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12月17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清帝被迫宣告退位，结束了清朝政府的统治。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被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窃取了政权。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直、皖、奉三系彼此争权夺利和不断混战。正当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夺取了国民党军政大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二十多年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国初年，海南岛的政治体制沿袭清制，置琼崖道，共领13县：琼山、文昌、澄迈、临高、乐会、定安、琼东（会同改称）、儋县、昌江（昌化改称）、感恩、万宁、陵水、崖县。民国15年（1926年），设置琼崖行政委员会，将海口从琼山划出，设海口市政厅。民国17年（1928年），海南1市13县隶属广东省南区善后公署。民国22年（1933年）设琼崖绥靖委员会公署。民国29年（1940年）改为广东省第九行政督察区，下辖1市16县（除原13县外，增设白沙、乐东、保亭3县）。民国37年（1948年），置海南特别行政区，直隶中央行政院。
  民国时期30多年中，从大陆落籍海南最多的主要是打败仗的各派系散兵游勇和避乱入琼的商民。民国时海南人出洋和赴港澳台也极多。
  第一节 各种军队官兵落籍海南
  民国时，海南岛兵变战乱频繁，不少打了败仗的大陆兵回不了老家，便在海南定居安家。主要有如下四批散兵游勇。
  一、清亡后驻琼清兵多就地落居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清两广总督张呜歧逃走，同盟会员胡汉民被各界代表推选为广东都督①。清宣统年间任琼崖道尹及镇总兵等大小官员也自然失去职务。1912年，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同盟会骨干王斧（海南琼山人），被派回海南任琼崖安抚使；1913年又委任邓铿为琼崖镇守使兼办民政事宜。清亡后，驻琼州镇标左营、右营、崖州协、海口营、万州营、儋州营、海安营等数千清兵，一时断了粮饷，没了指挥官，成了散兵游勇，除了少数人参加起义成为民军、革命军或逃回大陆老家之外，包括琼州镇台成聚（满族人）在内的大部分清朝绿营兵及家属都落居海南各地。
  二、1918年龙济光残兵散居海南
  龙济光，云南蒙自县彝族人，是北洋军阀袁世凯、段祺瑞的爪牙、小军阀。宣统元年（1909年）授广西提督。1911年4月，广州革命党人起义失败后，两广总督张呜歧奉调桂军入粤，故龙济光率广西军队进入广东，最初，龙部10多个营驻高雷地区。1913年7月，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镇守使，8月又任其为广东都督兼署民政长，龙济光从此占踞广东。1916年，龙军被在粤的护国军击败，10月14日龙济光率部退居琼崖，任两广矿务督办，其兄龙裕光任琼崖镇守使。
  龙济光踞琼期间，海南成了黑暗世界，政治腐败，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烟赌林立，兵痞横行，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龙济光大肆掠夺黎族地区儋县元门金矿和五指山藤满岭金铜矿等矿藏，大发横财。1917年12月，段祺瑞任命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1918年1月，龙军从琼崖渡海占据雷州半岛和广东沿海各县，向广州进攻，被粤、桂、滇组成的护国军击败，有少数龙军残部退回海南，讨龙军第三军总司令沈鸿英率部渡琼肃清龙军残部，龙军死守琼州府城和秀英炮台，沈军久攻，直到1918年11月14日才攻下。海南岛琼东县龙部警卫营营长杨锦龙也联络当地黎民宣布独立，反对琼崖镇守使龙裕光，并攻占了万宁、陵水等县，龙军被打得丢甲弃枪，有的投降了沈军，有的逃窜在海南各地落籍。
  三、1926年邓本殷残部落居海南
  邓本殷，广东人，原是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一名旅长，1920年邓任琼崖善后处处长，是年底率2个团兵力驻琼。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7月邓乘机拉拢广东南路讨贼（指陈炯明）军总指挥申葆藩，组建“高雷钦廉罗阳琼崖八属联军”，邓本殷自任总指挥，总部设在海口。
  邓本殷盘踞琼崖后，恣意搜刮民脂民膏，苛损杂税多达200多种。他还开赌、卖烟、售械，公开拍卖排长、连长、营长、统领（相当于团长）、县长等官衔。邓本殷还放纵部下到处为非作歹，残杀琼崖人民。他还和美帝国主义相勾结，准备同美国签订以3000万美元换取在琼崖修路、筑港、开矿、采伐、开发商埠等特权的协议，遭到海南人民的坚决反对。府海地区的师生，致电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后又通电全国，揭露邓本殷媚美卖琼的罪行。1926年1月17日，国民革命军渡琼讨邓，不到1个月时间，便摧毁了邓本殷的反动统治，邓连夜乘船逃离海南，逃往上海。他在海南的2个团兵力，有的被击毙，有的投降，有的逃亡隐蔽，在海南各地择地落籍。
  四、1950年春大批国军败兵溃居海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于北京成立后，当月，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薛岳（广东省乐昌县人）逃到海南岛，12月任海南防卫总司令，着手改编由大陆溃逃到海南岛的蒋军残部，总计10余万人。他在琼北和琼西北沿海地带修筑防御工事，配以海军和战车部队，形成一个现代化的作战系统，即所谓“伯陵防线”（薛岳，字伯陵），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加紧向海南解放区发动疯狂扫荡，用血腥手段对海南人民进行残酷镇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奉命率所属四十军、四十三军等部约10万人，在雷州半岛组成渡海登陆兵团，在冯白驹指挥的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对海南岛进行渡海登陆作战。1950年4月17日，登陆兵团主力突破国民党军队所谓“伯陵防线”，在海南北部胜利登陆，随即向纵深发展，经过不到半个月激战，5月1日解放了全海南岛。
  1950年4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海登上海南岛后，蒋介石预感到败局已定，便密令薛岳撤往台湾。4月22日，薛岳下达总撤退密令，自己和其他国民党高官仓惶乘飞机逃到台湾，从台湾派出一批军舰和飞机，溃集在海南的10余万蒋军残兵败将，有部分从万宁县的乌场港、三亚的榆林湾、感恩县的北黎港和三亚机场，争先恐后地爬上船舰和飞机逃向台湾。因为时间仓促，舰船有限，败兵及家属众多，来不及和爬不上舰船和飞机的散兵在岛内四处流窜，至5月1日止，被解放军歼灭的共计33000多人。5月7日，海口市警备司令部发布《关于收容蒋军溃散官兵的规定》，宣布凡蒋军官兵一律于本月10日前到海口市潮州会馆报到集中，听候处理。5月12日，中共琼崖区委员会作出剿匪工作的决定，先后从琼崖纵队各团抽调25个连队和16个县大队共3500人，在2.42万民兵的配合下，分别在国民党残军、特务较多的山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剿，到1951年7月，共剿灭国民党匪特13177人（见中共党史出版社《新海南纪事》）。此外，其他溃散在全岛各地蒋军官兵，由海口市警备司令部和各县登记收容后，除高中级军官和个别罪大恶极者外，一般士兵和大部分下级军官及家属，按其意愿有的被遣返回大陆老家，在海南落户谋生者也很多。
  第二节 大陆商民避乱迁琼
  民国时期30多年间，中原和两广大的战事连年不断，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相对于大陆来说，地处中国最南端、四周环海的海南岛还比较安定，少受战争、匪害之苦。所以民国各个时期，大陆各地为逃避兵匪战乱而到海南做生意、教学、读书、打工的人也比较多，尤以广东人最多。
