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明征南将军廖永忠、副将军朱亮祖率舟师（水军）由海道取广东诸郡。12月令随军南征的严州（今浙江建德、淳安、桐庐境）指挥耿天璧统军征海南，攻克儋州、万安等城，击败乐会小踢峒长王官泰，招黎人归化，海南诸州县皆降附，于是开始了明王朝对海南岛的统治。明朝从1368年建国，至1644年灭亡，共历16帝、277年。
  明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对地方行政做了必要的调整，海南也是如此。洪武二年（1369年），改琼州乾宁安抚司为琼州，并改吉阳军为崖州，南宁军为儋州，万安军为万州。洪武三年（1370年），升琼州为府，统辖儋、崖、万3州13县。正统五年（1440年）后领3州10县，并领南海诸群岛。同年，琼州府由原属广西行中书省改归广东布政使司①管辖。这不仅是海南行政区划沿革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海南社会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从此，广东人以及闽、浙人经广东迁入海南者日益增多。据明靖《广东通志》卷21记载，明代海南的大陆移民增至337000多人。
  第一节 渡琼任官和贬官落籍者
  明朝是大陆官员过琼任职最多的朝代。《琼州府志》记载过琼任职的官员（含贬官）就有210多人。明朝从大陆各地到琼任职，致士后就地落籍之多，仅次于宋代。例如：
  戴彦则，原任广东番禺知县，明洪武初迁琼任万州知州，御职后举家落籍琼山府城。
  赵谦，淅江余姚县人，世称考古先生，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由国子监典簿谪任琼山县教谕，对海南人文崛起贡献极大，洪武二十八病逝，其后裔落居府城东南郊。
  杨乃文，福建莆田人，元末在广东任官，明洪武二年（1369年）奉命渡琼任职，后来落籍会同县。
  肖恒，江西泰和人，明景泰年间（1450—1456年）渡琼任琼州府教授，任满落居琼山府城。
  徐祥，原籍浙江常山县，明代其父渡琼任万州税课分局，徐祥出生仅半个月父亲便去世，母子俩落籍万宁县。永乐十六年（1418年）徐祥中进士，任安徽歙县知县。
  蒋廷芳，祖籍福建莆田县，明代渡琼任澄迈县教谕，其子蒋鼎贤，官至儋州知州，任满父子落籍琼山丰华都二图。
  方士斌，福建莆田县人，进士出身，正德六年（1509年）渡琼任琼州知府，任满与四弟方士德落籍琼山县。
  江武，福建莆田人，明洪武年间渡琼任琼山县教谕，任满合家落籍琼山县。
  詹祥，原籍广西灵川县，弘治年间（1488—1505年）渡琼任文昌知县，任满落居文昌县。
  伍宗德，福建莆田县人，景泰年间（1450—1456年）渡琼任琼州府学教授（一说任文昌教谕），任满落居琼山县府城甘蔗园村（一说落籍文昌县）。
  肖崇礼，祖籍福建长乐县，嘉靖年间渡琼任文昌县主簿，任满落籍文昌县清澜。
  范大惇，福建莆田人，明代渡琼任文昌县主簿，任满后落居文昌县良亩村。
  潭鸿新，祖籍广东顺德县，明代渡琼任会同县教谕，任满落居会同县城（今琼海市塔洋镇）。
  明代除了许多到琼任职的官员任满落籍海南之外，还有不少被贬来琼的官员也就地落籍。例如：
  康，湖北蕲春县人，洪武中袭父茂才职任指挥使。洪武二十年（1387年），康因罪携全家人到海南卫安置，后落籍琼山县官隆（今潭文镇）。
  薛能，原籍安徽无为县人，其父薛祥洪武年间曾二任工部尚书，后获罪致死。薛祥的儿子薛能等四兄弟被充军到海南卫，后落籍琼山府城。薛能之子薛远正统七年（1442年）中进士，历任明户部侍郎、工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职。
  殷普连，明朝在大陆任官，被贬入琼，后定居万宁县窝仔村。
  第二节 避乱入琼谋生者
  明朝的战乱主要有明初的“靖难之变”②，明朝中期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刘通、李原起义和刘六、刘七等农民起义，以及明末历时18年的农民大起义。明代的连绵战乱，使大陆许多士民逃入海南岛避难谋生。例如：
  徐辉，明太祖朱元璋时任官。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后，以皇太孙朱允炆继帝位（即明惠帝），年号建文，用齐秦、黄子澄的计划削藩，以加强中央集权。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隶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靖难，各地也叛乱起兵。徐辉不愿意参加平息叛乱，因此失去官位爵位。先是避乱逃到福建莆田县，不久又与儿子徐迁鼎等全家人渡琼，定居于琼山县北洋地下沟村。
  明洪武五年（1372年），元代雷州太守邓弼4个曾孙邓仲仁、邓仲义、邓仲礼、邓仲智等，为避乱相率由雷州渡琼州，分别落籍定安和澄迈县。
  沈翥者，明代曾在广西任官，后避乱渡琼，落籍琼山县府城甘蔗园村。
  彭元钜，原籍江西吉水县，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年）避乱渡琼，落居文昌县城。
  钟迟，江西庐陵县人，其父曾任文昌县仓大使③，后来其父回原籍。洪武二十四年（1394年），钟迟与其母落居文昌县铺前。
  莫蓁，广东吴川县一名儒士，明永乐初年（1403—1404年），渡琼落居崖州水南村。
  严歧淑，福建长泰县人，明嘉靖年间（1628—1644年）因家乡动乱，歧淑与詹、叶、李等姓亲朋相邀渡琼避乱，落居文昌县白延兰田村。
  侯全，祖籍福建长泰县，崇祯年间（1621—1644年）南迁渡琼，落居文昌县的延元峰村。
  洪芳位，其父洪邦正在明代任职天卫军，明朝时渡琼定居文昌县白延下酋村。
  尤昌，原籍广东顺德，明代避乱渡琼落籍文昌县城霞洞村。
  祝高，原籍福建莆田县，明代避乱渡琼谋生，后落籍文昌县。
  孔承思，明正德三年（1508年）从广东邓岗乡迁来海南经商，落居会同县文子村（今属琼海市）。另有孔宏集、孔宏林兄弟，原籍广东南海人，也于此时入琼经商，落居琼山县大林群上村。
  李兴衙，原籍福建，于明末同詹、施、严、叶、黎、王六姓亲友，由闽避乱入琼经商，后来落居文昌县官坡村。
  黄旺佑、黄添佑两兄弟，原籍福建，明代来琼经商，落籍万宁县；还有福建人黄伍荫，为商务迁琼，入籍文昌县。
  第三节 戌琼官兵定居者
  明朝时，倭寂甚为猖獗，我国东南沿海皆受其害。琼岛四周环海，更难例外。加上明初一些叛乱余党亡命海上，聚为海盗，经常对海上船舶和沿海村镇抢掠。有时倭寂和海盗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气焰更加嚣张。为了防卫海南，洪武五年（1372年），明王朝在海南设卫（卫为明代军队编制名，约5600人），卫下设千户所（1120人）、百户所（112人）。百户所设总旗2（每旗辖50人）、小旗10（每小旗10人）。其军官，卫称指挥使，所称千户、百户。洪武十七年（1384年），桑昭任海南卫指挥使时，创建海口、昌化、清澜3所，其中海口分设右所（亦称西所）、后所（亦称北所）。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安陆侯吴杰筑海口城时，拨后所1000兵驻于海口；当年都指挥使花茂又议立南山千户所。据《琼山县志》称：明代海南卫辖内外11所，设旗军15927名，其中驻扎琼山县旗军1347名；隆庆元年（1567年），设白沙水寨有兵船63只，额定官兵1822名，后存官兵1623名。
  明朝卫、所的军士有军籍，世袭为军，以大部分屯田，小部分驻防。军饷的大部分由屯田收入支给。明朝中叶以后，海南与全国一样，屯田多被军官吞蚀，大部分军士破产散亡，择地而居，另谋生路。因此终明一代，海南卫所官兵就地落籍者甚多。例如：
