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清朝是以满族为主进行统治的朝代。满族的前身是建州女真族，最早居住在长白山和松花江上游，过渔猎为主的生活。以后在明朝和朝鲜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定居，发展了农业生产，并迅速地扩展了它的军政力量。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女真族贵族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国，称汗（帝）。天职十年（1636年），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摄取了汗位，改国号为清。清朝共历11帝、276年。
  顺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带兵入关，定都北京。明朝灭亡后，清王朝的统治并没有一下子到达广东和海南。因为明朝的残余势力先后在南方建立起各种政权（史称南明政权），广东海南尚存一部分拥明反清势力，社会动荡不安，兵变连绵。清廷不断派遣军队征讨，用10年左右时间才讨平南明政权。直至顺至十二年（1655年）才任朱之光为清朝第一位琼州府知府。
  清初海南的行政区划沿袭明制，琼州府下仍设3州10县，甚至连州、县名称都与明代相同。后来有发展变化的主要有几点：一是雍正八年（1730年）改雷琼道为海南道，专辖琼州一府；二是州县管辖的范围深入到黎族聚居的五指山地区，所有黎峒都编划入州县统治范围；三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琼州设“抚黎局”，专管黎人事务；四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升崖州为广东直隶州，辖万宁、陵水、昌化、感恩4县。在清朝统治的200多年中，大陆各界人士迁琼者比历朝有成倍增加。据清嘉庆《大清一统志》第169册载，到清嘉庆年间（1798-1820年），大陆向海南的移民发展到149万多人。
  第一节 商贾迁琼者
  明代为了防御倭冠和海盗的抢掠，始终实行“锁海”。清初顺治年间，为了防备明将郑成功的军队反攻，亦曾两次申严洋禁。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台湾海峡为中心控制南海，康熙帝又发布禁海令，把浙江、福建、广东的沿海居民，迁离海岸30里的内地，不准片板出海，因而沿海贸易陷于停滞状态，到海南做生意并定居的人也相对较少。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克服台湾后，次年撤消禁海令，允许商船出海贸易。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海南设置隶属于粤海关的海口常关总部，兼辖本岛铺前、清澜（属文昌）、沙箸口（属会同）、乐会、万州、儋州、北黎（属感恩）、陵水、崖州等9个分部（分口）。这些关部不仅征收国内沿岸贸易的关税，也征收外国贸易船舶的关税。这样，从大陆东南沿海各地到海南从事商贸活动的商人越来越多，在海南定居的商人也越来越多。例如，据日本学者小叶田淳《海南岛史》所引《华夷变态》中记载：
  “船主朱仲扬，浙江人。于1677年前，为商务来海南定居。曾造一船，本拟于1685年去日本，因事未果。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才从海南载回沉香土产等于7月18日到日本。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正月，船主黄平官由厦门来海南，于5月22日由海南去日本。……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十二月，有船由宁波赴海南，卖完货后，于次年6月18日由海南出发，6月29日抵普陀山，载丝和布匹，于7月10日去日本。又有一船，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十一月九日，由海南出发，5月3日抵福州猴屿，载丝和布匹，于20日出发去日本。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五月十八日，有一船从海南出发，十月抵日本，因时候太晚了，货难卖出，便回宁波。于次年正月，再去日本。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有一船由上海来海南，积载货物，于5月28日由海南出发，6月15日到上海，招集货客，于7月1日去日本。”
  从这些记载，可见清代大陆东南沿海各地客商来往于海南及日本之间的商业贸易相当频繁。
  大陆各地来海南经商谋生的人，为了方便和发展自己的业务经营，逐步在各州县城定居下来，尤其在琼州府城及海口所城内外定居者最多。他们为了联络感情，了解行情，壮大势力，扩大影响，互相帮助和维护同乡、同行业的利益，在海口和府城设立各种地缘、业缘会馆，做为集会、联络和交流信息的场所。例如，清雍正年间建立的广东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会等地商人组成的广行五邑会馆；乾隆年间建立的潮州会馆、高州会馆、兴潮会馆、福建会馆、漳泉会馆等等。每一会馆，据倡建时的碑题记载，一般都有一二百或二三百名同乡或商号捐资助建。如漳泉会馆倡建时的抽名碑上，刻有文成、集源等185间店号；兴潮会馆倡建石碑上刻有朱良记、林贤顺等210间店号。光这2个会馆就拥有近400间商店，如果包括其他大陆商人会馆的商店，其数目估计有上千家。如果包括家眷和从大陆来的亲戚伙计，清代在海口、府城定居从事商业贸易的人口至少也有数千人。
  清代从大陆各地来海南做生意的人，除了在海口、府城落户入籍外，还有不少人在其他州、县城及沿海港口定居，收购、贩运海南各种土特产及经销大陆产品。例如：原籍广东顺德的左兴义，左兴仁兄弟，就是清代来海南文昌经商，后来定居文城内北门，成为左姓入文先祖的；福建莆田人罗健，因经商贸易经广东入琼，后落籍琼山县石九村；广东南海县人孔宏集、孔宏林兄弟，也是明末清初渡琼经商，落籍琼山县大林群上村。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人黄绍余、黄绍荣兄弟也来琼经商而入籍。
  第二节 驻军官兵落籍
  清宣统年间出版的《琼山县志》卷二引清学者黄文裕语：“郡城县城，营居多戎籍。……洪武以来，军士初拨则多苏浙之人；续拨则河之南北；再调则又闽、潮之产。”说明明清从大陆调拨海南的官兵，在府、州、县城营居和落籍者很多。据有关文献资料，清代海南驻军官兵就地落籍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清初原驻琼明军大多落籍海南。
  清朝定都北京后，明朝虽然灭亡了，但广东和海南尚存一部分拥明反清残余势力，继续进行反清斗争达11年之久。这些反清势力当然以明末当地驻军为主力。明时海南卫所有11所，正常驻军有万余人，少也有数千人。从明朝灭亡到清军平定南明政权期间，海南社会动荡不安，兵变连绵，原明朝在琼屯兵，除少数人投降清军外，大部分都逃亡岛内，择地隐居，改行谋生。
  二、清代除有漕运地方仍隶卫所外，其余卫所改隶州县，为民屯，但海南等边疆地区仍有新设屯田。光绪三十八年（1902年）后，因漕米已改海运，清政府下令裁撤屯卫弁丁，并令屯户将所占地亩缴纳地价，报官税契，所其营业。因此，从大陆来海南的原军屯弁丁部分就地落户，变成了交纳地税的农民，有的变成了依附地主豪绅的佃户。
