国时期每年每月都有海南人出洋谋生，特别是文昌、琼海、万宁和琼山东部一些村庄，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华侨或亲戚在南洋，一年四季都有大批人往返于南洋各国和海南之间。民国时期海南人出洋最多的有4个时期、4次高潮③。
  一、民初第一次出洋高潮
  民国初期，北洋军阀各派系混战，人民遭殃。相继统治海南的是驻琼小军阀龙济光、沈鸿英、邓本殷，尤其以龙济光、邓本殷对海南人民的统治、镇压最为惨烈。
  1913年，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兼署民政长④，龙以当时任琼崖镇守使的邓铿（同盟会骨干）为革命重要分子，悬赏2万光洋缉拿，迫使邓铿弃职赴日本。1914年3月29日，龙济光部将、琼崖绥靖督办陈世华秘密逮捕《琼岛日报》主编林文英和海口总商会会长陈家富，4月2日夜间将林文英杀害于府城。
  邓本殷，1920年任琼崖善后处处长，率领2个团驻琼。1922年7月任高雷钦廉罗阳琼崖八属联军总指挥。据《儋县志》记载，1923年，邓军在马井南岸村一次就枪杀28名群众。1924年6月，在加积镇的美国传教士冯卓支被民军所杀，美国政府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出3艘军舰在海口港外游弋进行威吓，邓以清乡为名惨杀了180多个无辜群众。在踞琼小军阀龙济光、沈鸿英（驻琼仅1年时间）、邓本殷的反动统治下，加上海北（雷州半岛）的盗匪流窜海南到处抢掠，弄得全岛城乡不得安宁，民不聊生，不少穷苦人家和革命志士纷纷逃往南洋谋生，特别是文昌、乐会两县有家人或亲朋在南洋的乡民，都想方设法去番投亲靠友。据《文昌县志》和《文昌乡情人物录》的记载，这一时期文昌去南洋的知名华侨华人就有30多人。
  二、1927年开始的第二次出洋高潮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22日，在海口、府城以国民党33团团长黄镇球、参谋长叶肇为首的琼崖国民党反动派，在全琼逮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致使1924年实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双方打了十年内战，海南社会动乱不安，民不聊生，甚至有不少人因参加革命而受到追捕。1927年“四二二”白色恐怖，仅位于府城的广东省第六师范学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师生被捕杀就有百多人，当时琼山县谭文张泰兴等革命学生，都逃到马来亚等地避难和谋生。恰好这时英国、法国在新加坡等南洋殖民地大搞开发和建设机场、军港和铁路，需要大量劳工和家政人员。这两方面因素导致海南人的出国潮。据琼海关统计，1927年海南出洋人数高达487744人。又据《琼崖建设研究会刊》民国18年（1929年）12月的记载：“海南民众每年往安南、新加坡、暹罗营生者不下10万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仅琼海县携儿带女出洋的人就有数千人。琼山羊山地区的华侨极少，但最近笔者阅览龙桥镇昌兴村一本族谱时，却发现该村的王世新和他的侄子王家极于1930年前后去了南洋。可见当时每年到南洋谋生的海南人特别多。这一时期到南洋谋生的文昌人后来成为侨领、企业家和知名人士。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三次出洋高潮
  1937年泸沟桥“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中国。次年9月，日军军舰侵入海口海面及榆林港活动，日机轰炸海口和府城。1939年2月10日，日军第5舰队司令长官近滕信竹中将和陆军第21军司令官安滕利吉少将指挥的“台湾混成旅团”数千人，在海军第5舰队30余艘舰艇护卫和5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在琼山县天尾港登陆，大举侵略海南岛。日军所到之处，肆意烧杀淫掠，海南人民遭受空前的灾难。为了逃避战争劫难，大批海南人离乡背井，纷纷搭船到南洋去谋生。据有关资料记载，1937年海南出洋人数由1936年的3.3万多人增到4.4万多人。1939年，仅经转道湛江赤坎、西营逃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海南人就有5万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文昌人。现仅将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文昌人到南洋，后来成为知名华侨华人的部分人士。四、解放战争时期的第四次出洋高潮
  解放战争时期，海南人出洋形成新的高潮，主要有两个原因、两种人。
  （一）为逃避抽壮丁”当兵，许多穷苦青壮年逃往南洋。
