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一、官兵击溃海寇
清代撤消海禁和开放琼州口岸后，琼州同大陆和海外的贸易得到很大发展，但也经常受到海寇扰掠。由于当地官员和驻军对海寇注意防范，坚决打击，使海南人民的生产、生活得到应有的保护。例如，康熙中期，海寇杨二联等侵犯儋州时，海南总兵谢谦与琼山知县率兵协剿，设伏突攻大破之，共焚烧海寇巨舰5艘，擒长毛贼27人；直隶宛平（今北京芦高桥一带）人李聘，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任陵水知县，当时海贼陈老大在陵水沿海一带抢掠非常猖獗，李聘与守城把总⑥，策谋如何堵截，切断其柴火和淡水来源，然后派人劝降之；山西曲沃人盖运长，嘉庆十一年（1806年）任澄迈知县，嘉庆十五年海寇乌石二等劫掠石〓、玉抱、麻颜各港，海盗100多只船逼近县城，盖运长募乡勇，请援兵，亲自指挥抵御10多天，海盗不能登岸，最后不得不退逃；江苏昭文县人言尚炜，嘉庆十一年任琼山知县，时值海寇乌石二猖獗地剽掠沿海居民，言尚炜教民团练乡勇，在海边守望防护，并制造数十枝鸟枪发给各绅士，因而有备无患，海寇不敢来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海盗张十五驾船数十艘乘潮突出海口港湾，袭击官兵，掠毁各营师船，器械火药损失不少，官兵败逃，府城告急。后来参将黄广才等紧严防范，终于打败海盗，最后招安张十五。故后人将海口原外沙改称“得胜沙街”。
二、清统治者的抚黎和征黎
海南的黎族、苗族先民原来都是居住在沿海平原地区的，后来才被迫逐渐迁入到五指山腹地。这些少数民族迁入海南岛中南部山区后，由于道路不通，州县管理力量薄弱，历代朝廷政令难于深入海南腹地少数民族聚居的僻远山区，使黎苗族处于长期不入版籍、不纳赋税、“不服王化”甚至与官府对抗的状况。清王朝是以少数民族满族为主体统治中国的朝代，它征服和镇压的主要对象是汉族，而对其他少数民族则是采取限制与利用相结合的政策，对海南的黎苗族也是如此。清朝海南地方官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一是将各黎峒编划入州县统治版图，各峒由当地黎首总管、哨官具体管治，既加强了对黎苗地区的统治，使朝廷、官府的政令能深入到山区，又使少数民族能按规定交税纳粮和服役；二是开通山路，便于抚黎，亦方便黎、苗族人民与汉区的交往和商品的流通；三是在黎族地区开设官办学校，培养少数民族人才。据《琼州府志》记载，早在南宋和明代，海南的崖州、昌化、感恩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州县已创办州学、书院和社学，但几乎全是汉族子弟才有机会读书。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任崖州知州的冯如衡（江苏太仓人），拨出官银在崖州城（今三亚市崖城）创办崖州时雍学堂，专收黎童入学读书。他还给各黎峒发布官文，要求催促黎童入学，所需费用由官府垫付，于是黎民感德，纷纷送弟子入学，从此崖州各族人民和睦相处。
清代琼州将黎族聚居的山区划为州县统治范围，这对官府、对黎民都有一定好处。但专为对付黎族而设的某些统治机构，如在定安县黎区南闾墟设立的太平巡检司，在万州龙滚墟设立的龙滚巡检司，在崖州藤桥墟设立的永宁巡检司，以及光绪十三年（1887年）所设的“抚黎局”，虽然名义上属于州县指挥，但都是御防和镇压黎族人民起义的工具，这些机构的主官都以武臣充任，其驻防兵都属于军队编制，都是以防止和镇压黎族人民为其职责的。清代大部分渡琼官员尽管也为当地各族人民做过一些好事，但不少官员也参与了镇压黎汉人民的反抗斗争。例如，琼州总兵吴启爵，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就率兵镇压陵水熟黎王国臣为首的“叛乱”，俘杀380余人；同年又率兵镇压生黎母葵、母赞等峒黎民的反抗斗争，斩杀黎民10多人。冯子材虽是清末抗法民族英雄，但光绪十二年他曾奉命渡琼进军五指山区，镇压过黎汉人民的起义，在海南专设“抚黎局”，就是根据冯子材的建议而设的，在琼中县摩崖石刻中的“手辟南荒”4字，就是他在镇压黎族人民起义之后写下并令雕刻的。
三、海南农业手工业和商贸的发展
