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第一节 汉族源流和发展
  各民族的名称都是历史的范畴，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汉族也是如此。在中国56个民族中，汉族人口最多，经济文化水平较高，因此自然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和主体民族。它是由古代华夏族和其他民族长期逐渐混血而成的。华夏的祖先原来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大约在5千年前左右的原始社会后期，这些分散的氏族部落被原居住在今天陕西境内的一个部落首领黄帝所统一，并建立了部落联盟。当时，和黄帝同出少典氏的炎帝也建立了部落联盟。后来，炎黄二帝结成了更大的炎黄部落联盟，势力不断扩大，经过尧、舜、禹时代，统治范围逐步扩展到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地区，这个范围被称为“九洲”。在这个过程中，周围的羌、苗、黎（不是现海南黎族的黎—著者注）等氏族部落与中原部落相融合，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又经过夏、商、周三代千余年历史演变，夏族①、商族。、周族③逐渐融为一体。春秋时期，又吸收西戎、北狄、东夷、南蛮的一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华夏族。到了战国时期，特别是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全国性的主体民族已基本形成，只是由于秦朝历年短暂，未及明确，直至汉朝建立后，才以汉族的雄姿出现在中华大地。此后，有许多少数民族又融合于汉族。也就是说，汉族是从“华夏”或“诸夏”发展过来的，但华夏不等于汉族，华夏不是汉族的唯一来源，汉族是华夏和其他民族长期逐渐混血而形成的。那么，汉族是由华夏和那些民族长期混血融合而成？有的学者认为汉族是由河洛、江汉、海岱三个族群融合而成（蒙文通《古史甄微》）；有的认为汉族是由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融合而成（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有的则认为汉族由华夏族系、东夷族系、荆吴族系、百越族系融合而成。（林惠祥《中国民族史》）。总之，汉族来源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现在汉族遍布全国，而主要聚居在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辽平原。
  第二节 战国时中原人始迁琼
  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在海南置郡县时，海南有23000户，其中岛上已有善人（汉人）3万④。那么这些善人（汉人）是什么时候迁移到海南岛呢？
  一、周朝中原人已南迁岭南
  研究中原汉人何时迁入海南，首先要研究和了解中原人何时迁入岭南（特别是两广）。中原人只有先迁入岭南，才能迁入海南。也就是说，中原汉人迁入海南岛的时间要比迁入岭南的时间晚一些。
  广东部分学者根据史料断定，中原人南迁岭南早于周朝已有了。北人南迁与粤人杂处，时历一千多年。这大批南迁的岭北人，多是衣冠望族，并且多是经济优裕，身体康强，才能出众的知识分子。他们流入岭南，通过婚姻，与当地粤人融为一体，使南越人不断汉化。到了唐代，广州人已均以中原人氏为宗，逐渐忘记或不承认自己是越人的后裔。如果说从周代开始中原人已迁入岭南、广东，那么战国时中原人肯定可以登上海南岛。
  春秋时，我国南部古时的荆蛮已发展成江汉流域强大的楚国（楚族）。楚族在与华夏族长期交往中，大量吸收中原文化，与华夏族同文字，其语言、习惯也受华夏族影响，战国中后期，楚族已基本华夏化，史家称此时的楚国为“冠带之国”⑤。这时居住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其居住地多纳入楚国版图或与楚毗邻，从已经华夏化的楚人那里接受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积极开发岭南，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中原人迁入岭南（包括海南）的社会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大批中原人迁入岭南并且登上海南岛，这是有其社会背景的。