  抗日战争结束后，海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仍不能过安宁的日子。因为国民党政府为了同共产党打内战，采取“抽壮丁”和“抓壮丁”的办法扩充兵源，迫使不少海南青壮年逃往南洋。早在民国22年（1933年），国民政府就颁布“兵役法”，规定18—35岁的壮丁为常备兵役，35—45岁的壮丁为国民兵役。常备兵役采取“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办法，当众设筒抽签，抽中者即为应征入伍，俗称“抽壮丁”。有钱人抽中签者可出钱雇人去当兵，应征入伍者多为生活无着的穷苦人民，也有流盲、游民、匪盗和逃犯，良莠不齐。故民间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说。到了民国35年6月（即公元1946年6月），国民政府为了扩充兵源与解放军打内战，由军政部颁布《兵役法修正案》，将原来“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改为“三丁抽二”、“五丁抽三”，加上国军连续打败仗，死伤甚多，谁都不想当兵去送死，许多贫苦人家拿不出钱雇人当兵，只好背离家乡，逃去南洋。因青壮年不肯当兵，县、乡政府便采取强拉硬抓的手段征兵，群众称之为“抓壮丁”。
  据琼海县志记载，1948年当地出洋者达3000多人。当时通往东南亚各地的船票供不应求，1张黑市船票卖价高达100光洋，许多人“卖牛典田”逃去番。特别是大陆大部分地区解放后，国民党为了退守海南，为逃往台湾做准备，不仅兵源缺乏，而且挑夫也缺乏，所以在海南到处抓人去当兵和当挑夫，不论年龄大小，只要看见身强力壮的男人都抓，因此逃往南洋（包括先逃到港、澳再出洋）的人越来越多。
  （二）解放前夕岛内局势动荡，有部分国民党幕僚富户和同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举家出洋。有的是直接迁居东南亚各国；有的则先投奔香港、澳门，后有部分移居台湾和其他国家。例如，文昌头苑镇头苑村云振中，原任国军中将，1949年奉命赴泰国筹粮而留居泰国；文教镇嘉美村林方策，原任国军少将师长，1949年携家眷赴新加坡定居。
  此外，民国时期海南人到南洋谋生日益增多，跟妇女加入了移民队伍有极大的关系。在19世纪，政府是禁止妇女出国的。新加坡史学家巴克莱就说过：“1837年以前，从无华人女姓由中国到新加坡。”1860年，琼海县民间琼剧团“凤兰班”的名旦李凤兰，完成出访南洋演出后，留居南洋立班演出，这是有文字记载琼海最早出洋的女姓。那时海南人到南洋谋生不是为了“落地生根”，都没有带家眷，只是单身男子汉，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妇女难于胜任，薪俸也微薄，养不起太多人。男人出去闯荡谋生只想有一定积攒后，就返乡买田地，盖房屋，与家人团聚；未婚青年有了积蓄，返乡结婚，成家立业，所以当时没有妇女出国。个别在外国成家的也是娶当地女子或华侨女子。到了光绪30年（1904年）之后，解除了妇女去南洋的禁令，有些在南洋生活可以过得去的人，便纷纷回乡携带老婆孩子到南洋去共同生活。据调查，文昌县锦山罗民村的韩金兰，是第一位到泰国同丈夫定居的海南妇女，她出生于1883年，1902年20岁时嫁给锦山桥头村的黄运得，婚后几个月丈夫到泰国谋生，1913年韩金兰到泰国曼谷同丈夫定居。有不少家庭贫困的女子，则千方百计嫁到南洋去（即所谓“过埠新娘”）；有些琼侨在南洋开较大的工厂、食店、商店和橡胶园等，有的工种适合于妇女干，所以便叫家乡亲戚朋友的女子出去打工。这样，到南洋的海南人才越来越多，他们在异国他乡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并不断从家乡牵引来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南来。例如，祖籍文昌会文镇伟昌村的马来西亚华人林熙鸿，以建筑业起家，历任星马琼联会主席、雪兰莪琼州会馆主席兼建筑董事长。并被选为雪州市议员、马来西亚上议院议员，兼市政府咨询委员及政治各部委员等职。二战前马来西亚修铁路，英国铁道大臣赐权，由林熙鸿掌管新马所有火车站的旅店、洒吧。当时需要大量劳工，凡是白延去的都收为工人，林氏宗亲更加优待。这个消息传开后，会文人大批涌向马来西亚，在铁路沿线的火车站就业。又如白延西林村的林豪英、林天涛父子，是印尼华侨，民国时在印尼婆罗洲加里曼丹办大商行“泰兴”号，共有20多间分店，遍布印尼，还在香港、新加坡等设联络点，他们发财不忘乡亲，先后多次回村将许多人带到印尼去做工。全村有28户，出洋的就有18户，全在印尼。这时东南亚各国琼侨的男女比率也发生了根本变化。1931年，马来西亚琼侨每千名男性与女性的比率是151人；1947年每千名男性与女性的比增至554人。又如新加坡花旗山居住着80多户人家，98％是琼侨，所以人们都称它为“海南村”。20世纪30年代初，这里男女人口的比例是85人中只有5位女性。到了30年代中期，英国政府为了鼓励男人把唐山的妻子叫来定居，采取10名妇女可带1名男人入境的规定，于是“海南婆”便携儿带女来新加坡和丈夫团聚。花旗山“海南村”的妇女也不断增多，据统计，那时34岁至45岁以上的妇女有30多人。他们生儿育儿，不久，13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多达120多人。1946年“海南村”办起了一间“益群学校”，让80多位少年儿童接受华文教育。
  据1947年东南亚各侨居地区当局发表的材料统计，海南籍华侨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有15万多人，泰国3.5万多人，越南5万人，印度尼西亚和婆罗洲3万人，其他地区2万人，合计近29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