清朝是海南岛自然灾害经常发生的年代。据府、县志记载，顺治十年（1653年）、康熙十三年（1674年）、乾隆四年（1739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海南都发生大的风灾和水灾。康熙二十年（1681年）、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道光四年（1824年）、光绪十九年（1893年）和三十二（1906年），海南又发生全岛性的长期旱灾，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有极大影响。渡琼任职的各级官员都积极率领民众抗灾救灾，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如江苏常州人潘思榘，雍正十一年（1733年）任海南巡道⑦，向上级请拨粮食赈灾民，又疏通府城东北面的河道，既有利灌溉农田，又有利商民，受到当地士民赞扬，并将这条河道改称“潘公河”（今称美舍河）。
清初琼州比大陆虽少受南明战乱的影响，但在大陆打了败仗的兵勇和难民大批涌入琼州，致使琼州社会大乱，乡民四处逃窜。待南明平定后，流亡者逐渐返乡。但原居民较大的房屋多被弁兵所占，田地也被先还乡者占有，全岛田产房屋诉讼积案数千件。顺治十二年（1655年）浙江人朱之光任琼州知府后，不到一个月就决断完这些积案，使数万户琼民得以复业和生产。顺治十三年（1656年），河南浚县人马文骏任会同知县，以招集流亡，恢复生产为第一要务，给耕牛、种子以劝民垦荒，丈量田亩以均粮税。山东历城人张先祖，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知万州，在洪口坡、深坡疏浚河道，灌田数千顷。地方官府的这些举措对恢复和发展海南的农业生产，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清代海南的工业手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当时农村用牛拉石轱辘榨蔗手工制糖的小糖寮遍及全岛，每个小糖寮每昼夜能榨甘蔗几千斤，制赤糖或“糖条”两、三担，全岛一个糖季一般可产“土糖”几万担至10多万担。琼山、文昌、定安、澄迈等地从县城到农村，到处都有用花生、芝麻、海棠或山柚榨油的油坊，尽管这些小糖寮、油坊产量不太高，但除了解决部分农民“自产自销”、“自给自足”之外，每年还有不少糖、油运往海口、供应居民和销往海内外。海口府城地区还出现鞣皮、椰雕、渔具等手工业。清代乾隆年间已在今昌江县金牛岭开始开采铜矿，后因山塌压死人而停业。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儋州西联锡矿由侨兴公司开采，开始每年产矿砂2万多斤。清末，大陆还有不少人来海南投资办实业。如光绪年间，广东电白人李阳春，首先到崖州（今三亚市）投资在熟盐坡开辟盐田晒制生盐，后来许多人也仿效他来投资开辟盐场。从此，榆亚（即崖州榆林三亚）盐业逐渐发展，成为海南当时最大的产盐区。
清代解除海禁后，大陆商贾渡琼定居者不断增加，这对海南商品贸易的发展促进很大，促使海口逐进形成“商贾络绎，烟火稠密”的商埠。不仅大陆各地客商在海口组织起各种会馆，岛内各地商人也纷纷组建起会馆。例如，康熙年间，由琼山、定安、澄迈等地经营牛皮业的商人建立起敖峰会馆；嘉庆年间，文昌商人也在海口建立文昌会馆。海南的商人不仅与大陆沿海各地的贸易频繁，而且与日本和南洋各国的贸易也非常可观。据希尔特氏引1826年出版的《亚细亚杂志》“海南岛”一文中所载：“当19世纪初叶，每年由海南开赴暹罗（今泰国）的民船不下40只；开赴交趾支那南部的有25只；开赴东京和交趾北部（今越南北郭）的通常有50只。船的载重量有100吨至159吨，这种从事外国贸易的船，虽然是小型，但为数甚多。”另据《海北杂录》记载，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海口“每年九、十月间，有大海波渡（头猛大帆船）十余艘（由北海）载镬瓦、瓦器往新加坡，近则载洋药回琼州，然后渡船及轮船回广州岸者。”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增加开放琼州为商埠，允许英国在琼设领事馆。后来又在海口设洋海关，规定关税值5％，子口税值2.5％。于是外轮和洋货如潮水般涌进海南，一时对海南薄弱的家庭工业、手工业、商业和海运外贸业都有极大的冲击，有的甚至倒闭破产。但用辩证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来看，从长远和总体来看，这对海南是利大于弊或利多弊少的。