  清末民初，雷州半岛以陈根龙为首的海盗和以李福隆以首的山匪麇集，分立山头，安营扎寨，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湛江、遂溪、海康、徐闻等地居民深受其害，为避匪贼逃亡过海南谋生者甚多。除了有些到海南各地投靠亲友之外，仅在当时海口市周围的秀英、滨海、竹林、仙桥、红坎坡（今海口三角池至省委、省政府大院一带）等地，搭茅屋聚居的“海北人”村寨，就有数百户之多。他们有的搞搬运干苦力，有的挑担摆摊当小贩，有的开荒种瓜菜，有的在海边滩涂捉鱼摸虾拾蚌出卖为生，日子过得很艰辛。笔者的故乡永兴墟，距离秀英港只有14公里，民国时期亦有几户“海北人”到永兴定居做小贩，其中有位陈姓“海北爹”的儿子陈汉安、陈汉生与我是小学同学；另一位张姓“海北爹”的女儿张月兰是我小学、中师时的同学，其孙子张正忠、张正勇是我教中学时的学生，“海北姩”一直跟随张月兰（副教授）在华南师范大学生活，活到将近百岁才去世。
  民国时期，海口市已成为南方重要商埠，从福建、广东各地到海口经商和买地买房定居的也很多。比如民初。福建人张徽五，在海口得胜沙路开设“福就号”商行，经营九八、土产进出口业务，时人称他“福就二爹”，其生意规模较大，手下伙计不少是福建同乡，他在海口信誉极高，20年代曾当选海口市商会第三届会长。
  由于海口府城地区商业发展，人口增加，也促进了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国立和私立的大中专和中学校就有近20间。大陆不少有文化知识的人，到海南给商家当伙计，或是办学从医的人也不少。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由原在云南和四川办的华侨中学，合并而成的四川江津国立第二华侨中学，搬迁到海口设立国立第一侨民中学（现海南华侨中学），随校南迁的教职员75人，学生489人，共500多人，校长卢宗敏和教职员多为随校迁来的大陆各省人。学生绝大多数为祖藉在大陆各地的归国侨生。随迁来的学生毕业后，有不少人都在海南参加了革命工作。如广东澄海县侨生黄贝西，抗日战争时期跟胞姐一起从越南西贡回四川读第二华侨中学，姐姐毕业后留在四川从事医疗工作；黄贝西（父亲为了纪念他的出生地西贡而起的名）随国立第二华侨中学迁到海南，在海南华侨中学毕业后分配到琼山县当小学教师，娶妻生子落籍龙桥镇，有个儿子在龙桥中学工作。
  第三节 民国军阀给海南带来深重灾难
  民国仅历时30多年，但却是海南人民遭受兵祸之害最为惨烈的时期。除了惨受日军烧杀之外，还受北洋军阀在两广的爪牙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不断入琼摧残，给海南人民带来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
  1916年至1926年，海南人民受到龙济光、邓本殷小军阀的残害（上已简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东的反动军阀血洗广州城。4月22日，在府城、海口，以国民党三十三团团长黄镇球、参谋长叶肇为首的琼崖国民党反动派也倾巢出动军警，对各革命机关、学校实行大包围、大逮捕。接着，反革命的屠刀又伸向各县。全海南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达2000余人，被杀害者有300余人，其中有地委委员李爱春，工会领导人林平、吴清坤，妇女协会领导人陈玉婵等，先后被捕牺牲。
  1928年3月，正当琼崖红军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土地革命深入进行的时候，广东省国民党反动派当局派其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领所部3个团，及谭其秀独立团共约4000余人，分批抵琼，分东、中、西三路，对琼崖苏区和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4月初，敌军向中路的文昌苏区进攻，大肆逮捕屠杀革命群众，受难者达2000多人。与此同时，敌军和地方反动民团1000多人向澄迈的西路红军进攻，由于敌强我弱和叛徒出卖，琼崖红军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冯平和红军政治部主任符节，于5月9日、10日相继被捕，不久在澄迈县金江镇英勇就义。6月16日，敌30团伙同崖县、陵水民团共千余人，向我陵水县委书记许邦鸿指挥军民固守的彭国园村合围，用机关枪猛扫射，纵火烧毁民房，除30余人突围外，县委书记等大批军民壮烈牺牲。
  1932年7月，国民党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今广西防城人），率所部三个团一个特务营和空军第二中队一个分队共3千多人，从海口港和澄迈东水港登陆，分别驻进府城、海口、加积、定安等县城，采用“先攻重点”、“重重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向琼崖各个苏区发动疯狂的反革命“围剿”。敌军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抢劫，十室九空，大批革命家属和群众惨遭杀害。敌军先后占领羊山、儒郭山、儒万山苏区和琼东四区根据地后，从1932年8月8日起，集中兵力，在飞机的配合下，向我母瑞山根据地猖狂进攻。为了隔绝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支援和接济，敌人在母瑞山根据地四周修建碉堡炮楼，并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强迫实行“五户联保连坐法”和“移民并村”，驱赶群众迁到堡垒式的中心村，母瑞山周围广大地区变成为“无人区”。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母瑞山终被敌军攻进去，我军械厂、后方医院、粮食加工厂、农场等茅屋数百间，均被敌军烧毁，大批粮食、财物被抢走。接着，陈汉光抽调兵力对六连岭苏区组成五、六层包围圈，发动轮番进攻，我军师长王文宇、政委冯国卿、师参谋长郭天亭、红三团团长王德春等英勇牺牲。至1933年春，琼崖各块根据地先后被敌攻破，琼崖红军从1800多人只剩下100多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均遭到严重破坏和摧残，琼崖特委此时亦同广东省委和中央失去联系，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琼崖革命斗争进入空前艰苦时期。
  1939年2月10日日军侵琼，琼崖抗日战争爆发。是年6月，新任广东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吴道南入琼，积极推行蒋介石统治集团消极抗战、反共反人民的方针，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掀起反共逆流。1940年12月15日，国民党顽固派吴道南、王毅之流，集中保安七团等部3千多人，分5路向琼崖特委和总队部驻地的美合根据地进攻，保七团团长李春农、副团长林荟材亲自指挥其主攻部队，于次日进占了美合后，进行疯狂的屠杀和抢掠，前后枪杀我未及撤退的伤病员和掉队人员及根据地群众一百多人，抢走我来不及运走的部分粮食、药品和纸张等物资。虽经我军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的奋战，但未能给顽军以有效的打击，最后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部只好被迫退出美合根据地，转移到琼文根据地。
  在8年抗日战争中，琼崖抗日部队取得辉煌成果，共毙日伪军3500多人，伤日伪军1900多人，俘虏日伪军150多人，还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但在抗日战争中海南的抗日军民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据不完全统计，琼崖独立纵队指战员牺牲5600多人，遭受日伪军杀害的人民群众达20多万人，房屋、财物遭受的破坏损失无法计算。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至1950年4月），是历史上大陆兵过琼最多的时期。先是1945年9月，蒋介石派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46军渡琼，一方面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另一方面是发动琼崖内战，对琼崖各解放区进行“清剿”。到1946年下半年64军北调山东止，琼崖纵队在10个月的自卫反攻战斗中，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我军牺牲和受伤者达500多人，特别是在敌人残酷“清剿”下，因病、饿致死和逃亡而造成的非战斗减员达1600余人，某些地区的政权组织遭到了破坏和损失。1946年11月，46军撤走后，广东省国民党当局从大陆派保二、保三、保四、保五等4个保安总队入琼，并委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琼崖办事处主任兼第九区行政专员蔡劲军为保安司令。当时敌军包括原在琼崖的保六、保七总队和榆林要塞守备队，共有15000人。蔡劲军对琼崖军民第一期“清剿”重点是琼文地区，第二期重点是进攻万宁、定安和澄迈地区。敌人在采取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对群众施行“十杀”②政策和“五家联保”、“十家联保”的保甲制，并加强特务组织，对我党政军人员家属进行摧残、威迫，对民众横征暴敛。1947年11月，蔡劲军因“剿匪不力”而被撤职，由韩汉英来琼接任广东省第九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继续对琼崖纵队和解放军“清剿”。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之后，国民党反动军队节节向南败退，其中有部分败逃海南，企图踞守海南岛，负偶顽抗，作垂死扎挣。到1950年后，溃踞海南的国民党海陆空军队达10余万人。敌军到处抢掠群众粮食和财物，奸淫妇女，集中大批部队向琼崖解放区疯狂进攻。特别是被我大陆野战军打得落花流水的蒋军二十一兵团所辖的三十二军，从青岛于1949年7、8月间退至海南后，一上岛便向琼东北我军进攻，残杀革命群众，无恶不作，民众异常愤恨，至今海南人还往往把杀人抢劫团伙比作“三十二军”，可见其罪大恶极。