  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的曾祖父海逊之，原籍福建，回族人，明初任广州卫指挥使④。洪武十六年（1383年），其子海答儿（即海瑞的祖父）从军渡琼，在琼山左所就地（今府城金花村）落籍。
  姚武定，原籍广西，父辈迁福建莆田县，明初渡琼任下湾港（今抱虎港）守备，后来落居文昌县福家村；其兄弟姚定宽、姚定宦亦先后渡琼，分别落籍乐会县和定安县。
  汪宣，原籍西蜀（今四川），洪武二十四年（1394年）渡琼任海南卫清澜守御所千户，后来落居文昌县霞洞村。
  白纶达，祖籍福建古田县，明初从军入琼任千户，后来定居琼山前所徐家屯、沙港村。
  钱春，原籍河南汝阳县，洪武二年（1369年）从军入琼任海南卫清澜千户所千户，后升任潭州府（今湖南长沙）武德将军。正统八年（1443年），其孙钱鉴选调清澜所袭钱春千户职，故落籍文昌县。
  严其慎，福建莆田人，洪武七年（1374年）渡琼任清澜千户所千户，后来举家落籍文昌县。
  史时隆，祖籍福建晋江人，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随军渡琼，任崖营千总（千户），后落籍琼山县。
  梅肇基，广东南海人，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入琼任万户营千总，后定居琼山府城。
  陶昌裔，明代入琼任海南卫镇抚⑤，后来全家落籍文昌县。
  安贵，原籍江西鄱阳县，明代入琼任文昌县清澜所军户指挥使，后落籍文昌县。
  第四节 明代苗族迁居海南
  苗族（Miao natioa lity），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之一，并且是一个跨国民族。我国的苗族人口约600万，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四川、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海南等省区。在越南、老挝、泰国等国的北部也有苗族定居。海南的苗族有6万多人，约占全国苗族人口的1％，主要聚居在琼中、保亭两个黎族苗族自治县，此外还有少量散居在三亚、五指山（通什）、东方、昌江、乐东、陵水、白沙、儋州、万宁、琼海、定安、澄迈、屯昌等市县山区。苗族是明代弘治年间才移居海南岛的，至今只有近500年历史。
  一、苗族的族称与族源
  苗族自称Mao或Mun、Mon（牡、蒙、摸、毛、金门等），有的自称嘎脑、果雄、带叟、答几等，“苗”是他称。苗之名称在中国古《书经》中早有记载。苗族是起源于西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由于内部各部落发展不平衡，苗族中的先进部分早就融合于黄帝部落联盟及其后的周族之中。传说尧舜禹时期，有“三苗”、“有苗”、“苗民”。“三苗”是蚩尤的部落联盟“九黎”的后裔，所以今日苗族尊称“蚩尤”为始祖。当时三苗居住在黄河流域至长江流域，人多势大，实力雄厚，曾与尧、舜、禹的部落联盟进行过长期抗争，最后被打败，将一部分苗人迁往“三危”（三危，有人说是敦煌一带，有人解释为“荒服”），另一部分已与华夏族融化。
  殷周之际，居住在陕川一带的鬃人（即苗人）与发源于陕甘之间的周族所在地很近，他们是“同盟军”，鬃人曾帮助周武王打商纣王，灭了商，这部分鬃人在西周时也与周族融合了。
  《韩非子》云：“三苗之不服者，衡山在南，岷江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韩非子》指出这部分尚未与华夏族隔合的苗人是古代“三苗”的一部分，也就是春秋时期分布在岷江、荆、淮一带的苗人。自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湖北、安徽、江西境内的苗族），建立楚国之后，苗族继续与中原人民互相融合，并创造了灿烂的楚国文化。其中较为落后的部落，在秦汉以后，迁于洞庭湖西岸，以常德为中心，沿湘江以北的辰、酉、巫、武、沅五条溪水而居。此地秦属黔中郡，故名这里的苗族为黔中蛮；西汉改为武陵郡，故又名武陵蛮或五溪蛮。“蛮”是苗语自称为“人”。西晋南北朝，大批北方民族南下中原，苗族一部也向北迁移，到达今安徽寿县、陕西商县一带。北朝以封爵手段，争取苗人内附，苗族首领曾被封为刺史，这些“蛮帅”在族内实行阶级压迫。另一方面，迁往中原的苗族，同北方各族一样，融合于中原各族，有些折回南迁，到达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地方。此外，还有沿长江东徙的苗族，早在春秋战国时，楚越文化交流，苗族越族也不断融合。到了唐代，沿长江东下的苗族到达浙江、福建、广东的一些山区居住，被称为畲族。畲族语言虽近于苗瑶语支，但又不完全相同。还有一支南下的苗族，从汉到宋，不断与两广越族相融合。唐到明代，湘西苗族迁往广西的比以前更多。入广东的多称为瑶，这也是苗、瑶同源，两广的苗、瑶同语，海南的苗族与广东西北部的瑶族可以通话的原因。明代迁入广东的苗族更多。有的由广西入贵州到云南，甚至到达越南、老挝。
  元明两代，史书对“苗”之称渐多。《元史》中有“诸峒苗蛮”、“生苗”等记载；《大明今典》、《大明一统志》有“苗族”、“苗人”、“苗蛮”、“东苗”、“西苗”等名称。故苗族的专称自明代起固定下来引袭至今。
  二、海南苗族的来源
  海南苗族是明代由广西及粤北迁徙而来的。海南苗族民间普遍流传一个有关祖先的故事：苗族的祖先原来居住在广西，因逃避灾难坐船出海谋生路，船在海中遇到狂风恶浪，在万难绝望中幸得神灵保佑，由了哥鸟引航渡海登上海南岛，最初在凰山盆地开垦荒地，建立家园，繁衍生息。这个故事传说，剔除其迷信彩色，说明确有部分苗族是为了谋生、发展，明清时期从两广迁徙进入海南岛定居的。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史实证明：海南苗族大部分是明王朝为了镇压黎族（包括部分汉族）人民的起义斗争而采取“以苗制黎”政策，从广西和粤西北调来苗瑶官兵戌琼，后来落籍海南的。
  据广东和海南史籍记载，明代海南岛的经济文化非常繁荣，到了明代中叶（16世纪中叶），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在广大黎族地区已占统治地位。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年），在靠近汉族地区的一些黎峒，已和当地汉族一样编入都图和载入黄册⑥与鱼鳞册⑦，“悉输赋听役，与吾治百姓无异”⑧了。在离汉区较远的黎族地区，明王朝也设有“土舍”⑨进行统治。在上述两种黎族地区，黎族人民不仅受到汉族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同时还受到封建王朝一手扶植起的黎族上层首领如土官、土舍的压榨和掠夺。首先是黎族人民的土地被兼并掠夺。明王朝在镇压黎族人民的起义之后，往往没收黎族人民的大量土地，用来奖赏“剿黎有功”的人员，其中绝大部分拨作屯田，养兵驻守，以图“长治久安”之策。据《广东通志》记载，嘉靖年间全海南岛就有屯田42处，共496顷40亩。这些屯田后来都被封建官吏、地主豪强以所谓“拨田归民，照民料起科”的手段霸占了去。而丧失了土地的黎族人民有的被迫逃亡他乡，更多的是世世代代沦为佃农，忍受着沉着的奴役和剥削，有的则逃进了深山。至于封建王朝一手扶植起来的黎族上层首领如土官、土舍，更是“作奸以肥身家，刻剥以媚官府”⑩的土皇帝。黎族人民不堪土官土舍的横征暴敛，经常爆发武装反抗斗争，这些斗争往往激化成反抗地方封建官府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特别是从成化、弘治年间到嘉靖中叶（1469—1549年）这80年间，爆发的起义其规模之大和次数之多都是空前的，起义地点遍及全岛各黎族地区。