例如，按琼海关报告：光绪二年（1876年），由印度输入琼州的棉纺仅39担，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输入则跃增至17184担，增长440倍，这对海南棉、麻种植业和纺纱业有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但可使海南更多的人转向织布业，促进海南织布业成倍地增长。又如，光绪八年（1882年）石油输入琼州为6980加仑，光绪十六年（1890年）增至491540加仑，增长70倍，这对海南的榨油业有较大的冲击，但随着石油输入的增加，逐渐改变了海南人世世代代以来用海棠油、花生油点灯照明的生活习惯，改用煤油照明，这对当时来说无疑是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省下的花生油还可供人吃用，对花生的种植和榨油业几乎没有影响。此外，据琼海关的报告，开放琼州（海口）为外国通商口岸后，外轮输出的海南产货物如沙糖、瓜子、花生、槟榔子、芝麻、土布、兽皮、生猪、牛、烟草、麻布袋、篙袋、高良姜等日趋增加，海关税收入也大量增加，这对海南的开发建设和发展生产是大有益处的。
四、海南文化教育发展
清朝虽然是满族人统治的朝代，但自皇太极登位后，陆续沿袭明制，开科举，重用汉官和汉族知识分子。与元朝有所不同，清朝琼州道、府、州、县的主官极少有满族人，大多是汉官，这些汉官又多是进士、文人出身。据不完全统治，清朝从大陆到海南任职的进士就有40多人。
由于清代琼州地方官员多为进士、举人等文人但任，因此他们比较重视文化教育事业，重视创办学校，注意培养当地人才。据《琼州府志》、《琼山县志》记载，清代琼山县除了创办数十间社学、义学之外，还先后办有25间书院。其中海内外知名的琼台书院，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由雷琼巡道焦映汉（陕西武功县人）创建；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分巡道德庆重修；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督学⑧傅棠捐助经费洋银400元，二十五年（1820年）巡道费丙章（浙江仁和县人）倡率官绅捐集洋银5000余元扩建；道光五年（1825年）巡道周鸣銮（山东单县人）复倡官绅捐银4000两，七年（1827年）巡道喻溥（湖北黄梅人）又捐俸钱400千文葺修或扩建。位于现五公祠的苏泉书院，于乾隆十年（1745年）由琼州知府于霈和琼山知县杨宗秉因二苏祠（苏轼、苏过）捐资修建，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巡道陈用敷、知府萧应植、同知陈景埙率官绅重建，不久又倒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知府叶汝兰倡率官绅重建，嘉庆十四年（1809年）知府张增重修改称东坡书院。位于今秀英村的乐古书院，是清道光七年（1827年）当地廪生陈瀛、柯拨萃等捐建，但知府曹祥、知县钱万选拨每年监批钱40千文为其聘请教师和修补之用。位于今琼山市美安镇的鹊峰书院，是清光绪年间（1875—1907年）雷琼道捐廉并令琼山、澄迈两县绅民同建。除了以上几间书院外，清代琼山县还有桐墩书院、同文书院、奇甸书院、西洲书院、石湖书院、崇文书院、粟泉书院（以上为明代始建，清代仍办）、瀛海书院、海门书院、珠崖书院、鹊峰书院、翰香书院、环江书院、炳文书院、开文书院、研经书院、应元书院、凌宵书院、东山书院、月湖书院等。
在《琼州府志》中，也有许多渡琼官员重学育才的记载。例如：顺治十三年（1656年），澄迈知县吴〓（浙江乌程人）重修县学宫；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浙江山阴人俞参陛任澄迈知县时，又创立义学；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湖北麻城人张文豹担任定安知县后，修茸文庙，建义学，设义田，修县志；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河北河间县人贾棠任琼州府学正⑨，捐俸修学宫，辑府志；高魁标，河北沧州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任澄迈知县，创建南离社学，保修城垣、学宫、纂修县志；樊庶，江苏扬州