春秋之世，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反映不同阶级观点的思想家聚众讲学，著书立学，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主要有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和孙武为代表的兵家三大学派。经过春秋长期的兼并战争，至战国初年，见于史册的诸候国还有20多国，其中魏、赵、韩、齐、秦、楚、燕国最强，史称“战国七雄”。战国时期，各诸候国特别是“七雄”，为了富国强兵，使自己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各国国君纷纷下令求贤，千方百计吸收更多具有经邦治国才能的人加入自己的政权，对各种旧的弊端进行改革或变法。例如商鞅，原名卫鞅，系卫国人，后仕魏，未得重用。秦孝公下令招贤，他应召入秦，初任左庶长⑥，后升大良造⑦，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两度变法，持续20年。因变法有功，封于商，称商君，后世便称他为商鞅。
  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在学术思想领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代表不同阶级或政治集团的思想家，他们与其弟子们形成不同的学派，到处极力宣扬自己的学说和主张，反对和排斥与之对立的学派。“士”的出现及其活动，促进了百家争鸣的发展。“士”是对当时知识分子的通称。战国时期，“士”这一阶层的数量急剧增加，而且十分活跃，他们不分“国界”地到处游说，聚众讲学，针对当时社会和政治的焦点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互相论战。此外，诸候并争局面的长期延续，也为百家争鸣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在诸候刈据，各自为政的时代，任何一个诸候国的统治者都不可能推行文化专制政策，这就使各国学者和思想家得以自由流动，自立门户，互相争论，各抒已见，促进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
  战国时期的社会风尚，有利于促使中原人向岭南迁徙。一是养士之风。战国时士是最活跃的阶层，他们人数众多，有学士、策士、方士、食客之分。战国时期社会上养土之风极盛，一些贵族为了虚张声势，往往广招天下士，动辄数千人。二是人才流动之风。当时各国统治者都广泛招揽外来人才为自己服务，时称“客卿”。如卫人昊起，初为魏国西河郡守，后又奔楚为令尹；郑人申不害相韩；宋人惠施为魏惠王相；邹人孟轲为齐宣王卿；赵人荀况为楚兰陵令；魏人乐毅为燕大将；身君秦国相位的商鞅、张仪、甘茂、范睢、蔡泽、李斯等权要都不是秦国人。三是刺客和游侠之风。自春秋后期开始，社会上刺客活动颇为盛行，一些政坛上人物往往求救助于刺客恐怖活动以达到政治斗争的目的。有些刺客是为了个人恩怨卖命，有的则为了伸张正义而献身。在刺客的影响下，春秋战国时社会渐渐出现游侠之风。这些社会风尚有利于各诸候国之间人员自由流动，有利于中原人士大批迁入岭南，其中包括海南岛。
  第三节 秦遣戌南越五十万人有迁琼者
  秦始皇消灭六国后为了统一中国，于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派大将屠瞧率领50万大军，分5路进兵岭南。秦军遭到越人的顽强抵抗，3年不解甲驰弩，长期处于戒备状态。因秦军给养转输因难，致使南征长期受阻。后屠睢在越人的一次突袭中战死，秦兵大败。不少中原士卒，融合于越人之中，成为越人的一部分。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始皇命史禄开凿人工渠道，在湘江上游行西兴安境内开凿一条连接湘江和漓江全长30公里的运河，称灵渠，使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得以沟通，又征发“逋亡人、赘婿、贾人”⑧为兵，驰援南征的秦军。在给养和兵源得到补充之后，终于平定了岭南，于其地置南海（治番禺，今广东广州、）、桂林（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西南古城）、象（治临尘，今广西崇左县）3郡。至此，岭南包括海南岛成为秦的疆域。海南岛为象郡的外徼（边界、边缘），属象郡管辖。秦朝为了巩固全国统一，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移民实边，为此秦王朝命令南征的50万大军除战死外全戌守岭南（包括海南岛），并批准官员的请求，征调15000名未婚女子前来岭南，“以为土卒衣补”《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使驻军安心定居下来，同时强迫大量中原汉民迁徙岭南，与当地人杂处，共同开发南方，这时便有汉人进入海南岛。