  第四节 大陆干部和解放军为海南解放做出大贡献
  琼崖革命根据地和琼崖纵队能够坚持23年红旗不倒，海南人民最终取得翻身解放，固然是在以冯白驹为首的琼崖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海南军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斗争的结果，但与中共中央、广东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支持，与大陆干部南下，充实加强琼崖党政军的领导，和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及时渡海作战是分不开的。
  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广东省委除了先后组织一批琼籍党员干部回琼开展党和农运工作之外，还于1928年先后派省委委员李源和省委候补常委黄学增，到海南担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海南的革命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党中央委派，1940年8月李振亚和王春红（改名王超）到海南帮助琼崖独立总队工作，李任总队参谋长。1940年9月，党中央又派覃威和庄田等同志从延安带领部分电台工作人员和军工生产人员到海南参加革命斗争。其中黄学增、李硕勋、李振亚、覃威等领导干部，都为海南革命献出了自己年青的宝贵生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猬集在海南的国民党总兵力达10余万人，构筑立体的所谓“伯陵防线”，妄图固守海南，把它变成第二个台湾。在这重要关头，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12月18日及时发出了渡海作战解放海南的命令。第四野战军前委根据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由四十军、四十三军和一个加农炮团、一个高射炮团和一个工兵团共11万人，组成渡海作战部队，从12月下旬开进雷州半岛集结，进行渡海作战准备。在琼崖纵队和海南人民的密切配合下，1950年4月17日，渡海部队25600多人胜利登陆，5月1日解放全海南岛。在渡海作战中，119师副师长黄先轩等一批指战员光荣牺牲。如果没有野战军及时渡海作战，不知道海南要推迟到何时才能解放。
  第五节 民国时期海南工商业发展
  民国时期，随着大陆人入琼的增加，生产技术的交流和提高，销费量增大，特别是商业贸易的活跃，不但促进了海南传统工业、手工业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1915年，华侨姚如轩、清末举人林居升、美国传教徒陈正纪等人合股在琼城（府城）兴办琼郡启明电灯公司，开始只有一部20马力的柴油机发电，但这是海南岛使用电力的起点。1917年，海口至府城通了电话。1919年，修通府城至海口3.5公里的琼海公路，是海南岛最早筑成的公路。当年12月商人黎晋隆组织全岛最早的汽车运输公司琼州汽车公司。海南土糖的产量，1928年已达20万担。1946年，全岛盐田达5万亩，年产盐6000万担，大部分要运销大陆，其中莺歌海盐场每年可产盐30～40万吨，解放前堪称世界第三盐场。日军占领海南时，全岛设过80多家工厂，其中造纸工业可日产新闻纸500令。香烟纸5000卷；火柴工业年产375吨，纸烟工业年产4亿支香烟。到1949年10月，海口就设有罐头厂、皮革厂、植物油脂厂、树胶厂、锯木厂、士敏土（水泥）厂、藤包厂、电厂、自来水厂等，其中皮革厂就有40多家，正常每年可制熟皮2、3万张，最高时每年可制熟皮6万张。日本侵琼时，石碌铁矿和田独铁矿开采已初具规模，石碌铁矿开山以来共输出铁矿砂41万吨，田独铁矿自开山以来输出铁矿砂240万吨，全部输往日本。1949年，海南才建起一个小型纺织厂，仅有纺织机52台，每月生产能力为300匹布。
  民国时期，全岛商业贸易相当活跃。解放前夕，全岛有大小墟镇200多个，商店约有3000间，资本总额达3000万元（光洋）。全岛的商业中心是海口市。1930年，当时参加海口市商会的商店会员有300多户，30年代中期商店会员增加到600户，30年代末年发展到1000多户。据1932年5月的调查，当时海口规模较大、资金较多的有35个行业、572家商店，其中：九八行（代理业）有商店24家，匹头杂货店40间，米谷店65间，洋纱面粉店39家，牛栏12家，书籍印刷业23家，纸料店12家，牛皮行业19家，鞋屐店15家，烟丝店14家，木料行13家，油漆店10家，五金店25家，旅店24家，海味店39家，中西药店38家，生猪栏31间，侨批汇兑找换店24间，茶楼酒馆12间，糖果店10间，瓦瓷店8间，香港庄10间，织造业20间，代理船务4间，戏园3间，白通帽店5间，傢俬店15间，槟榔庄15间，照相馆12间，染坊3间，饼干厂3间，椰雕店5间，肥皂厂3间，冰厂和花砖店各1间。
  民国时期，海南岛对国内、国外贸易都是以海口为门户，所有各县货物也都以海口为吞吐港。海口与大陆贸易港口主要有广州、汕头和上海三处。从广州主要输入火油、火柴、布匹、烟草、药材、纸张、士敏土等，输出主要有食盐、咸鱼、牛皮、椰子、槟榔、橡胶、西瓜子、中药材等；由汕头输入主要有纸类、罐头、陶器、玉葱、药材、薯粉等，输出有木棉、白藤、牛皮、胡麻、蜂蜜等；由上海输入主要有棉纱、布匹、罗纱、更纱、豆类、美国面粉、麻类、烟草、杂货、油漆、药材等，输出有赤糖、牛皮、槟榔、姜、中药材等。1933年由琼洋海关输入的国内贸易货物价值5349273元（光洋），输出货物价值2900725元，入超2448548元。
  在对国外贸易方面，输入以大米为第一位，其次为美国面粉、杂粉、火油、汽车等；输出的土特产主要是牛、生猪、鸭蛋（鲜、咸都有）、皮类、野蚕丝、药品与香料。1933年对外贸易输入货物价值4439559元（光洋），输出土特产价值2284456元，入超2155103元。1933年，海南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合计入超4603651元。每年输入海南货物的入超，主要靠海南华侨从国外寄回的侨汇来填补。
  全岛各县农村墟镇的商业贸易也很活跃。以地处偏远的昌感县北黎墟来说，民国15年（1926年）全墟就拥有固定个体商贩23户（不包流动个体商贩），全部经营资金约12340元（光洋），主要经营棉布、百货、杂货、副食品、药材等，另外还有3户经营饭食店。
  第六节 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
  一、民国时期的海南教育
  辛亥革命后，1912年撤销各县督学局，改设学务专员（后又改学务委员），负责抓学校教育工作。20世纪30年代时，海南岛有中等学校13间，学生约4000人；小学2000间，学生约10万人，平均每间小学只有50个学生。抗日战争胜利后，海南的官员、教师、商绅、华侨办学的积极性很高。临近解放时，除刚成立不久的保亭、白沙、乐东3县尚未设立中学之外，其中14个县、市都设立了中学。仅府城、海口地区，民国时期就先后办过如下20多间国立和私立大学、中专和中学：海南大学（1947年创办，1950年5月停办）、海南政法大学（1923年创办，1927年停办）、省立琼崖第六师范学校（现琼台师范）、琼山中学（1913—1915年开办）私立琼海中学（1923年创办，1950年改为海南中学）、国立第一侨民中学（1947年由四川迁来海口市，1950年改为海南华侨中学）、国立琼山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海强医事职业学校、私立建华中学（1947年创办，1953年并入海南中学）、私立环海中学（1923年创办，后因生源不足停办）、华美中学（20年代初基督教会创办，1923年停办），海南公学（20年代由广州人杞慕天创办）、匹瑾女子中学（20年代初由基督教会创办，解放后撤销）、私立汇文中学（1946年创办，解放后停办）、私立海口长春商业职业技术学校（解放后转为公办的海南财经学校）、私立琼南中学（40年代创办，解放后停办）、私立丘海中学（1947年创办，解放后解散）、私立长流中学（1948年创办，解放后改公办）、测量学校（1923年创办，1927年停办）、女子职业学校（1925年创办，1927年停办）、私立岭南大学附中海南分校（1930年成立）等。