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任临高知县，修建孔庙，建正学讲堂，建义学，首创修成《临高县志》；王贽，河北新安县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任琼山知县，捐俸修学宫，建文峰塔，文昌祠，始修县志；宗思圣，顺天（今北京）大兴县人，雍正五年（1727年）任琼州知府，修整文明楼；应上苑，江西宜黄进士，雍正七年（1729年）任万州知州，改旧所置为义学；何齐圣，江西金谿县进士，雍正八年（1730年）任乐会知县，为造就人才而创建书院；枝华，贵州都匀进士，乾隆十年（1745年）任崖州知州，立义学，以陶成士类；彭云际，广东海丰县人，任万州学正，与州人重修明伦堂，新建学宫；席绍葆，江苏长洲人，乾隆十六年（1751年）任万州知州，议建万安书院；江炯，安徽歙县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任乐会县知县，留心学校，增设书院。康熙三十七年（1688年），文教落后的感思县知县姜焯以振兴本县文教为己任，设义学于圣宫，捐俸延聘名士教育学子，凡就读者免其杂差，当时就学者有40多人，3年后科考，本县就有8人考中秀才。清代该县就出拨贡、岁贡共184名，在县内外任官者就有35人，其中佛罗峒陈峻琚是福建候选知县，其儿子陈德润曾任广州越秀书院掌教；欧秀钟、高耀元都曾任直隶州崖州州判⑩。
由于清代地方官员重视文教，全岛各州、县办的各类学校很多，道、府、州、县的官员还经常亲自到学校讲课，因此清代海南出的人才也很多。终清一代，海南人考中进士有31人（见附录四），还有187人中举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定安县人张岳崧考中一甲第三名，是海南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探花。海南出生的进士、举人，除了有不少人在朝廷任职之外，还有很多人在全国各省的府、州、县任职，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清朝海南中进士人数比明朝减少，并非说明海南科举和学校教育的衰退，因为南方各省（浙江、福建、江西、湖广、广东等）情况都是如此。以历代全国科举中进士人数最多的福建莆田县为例，明代全莆田中进士人数达530人之多（不含武进士），而清代该县只有57人中文进士，仅占明代中进士总人数的九分之一（见1994年版《莆田县志》1095—1099页）。造成这种状况有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民族政策制度等多方面原因，要从各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单从数字的简单对比下结论是片面的。清朝是人口极少的少数民族满洲人对全国的统治，汉人普遍有反清情绪，很多汉族人士不想为清廷效力，参加会试的积极性不高，有的中进士后甚至不愿出仕（海南的黄河清、郑天章等人就是如此）。清朝虽然承袭明朝科举制度，但清代的科举考试的某些制度比明代有较大调整，如清初在科举中增加了八旗科，考试的内容、场次不仅与汉人科举不同，而且在八旗内部（即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之间）也有区别，南方各省录取进士的名额比明代有所减少。明朝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实行科举，到永乐十九年（1412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前的半个世纪中，全国学子都到南京参加会试，这对海南学子较为方便有利。而清代海南人要到北京参加会试和殿试，路程比南京远，交通不便，盘缠、费用增加不少，贫苦学子负担不起，加上终清一代，南方反清复明的起义斗争连绵不断，清末反对科举和要求废除科举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参加会试的人越来越少。尽管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下诏废除科举制度，但海南人王云清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后，海南已几乎无人参加会试了。因此，清代海南中进士的人数比明代少，这是很自然的事。