  弘治十四年（1501年），儋州七坊峒（今属白沙县）符南蛇领导的起义声势甚为浩大。这次起义的导火线是琼州知府强迫七坊峒黎民每年要缴纳“额粮”800余石，黎民“困于征求”，加上“官役频繁之苦”，便在符南蛇领导下奋起反抗，“刻箭传约，三州十县闻风响应”，“琼州西路一千余里，道路不通”。当时“符南蛇拥众万余，起义军先斩除恶棍（土官），后分三路出击，接连攻陷儋州、昌化、感恩等州县，临高城也危在旦夕”。黎族起义声势“撼动海外三千里地，海南几危”。明王朝出动官军2万余名，分5路进犯起义军的据地，起义军凭险奋战，歼灭3000多人。明王朝大为震动，连忙调来“征瑶将军”、两广总兵毛锐统率的“汉达军狼土兵”10万人增援。在毛税率领的10万征黎军中，有来自广西思恩州和凌云县善于山区作战和习惯山区生活的苗、瑶少数民族士兵。在作战中符南蛇不幸中箭受伤，堕河身亡。
  符南蛇领导的黎族农民起义，被残酷镇压下去之后，明王朝在海南设营屯戌，留下大批进剿的苗兵弓手防守。
  到了嘉靖中叶，大规模的黎族人民起义又再爆发。嘉靖十六年（1537年），因崖州罗活峒等黎族人民起义，朝廷派参将程鉴带兵前往镇压。程鉴奏调广西苗族弓弩手1万人参加征战。战后，部分苗族弓弩手留居在海南山区。
  到了万历年间，又爆发了第三次黎族农民起义高潮。其中万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间（1597—1599年），以定安县马矢为首的起义，以琼山居林、居碌、沙湾等峒为据点，得到儋州、崖州、临高等地黎民的热烈响应，一时伏杀官吏，袭逼敌营，横扫澄迈、会同、文昌等县，“州邑震动，数年莫可谁何”。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崖州抱由、罗活洞（今乐东抱由镇、三平镇）爆发黎族农民大起义，起义军大败官军，攻陷乐平军营，围攻崖州城。。因为起义的黎人会爬山越岭，会走山路，英勇善战，打得赢得就打，打不赢就隐没到深山里，等待机会再袭击，极不好对付。因此，明王朝便想出“以苗制黎”的办法，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从广西远调来300名苗族药弩手，驻守乐安营（今乐东县抱由镇），屯田戌守，从此，明王朝的军事力量便深入到今乐东盆地一带。后来废除乐安营，这些退役的苗族士兵及其妻儿便落籍海南岛，成为海南苗族的始祖。清道光《琼州府志》卷十二载：“儋州又有苗族……盖前明时，剿平罗活洞黎叛，建乐安城，调广西苗兵防守，号为弩手，迁于此，即苗裔也。”《民国感恩县志》也载：“又有一种苗族，凡数百家，今加蕃盛散居，县境之……盖前明时，剿平罗活、抱由二峒，建乐安营，调广西苗兵防守，号为药弓手，后营汛废，子孙散居山谷，仍以苗名……不耕平土，仅伐岭为园以种山稻。”
  尽管史书多说海南苗族是明代征黎屯戌的广西苗兵的后裔，海南苗族之族名亦经政府定论。但笔者一直质疑，认为海南苗族大部分是瑶族的后裔，其祖先大多数来自两广北部山区的蓝靛瑶。理由有三：
  一是从语言来看，解放后经国家有关部门派员实地联合调查，认定海南苗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与粤北的瑶语相通，但与贵州等地的苗语不相通。
  二是从明代行政管辖来看，自明初洪武三年（1370年）起，琼州府已由原属广西行中书省改归广东布政使司管辖，海南暴发黎族民众大起义，主要应调集广东的瑶兵而不是调广西苗兵去征剿。
  三是从当时率兵剿黎的将领来看，弘治年间统率10万“汉达狼土兵”入琼剿黎的将领毛税，号称“征瑶将军”，他所率领的10万平黎军中，肯定有不少是瑶兵，平黎后留下屯田戌琼的苗瑶官兵中，瑶族占多数和主导是肯定的。
  四是从清代至今两广苗瑶二族人口和分布来看，瑶族人口比苗族多得多，居住的范围瑶族也比苗族大得多。广东北部有连南、乳源2个瑶族自治县和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广西北部与广东上述三县几乎同一纬度区域内，有富川、金秀、马巴、都安四个瑶族自治县，而只有一个融水苗族自治县。故可推测出，明代迁琼屯戌的是瑶兵而不是苗兵，或是瑶兵多于苗兵，苗裔融合于瑶裔了。
  五是笔者亲历。1966年秋，笔者有幸同家乡30余名师生徙步穿越连南、乳源、连山三县山区乡村，亲睹瑶民的装束与海南苗族甚为相似，疑同海南苗胞在北粤相遇，同行的师生多有同感。
  三、海南苗族的人文特征
  海南苗族自明代迁居海南400多年来，虽然受到岛内汉、黎等各民族的影响，但它的乡土人情风俗习惯基本上世代沿袭不变。
  （一）语言：全国苗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属苗语支。海南苗族操广东连南瑶语，与贵州等地苗语不相通，以汉文记事和交往，与外界接融较多的苗民通普通话、海南话和黎话。
  （二）社会组织：解放前实行以“山甲”下的“寨首”（苗头）管理制度。在区域管理方面由黎族“总管”、“峒长”托管。
  （三）信仰：海南苗族崇拜盘古皇为始祖，信奉盘皇道教、“海龙王”、“三界祖爷”、“三元佛祖”，迷信鬼神。外出远行或狩猎都要占卜（鸡卜）查吉凶时运，天旱要祭天神求降雨，砍山种植要祭山鬼，人生病要杀性祭鬼神。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苗族首领陈日光，因被山熊扒伤到嘉积镇基督教福音医院治疗，接受过基督教洗礼，并把基督教传进五指山苗族，但信徙只占苗族的10％左右。
  （四）服饰：海南苗族的服饰，好黑蓝色。男子头缠黑巾，上衣无领长袖，包胸对襟结扣子于右侧，宽筒长裤，裤筒长至小腿。女子结发鬃，戴黑蓝色尖顶绣花边的二尺长头巾，在头巾上套一条红线放飘于背后；长衣黑蓝色对襟无领，衣口有一束结扣，衣襟从左盖右，衣尾长及膝腿，用花带绑腰，下身穿黑蓝色围裙，小腿用黑布条缠捆，用红线绑托留红惠下飘，这种装束便于山林中行走。
  （五）饮食：海南苗族生活资料以种旱稻（山兰）、玉米和猎物为主，主食大米，一日三餐。男子善射箭和狩猎，他们会配制一种毒性狠强的药物，将这种毒药涂在箭簇上，射中兽物会致命，但人吃了中毒死的兽肉却无毒害。外出远途时，用树叶裹包饭团装进背袋，备途中用餐。苗家喜庆日或集众祭祖时，都要包又大又长的糯米粽和制芳香可口的白、黄、蓝三色饭或加红、黑的五色饭。三色饭或五色饭是苗家待客的最好风味。苗族还有吃槟榔、喝酒和吸烟的习惯，但忌吃狗、猫、蛇和了哥鸟肉。
  （六）居住：由于历史原因和物质生活需要，苗族长期居住在深山里，过着迁徙的日子，刀耕火种一山又一山，年年如此，没有固定的居住环境。他们喜欢把房子建在依山傍水的四面环山之中，住宅竹木结构，屋顶金字架，用茅草盖屋顶，用竹片编制墙，从屋檐开门，走廊很宽，通风透气。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绝大多数苗胞都搬迁到山间平地生活，住上了新瓦房。
  （七）婚俗：实行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男女自由婚恋择偶，严禁同姓和近亲通婚，盛行“招郎入赘”的婚娶惯例。苗族结婚，新郎、新娘盛装，新郎头戴藤制的清代官帽，新娘用花巾盖着嘴脸，不让别人看见嘴脸。由老辈男妇主持婚礼，以折断十双筷子为证婚，表示新婚夫妇同甘共苦永不分离。闹洞房时，男女青年对新郎、新娘拧捻很凶狠，表示爱情更忠贞。“招郎入赘”的婚礼，由婚姻介绍人引新郎到女方家寨，于傍晚才进女方家，婚礼仪式同上。女婿上门的年限一至五年不等。入赘期间，女婿必须勤奋，操持女方家的种地、打猎、捕鱼、编织、挑水、劈柴等劳动，还要懂得人情礼貌，表现好的一、两年便可带妻子回去。如果对生产和生活还不会操持的女婿，要继续留下学习和考察，直至能够独立主持家庭生活，才获准带妻子回家。岳父母将送一头耕牛给女婿，以扶持他们建立新家庭。
