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海南人的大部分祖先是从闽粤江浙东南沿海一带迁徙而来的。自古以来，沿海地区的人经常与海打交道，捕鱼也好，贸易也好，到过的地方最多最远，见多识广，较少保守思想，不太满足现状，富有开拓创业精神，可以四海为家，加上沿海地区海上交通方便，迁移到别的地区、别的国家谋生、定居也比较容易。历代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开阔了海南人的眼界，清代向海外移民越来越多。
一、清前期琼山帆船队出洋谋生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废除了市舶制度，设立江、浙、闽、粤海关，粤海关下设置7处总关，海口总关就是其中一个。当时海口总关的对外贸易往来比较兴旺。海外贸易的发展，对海南人出洋谋生有极大促进作用。特别是明末1641年，琼山旧圩村、儒林村渔民林树华、陈道裨等人成功驾舟到越南芽庄定居的故事，使当地渔民受到极大鼓舞，千方百计要造船去番谋生。旧圩村的饶昭聪、陈贵仁请工人造船，用三、四年的时间造了两艘排水量200担的帆船，设置罗盘，他们自己当水手，请了有经验的船公，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10月从龙尾头港扬帆出海，向南航行，同海洋风浪搏斗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暹罗（泰国）南部洛坤府的北汶浪港。接着，他们这两艘船在泰国和新加坡之间从事运输，从北汶浪港装运暹米、柚木往新加坡，又从新加坡装载各种工业品返回泰国。一年往返四五回，赚了很多钱。次年，这两艘帆船满载暹米、柚木和各种布料返回海南乡里，曾轰动了一时。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当地出现了出洋热潮。琼山县的演海、演丰、三江、大致坡一带的农民，背着简单的行李，离乡别井，乘上排水量有300担的三桅帆船出洋谋生，每年出洋的乡民近千人。演海乡北港村是琼州大地震时形成的小岛屿，没有多少耕地，全村人全靠捕鱼为生。该村的饶新孝乘帆船到越南定居后发了大财，造了18艘帆船组成帆船队，每年冬至前后开往越南、新加坡、暹罗等国，至次年四五月才由各埠返回原港停泊。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帆船队发展到72艘三桅大帆船。琼山县东营、演海、演丰、三江、大致坡一带的乡民，每年都有3000多人到龙尾头港乘帆船去南洋谋生。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琼侨人数多达10多万人，仅道光三至四年（1823—1824年），迁居海外的海南人达万人以上⑪。
随着各国琼侨不断增多，为了互相联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在侨居地谋生存和发展，因此不少琼侨先贤邀集侨居地附近同乡，按照海南农村的传统习惯，按地域、姓氏或行业，先后建起神庙、宗祠、公所、同乡会、公会、会馆、协会等社团组织。从这些社团创建的时间、规模和创建人的组成，可以看出当时海南人出洋的情况和侨居地的慨况。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琼侨在侨居地创建的社团组织有：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琼府会馆，于道光三年（1823年）由韩满翼、苏合利、陈德成、郑世发等琼侨发起，有80多位同乡捐资兴建。泰国京都三清水尾圣娘庙，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马来西亚登嘉楼水尾圣娘庙，于道光年间（1821—1850年）由琼侨翁邦玺出钱兴建，原来是一间以椰树当桩、茅草盖顶的茅屋，是海南各地同乡到丁州来的临时安身住所，最初海南人称为“公司厝”（类似观在的招待所），后来安了一尊神像供奉，便取名为“水尾圣娘庙”。
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前，由于清政府海禁很严，有偷渡外洋者，以私通外国论，查获必被官府严办，所以出洋谋生者只能驾驶渔船或偷偷搭乘运输贸易的货船出国。早期出国的海南移民，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家庭贫困，由青壮男子单身出洋，配偶留在家里，他们的最高愿望是在侨居地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或者从事小本经营活动，储蓄点钱寄回老家解决家人的生活困难，等积攒一定钱财后，便回家乡休息一段时间再回侨居地，直到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才回到故里养老送终。所以最初出洋的人还不是太多，定居繁衍后代的人，也不是太多。象琼山县演海乡出洋船队这样的事例，还是极个别的。
二、清代海南人第一次向南洋移民高潮
根据海南重要侨乡文昌、琼山、琼海、万宁等市县部分姓氏族谱的研究，以及岛内和琼侨各侨居国的海南同乡会馆、各姓宗亲会的史料分析，清代海南全岛性的成批成批地向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移民，主要有两个时期、两次高潮。