  第三节 渡琼任职定居
  清代从大陆到海南任府、州、县官和卫所军官者很多，仅《琼州府志》记载传略者就有80多人。因清代海南海上交通己较方便，所以任满后大部分调回大陆各地另行任职，致士后也多回故里，但亦有致士或死后子孙落籍者。例如，邱殿章，原籍广东大埔县，乾隆年间由曲江教谕调任儋州学正，后升任琼州府教授，落籍琼山县西厢高坡村（今属海口市城西乡）。其子邱将瓒，举人出身，官任广东电白县教谕；孙邱对欣，进士出身，先后任河北东光县、柏乡县知县，官至知府。杨瓒烈，广东潮州人，乾隆初渡琼主讲苏泉书院，寓居琼山县。成聚，满洲人，宣统年间任琼州镇台①，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成聚仍留在海口，与府海人士交游尚洽，生有一男一女，其子后来改籍琼山。
  此外，清代有不少到海南任职的官员卒于任上，他们的家眷落籍海南。清朝是海南地方官死于任上最多的朝代。据《琼州府志》记载，清代卒于任上的海南地方官就有14位：河南祥符人于有义，顺治四年（1647年）任崖州知州，次年在围剿海寇余党中遇难；广东揭阳人谢谦，康熙年间率水师与海盗激战中战亡；江苏江宁县人董三策，康熙年间任万州游击②，在征讨定安叛黎中中毒箭而死；广东顺德人黄友瓒，率军到崖州征海寇，后又奉命抚黎，中瘴气而病死；安徽芜湖人张奇，顺治六年（1649年）任文昌知县，11年出城征粮，被守城官和海盗勾结劫粮夺印，与弟、次子、仆人同时遇害；安徽宣城县人梅钦，顺治十二年（1655年）任崖州知州，康熙初卒于任上；又安徽宣城县人张凤征，顺治年间任陵水知县，因征黎而死；江苏吴县人金光房，顺治年间任琼山知县，卒于官；浙江山阴县人俞参陛，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任澄迈知县，卒于任上；湖北麻城县人张文豹，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任定安县知县，卒于官；江苏长洲人孟毓蕃，乾隆三十年（1765年）任乐会知县兼署万州，死于乐会；广东南海人劳肿，康熙年间任琼州府教授，卒于任上；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黄绍统，乾隆年间任琼州府教授，上任3年卒于官。按例，府、州、县主要官员一般都带妻儿及至亲随从到任，任职期间死去的官员，除少数较富裕者由家眷护棺回故里之外，有不少都在任职地安葬，家眷也就地落籍定居。
  第四节 疍民落居
  明代至清初，由于连续实行海禁近300年，大陆沿海地区的疍民出海谋生受到很大限制，所以渡琼定居者也较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解除海禁之后，闽粤桂沿海的疍民如出笼之鸟一样，纷纷四处出海觅食，迁琼的疍民日益增多，尤其在海口港附近落居者最多。清乾隆年间，海口白沙门下村是闽粤沿海疍民聚居之地，该村刘、梁二姓原籍广东顺德，周、李二姓则从广东高州迁来，其他各姓是经堪江、安铺、海安等地迁来的，至今不少老年人仍操粤方言的疍家话。清末民初，建“白鸽寮”居住在海口外沙尾、韭菜园沙洲的疍民有四、五十户。居住在海口捕涝旧、新二村有100多户，百分之九十为张姓人，他们的祖先是清代由广东阳江，经吴川、湛江、乌石、硵洲一路沿海岸南下海口，向来舟居水上。海南建省前夕，海口疍民仅捕捞旧、新村和白沙下村等三个村庄，就有近200户、近千人口，中老年人仍操粤方言的疍家话。据有关部门估计，现居海口和三亚港、新村港、新盈港等全岛疍民后裔约近10万人。
  第五节 渡琼避乱官民
  清代从大陆避乱逃难到海南定居谋生比较多的有如下三个时期：
  一、清初为了逃避讨伐南明战乱，不少官民举家渡琼定居。顺治元年清兵占领北京以后，中原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由过去广大农民反对明朝政府和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价级斗争，转化为广大农民和部分汉族官绅和地方反对清朝统治的民族斗争。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清朝和明朝都是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政权，不同的是清朝的统治带有浓厚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色彩。这就使清所进行的战争带有民族征服的性质，而汉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则具有反征服、反奴役的民族斗争性质。清军从入关到占领北京只用了10天时间，但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稳定在全国的统治，却花费了20年。清军除了要镇压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军之外，还要讨伐南方的明朝残余势力南明政权，主要有福王弘光政权、唐王隆武政权、鲁王政权、唐王绍武政权、桂王永历政权、韩王定武政权。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开始进攻南明，5月10日，清军进入南京，福王朱田崧被俘，后被杀于北京。南京弘光政权覆灭后，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浙江绍兴，唐王朱聿健称帝于福建。这两个政权不但不能联合起来，共同抗清，而是为了互争正统地位，相互敌视。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南下，6月连破绍兴、宁波、温州等地，鲁王逃亡海上；8月唐王被清军俘杀。在鲁王、唐王政权相继败亡后，同年11月，唐王弟朱聿粤在广州称帝，改元绍武；桂王朱田榔在肇庆称帝，改元永历。这两个政权也是为了互争正统，形成水火之势。绍武政权只存在40天，就被清军消灭；永历政权在李定国等农民支持下，在广西、湖南、广东、贵州、云南等地转战多年，顺治十六年永历帝因兵败逃入缅甸，永历帝被俘，次年被绞杀于昆明。
  在征讨南明政权的十多年战乱中，为了报复和镇压汉族人民的抗清运动，清政府实行了野蛮的屠城政策。顺治2年4月25日，清豫王多锋攻破扬州城之后“传令尽杀百姓”，被杀人数不下10万。此后，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屠城事件不断发生，著名的有苏州之屠、江阴之屠、嘉定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江西宁都之屠、广州之屠等等。清政府还严历施行民族歧视的“剃发令”。汉族男子的习俗一向是束发，清统治者一定要他们按照满州人的习俗剃发留辫，以此作为顺逆的标志，规定“剃发之令，不遵者斩”③，也就是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而且必须令到10日之内执行。这是对汉人的民族感情和风俗习惯的极大伤害。为了捍卫民族尊严，广大汉人在“头可断，发不可剃”的口号下，展开了悲壮的反剃发斗争，结果是招致了更为残酷的大屠杀。许多地区都是“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四顾郊原，社灶烟冷”④，不少城市“尽皆瓦砾，房屋全无”⑤。为了逃避战乱，大陆不少士民纷纷举家渡海到比较安定的海南岛定居。例如，祖籍福建莆田的詹士贤，明未在广西镇南关任守将，顺治三年（1646年）渡琼避乱，后来落籍文昌县。