  （八）丧俗：苗族实行土葬。家里有人死了，便向村民报丧说：“村里有一棵树倒在村门口，大家要把这棵树搬走”。于是在寨首主持下，全村人上山砍树做棺材，把死人入殓。木棺大小两付，入棺前拔下死者一颗门牙和剪下死者手脚指甲，放进小木棺里。埋葬死者3天后，家人把小木棺择吉祥墓地埋葬，立石碑，供祭丧品。治丧日期7天至1个月。苗族不扫墓，只在家里立死者灵魂牌，每年三月三祭奠死者。苗族禁忌在公开场合点死去父母的名字。
  （九）行俗：苗族居住在高山峻岭之中，出行要爬山过河，所以上山要爬藤，过河划竹筏，夜间出门要打火把。夫妻出门要双双相随，男子用网袋背着衣服和食物，妇女背小孩撑棕榈叶当伞，具有本民族迁徙的生活特色。
  （十）礼俗：苗族性情温良，待人热情，同汉、黎人交往通情达理，恪守信用。由于长期居住在深山环境，所以思想内向独来独往，对外交际小心多虑，在危急关头能应险脱身。男女行路相遇，女让路男先行走，朋友相逢，以对歌问好；夫妻外出，双双相随，在寨中和家里男女衣着俨整，即使在炎热夏天，男子也从未脱掉上衣。认为裸体、讲粗话、随便吐痰和小便，是不礼貌的行为，盗窃、欺骗、讲假话是不讲道义的行为。所以苗寨传统关系和睦，甚少发生恶性案件。
  四、海南苗族何故从平原迁进深山
  根据史籍记载，历代海南军屯都是在平原地区。明代迁琼的广西苗兵的驻地是乐安营，屯垦的地方是乐东盆地。海南苗族民间传说，他们祖先落居的地方是凰山盆地。盆地也是平坦的地方。总之，海南苗族迁琼时最初是居住在平原地区的。
  但清代时，海南岛各民族居住地基本格局是，汉族和回族聚居于北部和所有沿海平原地区，黎苗族居住在中部和南部山区。而在中部和南部山区中，黎族居住在山谷间的平地，苗族则散居在各处崇山峻岭上，正如《民国感恩县志》所说苗族“不耕平土，仅伐岭为园。”为何苗族从平原地区迁到了崇山峻岭中？原因有如下几条：
  一是营汛撤销后，原来军屯的田地被封建官吏、地主豪强以所谓“拨田归民，照民料起科”的手段霸占了，苗族屯户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田地，甚至没有立足之地，只好逃进山区谋生。
  二是苗族屯户进入山区之后，发现山间平地已被各黎峒“刈据”几乎完毕，加上苗兵过去是为征黎剿黎而来海南的，民族间多少有些隔阂，所以苗族不得不进入黎峒管辖不到的山顶上，过着刀耕火种的迁移式生活。
  三是苗族的祖先在大陆时已过惯了深山密林间的迁徙耕种和狩猎生活，海南五指山地区兽类很多，山岭的高度也比不上桂北和粤西北的山高，更适合于苗人居住和生活。直到今天，政府花钱盖瓦房，动员苗族从山上搬到山下平地居住和生产，可是有些苗人不大愿意搬下山；有些搬下来后，觉得不习惯、不适应，个别人甚至又迁到山上去住。可见苗族人爱在山岭上生息，这是本民族一种传统习惯。
  第五节 明代回民和疍民陆续迁琼
  一、郑和七下西洋使回民继续迁琼
  明朝回民继续迁琼主要与郑和下西洋有关。郑和（1371—1435），云南昆阳（今云南普宁）人。本姓马，回族。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祖父和父亲都曾朝拜过伊斯兰圣地麦加。明太祖统一云南时，他被送入宫中做太监，后归燕王府。燕王朱棣起兵靖难，郑和从征有功，赐姓郑，世称“三宝太监”或“三保太监”。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智勇双全，深得明成祖朱棣的信赖，又是伊斯兰信徒，故被选任正使太监，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9年间，率领庞大的中国远洋船队七下“西洋”⑫。
  南京是郑和下西洋的大本营，每次都是从这里启航，经苏州刘家港出海，到达福建沿海，等待信风再放洋远航。返航后又回到南京驻泊待命。郑和船队中最大的宝船长44丈（136.4米）、宽18丈（55.6米）⑬，中等的长37丈、宽15丈。最大宝船的载重量约为2500吨，排水量约为3000吨，可乘1000多人，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第一次下西洋的时间是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与副使太监王景弘率领政府官员、翻译、医生、工匠、水手、军士等27800多人，分乘62艘宝船和其他辅助船只，携带大批织锦绸缎、紵丝布匹、陶瓷器皿、金银铜器和馈赠礼品，先后访问了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苏门答剌（今属印度尼西亚）、满剌加（今属马来西亚）、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等国家和地区，永乐五年（1407年）9月回国，历时二年。
  第二次下西洋为永乐五年（1407年）9月底至永乐七年（1409年）八、九月，航程与第一次相同。
  第三次下西洋于永乐七年十月至永乐九年（1411年）七月，除例行访问外，还在满剌加建立了仓库，以储存粮食与货物。
  第四次下西洋于永乐十一年至永乐十三年（1413—1415年），这次除访问第一次的国家和地区外，还增加访问了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和忽鲁谟斯（位于今波斯湾口，属伊朗）。
  张五次下西洋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三月至十七年（1419年）八月，这次访问远至过阿丹（今亚丁湾西北部），和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卜剌哇（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和布腊瓦）、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等地区。
  第六次下西洋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至永乐二十年（1422年）九月，这一次除再次到达非洲东海岸外，还访问了祖法儿（今阿拉伯半岛东南的多法尔）。
  第七次下西洋是时隔近8年之后，于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至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进行，这是郑和最后一次出使远航，也是历时最长（三年）、访问国家和地区最多的一次，还派出使节朝拜了伊斯兰圣地麦加。
  郑和使团每到一地，首先是“开诏颁赏”，即会见各国国王或该地酋长，宣读并递交大明皇帝的国书，表达“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友好愿望，并向其王妃臣僚赠送袍服、金银纱罗等礼品，并接受各国回赠的礼品（贡纳）。在完成了“开诏颁赏”的外交使命后，就进行民间贸易活动，把随船带去的中国物产换取当地的土特产品—宝石、玛瑙、香料、药材、珊瑚、麒麟、狮子、驼鸟、斑马等奇珍异宝和珍稀动物。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9年，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色地完成了与海外各国通好的外交使命，极大地提高了明王朝的国际威望，终于出现了“万国来朝”的和平友好局面。永乐年间，各国使臣，络绎不绝。其中仅暹罗（今泰国）就派来使臣22次；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一年就有16个国家1200名使臣来到中国。还有4个国家的11位国王亲自访华，受到明朝热烈隆重的欢迎。