第一次移民高潮是在19世纪中叶。这次移民高潮的政治原因，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后，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海禁逐渐被解除，容许向海外移民。特别是咸丰八年（1858年）清政府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琼州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因此海南船只到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活动越来越频繁，定居各国谋生的海南人也越来越多。
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来说，1814年2月6日新加坡诞生升起英国旗时，岛上只有150人，其中只有30人是中国人，其余都是柔佛帝国天孟公的马来随从。1842年之后，才有大量海南人移居新加坡。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为了互通信息，互相照顾，清咸丰四年（1854年），琼侨韩旺彝（又名韩亚二）、王志德等人才在新加坡召集同乡开会（一说1857年11月24日），议决组织琼州会馆，并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买下马拉巴街6号3间相连的房子，作为同乡联络中心，馆内设天后宫，所以新加坡琼州会馆和天后宫一直是“二位一体”的组织。到1869年，在马六甲的海南移民也成立了琼州会馆，同年太平琼州会馆也创立，槟城琼州会馆也在1870年以前成立。由于南洋各国各地区有了琼州会馆的照顾以及提供棲身之地与介绍工作等，19世纪中期海南各地到南洋谋生和定居的人更多了。根据海南《文氏族谱》记载：文氏潮港派36世文大行的儿子文振声，生于道光二年（1822年），往番；文大英长子文振荣，生于道光五年（1825年），往番卒；文大德子文振义，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往番卒；文大英三子文振华，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客番卒；文大选四子文振浩，生于道光十六年（1837年），往番卒；还有四房六合派三十五世的文宗祖三子文大杰，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往番卒，等等。这些出生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姓人，族谱内虽然没有写明他们何年何月“去番”，但估计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时离乡的，国此可以断定他们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南第一个移民高潮时迁居海外的。
泰国琼州公所（今泰国海南会馆前身）的主要创建人和主要负责人云崇对，字策臣，也是十九世纪中叶赴泰国谋生的。云崇对1840年出生于文昌龙马乡新村，20岁左右（即1860年左右）赴泰国谋生，是旅泰琼侨杰出侨领。在泰育有5男：长子云茂修（字竹亭），1883年生，曾任泰国海南会馆第1至第7届理事长，在暹罗加入中国同盟会，倾家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次子云茂伦，追随孙中山革命，推翻帝制，名留青史；三子云茂保历任泰国外交部长、财政部长、枢密院大臣等职；四子云茂俊为泰味音公司总经理；幼子云茂杰曾任泰国外交部次长。云茂修的长子云逢本曾任泰国预算局局长等职；次子云逢凉曾任泰国外交部司长等职；幼子云逢松曾任泰国财政部长等要职。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发起成立泰国琼州公所，除了云策臣外，还有早期到泰国谋生事业有成就的陈元国、韩连翼、杨日茂、吴安修等海南人。
林文英（字格兰）的父亲林开伦，文昌清澜世坑村人，也是十九世纪中叶到泰国谋生，具有爱国爱乡思想。1873年林文英出生于暹罗，1903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1914年被捕，在府城英勇就义。
三、清代海南人第二次向南洋移民高潮
过去清政府奉行“海禁”政策，明文规定偷出洋者，归来必严办，因此偷渡出洋者甚少。到了光绪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颁布法令规定：“除华侨海禁，自今商民在外洋，无向久暂，概许回国治生置业，其经商出洋亦听之。”这实际上就是明令允许华侨出国回国经商办实业自由。加上当时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正在大量开垦荒地，发展橡胶种植；马来半岛也大量开采锡矿，需要大量劳工，当地劳力供不应求，需要大量外来劳工。这对海南穷苦农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通过华侨、归侨、侨眷与各种亲戚邻里挈引关系，海南出洋人数大量增加。从1875年至1898年的23年间，通过海关检查客运出洋的海南人就有244700人。福建永泰人力钧于1891年到东南亚游历，写了一本《槟榔屿志略》，书中记载：光绪十年（1881年），“居槟榔屿者，计海南人二千一百二十八。其居威烈斯烈者，海南人三百八十二。”到20世纪初直至清亡，海南出洋谋生的人逐年增多。据琼洋海关的调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每年到新加坡和曼谷的海南人，都比从这两地返琼的人多，对比可见留居南洋的人多（下表含部分雷州半岛人）。