清代撤消海禁和开放琼州口岸后，琼州同大陆和海外的贸易得到很大发展，但也经常受到海寇扰掠。由于当地官员和驻军对海寇注意防范，坚决打击，使海南人民的生产、生活得到应有的保护。例如，康熙中期，海寇杨二联等侵犯儋州时，海南总兵谢谦与琼山知县率兵协剿，设伏突攻大破之，共焚烧海寇巨舰5艘，擒长毛贼27人；直隶宛平（今北京芦高桥一带）人李聘，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任陵水知县，当时海贼陈老大在陵水沿海一带抢掠非常猖獗，李聘与守城把总⑥，策谋如何堵截，切断其柴火和淡水来源，然后派人劝降之；山西曲沃人盖运长，嘉庆十一年（1806年）任澄迈知县，嘉庆十五年海寇乌石二等劫掠石〓、玉抱、麻颜各港，海盗100多只船逼近县城，盖运长募乡勇，请援兵，亲自指挥抵御10多天，海盗不能登岸，最后不得不退逃；江苏昭文县人言尚炜，嘉庆十一年任琼山知县，时值海寇乌石二猖獗地剽掠沿海居民，言尚炜教民团练乡勇，在海边守望防护，并制造数十枝鸟枪发给各绅士，因而有备无患，海寇不敢来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海盗张十五驾船数十艘乘潮突出海口港湾，袭击官兵，掠毁各营师船，器械火药损失不少，官兵败逃，府城告急。后来参将黄广才等紧严防范，终于打败海盗，最后招安张十五。故后人将海口原外沙改称“得胜沙街”。
二、清统治者的抚黎和征黎
海南的黎族、苗族先民原来都是居住在沿海平原地区的，后来才被迫逐渐迁入到五指山腹地。这些少数民族迁入海南岛中南部山区后，由于道路不通，州县管理力量薄弱，历代朝廷政令难于深入海南腹地少数民族聚居的僻远山区，使黎苗族处于长期不入版籍、不纳赋税、“不服王化”甚至与官府对抗的状况。清王朝是以少数民族满族为主体统治中国的朝代，它征服和镇压的主要对象是汉族，而对其他少数民族则是采取限制与利用相结合的政策，对海南的黎苗族也是如此。清朝海南地方官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一是将各黎峒编划入州县统治版图，各峒由当地黎首总管、哨官具体管治，既加强了对黎苗地区的统治，使朝廷、官府的政令能深入到山区，又使少数民族能按规定交税纳粮和服役；二是开通山路，便于抚黎，亦方便黎、苗族人民与汉区的交往和商品的流通；三是在黎族地区开设官办学校，培养少数民族人才。据《琼州府志》记载，早在南宋和明代，海南的崖州、昌化、感恩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州县已创办州学、书院和社学，但几乎全是汉族子弟才有机会读书。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任崖州知州的冯如衡（江苏太仓人），拨出官银在崖州城（今三亚市崖城）创办崖州时雍学堂，专收黎童入学读书。他还给各黎峒发布官文，要求催促黎童入学，所需费用由官府垫付，于是黎民感德，纷纷送弟子入学，从此崖州各族人民和睦相处。
清代琼州将黎族聚居的山区划为州县统治范围，这对官府、对黎民都有一定好处。但专为对付黎族而设的某些统治机构，如在定安县黎区南闾墟设立的太平巡检司，在万州龙滚墟设立的龙滚巡检司，在崖州藤桥墟设立的永宁巡检司，以及光绪十三年（1887年）所设的“抚黎局”，虽然名义上属于州县指挥，但都是御防和镇压黎族人民起义的工具，这些机构的主官都以武臣充任，其驻防兵都属于军队编制，都是以防止和镇压黎族人民为其职责的。清代大部分渡琼官员尽管也为当地各族人民做过一些好事，但不少官员也参与了镇压黎汉人民的反抗斗争。例如，琼州总兵吴启爵，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就率兵镇压陵水熟黎王国臣为首的“叛乱”，俘杀380余人；同年又率兵镇压生黎母葵、母赞等峒黎民的反抗斗争，斩杀黎民10多人。冯子材虽是清末抗法民族英雄，但光绪十二年他曾奉命渡琼进军五指山区，镇压过黎汉人民的起义，在海南专设“抚黎局”，就是根据冯子材的建议而设的，在琼中县摩崖石刻中的“手辟南荒”4字，就是他在镇压黎族人民起义之后写下并令雕刻的。
三、海南农业手工业和商贸的发展