  明朝从永乐至宣德近30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出使远航都有几十艘大海船和2万以上人员，出访的国家和地区大多是信奉伊期兰教，所以每次出访的官员、工匠、水手、军士、医生和翻译等人员，大多数是回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伊斯兰教徒。海南岛和西沙、中沙、南沙群岛，又是郑和率使团七下西洋往返必经和停靠之地（考古发现当时在西沙永兴岛和永乐岛上立柱和建有神庙），必然要在海南岛四周大港湾设立海船靠泊港、人员膳宿的驿站和物资淡水供应站，使团船队途经海南时，按规定海南卫水师营部分水手、将士要轮换随船远航海外，使团中个别回族人员因故也须留居海南。随着郑和率使团七下西洋，重新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增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大陆和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国经海路进入海南经商谋生的回族人都有所增加。
  二、回民汉化黎化和向海外移民
  海南回族先民自唐代登岛以来，历代还有不少回民迁琼，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海南回族只剩下三亚市回新、回辉2个聚居村，全岛回族人口只有近万人。造成回民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遭受台风袭击泊岸上岛或被劫持到岛上为奴婢的先民，多数为单身汉子，并非有居留之意，有的在海南岛死去，没有后裔，有的寻找机会漂洋过海离去，真正长居岛上繁衍后代者并不多。
  二是因环境所迫或宗教信仰受到限制，居住在儋州、海口、万宁等地的回族先民随风入俗，不断被汉化、黎化。明朝中叶后，在全国回族中掀起了一系列重大的宗教改革。由于广大回族穆斯林已不通阿拉伯语、波斯语，而改通用汉文、汉语，王岱舆等提倡用汉文译述、诠释伊斯兰经典，加速了伊斯兰教中国化和回民汉化。据传述，明至清代，由于大陆回民不满封建统治阶级的歧视和欺压，不断地暴发起义，因此受到统治阶级的镇压和屠杀，海南岛回民也难免于幸，在海口、儋州、万宁和三亚的回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镇压和迫害，因此不断被汉化、黎化。潘无愕、李居礼合著的《海南岛福湾海湾伊斯兰墓群及伊斯兰后裔去向查考》中写道：“今万城城西之番村，古代番人留下的后裔只有蒲光茂兄弟两家人，余者都他迁了。据了解，此单姓独户的蒲姓‘番人’，因年长月久的受生活环境所制约，从他们的曾祖父辈起就被迫随风入俗，逐步汉化。”陵水县英州加卜村有一户蒲姓家族的黎族，据说他们是黎化了的回族先民的后裔。过去儋州和万宁一些已经汉化了的回民，曾派人到三亚回辉村访宗认祖，自称其祖辈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并向他们当地政府申报要求改为回族，但因拿不出历史证据而不获批准。
  三是不少海南回族人因宗教生活受到制约或其他原因而于明代开始迁居东南亚国家。据史称，海瑞的曾祖父海答儿也是回族人，明清两代海南岛回族人移民海外者较多。如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二月发生的“海富润携带经书案事件”，使海南岛内回民坐立不安，海富润的家乡（今三亚回新村）受到多次搜查，海富润全家老少（除海富润本人外）全部移居海外。据传述当时有500多回民因此事发生而移居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香港、澳门地区。日本金关丈夫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三亚街的回教徒》记载：“日本登陆海南前，三亚回民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波斯、阿拉伯一带有所往来……，华侨也不少，多数侨居新加坡”。2000年4年，泰国有位姓海的华人到三亚回民村参观访问，自称其祖辈从海南迁居泰国已300多年，泰国目前有不少海南籍回民，大部分是姓海、哈、刘，主要分布在泰南、纳空和普济岛等地。
  纵观三亚回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其民族来原尽管是多元化的，有自唐宋以来从阿拉伯、波斯地区迁来的移民，有从越南占城地区迁来的移民，也有从我国大陆迁来的移民。但从历史记载和他们的语言相貌特征和生活习惯等多方面来断定，他们不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后裔，而实际上是从占城迁移而来，属今越南一个少数民族——占族的后裔。上个世纪90年代海南省的回族青年学生到沙特阿拉伯麦地纳大学留学，发现一部分来自越南、老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英、美、法等国家的留学生，他们说的方言与三亚回族话相似。每年去朝觐的三亚回族人，在麦加城和麦地纳城，都能和这些来自世界各国说话相似的留学生进行语言交流。究其根原，因为他们的祖先均为越南占城人。
  三、明代疍民迁琼大增
  明代除了苗族先民被迫从广西移民海南，和迁琼的回民有所增加之外，从东南沿海和北部湾各地迁徙到琼州沿海地区逐渐定居的疍民也有所增多。所以明洪武年间，在广东特设河泊司管治疍民，要求对疍民要编户立里长。据明《正德琼台志》记载，明代疍民聚居的地方很广，遍布琼州沿海地区。例如当时临高县北富罗乡英丘都第二图、第三图、第四图，东塘都第二图，西塘都第三图，琼山县烈楼都第二图（今属海口市辖），皆系疍民。仅烈楼都二图（今海口市西郊新海、后海一带）的疍民，明正德七年（1512年）时统计就有183户，约有1000左右人口。海口浦的番民子孙亦俱为疍民。居住在文昌铺前港、清澜港和三亚大疍、港保平港的疍民也不少。
  第六节 明朝大陆移民所起作用和影响
  一、修筑城池抵御海寇扰掠
  倭寇是14至16世纪劫掠我国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集团。元要明初，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在长期内战中，战败的西南部封建主，为了掠夺财富，壮大势力，搜罗一批溃兵败将、武士浪人和走私商人，组成海盗集团，经常在中国沿海进行武装骚扰。明初在沿海置卫筑城积极防守，加上国力强盛，倭寇尚不敢入侵内地。但明朝中期以一，政治日趋腐败，明政府国力已呈衰弱之势，加上东南沿海地区一些官僚豪商与倭寇相勾结，倭寇气临甚为嚣张，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终明一代，海南经常受到倭寇、海盗的抢掠，因此，渡琼的各级地方官员都注意加强州县治及各卫所城墙、城池的建设，加强州县城的防卫。明代海南卫共设11所，几乎每所都筑所城。全岛卫所官兵多达1万余人，此外各县还有乡兵，仅琼山县乡兵就多达5000人。有海寇侵犯时，当地官员都率领驻兵和民众英勇抵御。据《琼州府志》记载，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都指挥使⑭花茂奏筑海口、南山二城，议立南山千户所，次年筑砌海口城，拨后千户所备御。嘉靖年间，福建福清人杨子充任琼州府同知时，建文昌、乐会、会同三城池，有效地抵御海寇的扰掠。罗鹗，江西宜黄县人，万历年间任文昌知县时，移建清澜所城。定安、临高、澄迈等县都筑有护卫城墙。隆庆六年（1572年）春，海贼许万载带领日本海寇乘船20余只侵犯临高县城，四处掳掠，时任临高县尉的林邦达（福建福清人）率领军民与海贼激战，击毙贼首，斩贼100余人，众贼狼狈而逃。同年，漳寇庄酋引倭贼300多人渡海夜劫定安县，时任定安典史的施可材（福建候官县人）率民壮英勇捍御，操巨斧劈死贼首，寇知定安有备，乃渡河北逃。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海贼李茂肆掠海南，倭寇也流劫琼山、文昌诸邑，时任广东佥事的许孚远率兵2万南下海南岛，剿抚并行，招安李茂等人，捕获倭党70余人，琼州士民赖以安。万历十六年（1588年），海贼李茂、陈德乐等占据文昌县铺前，官兵不能制服。当时福建龙岩县人蔡梦说巡按抵琼，向海贼伸明大义，谕以祸福，这些海贼便投降解散。