  秦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36郡（后陆续增加到40余郡）。郡设守、尉、监等官。郡守掌政务；郡尉掌军事；监御史掌监察，为中央监察机构的派出官吏，监督郡、县长官。郡下设县，其长官，万户以上的县称县令，不满万户的称县长，掌一县之政务；县尉掌治安及征发戌卒；县丞协助县令（长），兼掌司法。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道，为县一级的行政机构。郡县长官皆由中央任命。县下的基层组织为乡、亭、里。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司法兼赋役；游徼，掌治安。亭设亭长，里设里正。郡县的设置，为秦朝在地方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统治网络，能够对全国各地进行有效的治理。秦时所设之郡辖境甚大，相当于今之省。当时海南虽然不专设郡县，但属象郡边界内之地，象郡官员自然经常登岛巡察视事。总之，秦朝修通灵渠后，中原汉人乘船从长江进入湘江，经灵渠转入离江、桂江、西江，可轻易到达两广各地和海南岛。
  第四节 秦末汉初汉化的南越人移民海南
  秦朝末年，由于秦二世胡亥的残暴统治，继续大修阿房宫和通往全国各地专供帝王行驶马车路宽50步的驰道，赋税徭役较秦始皇更为苛重，引起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各地反秦势力峰起，秦廷无暇南顾。当时任秦南海郡尉的任嚣病重，便邀时任南海郡龙川县令赵陀密商后事，并任命他代理南海郡尉。任嚣死后，赵陀乘秦朝将亡之机，诛杀秦官郡长史，绝道聚兵自守，用武力占据了桂林、南海和象3郡，建立起南越政权。赵陀虽是中原汉人，但他所建立的越人国家，尊重越人的风俗，所以邻近的骆越、西瓯、闽越都听命于他，形成东西万余里的大王国，秦亡后与汉帝国相抗衡。西汉初期，汉高祖自知用武力征服不了南越国，便遣使官陆贾出使南越通好，正式封赵陀为南越王，令其“和集百越”，长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南越则定期向汉廷朝贡，并在边境开设关市。吕后时严禁铁器输入南越，牛马输牡不输牝⑨，防止南越经济发展强盛难制。南越与汉王朝关系比较紧张，南越常出兵骚扰汉长沙边邑。赵陀自称南越武帝。汉文帝为安抚四夷，对南越王赵陀采取怀柔政策，修赵氏原籍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派专人守护，四时祭祀；对赵氏家族予以优抚，以示拢络。继又派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并让赵陀后裔世袭王位，赵陀表示“愿长为藩臣，奉臣职”⑩。赵陀及后裔先后袭南越王位5世，共历93年。在秦末汉初这将近百年时期，西汉帝国虽然没在海南设置郡县行政机构，但海南岛一直在南越王国直接或间接的管治之下，南越国会派官员登岛进行治理，会有不少中原汉人和已经汉化的越人迁居海南。
  秦朝统一中国后，采取移民实边政策，派遣50万中原人征戌南越（包括海南岛），这对开发南方边疆有积极的意义。秦始皇实行的“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的政策，对度量衡、贷币、交通、文字进行整齐划一，又把民族融合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秦代数以“六”为纪，符节、法冠均为6寸，舆6尺，乘6马，6尺为步。数以“六”为纪的遗风，在海南特别是黎族中流行非常长久，直到解放前尚存。如解放前使用的铜钱，以6文为一钱，60文为1两，600文为1贯；又田禾以6把为半担，12把为1担，皆为数。
  第五节 讲临高方言的先民迁琼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讲临高话的先民，是继黎族先民之后迁徙海南的居民，他们移民海南的时间比汉族早，或与汉族同时代迁琼。