  二、太平天国革命期间，江南不少士民为避战乱入琼。道光三十年（1851年）十二月十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农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先后攻桂林、全州，入湖南，经道州、郴州进军长沙，进取岳州（今岳阳）和汉阳、汉口，咸丰二年底（1853年1月）克武昌。接着沿江东下，3月攻克南京，定为都城，命名为“天京”。太平天国革命发展到全国18个省份，坚持斗争长达14年之久，在英、法、美、俄侵略者的支持下，1864年7月天京被清军攻陷，此后太平军余部仍继续坚持奋战了两年多。从道光末至同治初的太平天国革命期间，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民众为避战乱，纷纷渡海入琼谋生。例如，金姓渡琼先祖金光绶、金光耀，原籍江南省上元县（今江苏江宁县），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时，上元县因地处南京南郊，一时社会不宁，兄弟二人便逃难到琼州府当差，后来落籍乐会县城（今属琼海市）。
  三、清朝末年，雷州半岛民众为避盗匪入琼谋生者甚多。两次鸦片战争后，洋枪大批输入中国。道光年间起广东雷州半岛一带的海盗张十五、刘文楷和以后的陈根龙等，活动非常猖獗，他们扎营结寨，抢家劫舍，杀人放火，湛江、廉州、海康、徐闻等地居民都深受其害，十室九空，田地荒芜，民不聊生。因此，当时很多“海北人”纷纷避贼到琼北一带谋生，仅在海口、府城落籍定居者就有数百户。
  此外，清同治六年（1867年），广东恩平、开平等县发生“土客之争”（即粤人与客家人的斗争），事件被平息之后，清政府将数千客家人迁移到海南岛的儋县、临高、澄迈等县的交界地安置。在今儋州市那大镇附件讲客家话的人，大多是这批清代从广东迁来的移民的后裔。
  第六节 大陆移民对海南发展的作用
  一、官兵击溃海寇
  清代撤消海禁和开放琼州口岸后，琼州同大陆和海外的贸易得到很大发展，但也经常受到海寇扰掠。由于当地官员和驻军对海寇注意防范，坚决打击，使海南人民的生产、生活得到应有的保护。例如，康熙中期，海寇杨二联等侵犯儋州时，海南总兵谢谦与琼山知县率兵协剿，设伏突攻大破之，共焚烧海寇巨舰5艘，擒长毛贼27人；直隶宛平（今北京芦高桥一带）人李聘，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任陵水知县，当时海贼陈老大在陵水沿海一带抢掠非常猖獗，李聘与守城把总⑥，策谋如何堵截，切断其柴火和淡水来源，然后派人劝降之；山西曲沃人盖运长，嘉庆十一年（1806年）任澄迈知县，嘉庆十五年海寇乌石二等劫掠石〓、玉抱、麻颜各港，海盗100多只船逼近县城，盖运长募乡勇，请援兵，亲自指挥抵御10多天，海盗不能登岸，最后不得不退逃；江苏昭文县人言尚炜，嘉庆十一年任琼山知县，时值海寇乌石二猖獗地剽掠沿海居民，言尚炜教民团练乡勇，在海边守望防护，并制造数十枝鸟枪发给各绅士，因而有备无患，海寇不敢来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海盗张十五驾船数十艘乘潮突出海口港湾，袭击官兵，掠毁各营师船，器械火药损失不少，官兵败逃，府城告急。后来参将黄广才等紧严防范，终于打败海盗，最后招安张十五。故后人将海口原外沙改称“得胜沙街”。
  二、清统治者的抚黎和征黎
  海南的黎族、苗族先民原来都是居住在沿海平原地区的，后来才被迫逐渐迁入到五指山腹地。这些少数民族迁入海南岛中南部山区后，由于道路不通，州县管理力量薄弱，历代朝廷政令难于深入海南腹地少数民族聚居的僻远山区，使黎苗族处于长期不入版籍、不纳赋税、“不服王化”甚至与官府对抗的状况。清王朝是以少数民族满族为主体统治中国的朝代，它征服和镇压的主要对象是汉族，而对其他少数民族则是采取限制与利用相结合的政策，对海南的黎苗族也是如此。清朝海南地方官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一是将各黎峒编划入州县统治版图，各峒由当地黎首总管、哨官具体管治，既加强了对黎苗地区的统治，使朝廷、官府的政令能深入到山区，又使少数民族能按规定交税纳粮和服役；二是开通山路，便于抚黎，亦方便黎、苗族人民与汉区的交往和商品的流通；三是在黎族地区开设官办学校，培养少数民族人才。据《琼州府志》记载，早在南宋和明代，海南的崖州、昌化、感恩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州县已创办州学、书院和社学，但几乎全是汉族子弟才有机会读书。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任崖州知州的冯如衡（江苏太仓人），拨出官银在崖州城（今三亚市崖城）创办崖州时雍学堂，专收黎童入学读书。他还给各黎峒发布官文，要求催促黎童入学，所需费用由官府垫付，于是黎民感德，纷纷送弟子入学，从此崖州各族人民和睦相处。
  清代琼州将黎族聚居的山区划为州县统治范围，这对官府、对黎民都有一定好处。但专为对付黎族而设的某些统治机构，如在定安县黎区南闾墟设立的太平巡检司，在万州龙滚墟设立的龙滚巡检司，在崖州藤桥墟设立的永宁巡检司，以及光绪十三年（1887年）所设的“抚黎局”，虽然名义上属于州县指挥，但都是御防和镇压黎族人民起义的工具，这些机构的主官都以武臣充任，其驻防兵都属于军队编制，都是以防止和镇压黎族人民为其职责的。清代大部分渡琼官员尽管也为当地各族人民做过一些好事，但不少官员也参与了镇压黎汉人民的反抗斗争。例如，琼州总兵吴启爵，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就率兵镇压陵水熟黎王国臣为首的“叛乱”，俘杀380余人；同年又率兵镇压生黎母葵、母赞等峒黎民的反抗斗争，斩杀黎民10多人。冯子材虽是清末抗法民族英雄，但光绪十二年他曾奉命渡琼进军五指山区，镇压过黎汉人民的起义，在海南专设“抚黎局”，就是根据冯子材的建议而设的，在琼中县摩崖石刻中的“手辟南荒”4字，就是他在镇压黎族人民起义之后写下并令雕刻的。
  三、海南农业手工业和商贸的发展
  清朝是海南岛自然灾害经常发生的年代。据府、县志记载，顺治十年（1653年）、康熙十三年（1674年）、乾隆四年（1739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海南都发生大的风灾和水灾。康熙二十年（1681年）、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道光四年（1824年）、光绪十九年（1893年）和三十二（1906年），海南又发生全岛性的长期旱灾，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有极大影响。渡琼任职的各级官员都积极率领民众抗灾救灾，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如江苏常州人潘思榘，雍正十一年（1733年）任海南巡道⑦，向上级请拨粮食赈灾民，又疏通府城东北面的河道，既有利灌溉农田，又有利商民，受到当地士民赞扬，并将这条河道改称“潘公河”（今称美舍河）。