  在民国时期，国民党左派和琼崖共产党也创办了各种学校。例如，1922年创办的加积农工职业学校，后改为琼崖仲恺农工学校，1927年“4.12”后才停办；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琼崖特委在美合根据地创办了琼崖抗日公学、农训班、军事干部学校，还在六连岭创办抗日军政学校；解放战争时期，在乐东县番阳创办琼崖女子学校，开设语文、算术、地理、卫生常识等课程，办学2年间，共培养了近300名妇女学员。
  民国时期，海南部分县市已建起一些群众文化教育设施，琼山、文昌、澄迈、定安、儋县、琼东等县设立了群众教育馆，海口和定安设有图书馆，全岛共有7个体育场。
  二、民国时期海南的报刊。
  民国时期，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已懂得利用报纸、刊物这种宣传工具，宣传自己的主张，教育民众，当作同敌人作战一种不可缺少的武器。所办的主要报纸有：1913年由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的泰国归侨国会议员林文英和陈子臣等在海口今新民路139号创办海南最早的报纸《琼岛日报》，不久改名为《琼华日报》；1921年，徐成章在海口创办《琼崖旬报》，宣传新文化思想；1926年，琼山县出版《列宁青年》、《琼山新报》、《时报》等革命刊物；1939年2月，琼崖特委创办的《抗日新闻》3日刊，当时发行量有1000—1500份；1941年8月，中共文昌县委创办《新文昌报》；1941年冬，琼崖东北区民主政府创办《新琼崖报》；1946年5月，琼崖特委的机关报《抗日新闻》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改名为《新民主报》。
  三、民国时期海南的医疗卫生
  民国时期海南已有医院，但数量和医护人员极少，设备也差。1926年前，海口只有4家医院；一是设在今博爱南路西侧的公立惠爱医院，只有门诊，没有留医设备，医务人员全是中医；二是设在今新民西路的私立爱生医院，医务人员全是西医；三是美国长老会附设的康兴利创办的福音医院，院址在盐灶村东面；四是法国天主教会在得胜沙路办的中法医院。由于1926年海南鼠疫流行，死人很多，海南和海口各界知名人士和民众，纷纷要求建立规模更大、设备更加完整的综合性医院。于是，1926年夏，海口知名人士永发行经理周成梅等倡议建设海南医院，由岛内65人、香港同胞24人、越南华侨29人，总共119人共同发起，成立海口海南医院筹建委员会和董事会，1927年破土动工，1930年7月医院基本建成投入使用。
  民国十一年（1922年），海南各县都成立卫生局，1928年冬，广东南区善后公署通告海南各县市组织卫生委员会，以各县市卫生人员及团董、保长为卫生委员，并要设立医院。以琼山县来说，到1949年，全县共有医院4间，私人诊所99间，卫生人员223人，其中中西医生57人，医士44人。琼山县几家医院是：琼山爱生医院，清光绪22年（1896年）建立，1930年外请2名中医生在院施诊；琼山公医院，1926年成立，1930年有医护人员6人，病房7间；1936年6月，成立琼山县平民医院和爱生中医院；琼山县政府卫生院，1946年6月创办，由广东省潮阳人姚隐（上海南洋医学院毕业，日本帝国大学医学部肄业）从广西带来10多人到原爱生医院创建，解放后改为琼山县医院。
  四、民国时期琼剧艺术的发展
  早在清末，海南的琼剧已享誉岛内外，为海南老百姓和东南亚琼侨所喜爱。道光十五年（1835年）以金公仔、白玉娃等名角为主的“琼城梨国班”应邀到安南西贡演出《琵琶记》、《白兔记》、《金印记》等剧目，深受华侨欢迎，首创琼剧出国演出先例。随后有“福堂班”、“凤兰班”等30多个琼剧班到新加坡、暹罗、马来西亚、印尼、金边、文莱、吕宋（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演出。
  民国时期，是海南琼剧最兴旺发达、出人才最多、演出最活跃时期。涌现出来的名生角有郑长和、三升半、新长和（王正堂）、韩文华、陈顺彩、雪梨生、陈应三等；名旦角有陈成桂、丽梅（陈大章）、吴桂喜、林道修、凤梅、王广花等；名花生有陈元，武生有吴梅吉等。演出的传统琼剧节目很多，如《三姑爷》（后改名为《张文秀》）、《七星梅》、《凤仪亭》、《狮子楼》、《空城计》、《李陵碑》、《薛刚反唐》、《奴主同科中》、《合竹成亲》、《假王子》、《高侍制出巡》、《抢灵牌》、《苏秦和张仪》、《真假巡按》、《春水浇桃花》、《荷池映美》、《秦香莲》、《林攀桂》、《三审可怜女》、《舅代姐嫁》、《彩楼记》、《曹植赋诗》、《稽文龙》、《倒插金钗》、《狗咬血书》、《劈山救母》、《十三妹》、《昭君出塞》、《烈女报夫仇》、《松江祭妻》、《苦凤莺怜》、《穷人布施》、《黄金与受情》、《糟糠之妻》、《梁山伯与祝英台》（也称《梁生游学》）、《爱河潮》、《孟丽君封相》等，都是深受群众欢迎的戏目。
  民国时期的琼剧班，不仅在岛内城乡经常演出，而且经常到东南亚各国长期巡迥演出。1918年，陈成桂同郑长和组成的“成桂班”，在暹罗、高棉、安南等南洋各国巡迥演出3年时间。1920年，陈成桂和郑长和创办“十四公司剧团”又到新加坡长期演出。1922年，海南革命先躯王文明、徐成章以及著名琼剧演员兼编剧吴发凤，发起成立琼崖伶界工会，陈成桂也从安南回琼参加，他们创办“琼崖土戏改良社”，对旧琼剧进行改造，用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后来相继演出了《秋瑾殉国》、《爱国运动》、《省港大罢工》、《深夜哀声》、《大义灭亲》、《败类的下场》、《李福隆之死》、《糟糠之妻》、《黄金与爱情》、《爱河潮》等一批时装剧，受到群众的欢迎。1927年后，陈成桂为班主的“成桂班”和吴桂喜、吴梅吉等人第二次到新加坡演出；不久，郑长和、吴桂喜又同陈成桂结成“成桂长和班”第三次到新加坡，把新编琼剧目在新加坡久演不衰。30年代，陈成桂又和名艺人三升半、名“花生”陈元组班，在星洲、泰国巡迥演出。1937年，琼山和各县艺人纷纷成立教馆，创办戏班。从此，出现平民班、彩字班，均为班主制戏班，仅琼山县就有戏班3个，木偶戏班7个，艺人约300人。1946年，琼山全县就出现两南、新新、琼星、金星、导青、和华、联华7个民营琼剧团，解放前夕合并为联华、两南2个民营琼剧团。解放战争时期全岛琼剧艺人有400多人。
  为了方便演出琼剧，民国时期海南汉区比较大的村庄，几乎村村都建有戏台，凡军坡、公婆期，大多都要演琼剧，农村群众每年都可看到许多场琼剧。在各个县城，也都先后建起戏院（大多是竹木结构）。清末在海口已建有大同戏院，20年代在海口新民西路建起第一间影剧院——幻真戏院，不久又建起新新戏院、中华戏院（后改解放戏院），既放电影，又是粤剧演出的基地。1931年在得胜沙路建起五层楼后，除开设旅店外，还经营舞厅、戏院，既放电影，又演琼剧。日本投降后，在琼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有不少是大陆人，广东五邑的商人在海口经商的人也很多，1946—1947年，在文明东路南面建了一间民乐戏院，作为京剧和粤剧演出的主要场地。1948年，在长提北面海田溪中的小岛建起一间竹木结构的戏院。名叫“琼苑”，经常演出琼剧和粤剧。
  第七节 民国时期海南四次出洋高潮
  民国时期，海南人到南洋各国谋生的人越来越多。去南洋闯荡的主要原因是在家乡生活太贫困，有的人被天灾人祸（特别是战祸）迫得走投无路，不得不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去投靠已在南洋扎根立业的亲友，或靠自己身强力壮的身体做苦力工，干低微活，维持活命，若碰到好运气，能积蓄点钱，寄回老家帮补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海南人出洋的主要口岸是文昌县的清澜港和铺前港；1926年海口从琼山县划出设市以后，逐渐成为海南政治、经济中心，海口才取代清澜港和铺前港成为移民的主要出口港。
  民国时期每年每月都有海南人出洋谋生，特别是文昌、琼海、万宁和琼山东部一些村庄，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华侨或亲戚在南洋，一年四季都有大批人往返于南洋各国和海南之间。民国时期海南人出洋最多的有4个时期、4次高潮③。
  一、民初第一次出洋高潮
  民国初期，北洋军阀各派系混战，人民遭殃。相继统治海南的是驻琼小军阀龙济光、沈鸿英、邓本殷，尤其以龙济光、邓本殷对海南人民的统治、镇压最为惨烈。
  1913年，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兼署民政长④，龙以当时任琼崖镇守使的邓铿（同盟会骨干）为革命重要分子，悬赏2万光洋缉拿，迫使邓铿弃职赴日本。1914年3月29日，龙济光部将、琼崖绥靖督办陈世华秘密逮捕《琼岛日报》主编林文英和海口总商会会长陈家富，4月2日夜间将林文英杀害于府城。