  “临高话”、“临高人”，是海南解放后，也即20世纪下半叶才常用的复合名词。其含义（所指）超出临高一县之境，包括全临高县、儋州市和澄迈县部分乡镇、海口市西郊和琼山羊山地区，现人口约80万人。有许多事实说明，现在海南西北部讲临高方言的人是汉族，而不是什么少数民族（理由在第16章有专述），所谓“临高话”不过是上述地区汉人的一种方言而已。作者认为，“临高话”、“临高人”的提法是不科学的，似称临高方言、讲村话的人为妥。讲临高方言的地区如此之广、人口如此之多，此方言生命力如此之强，影响力、融化力如此之大，至今专家学者尚难破解。因此，对这种方言的来源及其先民迁琼年代进行深层次的研讨，是非常必要的。
  一、临高方言语系归属及来源
  临高方言（临高话）又名村话、贝语等。它比较特殊，只有口头语，没有反映本语的文字，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汉字。临高县人用村话读书（汉文字），语音跟普通话差不多，懂普通话的人一般都能听懂；海口郊区和琼山羊山地区的人用村话读书，语音大部分是海南话，会讲海南话的人都能听懂。临高言言与黎话是完全不同的。有人把临高方言称为“黎话”，是他们对临高方言和黎话都一窍不通的表现，把讲临高方言的人称为黎人更是大错特错。跟海南话分为海口、琼文、琼海、万陵、琼南、定安、海北等7个方言区，黎话分为哈、杞、润、赛、美孚等5个支系一样，“临高话”大致也可以分为临高、白莲、长流、海秀、永兴、龙塘等几个地区方言。在临高县境内，新盈港一带和皇桐一带与其他地方的方言语调是不相同的。临高县的方言与海口、琼山的村话差别更大，除某些常用单词近音外，彼此间根本不能直接交谈通话。因此，把海口郊区和琼山羊山等地人讲的村话，与临高人讲的方言统称为“临高话”，把讲“临高话”的人统称为“临高人”，这是不科学的。
  1957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分队来海南调查。1980年，国家民委派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4位权威民族语言专家学者，和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组成民族识别调查工作组，再次到临高县及讲临高方言的地区深入调研。他们的初步结论是，临高方言不是黎话，不是“黎、泰和汉语的混合物”，而是具有“古越语的成份”，“属于汉藏语系峒泰语族壮泰语支的一种语言”，“与壮语十分接近”。
  作者系南宋兵部侍郎王居正（原籍江苏扬州）的后裔，祖辈世居琼山县羊山地区，因此从小会讲羊山“村话”。1980年本人在琼山县委宣传部工作时，与县机关几位羊山干部参加了壮语与羊山村话的对话识别工作。不久同乡人李英友（时任永兴公社副书记）还参加了广东省民委等单位组织的调查考察团，前往福建、广西等地参观考察。此后，作者长期留心收集有关临高方言的资料，1990年前后又多次到广西旅游访问，同壮族干部群众广泛接触交流。作者认为，1980—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与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等的调查结论，从总的来说是基本正确的。临高方言来源于古越语系，是俚（越）语、壮语、疍家话和汉语的混合物，是讲临高方言先民与后来的疍民、汉人长期交融的结果。这些地方的村话与壮语比较相似和接近，但仅单词语音近似较多，彼此间不能直接通话。
  二、考古发现临高方言的先民多由广西迁琼
  临高最早的祖先来自岭南一带，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来自岭南什么地方，海南的考古发现解答了这个问题。
  海南考古发现的文物很多，但最能说明临高最早祖先来源地的是铜鼓。在临高县的波莲、文澜和昌江县十月田等地，先后出土过4个广西北流型铜鼓。海口五公祠陈列的1个高6厘米、直径1米的大铜鼓，就是北流铜鼓。铜鼓是广西壮族普遍使用的一种由青铜铸造的民间乐器。北流型铜鼓最早是由西瓯人创造和使用。据史籍记载，古代西瓯活动的地区为南越以西，九疑之南，西与骆越为邻，即今广东西部、西南部和广西东部及南部。骆越活动的地区是在西瓯之西，即今广西南宁以西及越南北部。骆越地区流行的是石寨型铜鼓，但这种铜鼓在海南没有发现。这说明临高先民多从广西东部和南部迁居海南，其族称由瓯——西瓯——俚、乌浒、僮（壮）的演变过程。
  三、地名说明母权制末期临高先民已迁琼