  清初琼州比大陆虽少受南明战乱的影响，但在大陆打了败仗的兵勇和难民大批涌入琼州，致使琼州社会大乱，乡民四处逃窜。待南明平定后，流亡者逐渐返乡。但原居民较大的房屋多被弁兵所占，田地也被先还乡者占有，全岛田产房屋诉讼积案数千件。顺治十二年（1655年）浙江人朱之光任琼州知府后，不到一个月就决断完这些积案，使数万户琼民得以复业和生产。顺治十三年（1656年），河南浚县人马文骏任会同知县，以招集流亡，恢复生产为第一要务，给耕牛、种子以劝民垦荒，丈量田亩以均粮税。山东历城人张先祖，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知万州，在洪口坡、深坡疏浚河道，灌田数千顷。地方官府的这些举措对恢复和发展海南的农业生产，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清代海南的工业手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当时农村用牛拉石轱辘榨蔗手工制糖的小糖寮遍及全岛，每个小糖寮每昼夜能榨甘蔗几千斤，制赤糖或“糖条”两、三担，全岛一个糖季一般可产“土糖”几万担至10多万担。琼山、文昌、定安、澄迈等地从县城到农村，到处都有用花生、芝麻、海棠或山柚榨油的油坊，尽管这些小糖寮、油坊产量不太高，但除了解决部分农民“自产自销”、“自给自足”之外，每年还有不少糖、油运往海口、供应居民和销往海内外。海口府城地区还出现鞣皮、椰雕、渔具等手工业。清代乾隆年间已在今昌江县金牛岭开始开采铜矿，后因山塌压死人而停业。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儋州西联锡矿由侨兴公司开采，开始每年产矿砂2万多斤。清末，大陆还有不少人来海南投资办实业。如光绪年间，广东电白人李阳春，首先到崖州（今三亚市）投资在熟盐坡开辟盐田晒制生盐，后来许多人也仿效他来投资开辟盐场。从此，榆亚（即崖州榆林三亚）盐业逐渐发展，成为海南当时最大的产盐区。
  清代解除海禁后，大陆商贾渡琼定居者不断增加，这对海南商品贸易的发展促进很大，促使海口逐进形成“商贾络绎，烟火稠密”的商埠。不仅大陆各地客商在海口组织起各种会馆，岛内各地商人也纷纷组建起会馆。例如，康熙年间，由琼山、定安、澄迈等地经营牛皮业的商人建立起敖峰会馆；嘉庆年间，文昌商人也在海口建立文昌会馆。海南的商人不仅与大陆沿海各地的贸易频繁，而且与日本和南洋各国的贸易也非常可观。据希尔特氏引1826年出版的《亚细亚杂志》“海南岛”一文中所载：“当19世纪初叶，每年由海南开赴暹罗（今泰国）的民船不下40只；开赴交趾支那南部的有25只；开赴东京和交趾北部（今越南北郭）的通常有50只。船的载重量有100吨至159吨，这种从事外国贸易的船，虽然是小型，但为数甚多。”另据《海北杂录》记载，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海口“每年九、十月间，有大海波渡（头猛大帆船）十余艘（由北海）载镬瓦、瓦器往新加坡，近则载洋药回琼州，然后渡船及轮船回广州岸者。”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增加开放琼州为商埠，允许英国在琼设领事馆。后来又在海口设洋海关，规定关税值5％，子口税值2.5％。于是外轮和洋货如潮水般涌进海南，一时对海南薄弱的家庭工业、手工业、商业和海运外贸业都有极大的冲击，有的甚至倒闭破产。但用辩证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来看，从长远和总体来看，这对海南是利大于弊或利多弊少的。例如，按琼海关报告：光绪二年（1876年），由印度输入琼州的棉纺仅39担，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输入则跃增至17184担，增长440倍，这对海南棉、麻种植业和纺纱业有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但可使海南更多的人转向织布业，促进海南织布业成倍地增长。又如，光绪八年（1882年）石油输入琼州为6980加仑，光绪十六年（1890年）增至491540加仑，增长70倍，这对海南的榨油业有较大的冲击，但随着石油输入的增加，逐渐改变了海南人世世代代以来用海棠油、花生油点灯照明的生活习惯，改用煤油照明，这对当时来说无疑是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省下的花生油还可供人吃用，对花生的种植和榨油业几乎没有影响。此外，据琼海关的报告，开放琼州（海口）为外国通商口岸后，外轮输出的海南产货物如沙糖、瓜子、花生、槟榔子、芝麻、土布、兽皮、生猪、牛、烟草、麻布袋、篙袋、高良姜等日趋增加，海关税收入也大量增加，这对海南的开发建设和发展生产是大有益处的。
  四、海南文化教育发展
  清朝虽然是满族人统治的朝代，但自皇太极登位后，陆续沿袭明制，开科举，重用汉官和汉族知识分子。与元朝有所不同，清朝琼州道、府、州、县的主官极少有满族人，大多是汉官，这些汉官又多是进士、文人出身。据不完全统治，清朝从大陆到海南任职的进士就有40多人。
  由于清代琼州地方官员多为进士、举人等文人但任，因此他们比较重视文化教育事业，重视创办学校，注意培养当地人才。据《琼州府志》、《琼山县志》记载，清代琼山县除了创办数十间社学、义学之外，还先后办有25间书院。其中海内外知名的琼台书院，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由雷琼巡道焦映汉（陕西武功县人）创建；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分巡道德庆重修；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督学⑧傅棠捐助经费洋银400元，二十五年（1820年）巡道费丙章（浙江仁和县人）倡率官绅捐集洋银5000余元扩建；道光五年（1825年）巡道周鸣銮（山东单县人）复倡官绅捐银4000两，七年（1827年）巡道喻溥（湖北黄梅人）又捐俸钱400千文葺修或扩建。位于现五公祠的苏泉书院，于乾隆十年（1745年）由琼州知府于霈和琼山知县杨宗秉因二苏祠（苏轼、苏过）捐资修建，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巡道陈用敷、知府萧应植、同知陈景埙率官绅重建，不久又倒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知府叶汝兰倡率官绅重建，嘉庆十四年（1809年）知府张增重修改称东坡书院。位于今秀英村的乐古书院，是清道光七年（1827年）当地廪生陈瀛、柯拨萃等捐建，但知府曹祥、知县钱万选拨每年监批钱40千文为其聘请教师和修补之用。位于今琼山市美安镇的鹊峰书院，是清光绪年间（1875—1907年）雷琼道捐廉并令琼山、澄迈两县绅民同建。除了以上几间书院外，清代琼山县还有桐墩书院、同文书院、奇甸书院、西洲书院、石湖书院、崇文书院、粟泉书院（以上为明代始建，清代仍办）、瀛海书院、海门书院、珠崖书院、鹊峰书院、翰香书院、环江书院、炳文书院、开文书院、研经书院、应元书院、凌宵书院、东山书院、月湖书院等。
