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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0年底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海南全省总人口有787万（至2001年底已达795.6万），有39个民族的人。其中汉族人口650.72万，黎族124万人，苗族有6万多人，回族7000余人。在人口较多的4个民族中，黎族先民迁琼最早，距今5千多年前；其次是汉族，于先秦时期开始迁琼；再次是回族，于唐至宋代迁琼；苗族则是明代向海南移民。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则大多是在解放后特别是建省后，调来海南工作或经商办企业及打工的人。
黎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其人口不仅在海南占第二位，在全国56个民族中也占19位。黎族主要聚居在三亚、东方、通什（五指山）、乐东、保亭、琼中、陵水、白沙、昌江等市县境内；少部分则分布在万宁、儋州、琼海、屯昌、定安、澄迈等市县的部分山区，和汉族人民杂居一起。
第一节 黎族来源于百越
一、百越源流和支族
现代遗传学家通过对DNA的分析，已经证实古越人和黎族先民族群的形成比汉族要早得多。古越人在距今6万年前已形成族群；距今8000年前，黎族先民已从古越人分离出来；而汉族的形成距今只有五六千年。
为了较深刻地理解黎族是百越的后代，比较全面而简要地了解百越的源流和支族是非常必要的。《汉书·地理志》云：“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这是指自浙江温州至越南北部，整个东南沿海地区为百越所居之地。其实还包括了山东南部、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和云南的一部分以及台湾、海南等省。古越族源远流长，支族甚多，故称为百越。按地区和时代不同分为如下十几个支族：
（一）大越：在江苏地区，春秋战国时建国为吴。《越绝书》：“吴越三邦，同气同族，”又同语言。在新石器时代为青莲岗文化①，向北发展到山东南部为大汶口文化，有拨齿之俗。大越北接中原，与齐鲁为邻，是越族中文化最先进的一个支族，在商朝时早与中原华夏族逐渐融合而成今天的汉族。
（二）东瓯或于越：在浙江，中心在温州。春秋时建立越国，冶铸技术与大越同样进步。但它是百越中较为落后的一些部落，被迫走上温州大罗山，有的北上到江苏。
（三）闽越：在福建，《史记》称为东越。按闽粤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特点而言，福建和粤东都使用有段石锛，故闽越包括粤东地区。
（四）扬越：或指江西的越族，或对岭南越族的通称，这是因为自江西至岭南古称扬州。或亦指江西山区里的山越，这也是被迫而迁居山区的较为落后的越族部落。
（五）南越：指广东地区的越人部落，中心在广州，从珠江三角洲到广西梧州，是南越赵佗政治势力中心，丞相吕嘉是珠江三角洲（顺德）的越人，南越封秦王在梧州。西江是秦始皇开凿灵渠后，汉文化从湖南经广西到广州的重要水路，在西江两岸发现汉墓甚多，也是汉越融合最早和最为发达的地方。
（六）西瓯越：瓯是越族别名。西瓯在肇庆以西，西江以南及广西西部至玉林的一片地方。《山海经》：“郁林郡为西瓯”，便是指这个地方。由于在浙江的越族称为东越，故有人说西瓯越系由浙江从海路迁来。春秋战国时，吴越建国，一些比较落后的越人部落受到统治阶级的压力便浮海南下。
（七）骆越：在雷州半岛、海南岛及广西西南部至越南北部。骆、僚、俚、黎、仡佬等都是原始越族的自称，骆为越人最早的自称。梁朝顾野王《舆地志》：“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为西瓯。”可见先秦越族自称为骆；秦时又称为瓯，也有“瓯骆越”合称的。至西汉，骆越则专指邕宁以西至越南北部。《天下郡国利病书》：“今邕州与思明府凭祥县接界入交趾海，皆骆越也。”至于海南岛的居民，《史记》称“瓯人”，《后汉书》再称为骆越。
（八）滇越：《史记·大宛列传》：“昆明之属无君长……然闻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滇越是傣族的祖先。
（九）山越：春秋战国时迁居山区的越族，在江苏、浙江山区。三国时为孙权镇抚，曾与苗族杂处，后共同融合于汉族。
（十）鸦越：见于《国语》，春秋战国时定居于湖北，与苗族杂处，后共同融化于汉族。
（十一）土蕃越族：即广西的壮族。僮族始见于南宋文献（《桂海虞衡志》）。1965年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国务院决定将僮族的“僮”字改为“壮”。布依族过去称仲家，仲家即僮族，系明代以后的称呼。
（十二）疍民：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也是古越人的后裔，解放前已完全成为汉人，已不是一个少数民族。在第六章将有阐述。
此外，贵州境内的仡佬族，广西的毛难族、侗族、水族等都是古越人的后裔。
二、黎族的族称
在我国历代史籍中，对海南岛上汉族以外的先住民的称呼有个历史演变过程。在西汉时称为“骆越”（《汉书·贾捐之传》），东汉时称为“里”、“蛮”（《后汉书·南蛮传》），南北朝时“俚”、“僚”并称（《北史·谯国夫人冼氏》），隋、唐亦普遍沿袭这种称谓。但这些称呼都不是专指黎族而言，而是对当时我国南方（包括海南岛在内）一些少数民族的泛称。“黎”这一族称最早见于唐代中期，如《新唐书·杜佑传》有“朱崖黎民三世保险不宾，佑讨平之”的记载。但“黎”这专用族名则是到十一世纪的宋代才固定下来，并一直沿用至今。
“黎”不是该民族的自称，而是汉人和其他民族人对它的他称。黎族内部过去由于分布地域不同和方言、服饰等差别内部有侾（哈），杞、本地（润）、美孚、加茂（赛）五种称谓和分为五个不同支系（族群）。尽管五个支系（族群）的人各有不同自称，但在与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交往时，都自称为〓ai1（音译近似于“赛”），而不自称为“黎”，因此〓ai1赛是黎族固有的共同的民族自称。
三、黎族来源于百越的证据
在中国的56个民族中，绝大多数都是跨省甚至跨国的民族，只有黎族是海南独有的。不仅在中国大陆没有黎族，而且在世界各国各地区也没有黎族，这就为研究黎族的族源增加了难度。
关于黎族的来源，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为黎族是从我国古代南方的越族发展而来的，与“百越”中的骆越有密切的关系。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一书中就曾断言：海南黎族之祖先就是“剪发纹身之越人。”黎族先民来自大陆东南地区的古越人，是百越族群的一部分，这是不成问题的。
黎族来源于百越的证据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如下几方面：
（一）通过民情风俗调查，说明黎族来源于百越。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是长时间形成和世世代代相传的，如果没有外来冲击和外力禁止，是极难改变的。几千年来，黎族虽与汉、苗、回等族人杂居海南，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但黎族的风俗习惯却极少改变。黎族的民俗，与主要来自百越族裔的壮族、侗族、瑶族、畲族和台湾的泰雅、阿美等民族的民俗，都与古代越人的民俗遗风是大致相同或相似的。
1、断发文身。古代的中原人是蓄发留须的，认为要把头发和胡须都保护好，才算仪表堂堂；越人却“断发文身”，拔毛去须。为什么要把头发剪断，拔毛去须？因为越人从来都是善于泅水驾舟的民族，剪发、拔毛、去须是为了便于下水。到了近代，各民族的男人都把头发剪短，“断发”这个区分越人与非越人的明显标志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有不少民族，如海南的黎族，台湾的阿美族和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至今还保留着古越人“文身（包括文面）”的习俗。古越人为什么要在脸上和身上刺上各种形状的花纹？这既是一种图腾崇拜，也是一种特有的审美观念。因为古越人作为海洋民族，他们崇拜龙蛇，认为在身上刺了花纹，下水之后，龙蛇看见会以为是它们的同类，就不会伤害他们。所以《汉书·地理志》中说：“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这种习俗长久相传，大家就对这种文身文面产生美感。在黎族的不少老人中还不难发现有文身文面者。
2、饭稻羹鱼。虽然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变化，但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的饮食习惯总的来说没有多大改变。南方是鱼米之乡，所以南方人以大米饭和杂粮为主食，嗜食“生猛海鲜”，这是作为海洋民族古越人的饮食嗜好的遗风；而北方人的主食却习惯以小麦和杂粮为主，副食品却以牛羊肉、奶居多。至今黎族人和台湾各族以及云南傣族人都还喜欢吃清香可口的竹筒饭，这与北方人爱吃包子、面条是大不相同的。
3、居住干栏式房舍。自古以来中国人在居住方面是南人巢居，北人穴居。《旧唐书·南平僚传》有云：“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干栏式建筑是古越人发明的，这是古越人对中华文明所作的一项重大贡献。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古文化遗址中就发现干栏式建筑屋基及残片物。自古以来，黎族人用竹木搭建的船形屋，广西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住的高脚屋等，都是干栏式建筑。建筑和居住干栏式房舍，主要原因是南方多水泽，地面潮湿，人住在距离地面的木板上既防潮湿，又防虫蛇野兽的侵扰，比较安全舒适。
4、擅长纺织。百越人擅长纺织，在距今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古文化遗址中已经出现纺织工具，说明当时已经有了纺织技术。在海南岛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物中有石制纺轮和陶制纺轮，说明四、五千年前海南已有纺织业。作为百越后裔的黎族，世世代代重视纺织，纺织技术高超，在历史上是出名的。早在公元前的西汉武帝时，黎族妇女纺织的广幅布就成为闻名海内外的贡品而被征调。据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宋代黎族的服饰就以“机杼精工，百世于华”驰名全国，招来远近商贾，畅销两广。到元代，上海郊区的黄道婆还特地到海南黎族地区去学习纺织技术，再向中原推广，说明元代以前海南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已经领先于全国。海南黎族、台湾泰雅族及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手工织布机都是平地腰机型，织机的夹布板两端挂在织者腰上，经线的尾端绕结在经线筒上，以两脚蹬之，进行操作。直至今天，黎族妇女还用腰机纺织出漂亮的黎锦，这也说明黎族正是百越后裔的重要标志之一。
5、喜穿贯头衣和筒裙。历来我国南方和北方的服饰也不一样：中原和北方人讲究衣冠楚楚，长袍大袖；南方百越后裔各族则力求自然、简便，爱穿贯头衣、短袖衣、短裤和筒裙。《汉书·地理志》有载，儋耳、珠崖“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现在海南黎族妇女和台湾阿美族妇女穿的筒裙服饰，几乎完全一致，没有多大差别，说明黎族和阿美族均为百越的后裔。
6、自由婚恋。在海南黎族和百越后裔的壮族、侗族、苗族、瑶族、畲族中，都长期保留着婚前自由交往，婚后不落夫家的反映母系制残余的风俗。自古海南黎族地区还普遍存在一种“放寮”的风俗。即女孩子长大后，父母为她在村边修建个小茅房，俗称“寮房”，黎语称“布隆闺”。女儿就在寮房里居住，不同血缘集团的男青年可以到村边的“寮房”唱歌玩耍谈恋爱，体现了青年男女社交婚恋的自由。女子婚后几天便回娘家居住，到怀孕才回夫家定居，俗称“不落夫家”。在今海南黎族居住区还保持着在“三月三日”这一天，当地男女青年到野外互相唱歌，倾诉爱情，寻找伴侣的习惯。
7、占卜的方式如故。百越族群颇相信鬼神，所以百越后裔的南方各族占卜之风很盛，凡事都要通过占卜，咨询神意而行，以求禳灾祈福，避凶求吉。占卜的方式代代相传，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其中古代普遍采用的一种占卜方式是鸡骨卜。距今800多年前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还描绘了鸡骨卜的作法。方式有鸡骨卜、疍卜、石卜、筊杯卜等。前两种主要用于狩猎前或行事前预卜吉凶，后二者则多用于“查鬼”。经过占卜查出鬼后，心须请“道公”、“娘母”作法祭鬼、驱鬼，以消灾去病保平安。
8、男女能歌善舞。百越族裔的各民族都崇尚铜鼓，善于唱山歌，男女之间唱对歌，并且是连歌带舞。自古以来，海南黎族人几乎男女老少都爱唱歌，也会唱歌。节日、迎客、宴请等都要载歌载舞，至今每年农历三月三日都要举行歌舞活动。
9、有凿齿的风俗。至唐代，振州的黎族还保持凿齿习俗。
（二）从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
解放前后在海南全岛特别是现今黎族聚居地区，都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如三亚市荔枝沟乡落笔洞遗址、琼中县的米寮山洞遗址、昌江县皇帝洞遗址、东方市与乐东县交界处仙人洞遗址等，都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遗物。石器方面，以磨光、有肩、有段式的斧、锛比较普遍，大型石铲较多，陶器有泥质细陶，夹砂粗陶和印纹硬陶三种陶系，还有陶制纺轮和陶制网坠等。根据出土器物所表现的文化性质来考察，与我国江南沿海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文化是同属一个文化系统，特别是与广西钦州地区及广东湛江地区发现的原始文化更加近似②。这些考古发现说明，黎族的远古祖先，与古代越族有着密切的文化关系和族源关系。
（三）语言方面的研究分析提供了一定依据。黎语在系属上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的黎语支，与同一语族的壮语、侗语、布依语、傣语、水语等有较密切的亲属关系。在清初屈大均所写的《广东新语》中说：“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并指出当时的黎族地区也有这类地名，“黎岐人地名多曰那某、包某、南某、番某……”③，这些地名都是按壮侗族各语言的读音，以汉字音译而成。如壮语称稻田为“那”。黎语称稻田为“打”，壮语、黎语均称水和河为“南”，黎语称村庄为“抱”、“包”、“番”，等等。这类地名至今不仅黎族地区普遍存在，而且在海南汉族地区尚有大量保留。这些事实说明黎族远古祖先与古代分布在两广大陆地区的越人、里（俚）人、僚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四）现代学者在各学科研究中发现了古越人移民海外的史实，为黎族和台湾先住民都来源于古越人提供了许多新依据。例如：
1970年，台湾的民族学家凌纯声先生就在《论夷越民族》一文中指出：从非洲东海岸到南美洲西海岸，在这包括印度洋、太平洋在内的一大片海域中的岛屿上，许多土著的文化中都还保留着中国古代夷越文化（即百越文化）的因素。
1973年，开始挖掘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开始揭开了东南沿海的“百越”是海洋民族的面纱，说明百越早在五六千年前就移民海外，长期活跃在太平洋上。
1991年，美国俄勒冈州大学人类系主任杨江先生在一篇论文中指出：“早在6000年前，马来—玻里尼亚人的祖先（指古越人）开始从中国的福建省出发，进行了长途的迁移活动。他们向南行进，穿越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尔后分两个方向迁移，一路向西，到达马达加西加；一路向东，到达夏威夷和伊斯特岛。”杨江先生还写明迁达太平洋各岛的时间，并说明“对于这次横贯太平洋的大迁移，已经有了许多翔实的史料记录。”