清朝是海南岛自然灾害经常发生的年代。据府、县志记载，顺治十年（1653年）、康熙十三年（1674年）、乾隆四年（1739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海南都发生大的风灾和水灾。康熙二十年（1681年）、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道光四年（1824年）、光绪十九年（1893年）和三十二（1906年），海南又发生全岛性的长期旱灾，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有极大影响。渡琼任职的各级官员都积极率领民众抗灾救灾，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如江苏常州人潘思榘，雍正十一年（1733年）任海南巡道⑦，向上级请拨粮食赈灾民，又疏通府城东北面的河道，既有利灌溉农田，又有利商民，受到当地士民赞扬，并将这条河道改称“潘公河”（今称美舍河）。
清初琼州比大陆虽少受南明战乱的影响，但在大陆打了败仗的兵勇和难民大批涌入琼州，致使琼州社会大乱，乡民四处逃窜。待南明平定后，流亡者逐渐返乡。但原居民较大的房屋多被弁兵所占，田地也被先还乡者占有，全岛田产房屋诉讼积案数千件。顺治十二年（1655年）浙江人朱之光任琼州知府后，不到一个月就决断完这些积案，使数万户琼民得以复业和生产。顺治十三年（1656年），河南浚县人马文骏任会同知县，以招集流亡，恢复生产为第一要务，给耕牛、种子以劝民垦荒，丈量田亩以均粮税。山东历城人张先祖，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知万州，在洪口坡、深坡疏浚河道，灌田数千顷。地方官府的这些举措对恢复和发展海南的农业生产，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清代海南的工业手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当时农村用牛拉石轱辘榨蔗手工制糖的小糖寮遍及全岛，每个小糖寮每昼夜能榨甘蔗几千斤，制赤糖或“糖条”两、三担，全岛一个糖季一般可产“土糖”几万担至10多万担。琼山、文昌、定安、澄迈等地从县城到农村，到处都有用花生、芝麻、海棠或山柚榨油的油坊，尽管这些小糖寮、油坊产量不太高，但除了解决部分农民“自产自销”、“自给自足”之外，每年还有不少糖、油运往海口、供应居民和销往海内外。海口府城地区还出现鞣皮、椰雕、渔具等手工业。清代乾隆年间已在今昌江县金牛岭开始开采铜矿，后因山塌压死人而停业。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儋州西联锡矿由侨兴公司开采，开始每年产矿砂2万多斤。清末，大陆还有不少人来海南投资办实业。如光绪年间，广东电白人李阳春，首先到崖州（今三亚市）投资在熟盐坡开辟盐田晒制生盐，后来许多人也仿效他来投资开辟盐场。从此，榆亚（即崖州榆林三亚）盐业逐渐发展，成为海南当时最大的产盐区。
清代解除海禁后，大陆商贾渡琼定居者不断增加，这对海南商品贸易的发展促进很大，促使海口逐进形成“商贾络绎，烟火稠密”的商埠。不仅大陆各地客商在海口组织起各种会馆，岛内各地商人也纷纷组建起会馆。例如，康熙年间，由琼山、定安、澄迈等地经营牛皮业的商人建立起敖峰会馆；嘉庆年间，文昌商人也在海口建立文昌会馆。海南的商人不仅与大陆沿海各地的贸易频繁，而且与日本和南洋各国的贸易也非常可观。据希尔特氏引1826年出版的《亚细亚杂志》“海南岛”一文中所载：“当19世纪初叶，每年由海南开赴暹罗（今泰国）的民船不下40只；开赴交趾支那南部的有25只；开赴东京和交趾北部（今越南北郭）的通常有50只。船的载重量有100吨至159吨，这种从事外国贸易的船，虽然是小型，但为数甚多。”另据《海北杂录》记载，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海口“每年九、十月间，有大海波渡（头猛大帆船）十余艘（由北海）载镬瓦、瓦器往新加坡，近则载洋药回琼州，然后渡船及轮船回广州岸者。”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增加开放琼州为商埠，允许英国在琼设领事馆。后来又在海口设洋海关，规定关税值5％，子口税值2.5％。于是外轮和洋货如潮水般涌进海南，一时对海南薄弱的家庭工业、手工业、商业和海运外贸业都有极大的冲击，有的甚至倒闭破产。但用辩证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来看，从长远和总体来看，这对海南是利大于弊或利多弊少的。