  在《琼州府志》中，也有许多渡琼官员重学育才的记载。例如：顺治十三年（1656年），澄迈知县吴〓（浙江乌程人）重修县学宫；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浙江山阴人俞参陛任澄迈知县时，又创立义学；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湖北麻城人张文豹担任定安知县后，修茸文庙，建义学，设义田，修县志；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河北河间县人贾棠任琼州府学正⑨，捐俸修学宫，辑府志；高魁标，河北沧州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任澄迈知县，创建南离社学，保修城垣、学宫、纂修县志；樊庶，江苏扬州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任临高知县，修建孔庙，建正学讲堂，建义学，首创修成《临高县志》；王贽，河北新安县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任琼山知县，捐俸修学宫，建文峰塔，文昌祠，始修县志；宗思圣，顺天（今北京）大兴县人，雍正五年（1727年）任琼州知府，修整文明楼；应上苑，江西宜黄进士，雍正七年（1729年）任万州知州，改旧所置为义学；何齐圣，江西金谿县进士，雍正八年（1730年）任乐会知县，为造就人才而创建书院；枝华，贵州都匀进士，乾隆十年（1745年）任崖州知州，立义学，以陶成士类；彭云际，广东海丰县人，任万州学正，与州人重修明伦堂，新建学宫；席绍葆，江苏长洲人，乾隆十六年（1751年）任万州知州，议建万安书院；江炯，安徽歙县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任乐会县知县，留心学校，增设书院。康熙三十七年（1688年），文教落后的感思县知县姜焯以振兴本县文教为己任，设义学于圣宫，捐俸延聘名士教育学子，凡就读者免其杂差，当时就学者有40多人，3年后科考，本县就有8人考中秀才。清代该县就出拨贡、岁贡共184名，在县内外任官者就有35人，其中佛罗峒陈峻琚是福建候选知县，其儿子陈德润曾任广州越秀书院掌教；欧秀钟、高耀元都曾任直隶州崖州州判⑩。
  由于清代地方官员重视文教，全岛各州、县办的各类学校很多，道、府、州、县的官员还经常亲自到学校讲课，因此清代海南出的人才也很多。终清一代，海南人考中进士有31人（见附录四），还有187人中举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定安县人张岳崧考中一甲第三名，是海南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探花。海南出生的进士、举人，除了有不少人在朝廷任职之外，还有很多人在全国各省的府、州、县任职，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清朝海南中进士人数比明朝减少，并非说明海南科举和学校教育的衰退，因为南方各省（浙江、福建、江西、湖广、广东等）情况都是如此。以历代全国科举中进士人数最多的福建莆田县为例，明代全莆田中进士人数达530人之多（不含武进士），而清代该县只有57人中文进士，仅占明代中进士总人数的九分之一（见1994年版《莆田县志》1095—1099页）。造成这种状况有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民族政策制度等多方面原因，要从各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单从数字的简单对比下结论是片面的。清朝是人口极少的少数民族满洲人对全国的统治，汉人普遍有反清情绪，很多汉族人士不想为清廷效力，参加会试的积极性不高，有的中进士后甚至不愿出仕（海南的黄河清、郑天章等人就是如此）。清朝虽然承袭明朝科举制度，但清代的科举考试的某些制度比明代有较大调整，如清初在科举中增加了八旗科，考试的内容、场次不仅与汉人科举不同，而且在八旗内部（即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之间）也有区别，南方各省录取进士的名额比明代有所减少。明朝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实行科举，到永乐十九年（1412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前的半个世纪中，全国学子都到南京参加会试，这对海南学子较为方便有利。而清代海南人要到北京参加会试和殿试，路程比南京远，交通不便，盘缠、费用增加不少，贫苦学子负担不起，加上终清一代，南方反清复明的起义斗争连绵不断，清末反对科举和要求废除科举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参加会试的人越来越少。尽管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下诏废除科举制度，但海南人王云清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后，海南已几乎无人参加会试了。因此，清代海南中进士的人数比明代少，这是很自然的事。
  第七节 清代海南向海外移民增多
  海南人的大部分祖先是从闽粤江浙东南沿海一带迁徙而来的。自古以来，沿海地区的人经常与海打交道，捕鱼也好，贸易也好，到过的地方最多最远，见多识广，较少保守思想，不太满足现状，富有开拓创业精神，可以四海为家，加上沿海地区海上交通方便，迁移到别的地区、别的国家谋生、定居也比较容易。历代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开阔了海南人的眼界，清代向海外移民越来越多。
  一、清前期琼山帆船队出洋谋生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废除了市舶制度，设立江、浙、闽、粤海关，粤海关下设置7处总关，海口总关就是其中一个。当时海口总关的对外贸易往来比较兴旺。海外贸易的发展，对海南人出洋谋生有极大促进作用。特别是明末1641年，琼山旧圩村、儒林村渔民林树华、陈道裨等人成功驾舟到越南芽庄定居的故事，使当地渔民受到极大鼓舞，千方百计要造船去番谋生。旧圩村的饶昭聪、陈贵仁请工人造船，用三、四年的时间造了两艘排水量200担的帆船，设置罗盘，他们自己当水手，请了有经验的船公，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10月从龙尾头港扬帆出海，向南航行，同海洋风浪搏斗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暹罗（泰国）南部洛坤府的北汶浪港。接着，他们这两艘船在泰国和新加坡之间从事运输，从北汶浪港装运暹米、柚木往新加坡，又从新加坡装载各种工业品返回泰国。一年往返四五回，赚了很多钱。次年，这两艘帆船满载暹米、柚木和各种布料返回海南乡里，曾轰动了一时。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当地出现了出洋热潮。琼山县的演海、演丰、三江、大致坡一带的农民，背着简单的行李，离乡别井，乘上排水量有300担的三桅帆船出洋谋生，每年出洋的乡民近千人。演海乡北港村是琼州大地震时形成的小岛屿，没有多少耕地，全村人全靠捕鱼为生。该村的饶新孝乘帆船到越南定居后发了大财，造了18艘帆船组成帆船队，每年冬至前后开往越南、新加坡、暹罗等国，至次年四五月才由各埠返回原港停泊。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帆船队发展到72艘三桅大帆船。琼山县东营、演海、演丰、三江、大致坡一带的乡民，每年都有3000多人到龙尾头港乘帆船去南洋谋生。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琼侨人数多达10多万人，仅道光三至四年（1823—1824年），迁居海外的海南人达万人以上⑪。