这一时期到外国当劳工者，大部分是受骗上当甚至是被捉去卖的“猪仔”。清光绪年间，海口关部前、新兴街一带，就有几处“猪仔栏”，都是法国驻海口领事的狗腿子阿六开设的。阿六原来是湛江赤坎的二流子、天主教徒，因在赤坎干尽坏事，站不住脚，便逃避来海口，结识了当时法国驻海口领事。法国领事便支持他在海口开设几间“小客栈”，作为“招收”各地工人住宿的地方。他利用全岛各地的地痞，花言巧语吹捧外国如何好，将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骗到海口来，关进“小客栈”，成为猪仔栏里的“猪仔”，再没有行动自由。这些招收拐骗来的大批农民要订立契约（劳工合同），工作期限分为3年、5年、10年三种，并先付安家费光洋3元、10元、20元不等。“猪仔贩子”将他们剃光头，编成组，分别在胸前挂上编号，关在“客栈”里，待船期一到，便把他们绑架上轮船运往香港，由贩卖“猪仔”的“琼源号”负责收集和输往南洋各地。
海南契约劳工（“猪仔”）在贩运过程中是极其悲惨的。外国船主为了多赚钱，往往超载，船仓又挤又脏又臭，船小人挤，晕船呕吐，疾病传染，常有“猪仔”途中死亡。据《琼州府志》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海南帆船载来‘猪仔’数十名，不肯登岸。林阿八（猪仔贩子）亦曾请荷兵在船弹毙十余名。”另据《新加坡共和国琼人工商业志》载，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一日，运“猪仔”的帆船“昌利”号，由文昌县缝头村偷运250名“猪仔”至新加坡，其中有幼童10多名，幼女6名，在途中有2名“猪仔”不听约束，竟被“猪仔”头杀死砍碎，一片片地投入海中。
海南劳工在马来西亚主要从事种植园劳动，一部分在矿山劳作。1860年初，柔佛有12000多个甘蜜胡椒园和15000名“猪仔”，多数是从海南和潮州来的“新客”。陈翰生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五辑中说，马六甲“有大批由海南岛帆船载来的赊单客人入境，转往附近各地的西米和甘蔗种植园去做工”，从1888年和1890年，马六甲的海南赊单客人将近1万人。廿世纪初，“住在马来联邦的海南人，差不多一半都是在橡胶园工作。海南人约有1万。”而清代“交趾（今越南北部）之金矿、银矿及铁矿，皆为中国人经营。矿工约1万至3万，多为海南人、福建人及江南人。”⑪柬埔寨“胡椒的种植是十九世纪中叶由中国的海南岛人传入气候适宜的贡不省的，耕作方法是中国式的——在田埂上插枝、压条、除草、灌水、施肥、培土等，熟炼的工人都是海南人。”。海南各姓谱牒都有不少有关本姓去番谋生人员的记载，亦可从一个侧面看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海南人出洋的情况。据《万州夏氏族谱》记载：芳市村纪公派十四世夏传圣次子夏经珑，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出洋；水边村登选公后十六世夏会友次子夏孝亲，生于同治九年（1870年），出南洋卒，葬南洋；周村登选公后绣公支派十四世夏传福次子夏经进，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出洋，不知所踪；潮港村纪公派十四世夏传材次子夏经隆，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去番；周村纪公派十四世夏顺长子夏经璟，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幼出洋亡，等等。上述万宁夏氏的夏经珑、夏孝亲、夏经进、夏经隆、夏经璟等人，都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出洋的时间估计是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可能性最大。十九世纪末至清亡，出洋而成就较显著的知名琼侨很多。例如：
王绍经（1860—1939年），琼海市温泉镇石角边沟人，因家庭生活困难于光绪十年（1884年）搭船到新加坡，最初靠挑蒌叶卖过活，后来到马来西亚开土杂货店和经营煤油生意，积累了一定资本后，便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购橡胶园和房屋，经营房地产开发，用自己的名字在新加坡建起一条“绍经街”，另一条“桂兰街”除了几间广东人开的店铺不肯出卖外，其余全归他经营，跃居当时新加坡12位富商之一。曾任琼崖王氏宗祠首任总理、新加坡琼州会馆主席。
何麟书（1981—1934），琼海市朝阳乡南盈村人，光绪四年（1878年）刚结婚便到马来西亚谋生，当过餐馆杂工、刈胶工，积累了不少植胶技术。1906年，集资5000银元，在乐会县（今属琼海市）崇文乡创办中国第一家橡胶公司——琼安公司，冲破封锁从马来西亚偷运5000多株橡胶树苗回海南，建成海南第一个面积达200多亩的橡胶园。
陈传统（1882—1948），清光绪八年（1882年）出生于今文昌迈号镇高山村，因母早逝，1888年他7岁时被姑父带到马来西亚，在姑父开的“大树酒店”里当洗碗工。他的姑父去世后，“大树酒店”便由他全部继承经营。他还经营橡胶、椰干、钱庄、汽水厂等。陈传统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回家乡文昌县买店铺和地皮，开办发电厂。他是马来西亚陈家祠”的创始人和终身名誉族长。