  二、修通环岛路利民来往和防卫
  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明朝是比较重视海南岛的道路交通建设的。明户部侍郎唐胄（琼山人）在《正德琼台志》中说：“琼昔于四州（琼、儋、崖、万）陆路少通，多由海达。”难怪北宋苏东坡被贬儋州时，从琼州府城到儋州400多里（当时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会有这么远），竟要走20多天才能到达。明代以前，由于各州县之间少通道路，地方官员巡视迁调，驻兵调防和公文传递，大多靠海上和南渡江、万泉河、昌化江等内河船只航运，这对官府的工作、地方治安的防卫以及客商往来、物资流通等都有极大影响，受到极大限制。直到明代海南东西环岛路才开通，从此陆路昼夜通行。岛内四州共设24驿，采用铺兵制，全岛共设125所铺舍，由铺兵接力递送公文要件，朝廷诏令和官府布告极快可传到全岛各地，某个地方出事也容易从其他地方调兵干预平息。驿铺还负责接待来往官员和客商食宿。
  明代海南东西两路的起点都是北面的琼州府的府城，终点都是岛南端的崖州城，东西路相接恰好是环岛一周。东路经过的驿站有：琼州（琼台驿）——宰罕驿——文昌县——长歧驿——会同县——乐会县——多陈驿——万州——乌石驿——陵水驿——太平驿——都许驿——崖州。全程1110里，跑完全程需要9天半。
  西路经过的驿站有：琼州（琼台驿）——西峰驿——澄迈县——临高县——归姜驿——儋州——田头驿——大村驿——昌化县——感恩县——义宁驿——德华驿——崖州。全程1120里，跑完全程也要9天半。
  明代海南岛除东、西环岛路和从府城到海口的支路之外，还建有一条中路，即以琼州府城为起点往南走，经定安县到会同县境分叉，向东到文昌县，向西至澄迈县，全长305里。明朝海南修通了各州县的环岛路，既方便了官府传递公文和视察工作，又方便军队调防，加强全岛防卫，也为客商来往，物资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促进了海南经济发展
  明代由于大陆官民大批迁琼，有利于各种生产技术的交流，对海南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从大陆入琼任职的地方官员，大多比较重视当地农业生产。如据《琼州府志》和各有关州县志记载，嘉靖年间任崖州知州的林资深（福建福清县人），看到当地因为缺水，“民多失业，便相地浚沟，引南北水合注平壤，溉田数千顷”，民得安居乐业。〓冻，浙江上虞县人，明代任琼州知府时，募民在海边围垦得田千亩。正统二年（1437年），宁远县主簿梁开正开伏沟等，引望楼水灌田1万余亩。接着又开深沟，引那抱望塘水灌那罗、抱贵一带田地1千余亩。弘治二年（1489年），崖州知州林铎修筑仰重沟，灌田800亩；弘治十年（1497年），又筑水南沟，灌田百余亩。
  在明代，琼州出现了官办手工业，计有铁石、漆、泥、木、皮、蔑、雕、画、染、窑等行业，各有一定人数和组织形式，相当部分手工业产品投入市场，成为商品。府城、海口的纺织、造船、酿洒、小五金、编席、雕刻等手工业，已有相当的规模。在儋州还发现有山产铁，黎居之民庶相聚私为冶铸，矿徒多达万余人。明末，从福建迁居琼山东山的邝彦祯，在当黎村建起铁炉铸造黎头、黎壁，卖给附近乡村的农民，在当地普遍使用牛拉铁犁耕田，较大地提高了耕作技术和农业产量。
  明代琼州的商业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是各地普遍形成集市贸易点，全岛共有120多个墟镇，岛内农产品、手工业品交易很活跃。
  二是府、县分别设立了课税机构，对商业贸易进行统一管理。明初琼州府设课税司，为商税征收的总机关，于万州、文昌设分局。隆庆元年（1567年）裁撤琼州课税司，其事务交由琼山县河泊所管理。河泊所原为征收渔业税的官署，洪武十六年（1383年）开设于谊州都（今海口）的龙歧坡，正统六年（1441年）迁移至海口浦（今海甸岛），隆庆后兼征收船舶的商税等。这时海南输往大陆的主要商品仍然是槟榔和香料。万历年间，所课的槟榔税甚多，甚中万州最高，会同、乐会、定安、文昌次之。据崖县志记载，明代陵水县人廖纪的祖父廖有能、父廖宣先后到直隶河间东光县（今河北省河间县）经商，廖纪便随父北上游学，后得中进士，官至吏部、兵部尚书。可见明代海南人有不少人到大陆经商。
  三是海口商埠的形成，对发展全岛商业贸易起了很大作用。明代建筑海口城后，交千户所驻守防倭，又设白沙水寨，由兵船防守。这样，来往于岛内外的商船和到府城、海口定居的商民越来越多。明代琼州的府城，已逐渐发展为岭南一大郡城，“弦诵声繁民物庶，宦游都道小苏杭”，是当时的写照。当时府城海口地区的神应港（旧称白沙津）、小英（今秀英）港都能泊船。明《正德琼台志》记载着海口地理位置的优越和海南岛内外水上交通之方便情况：“南侧占城，西侧真腊、交趾，东侧长沙万里石塘，东北侧广东、闽、浙；近至钦、廉、高、化、开洋，四日到广州，九日夜达福建，十五日到浙江。”从海口港到岛内各港口，郡东水路，半日到文昌铺前港，半日到清澜港，日到会同调懒港，半日至乐会博敖港，半日至万州莲塘港，日至南山李村港，日半至崖之临川港，俱无隐泊处。西水路，半日至澄迈东水港，半日至临高博浦港，日至儋州洋浦港，日至昌化乌泥港，日至感恩抱罗港，日至崖之保平港；俱有湾汊可泊舟。”海口又是北冲溪（南渡江）入海处，岛内腹地各种土特产除了从陆路运往海口外，沿北冲溪两岸各地人货两载来往于海口的大小帆船亦非常繁忙。邱浚在《学士山庄》中曾以“帆啬之众，森如竹立”之句，描写形容神应港、海口港交通贸易的繁荣景象。
  四是海南人已掌握了制造较大海船的技术和较丰富的航海知识。据王正教等人于民国元年（1912年）纂修的《王氏三槐家谱》载，早在元、明之间，王居正的六世孙文昌人王举兴，王举才兄弟，自造大船于北海，来往于文昌、福建之间，经营生意。文昌、琼海的渔民，很早就在南海诸岛一带海域进行捕鱼作业，捕到的海产品大部分又就近运到东南亚各地销售，他们很熟悉南海航线和潮向，这对海南同大陆和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交通贸易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由于明初起就实行“锁海”，私人商船不能出洋贸易，各国贡船亦定有期限，如琉球定2年一贡，其他各国多是3年一贡，而贡船所带货物，只准在广州贸易，海口仅为外国贡船的寄泊港，不复为外货的贸易港。终明一代，由于锁海，倭寇和海盗相互勾结，横行海上，抢劫商旅，破坏海运，甚为猖獗。据《琼山县志》所载，从1370年至1589年的219年中，海盗为患从未间断过。这对琼州商业贸易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四、文人墨客为海南留下不少名胜古迹
  据史志记载，明代渡琼官员和海南当地乡贤名士，探访遍游海南的名胜古迹，写下或崖刻了大量描绘赞美海南各地奇特自然景观的诗篇。从明代大批文人墨客留下的诗篇来看，当时海南各地有许多自然景点，吸引了岛内外游客前往观赏。如琼山县的灵山，崖州的小洞天，万州的东山岭，定安县的五指山（今属琼中县）、金鸡岭、文笔岭、石狭岭、南闾岭、冼夫人庙等、文昌县的铜鼓岭、七星岭、清澜炮台等。在明代都很出名，吸引来不少游客，留下不少岛内外名人足迹和诗章，亦为海南的旅游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五、促使琼州人才辈出