  随着各国琼侨不断增多，为了互相联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在侨居地谋生存和发展，因此不少琼侨先贤邀集侨居地附近同乡，按照海南农村的传统习惯，按地域、姓氏或行业，先后建起神庙、宗祠、公所、同乡会、公会、会馆、协会等社团组织。从这些社团创建的时间、规模和创建人的组成，可以看出当时海南人出洋的情况和侨居地的慨况。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琼侨在侨居地创建的社团组织有：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琼府会馆，于道光三年（1823年）由韩满翼、苏合利、陈德成、郑世发等琼侨发起，有80多位同乡捐资兴建。泰国京都三清水尾圣娘庙，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马来西亚登嘉楼水尾圣娘庙，于道光年间（1821—1850年）由琼侨翁邦玺出钱兴建，原来是一间以椰树当桩、茅草盖顶的茅屋，是海南各地同乡到丁州来的临时安身住所，最初海南人称为“公司厝”（类似观在的招待所），后来安了一尊神像供奉，便取名为“水尾圣娘庙”。
  在鸦片战争结束之前，由于清政府海禁很严，有偷渡外洋者，以私通外国论，查获必被官府严办，所以出洋谋生者只能驾驶渔船或偷偷搭乘运输贸易的货船出国。早期出国的海南移民，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家庭贫困，由青壮男子单身出洋，配偶留在家里，他们的最高愿望是在侨居地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或者从事小本经营活动，储蓄点钱寄回老家解决家人的生活困难，等积攒一定钱财后，便回家乡休息一段时间再回侨居地，直到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才回到故里养老送终。所以最初出洋的人还不是太多，定居繁衍后代的人，也不是太多。象琼山县演海乡出洋船队这样的事例，还是极个别的。
  二、清代海南人第一次向南洋移民高潮
  根据海南重要侨乡文昌、琼山、琼海、万宁等市县部分姓氏族谱的研究，以及岛内和琼侨各侨居国的海南同乡会馆、各姓宗亲会的史料分析，清代海南全岛性的成批成批地向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移民，主要有两个时期、两次高潮。
  第一次移民高潮是在19世纪中叶。这次移民高潮的政治原因，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后，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海禁逐渐被解除，容许向海外移民。特别是咸丰八年（1858年）清政府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琼州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因此海南船只到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活动越来越频繁，定居各国谋生的海南人也越来越多。
  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来说，1814年2月6日新加坡诞生升起英国旗时，岛上只有150人，其中只有30人是中国人，其余都是柔佛帝国天孟公的马来随从。1842年之后，才有大量海南人移居新加坡。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为了互通信息，互相照顾，清咸丰四年（1854年），琼侨韩旺彝（又名韩亚二）、王志德等人才在新加坡召集同乡开会（一说1857年11月24日），议决组织琼州会馆，并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买下马拉巴街6号3间相连的房子，作为同乡联络中心，馆内设天后宫，所以新加坡琼州会馆和天后宫一直是“二位一体”的组织。到1869年，在马六甲的海南移民也成立了琼州会馆，同年太平琼州会馆也创立，槟城琼州会馆也在1870年以前成立。由于南洋各国各地区有了琼州会馆的照顾以及提供棲身之地与介绍工作等，19世纪中期海南各地到南洋谋生和定居的人更多了。根据海南《文氏族谱》记载：文氏潮港派36世文大行的儿子文振声，生于道光二年（1822年），往番；文大英长子文振荣，生于道光五年（1825年），往番卒；文大德子文振义，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往番卒；文大英三子文振华，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客番卒；文大选四子文振浩，生于道光十六年（1837年），往番卒；还有四房六合派三十五世的文宗祖三子文大杰，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往番卒，等等。这些出生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姓人，族谱内虽然没有写明他们何年何月“去番”，但估计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时离乡的，国此可以断定他们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南第一个移民高潮时迁居海外的。
  泰国琼州公所（今泰国海南会馆前身）的主要创建人和主要负责人云崇对，字策臣，也是十九世纪中叶赴泰国谋生的。云崇对1840年出生于文昌龙马乡新村，20岁左右（即1860年左右）赴泰国谋生，是旅泰琼侨杰出侨领。在泰育有5男：长子云茂修（字竹亭），1883年生，曾任泰国海南会馆第1至第7届理事长，在暹罗加入中国同盟会，倾家支持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次子云茂伦，追随孙中山革命，推翻帝制，名留青史；三子云茂保历任泰国外交部长、财政部长、枢密院大臣等职；四子云茂俊为泰味音公司总经理；幼子云茂杰曾任泰国外交部次长。云茂修的长子云逢本曾任泰国预算局局长等职；次子云逢凉曾任泰国外交部司长等职；幼子云逢松曾任泰国财政部长等要职。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发起成立泰国琼州公所，除了云策臣外，还有早期到泰国谋生事业有成就的陈元国、韩连翼、杨日茂、吴安修等海南人。
  林文英（字格兰）的父亲林开伦，文昌清澜世坑村人，也是十九世纪中叶到泰国谋生，具有爱国爱乡思想。1873年林文英出生于暹罗，1903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1914年被捕，在府城英勇就义。
  三、清代海南人第二次向南洋移民高潮
  过去清政府奉行“海禁”政策，明文规定偷出洋者，归来必严办，因此偷渡出洋者甚少。到了光绪十九年（1893年），清政府颁布法令规定：“除华侨海禁，自今商民在外洋，无向久暂，概许回国治生置业，其经商出洋亦听之。”这实际上就是明令允许华侨出国回国经商办实业自由。加上当时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正在大量开垦荒地，发展橡胶种植；马来半岛也大量开采锡矿，需要大量劳工，当地劳力供不应求，需要大量外来劳工。这对海南穷苦农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通过华侨、归侨、侨眷与各种亲戚邻里挈引关系，海南出洋人数大量增加。从1875年至1898年的23年间，通过海关检查客运出洋的海南人就有244700人。福建永泰人力钧于1891年到东南亚游历，写了一本《槟榔屿志略》，书中记载：光绪十年（1881年），“居槟榔屿者，计海南人二千一百二十八。其居威烈斯烈者，海南人三百八十二。”到20世纪初直至清亡，海南出洋谋生的人逐年增多。据琼洋海关的调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每年到新加坡和曼谷的海南人，都比从这两地返琼的人多，对比可见留居南洋的人多（下表含部分雷州半岛人）。