黄登科（1867—1949），同治六年（1867年）出生于琼海市福田镇，光绪年间，曾任京官，后被清政府派驻新加坡为副领事，除任官职外，还在新加坡经营黄梨厂和橡胶生意。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他奉慈禧太后圣旨从新加坡运木桐回北京建宫殿。后黄登科因见清政府腐败，便定居新加坡，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起追随孙中山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
邢谷宝（1870—1938），出生于文昌县南阳镇牛花田村。13岁赴马六甲谋生，16岁迁居马来亚老港。最初以捕鱼为业，后以舢板载客、载货来往于马六甲、新加坡与老港之间。几年后重点经营种植业，成为琼人在马来西亚经营胶园之佼佼者。曾先后捐资兴建文昌县立中学教室、琼海中学（今海南中学）宿舍和南阳小学图书馆等。
钟锦泉（1868—1961），越南华侨商人，知名侨领，祖籍琼山灵山镇同福村。1888年随父赴越南海防市谋生。初打工，继作华侨商行报关员，1895年任东方汇理银行经理，兼营父亲的中西餐厅、旅游、航海等业，成为当地闻名的华侨商人和侨领，当选为海防市参议院议员。1907年在河内结识孙中山，积极发动华侨捐款和购买武器运回国，支持辛亥革命。与康有为的关系也密切，在康流亡越南时曾给予接济。1910年其父病故，次年在家乡灵山建“敦笃亭”，康有为题写亭名。
王兆松（1873—1956），吉隆坡侨领。文昌冠南义门村人，13岁随乡人赴沙劳越谋生，后定居巴生，经营鱼类生意。1904年兼营酒吧、餐馆，并曾任英商辖典目冰块公司总代理。后任吉隆坡琼州会馆总理、中华总商会董事等社会职务。1935年曾捐光洋1万元在文昌中学建兆松楼1座，又捐资在冠南小学内建兆松楼1座。抗日战争初期，曾积极发动侨胞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捐国币4000元和棉毡、卫生衣、背心、毛巾等各1500件，受到冯白驹总队长致函感谢。
冯尔和（1885—1967），泰华著名侨领。出生于文昌抱罗镇东苑村，13岁赴新加坡当佣工，18岁入德国药房当学徒，后入汇丰银行工作。当时孙中山抵泰号召革命，尔和便加入同盟会。30岁时自创冯尔和药房，一面经商，一面赞助革命。抗日战争期间，回国参加抗日救国工作。战后重返泰国，历任中华总商会主席、暹华救济祖国粮荒委员会理事长等职。
郭云龙，文昌县南阳镇美丹村人。清光绪年间赴马来亚谋生，搞种植业取得巨大成就，为马来亚著名种植家、企业家。其子郭巨川、郭新（字镜川）都承父业，均是马来亚著名侨领、种值家。郭巨川，1876年出生，壮年时奉父之命赴马来西亚协助搞种埴业。1907年，奉父命捐500光洋创建迈种小学；1925年，花4000余元订购四库全书一套赠给文昌县图书馆，还和弟弟镜川捐银17000元给文昌中学兴建“郭云龙礼堂”及2座教室。郭新，1886年出生，幼年随父去马来亚，不久回国读书，并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曾任钦州厘金局会办。不久因父云龙去世，应兄巨川之召，去马来亚继承父业。历任南洋英属琼州会馆联合会主席、马来西亚新加坡琼州会馆联合会主席、新加坡广东会馆会长、马六甲琼州会馆主席等职。
黄有鸾（1892—1964），泰国著名侨领、企业家。1892年出生于文昌县抱罗镇大位村，7岁丧母，8岁丧父，10岁时由姐夫带去泰国半工半读。先后在泰京药行工作，后与侨商冯尔和、沈明吉合资经营大药行，又集巨资承接英国金蛇大药行全部产业，并扩大经营范围。抗日战争期间，发起组织志愿救护队，携带大批药品回国服务，任泰华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经常携带药品到前线阵地抢救伤兵难民。战后重返泰国。历任中华总商会执委、海南会馆副理事长、华侨职工会理事长、华侨西药总会理事长等职。
符福临（1867—1936），生于文昌县抱罗镇茂山园村，1900年前后赴泰国谋生。先后在曼谷从事木行、建筑、造船、民信局、布匹、火锯厂等工商业。又在星洲、香港、广东汕头等开设木行，事业不断发达，成为泰国著名华侨工商业家。历任泰国中华总商会财政、泰京天华医院总理等职。
欧巨隆，1890年出生于文昌文教大良亩村。1904年赴泰国谋生，当过锯木厂伙计，后买了一只小木船沿着湄公河做小商贩。其儿子欧宗清在泰国出生，当过缝纫工，又先后给七、八家公司当过14年推销员。1972年成立泰国人造花公会，成为“人造花大王”。后又向房地产业发展，挤身于泰国房地产巨子之列，成为泰国大富豪和欧氏世界首富。历任泰国海南会馆两届理事长，并荣任第七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主席。
许文锦，祖籍文昌市锦山镇里龙村，清末赴泰国谋生，侨居泰北宋加洛府经商，领导创办耀华学校（今光华学校）。儿子许环南，1914年生于泰国，父病逝后主持父业。后在夫人陈玉花协助下，创办迈泰火锯、泰密火锯、金林木业有限公司、丰林木业公司等，自任总经理，并被任为官商合营的那空沙旺森林业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创业置产甚多，遂有“森林业之王”之称。
陈邦祥，1889年出生于文昌县公坡镇，1906年赴泰国谋生。初习做木工，被当时旅泰锡矿殷商詹家丰赏识，选为女婿，并为其得力助手。后自立门户专营锡矿，财源广进，又创建2间机器厂，并大量购置胶园、果园、房屋、地产等，成为泰国南部琼侨中工商业巨子。曾任高吧埠琼州会馆理事长。