  明王朝建立后，太祖朱元璋针对元代不重视科举，汉族儒士入仕特难，很多文人士子于愤懑失望之余，纷纷隐迹山林、闲居田野，明初官司缺人的状况，意欲振兴科举，网罗人才。于洪武三年（1370年）下诏，当年8月开始实行科举，“使中外文官皆由科而进，非科举者无得与官”。至永乐以后，科举入仕成为明代文职官员的主要来源。终明一代，渡琼任府、州、县主要官员者大多为进士、举人出身。据史料不完全统计，明代渡琼任职的进士就有32人，举人出身者更多。这些人在琼任职期间普遍重视文教，兴学育才，促使海南文化教育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进步。
  《琼州府志》和各州、县志都有记载当地官员办学育才的事例。比如：成化十年（1474年）广东按察司副使涂棐巡视海南时，令各州县要择地建社学，设教谕主持，于是全岛建立起社学179间，仅琼山县所建社学就有81间，为普及教育打下基础；洪武三年（1370年），宋希颜，江苏高邮人，任琼州知府时，迁郡署，建学宫；张子宏，江西庐陵人，嘉靖间任琼州知府，尤加文学，建文庙，立社学；韦裘，广西宜山县人，成化年间任澄迈知县，建学校、公署，士民称之；胡宗瑜，湖北荆门县人，崇祯间任临高知县，带领全县士民捐资兴建通明书院；吴俸，浙江嘉兴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任琼州府抚黎通判，建水会所社学，取府学生儒教黎族儿童习读，黎人因此习学；张峻，江西吉水县人，嘉靖年间任琼州知府时建崇文书院；贺沚，江西庐陵县人，万历年间任文昌知县，创建玉阳书院，亲自与诸生讲学课艺，一时文风丕变。
  明代在渡琼官员的重视和带动下，不少海南当地文人、外出官吏和民众也纷纷集资办起各种书院，招徒讲学。仅琼山县明代名人创办的书院就有：大学士邱浚创建的奇甸书院；户部侍郎唐胄创建的养优书院（后改称西洲书院）；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郑廷鹄创建的石湖书院；六科给事中许子伟创建的敦仁书院；名贡生陈文徽创建的桐墩书院，等等。
  因为明王朝重视科举取士，海南官民重视文化教育，到处都办起书院、社学，兴学育才蔚然成风，使海南在明朝200多年中人才辈出。历代海南出生的学子中进士者有112名，而明代中进士者就达66名，（见附录四）占了多半，中举人者更达594人。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人口统计，全海南岛只有68522户，298030⑮人，能出这么多进士、举人之才是极不容易的。当时海南中进士的人都在朝廷和全国各地任官，其中官至宰相者1人（邱浚），任各部尚书者3人（薜远、廖纪、王宏诲），任侍郎者2人（钟芳、唐胄）。特别是琼山县府城金花村，明朝出现了两颗明亮之星：一是宰相、著名经济学家邱浚，他的巨著《大学衍义补》在经济理论上多有创见；二是全国著名清官海瑞，他一心为民，敢与权贵斗争的硬骨头精神，惊世骇俗，世代传颂。就连僻远的感恩县，明代也出了举人7名，岁贡83名，在县内外任官者有55人。
  此外，海南的地方戏——琼剧，也是明代由大陆传入海南的。琼剧，又名“海南戏”，现为海南省最大的剧种。它源出于江西弋阳腔，明朝中叶经闽南传入海南后，吸收民间小调、民歌而逐渐形成。明末清初，琼剧就作为一种地方戏开始在舞台上演出，逐渐流行于海南岛、雷州半岛、广西合浦和东南亚一带，是海南人和琼籍华侨、华人、华裔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品。
  六、民族压迫加剧了民族矛盾斗争
  明代大批士民和军队入琼，对防御海寇抢掠，对海南的开发建设和文教事业的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迁入人口的不断增加，却给海南人民特别是黎、苗族人民带来历史性的灾难。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一）将黎、苗少数民族逼进山区
  黎族先民本来就是海洋民族，会造船操舟，迁移到海南岛后，原先是居住在岛的沿海平原地区，有的从事渔猎生活，有的从事农牧业生产。苗族军户被强迫从广西移民来海南时，最初也是屯居在西南部山麓和平原地区。随着大陆向海南岛移民的日益增多，特别是明朝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地主官绅对土地兼并豪夺，加上屯田军队占用大量当地民众耕地，黎族、苗族和穷苦的汉民逐步被迫迁徙至岛中部和南部山区，过着狩猎和刀耕火种的困苦生活。有些黎、苗族地区，甚至逐渐倒退回到奴隶社会和原始社会的状态。
  （二）黎民多次起义斗争屡被残酷镇压下去。
  明代海南地方官员虽然为民众办了一些好事，但由于当时琼州民族歧视严重，土地高度集中，因此黎族民众起义反抗的斗争不断，但最后都被残酷镇压下去。据《琼州府志》记载，明代黎族民众比较大的起义斗争就有10余次。其中以儋州符南蛇为首的黎民起义规模最大，参加起义的民众有4万人⑯。起义斗争的范围最广，给明朝统治者打击最大，曾先后围攻儋州、昌化、临高诸城，威震全岛十三州邑。明王朝从两广增调来10多万兵（包括少数民族的“狼兵”、“土兵”），最后才将起义镇压下去。成千上万起义民众被杀被捕。仅嘉靖皇帝世宗朱厚熄在位期间，黎族大起义就有5次：嘉靖二年（1523年），符南蛇从子符崇仁、符文龙聚党起义，诸黎峒暗中支持之，广东按察使副使胡训（江西南昌人）命儋州同知顾介出兵讨平之；嘉靖十三年（1534年），沙湾居林峒首黎佛二起义，海南兵备副使游琏令指挥王守臣集兵分哨镇压，佛二被杀害；嘉靖二十年（1541年），陵水、崖州黎民大起义，广东左参将⑰同提督⑱蔡经起前往镇压，共捕杀3600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五指山熟黎黎酋那燕集结崖州、感恩、昌化等县黎民起义，海南卫副总兵沈希仪与参将武鸾、俞大猷等直入五指山围剿，斩杀那燕及黎众5400余人，俘获者占五分之一，招降3700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由于崖州太守的贪婪残暴，激起当地黎族人民的反抗，明王朝派遣巡抚欧阳必进进军镇压，时任广东按察司清军监背左哨副使钱嶫同行。一路上钱嶫看到黎族人到处逃难奔波和被屠杀的惨状，故作《悯黎诗》六首，深表同情黎民的不幸遭遇。
  第七节 明代琼人出洋数以千计
  据海南地方志记载，明代海南人出洋起码有1千余人。明代琼人迁往外国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被海贼掳掠卖到国外当苦力
  明代海南岛四周沿海海寇活动非常猖獗。他们抢劫财物，掳掠人口勒赎，不能赎者，就被卖到国外充当奴隶干苦力。
  海南各州、县志有关海寇掳掠人口卖往国外的记载甚多。据《崖州志》载：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12月，“贼何乔、林容等复犯崖州，突出大疍港，远近骚动。复攻抢驾村，杀伤甚众，掳数十人去。”又据《琼山县志》载：隆庆元年（1567年）12月，“海贼曾一本驾巨舰突入白沙，劫推官郑廷璋家及颜卢、颜浓等村，掳千余人，50里内，焚掠无遗。”隆庆三年（1569年）润6月，“贼林容、曾一本等大劫东岸（注：今琼山东营、灵山一带）涌潭村，……遂掠教官谢忠、生员林成、谢有坦等涌潭、陈村男妇200余人去。”隆庆五年（1571年）2月，“贼大至，掠白沙、铺前百余人去。”另据《儋县志》载：隆庆六年（1572年），“白沙叛兵陈六等数百人寇儋耳，……掳男妇百余人至新英港登舟入海。”被掳掠去的绝大多数是穷苦人家，根本就无钱赎人，只有被卖到国外当苦力。因为被掳去人数较多，有男有女，虽然是当奴干苦力活，但不少人会在外国成婚生男育女。尽管不知其真实姓名，但他们必竞是海南人。
  二、琼州地震迫使大批琼人出洋谋生