  邓本殷，1920年任琼崖善后处处长，率领2个团驻琼。1922年7月任高雷钦廉罗阳琼崖八属联军总指挥。据《儋县志》记载，1923年，邓军在马井南岸村一次就枪杀28名群众。1924年6月，在加积镇的美国传教士冯卓支被民军所杀，美国政府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出3艘军舰在海口港外游弋进行威吓，邓以清乡为名惨杀了180多个无辜群众。在踞琼小军阀龙济光、沈鸿英（驻琼仅1年时间）、邓本殷的反动统治下，加上海北（雷州半岛）的盗匪流窜海南到处抢掠，弄得全岛城乡不得安宁，民不聊生，不少穷苦人家和革命志士纷纷逃往南洋谋生，特别是文昌、乐会两县有家人或亲朋在南洋的乡民，都想方设法去番投亲靠友。据《文昌县志》和《文昌乡情人物录》的记载，这一时期文昌去南洋的知名华侨华人就有30多人。二、1927年开始的第二次出洋高潮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22日，在海口、府城以国民党33团团长黄镇球、参谋长叶肇为首的琼崖国民党反动派，在全琼逮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致使1924年实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双方打了十年内战，海南社会动乱不安，民不聊生，甚至有不少人因参加革命而受到追捕。1927年“四二二”白色恐怖，仅位于府城的广东省第六师范学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师生被捕杀就有百多人，当时琼山县谭文张泰兴等革命学生，都逃到马来亚等地避难和谋生。恰好这时英国、法国在新加坡等南洋殖民地大搞开发和建设机场、军港和铁路，需要大量劳工和家政人员。这两方面因素导致海南人的出国潮。据琼海关统计，1927年海南出洋人数高达487744人。又据《琼崖建设研究会刊》民国18年（1929年）12月的记载：“海南民众每年往安南、新加坡、暹罗营生者不下10万人。”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仅琼海县携儿带女出洋的人就有数千人。琼山羊山地区的华侨极少，但最近笔者阅览龙桥镇昌兴村一本族谱时，却发现该村的王世新和他的侄子王家极于1930年前后去了南洋。可见当时每年到南洋谋生的海南人特别多。这一时期到南洋谋生的文昌人后来成为侨领、企业家和知名人士。三、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三次出洋高潮
  1937年泸沟桥“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中国。次年9月，日军军舰侵入海口海面及榆林港活动，日机轰炸海口和府城。1939年2月10日，日军第5舰队司令长官近滕信竹中将和陆军第21军司令官安滕利吉少将指挥的“台湾混成旅团”数千人，在海军第5舰队30余艘舰艇护卫和5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在琼山县天尾港登陆，大举侵略海南岛。日军所到之处，肆意烧杀淫掠，海南人民遭受空前的灾难。为了逃避战争劫难，大批海南人离乡背井，纷纷搭船到南洋去谋生。据有关资料记载，1937年海南出洋人数由1936年的3.3万多人增到4.4万多人。1939年，仅经转道湛江赤坎、西营逃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海南人就有5万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文昌人。现仅将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文昌人到南洋，后来成为知名华侨华人的部分人士。四、解放战争时期的第四次出洋高潮
  解放战争时期，海南人出洋形成新的高潮，主要有两个原因、两种人。
  （一）为逃避抽壮丁”当兵，许多穷苦青壮年逃往南洋。
  抗日战争结束后，海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仍不能过安宁的日子。因为国民党政府为了同共产党打内战，采取“抽壮丁”和“抓壮丁”的办法扩充兵源，迫使不少海南青壮年逃往南洋。早在民国22年（1933年），国民政府就颁布“兵役法”，规定18—35岁的壮丁为常备兵役，35—45岁的壮丁为国民兵役。常备兵役采取“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办法，当众设筒抽签，抽中者即为应征入伍，俗称“抽壮丁”。有钱人抽中签者可出钱雇人去当兵，应征入伍者多为生活无着的穷苦人民，也有流盲、游民、匪盗和逃犯，良莠不齐。故民间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说。到了民国35年6月（即公元1946年6月），国民政府为了扩充兵源与解放军打内战，由军政部颁布《兵役法修正案》，将原来“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改为“三丁抽二”、“五丁抽三”，加上国军连续打败仗，死伤甚多，谁都不想当兵去送死，许多贫苦人家拿不出钱雇人当兵，只好背离家乡，逃去南洋。因青壮年不肯当兵，县、乡政府便采取强拉硬抓的手段征兵，群众称之为“抓壮丁”。
  据琼海县志记载，1948年当地出洋者达3000多人。当时通往东南亚各地的船票供不应求，1张黑市船票卖价高达100光洋，许多人“卖牛典田”逃去番。特别是大陆大部分地区解放后，国民党为了退守海南，为逃往台湾做准备，不仅兵源缺乏，而且挑夫也缺乏，所以在海南到处抓人去当兵和当挑夫，不论年龄大小，只要看见身强力壮的男人都抓，因此逃往南洋（包括先逃到港、澳再出洋）的人越来越多。
  （二）解放前夕岛内局势动荡，有部分国民党幕僚富户和同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举家出洋。有的是直接迁居东南亚各国；有的则先投奔香港、澳门，后有部分移居台湾和其他国家。例如，文昌头苑镇头苑村云振中，原任国军中将，1949年奉命赴泰国筹粮而留居泰国；文教镇嘉美村林方策，原任国军少将师长，1949年携家眷赴新加坡定居。
  此外，民国时期海南人到南洋谋生日益增多，跟妇女加入了移民队伍有极大的关系。在19世纪，政府是禁止妇女出国的。新加坡史学家巴克莱就说过：“1837年以前，从无华人女姓由中国到新加坡。”1860年，琼海县民间琼剧团“凤兰班”的名旦李凤兰，完成出访南洋演出后，留居南洋立班演出，这是有文字记载琼海最早出洋的女姓。那时海南人到南洋谋生不是为了“落地生根”，都没有带家眷，只是单身男子汉，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妇女难于胜任，薪俸也微薄，养不起太多人。男人出去闯荡谋生只想有一定积攒后，就返乡买田地，盖房屋，与家人团聚；未婚青年有了积蓄，返乡结婚，成家立业，所以当时没有妇女出国。个别在外国成家的也是娶当地女子或华侨女子。到了光绪30年（1904年）之后，解除了妇女去南洋的禁令，有些在南洋生活可以过得去的人，便纷纷回乡携带老婆孩子到南洋去共同生活。据调查，文昌县锦山罗民村的韩金兰，是第一位到泰国同丈夫定居的海南妇女，她出生于1883年，1902年20岁时嫁给锦山桥头村的黄运得，婚后几个月丈夫到泰国谋生，1913年韩金兰到泰国曼谷同丈夫定居。有不少家庭贫困的女子，则千方百计嫁到南洋去（即所谓“过埠新娘”）；有些琼侨在南洋开较大的工厂、食店、商店和橡胶园等，有的工种适合于妇女干，所以便叫家乡亲戚朋友的女子出去打工。这样，到南洋的海南人才越来越多，他们在异国他乡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并不断从家乡牵引来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南来。例如，祖籍文昌会文镇伟昌村的马来西亚华人林熙鸿，以建筑业起家，历任星马琼联会主席、雪兰莪琼州会馆主席兼建筑董事长。并被选为雪州市议员、马来西亚上议院议员，兼市政府咨询委员及政治各部委员等职。二战前马来西亚修铁路，英国铁道大臣赐权，由林熙鸿掌管新马所有火车站的旅店、洒吧。当时需要大量劳工，凡是白延去的都收为工人，林氏宗亲更加优待。这个消息传开后，会文人大批涌向马来西亚，在铁路沿线的火车站就业。又如白延西林村的林豪英、林天涛父子，是印尼华侨，民国时在印尼婆罗洲加里曼丹办大商行“泰兴”号，共有20多间分店，遍布印尼，还在香港、新加坡等设联络点，他们发财不忘乡亲，先后多次回村将许多人带到印尼去做工。全村有28户，出洋的就有18户，全在印尼。这时东南亚各国琼侨的男女比率也发生了根本变化。1931年，马来西亚琼侨每千名男性与女性的比率是151人；1947年每千名男性与女性的比增至554人。又如新加坡花旗山居住着80多户人家，98％是琼侨，所以人们都称它为“海南村”。20世纪30年代初，这里男女人口的比例是85人中只有5位女性。到了30年代中期，英国政府为了鼓励男人把唐山的妻子叫来定居，采取10名妇女可带1名男人入境的规定，于是“海南婆”便携儿带女来新加坡和丈夫团聚。花旗山“海南村”的妇女也不断增多，据统计，那时34岁至45岁以上的妇女有30多人。他们生儿育儿，不久，13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多达120多人。1946年“海南村”办起了一间“益群学校”，让80多位少年儿童接受华文教育。