符世晨，1895年生于文昌县文教镇宝陵村，1910年16岁时到高棉（今柬埔寨）谋生，初为胡椒园工人。后赴泰北榄坡埠从事锯木厂，不久兼营土产。1954年将锯木厂改建扩充为机械化的火锯有限公司，事业不断发展。共育7男2女，分别服务于军、警、政、医、学、商各界。
一、清前期琼山帆船队出洋谋生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废除了市舶制度，设立江、浙、闽、粤海关，粤海关下设置7处总关，海口总关就是其中一个。当时海口总关的对外贸易往来比较兴旺。海外贸易的发展，对海南人出洋谋生有极大促进作用。特别是明末1641年，琼山旧圩村、儒林村渔民林树华、陈道裨等人成功驾舟到越南芽庄定居的故事，使当地渔民受到极大鼓舞，千方百计要造船去番谋生。旧圩村的饶昭聪、陈贵仁请工人造船，用三、四年的时间造了两艘排水量200担的帆船，设置罗盘，他们自己当水手，请了有经验的船公，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10月从龙尾头港扬帆出海，向南航行，同海洋风浪搏斗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暹罗（泰国）南部洛坤府的北汶浪港。接着，他们这两艘船在泰国和新加坡之间从事运输，从北汶浪港装运暹米、柚木往新加坡，又从新加坡装载各种工业品返回泰国。一年往返四五回，赚了很多钱。次年，这两艘帆船满载暹米、柚木和各种布料返回海南乡里，曾轰动了一时。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当地出现了出洋热潮。琼山县的演海、演丰、三江、大致坡一带的农民，背着简单的行李，离乡别井，乘上排水量有300担的三桅帆船出洋谋生，每年出洋的乡民近千人。演海乡北港村是琼州大地震时形成的小岛屿，没有多少耕地，全村人全靠捕鱼为生。该村的饶新孝乘帆船到越南定居后发了大财，造了18艘帆船组成帆船队，每年冬至前后开往越南、新加坡、暹罗等国，至次年四五月才由各埠返回原港停泊。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帆船队发展到72艘三桅大帆船。琼山县东营、演海、演丰、三江、大致坡一带的乡民，每年都有3000多人到龙尾头港乘帆船去南洋谋生。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琼侨人数多达10多万人，仅道光三至四年（1823—1824年），迁居海外的海南人达万人以上⑪。
随着各国琼侨不断增多，为了互相联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在侨居地谋生存和发展，因此不少琼侨先贤邀集侨居地附近同乡，按照海南农村的传统习惯，按地域、姓氏或行业，先后建起神庙、宗祠、公所、同乡会、公会、会馆、协会等社团组织。从这些社团创建的时间、规模和创建人的组成，可以看出当时海南人出洋的情况和侨居地的慨况。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琼侨在侨居地创建的社团组织有：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琼府会馆，于道光三年（1823年）由韩满翼、苏合利、陈德成、郑世发等琼侨发起，有80多位同乡捐资兴建。泰国京都三清水尾圣娘庙，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马来西亚登嘉楼水尾圣娘庙，于道光年间（1821—1850年）由琼侨翁邦玺出钱兴建，原来是一间以椰树当桩、茅草盖顶的茅屋，是海南各地同乡到丁州来的临时安身住所，最初海南人称为“公司厝”（类似观在的招待所），后来安了一尊神像供奉，便取名为“水尾圣娘庙”。
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前，由于清政府海禁很严，有偷渡外洋者，以私通外国论，查获必被官府严办，所以出洋谋生者只能驾驶渔船或偷偷搭乘运输贸易的货船出国。早期出国的海南移民，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家庭贫困，由青壮男子单身出洋，配偶留在家里，他们的最高愿望是在侨居地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或者从事小本经营活动，储蓄点钱寄回老家解决家人的生活困难，等积攒一定钱财后，便回家乡休息一段时间再回侨居地，直到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才回到故里养老送终。所以最初出洋的人还不是太多，定居繁衍后代的人，也不是太多。象琼山县演海乡出洋船队这样的事例，还是极个别的。
二、清代海南人第一次向南洋移民高潮
根据海南重要侨乡文昌、琼山、琼海、万宁等市县部分姓氏族谱的研究，以及岛内和琼侨各侨居国的海南同乡会馆、各姓宗亲会的史料分析，清代海南全岛性的成批成批地向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移民，主要有两个时期、两次高潮。
第一次移民高潮是在19世纪中叶。这次移民高潮的政治原因，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后，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海禁逐渐被解除，容许向海外移民。特别是咸丰八年（1858年）清政府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琼州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因此海南船只到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活动越来越频繁，定居各国谋生的海南人也越来越多。