例如，按琼海关报告：光绪二年（1876年），由印度输入琼州的棉纺仅39担，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输入则跃增至17184担，增长440倍，这对海南棉、麻种植业和纺纱业有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但可使海南更多的人转向织布业，促进海南织布业成倍地增长。又如，光绪八年（1882年）石油输入琼州为6980加仑，光绪十六年（1890年）增至491540加仑，增长70倍，这对海南的榨油业有较大的冲击，但随着石油输入的增加，逐渐改变了海南人世世代代以来用海棠油、花生油点灯照明的生活习惯，改用煤油照明，这对当时来说无疑是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省下的花生油还可供人吃用，对花生的种植和榨油业几乎没有影响。此外，据琼海关的报告，开放琼州（海口）为外国通商口岸后，外轮输出的海南产货物如沙糖、瓜子、花生、槟榔子、芝麻、土布、兽皮、生猪、牛、烟草、麻布袋、篙袋、高良姜等日趋增加，海关税收入也大量增加，这对海南的开发建设和发展生产是大有益处的。
四、海南文化教育发展
清朝虽然是满族人统治的朝代，但自皇太极登位后，陆续沿袭明制，开科举，重用汉官和汉族知识分子。与元朝有所不同，清朝琼州道、府、州、县的主官极少有满族人，大多是汉官，这些汉官又多是进士、文人出身。据不完全统治，清朝从大陆到海南任职的进士就有40多人。
由于清代琼州地方官员多为进士、举人等文人但任，因此他们比较重视文化教育事业，重视创办学校，注意培养当地人才。据《琼州府志》、《琼山县志》记载，清代琼山县除了创办数十间社学、义学之外，还先后办有25间书院。其中海内外知名的琼台书院，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由雷琼巡道焦映汉（陕西武功县人）创建；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分巡道德庆重修；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督学⑧傅棠捐助经费洋银400元，二十五年（1820年）巡道费丙章（浙江仁和县人）倡率官绅捐集洋银5000余元扩建；道光五年（1825年）巡道周鸣銮（山东单县人）复倡官绅捐银4000两，七年（1827年）巡道喻溥（湖北黄梅人）又捐俸钱400千文葺修或扩建。位于现五公祠的苏泉书院，于乾隆十年（1745年）由琼州知府于霈和琼山知县杨宗秉因二苏祠（苏轼、苏过）捐资修建，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巡道陈用敷、知府萧应植、同知陈景埙率官绅重建，不久又倒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知府叶汝兰倡率官绅重建，嘉庆十四年（1809年）知府张增重修改称东坡书院。位于今秀英村的乐古书院，是清道光七年（1827年）当地廪生陈瀛、柯拨萃等捐建，但知府曹祥、知县钱万选拨每年监批钱40千文为其聘请教师和修补之用。位于今琼山市美安镇的鹊峰书院，是清光绪年间（1875—1907年）雷琼道捐廉并令琼山、澄迈两县绅民同建。除了以上几间书院外，清代琼山县还有桐墩书院、同文书院、奇甸书院、西洲书院、石湖书院、崇文书院、粟泉书院（以上为明代始建，清代仍办）、瀛海书院、海门书院、珠崖书院、鹊峰书院、翰香书院、环江书院、炳文书院、开文书院、研经书院、应元书院、凌宵书院、东山书院、月湖书院等。
在《琼州府志》中，也有许多渡琼官员重学育才的记载。例如：顺治十三年（1656年），澄迈知县吴〓（浙江乌程人）重修县学宫；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浙江山阴人俞参陛任澄迈知县时，又创立义学；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湖北麻城人张文豹担任定安知县后，修茸文庙，建义学，设义田，修县志；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河北河间县人贾棠任琼州府学正⑨，捐俸修学宫，辑府志；高魁标，河北沧州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任澄迈知县，创建南离社学，保修城垣、学宫、纂修县志；樊庶，江苏扬州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任临高知县，修建孔庙，建正学