  明末海南人向国外移民，另一个原因与海南发生大地震有很大关系。据《万历琼州府志》卷十二记载，明万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1605年4月13日）亥时（午夜），海南发生历史上有记载的最大地震（称琼北大地震，今考证震级为7.5级），震中位于琼山县境内的东寨港。最远有感距离北至广西桂林和湖南临城，达620公里；最远破坏距离北至广西岑溪和广东台北，达320—330公里。地震造成的灾害有极震区宏观烈度达10度，琼山与文昌交界处发生大面积沉降，仁村、仁村南、上田村、西行村、北港北等72个村庄的房屋和人畜尽沉没海底。琼山、文昌、澄迈、临高等县城公署、民房倒塌殆尽，府学、庙宇、桥梁、塔楼、坊表、圩岸等建筑物被毁，琼山府城死亡数千人，澄迈县死亡数百人，文昌县人畜有伤，临高县的马袅盐场沉没于海底；定安县民房、廨宇、坊表等毁坏大半；乐会（今琼海）屋坏、山崩、人员有伤；广东徐闻书院被毁，城垣倒塌；广西陆川县城垣、民房崩塌，压死居民无数；广东海康、廉江、阳江和广西合浦、博白、岑溪等地区也有不同破坏。震中的琼山县更是陵谷变迁，地陷沙涌，尸骸枕藉，〓血薰沾，鸡犬寂寞，毗邻死丧，人烟断绝，满目疮痍，触目摧心。地震中幸存者都难于过活。就连距离震中较远的儋州也深受地震灾害。据《儋县志》称：“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5月28日，儋州地震，经月不止，次年民遭病疫，存者十分之三四”。原来琼山县的演海乡与文昌县的铺前墟只一水之隔，琼北大地震一夜之间使两地之间变成大海洋，两地往来要航行10多海里。演海乡的旧圩村、儒林村在地震中形成半岛，田地尽陷入海中，这里住着100多户1000余人，地震使余生者从农户变成渔民，男人从事浅海捕鱼，妇女在家织网管家务，因捕鱼工具落后，生活艰难。崇祯十四年（1641年），这两个村的渔民林树华、陈道裨等发起“向洋开拓，去番谋生”。他们驾着小渔船，配备简单网具，闯过急水门（铺前门），渡过琼州海峡到达雷州半岛的海安，再沿着海岸向西航行到安铺，一边捕鱼一边寻找航道。经过一个多月海上漂流，终于到了安南（现越南）的芽庄，便在当地定居下来，成为海南有名有姓最先定居国外的华侨。他们冒险驾舟出洋成功的传奇故事传遍和鼓舞了家乡渔民，促使当地渔民立志造船去番谋生路。
  根据史料记载，清澜港是文昌华侨出国谋生的主要港口。明朝末年，清兵逐渐南占，南明奋起反抗，海南政局不稳，兵匪四起，民不聊生，文昌县民大批逃向南洋谋生。起初大多冒险驾驶风帆，随风逐浪，漂到哪里就在哪里靠岸，结果有的在越南靠岸，有的在马来半岛登陆，有的出港后在海上漂流了一两个月才到达暹罗，最后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
  海南人移居东南亚各国走的是海路，除了个别自己有船驾驶出海作业而落居外国外，大都是乘贸易帆船，帆船既运货又载人，人多了就载人去运货返。出去的人主要是农民，也有渔民。乐会县（今琼海市）潭门港的渔民，从明代以来就驾驶渔船到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捕鱼，并将捕捞到的鱼虾等海鲜品和贝壳就近运到菲律宾、印尼、马来亚等地去销售。邻近有些贫苦乡民，都到潭门随渔船出海（这样花钱较少），散居东南亚各地谋生。

注： ①布政使司，明代官署名。亦称承宣布政使司或布政司。明洪武九年（1376年）改元代的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行省，简称为省。布政使司就是省一级行政机关。长官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为从二品官。佐官有左、右参政（从三品），左、右参议（从四品）若干人，无定员，因事添设，各省不一样。因为明代省一级权力实行“三司制度”，即由都指挥使司掌管一省的军事，由按察使司掌管一省的司法监察，布政使司只管理一省属于民政和财政方面的工作，诸如稽核户籍人口，征调赋役，督促生产，兴办水利、学校，检查和督促府、州、县官员完成上述事务，并报奏其功过，管理关卡、仓库、钱币等等。布政使司不能指挥军队，也不能直接处理刑狱司法事务。省内重大问题，要由“三司”议奏，听候皇帝批办，即使是布政司分管的民政和财政工作，遇到重大问题，也需照会其他两司，不能自行独断。 ②靖难之变——明太祖朱元璋先后分封25个儿子为王。各王有护卫甲士3000至19000人不等，北边各王握有兵权，势力更大。他明确规定，诸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的权力，必要时可以领兵“靖难”。朱元璋死后，因太子朱标先已病故，由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帝，年号建丈，又称建文帝。惠帝用大臣齐泰、黄子澄之策，先后废削周、齐、湘、代、岷五王。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北平（今北京），以讨齐、黄为名，号称“靖难”。经过4年战争，燕兵终于改破南京。建文帝死于宫中（一说逃亡海外）。燕王朱棣即位，是为成祖，改年号为永乐，又称“永乐皇帝”。 ③仓大使，官名。掌管仓库的官员。 ④指挥使，官名。明代军队京卫及外卫各使司的长官，正三品，一般统兵5600人。 ⑤镇抚，官名。明代沿元制，于军队诸卫置镇卫司，是镇压人民反抗的机关，其长官称镇抚。 ⑥黄册，明清两代为征派赋役编造的户口簿册。洪武14年（1381年），命各州县分“里”（基层单位，110户）编造以户为主，详列丁口、田产以及应负赋役的簿册4份，分存各级政府，作征收赋役根据。命名用意，一说男女始生为黄，黄代表人口；一说因送户部的簿册封面为黄色，故名，每10年编订一次。清康熙七年（1668年）因每5年造送丁口增减册，黄册无需再造，下令停止。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将5年编审户口一次的规定也取消。 ⑦鱼鳞册，是“鱼鳞图册”的简称。中国古时政府为征派赋税而编造的土地簿册。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命各州县分区编造，以田地为主，分号详列面积、地形、四至、土质以民业主姓名，一式4份，分存各级政府，作为征税根据。为中国较为完整的地产纪录。因图上所绘田亩，挨次排列如鱼鳞，故名。 ⑧见海瑞：《平黎疏》，《海忠介公集》卷一。 ⑨明代实行的土舍制度，是在卫所制度之下设立的地方武装组织。早在明朝初年，海南岛就设立了11个守御所，驻营屯兵，一以防守地方，一以“哨守黎村”。到了永乐初年，“琼州府设土舍41所，专辖黎兵，多寡不等，遇有调发，随军进征，专为前锋，无事则派守各营，听营官调度”（清·雍正《广东通志》卷二十三，《兵防志·兵制》）。这些土舍都是由当地有势力的黎族洞首充当，他们虽然名义上是专负指挥统率黎兵之责，实际上却掌握了地方上的军事民政大权，在他们管辖下的地区，土舍的黎兵实际上成为黎首土官的私人武装。 ⑩明·王贞卿、韦贤卿：《平黎歧》，载《乐会县志》卷四。 ⑪参看《广东通志》、《琼州府志》有关这次起义的记载。 ⑫明代以婆罗洲为界，以西称西洋，即今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印尼、婆罗洲等地。 ⑬当时1丈相当于现在的3.1米。 ⑭都指挥使，官名。明代都指挥使司的长官，为省一级地方最高军事长官，正二品，隶属于中央五军都督府。 ⑮见嘉靖《广东通志》。 ⑩见清《琼州府志·方良永传》。 ⑰参将，武官名。明代镇守边区的统兵官，位次于总兵、副总兵，职掌分守各路。 ⑱提督，武官名。明代驻防京师的京营设有提督，为京营的长官。南京则设有操江提督。明中叶以后，巡抚多兼提督军务衔，也有总兵加称提督的。万历时专设提督，但不常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