另一位美国学者徐松石在《南洋民族的乌田血统》一文中说：“今日的南洋民族，种类非常复杂。其中最大的部分，乃通常所谓棕色人种。这些居住在南洋的棕色民族，亦即广义的马来民族，包括马来族，印度尼西亚族和菲律宾族，他们与中国古代的乌田族（即百越）在血统上甚有关系……我们有许多理由可以断定，今日南洋棕色民族的祖先，其主要的部分，发源于中国东南的沿海地带……此类移民，由中国移入南洋，乃从中国的先秦降至东汉时代，他们在中国东南沿海最初的部族名称乃乌田人。乌田人在中国的历史可以清清楚楚推溯到夏朝大禹王的时候，至今已经有4000余年了……有些西方学者说疍民不是中国人，而是马来族流入中国，可谓倒前为后，倒因为果，可笑得很”。
1998年8月，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生物学家张伯斯在他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新西兰毛利族及其他玻里尼亚人均源自中国大陆。他们经过许多世纪的时间越过太平洋，迁移至此一地区。张伯斯使用维多利亚大学分子系统人类学研究所其他研究人员所蒐集的去氧核糖核酸数据，以进行他的研究。他说：“这些民族的迁移过程留有精确的活生生记录，被保存在其迁移路线的现代后裔的DNA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史前史教授安德森支持张伯斯这个理论，指出“这绝非新说法。历史证据明白显示，大洋洲的人民来自华南地区的某处，源自黄种人”。
2001年10月底，中华民族史研究会在海南省海口市主持召开“琼台少数民族学术文化研讨会”，就海南黎族和台湾先住民的族源等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和研讨。笔者有机会参加了这次研究会，听取了海峡两岸专家学者的发言（其中台湾与会的学者代表就有40多人）。与会两岸学者一致认为，台湾的阿美、泰雅、布农、排弯等先住民和海南黎族，都是古越人的后裔，都是在五六千年以前从大陆东南沿海迁移过去的，黎族和台湾先住民自古以来就是“亲戚”。黎族和台湾少数民族的习俗，如干栏式建筑、腰机织布、断发纹身、饮食习俗等，至今仍保留着惊人的一致。
四、黎族其他来源说
关于海南黎族的来源，除了大多数专家学者坚持来源于百越（即古越人）之外，还有其他三种说法：
其一是说黎族源出于黄帝族的亲族。例如何光岳先生在1998年出版的《南蛮源流史》指出：“俚人，又称里人，即雷人，其中有一支南迁至海南岛，叫黎人。俚人属于羌人的一支，与黄帝族是亲族。他们由西向东迁至黄河中下游，夏商时族类繁多，后遭商朝的征讨，一部分俚人逐渐南迁至长江以南与百越族混合，或与濮、僚杂居逐渐成为壮、水、布依、毛难、傣、侗等族。另一支俚人则南迁至海南岛而成为黎人加茂黎。又一支俚人仍定居在桂西、滇东，成菜人。”说明黎族先民夏商以前是黄帝族的亲族，是羌族的一支，由于商王朝的征讨而南迁至海南岛，成为海南岛最早的居民。实际上是断定俚、里、黎的祖先不是南方人，而是北方人；不是百越、甚至不是骆越的后裔，而是羌族、黄帝族的后裔；黎族先民不是海洋民族，而是北方内陆的游牧民族。但持这种观点的人忘记了致命的一点，就是在数千年前游牧民族的北方人骑着马是不能渡海到达海南岛的。DNA的研究也证实黎族是南方古越人的后代而不是北方人的后裔。
其二是黎族先民南来说。认为黎族来源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古老民族。例如德国民族学者史图博曾于1931年和1932年两次来海南深入黎族地区考察，发现乐东县“下路”黎人纺织机所用棍棒的两端和插头用的骨簪所刻的花纹，与暹罗（泰国）民族的相似，黎族人所用的口琴、鼻箫、木鼓、木琴等乐器与东南亚地区的也几乎一致，因此在其1937年出版的《海南岛民族志》指出：“海南岛是被数次民族浪潮——即由本地黎、美浮黎、岐黎、侾黎——冲击过来的民族所开发的，这些迁移到海南岛的民族，很明显是由阿乌斯兹罗尼亚（马来亚）和泰族这两种要素组成的”，认为海南黎族源于马来人与泰人的结合。又刘咸在《海南黎族起源之初步探讨》一文中，提出从黎族的文身、妇女妆饰、口琴、织绣物品等方面所表现的特点，认为黎族的文化系统属于“太平洋四个文化区中的印度尼西亚区”，与南洋群岛各民族所有者大同小异”，从而推断黎族族源出于南洋各民族。他们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揭示黎族文化受到南洋文化影响的史实，并描绘出史前海南黎族先民在茫茫大海上南来北往的壮观景象，这是非常难得的。但其黎族族源南来说是站不住脚的。上述列举杨江、徐松石、张伯斯、安德森等外国著名专家学者的科学论证，充分说明黎族不是来源于东南亚古代民族，相反地，东南亚和大洋洲大部分民族是数千年前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迁移去的。中国的民族学家凌纯声、历史学家陈序经、人类学家林惠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民族研究所张继焦博士等，对马来人的渊源之谜，都进行了不少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马来人很可能来自中国南方的古越族。主要有三方面的理由：第一、据考古发掘的遗址和文物来分析，东南亚史前新石器文化和中国古越族地区的史前新石器文化属同一类型；第二、马来人和古越族的文化在语言、纹身、断发、吃槟榔、崇蛇、巢居、精于航海术等方面是类似的；第三、马来人和古越族在体质上也是相似的（见张运华、张继焦《马来人》）。
其三是本地起源说。认为黎族是本地土生土长的。稍微有点人类起源和发展基本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已经和大陆分离有100万年以上和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面积的海南岛，根本不具备人类起源的条件。
第二节 黎族先民迁琼条件和时间
一、最早迁琼先民必须具备的条件
因为海南岛四周环海，海口市白沙门与大陆最近的雷州半岛徐闻县排尾角相距也有19.45公里，这就说明古时候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迁移到海南岛的。几千年前迁移到海南的古越人必须是身体健壮的海洋民族，必须有造船操舟的技术，必须具有大胆、勇敢、机智、开拓进取的精神和勇气。那些世代居住在高原、山区，思想保守的内陆民族，不仅不会造船操舟，甚至不敢坐船、不会坐船的人，是过不了琼州海峡，登不上海南岛的。而在距今7千年至5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遗物中，有如下几种与航海有关的器具：
（一）筏。又称为“桴”，《论语》有云：“越人乘桴于海”。是一种用木或竹条制成有舵的筏。在河姆渡遗址中，虽然没有伐的实物出土（因为竹木容易腐烂），但出土有藤条、绳索等物，可推测当时已有使用筏的可能。
（二）独木舟。在遗址发现一段长约2米、宽约0.4米的废弃的独木舟遗骸，还出土一种方头、方艄、平底的陶舟模型玩具。
（三）木桨。出土有7件木桨，均残断。原器物均是由整块木料加工而成。
（四）石碇。出土的是一件套在草编的网儿内的园形石球，直径有50公分，重量约170公斤，很可能是抛锚用的石锚，这个石锚可配用一艘21—28吨的船只。
除了这些水上运输工具之外，在河姆渡遗址中还发现大量鲸鱼、鲨鱼等骨头，说明当时的古越人可以驾驶上述原始的海上交通工具到深海捕鱼，也可以在海岸之间和邻近岛屿之间航行。航行的距离随着交通工具的改善，和利用信风、海流等航海经验技术的提高而延长。总之，7000年前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已经出现了海上交通工具，古越人向海南岛和其他岛屿移民便具备了起码条件。
二、黎族先民迁居海南岛的时间
因为黎族不是跨省跨国的民族，而是海南特有的少数民族，他们什么时间从什么地方迁琼史书都没有记载，因此，在确定了黎族来源于百越之后，确定首批黎族先民何时迁移到海南岛，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难题。关于首批黎族先民（古越人）从何时何地迁移到海南岛，总的来说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距今3000年前由两广迁琼。从1956年开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各省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到六十年代，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与广东民族研究所合作编写出《黎族简史简志合编》，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等单位部分人员组成《黎族简史》编写组，1982年该书写成并正式出版。该书指出：“我们初步推断黎族的远古祖先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或更早一些从两广大陆沿海地区（特别可能是雷州半岛）陆续进入海南岛，其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殷周之际，距今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④”国内大多数学者和海南干部都坚持或赞同这种观点。
第二种说法是距今5000年前由河姆渡抵琼。持此观点的学者在充分肯定黎族远古祖先是古越人的前提下，把首批黎族先民登上海南岛的时间向前推到公元前3000年前，不仅比距今4000年前出身百越的夏禹北上冶水有功，被推为部落联盟大酋长还要早1000年左右，甚至比黄帝在位时还要早数百年。作出这种论断的主要根据，一是对河姆渡文化遗址的考古成果；二是对海南岛三亚市落笔洞等文化遗址出土遗物考古结果；三是美国学者杨江对东南亚、大洋洲等民族来源调研的结果。例如回族学者马沙在《中华民族》一书的“黎族”一文中指出：“黎族先民最早开发了海南岛，考古调查发现，海南岛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遗址有130处，出土大量磨制石器，其类型有有肩石斧、细型石斧；石锛、有段石锛，数量较多；还有大型石铲和农业生产工具，大约至今5000年左右，说明数千年前，海南岛区普遍有人类居住，并且已有了原始农业。石制和陶制纺轮的发现，反映当时已经发明纺织技术。石矛、石戈、石制网坠和陶制网坠及贝丘遗址的发现，证明当时还存在狩猎、采集和渔业经济。一些学者认为，黎族先民是海南岛的最早居民，是海南岛出土的新石器遗物的主人。”著名史学家史式更是反复强调：“距今7000年前，古越人从河姆渡出发，逐步向南移民，在距今6000年前到达台湾，那么在距今5500年，最多是距今5000年前到达海南岛，是绝对可能的。⑤”
第三种说法是距今1万年左右，甚至1万至3万年前。例如陈为先生在《海南岛生态环境与黎族文化关系研究》中，推断海南文化之发端（黎族先民的移殖）至少可上溯到最后一次冰期的海退时期（包括最近3万—1万年），提出海南岛初民移居的年代至少在1万年前，并且设想是从雷州半岛通过陆桥徙步迁移海南岛的。
笔者赞同第二种论断。认为在距今7000年前，古越人从河姆渡一带出发，有组织地搭乘竹筏、木筏或独本舟，开始向台湾、中国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国家逐渐迁徙。于5000多年前古越人中的一支首先登上海南岛，并且定居下来，繁衍后代，他们便是黎族的先民，海南岛最早的居民。首先登上海南岛或原居在山区的黎族先民，也许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本地黎”。因为黎族内部分为侾（哈）、杞、本地（润）、美孚、加茂（赛）5个支系，不仅各个支系的称呼和居住地域不同，而且方言、服饰也有区别。据调查，侾黎主要分布在乐东县除沿海地带外的大部分地区，东方市东部，昌江县的中部和南部，保亭、陵水、白沙的外围地区，万宁市西南角；杞黎主要分布在保亭县西北部，五指山市郊，琼中县东部、南部、西部和西北部，昌江县和东方市东南角及万宁三更罗一带；美孚黎分布在东方市东部，昌江城郊的水头村、保平乡、乌烈镇的一些村庄；本地黎分布在白沙中部、东部、南部及西部少数村落；加茂黎则主要分布在保亭加茂镇、陵水西北部、琼中东部和北部黎母岭个别村落。五种黎语方言中，侾方言同杞方言较为接近，本地方言和美孚方言差别不大，加茂方言和其他方言差别较大。此外，各个支系的文身也有较大区别。据此很多专家学者认为黎族先民的古越人不是同一批迁琼的，而是在很长的时期内陆续南下，有先有后，有早有迟地分批登上海南岛的。这也是直到现在黎族还分为五个支系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上述第一种说法也不全无道理。首批迁琼的黎族先民（古越人）在距今5000多年前抵达海南岛，但以后几批也可能到距今3000年前后才从雷州半岛陆续进入海南岛。
三、海南岛的优越环境留住了黎族先民
黎族先民—古越人原来是海洋民族，是以渔猎为生的。几千年前他们驾舟沿着东南沿海南下和向太平洋的岛屿迁移，目的是为了寻找到更适合于生存和发展的地方，让子孙后代能过比较温饱和丰裕的生活。当他们迁到某个岛屿或某个地方以后，觉得这地方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比较恶劣，不适合他们生活的时候，他们就会继续迁徙到别的地方去，不断寻找他们更满意的地方。然而，他们却留在了海南岛，成为今天有100多万人口的黎族。
在5000多年前海南岛为什么能留住黎族先民？尽管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这5000多年前黎族先民登上海南岛初时各方面情景。但笔者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所见加上所闻，可以有把握地断定，是海南岛美好的自然环境和丰足随处可取的生活资源，不仅使首批登岛的黎族先民流连忘返，并且想方设法传递信息，让与他们有亲缘关系的其他族群也先后迁移到海南岛。
当时海南岛吸引和留住黎族先民的美好自然环境和生活资源主要是：
（一）海南岛气候最适合原始社会初期人类居住。海南岛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终年暖热，四时花开，夏无酷暑，冬无霜冻，气候宜人，最适合原始社会初期缺衣少穿的人类居住和生活。
（二）海南岛有丰富的水产资源。黎族先民本来就是海洋民族，善于驾舟捕渔。海南岛环岛海岸线长（1528公里），港湾多，四周海边滩涂湿地又极多，鱼虾蟹蚌多得随处可捉，为历来从事渔猎生活为主的黎族先民提供了捕捞鱼贝的广阔天地，为当时人口还不太多的黎族先民保证提供充足的生猛海鲜，使男女老少能过上比较丰裕的生活。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长在海南岛海边的人们还记得，当时海边浅海和滩涂的鱼虾和蚌类还特别多，只要下海总会有不少收获，故可推断古代海南岛的水产资源更加丰足。此外，海南岛四周港湾极多（84个），可为各种渔船进港停泊和避风提供方便。
（三）海南岛陆地上到处都有取之不尽的动植物食品资源。海南岛因为气候温热湿润，雨量充足，热带雨林覆盖全岛，各种野生瓜果一年四季都开花结果，能烤吃的各种山薯、水芋满山遍野皆有，任凭人们采集。山林中除了伤害人的毒蛇猛兽外，还有成群结队的山猪、黄猄、坡鹿、狐狸、野兔和飞禽，可供人们狩猎。海南岛陆地上还有南渡江、万泉河、昌化江等96条大江小河和无数山塘、湖泊，各种淡水鱼虾蛙类很多，天气不好黎族先民不能出海时，在岛上也有鱼虾可供捕捞，保障全体氏族成员的物质生活。
（四）岛上为黎族先民提供了方便、舒适的居住条件。黎族祖先古越人历来居住干栏式房舍。而海南全岛热带雨林、古树、竹木、茅草、野藤繁茂，黎族先民登岛后，不论他们想在何处临时居住或选点定居，附近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竹子、木料、藤条和茅草等材料，可供人们建造干栏式的住房。黎族先民原属海洋族群，登上海南岛后，最先都居住在靠近海边、河流、湾港的山岗、地台上，方便下水、出海捕鱼。因海南属热带岛屿，历来夏秋季节常受台风袭击，房舍常被台风刮倒。但海南岛四周都有不同年代因火山爆发而形成的死火山和各种大大小小的山洞，石灰岩山区亦有数不清的天然融洞，为黎族先民提供了能防台风、避暴雨、储藏物品和繁衍后代的固定居住场所。所以海南考古发现的100多处古人类文化遗址中，有不少是在山洞中发现的。