  这一时期到外国当劳工者，大部分是受骗上当甚至是被捉去卖的“猪仔”。清光绪年间，海口关部前、新兴街一带，就有几处“猪仔栏”，都是法国驻海口领事的狗腿子阿六开设的。阿六原来是湛江赤坎的二流子、天主教徒，因在赤坎干尽坏事，站不住脚，便逃避来海口，结识了当时法国驻海口领事。法国领事便支持他在海口开设几间“小客栈”，作为“招收”各地工人住宿的地方。他利用全岛各地的地痞，花言巧语吹捧外国如何好，将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骗到海口来，关进“小客栈”，成为猪仔栏里的“猪仔”，再没有行动自由。这些招收拐骗来的大批农民要订立契约（劳工合同），工作期限分为3年、5年、10年三种，并先付安家费光洋3元、10元、20元不等。“猪仔贩子”将他们剃光头，编成组，分别在胸前挂上编号，关在“客栈”里，待船期一到，便把他们绑架上轮船运往香港，由贩卖“猪仔”的“琼源号”负责收集和输往南洋各地。
  海南契约劳工（“猪仔”）在贩运过程中是极其悲惨的。外国船主为了多赚钱，往往超载，船仓又挤又脏又臭，船小人挤，晕船呕吐，疾病传染，常有“猪仔”途中死亡。据《琼州府志》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海南帆船载来‘猪仔’数十名，不肯登岸。林阿八（猪仔贩子）亦曾请荷兵在船弹毙十余名。”另据《新加坡共和国琼人工商业志》载，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一日，运“猪仔”的帆船“昌利”号，由文昌县缝头村偷运250名“猪仔”至新加坡，其中有幼童10多名，幼女6名，在途中有2名“猪仔”不听约束，竟被“猪仔”头杀死砍碎，一片片地投入海中。
  海南劳工在马来西亚主要从事种植园劳动，一部分在矿山劳作。1860年初，柔佛有12000多个甘蜜胡椒园和15000名“猪仔”，多数是从海南和潮州来的“新客”。陈翰生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五辑中说，马六甲“有大批由海南岛帆船载来的赊单客人入境，转往附近各地的西米和甘蔗种植园去做工”，从1888年和1890年，马六甲的海南赊单客人将近1万人。廿世纪初，“住在马来联邦的海南人，差不多一半都是在橡胶园工作。海南人约有1万。”而清代“交趾（今越南北部）之金矿、银矿及铁矿，皆为中国人经营。矿工约1万至3万，多为海南人、福建人及江南人。”⑪柬埔寨“胡椒的种植是十九世纪中叶由中国的海南岛人传入气候适宜的贡不省的，耕作方法是中国式的——在田埂上插枝、压条、除草、灌水、施肥、培土等，熟炼的工人都是海南人。”。海南各姓谱牒都有不少有关本姓去番谋生人员的记载，亦可从一个侧面看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海南人出洋的情况。据《万州夏氏族谱》记载：芳市村纪公派十四世夏传圣次子夏经珑，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出洋；水边村登选公后十六世夏会友次子夏孝亲，生于同治九年（1870年），出南洋卒，葬南洋；周村登选公后绣公支派十四世夏传福次子夏经进，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出洋，不知所踪；潮港村纪公派十四世夏传材次子夏经隆，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去番；周村纪公派十四世夏顺长子夏经璟，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幼出洋亡，等等。上述万宁夏氏的夏经珑、夏孝亲、夏经进、夏经隆、夏经璟等人，都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出洋的时间估计是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可能性最大。十九世纪末至清亡，出洋而成就较显著的知名琼侨很多。例如：
  王绍经（1860—1939年），琼海市温泉镇石角边沟人，因家庭生活困难于光绪十年（1884年）搭船到新加坡，最初靠挑蒌叶卖过活，后来到马来西亚开土杂货店和经营煤油生意，积累了一定资本后，便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购橡胶园和房屋，经营房地产开发，用自己的名字在新加坡建起一条“绍经街”，另一条“桂兰街”除了几间广东人开的店铺不肯出卖外，其余全归他经营，跃居当时新加坡12位富商之一。曾任琼崖王氏宗祠首任总理、新加坡琼州会馆主席。
  何麟书（1981—1934），琼海市朝阳乡南盈村人，光绪四年（1878年）刚结婚便到马来西亚谋生，当过餐馆杂工、刈胶工，积累了不少植胶技术。1906年，集资5000银元，在乐会县（今属琼海市）崇文乡创办中国第一家橡胶公司——琼安公司，冲破封锁从马来西亚偷运5000多株橡胶树苗回海南，建成海南第一个面积达200多亩的橡胶园。
  陈传统（1882—1948），清光绪八年（1882年）出生于今文昌迈号镇高山村，因母早逝，1888年他7岁时被姑父带到马来西亚，在姑父开的“大树酒店”里当洗碗工。他的姑父去世后，“大树酒店”便由他全部继承经营。他还经营橡胶、椰干、钱庄、汽水厂等。陈传统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回家乡文昌县买店铺和地皮，开办发电厂。他是马来西亚陈家祠”的创始人和终身名誉族长。
  黄登科（1867—1949），同治六年（1867年）出生于琼海市福田镇，光绪年间，曾任京官，后被清政府派驻新加坡为副领事，除任官职外，还在新加坡经营黄梨厂和橡胶生意。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他奉慈禧太后圣旨从新加坡运木桐回北京建宫殿。后黄登科因见清政府腐败，便定居新加坡，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起追随孙中山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
  邢谷宝（1870—1938），出生于文昌县南阳镇牛花田村。13岁赴马六甲谋生，16岁迁居马来亚老港。最初以捕鱼为业，后以舢板载客、载货来往于马六甲、新加坡与老港之间。几年后重点经营种植业，成为琼人在马来西亚经营胶园之佼佼者。曾先后捐资兴建文昌县立中学教室、琼海中学（今海南中学）宿舍和南阳小学图书馆等。
  钟锦泉（1868—1961），越南华侨商人，知名侨领，祖籍琼山灵山镇同福村。1888年随父赴越南海防市谋生。初打工，继作华侨商行报关员，1895年任东方汇理银行经理，兼营父亲的中西餐厅、旅游、航海等业，成为当地闻名的华侨商人和侨领，当选为海防市参议院议员。1907年在河内结识孙中山，积极发动华侨捐款和购买武器运回国，支持辛亥革命。与康有为的关系也密切，在康流亡越南时曾给予接济。1910年其父病故，次年在家乡灵山建“敦笃亭”，康有为题写亭名。
  王兆松（1873—1956），吉隆坡侨领。文昌冠南义门村人，13岁随乡人赴沙劳越谋生，后定居巴生，经营鱼类生意。1904年兼营酒吧、餐馆，并曾任英商辖典目冰块公司总代理。后任吉隆坡琼州会馆总理、中华总商会董事等社会职务。1935年曾捐光洋1万元在文昌中学建兆松楼1座，又捐资在冠南小学内建兆松楼1座。抗日战争初期，曾积极发动侨胞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捐国币4000元和棉毡、卫生衣、背心、毛巾等各1500件，受到冯白驹总队长致函感谢。