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来说，1814年2月6日新加坡诞生升起英国旗时，岛上只有150人，其中只有30人是中国人，其余都是柔佛帝国天孟公的马来随从。1842年之后，才有大量海南人移居新加坡。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为了互通信息，互相照顾，清咸丰四年（1854年），琼侨韩旺彝（又名韩亚二）、王志德等人才在新加坡召集同乡开会（一说1857年11月24日），议决组织琼州会馆，并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买下马拉巴街6号3间相连的房子，作为同乡联络中心，馆内设天后宫，所以新加坡琼州会馆和天后宫一直是“二位一体”的组织。到1869年，在马六甲的海南移民也成立了琼州会馆，同年太平琼州会馆也创立，槟城琼州会馆也在1870年以前成立。由于南洋各国各地区有了琼州会馆的照顾以及提供棲身之地与介绍工作等，19世纪中期海南各地到南洋谋生和定居的人更多了。根据海南《文氏族谱》记载：文氏潮港派36世文大行的儿子文振声，生于道光二年（1822年），往番；文大英长子文振荣，生于道光五年（1825年），往番卒；文大德子文振义，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往番卒；文大英三子文振华，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客番卒；文大选四子文振浩，生于道光十六年（1837年），往番卒；还有四房六合派三十五世的文宗祖三子文大杰，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往番卒，等等。这些出生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姓人，族谱内虽然没有写明他们何年何月“去番”，但估计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时离乡的，国此可以断定他们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南第一个移民高潮时迁居海外的。
泰国琼州公所（今泰国海南会馆前身）的主要创建人和主要负责人云崇对，字策臣，也是十九世纪中叶赴泰国谋生的。云崇对1840年出生于文昌龙马乡新村，20岁左右（即1860年左右）赴泰国谋生，是旅泰琼侨杰出侨领。在泰育有5男：长子云茂修（字竹亭），1883年生，曾任泰国海南会馆第1至第7届理事长，在暹罗加入中国同盟会，倾家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次子云茂伦，追随孙中山革命，推翻帝制，名留青史；三子云茂保历任泰国外交部长、财政部长、枢密院大臣等职；四子云茂俊为泰味音公司总经理；幼子云茂杰曾任泰国外交部次长。云茂修的长子云逢本曾任泰国预算局局长等职；次子云逢凉曾任泰国外交部司长等职；幼子云逢松曾任泰国财政部长等要职。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发起成立泰国琼州公所，除了云策臣外，还有早期到泰国谋生事业有成就的陈元国、韩连翼、杨日茂、吴安修等海南人。
林文英（字格兰）的父亲林开伦，文昌清澜世坑村人，也是十九世纪中叶到泰国谋生，具有爱国爱乡思想。1873年林文英出生于暹罗，1903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1914年被捕，在府城英勇就义。
三、清代海南人第二次向南洋移民高潮
过去清政府奉行“海禁”政策，明文规定偷出洋者，归来必严办，因此偷渡出洋者甚少。到了光绪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颁布法令规定：“除华侨海禁，自今商民在外洋，无向久暂，概许回国治生置业，其经商出洋亦听之。”这实际上就是明令允许华侨出国回国经商办实业自由。加上当时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正在大量开垦荒地，发展橡胶种植；马来半岛也大量开采锡矿，需要大量劳工，当地劳力供不应求，需要大量外来劳工。这对海南穷苦农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通过华侨、归侨、侨眷与各种亲戚邻里挈引关系，海南出洋人数大量增加。从1875年至1898年的23年间，通过海关检查客运出洋的海南人就有244700人。福建永泰人力钧于1891年到东南亚游历，写了一本《槟榔屿志略》，书中记载：光绪十年（1881年），“居槟榔屿者，计海南人二千一百二十八。其居威烈斯烈者，海南人三百八十二。”到20世纪初直至清亡，海南出洋谋生的人逐年增多。据琼洋海关的调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每年到新加坡和曼谷的海南人，都比从这两地返琼的人多，对比可见留居南洋的人多（下表含部分雷州半岛人）。
