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民国时期30多年间，中原和两广大的战事连年不断，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相对于大陆来说，地处中国最南端、四周环海的海南岛还比较安定，少受战争、匪害之苦。所以民国各个时期，大陆各地为逃避兵匪战乱而到海南做生意、教学、读书、打工的人也比较多，尤以广东人最多。
清末民初，雷州半岛以陈根龙为首的海盗和以李福隆以首的山匪麇集，分立山头，安营扎寨，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湛江、遂溪、海康、徐闻等地居民深受其害，为避匪贼逃亡过海南谋生者甚多。除了有些到海南各地投靠亲友之外，仅在当时海口市周围的秀英、滨海、竹林、仙桥、红坎坡（今海口三角池至省委、省政府大院一带）等地，搭茅屋聚居的“海北人”村寨，就有数百户之多。他们有的搞搬运干苦力，有的挑担摆摊当小贩，有的开荒种瓜菜，有的在海边滩涂捉鱼摸虾拾蚌出卖为生，日子过得很艰辛。笔者的故乡永兴墟，距离秀英港只有14公里，民国时期亦有几户“海北人”到永兴定居做小贩，其中有位陈姓“海北爹”的儿子陈汉安、陈汉生与我是小学同学；另一位张姓“海北爹”的女儿张月兰是我小学、中师时的同学，其孙子张正忠、张正勇是我教中学时的学生，“海北姩”一直跟随张月兰（副教授）在华南师范大学生活，活到将近百岁才去世。
民国时期，海口市已成为南方重要商埠，从福建、广东各地到海口经商和买地买房定居的也很多。比如民初。福建人张徽五，在海口得胜沙路开设“福就号”商行，经营九八、土产进出口业务，时人称他“福就二爹”，其生意规模较大，手下伙计不少是福建同乡，他在海口信誉极高，20年代曾当选海口市商会第三届会长。
由于海口府城地区商业发展，人口增加，也促进了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国立和私立的大中专和中学校就有近20间。大陆不少有文化知识的人，到海南给商家当伙计，或是办学从医的人也不少。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由原在云南和四川办的华侨中学，合并而成的四川江津国立第二华侨中学，搬迁到海口设立国立第一侨民中学（现海南华侨中学），随校南迁的教职员75人，学生489人，共500多人，校长卢宗敏和教职员多为随校迁来的大陆各省人。学生绝大多数为祖藉在大陆各地的归国侨生。随迁来的学生毕业后，有不少人都在海南参加了革命工作。如广东澄海县侨生黄贝西，抗日战争时期跟胞姐一起从越南西贡回四川读第二华侨中学，姐姐毕业后留在四川从事医疗工作；黄贝西（父亲为了纪念他的出生地西贡而起的名）随国立第二华侨中学迁到海南，在海南华侨中学毕业后分配到琼山县当小学教师，娶妻生子落籍龙桥镇，有个儿子在龙桥中学工作。
清末民初，雷州半岛以陈根龙为首的海盗和以李福隆以首的山匪麇集，分立山头，安营扎寨，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湛江、遂溪、海康、徐闻等地居民深受其害，为避匪贼逃亡过海南谋生者甚多。除了有些到海南各地投靠亲友之外，仅在当时海口市周围的秀英、滨海、竹林、仙桥、红坎坡（今海口三角池至省委、省政府大院一带）等地，搭茅屋聚居的“海北人”村寨，就有数百户之多。他们有的搞搬运干苦力，有的挑担摆摊当小贩，有的开荒种瓜菜，有的在海边滩涂捉鱼摸虾拾蚌出卖为生，日子过得很艰辛。笔者的故乡永兴墟，距离秀英港只有14公里，民国时期亦有几户“海北人”到永兴定居做小贩，其中有位陈姓“海北爹”的儿子陈汉安、陈汉生与我是小学同学；另一位张姓“海北爹”的女儿张月兰是我小学、中师时的同学，其孙子张正忠、张正勇是我教中学时的学生，“海北姩”一直跟随张月兰（副教授）在华南师范大学生活，活到将近百岁才去世。
民国时期，海口市已成为南方重要商埠，从福建、广东各地到海口经商和买地买房定居的也很多。比如民初。福建人张徽五，在海口得胜沙路开设“福就号”商行，经营九八、土产进出口业务，时人称他“福就二爹”，其生意规模较大，手下伙计不少是福建同乡，他在海口信誉极高，20年代曾当选海口市商会第三届会长。
由于海口府城地区商业发展，人口增加，也促进了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国立和私立的大中专和中学校就有近20间。大陆不少有文化知识的人，到海南给商家当伙计，或是办学从医的人也不少。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由原在云南和四川办的华侨中学，合并而成的四川江津国立第二华侨中学，搬迁到海口设立国立第一侨民中学（现海南华侨中学），随校南迁的教职员75人，学生489人，共500多人，校长卢宗敏和教职员多为随校迁来的大陆各省人。学生绝大多数为祖藉在大陆各地的归国侨生。随迁来的学生毕业后，有不少人都在海南参加了革命工作。如广东澄海县侨生黄贝西，抗日战争时期跟胞姐一起从越南西贡回四川读第二华侨中学，姐姐毕业后留在四川从事医疗工作；黄贝西（父亲为了纪念他的出生地西贡而起的名）随国立第二华侨中学迁到海南，在海南华侨中学毕业后分配到琼山县当小学教师，娶妻生子落籍龙桥镇，有个儿子在龙桥中学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