  冯尔和（1885—1967），泰华著名侨领。出生于文昌抱罗镇东苑村，13岁赴新加坡当佣工，18岁入德国药房当学徒，后入汇丰银行工作。当时孙中山抵泰号召革命，尔和便加入同盟会。30岁时自创冯尔和药房，一面经商，一面赞助革命。抗日战争期间，回国参加抗日救国工作。战后重返泰国，历任中华总商会主席、暹华救济祖国粮荒委员会理事长等职。
  郭云龙，文昌县南阳镇美丹村人。清光绪年间赴马来亚谋生，搞种植业取得巨大成就，为马来亚著名种植家、企业家。其子郭巨川、郭新（字镜川）都承父业，均是马来亚著名侨领、种值家。郭巨川，1876年出生，壮年时奉父之命赴马来西亚协助搞种埴业。1907年，奉父命捐500光洋创建迈种小学；1925年，花4000余元订购四库全书一套赠给文昌县图书馆，还和弟弟镜川捐银17000元给文昌中学兴建“郭云龙礼堂”及2座教室。郭新，1886年出生，幼年随父去马来亚，不久回国读书，并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曾任钦州厘金局会办。不久因父云龙去世，应兄巨川之召，去马来亚继承父业。历任南洋英属琼州会馆联合会主席、马来西亚新加坡琼州会馆联合会主席、新加坡广东会馆会长、马六甲琼州会馆主席等职。
  黄有鸾（1892—1964），泰国著名侨领、企业家。1892年出生于文昌县抱罗镇大位村，7岁丧母，8岁丧父，10岁时由姐夫带去泰国半工半读。先后在泰京药行工作，后与侨商冯尔和、沈明吉合资经营大药行，又集巨资承接英国金蛇大药行全部产业，并扩大经营范围。抗日战争期间，发起组织志愿救护队，携带大批药品回国服务，任泰华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经常携带药品到前线阵地抢救伤兵难民。战后重返泰国。历任中华总商会执委、海南会馆副理事长、华侨职工会理事长、华侨西药总会理事长等职。
  符福临（1867—1936），生于文昌县抱罗镇茂山园村，1900年前后赴泰国谋生。先后在曼谷从事木行、建筑、造船、民信局、布匹、火锯厂等工商业。又在星洲、香港、广东汕头等开设木行，事业不断发达，成为泰国著名华侨工商业家。历任泰国中华总商会财政、泰京天华医院总理等职。
  欧巨隆，1890年出生于文昌文教大良亩村。1904年赴泰国谋生，当过锯木厂伙计，后买了一只小木船沿着湄公河做小商贩。其儿子欧宗清在泰国出生，当过缝纫工，又先后给七、八家公司当过14年推销员。1972年成立泰国人造花公会，成为“人造花大王”。后又向房地产业发展，挤身于泰国房地产巨子之列，成为泰国大富豪和欧氏世界首富。历任泰国海南会馆两届理事长，并荣任第七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主席。
  许文锦，祖籍文昌市锦山镇里龙村，清末赴泰国谋生，侨居泰北宋加洛府经商，领导创办耀华学校（今光华学校）。儿子许环南，1914年生于泰国，父病逝后主持父业。后在夫人陈玉花协助下，创办迈泰火锯、泰密火锯、金林木业有限公司、丰林木业公司等，自任总经理，并被任为官商合营的那空沙旺森林业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创业置产甚多，遂有“森林业之王”之称。
  陈邦祥，1889年出生于文昌县公坡镇，1906年赴泰国谋生。初习做木工，被当时旅泰锡矿殷商詹家丰赏识，选为女婿，并为其得力助手。后自立门户专营锡矿，财源广进，又创建2间机器厂，并大量购置胶园、果园、房屋、地产等，成为泰国南部琼侨中工商业巨子。曾任高吧埠琼州会馆理事长。
  符世晨，1895年生于文昌县文教镇宝陵村，1910年16岁时到高棉（今柬埔寨）谋生，初为胡椒园工人。后赴泰北榄坡埠从事锯木厂，不久兼营土产。1954年将锯木厂改建扩充为机械化的火锯有限公司，事业不断发展。共育7男2女，分别服务于军、警、政、医、学、商各界。
  注：
  ①镇台是清代总兵的别称。清代总兵为绿营兵的高级武官，受提督节制，掌理本镇军务，又称为总镇。
  ②游击，官名。清代绿营兵军官，职位次于参将，分领营兵。
  ③《清世祖实录》卷二九。
  ④《皇清奏议》卷一，《痛陈民苦疏》；《中国历代奏议大典》卷四，第27页。
  ⑤《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86页。
  ⑥把总，武官名。清代绿营兵军制，设直镇、协、营、汛等各级编制，把总为分领一汛之长官，相当于今之连长。
  ⑦巡道，为清代官署名，其长官称道员，为正四品官。巡道负责分巡某一区域，主要管刑狱案件。自乾隆18年（1753年）专设巡道和守道，道员改为实官后，多加兵备衔，管辖府、州，节制境内都司（绿营兵军官，职位次于游击）以下武职官员，成为省以下、府州以上的高级行政长官。
  ⑧督学，官名。全称为“督学使者”，亦称学政。清代中叶以后，由朝廷派往各省，按期至所属各府、厅考试童生及生员；其人选皆从侍郎、京堂、翰林、科道及部属等官中由进士出身者简派，三年一任。不问本人官阶大小，在充任督学（学政）期间，与总督、巡抚平行。光绪32年（1906年）改为提学使。
  ⑨学正，学官名。清代在诸府、州学置学正，掌教育所属生员，为正八品官。
  ⑩州判，官名。清代改明代各州的判官为州判，为知州的佐官，从七品，与州同分掌督粮、缉捕、江海防务和水利等。
  ⑪见1999年新版《琼山县志》第二十一编《侨务外事》第669页；2001年2月26日《海南日报》第6版《丝路连湾湾，渊源古来深——古代海南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与交往》。
  ⑫见陈输生主编的《华工出国资料汇编》第一辑“中国官方文书”选辑一第249页。

注： ①镇台是清代总兵的别称。清代总兵为绿营兵的高级武官，受提督节制，掌理本镇军务，又称为总镇。 ②游击，官名。清代绿营兵军官，职位次于参将，分领营兵。 ③《清世祖实录》卷二九。 ④《皇清奏议》卷一，《痛陈民苦疏》；《中国历代奏议大典》卷四，第27页。 ⑤《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86页。 ⑥把总，武官名。清代绿营兵军制，设直镇、协、营、汛等各级编制，把总为分领一汛之长官，相当于今之连长。 ⑦巡道，为清代官署名，其长官称道员，为正四品官。巡道负责分巡某一区域，主要管刑狱案件。自乾隆18年（1753年）专设巡道和守道，道员改为实官后，多加兵备衔，管辖府、州，节制境内都司（绿营兵军官，职位次于游击）以下武职官员，成为省以下、府州以上的高级行政长官。 ⑧督学，官名。全称为“督学使者”，亦称学政。清代中叶以后，由朝廷派往各省，按期至所属各府、厅考试童生及生员；其人选皆从侍郎、京堂、翰林、科道及部属等官中由进士出身者简派，三年一任。不问本人官阶大小，在充任督学（学政）期间，与总督、巡抚平行。光绪32年（1906年）改为提学使。 ⑨学正，学官名。清代在诸府、州学置学正，掌教育所属生员，为正八品官。 ⑩州判，官名。清代改明代各州的判官为州判，为知州的佐官，从七品，与州同分掌督粮、缉捕、江海防务和水利等。 ⑪见1999年新版《琼山县志》第二十一编《侨务外事》第669页；2001年2月26日《海南日报》第6版《丝路连湾湾，渊源古来深——古代海南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与交往》。 ⑫见陈输生主编的《华工出国资料汇编》第一辑“中国官方文书”选辑一第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