（五）海南岛为黎族先民提供了充足的棉麻纺织原料。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出现了纺织工具与蚕的图像，说明早在7000年前古越人已经发明纺织技术。在海南古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不少石制和陶制纺轮，证明在5000年前黎族先民也已掌握纺织技术。文献记载汉代海南岛生产的广幅布已闻名岛内外成为贡品，这种广幅布是用木棉和麻类及野藤混纺成的。在海南岛，自古野生的可取其纤维纺织用的厚皮树、龙舌麻等满山遍野都有，这就为黎族先民纺纱织布提供了用之不尽的自然原料。
（六）海南岛有丰富可供制造筏舟的材料。海南岛的原始森林中，到处生长着楠竹、麻竹、刺竹、排竹和各种优质林木，可供黎族先民随便砍伐，制作桴筏、舟船作为交通工具和出海捕鱼之用。
总之，当首批黎族先民登上海南岛之后，发现海南岛气候这么暖和湿润，吃、住、穿、行的资源这么丰足，有利于生儿育女，繁育后代，因此喜出望外，消除了后顾之忧，便决定定居下来，建立和发展新的家园。也正是海南岛这么美好的自然环境和丰裕的生活资源，逐渐改变了黎族先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黎族先民从海洋民族逐渐转变为陆耕民族。
第三节 黎族原始社会概貌
在距今5000多年前，当首批黎族祖先—古越人抵达海南岛后，在此后的2000多年里，黎族先民便在海南岛繁衍生息，过着平静的、和睦的、温馨的氏族生活，并一次又一次地接纳了后来的百越姐妹兄弟——黎族其他支系。
黎族的社会发展和其他民族一样，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原始公社时期。由于黎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记载，汉文字的史籍有关资料也不多，所以对于黎族原始社会的情况甚难作详细、具体的描述，只能根据解放以来的考古发现和社会调查，简单地说个概貌。
一、黎族原始社会生产生活概况
黎族先民抵达海南岛的时候，是属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由于海南岛地处热带亚热带气候，高温多雨，自古大自然赐予的热带雨林几乎覆盖全岛，中部至南部五指山区林莽深密，烟雾缭绕，毒瘴弥漫，参天的古树野藤遮天蔽日，猿猴熊豹，毒蛇猛兽，出没横行，人类不易居住。黎族先民登岛后，在汉民没有迁琼之前，大部分都居住在滨海平原地带各港湾、各江河两旁的山岗上。这与海南岛发现的130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大多座落在河流两旁的山岗上，一部分在沿海港湾的沙丘上，是相吻合的。根据海南各处原始文化遗址出土的遗物研究，大多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是处于原始社会母权制繁荣期。
黎族先民本来是海洋民族，善于驾舟捕鱼。从古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石制、陶制网坠，以及在海南岛陵水县新村港贝丘遗址堆积的大量斧足类、腹足类软体动物遗壳、遗骨来考研，充分说明当时黎族先民的捕捞技术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并显示出鱼业是当时海南的主要生产部门，鱼类和软体动物是主要的食料。
在原始社会，人类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以维持氏族成员的生存与发展。黎族先民登上海南岛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从事祖传的鱼业捕捞这是肯定的。但当他们发现岛上一年四季都有各种可口的野果、野瓜、野菜、山薯可供采集，又有各种飞禽走兽可供捕猎的时候，黎族先民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自然会利用多种手段取得更多的生活资料，把捕鱼和农业、采集和狩猎结合起来，于是氏族内部便出现了分工。
从古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磨光石器以及器形较大的陶器残片可以看出，当时黎族先民已经从事原始农业生产。他们居住在靠近河流、港湾的山岗、地台上，使用磨制锋利、牢固安装在木柄上的石斧、石锛等工具，将林木砍例，用“钻木取火”的方法取得火种，将已经干枯的枝叶烧掉，然后清除残烬，到雨后土地较疏松时用削尖的木棍挖穴，播下种子或种苗。作物生长期间，一般拔除一两次杂草，待作物成热时才收获。这种“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法，一直在黎族聚居地沿续了几千年，至今偶尔还会发现其残余现象。
采集和狩猎是原始社会黎族先民经常性的活动。海南岛一年四季都有荔枝、龙眼、枇杷、山芭蕉、山稔等野果成熟的季节，黎族先民都不会轻易放弃采集的机会。有些可口的野果后来经过人工移植培育，便成为现在有名的水果。从出土的石斧、石矛、石戈等工具可以看出，数千年前黎族先民就进行狩猎活动。直到如今，春节期间用猎犬驱赶野兽进行围猎，仍然是黎族人民一项传统集体活动。
从出土的大量陶器和陶纺轮来看，说明当时海南原始手工业已发展到一定水平，黎族先民已广泛制造陶器，掌握了制陶方法和纺织技术。出土的陶器绝大多数是夹砂粗陶和泥质软陶，全部是手制的。此外、石珠、石环和各种陶制装饰品的发现，表明当时黎族先民对装饰艺术的爱好，并能制作精美的饰物。特别是当时已经有了原始纺织业，说明黎族先民已逐渐摆脱了披树叶、兽皮的状态。
二、黎族母系氏族公社的成因
原始社会初期母系氏族公社是当时社会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社会组织，也是社会制度的基础。由于当时生产力极端低下，因此生产资料由公社成员共同占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因为当时黎族先民成年男子主要担负出海捕鱼和上山狩猎的任务，其收获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且捕鱼狩猎的流动性很大，无法管理群体的事务；而妇女从事采集劳动、农业生产和纺织、制陶手工业，其收获比较稳定，使群体的日常生活得到基本保证，并且劳动地区相对固定，使她们能够管理群体的日常事务和照管病老年幼者。因而妇女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氏族公社的支配力量。加上对偶婚⑥的盛行，使妇女在氏族中和社会上享有很大的威望和受到尊敬。所以在氏族公社中由妇女当家作主，管理群体日常事务。
三、黎族母系氏族公社制的主要体现
从历史文献记载和社会调查来看，黎族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妇女在生产领域中起主要作用。黎族妇女自古专门从事采集果实和“山兰”播种、稻田插秧以及除草、收刈、储藏、加工等重要工作，纺织和制陶几乎全由妇女包揽。
（二）由妇女担当峒首。峒是黎族地区的社会组织，由若干氏族组成，带有氏族部落的性质，同峒的人大多有血缘关系。每峒都有固定地域，一般以山岭河流为疆界，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峒有峒首，相当于氏族部落中的酋长，负责管理全峒事务，调解各种纠纷，维持峒中社会秩序。因为妇女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普遍受到人们的尊敬，所以各峒的峒首皆为妇女担任。黎族妇女当峒首的时期相当长。据宋人周去非《海外代答》一书“海外黎蛮”条记载，直至宋代，海南有些黎族地区的峒首仍由妇女担当，如“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众，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峒，必下达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
（三）黎族自古重女轻男，凡事由妇女主持。清人张庄长在《黎歧纪闻》序中指出：黎人“其俗贱男贵女，有事则女为政”，“遇有事妇女主之，男不敢预也”。自古以来，黎族内部发生纠纷时，只要妇女出面干预或调解，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至今不少黎族地区还保留母系制的遗风，如妇女出嫁后仍与娘家保持着特殊的密切联系：妇女出嫁后仍被公认为娘家的成员；已婚妇女按惯例可以不为自已丈夫洗涤和缝补衣服，却要为娘家已婚的兄弟及其儿子缝洗衣服；黎族女子婚后“不落夫家”，结婚几天就返回娘家；住在村边的“寮房”里，可以和不同血缘关系的男子来往，也不受社会舆论的非议，直到怀孕或生育后才回夫家定居；已婚妇女生重病一般要送回娘家治疗护理，不让她死在夫家；已婚妇女死后，遗体要埋葬在娘家的公共墓地，她的遗物必须送回娘家由她的兄弟继承，娘家也要把她作为自己家族祖先鬼加以祭拜；死了丈夫的寡妇就回娘家同父母兄弟一起生活，留下的子女由丈夫的亲属负责抚养。
四、从母系氏族公社到父系氏族公社的转变
海南黎族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经历的时间特别长。我国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氏族公社，在距今4000年前就已开始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变。炎帝、黄帝和尧、舜、禹都是父权制部落联盟首领。海南黎族母权制向父权制社会过渡的时间比大陆晚得多，直至汉代海南部分黎族地区才开始出现父系氏族公社。但到了宋代，有些黎族地区还保留着母权制，仍由妇女担任峒首便是最明显的例子。
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是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母权制社会的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和家畜饲养业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由于生理等种种原因，黎族男子逐渐从渔猎活动转向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生产，掌握了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命脉；而妇女则逐渐转入家庭劳动，如家庭纺织、制陶和管理家务等等，在生产领域处于次要地位。正如《汉书·地理志》所载，当时海南人“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随着男女生产地位的转变，决定了他（她）们社会地位的变化，男子逐渐取代妇女成为社会的支配者，于是母系氏族公社便逐渐向父系氏族公社转变。
海南黎族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延续时间极长。直至民国时期，部分黎族地区（保亭、通什较多）还保留着一种带有父系氏族公社残余的合亩制。合亩制属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一种生产方式。合亩，黎语称为“纹茂”，意为大伙在一起做工，是由数户至二三十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的共耕组织。合亩内的土地和耕牛一般都由合亩统一使用。合亩的“亩头”由男性长辈担任，父亡子继，兄终弟承，负责领导合亩的生产，主持分配产品和对外交涉等活动。合亩的成员进行集体劳动，简单协作，收获物基本上按户平均分配。合亩成员盖房子或遇到天灾人祸时，其他成员都给予援助。
由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生产关系的不继变化，特别是私有制的出现，加上自汉代起受到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海南黎族地区原始社会不断解体和向阶级社会过渡。黎族原始社会的瓦解在不同地区时间又是不一的。一般来说，靠近海边，接近汉区，接触汉人较多，受汉族经济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瓦解较快；反之，则转变较慢。
第四节 黎族是海南最早迁居海外的民族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调查研究，说明黎族先民不仅是从大陆最早迁到海南岛的居民，而且也是最早向南洋迁徙的古越族群之一。理由如下：
一、黎族先民有条件有能力重返大陆和向南洋迁徙。正如本章第一、二节所述，黎族先民是原来居住在东南沿海地区古越人的后裔，原属海洋族群，在距今5000年前第一批登上海南岛后，居住在滨海地带，最初仍以出海捕鱼为主，经常驾船来往于海南和大陆之间，并同仍居住在大陆的其他支系的兄弟族群长期地、经常地保持联系，互通信息，致使黎族五个支系都先后迁到海南岛定居。如果先抵海南的族群或群体不再返回大陆，同在大陆的其他支系失去联系，其他支系群体也不可能迁往海南岛。黎族先民既然能驾舟抵达海南岛，又能驾舟返回大陆作业和探视其他支系兄弟族群，说明他们也有能力驾舟迁往南洋地区。
二、据上述美国学者杨江、徐松石和新西兰学者张伯斯、澳大利亚学者安德森的研究，认为东南亚人和黎族和大洋洲人来源于远古时候中国东南沿海或华南某地区。海南黎族和台湾各先住民，都是东南亚和大洋洲各族的族源之一。
三、从考古发现、民俗调查、人体测量对比等发现，马来亚和印度支那各族人同黎族之间有亲缘关系，在不少方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南洋群岛各民族的文身、妇女妆饰、织绣物品与黎族大同小异；东南亚人和黎族使用的口琴、鼻箫、木鼓、木琴等乐器几乎一模一样；海南岛发现的新石器的形式与越南、马来西亚出土的相同；有人从303个黎族人体测量材料分析对比中发现，一部分黎族在血统上与印度尼西亚族有密切关系，等等。这说明南洋有些民族来源于黎族，而不是黎族来源于南洋各民族。
四、据文献记载，黎兵曾多次被调出岛征战，可能在海外有落籍者。例如《元史·安南传》记载，元朝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朝廷曾征发海南四州黎兵1700人，分乘战船120艘参加远征攻打交趾。亦可能留下部分黎兵戌守或落籍交趾（今越南）。
五、历代封建王朝对黎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进行征剿和残酷镇压，必然迫使部分黎人逃居海外。汉朝在海南设立郡县实行统治之前，汉人在海南岛的人数还极少，海南岛可说是黎族先民的自由世界，黎人都还居住在沿海一带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地方，驾舟出海捕鱼乃是他们生活主要来源之一，大部分人都会造船操舟。随着汉人迁入的不断增多，当地官绅的横征暴〓，黎人负担的赋役不断加重，甚至耕地房产被强占、被驱赶。所以从汉代起，黎族先民的反抗斗争不断。据《汉书·贾捐之传》载，从设立珠崖、儋耳郡之后，到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的20多年中，大小的反抗斗争就有6次之多，其中在汉武帝末年（公元前87年），黎族人民在反抗珠崖太宋孙幸强征广幅布时，曾攻破郡城，杀了孙幸（见《后汉书·南蛮传》）和《琼州府志·孙豹传》）。以后在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甘露元年（前53年）、初元元年（前48年），珠崖又先后爆发大规模的（3至9个县）民众反抗斗争，但每次黎民起义斗争最后都被残酷镇压下去，被俘杀者甚众。到了唐代，岛上沿海黎汉族杂居地区的阶级分化日益明显，不仅出现了一些独霸一方的豪强官吏，强占地盘，掠人为奴婢，从中掠夺剥削而成为巨富；同时在黎族内部的上层首领也逐渐成为黎峒的实际统治者，经常通过战争和掠夺以加强对黎族人民的压榨，使黎族人民痛苦不堪，流离失所，有的被迫迁进山区腹地，为了求生存和发展肯定有不少年青力壮又会驾舟闯海的黎人迁移到南洋各地，成为东南亚各国的先住民。所以至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民族，从外貌血缘、服饰风俗习惯和某些使用器具，都与黎族大同小异，这就不足为奇了。