  临高最早的先祖从什么时代开始迁琼呢？古籍没有记载。若从海南西北部临高方言区残存以“美”字为冠首字的地名来分析，便能帮助我们找到临高先祖迁琼的年代。据调查，从古至今，在海南西北部临高方言地区，普遍存在以“美”字为冠首字的地名。如临高县有美良、美夏、美台等乡镇和美览、美仍、美鳌、美景、美珠、美良、美山、美巢、美夏、美伴、美吉、美郎、美仓、美略、美所、美调、美当、美罗、美群、美星、美文、美兴、美盛、美舟、美塘、美堂、美积、美隆等村；儋州市有美龙、美扶、美里、美塘、美灵、美草等村；澄迈县有美玉（今金江镇）、美亭（镇）、美合、美造、美厚、美万、美郎、美桃、美宁、美俗、美秀、美若、美仁、美井、美傲、美龙坡等村；海口市西郊有美德、美新、美舍、美俗、美涯、美喜、美李、美楠等村；琼山羊山地区各乡镇有美党、美玉、美本、美城、美福、美月、美郎、美龙、美新、美贯、美富、美傲、美豪、美梅、美赫、美柳、美孝、美秋、美德、美目、美品、美弄、美任、美彦、美朝、美焕、美贤、美好、美雅、美车、美插、美秀、美初、美仁、美备、美程、美岭、美运、美仍、美柄、美顶、美杏、美寻、美万、美统、美风、美格、美味、美仁坡、美世、美苗、美儒、美南、美爱、美有等村，不完全统计共有120多个村庄。
  临高方言“美”字的汉译音为“mai³”（买）或“mai4”（卖），海南话译音为“母”，是“母亲”的意思。这些地名都打上“母亲”的烙印，反映了妇女在当时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和支配作用，显示妇女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在原始母系氏族公社中，妇女担负着采集、原始农业和手工纺织等劳动，掌握着产品的保管、加工、分配大权，管理氏族公社的日常事务，在氏族公社中和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并受到尊敬。这么多以“美”字为冠首的地名，说明临高方言的先祖至迟在母系氏族公社末期，即相当于中原地区殷周之际（距今约3000年左右）开始迁入海南，历秦汉至隋唐，仍有部分临高先民陆续迁琼。由于唐宋以来，一批又一批的大陆儒官入籍临高方言地区，他们所操汉语被当地“村话”融化，但当地居民则已逐渐被汉化。今后要找出正统“临高人”先民的后裔，恐怕只有通过DNA验证了。

注： ①夏族：夏族是一个古老的部落联盟，它是由12个姒姓部族组成，活动于黄河中游伊、洛之间。夏族源于西羌，尊黄帝为始祖，《史记·夏本纪》称它是黄帝的直接后裔。尧舜时，其酋长鲧，封于崇（在今河南嵩县境），称崇伯鲧。当时洪水泛滥，天下滔滔。尧的群臣举鲧治水，历时9年水患不息。舜“乃殛鲧于羽山”，命其子禹继续治水。《帝王纪》载，“禹受封为夏伯”，夏后氏部落可能由此而得名。在夏族部落联盟中夏后氏是最强大的一支。 ②商族：商族原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部落，长期杂处于东夷诸郡之间。一说，商族源出于东夷族。其活动地区逐渐由东向西扩展，大抵在今豫北，鲁西和晋、冀南部。商始祖契，曾佐禹治水有功，舜封之于商，赐姓子氏，并任命他为司徒，掌教化。所以《史记·殷本纪》说：“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史载，自契至汤，凡14世，约400余年，大抵与夏代相始终。 ③周族：周族是活动于今陕西渭水流域中游北面的一个古老部落。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族是黄帝喾孙帝曾的后裔。始祖后稷，本名弃，生于尧舜禅让时代。弃善农耕，尧举他为农师。舜又封他于邰（今陕西武功县），号后稷，别姓姬。周族从始就以长于耕植的农业部落在渭水、漆水、沮水流域的关中平原繁衍生息。 ④明王佐《琼台外纪》云：“武帝置郡之初，已有善人三万之数。”他及后人多认为“善人”即汉人，“此皆远近商贾兴贩货利有职业者及土著受井廛者”。 ⑤冠带，本指服饰，引进为文明。冠带之国就是文明之邦。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区别华夏族与少数族的一个重要标志。 ⑥庶长这一官名春秋战国时秦国设置，掌握军政大权。 ⑦大良造在战国初期为秦国的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自秦惠王设立相国掌握军政大权后，主要用作爵位名。 ⑧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逋亡人，指逃避兵役、徭役获罪的人；赘婿，又称赘子，即典押富家为奴的人，过期不赎，终身为奴，主家为之娶妻；贾人，即商人。 ⑨牡为雄牲，牝为雌牲。 ⑩见《史记·南越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