  据1947年东南亚各侨居地区当局发表的材料统计，海南籍华侨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有15万多人，泰国3.5万多人，越南5万人，印度尼西亚和婆罗洲3万人，其他地区2万人，合计近29万人。
  第八节 解放前夕大批琼人迁台港澳
  台湾，在隋焬帝时称为“琉球”，曾几派使节、武官到过台湾。到了元代，澎湖已成为福建泉州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被称为“泉州外府”，1292—1294年，元朝政府在澎湖岛上设“巡检司”⑤，管理澎湖、台湾民政。明万历年间开始用“台湾”名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在澎湖设立“游兵”，并在基隆、淡水二港屯军。郑成功1661年收复台湾后，汉族人口有15万到20万人之间。清政府1682年统一台湾后，虽然限制大陆汉人渡台，但汉人仍成群结队移居台湾。到1811年，台湾汉人达246695户，1944737人。1875年清政府废除大陆汉人渡台禁令，汉族移居台湾又一次达到高潮。1893年（日本占据台湾前两年），台湾汉族人口达507505户，2545731人。日本占据台湾时期（1895—1945年），汉族没有新移民到台湾，日本人却大量移民台湾。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府遣返的日本侨民就有30.8万人，另遣返日本军人16.4万人。代之，大陆外省籍人口大批移民台湾。国民党政权迁到台湾时，大批外省籍人口迁移台湾，1948—1950年迁台者达483373人，另外，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约50余万人，合计当时迁移台湾的人口约共100万人。
  在海南岛解放前夕，海南人跟随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者也很多。当时香港是在英国的管治之下，澳门则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这两地距离海南又较近，所以迁居香港、澳门的海南人也不少。
  一、大批琼籍国军官兵迁居台湾
  解放前夕海南人迁居台湾最多的是琼籍国民党军队官兵。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及家属无计其数，仅迁居台湾的琼籍国军将领就有144名。二、大批琼籍国军将领及家眷迁居港澳
  海南岛解放前夕，大部分国军高级琼籍将领都逃到了台湾，但携带家眷迁居香港、澳门的高级将领也不少。例如：
  云瀛桥，1880年出生于文昌市公坡镇石盘村，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1919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军务课长，临时总统府军务科上校科长，参加过东征、北伐，升任中将师长，1936年任中央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抗日时期迁居香港。其次男云春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49年在广州行辕余汉谋部任少将副师长，后到香港定居。
  孔昭鼎，琼海市长坡镇人，1902年出生，云南讲武堂毕业后曾在孙中山元帅府参军处供职，历任第七挺进纵队少将副司令等职。1950年4月下旬从海南迁居香港，被选为孔圣堂第六、第七届常务董事，兼宣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历任澳门华侨大学教授、香港华侨学院校董兼教授、旅港孔氏宗亲会永远顾问、旅港海南同乡会第四届会长、香港宗亲联谊会荣誉会长、旅港荣光联谊会名誉会长等职，其妻妾子女也有在香港定居就业。
  林茂，1904年出生于文昌县文教镇文教村，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回国后初在广西省政府任机要秘书，深得李宗仁器重。抗日战争胜利后，由李宗仁举荐出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专署行政督察少将专员兼专署保安司令。1949年7月林茂奉李宗仁和白崇禧密令飞抵海南，为李视察海南打前站。李宗仁赴美国后，林茂避居香港。
  王安本，1911年生于文昌县文教镇三港村。1931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后进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毕业。历任国民党军排、连、营、团长。1944年任贵州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长、贵州省军人物资供应局少将局长等职。贵州解放前夕迁香港长居。
  李向荣，文昌迈号镇乐桥村人，1897年出生。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1941年任少将处长，1946年后任乐会县长，郑庭锋部少将高参、副军长等职。1950年初去香港。
  徐清忠，文昌会文镇港尾村人，1898年出生。黄埔军较第二期毕业，曾参加过东征、北伐。曾在卫立煌、胡宗南部任少将军需处长，1933年任青岛市商品检验处少将处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奉调赴台湾任职，他在途中留居香港。
  黄守泗，文昌市会文镇沙港村人，1908年出生。黄埔军校第三期步科毕业。日本投降后历任广州市警保第二总队少将总队长、海南特区长官公署警保处副处长等职。1950年赴台湾，后来迁居香港。
  云春霖，1906年出生于文昌县公坡石盘村。岭南大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历任陈济棠、余汉谋部少校营长、中校参谋、上校团长、副旅长等职，后任广东乐、仁、乳、曲四县守备参谋长，军官团总务处处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第九军官总队副总队长、广东清远县团管区少将司令、海南师管区少将司令、余汉谋部少将副师长等职。1950年后去香港。
  王禄宜，文昌县南阳镇乐城村人，毕业于上海政法学校。历任国民党军少校秘书，后为中校、上校。1939年任少将副师长；1942年任重庆卫戌司令部少将军法处长；1947年任云南师管区军法处长、主任，后调海南任职。1950年初去香港。
  杨永仁，1898年出生于文昌县会文镇后昌村，云南讲武堂、陆军大学毕业，历任海南警备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等职。1948年陈济棠任海南特区长官，杨永仁是陈的老部下，受派出任海南第一行署督察专员（驻加积）兼保安司令。至1950年初，杨永仁看到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便离职携带家眷离琼赴澳门，后来迁居香港。
  王维名，1905年出生于琼山县东山镇苍原村，云南讲武堂毕业，陆军少将，历任琼崖师管区司令等职。其儿子王天龙于海南解放前夕迁居香港，先后毕业于香港珠海学院教育系、香港罗富国师范学院，后赴美国印第安那州大学攻读教育专业，获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韦纳州大学教授、香港理工学院高级讲师。
  陈策，1894年出生于文昌县会文镇沙港村。早年加入同盟会，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广州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海军部次长、海军舰队司令、广州市长等职，被追赠海军上将。在广州市长任内，曾邀集琼籍国民党军政要人和热心家乡教育的社会贤达在广州商讨筹办海南大学的有关具体问题，为海南大学的创办竭尽全力。1949年因爱妻不幸病故，自己的胃溃疡病复发，故于8月30日在广州病逝，年仅55岁。其遗孤陈安邦、陈安国定居香港，在英国胡佛威顿国立工科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后，继获奖学金在英国国家空气调节专门研究学院深造，学成返回香港兴办实业。
  陈汉流，1907年出生于文昌迈号镇的石头村。历任桂系第七军政治部主任、黔桂边绥区司令部经济处少将处长、广西第五区少将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1949年率部起义。建国后，任广西政协委员、民革处长等职。他的次子陈振骥迁居澳门，初任教员，后来从商。