第五节 黎族先民从海洋民族变成山地民族
海南黎族先民从海洋民族变成山地民族，有两方面原因，分两个阶段。这种转变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过程。
一、海南温暖的热带气候，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使黎族先民从以捕捞业为主的海洋民族，逐渐转变为半农半渔，以农为主的陆耕民族。这是第一个阶段，持续时间到唐朝初期。这个过程经历了4千年左右时间。
黎族先民本属海洋民族，凭着他们高超的造船驾舟技术，和不畏艰险、勇于拼搏创新的精神，于距今5000多年前驾船先后抵达海南岛。是海南岛充足的阳光，适宜的气候，丰富的可作为生活资料的动植物资源，吸引黎族先民留在了海南岛。如果海南岛没有这么好的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假如海南岛是个一毛不长，不适合人类居住发展的荒岛，那么黎族先民肯定会离它而去。也正是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动植物资源，促使黎族先民在漫长的岁月中，生产活动的分工越来越细，除了少数人从事渔业活动外，大部分人从事农业、畜收业、狩猎、采集和家庭手工业生产，在陆上过着比较安稳、固定的生活。在汉代以前，甚至在唐代之前的3000多年时间里，黎族先民一直居住生活在沿海地带。随着大陆移民不断增加和海南人口不断增长，黎族先民为了发展生产和获取更多生活资料的需要，不断向海南岛的中部和南部山区开垦荒地和扩大狩猎采集的范围，这是自然、正常的事情，是黎族先民从海洋民族过渡到半农半渔、以农为主的阶段。
二、官府对黎族人民反抗斗争的镇压和豪绅的掠夺，迫使黎民从海南岛四周平原地区，迁进了中部和南部山区。这是第二个阶段，使黎族先民从半农半渔的民族变成“刀耕火种”的山地民族，这个过程从唐代中期开始，至今约有1200多年的历史，是个渐进的过程。
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海南设置郡县后，大陆汉人迁移海南不断增多，但直至唐朝初期，迁至海南的汉族人数还是有限，并且大多都居住在岛的北部和西北部沿海地区，朝廷的实际统治权并未真正达到南部和东南部，汉族和黎族的分布状况一直是“汉在北，黎在南”，就连一向气候温和湿润的万安州（今万宁市），也是唐朝建立44年的龙朔2年（662年）才设置。自贞元五年（789年）岭南节度使平定海南各种纷乱，“讨平峒蛮”，全岛设立5州22县之后，县的设置才扩大到岛南和东南部沿海，使环岛沿海地区几乎全部纳入州县的范围。这时，岛上沿海黎汉杂居地区的阶级分化和矛盾日益明显加剧，出现了“以富为雄，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的局面（唐·杜佑《通典》），还出现了一些独霸一方的豪强官吏。例如当时琼山郡守韦公干、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振州别驾冯崇债、振州富豪陈武振等，都是通过武力强占黎民的耕地，并且“掠人为奴婢”，迫使原来世居于沿海地区的黎族人不断迁进了中部和南部山区，此后才渐形成“汉在外围，黎在腹地”的状况。然而终唐一代，中央封建王朝对黎族的统治还未十分稳定，汉族封建经济文化对黎族社会的影响仍未普遍和深入，当时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海南岛仍然是一处“化外之处，瘴疠之区”，封建王朝开始把它作为贬谪流放罪臣的地方，被流贬的官吏更视海南为畏途，“一经南贬，便同死别”。正如唐宰相李德裕被贬崖州司户时所写诗云：“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
五代时，由于中原战乱频仍，大批汉族人口纷纷南移，其中不少迁移到海南岛。据1933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海南岛志》记载，唐以前海南岛汉族人口约2万人，到唐代增至7万多人，南宋时增至10万人，至元朝则达17万人。元朝统治者一面对黎族人民实行残暴的武力镇压，同时任用“归降”的黎族上层“首领”，封以官爵，付以实权，世袭其职。在元朝的90年统治中，大举“征黎”不下10次。如元初至元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291—1294）的一次4年空前规模的“征剿”中，元军兵马深入到偏僻的五指山中心地区，计有19个黎峒被剿平，626峒“归降”，户口23827，并“招抚”户口13497。在军事行动结束后，元朝统治者在海南专门设立了“黎兵万户府”，下辖13翼千户所，每千户所又辖百户所8处（万户为正三品，千户为正五品，百户为正七品）同时还强占黎族人民的土地设立“屯田”，称为“海南黎蛮屯田万户府”。据《元史》记载，当时琼州路的屯田就有292顷98亩，被强占了田地的黎人只好进入深山老林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到了明朝，海南黎族地区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明王朝在镇压黎族人民的起义后，往往没收黎族人民的土地（所谓“绝黎田土”），用来奖赏“剿黎有功”的人员，其中绝大部分拨作屯田，以图“长治久安”之策。据嘉靖《广东通志》记载，嘉靖年间全岛有屯田22处，共496顷40亩。当地封建官吏、地主豪强也倚势恃强，霸占黎人耕地山林，而丧失了土地的黎族人民只好逃进深山老林，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封闭式的原始生活，一直至1950年海南解放都是如此。
第六节 黎族和汉族的互相融合
黎族来源于古越人，其祖先本属海洋民族，在距今5000年多前迁移到海南岛后，逐渐演变成山地民族，可见黎族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民族。
自秦汉以来，大陆汉人迁入海南逐渐增多。除了极少数汉族官员为封建王朝卖命，欺压黎汉人民之外，广大迁琼的汉族劳苦大众，与黎族人民的关系是好的，黎汉人民在反对封建王朝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是同甘苦，共命远的，他们为开发建设海南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2000多年的接触交往中，黎汉两族自然同化的现象，不论是黎族同化于汉族，还是汉族同化于黎族，都是存在的。
一、部分黎族融合于汉族
靠近北部、西北部和沿海黎汉杂居的地区，黎族受汉族的经济文化包括语言、风俗习惯的影响较大，所以这些地区黎族人同化于汉族较多。例如，明代文昌县南部的白延都尚有黎族人居住，不过已编入都图，由黎峒首领土官管理，和汉民一样纳粮当差，便逐渐归附并被汉族同化了（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后故有“文昌无黎”之说。此外，在沿海和靠近州县城的地方，不少黎族人民“已经半能汉语，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辨（其为黎）焉。”（《续资治通鉴长编》）古时在沿海州县许多姓黎的汉人，都是黎族的后代（《桂海虞衡志》）。又如道光年间（1821—1850年），崖州一些地方的黎族已是“饮食衣服与汉人同……日往来城市中，有无相易，言语相通，间有读书识字者（《琼州府志·海黎志》）。
二、历代汉人融合于黎族
黎族虽然居住山区，部分黎民逐渐被汉族同化了，但黎族的人口则增加很快，至今成为一个有百多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历代都有不少汉人融合于黎族之中。各朝代汉人进入黎区被同化者有如下几种情况：
（一）历代汉人到黎区或黎汉杂居区当官，后来在黎区落籍或与黎人通婚而同化于黎族。如明代王元祯的《漱石闲谈》和清代的《洞谿纤志》、《黎岐纪闻》，都提及唐李德裕的后代化为黎人。又传邢宥的后代到黎区当官，化为黎人，今姓邢的黎族人不少是邢宥的后裔。现代各族人士到黎区任职或经商，并与黎族通婚而后代以黎族入户籍者更多。
（二）不少汉族地区的汉民，不堪封建统治者残酷的压迫剥削，而逃入黎峒谋生。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指出：“琼崖儋万，民既贫苦，仍出役钱，其间大半贫困，不曾输纳，甚者逃入黎峒”。他们进入黎族聚居区后，与黎族人民融洽相处，有的定居后耕种不归，甚至与黎族通婚，子孙后代融化成黎族。卓冠亚主编的《海南卓氏源流志要》载：据族谱记载和社会调查不完全统计，陵水黎族自治县至今全县卓氏有1300户、6200多人，主要分布在群英乡梯村、祖连、祖埇、祖明、社沙村，本号镇黎盘、黎跃、芭蕉、放马、埇仔、首都村，隆广镇岭仔、东光、墓山、丹陆村，祖关镇白石、祖关、亚上、亚欠、什巴、大坡村，文罗镇尖石、龙马村，提蒙乡内补村和南平农场沟仔、祖研等村。历代陵水卓氏还有迁居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于总田村、贝湾村、长沙村、什对村，红岛镇新市村，腰子镇坡心村、新塘村、狗羌头村，乌石镇福山村，以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番抄村、毛介什告村、毛介新村，什玲镇坚固村、水尾亲村、水尾布波罗村、大田村，八村乡毛如村、抄赛村、毛辉村、石带等村（保亭卓氏有2200多人）。陵水、琼中、保亭三县的黎、苗族同胞，大多数是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奉命抵琼治乱安民的福建莆田人卓昭（官任都统）的后裔，有些可能直接来自福建莆田县沿海村庄，或来自本省其他县市，同属福建开基始祖隐之公的世系。总之，海南黎族卓氏人，大多是由汉族化为黎族。另据欧竟中主编的《世界海南欧氏宗亲联谊会特刊》载，陵水县有8个村庄，乐东、白沙、琼中3个县各有1个村，还有其他一些市、县的欧姓黎苗族人，其实都是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5年），由福建莆田县渡琼任文昌知县的欧达公的后裔。
（三）历代到黎族地区戌守的寨丁、屯兵及其家眷留居下来，变成黎族。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广东八》中指出：有些黎族人的祖先“本南、恩、藤、梧、高、化诸州人……因住近黎土，谙晓黎俗”，或因“从征至此，利其山水田地，创为村峒，落土耕田”，便逐渐融化于黎之中。
（四）汉族商人到黎族聚居地区经商贸易落居者。例如，据《黎歧纪闻》记载：“近日惠（州）潮（州）人杂处其中，多以沽酒为业，外贩赍线盐布等物入而易之。……惠潮人入黎者，多于坡地种烟，黎人颇用之”。《诸蕃志》也提到：“闽商值风飘荡，赀货陷没，多人黎地”。
（五）历代有不少汉人因公或私事避难而逃入黎族地区，隐姓埋名，后来变成黎人。如宋人赵汝适《诸蕃志》云：“省民之负罪者，多逋逃归之（黎峒）”。又所谓“熟黎”，实际上是进入黎区的汉人。如史载：“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亡命杂焉”⑦；又称熟黎“初皆闽商，谓赀亡命为黎，亦有本省诸都人，利其土，乐其俗，而为黎者。”⑧又据万州志记载，清初顺治四年（1647年），明朝千户曹君辅，连结峒黎陈朝、曾镳等30余人从万州西门入城，杀死知州戴纶、吏目朱九锡，占据州城月余。琼州镇派兵攻克州城，曹君辅逃入黎区。
三、黎族姓氏古已有之
黎族因是海南岛独有的民族，加上没有本民族文字和族谱记载，对于黎族姓氏的来源较难考证。不过据历史文献记载，黎族姓氏由来已久，古已有之。有些人说黎族本无姓，是解放后土改时登记户口、田地之需要黎人才从汉姓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黎”这一族称最早见于唐代中期，“黎”这一专用族名是宋代才固定下来的，而宋代的历史文献中已有不少黎人姓氏的记载。宋人《系年录》有载：海南“四郡各占岛之一偶，四郡人多黎姓，盖其裔族，而今黎族乃多姓王”（《广东图说》卷六十七）。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太祖朝宰相卢多逊被流放到崖州（今三亚市），落居水南村，同当地黎族人打成一片，友好相处，曾作《水南村为黎伯淳题》诗二首，可见1000多年前崖州地区的黎族已有黎姓，至今水南村还有不少黎姓人的后代。北宋哲宗年间（1097—1100年）苏东坡谪居儋州时，结交当时的好友之一就有黎子云。
历代黎峒的峒首和黎族起义首领都是有名有姓的。如宋代女黎首有王二娘。又如据《琼州府志》载，宋庆历间（1041—1048年）黎民区希范率领起义民众攻破琼州城，被广西转运使杜杞率兵镇压；宋熙宁十年（1077年），乐会白沙峒黎王邦佐部众被抚降，林志福等被捕。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朱国宝任海南四州宣慰使时，有南宁军（儋州）黎首谢有奎以其属归附，黎民降者有3000户。明洪武二年（1369年），廖永忠等统军征海南，打败乐会小赐峒长王官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柴英任海南卫挥佥，黎首王瓶扰澄迈，被剿平。明同治间，儋州七坊峒黎首符南蛇率黎众起义，攻克儋州、昌化等城。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沙湾居林峒黎首黎佛二率众起义，被海南兵备副使和指挥王守臣剿灭。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陵水熟黎王国臣等率众起义，被琼州总兵吴启爵等讨平。
全岛黎族人有数十个姓氏，全部与汉族姓氏相同。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黎汉长期杂居而通用汉姓。特别是历代都有不少汉人因进入黎区作官、经商、垦荒种植、避难等与黎人通婚、定居，其后裔融入黎族而用汉姓。据文献记载，东汉时汉族的王姓和符姓先祖已经迁琼；南朝时，有大批冯氏和冼氏人从广东迁琼；唐代又有李、吴、韦、黎等汉人入琼。清朝以前，海南各县都有黎族居住，黎汉杂居，黎汉通婚较普遍，学校教的是汉字汉文，黎族人通用汉姓是很自然的事。
二是朝廷官府给黎首土官赐姓。清代以前，海南黎族地区都是由黎首土官直接管治，黎首土官职务由朝廷或官府任命，官职可世袭。朝廷任的黎官原有姓名的就用其姓名，有名无姓者朝廷或官府可以赐姓，同峒的黎民可用峒首的姓。
三是历代黎峒归附王朝和户籍登记，都必须有峒首姓名和各户主姓名，故黎族人的姓氏古已有之。
第七节 黎族是治琼历时最长的民族
黎族是最早移民海南的民族，这已是国内外众多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认同的史实，亦为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所共知。对黎族是海南最早移民海外的民族问题，也许有人半信半疑，更没有想到，黎族是经营和管治海南历时最长久的民族。然而，许多历史事实证明这是真的。
一、海南置郡前几千年是黎族先民的社会
据史籍记载，秦代在岭南置南海、桂林和象三郡，海南岛为象郡之外徼。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始在海南设立儋耳、珠崖二郡，海南岛才正式划入中国版图，由中央政府统一管辖，并派汉官治理。而在海南设郡县之前的3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岛上的黎族先民已在此世世代代长居，繁衍生息，用原始社会的母权制形式，管理自己的氏族群体。那时黎族内部没有阶级和阶级压迫，也没有私人财产，各氏族成员都集体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各黎峒之间也和睦相处，人与人之间、峒与峒之间出现了矛盾纠纷，都通过调解协商解决。尽管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极低，但黎人过的却是和平安静的自由生活。