讲堂，建义学，首创修成《临高县志》；王贽，河北新安县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任琼山知县，捐俸修学宫，建文峰塔，文昌祠，始修县志；宗思圣，顺天（今北京）大兴县人，雍正五年（1727年）任琼州知府，修整文明楼；应上苑，江西宜黄进士，雍正七年（1729年）任万州知州，改旧所置为义学；何齐圣，江西金谿县进士，雍正八年（1730年）任乐会知县，为造就人才而创建书院；枝华，贵州都匀进士，乾隆十年（1745年）任崖州知州，立义学，以陶成士类；彭云际，广东海丰县人，任万州学正，与州人重修明伦堂，新建学宫；席绍葆，江苏长洲人，乾隆十六年（1751年）任万州知州，议建万安书院；江炯，安徽歙县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任乐会县知县，留心学校，增设书院。康熙三十七年（1688年），文教落后的感思县知县姜焯以振兴本县文教为己任，设义学于圣宫，捐俸延聘名士教育学子，凡就读者免其杂差，当时就学者有40多人，3年后科考，本县就有8人考中秀才。清代该县就出拨贡、岁贡共184名，在县内外任官者就有35人，其中佛罗峒陈峻琚是福建候选知县，其儿子陈德润曾任广州越秀书院掌教；欧秀钟、高耀元都曾任直隶州崖州州判⑩。
由于清代地方官员重视文教，全岛各州、县办的各类学校很多，道、府、州、县的官员还经常亲自到学校讲课，因此清代海南出的人才也很多。终清一代，海南人考中进士有31人（见附录四），还有187人中举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定安县人张岳崧考中一甲第三名，是海南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探花。海南出生的进士、举人，除了有不少人在朝廷任职之外，还有很多人在全国各省的府、州、县任职，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清朝海南中进士人数比明朝减少，并非说明海南科举和学校教育的衰退，因为南方各省（浙江、福建、江西、湖广、广东等）情况都是如此。以历代全国科举中进士人数最多的福建莆田县为例，明代全莆田中进士人数达530人之多（不含武进士），而清代该县只有57人中文进士，仅占明代中进士总人数的九分之一（见1994年版《莆田县志》1095—1099页）。造成这种状况有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民族政策制度等多方面原因，要从各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单从数字的简单对比下结论是片面的。清朝是人口极少的少数民族满洲人对全国的统治，汉人普遍有反清情绪，很多汉族人士不想为清廷效力，参加会试的积极性不高，有的中进士后甚至不愿出仕（海南的黄河清、郑天章等人就是如此）。清朝虽然承袭明朝科举制度，但清代的科举考试的某些制度比明代有较大调整，如清初在科举中增加了八旗科，考试的内容、场次不仅与汉人科举不同，而且在八旗内部（即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之间）也有区别，南方各省录取进士的名额比明代有所减少。明朝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实行科举，到永乐十九年（1412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前的半个世纪中，全国学子都到南京参加会试，这对海南学子较为方便有利。而清代海南人要到北京参加会试和殿试，路程比南京远，交通不便，盘缠、费用增加不少，贫苦学子负担不起，加上终清一代，南方反清复明的起义斗争连绵不断，清末反对科举和要求废除科举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参加会试的人越来越少。尽管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下诏废除科举制度，但海南人王云清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后，海南已几乎无人参加会试了。因此，清代海南中进士的人数比明代少，这是很自然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