  三、政商文教各界人士迁台港澳甚多
  民国时期，政界、商界、文教界海南人士迁居台湾、香港、澳门者也很多。例如：
  黄坚，文昌县文城人，1900年出生，早年在海口、湛江及东南亚等地经商，抗日战争前已移居香港，继续从事商业活动，是香港商业界著名人士，历任香港海南商会会长、广东省第六届人大代表及第四届广东省政协委员。黄坚的三儿子黄守正，1940年出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毕业后助父处理商务。随着父亲年迈，遂接父任福毕企业有限公司、丰华货仓有限公司、丰货布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并任香港海南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和海南省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周雨亭（1872—1933），原名周继霖，文昌抱罗昌锦村人，香港著名企业家、知名人士。幼年随父到越南，后迁居香港，在越南和香港受教育。父去世后，继承父业开办“昌利洋行”，同德国人、英国人做生意，代理船务，推销洋货，成为香港富豪，被香港总督委为太平绅士。历任香港商会会长、东华医院总理、保良局总理等。1917年发起创建香港琼崖商会并任会长。1924年为府城私立琼海中学（现海南中学）迁校首捐1万银元，并带动香港和南洋各地乡亲捐资20多万银元建校；还捐1万银元重建家乡罗峰学校；1927年筹建海口海南医院，为香港主要发起人并任名誉总理，带头捐2万银元兴建海南医院南楼的院长室。1927年国民政府为表彰其捐资兴学的功绩，授予一等奖。
  周成泰，香港企业家、知名人士。文昌湖山镇人，1905年出生。1924年到香港谋生，做过公司职员和洋行文员，曾获旅港琼籍知名人士周雨亭相助边做工边上夜校，后与黄坚等合资经营得乐利无线汽车材料公司、捷利公司。1950年后在香港创办成城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成美发展有限公司、成城鞋厂有限公司、杰成企业有限公司等，成为香港琼人知名企业家。历任香港商会会长、监事长、荣誉会长，香港爱华基金会主席，第一届海南省政协委员。
  吴乾华，琼山东营镇人，1911年出生。1938年在海南书局、报馆任新闻记者。1946年被邀去台湾，在彰化银行监理会、高雄县税捐稽征处任职。1953年从事建筑业。1956年成立利华营造厂，承建包括军事工程在内的许多大工程，连任2届中美军事工程师协会理事。1975年在台中创立台中市吴氏宗亲会，出版《吴氏文献》分赠各国宗亲。1989年赠送海南大学《四库全书》1套，计1501册；《大英百科全书》1套，计32册。
  罗门，原名韩仁存，文昌人，1928年出生。1948年空军军官学校毕业，1949年随空军军官学校赴台，1952年考入民航局任图书管理员从事诗歌创作。1955年与著名女诗人蓉子结婚，1977年从民航局退休，致力于诗歌创作。是台湾现代诗著名诗人。先后出版诗集7集、论文集4集。其中诗作《麦坚利堡》被世界桂冠诗人协会誉为世界近代的伟大之作，获菲律宾总统金牌奖。1988年曾先后应邀到北京、上海、广州和海口等地讲学。
  云逢章，前香港中国书道协会理事长。祖籍海南文昌，1906年出生。早年在泰国英文学校就读，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后，先后任暨大校长沈鹏飞、广州市长陈策英文秘书。而后在新加坡、马来亚等地任中学校长。抗日战争时期在越南西贡创办华侨英文专科学校，多次举办活动筹款捐献祖国支持抗战。1948年移居香港执教，任香港海南同乡会副会长，获英国马丁神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其书画作品多次参加香港名家画展，并在香港首届国际书法联合展展出。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书画展他都有佳作参展。
  何万章（1915—1992），原名何干，海南琼海人。香港企业家。少年时赴新加坡、泰国谋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移居香港，从事商业活动，经营餐厅、国货、粮食、酒业。自1954年起先后被选为香港海南商会理事、常务理事、理事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董，香港新华国货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是第一届海南省政协常委。
  吴公虎（1904—1977），儋州那大镇军屯村人。出生于马来西亚，15岁回国读书，毕业于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历任北平文化大学、东方大学、上海艺专、南京艺专、广东艺专等校教授，以及中正日报社长、广东文化运动会委员等职，以画花卉及鸟兽见长，画虎尤有盛名。解放前夕寓居香港。
  朱润深（1894—1957），海南万宁人，外骨专家。杭州大学肆业转入湘雅医学院，毕业后参加美国耶鲁大学考试，获医学博士学位。1926年被聘为北京协和医院医师。1927年被聘任沪江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前身）教授。同年9月参与筹建海南医院，1930年任院长兼外科、妇产科主任医师。1937年任柳州伤兵医院院长。1940年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副总队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救护总署广东分署组长、广东省卫生处长兼广东卫生训练学校和高级助产学校校长。1946年参与筹建私立海南大学，任筹募组长，海南大学医学院成立后兼任医学院院长。1950年移居香港，1957年病逝。
  冯尔颖，1907年生于文昌抱罗里隆村，1926年加入国民党。历任乐东县教育科长、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专员、重庆分行经理、广东省银行海口分行经理兼海口银行公会理事长、海南特别行政区银行董事长，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等职。1950年赴台后，曾任台北市广东同乡会理事、丘海学会常务监事、台北市文昌同乡会常务理事等。
  陈宗舜，1893年出生于文昌县潭牛镇大位村。1911年加入同盟会，历任中华革命党琼州分部副部长兼中华革命军琼崖军司令部军需处长。1916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大学，回国后在粤军中服务，侍从孙中山西巡出师北伐，后随孙中山由桂返粤，调任大本营谘议。1926年至海南解放，历任崖县、定安、儋县、文昌县县长，广州特别市党部组织部总干事、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采访、广东省党部视察、广东省政府主席琼崖办事处视察、海南特区党部委员、文昌县参议会议长等职。1950年初去台湾。曾任台北市海南同乡会第1至12届常务监事，1965年病逝。
  陈洪范，文昌市龙马乡堆土村人，1903年出生。北平大学毕业继赴日本深造，入东京帝国大学当研究员。历任三青团广东支团常务干事、广东省党部常务监察委员、广东省议会议员、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社会处长、海南建省委员兼特区长官公署教育处长、教育部编审，北平大学、中山大学、中国公学等校教授，1950年去台湾。曾任台北广东同乡会常务理事、丘海学会理事长及永久名誉理事长等职。
  陈继烈，1905年出生于文昌县，中国大学毕业后赴法留学，获巴黎大学政经科硕士，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员，研究各国市政，同时任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常务委员。1931年回国，历任南京市政府社会局科长、上海法政学院训育长、市政专修科主任专任教授、暨南大学教授等。抗日胜利后，历任广东省临时参议员、第一届广东省参议员兼驻会委员、广东省政府参议、海南特区筹建省委员会委员兼财政组组长、海南银行董事等职。1950年去台后任国民大会代表、侨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89年病逝。
  陈质平，文昌市清澜镇南斗村人，1906年出生。1926年国立东南大学商科毕业后出国留学。1930年回国后曾在军统局工作，后任军事委员会参事、西南运输处处长。1944年起任外交官，先后任驻加尔各答总领事、菲律宾大使；迁台后任台湾驻伊拉克、约旦、阿联、利比亚、墨西哥“大使”，1967年后历任台湾出席第22至25届联合国大会代表，直到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为止。