二、“汉弃珠崖”后六百多年由黎人管治
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在海南置儋耳、珠崖二郡后，朝廷派官吏入琼治理，但好景不长。儋耳郡实际上只存在28年，便并入珠崖郡。而汉廷派往珠崖的官吏，初到海疆，见到当时奇珍异物，便起贪欲。加上琼岛孤悬海外，朝廷鞭长莫及，岛上先住民又敦厚朴实，地方官对黎民的压榨更是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异常残酷。据《太平御览》载，因为当时土著妇女好留长发，“汉时郡守贪残，缚妇女刈头取发”。官迫民甚民必反。如武帝末年，珠崖太守孙幸滥征调广幅布，民不堪重负，遂攻破郡城杀死孙幸。汉代海南先住民起义斗争不断，朝廷虽然“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因此贾捐之建议罢弃珠崖。元初三年（前46年），汉元帝遂罢弃珠崖郡。这样，实际上汉代珠崖郡仅勉勉强强存在了64年。
三国时，吴大帝赤乌五年（242年）虽复置珠崖郡和朱官县，但不是在海南岛置，而是在雷州半岛的徐闻县置，治所亦在徐闻县，只是遥辖海南岛而己。南朝宋元嘉八年（431年），于交州复立珠崖郡，也只徙有空名。梁朝由冼夫人请命于朝，在海南岛置崖州，其性质属羁糜州，是为招慰海南黎峒而设置，并非王朝派遣官员治理的正式郡县。直到隋朝大业六年（610年），才正式在海南“开置珠崖郡，立十县”，后又拆珠崖加置“儋耳、临振二郡”，这三个郡都设在原珠崖、儋耳故地。
从东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罢弃珠崖郡，到隋朝大业六年（610年）在海南置珠崖、儋耳、临振3郡，其间有656年朝廷没有在岛上正式设置行政机构进行治理，海南岛均附属于大陆别郡，为雷州半岛遥领之地。在这长达6个多世纪岁月中，岛上的汉人数量也不多，各黎峒的事务都由峒首管治。
三、隋至清代部分州县常被黎众攻占
隋炀帝虽然在海南岛置3郡10县，但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在海南的统治尚未就绪，过几年（大业14年）其政权便被推翻了。隋朝在海南置郡县历时10年左右，但从史书上找不到朝廷派谁到琼任官，《北史》、《隋书》谯国夫人传只称“文帝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1500户，赠仆为崖州总管”。冯仆是冯宝和冼夫人的儿子，陈朝至德年间30几岁时已逝，“崖州总管”一职为给死人赠官，说明隋没给海南派遣地方官。隋朝唯一渡琼者，为宗室滕穆王杨瓒之子杨纶，因遭诬被除名为民，携妻子流寓儋耳，后来归顺唐朝。
唐朝统治中国历时278年，在海南设置的州（郡）县不断扩大，增至5州22县，但朝廷派往海南任郡（州）县主官者极少。自南朝梁冼夫人统一岭南起，海南一直为南越冼冯家族管治之地。唐武德四年（621年），冼夫人孙冯盎以南越之众降唐，在海南岛立儋、崖、振3州，仍由高州总管冯盎统领。终唐一代，海南各州县首领多由冯氏后裔世袭，而黎峒仍由黎酋管治。唐朝中原汉人到海南极多，但多为朝廷贬谪流放之官，如李德裕、王义方、唐瑗、韦执谊、刘纳言、王方翼、胡元范、李灵夔、李孝逸、韦方质、崔可图、崔䓕、辜玑、林蕴、茅汇、欧阳秬等，而《广东通志》、《琼州府志》所载到琼任地方主官者，只有3人：一个是张鹏，懿宗年间（860-873年）任琼管五州招讨使，知琼州军州事；二是韩瑗，贬任振州刺史；第三人为崖州刺史张少逸（本书附录载有10人）。因为海南各州首领多由冯氏家族世袭，所以“崖振五州首领更相侵掠，荒俗不安，从前使者至，辄苦瘴疠莫敢往。”（见《旧唐书·良吏传》）当地黎人经常攻占州县，赶走地方官，实行自治。有时问题闹得太大了，历时太长了，驻广州的岭南节度使（采访使、观察使）才调兵入琼征讨镇压。例如乾封二年（667年），琼州全境被黎峒统治者占领，直至德宗贞元五年（789年），岭南节度观察使李复才派兵征黎，恢复琼州。其间琼州沦陷历时122年，由黎族管治。为此，李复上奏朝廷，请置琼州都督府，以控压黎峒。此史实，《琼州府志》、《琼山县志》、《乐会县志》、《琼海县志》均有记载。
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60年，历54年），岭南为南汉刘隐刈据，海南属南汉统治区域。因南汉势力薄弱，后来海南省去琼州的曾口、颜罗，儋州的富罗，万安州的富云、博辽，振州的延德、临川、落屯等8县，省去的8县大多为黎峒地区，这些地区多由黎酋管治。其他州县亦然。
宋至清代，黎族人民起义反抗官府的残酷统治，连绵不断，攻陷部分州县城达数年的事例不胜枚举。义民攻占的地区实际上是由黎族人管治。
四、明至民初黎区实由黎首统治
从明代起，把“归附”的黎族编入都、图、乡等基层组织，隶属州县，黎人和汉人一起纳粮当差。清代中央政令已渗透到海南腹地，特别是对黎族地区的统治已大大加强，县州管辖的范围深入到了黎族聚居的僻远地区，遂使黎族普遍被编入版图，极大地改变了过去黎人不入版籍，“不服王化”的状况。但是黎区各都、图都由黎族土官（黎头）直接管治。清人张庆长写的《黎岐纪闻》说：“黎头辖一峒者为总管，辖一村或数村者为哨官，大抵父死子代，世世相传，或间有无子而妻代之及弟代之者，为众心所归而公定之也，凡小事听哨官所断，大事则报总管，总管不能处始出报告州县。”
清代黎族聚居地大多已编入都、图、乡，但五指山腹地尚没有设县直接进行治理。光绪十二年（1886年），冯子材曾奉令进军五指山区，“开辟山路，收抚黎众10万人”（《清史稿》）当时两广许多官员曾建议要在五指山区置县对黎族进行治理。光绪十三年（1887年）10月21日，胡传受广东总督张之洞之命抵琼，从府城起程，历琼山、澄迈、临高、儋县南丰，穿越五指山区考察黎峒，直达崖州，历时32天，细写行程日记万余言。还抵省，建言“生黎训，不必剿；林木稀，不足采；黎峒窄，不置郡县”。他的主张被采纳，清廷不在五指山设县，只在兴隆设个“抚黎局”，专管黎人事务。直到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才先后设立昌江（1914年）、保亭、白沙、乐东（均为1933年）、新民（1948年，后改屯昌）、琼中、东方（均1952年）等县。说明这些县于民国时期设立之前，黎族地区不全由汉人治理，而是由黎首直接管治。对此现还健在的黎族老人和黎区周边的各族老人都是清楚的。
综上所述，汉元封元年（前110年）在海南置郡县前，黎族先民已在岛上生活3000多年；东汉元初三年（前46年）弃珠崖，至隋大业六年（610年）在海南置珠崖、儋耳、临振3郡共656年，由黎人管治；唐代乾封二年（667年）至贞元五年（789年），琼州全境为黎人占管122年；五代十国时期黎族自治54年；故黎族治琼先后有3830年以上。汉族治琼为两汉64年、唐代156年、宋代319年、明代（含南明）278年，共计817年。蒙古人元代治琼计89年。满族人清代治琼计267年。尽管这些起止时间不是绝对数，但黎族是管治海南历时最长久的民族，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黎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其人口不仅在海南占第二位，在全国56个民族中也占19位。黎族主要聚居在三亚、东方、通什（五指山）、乐东、保亭、琼中、陵水、白沙、昌江等市县境内；少部分则分布在万宁、儋州、琼海、屯昌、定安、澄迈等市县的部分山区，和汉族人民杂居一起。
第一节 黎族来源于百越
一、百越源流和支族
现代遗传学家通过对DNA的分析，已经证实古越人和黎族先民族群的形成比汉族要早得多。古越人在距今6万年前已形成族群；距今8000年前，黎族先民已从古越人分离出来；而汉族的形成距今只有五六千年。
为了较深刻地理解黎族是百越的后代，比较全面而简要地了解百越的源流和支族是非常必要的。《汉书·地理志》云：“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这是指自浙江温州至越南北部，整个东南沿海地区为百越所居之地。其实还包括了山东南部、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和云南的一部分以及台湾、海南等省。古越族源远流长，支族甚多，故称为百越。按地区和时代不同分为如下十几个支族：
（一）大越：在江苏地区，春秋战国时建国为吴。《越绝书》：“吴越三邦，同气同族，”又同语言。在新石器时代为青莲岗文化①，向北发展到山东南部为大汶口文化，有拨齿之俗。大越北接中原，与齐鲁为邻，是越族中文化最先进的一个支族，在商朝时早与中原华夏族逐渐融合而成今天的汉族。
（二）东瓯或于越：在浙江，中心在温州。春秋时建立越国，冶铸技术与大越同样进步。但它是百越中较为落后的一些部落，被迫走上温州大罗山，有的北上到江苏。
（三）闽越：在福建，《史记》称为东越。按闽粤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特点而言，福建和粤东都使用有段石锛，故闽越包括粤东地区。
（四）扬越：或指江西的越族，或对岭南越族的通称，这是因为自江西至岭南古称扬州。或亦指江西山区里的山越，这也是被迫而迁居山区的较为落后的越族部落。
（五）南越：指广东地区的越人部落，中心在广州，从珠江三角洲到广西梧州，是南越赵佗政治势力中心，丞相吕嘉是珠江三角洲（顺德）的越人，南越封秦王在梧州。西江是秦始皇开凿灵渠后，汉文化从湖南经广西到广州的重要水路，在西江两岸发现汉墓甚多，也是汉越融合最早和最为发达的地方。
（六）西瓯越：瓯是越族别名。西瓯在肇庆以西，西江以南及广西西部至玉林的一片地方。《山海经》：“郁林郡为西瓯”，便是指这个地方。由于在浙江的越族称为东越，故有人说西瓯越系由浙江从海路迁来。春秋战国时，吴越建国，一些比较落后的越人部落受到统治阶级的压力便浮海南下。
（七）骆越：在雷州半岛、海南岛及广西西南部至越南北部。骆、僚、俚、黎、仡佬等都是原始越族的自称，骆为越人最早的自称。梁朝顾野王《舆地志》：“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为西瓯。”可见先秦越族自称为骆；秦时又称为瓯，也有“瓯骆越”合称的。至西汉，骆越则专指邕宁以西至越南北部。《天下郡国利病书》：“今邕州与思明府凭祥县接界入交趾海，皆骆越也。”至于海南岛的居民，《史记》称“瓯人”，《后汉书》再称为骆越。
（八）滇越：《史记·大宛列传》：“昆明之属无君长……然闻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滇越是傣族的祖先。
（九）山越：春秋战国时迁居山区的越族，在江苏、浙江山区。三国时为孙权镇抚，曾与苗族杂处，后共同融合于汉族。
（十）鸦越：见于《国语》，春秋战国时定居于湖北，与苗族杂处，后共同融化于汉族。
（十一）土蕃越族：即广西的壮族。僮族始见于南宋文献（《桂海虞衡志》）。1965年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国务院决定将僮族的“僮”字改为“壮”。布依族过去称仲家，仲家即僮族，系明代以后的称呼。
（十二）疍民：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也是古越人的后裔，解放前已完全成为汉人，已不是一个少数民族。在第六章将有阐述。
此外，贵州境内的仡佬族，广西的毛难族、侗族、水族等都是古越人的后裔。
二、黎族的族称
在我国历代史籍中，对海南岛上汉族以外的先住民的称呼有个历史演变过程。在西汉时称为“骆越”（《汉书·贾捐之传》），东汉时称为“里”、“蛮”（《后汉书·南蛮传》），南北朝时“俚”、“僚”并称（《北史·谯国夫人冼氏》），隋、唐亦普遍沿袭这种称谓。但这些称呼都不是专指黎族而言，而是对当时我国南方（包括海南岛在内）一些少数民族的泛称。“黎”这一族称最早见于唐代中期，如《新唐书·杜佑传》有“朱崖黎民三世保险不宾，佑讨平之”的记载。但“黎”这专用族名则是到十一世纪的宋代才固定下来，并一直沿用至今。
“黎”不是该民族的自称，而是汉人和其他民族人对它的他称。黎族内部过去由于分布地域不同和方言、服饰等差别内部有侾（哈），杞、本地（润）、美孚、加茂（赛）五种称谓和分为五个不同支系（族群）。尽管五个支系（族群）的人各有不同自称，但在与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交往时，都自称为〓ai1（音译近似于“赛”），而不自称为“黎”，因此〓ai1赛是黎族固有的共同的民族自称。
三、黎族来源于百越的证据
在中国的56个民族中，绝大多数都是跨省甚至跨国的民族，只有黎族是海南独有的。不仅在中国大陆没有黎族，而且在世界各国各地区也没有黎族，这就为研究黎族的族源增加了难度。
关于黎族的来源，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为黎族是从我国古代南方的越族发展而来的，与“百越”中的骆越有密切的关系。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一书中就曾断言：海南黎族之祖先就是“剪发纹身之越人。”黎族先民来自大陆东南地区的古越人，是百越族群的一部分，这是不成问题的。
黎族来源于百越的证据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如下几方面：
（一）通过民情风俗调查，说明黎族来源于百越。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是长时间形成和世世代代相传的，如果没有外来冲击和外力禁止，是极难改变的。几千年来，黎族虽与汉、苗、回等族人杂居海南，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但黎族的风俗习惯却极少改变。黎族的民俗，与主要来自百越族裔的壮族、侗族、瑶族、畲族和台湾的泰雅、阿美等民族的民俗，都与古代越人的民俗遗风是大致相同或相似的。
1、断发文身。古代的中原人是蓄发留须的，认为要把头发和胡须都保护好，才算仪表堂堂；越人却“断发文身”，拔毛去须。为什么要把头发剪断，拔毛去须？因为越人从来都是善于泅水驾舟的民族，剪发、拔毛、去须是为了便于下水。到了近代，各民族的男人都把头发剪短，“断发”这个区分越人与非越人的明显标志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有不少民族，如海南的黎族，台湾的阿美族和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至今还保留着古越人“文身（包括文面）”的习俗。古越人为什么要在脸上和身上刺上各种形状的花纹？这既是一种图腾崇拜，也是一种特有的审美观念。因为古越人作为海洋民族，他们崇拜龙蛇，认为在身上刺了花纹，下水之后，龙蛇看见会以为是它们的同类，就不会伤害他们。所以《汉书·地理志》中说：“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这种习俗长久相传，大家就对这种文身文面产生美感。在黎族的不少老人中还不难发现有文身文面者。
2、饭稻羹鱼。虽然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变化，但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的饮食习惯总的来说没有多大改变。南方是鱼米之乡，所以南方人以大米饭和杂粮为主食，嗜食“生猛海鲜”，这是作为海洋民族古越人的饮食嗜好的遗风；而北方人的主食却习惯以小麦和杂粮为主，副食品却以牛羊肉、奶居多。至今黎族人和台湾各族以及云南傣族人都还喜欢吃清香可口的竹筒饭，这与北方人爱吃包子、面条是大不相同的。
3、居住干栏式房舍。自古以来中国人在居住方面是南人巢居，北人穴居。《旧唐书·南平僚传》有云：“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干栏式建筑是古越人发明的，这是古越人对中华文明所作的一项重大贡献。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古文化遗址中就发现干栏式建筑屋基及残片物。自古以来，黎族人用竹木搭建的船形屋，广西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住的高脚屋等，都是干栏式建筑。建筑和居住干栏式房舍，主要原因是南方多水泽，地面潮湿，人住在距离地面的木板上既防潮湿，又防虫蛇野兽的侵扰，比较安全舒适。