这一时期到外国当劳工者，大部分是受骗上当甚至是被捉去卖的“猪仔”。清光绪年间，海口关部前、新兴街一带，就有几处“猪仔栏”，都是法国驻海口领事的狗腿子阿六开设的。阿六原来是湛江赤坎的二流子、天主教徒，因在赤坎干尽坏事，站不住脚，便逃避来海口，结识了当时法国驻海口领事。法国领事便支持他在海口开设几间“小客栈”，作为“招收”各地工人住宿的地方。他利用全岛各地的地痞，花言巧语吹捧外国如何好，将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骗到海口来，关进“小客栈”，成为猪仔栏里的“猪仔”，再没有行动自由。这些招收拐骗来的大批农民要订立契约（劳工合同），工作期限分为3年、5年、10年三种，并先付安家费光洋3元、10元、20元不等。“猪仔贩子”将他们剃光头，编成组，分别在胸前挂上编号，关在“客栈”里，待船期一到，便把他们绑架上轮船运往香港，由贩卖“猪仔”的“琼源号”负责收集和输往南洋各地。
海南契约劳工（“猪仔”）在贩运过程中是极其悲惨的。外国船主为了多赚钱，往往超载，船仓又挤又脏又臭，船小人挤，晕船呕吐，疾病传染，常有“猪仔”途中死亡。据《琼州府志》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海南帆船载来‘猪仔’数十名，不肯登岸。林阿八（猪仔贩子）亦曾请荷兵在船弹毙十余名。”另据《新加坡共和国琼人工商业志》载，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一日，运“猪仔”的帆船“昌利”号，由文昌县缝头村偷运250名“猪仔”至新加坡，其中有幼童10多名，幼女6名，在途中有2名“猪仔”不听约束，竟被“猪仔”头杀死砍碎，一片片地投入海中。
海南劳工在马来西亚主要从事种植园劳动，一部分在矿山劳作。1860年初，柔佛有12000多个甘蜜胡椒园和15000名“猪仔”，多数是从海南和潮州来的“新客”。陈翰生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五辑中说，马六甲“有大批由海南岛帆船载来的赊单客人入境，转往附近各地的西米和甘蔗种植园去做工”，从1888年和1890年，马六甲的海南赊单客人将近1万人。廿世纪初，“住在马来联邦的海南人，差不多一半都是在橡胶园工作。海南人约有1万。”而清代“交趾（今越南北部）之金矿、银矿及铁矿，皆为中国人经营。矿工约1万至3万，多为海南人、福建人及江南人。”⑪柬埔寨“胡椒的种植是十九世纪中叶由中国的海南岛人传入气候适宜的贡不省的，耕作方法是中国式的——在田埂上插枝、压条、除草、灌水、施肥、培土等，熟炼的工人都是海南人。”。海南各姓谱牒都有不少有关本姓去番谋生人员的记载，亦可从一个侧面看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海南人出洋的情况。据《万州夏氏族谱》记载：芳市村纪公派十四世夏传圣次子夏经珑，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出洋；水边村登选公后十六世夏会友次子夏孝亲，生于同治九年（1870年），出南洋卒，葬南洋；周村登选公后绣公支派十四世夏传福次子夏经进，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出洋，不知所踪；潮港村纪公派十四世夏传材次子夏经隆，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去番；周村纪公派十四世夏顺长子夏经璟，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幼出洋亡，等等。上述万宁夏氏的夏经珑、夏孝亲、夏经进、夏经隆、夏经璟等人，都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出洋的时间估计是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可能性最大。十九世纪末至清亡，出洋而成就较显著的知名琼侨很多。例如：
王绍经（1860—1939年），琼海市温泉镇石角边沟人，因家庭生活困难于光绪十年（1884年）搭船到新加坡，最初靠挑蒌叶卖过活，后来到马来西亚开土杂货店和经营煤油生意，积累了一定资本后，便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购橡胶园和房屋，经营房地产开发，用自己的名字在新加坡建起一条“绍经街”，另一条“桂兰街”除了几间广东人开的店铺不肯出卖外，其余全归他经营，跃居当时新加坡12位富商之一。曾任琼崖王氏宗祠首任总理、新加坡琼州会馆主席。
何麟书（1981—1934），琼海市朝阳乡南盈村人，光绪四年（1878年）刚结婚便到马来西亚谋生，当过餐馆杂工、刈胶工，积累了不少植胶技术。1906年，集资5000银元，在乐会县（今属琼海市）崇文乡创办中国第一家橡胶公司——琼安公司，冲破封锁从马来西亚偷运5000多株橡胶树苗回海南，建成海南第一个面积达200多亩的橡胶园。
陈传统（1882—1948），清光绪八年（1882年）出生于今文昌迈号镇高山村，因母早逝，1888年他7岁时被姑父带到马来西亚，在姑父开的“大树酒店”里当洗碗工。他的姑父去世后，“大树酒店”便由他全部继承经营。他还经营橡胶、椰干、钱庄、汽水厂等。陈传统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回家乡文昌县买店铺和地皮，开办发电厂。他是马来西亚陈家祠”的创始人和终身名誉族长。