  徐天深，文昌会文镇港尾村人，1885年出生。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科毕业，早年参加同盟会。在国共合作时期，曾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历任青岛市、广州市商品检验局局长，港澳侨务处处长，并在汪精卫、陈公博伪政府中任过要职。大陆解放后迁居香港，后寓居澳门。
  符琴，文昌市重兴镇城内村人，1906年出生。幼年随父到新加坡读书，1930年回国就读，1934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政学院。先后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桂林行营政治部、总政治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日本投降后，奉命赴台湾筹组劳动局台闽区调查站，任站长。1949年后在台任“考试院”法规委员、“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专任委员、“教育部”侨教会委员等职。并曾任台北市海南同乡会常务理事、符氏宗亲会首任理事长、丘海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符伯良，原名符国才，文昌翁田镇厚土村人，1911年生。青年时就读于北京大学，后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抗日战争前回国，曾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琼崖行署副专员兼教育处长等职。1950年初去台湾，曾任台北市海南同乡会理事、常务理事。
  曾纪文，文昌市东路镇田尾村人，1916年出生。1942年毕业于中央军校第17期水兵科，被派往重庆海军学校当教官。1945年秋奉派去台湾任接收专员。曾任台湾省区长、民政局长、云林县县长、行政设计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总干事等职。后曾任台北市海南同乡会常务理事、总干事等职。
  龙冠海，文昌市重兴镇富春村人，1891年出生。早年随叔父赴南洋读书，高中毕业后回国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1929年转赴美国斯丹福大学；1931年春转往南加州大学研究院攻读社会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南京私立金陵女子大学任教，并从事中国社会研究工作。1949年赴台湾，在台湾大学、省立法商学院任教，创办台大社会学系，并任该系教授及第一任系主任。著作颇丰，世誉为社会学大师。
  叶保容，文昌市铺前镇后头岭村人，1929年出生。其父叶能杰是旅港琼籍知名人士。1947年叶保容赴香港，最初随父亲在广新行服务，五十年代初自己创建宏新建筑公司，出任经理，业务兴旺。
  叶世椿，文昌市铺前镇东坡村人，1935年出生。1947年奉父命赴越南，1958年转往香港。初在塑料厂当徒工，后独资开设塑料工厂，成立宝成实业总公司，任总经理，并任中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邢诒溪，文昌市文教镇三加村人，1927年出生。1948年赴香港在餐馆打工，七、八年后赴荷属新几内亚当技术员，有所积蓄后返回香港与友人合营开办羊毛衣织造厂，八十年代又独资经营两间餐馆，后又在广东省东莞市创办一间大型织造厂。经济效益可观。
  许声照，文昌市东阁镇良堆村人，1915年出生。广州航海学校毕业，曾任国民党广台舰舰长、青岛军校教官。1948年赴香港经商，曾任侨兴、侨利两轮船长，后与友人创办港亚轮船公司，从事亚非拉各国间海上运输业务。育有三男：长男许文威在美国洛杉矶航空公司任工程师，次男许文震在香港建材装饰公司任经理，三男许文寰在加拿大多伦多保险公司当经纪人。
  伍时鍌，文昌市迈号镇里仁村人，1914年出生。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1944年任中央通讯社记者，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派赴越南堤岸创办《自然日报》，任总主笔兼总编缉。1948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部广播科科长，后随中央党部去台湾，一直在党部任职。1951年返越南任《亚洲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1975年在越南死亡。三子返台定居。
  陈嘉琛，文昌市公坡镇连榜村人，1922年出生，1939年赴香港读书，因日军侵占香港而辍学，充当船员流落印度半工半读5年。抗战胜利后返港从商。
  吴多泰，祖籍文昌市铺前镇中台村，1911年生于柬埔寨。三十年代回国读大学，1938年赴香港，广筹资金创办中国地产公司。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筹建鸿星营造公司，自任董事长。他还担任北富、美华、中盛等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八十年代成立国际鸿星投资集团公司，自任董事长，大力从事国际地产、营造投资，成为香港地产界巨子之一。他历任香港海南商会理事、旅港海南同乡会创会会长及历届理事长、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等职。
  符致兴，原籍文昌县罗豆农场南山村，1906年出生。1935年赴港，初任潮州人经营的广新行司理。抗战胜利后，创办广亲行货仓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是香港颇有名气的企业。曾任香港海南商会副理事长、香港符氏总会2至5届理事长。
  符企周，祖籍文昌县东郊镇马头村，民国初赴香港经商。其儿子符致麟1926年生于香港，1948年回海口任泰国五福轮船公司总代理，后与胞弟致熊在香港创办锦昌餐室、富兴建设公司，自任董事长，又自创新加坡餐室。香港符氏总会成立时，符致麟被任为符氏总会永远名誉会长。
  潘财，文昌公坡镇罗文村人，1927年出生。1940年赴香港，当船员20多年。60年代和友人合办顺利建筑公司和食品公司，经营餐厅，任董事长，生意红火。
  陈志云，文昌人，早年肆业于北平大学农学院，曾任广东省第六师范学校校长，国民党港澳总支部秘书，1950年赴香港定居。
  四、迁居台港澳的其他人员
  海南解放前夕，除了琼籍国民党党、政、军官员及其家眷大量迁居台港澳（特别是台湾）之外，还有如下几种琼籍人士：一是部分乡绅和中小工商业者；二是部分受蒙骗的大中学校师生和其他知识分子，如1950年4月儋县国民党人卓浩然逃台时，带走琼西中学（1948年才创办）教职员、学生75人随军到了台湾；三是国军败逃时刚拉来当壮丁、挑夫的当地农民。例如《海南文氏族谱》记载，国军乘舰船从万宁县乌场港撤往台湾时，当地青年文庆夫、文关春、文关禄、文进春、文华光、文学录、文学文等随军去了台湾。

注： ①都督，民国初年各省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多由辛亥革命期间各省民军及新军领袖担任。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多由北洋军驻各地的头目担任。其职责是综理全省民政、军政、财政、司法、立法等项，任期无定。1913年后军民分治，只管军政，统辖省内陆军，处理省内治安，然而常独揽大权，压制民政，操纵司法。1914年6月30日省，改称将军。 ②所谓“十杀”，即为“共”者杀；通“共”者杀；窝“共”者杀；为“共”通情报者杀；为“共”抽丁者杀；济“共”者杀；知“共”不报者杀；为“共”征粮、纳粮者杀；为“共”宣传者杀；破坏公路桥梁、盗取电线电杆者杀。 ③海内外学家一向认为民国时期海南人出洋只有2次高潮时期：一是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大屠杀引起的10年内战时期；二是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的8年抗日战争时期，忽视了民初龙济光、邓本殷等小军阀对海南革命党人和民众的残害造成的社会动荡，史实说明这个时期海南人出洋人数特多；此外，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抽壮丁”、“抓壮丁”，又使大批海南青年逃往国外。 ④民政长是民国初年各省行政最高长官的名称。综理省务，主持省行政公署。1914年5月后改称巡阅使。 ⑤澎湖巡检司是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立的行政权力机构。管辖澎湖和台湾，隶福建行省，每年征收盐税中统钞10锭25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