4、擅长纺织。百越人擅长纺织，在距今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古文化遗址中已经出现纺织工具，说明当时已经有了纺织技术。在海南岛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物中有石制纺轮和陶制纺轮，说明四、五千年前海南已有纺织业。作为百越后裔的黎族，世世代代重视纺织，纺织技术高超，在历史上是出名的。早在公元前的西汉武帝时，黎族妇女纺织的广幅布就成为闻名海内外的贡品而被征调。据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宋代黎族的服饰就以“机杼精工，百世于华”驰名全国，招来远近商贾，畅销两广。到元代，上海郊区的黄道婆还特地到海南黎族地区去学习纺织技术，再向中原推广，说明元代以前海南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已经领先于全国。海南黎族、台湾泰雅族及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手工织布机都是平地腰机型，织机的夹布板两端挂在织者腰上，经线的尾端绕结在经线筒上，以两脚蹬之，进行操作。直至今天，黎族妇女还用腰机纺织出漂亮的黎锦，这也说明黎族正是百越后裔的重要标志之一。
5、喜穿贯头衣和筒裙。历来我国南方和北方的服饰也不一样：中原和北方人讲究衣冠楚楚，长袍大袖；南方百越后裔各族则力求自然、简便，爱穿贯头衣、短袖衣、短裤和筒裙。《汉书·地理志》有载，儋耳、珠崖“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现在海南黎族妇女和台湾阿美族妇女穿的筒裙服饰，几乎完全一致，没有多大差别，说明黎族和阿美族均为百越的后裔。
6、自由婚恋。在海南黎族和百越后裔的壮族、侗族、苗族、瑶族、畲族中，都长期保留着婚前自由交往，婚后不落夫家的反映母系制残余的风俗。自古海南黎族地区还普遍存在一种“放寮”的风俗。即女孩子长大后，父母为她在村边修建个小茅房，俗称“寮房”，黎语称“布隆闺”。女儿就在寮房里居住，不同血缘集团的男青年可以到村边的“寮房”唱歌玩耍谈恋爱，体现了青年男女社交婚恋的自由。女子婚后几天便回娘家居住，到怀孕才回夫家定居，俗称“不落夫家”。在今海南黎族居住区还保持着在“三月三日”这一天，当地男女青年到野外互相唱歌，倾诉爱情，寻找伴侣的习惯。
7、占卜的方式如故。百越族群颇相信鬼神，所以百越后裔的南方各族占卜之风很盛，凡事都要通过占卜，咨询神意而行，以求禳灾祈福，避凶求吉。占卜的方式代代相传，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其中古代普遍采用的一种占卜方式是鸡骨卜。距今800多年前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还描绘了鸡骨卜的作法。方式有鸡骨卜、疍卜、石卜、筊杯卜等。前两种主要用于狩猎前或行事前预卜吉凶，后二者则多用于“查鬼”。经过占卜查出鬼后，心须请“道公”、“娘母”作法祭鬼、驱鬼，以消灾去病保平安。
8、男女能歌善舞。百越族裔的各民族都崇尚铜鼓，善于唱山歌，男女之间唱对歌，并且是连歌带舞。自古以来，海南黎族人几乎男女老少都爱唱歌，也会唱歌。节日、迎客、宴请等都要载歌载舞，至今每年农历三月三日都要举行歌舞活动。
9、有凿齿的风俗。至唐代，振州的黎族还保持凿齿习俗。
（二）从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
解放前后在海南全岛特别是现今黎族聚居地区，都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如三亚市荔枝沟乡落笔洞遗址、琼中县的米寮山洞遗址、昌江县皇帝洞遗址、东方市与乐东县交界处仙人洞遗址等，都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遗物。石器方面，以磨光、有肩、有段式的斧、锛比较普遍，大型石铲较多，陶器有泥质细陶，夹砂粗陶和印纹硬陶三种陶系，还有陶制纺轮和陶制网坠等。根据出土器物所表现的文化性质来考察，与我国江南沿海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文化是同属一个文化系统，特别是与广西钦州地区及广东湛江地区发现的原始文化更加近似②。这些考古发现说明，黎族的远古祖先，与古代越族有着密切的文化关系和族源关系。
（三）语言方面的研究分析提供了一定依据。黎语在系属上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的黎语支，与同一语族的壮语、侗语、布依语、傣语、水语等有较密切的亲属关系。在清初屈大均所写的《广东新语》中说：“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并指出当时的黎族地区也有这类地名，“黎岐人地名多曰那某、包某、南某、番某……”③，这些地名都是按壮侗族各语言的读音，以汉字音译而成。如壮语称稻田为“那”。黎语称稻田为“打”，壮语、黎语均称水和河为“南”，黎语称村庄为“抱”、“包”、“番”，等等。这类地名至今不仅黎族地区普遍存在，而且在海南汉族地区尚有大量保留。这些事实说明黎族远古祖先与古代分布在两广大陆地区的越人、里（俚）人、僚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四）现代学者在各学科研究中发现了古越人移民海外的史实，为黎族和台湾先住民都来源于古越人提供了许多新依据。例如：
1970年，台湾的民族学家凌纯声先生就在《论夷越民族》一文中指出：从非洲东海岸到南美洲西海岸，在这包括印度洋、太平洋在内的一大片海域中的岛屿上，许多土著的文化中都还保留着中国古代夷越文化（即百越文化）的因素。
1973年，开始挖掘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开始揭开了东南沿海的“百越”是海洋民族的面纱，说明百越早在五六千年前就移民海外，长期活跃在太平洋上。
1991年，美国俄勒冈州大学人类系主任杨江先生在一篇论文中指出：“早在6000年前，马来—玻里尼亚人的祖先（指古越人）开始从中国的福建省出发，进行了长途的迁移活动。他们向南行进，穿越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尔后分两个方向迁移，一路向西，到达马达加西加；一路向东，到达夏威夷和伊斯特岛。”杨江先生还写明迁达太平洋各岛的时间，并说明“对于这次横贯太平洋的大迁移，已经有了许多翔实的史料记录。”
另一位美国学者徐松石在《南洋民族的乌田血统》一文中说：“今日的南洋民族，种类非常复杂。其中最大的部分，乃通常所谓棕色人种。这些居住在南洋的棕色民族，亦即广义的马来民族，包括马来族，印度尼西亚族和菲律宾族，他们与中国古代的乌田族（即百越）在血统上甚有关系……我们有许多理由可以断定，今日南洋棕色民族的祖先，其主要的部分，发源于中国东南的沿海地带……此类移民，由中国移入南洋，乃从中国的先秦降至东汉时代，他们在中国东南沿海最初的部族名称乃乌田人。乌田人在中国的历史可以清清楚楚推溯到夏朝大禹王的时候，至今已经有4000余年了……有些西方学者说疍民不是中国人，而是马来族流入中国，可谓倒前为后，倒因为果，可笑得很”。
1998年8月，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生物学家张伯斯在他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新西兰毛利族及其他玻里尼亚人均源自中国大陆。他们经过许多世纪的时间越过太平洋，迁移至此一地区。张伯斯使用维多利亚大学分子系统人类学研究所其他研究人员所蒐集的去氧核糖核酸数据，以进行他的研究。他说：“这些民族的迁移过程留有精确的活生生记录，被保存在其迁移路线的现代后裔的DNA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史前史教授安德森支持张伯斯这个理论，指出“这绝非新说法。历史证据明白显示，大洋洲的人民来自华南地区的某处，源自黄种人”。
2001年10月底，中华民族史研究会在海南省海口市主持召开“琼台少数民族学术文化研讨会”，就海南黎族和台湾先住民的族源等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和研讨。笔者有机会参加了这次研究会，听取了海峡两岸专家学者的发言（其中台湾与会的学者代表就有40多人）。与会两岸学者一致认为，台湾的阿美、泰雅、布农、排弯等先住民和海南黎族，都是古越人的后裔，都是在五六千年以前从大陆东南沿海迁移过去的，黎族和台湾先住民自古以来就是“亲戚”。黎族和台湾少数民族的习俗，如干栏式建筑、腰机织布、断发纹身、饮食习俗等，至今仍保留着惊人的一致。
四、黎族其他来源说
关于海南黎族的来源，除了大多数专家学者坚持来源于百越（即古越人）之外，还有其他三种说法：
其一是说黎族源出于黄帝族的亲族。例如何光岳先生在1998年出版的《南蛮源流史》指出：“俚人，又称里人，即雷人，其中有一支南迁至海南岛，叫黎人。俚人属于羌人的一支，与黄帝族是亲族。他们由西向东迁至黄河中下游，夏商时族类繁多，后遭商朝的征讨，一部分俚人逐渐南迁至长江以南与百越族混合，或与濮、僚杂居逐渐成为壮、水、布依、毛难、傣、侗等族。另一支俚人则南迁至海南岛而成为黎人加茂黎。又一支俚人仍定居在桂西、滇东，成菜人。”说明黎族先民夏商以前是黄帝族的亲族，是羌族的一支，由于商王朝的征讨而南迁至海南岛，成为海南岛最早的居民。实际上是断定俚、里、黎的祖先不是南方人，而是北方人；不是百越、甚至不是骆越的后裔，而是羌族、黄帝族的后裔；黎族先民不是海洋民族，而是北方内陆的游牧民族。但持这种观点的人忘记了致命的一点，就是在数千年前游牧民族的北方人骑着马是不能渡海到达海南岛的。DNA的研究也证实黎族是南方古越人的后代而不是北方人的后裔。
其二是黎族先民南来说。认为黎族来源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古老民族。例如德国民族学者史图博曾于1931年和1932年两次来海南深入黎族地区考察，发现乐东县“下路”黎人纺织机所用棍棒的两端和插头用的骨簪所刻的花纹，与暹罗（泰国）民族的相似，黎族人所用的口琴、鼻箫、木鼓、木琴等乐器与东南亚地区的也几乎一致，因此在其1937年出版的《海南岛民族志》指出：“海南岛是被数次民族浪潮——即由本地黎、美浮黎、岐黎、侾黎——冲击过来的民族所开发的，这些迁移到海南岛的民族，很明显是由阿乌斯兹罗尼亚（马来亚）和泰族这两种要素组成的”，认为海南黎族源于马来人与泰人的结合。又刘咸在《海南黎族起源之初步探讨》一文中，提出从黎族的文身、妇女妆饰、口琴、织绣物品等方面所表现的特点，认为黎族的文化系统属于“太平洋四个文化区中的印度尼西亚区”，与南洋群岛各民族所有者大同小异”，从而推断黎族族源出于南洋各民族。他们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揭示黎族文化受到南洋文化影响的史实，并描绘出史前海南黎族先民在茫茫大海上南来北往的壮观景象，这是非常难得的。但其黎族族源南来说是站不住脚的。上述列举杨江、徐松石、张伯斯、安德森等外国著名专家学者的科学论证，充分说明黎族不是来源于东南亚古代民族，相反地，东南亚和大洋洲大部分民族是数千年前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迁移去的。中国的民族学家凌纯声、历史学家陈序经、人类学家林惠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民族研究所张继焦博士等，对马来人的渊源之谜，都进行了不少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马来人很可能来自中国南方的古越族。主要有三方面的理由：第一、据考古发掘的遗址和文物来分析，东南亚史前新石器文化和中国古越族地区的史前新石器文化属同一类型；第二、马来人和古越族的文化在语言、纹身、断发、吃槟榔、崇蛇、巢居、精于航海术等方面是类似的；第三、马来人和古越族在体质上也是相似的（见张运华、张继焦《马来人》）。
其三是本地起源说。认为黎族是本地土生土长的。稍微有点人类起源和发展基本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已经和大陆分离有100万年以上和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面积的海南岛，根本不具备人类起源的条件。
第二节 黎族先民迁琼条件和时间
一、最早迁琼先民必须具备的条件
因为海南岛四周环海，海口市白沙门与大陆最近的雷州半岛徐闻县排尾角相距也有19.45公里，这就说明古时候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迁移到海南岛的。几千年前迁移到海南的古越人必须是身体健壮的海洋民族，必须有造船操舟的技术，必须具有大胆、勇敢、机智、开拓进取的精神和勇气。那些世代居住在高原、山区，思想保守的内陆民族，不仅不会造船操舟，甚至不敢坐船、不会坐船的人，是过不了琼州海峡，登不上海南岛的。而在距今7千年至5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遗物中，有如下几种与航海有关的器具：
（一）筏。又称为“桴”，《论语》有云：“越人乘桴于海”。是一种用木或竹条制成有舵的筏。在河姆渡遗址中，虽然没有伐的实物出土（因为竹木容易腐烂），但出土有藤条、绳索等物，可推测当时已有使用筏的可能。
（二）独木舟。在遗址发现一段长约2米、宽约0.4米的废弃的独木舟遗骸，还出土一种方头、方艄、平底的陶舟模型玩具。
（三）木桨。出土有7件木桨，均残断。原器物均是由整块木料加工而成。
（四）石碇。出土的是一件套在草编的网儿内的园形石球，直径有50公分，重量约170公斤，很可能是抛锚用的石锚，这个石锚可配用一艘21—28吨的船只。
除了这些水上运输工具之外，在河姆渡遗址中还发现大量鲸鱼、鲨鱼等骨头，说明当时的古越人可以驾驶上述原始的海上交通工具到深海捕鱼，也可以在海岸之间和邻近岛屿之间航行。航行的距离随着交通工具的改善，和利用信风、海流等航海经验技术的提高而延长。总之，7000年前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已经出现了海上交通工具，古越人向海南岛和其他岛屿移民便具备了起码条件。
二、黎族先民迁居海南岛的时间
因为黎族不是跨省跨国的民族，而是海南特有的少数民族，他们什么时间从什么地方迁琼史书都没有记载，因此，在确定了黎族来源于百越之后，确定首批黎族先民何时迁移到海南岛，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难题。关于首批黎族先民（古越人）从何时何地迁移到海南岛，总的来说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距今3000年前由两广迁琼。从1956年开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各省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到六十年代，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与广东民族研究所合作编写出《黎族简史简志合编》，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等单位部分人员组成《黎族简史》编写组，1982年该书写成并正式出版。该书指出：“我们初步推断黎族的远古祖先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或更早一些从两广大陆沿海地区（特别可能是雷州半岛）陆续进入海南岛，其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殷周之际，距今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④”国内大多数学者和海南干部都坚持或赞同这种观点。