黄登科（1867—1949），同治六年（1867年）出生于琼海市福田镇，光绪年间，曾任京官，后被清政府派驻新加坡为副领事，除任官职外，还在新加坡经营黄梨厂和橡胶生意。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他奉慈禧太后圣旨从新加坡运木桐回北京建宫殿。后黄登科因见清政府腐败，便定居新加坡，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起追随孙中山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
邢谷宝（1870—1938），出生于文昌县南阳镇牛花田村。13岁赴马六甲谋生，16岁迁居马来亚老港。最初以捕鱼为业，后以舢板载客、载货来往于马六甲、新加坡与老港之间。几年后重点经营种植业，成为琼人在马来西亚经营胶园之佼佼者。曾先后捐资兴建文昌县立中学教室、琼海中学（今海南中学）宿舍和南阳小学图书馆等。
钟锦泉（1868—1961），越南华侨商人，知名侨领，祖籍琼山灵山镇同福村。1888年随父赴越南海防市谋生。初打工，继作华侨商行报关员，1895年任东方汇理银行经理，兼营父亲的中西餐厅、旅游、航海等业，成为当地闻名的华侨商人和侨领，当选为海防市参议院议员。1907年在河内结识孙中山，积极发动华侨捐款和购买武器运回国，支持辛亥革命。与康有为的关系也密切，在康流亡越南时曾给予接济。1910年其父病故，次年在家乡灵山建“敦笃亭”，康有为题写亭名。
王兆松（1873—1956），吉隆坡侨领。文昌冠南义门村人，13岁随乡人赴沙劳越谋生，后定居巴生，经营鱼类生意。1904年兼营酒吧、餐馆，并曾任英商辖典目冰块公司总代理。后任吉隆坡琼州会馆总理、中华总商会董事等社会职务。1935年曾捐光洋1万元在文昌中学建兆松楼1座，又捐资在冠南小学内建兆松楼1座。抗日战争初期，曾积极发动侨胞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捐国币4000元和棉毡、卫生衣、背心、毛巾等各1500件，受到冯白驹总队长致函感谢。
冯尔和（1885—1967），泰华著名侨领。出生于文昌抱罗镇东苑村，13岁赴新加坡当佣工，18岁入德国药房当学徒，后入汇丰银行工作。当时孙中山抵泰号召革命，尔和便加入同盟会。30岁时自创冯尔和药房，一面经商，一面赞助革命。抗日战争期间，回国参加抗日救国工作。战后重返泰国，历任中华总商会主席、暹华救济祖国粮荒委员会理事长等职。
郭云龙，文昌县南阳镇美丹村人。清光绪年间赴马来亚谋生，搞种植业取得巨大成就，为马来亚著名种植家、企业家。其子郭巨川、郭新（字镜川）都承父业，均是马来亚著名侨领、种值家。郭巨川，1876年出生，壮年时奉父之命赴马来西亚协助搞种埴业。1907年，奉父命捐500光洋创建迈种小学；1925年，花4000余元订购四库全书一套赠给文昌县图书馆，还和弟弟镜川捐银17000元给文昌中学兴建“郭云龙礼堂”及2座教室。郭新，1886年出生，幼年随父去马来亚，不久回国读书，并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曾任钦州厘金局会办。不久因父云龙去世，应兄巨川之召，去马来亚继承父业。历任南洋英属琼州会馆联合会主席、马来西亚新加坡琼州会馆联合会主席、新加坡广东会馆会长、马六甲琼州会馆主席等职。
黄有鸾（1892—1964），泰国著名侨领、企业家。1892年出生于文昌县抱罗镇大位村，7岁丧母，8岁丧父，10岁时由姐夫带去泰国半工半读。先后在泰京药行工作，后与侨商冯尔和、沈明吉合资经营大药行，又集巨资承接英国金蛇大药行全部产业，并扩大经营范围。抗日战争期间，发起组织志愿救护队，携带大批药品回国服务，任泰华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经常携带药品到前线阵地抢救伤兵难民。战后重返泰国。历任中华总商会执委、海南会馆副理事长、华侨职工会理事长、华侨西药总会理事长等职。
符福临（1867—1936），生于文昌县抱罗镇茂山园村，1900年前后赴泰国谋生。先后在曼谷从事木行、建筑、造船、民信局、布匹、火锯厂等工商业。又在星洲、香港、广东汕头等开设木行，事业不断发达，成为泰国著名华侨工商业家。历任泰国中华总商会财政、泰京天华医院总理等职。
欧巨隆，1890年出生于文昌文教大良亩村。1904年赴泰国谋生，当过锯木厂伙计，后买了一只小木船沿着湄公河做小商贩。其儿子欧宗清在泰国出生，当过缝纫工，又先后给七、八家公司当过14年推销员。1972年成立泰国人造花公会，成为“人造花大王”。后又向房地产业发展，挤身于泰国房地产巨子之列，成为泰国大富豪和欧氏世界首富。历任泰国海南会馆两届理事长，并荣任第七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主席。
许文锦，祖籍文昌市锦山镇里龙村，清末赴泰国谋生，侨居泰北宋加洛府经商，领导创办耀华学校（今光华学校）。儿子许环南，1914年生于泰国，父病逝后主持父业。后在夫人陈玉花协助下，创办迈泰火锯、泰密火锯、金林木业有限公司、丰林木业公司等，自任总经理，并被任为官商合营的那空沙旺森林业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创业置产甚多，遂有“森林业之王”之称。
陈邦祥，1889年出生于文昌县公坡镇，1906年赴泰国谋生。初习做木工，被当时旅泰锡矿殷商詹家丰赏识，选为女婿，并为其得力助手。后自立门户专营锡矿，财源广进，又创建2间机器厂，并大量购置胶园、果园、房屋、地产等，成为泰国南部琼侨中工商业巨子。曾任高吧埠琼州会馆理事长。
符世晨，1895年生于文昌县文教镇宝陵村，1910年16岁时到高棉（今柬埔寨）谋生，初为胡椒园工人。后赴泰北榄坡埠从事锯木厂，不久兼营土产。1954年将锯木厂改建扩充为机械化的火锯有限公司，事业不断发展。共育7男2女，分别服务于军、警、政、医、学、商各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