第二种说法是距今5000年前由河姆渡抵琼。持此观点的学者在充分肯定黎族远古祖先是古越人的前提下，把首批黎族先民登上海南岛的时间向前推到公元前3000年前，不仅比距今4000年前出身百越的夏禹北上冶水有功，被推为部落联盟大酋长还要早1000年左右，甚至比黄帝在位时还要早数百年。作出这种论断的主要根据，一是对河姆渡文化遗址的考古成果；二是对海南岛三亚市落笔洞等文化遗址出土遗物考古结果；三是美国学者杨江对东南亚、大洋洲等民族来源调研的结果。例如回族学者马沙在《中华民族》一书的“黎族”一文中指出：“黎族先民最早开发了海南岛，考古调查发现，海南岛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遗址有130处，出土大量磨制石器，其类型有有肩石斧、细型石斧；石锛、有段石锛，数量较多；还有大型石铲和农业生产工具，大约至今5000年左右，说明数千年前，海南岛区普遍有人类居住，并且已有了原始农业。石制和陶制纺轮的发现，反映当时已经发明纺织技术。石矛、石戈、石制网坠和陶制网坠及贝丘遗址的发现，证明当时还存在狩猎、采集和渔业经济。一些学者认为，黎族先民是海南岛的最早居民，是海南岛出土的新石器遗物的主人。”著名史学家史式更是反复强调：“距今7000年前，古越人从河姆渡出发，逐步向南移民，在距今6000年前到达台湾，那么在距今5500年，最多是距今5000年前到达海南岛，是绝对可能的。⑤”
第三种说法是距今1万年左右，甚至1万至3万年前。例如陈为先生在《海南岛生态环境与黎族文化关系研究》中，推断海南文化之发端（黎族先民的移殖）至少可上溯到最后一次冰期的海退时期（包括最近3万—1万年），提出海南岛初民移居的年代至少在1万年前，并且设想是从雷州半岛通过陆桥徙步迁移海南岛的。
笔者赞同第二种论断。认为在距今7000年前，古越人从河姆渡一带出发，有组织地搭乘竹筏、木筏或独本舟，开始向台湾、中国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国家逐渐迁徙。于5000多年前古越人中的一支首先登上海南岛，并且定居下来，繁衍后代，他们便是黎族的先民，海南岛最早的居民。首先登上海南岛或原居在山区的黎族先民，也许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本地黎”。因为黎族内部分为侾（哈）、杞、本地（润）、美孚、加茂（赛）5个支系，不仅各个支系的称呼和居住地域不同，而且方言、服饰也有区别。据调查，侾黎主要分布在乐东县除沿海地带外的大部分地区，东方市东部，昌江县的中部和南部，保亭、陵水、白沙的外围地区，万宁市西南角；杞黎主要分布在保亭县西北部，五指山市郊，琼中县东部、南部、西部和西北部，昌江县和东方市东南角及万宁三更罗一带；美孚黎分布在东方市东部，昌江城郊的水头村、保平乡、乌烈镇的一些村庄；本地黎分布在白沙中部、东部、南部及西部少数村落；加茂黎则主要分布在保亭加茂镇、陵水西北部、琼中东部和北部黎母岭个别村落。五种黎语方言中，侾方言同杞方言较为接近，本地方言和美孚方言差别不大，加茂方言和其他方言差别较大。此外，各个支系的文身也有较大区别。据此很多专家学者认为黎族先民的古越人不是同一批迁琼的，而是在很长的时期内陆续南下，有先有后，有早有迟地分批登上海南岛的。这也是直到现在黎族还分为五个支系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上述第一种说法也不全无道理。首批迁琼的黎族先民（古越人）在距今5000多年前抵达海南岛，但以后几批也可能到距今3000年前后才从雷州半岛陆续进入海南岛。
三、海南岛的优越环境留住了黎族先民
黎族先民—古越人原来是海洋民族，是以渔猎为生的。几千年前他们驾舟沿着东南沿海南下和向太平洋的岛屿迁移，目的是为了寻找到更适合于生存和发展的地方，让子孙后代能过比较温饱和丰裕的生活。当他们迁到某个岛屿或某个地方以后，觉得这地方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比较恶劣，不适合他们生活的时候，他们就会继续迁徙到别的地方去，不断寻找他们更满意的地方。然而，他们却留在了海南岛，成为今天有100多万人口的黎族。
在5000多年前海南岛为什么能留住黎族先民？尽管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这5000多年前黎族先民登上海南岛初时各方面情景。但笔者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所见加上所闻，可以有把握地断定，是海南岛美好的自然环境和丰足随处可取的生活资源，不仅使首批登岛的黎族先民流连忘返，并且想方设法传递信息，让与他们有亲缘关系的其他族群也先后迁移到海南岛。
当时海南岛吸引和留住黎族先民的美好自然环境和生活资源主要是：
（一）海南岛气候最适合原始社会初期人类居住。海南岛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终年暖热，四时花开，夏无酷暑，冬无霜冻，气候宜人，最适合原始社会初期缺衣少穿的人类居住和生活。
（二）海南岛有丰富的水产资源。黎族先民本来就是海洋民族，善于驾舟捕渔。海南岛环岛海岸线长（1528公里），港湾多，四周海边滩涂湿地又极多，鱼虾蟹蚌多得随处可捉，为历来从事渔猎生活为主的黎族先民提供了捕捞鱼贝的广阔天地，为当时人口还不太多的黎族先民保证提供充足的生猛海鲜，使男女老少能过上比较丰裕的生活。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长在海南岛海边的人们还记得，当时海边浅海和滩涂的鱼虾和蚌类还特别多，只要下海总会有不少收获，故可推断古代海南岛的水产资源更加丰足。此外，海南岛四周港湾极多（84个），可为各种渔船进港停泊和避风提供方便。
（三）海南岛陆地上到处都有取之不尽的动植物食品资源。海南岛因为气候温热湿润，雨量充足，热带雨林覆盖全岛，各种野生瓜果一年四季都开花结果，能烤吃的各种山薯、水芋满山遍野皆有，任凭人们采集。山林中除了伤害人的毒蛇猛兽外，还有成群结队的山猪、黄猄、坡鹿、狐狸、野兔和飞禽，可供人们狩猎。海南岛陆地上还有南渡江、万泉河、昌化江等96条大江小河和无数山塘、湖泊，各种淡水鱼虾蛙类很多，天气不好黎族先民不能出海时，在岛上也有鱼虾可供捕捞，保障全体氏族成员的物质生活。
（四）岛上为黎族先民提供了方便、舒适的居住条件。黎族祖先古越人历来居住干栏式房舍。而海南全岛热带雨林、古树、竹木、茅草、野藤繁茂，黎族先民登岛后，不论他们想在何处临时居住或选点定居，附近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竹子、木料、藤条和茅草等材料，可供人们建造干栏式的住房。黎族先民原属海洋族群，登上海南岛后，最先都居住在靠近海边、河流、湾港的山岗、地台上，方便下水、出海捕鱼。因海南属热带岛屿，历来夏秋季节常受台风袭击，房舍常被台风刮倒。但海南岛四周都有不同年代因火山爆发而形成的死火山和各种大大小小的山洞，石灰岩山区亦有数不清的天然融洞，为黎族先民提供了能防台风、避暴雨、储藏物品和繁衍后代的固定居住场所。所以海南考古发现的100多处古人类文化遗址中，有不少是在山洞中发现的。
（五）海南岛为黎族先民提供了充足的棉麻纺织原料。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出现了纺织工具与蚕的图像，说明早在7000年前古越人已经发明纺织技术。在海南古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不少石制和陶制纺轮，证明在5000年前黎族先民也已掌握纺织技术。文献记载汉代海南岛生产的广幅布已闻名岛内外成为贡品，这种广幅布是用木棉和麻类及野藤混纺成的。在海南岛，自古野生的可取其纤维纺织用的厚皮树、龙舌麻等满山遍野都有，这就为黎族先民纺纱织布提供了用之不尽的自然原料。
（六）海南岛有丰富可供制造筏舟的材料。海南岛的原始森林中，到处生长着楠竹、麻竹、刺竹、排竹和各种优质林木，可供黎族先民随便砍伐，制作桴筏、舟船作为交通工具和出海捕鱼之用。
总之，当首批黎族先民登上海南岛之后，发现海南岛气候这么暖和湿润，吃、住、穿、行的资源这么丰足，有利于生儿育女，繁育后代，因此喜出望外，消除了后顾之忧，便决定定居下来，建立和发展新的家园。也正是海南岛这么美好的自然环境和丰裕的生活资源，逐渐改变了黎族先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黎族先民从海洋民族逐渐转变为陆耕民族。
第三节 黎族原始社会概貌
在距今5000多年前，当首批黎族祖先—古越人抵达海南岛后，在此后的2000多年里，黎族先民便在海南岛繁衍生息，过着平静的、和睦的、温馨的氏族生活，并一次又一次地接纳了后来的百越姐妹兄弟——黎族其他支系。
黎族的社会发展和其他民族一样，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原始公社时期。由于黎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记载，汉文字的史籍有关资料也不多，所以对于黎族原始社会的情况甚难作详细、具体的描述，只能根据解放以来的考古发现和社会调查，简单地说个概貌。
一、黎族原始社会生产生活概况
黎族先民抵达海南岛的时候，是属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由于海南岛地处热带亚热带气候，高温多雨，自古大自然赐予的热带雨林几乎覆盖全岛，中部至南部五指山区林莽深密，烟雾缭绕，毒瘴弥漫，参天的古树野藤遮天蔽日，猿猴熊豹，毒蛇猛兽，出没横行，人类不易居住。黎族先民登岛后，在汉民没有迁琼之前，大部分都居住在滨海平原地带各港湾、各江河两旁的山岗上。这与海南岛发现的130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大多座落在河流两旁的山岗上，一部分在沿海港湾的沙丘上，是相吻合的。根据海南各处原始文化遗址出土的遗物研究，大多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是处于原始社会母权制繁荣期。
黎族先民本来是海洋民族，善于驾舟捕鱼。从古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石制、陶制网坠，以及在海南岛陵水县新村港贝丘遗址堆积的大量斧足类、腹足类软体动物遗壳、遗骨来考研，充分说明当时黎族先民的捕捞技术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并显示出鱼业是当时海南的主要生产部门，鱼类和软体动物是主要的食料。
在原始社会，人类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以维持氏族成员的生存与发展。黎族先民登上海南岛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从事祖传的鱼业捕捞这是肯定的。但当他们发现岛上一年四季都有各种可口的野果、野瓜、野菜、山薯可供采集，又有各种飞禽走兽可供捕猎的时候，黎族先民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自然会利用多种手段取得更多的生活资料，把捕鱼和农业、采集和狩猎结合起来，于是氏族内部便出现了分工。
从古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磨光石器以及器形较大的陶器残片可以看出，当时黎族先民已经从事原始农业生产。他们居住在靠近河流、港湾的山岗、地台上，使用磨制锋利、牢固安装在木柄上的石斧、石锛等工具，将林木砍例，用“钻木取火”的方法取得火种，将已经干枯的枝叶烧掉，然后清除残烬，到雨后土地较疏松时用削尖的木棍挖穴，播下种子或种苗。作物生长期间，一般拔除一两次杂草，待作物成热时才收获。这种“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法，一直在黎族聚居地沿续了几千年，至今偶尔还会发现其残余现象。
采集和狩猎是原始社会黎族先民经常性的活动。海南岛一年四季都有荔枝、龙眼、枇杷、山芭蕉、山稔等野果成熟的季节，黎族先民都不会轻易放弃采集的机会。有些可口的野果后来经过人工移植培育，便成为现在有名的水果。从出土的石斧、石矛、石戈等工具可以看出，数千年前黎族先民就进行狩猎活动。直到如今，春节期间用猎犬驱赶野兽进行围猎，仍然是黎族人民一项传统集体活动。
从出土的大量陶器和陶纺轮来看，说明当时海南原始手工业已发展到一定水平，黎族先民已广泛制造陶器，掌握了制陶方法和纺织技术。出土的陶器绝大多数是夹砂粗陶和泥质软陶，全部是手制的。此外、石珠、石环和各种陶制装饰品的发现，表明当时黎族先民对装饰艺术的爱好，并能制作精美的饰物。特别是当时已经有了原始纺织业，说明黎族先民已逐渐摆脱了披树叶、兽皮的状态。
二、黎族母系氏族公社的成因
原始社会初期母系氏族公社是当时社会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社会组织，也是社会制度的基础。由于当时生产力极端低下，因此生产资料由公社成员共同占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因为当时黎族先民成年男子主要担负出海捕鱼和上山狩猎的任务，其收获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且捕鱼狩猎的流动性很大，无法管理群体的事务；而妇女从事采集劳动、农业生产和纺织、制陶手工业，其收获比较稳定，使群体的日常生活得到基本保证，并且劳动地区相对固定，使她们能够管理群体的日常事务和照管病老年幼者。因而妇女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氏族公社的支配力量。加上对偶婚⑥的盛行，使妇女在氏族中和社会上享有很大的威望和受到尊敬。所以在氏族公社中由妇女当家作主，管理群体日常事务。
三、黎族母系氏族公社制的主要体现
从历史文献记载和社会调查来看，黎族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妇女在生产领域中起主要作用。黎族妇女自古专门从事采集果实和“山兰”播种、稻田插秧以及除草、收刈、储藏、加工等重要工作，纺织和制陶几乎全由妇女包揽。
（二）由妇女担当峒首。峒是黎族地区的社会组织，由若干氏族组成，带有氏族部落的性质，同峒的人大多有血缘关系。每峒都有固定地域，一般以山岭河流为疆界，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峒有峒首，相当于氏族部落中的酋长，负责管理全峒事务，调解各种纠纷，维持峒中社会秩序。因为妇女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普遍受到人们的尊敬，所以各峒的峒首皆为妇女担任。黎族妇女当峒首的时期相当长。据宋人周去非《海外代答》一书“海外黎蛮”条记载，直至宋代，海南有些黎族地区的峒首仍由妇女担当，如“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众，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峒，必下达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
（三）黎族自古重女轻男，凡事由妇女主持。清人张庄长在《黎歧纪闻》序中指出：黎人“其俗贱男贵女，有事则女为政”，“遇有事妇女主之，男不敢预也”。自古以来，黎族内部发生纠纷时，只要妇女出面干预或调解，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至今不少黎族地区还保留母系制的遗风，如妇女出嫁后仍与娘家保持着特殊的密切联系：妇女出嫁后仍被公认为娘家的成员；已婚妇女按惯例可以不为自已丈夫洗涤和缝补衣服，却要为娘家已婚的兄弟及其儿子缝洗衣服；黎族女子婚后“不落夫家”，结婚几天就返回娘家；住在村边的“寮房”里，可以和不同血缘关系的男子来往，也不受社会舆论的非议，直到怀孕或生育后才回夫家定居；已婚妇女生重病一般要送回娘家治疗护理，不让她死在夫家；已婚妇女死后，遗体要埋葬在娘家的公共墓地，她的遗物必须送回娘家由她的兄弟继承，娘家也要把她作为自己家族祖先鬼加以祭拜；死了丈夫的寡妇就回娘家同父母兄弟一起生活，留下的子女由丈夫的亲属负责抚养。
四、从母系氏族公社到父系氏族公社的转变
海南黎族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经历的时间特别长。我国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氏族公社，在距今4000年前就已开始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变。炎帝、黄帝和尧、舜、禹都是父权制部落联盟首领。海南黎族母权制向父权制社会过渡的时间比大陆晚得多，直至汉代海南部分黎族地区才开始出现父系氏族公社。但到了宋代，有些黎族地区还保留着母权制，仍由妇女担任峒首便是最明显的例子。
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是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母权制社会的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和家畜饲养业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由于生理等种种原因，黎族男子逐渐从渔猎活动转向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生产，掌握了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命脉；而妇女则逐渐转入家庭劳动，如家庭纺织、制陶和管理家务等等，在生产领域处于次要地位。正如《汉书·地理志》所载，当时海南人“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随着男女生产地位的转变，决定了他（她）们社会地位的变化，男子逐渐取代妇女成为社会的支配者，于是母系氏族公社便逐渐向父系氏族公社转变。
海南黎族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延续时间极长。直至民国时期，部分黎族地区（保亭、通什较多）还保留着一种带有父系氏族公社残余的合亩制。合亩制属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一种生产方式。合亩，黎语称为“纹茂”，意为大伙在一起做工，是由数户至二三十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的共耕组织。合亩内的土地和耕牛一般都由合亩统一使用。合亩的“亩头”由男性长辈担任，父亡子继，兄终弟承，负责领导合亩的生产，主持分配产品和对外交涉等活动。合亩的成员进行集体劳动，简单协作，收获物基本上按户平均分配。合亩成员盖房子或遇到天灾人祸时，其他成员都给予援助。
由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生产关系的不继变化，特别是私有制的出现，加上自汉代起受到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海南黎族地区原始社会不断解体和向阶级社会过渡。黎族原始社会的瓦解在不同地区时间又是不一的。一般来说，靠近海边，接近汉区，接触汉人较多，受汉族经济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瓦解较快；反之，则转变较慢。
第四节 黎族是海南最早迁居海外的民族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调查研究，说明黎族先民不仅是从大陆最早迁到海南岛的居民，而且也是最早向南洋迁徙的古越族群之一。理由如下：
一、黎族先民有条件有能力重返大陆和向南洋迁徙。正如本章第一、二节所述，黎族先民是原来居住在东南沿海地区古越人的后裔，原属海洋族群，在距今5000年前第一批登上海南岛后，居住在滨海地带，最初仍以出海捕鱼为主，经常驾船来往于海南和大陆之间，并同仍居住在大陆的其他支系的兄弟族群长期地、经常地保持联系，互通信息，致使黎族五个支系都先后迁到海南岛定居。如果先抵海南的族群或群体不再返回大陆，同在大陆的其他支系失去联系，其他支系群体也不可能迁往海南岛。黎族先民既然能驾舟抵达海南岛，又能驾舟返回大陆作业和探视其他支系兄弟族群，说明他们也有能力驾舟迁往南洋地区。
二、据上述美国学者杨江、徐松石和新西兰学者张伯斯、澳大利亚学者安德森的研究，认为东南亚人和黎族和大洋洲人来源于远古时候中国东南沿海或华南某地区。海南黎族和台湾各先住民，都是东南亚和大洋洲各族的族源之一。
三、从考古发现、民俗调查、人体测量对比等发现，马来亚和印度支那各族人同黎族之间有亲缘关系，在不少方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南洋群岛各民族的文身、妇女妆饰、织绣物品与黎族大同小异；东南亚人和黎族使用的口琴、鼻箫、木鼓、木琴等乐器几乎一模一样；海南岛发现的新石器的形式与越南、马来西亚出土的相同；有人从303个黎族人体测量材料分析对比中发现，一部分黎族在血统上与印度尼西亚族有密切关系，等等。这说明南洋有些民族来源于黎族，而不是黎族来源于南洋各民族。
四、据文献记载，黎兵曾多次被调出岛征战，可能在海外有落籍者。例如《元史·安南传》记载，元朝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朝廷曾征发海南四州黎兵1700人，分乘战船120艘参加远征攻打交趾。亦可能留下部分黎兵戌守或落籍交趾（今越南）。
五、历代封建王朝对黎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进行征剿和残酷镇压，必然迫使部分黎人逃居海外。汉朝在海南设立郡县实行统治之前，汉人在海南岛的人数还极少，海南岛可说是黎族先民的自由世界，黎人都还居住在沿海一带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地方，驾舟出海捕鱼乃是他们生活主要来源之一，大部分人都会造船操舟。随着汉人迁入的不断增多，当地官绅的横征暴〓，黎人负担的赋役不断加重，甚至耕地房产被强占、被驱赶。所以从汉代起，黎族先民的反抗斗争不断。据《汉书·贾捐之传》载，从设立珠崖、儋耳郡之后，到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的20多年中，大小的反抗斗争就有6次之多，其中在汉武帝末年（公元前87年），黎族人民在反抗珠崖太宋孙幸强征广幅布时，曾攻破郡城，杀了孙幸（见《后汉书·南蛮传》）和《琼州府志·孙豹传》）。以后在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甘露元年（前53年）、初元元年（前48年），珠崖又先后爆发大规模的（3至9个县）民众反抗斗争，但每次黎民起义斗争最后都被残酷镇压下去，被俘杀者甚众。到了唐代，岛上沿海黎汉族杂居地区的阶级分化日益明显，不仅出现了一些独霸一方的豪强官吏，强占地盘，掠人为奴婢，从中掠夺剥削而成为巨富；同时在黎族内部的上层首领也逐渐成为黎峒的实际统治者，经常通过战争和掠夺以加强对黎族人民的压榨，使黎族人民痛苦不堪，流离失所，有的被迫迁进山区腹地，为了求生存和发展肯定有不少年青力壮又会驾舟闯海的黎人迁移到南洋各地，成为东南亚各国的先住民。所以至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民族，从外貌血缘、服饰风俗习惯和某些使用器具，都与黎族大同小异，这就不足为奇了。
第五节 黎族先民从海洋民族变成山地民族
海南黎族先民从海洋民族变成山地民族，有两方面原因，分两个阶段。这种转变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过程。
一、海南温暖的热带气候，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使黎族先民从以捕捞业为主的海洋民族，逐渐转变为半农半渔，以农为主的陆耕民族。这是第一个阶段，持续时间到唐朝初期。这个过程经历了4千年左右时间。
黎族先民本属海洋民族，凭着他们高超的造船驾舟技术，和不畏艰险、勇于拼搏创新的精神，于距今5000多年前驾船先后抵达海南岛。是海南岛充足的阳光，适宜的气候，丰富的可作为生活资料的动植物资源，吸引黎族先民留在了海南岛。如果海南岛没有这么好的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假如海南岛是个一毛不长，不适合人类居住发展的荒岛，那么黎族先民肯定会离它而去。也正是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动植物资源，促使黎族先民在漫长的岁月中，生产活动的分工越来越细，除了少数人从事渔业活动外，大部分人从事农业、畜收业、狩猎、采集和家庭手工业生产，在陆上过着比较安稳、固定的生活。在汉代以前，甚至在唐代之前的3000多年时间里，黎族先民一直居住生活在沿海地带。随着大陆移民不断增加和海南人口不断增长，黎族先民为了发展生产和获取更多生活资料的需要，不断向海南岛的中部和南部山区开垦荒地和扩大狩猎采集的范围，这是自然、正常的事情，是黎族先民从海洋民族过渡到半农半渔、以农为主的阶段。
二、官府对黎族人民反抗斗争的镇压和豪绅的掠夺，迫使黎民从海南岛四周平原地区，迁进了中部和南部山区。这是第二个阶段，使黎族先民从半农半渔的民族变成“刀耕火种”的山地民族，这个过程从唐代中期开始，至今约有1200多年的历史，是个渐进的过程。
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海南设置郡县后，大陆汉人迁移海南不断增多，但直至唐朝初期，迁至海南的汉族人数还是有限，并且大多都居住在岛的北部和西北部沿海地区，朝廷的实际统治权并未真正达到南部和东南部，汉族和黎族的分布状况一直是“汉在北，黎在南”，就连一向气候温和湿润的万安州（今万宁市），也是唐朝建立44年的龙朔2年（662年）才设置。自贞元五年（789年）岭南节度使平定海南各种纷乱，“讨平峒蛮”，全岛设立5州22县之后，县的设置才扩大到岛南和东南部沿海，使环岛沿海地区几乎全部纳入州县的范围。这时，岛上沿海黎汉杂居地区的阶级分化和矛盾日益明显加剧，出现了“以富为雄，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的局面（唐·杜佑《通典》），还出现了一些独霸一方的豪强官吏。例如当时琼山郡守韦公干、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振州别驾冯崇债、振州富豪陈武振等，都是通过武力强占黎民的耕地，并且“掠人为奴婢”，迫使原来世居于沿海地区的黎族人不断迁进了中部和南部山区，此后才渐形成“汉在外围，黎在腹地”的状况。然而终唐一代，中央封建王朝对黎族的统治还未十分稳定，汉族封建经济文化对黎族社会的影响仍未普遍和深入，当时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海南岛仍然是一处“化外之处，瘴疠之区”，封建王朝开始把它作为贬谪流放罪臣的地方，被流贬的官吏更视海南为畏途，“一经南贬，便同死别”。正如唐宰相李德裕被贬崖州司户时所写诗云：“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
五代时，由于中原战乱频仍，大批汉族人口纷纷南移，其中不少迁移到海南岛。据1933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海南岛志》记载，唐以前海南岛汉族人口约2万人，到唐代增至7万多人，南宋时增至10万人，至元朝则达17万人。元朝统治者一面对黎族人民实行残暴的武力镇压，同时任用“归降”的黎族上层“首领”，封以官爵，付以实权，世袭其职。在元朝的90年统治中，大举“征黎”不下10次。如元初至元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291—1294）的一次4年空前规模的“征剿”中，元军兵马深入到偏僻的五指山中心地区，计有19个黎峒被剿平，626峒“归降”，户口23827，并“招抚”户口13497。在军事行动结束后，元朝统治者在海南专门设立了“黎兵万户府”，下辖13翼千户所，每千户所又辖百户所8处（万户为正三品，千户为正五品，百户为正七品）同时还强占黎族人民的土地设立“屯田”，称为“海南黎蛮屯田万户府”。据《元史》记载，当时琼州路的屯田就有292顷98亩，被强占了田地的黎人只好进入深山老林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到了明朝，海南黎族地区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明王朝在镇压黎族人民的起义后，往往没收黎族人民的土地（所谓“绝黎田土”），用来奖赏“剿黎有功”的人员，其中绝大部分拨作屯田，以图“长治久安”之策。据嘉靖《广东通志》记载，嘉靖年间全岛有屯田22处，共496顷40亩。当地封建官吏、地主豪强也倚势恃强，霸占黎人耕地山林，而丧失了土地的黎族人民只好逃进深山老林，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封闭式的原始生活，一直至1950年海南解放都是如此。
第六节 黎族和汉族的互相融合
黎族来源于古越人，其祖先本属海洋民族，在距今5000年多前迁移到海南岛后，逐渐演变成山地民族，可见黎族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民族。
自秦汉以来，大陆汉人迁入海南逐渐增多。除了极少数汉族官员为封建王朝卖命，欺压黎汉人民之外，广大迁琼的汉族劳苦大众，与黎族人民的关系是好的，黎汉人民在反对封建王朝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是同甘苦，共命远的，他们为开发建设海南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2000多年的接触交往中，黎汉两族自然同化的现象，不论是黎族同化于汉族，还是汉族同化于黎族，都是存在的。
一、部分黎族融合于汉族
靠近北部、西北部和沿海黎汉杂居的地区，黎族受汉族的经济文化包括语言、风俗习惯的影响较大，所以这些地区黎族人同化于汉族较多。例如，明代文昌县南部的白延都尚有黎族人居住，不过已编入都图，由黎峒首领土官管理，和汉民一样纳粮当差，便逐渐归附并被汉族同化了（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后故有“文昌无黎”之说。此外，在沿海和靠近州县城的地方，不少黎族人民“已经半能汉语，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辨（其为黎）焉。”（《续资治通鉴长编》）古时在沿海州县许多姓黎的汉人，都是黎族的后代（《桂海虞衡志》）。又如道光年间（1821—1850年），崖州一些地方的黎族已是“饮食衣服与汉人同……日往来城市中，有无相易，言语相通，间有读书识字者（《琼州府志·海黎志》）。
二、历代汉人融合于黎族
黎族虽然居住山区，部分黎民逐渐被汉族同化了，但黎族的人口则增加很快，至今成为一个有百多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历代都有不少汉人融合于黎族之中。各朝代汉人进入黎区被同化者有如下几种情况：
（一）历代汉人到黎区或黎汉杂居区当官，后来在黎区落籍或与黎人通婚而同化于黎族。如明代王元祯的《漱石闲谈》和清代的《洞谿纤志》、《黎岐纪闻》，都提及唐李德裕的后代化为黎人。又传邢宥的后代到黎区当官，化为黎人，今姓邢的黎族人不少是邢宥的后裔。现代各族人士到黎区任职或经商，并与黎族通婚而后代以黎族入户籍者更多。
（二）不少汉族地区的汉民，不堪封建统治者残酷的压迫剥削，而逃入黎峒谋生。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指出：“琼崖儋万，民既贫苦，仍出役钱，其间大半贫困，不曾输纳，甚者逃入黎峒”。他们进入黎族聚居区后，与黎族人民融洽相处，有的定居后耕种不归，甚至与黎族通婚，子孙后代融化成黎族。卓冠亚主编的《海南卓氏源流志要》载：据族谱记载和社会调查不完全统计，陵水黎族自治县至今全县卓氏有1300户、6200多人，主要分布在群英乡梯村、祖连、祖埇、祖明、社沙村，本号镇黎盘、黎跃、芭蕉、放马、埇仔、首都村，隆广镇岭仔、东光、墓山、丹陆村，祖关镇白石、祖关、亚上、亚欠、什巴、大坡村，文罗镇尖石、龙马村，提蒙乡内补村和南平农场沟仔、祖研等村。历代陵水卓氏还有迁居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于总田村、贝湾村、长沙村、什对村，红岛镇新市村，腰子镇坡心村、新塘村、狗羌头村，乌石镇福山村，以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番抄村、毛介什告村、毛介新村，什玲镇坚固村、水尾亲村、水尾布波罗村、大田村，八村乡毛如村、抄赛村、毛辉村、石带等村（保亭卓氏有2200多人）。陵水、琼中、保亭三县的黎、苗族同胞，大多数是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奉命抵琼治乱安民的福建莆田人卓昭（官任都统）的后裔，有些可能直接来自福建莆田县沿海村庄，或来自本省其他县市，同属福建开基始祖隐之公的世系。总之，海南黎族卓氏人，大多是由汉族化为黎族。另据欧竟中主编的《世界海南欧氏宗亲联谊会特刊》载，陵水县有8个村庄，乐东、白沙、琼中3个县各有1个村，还有其他一些市、县的欧姓黎苗族人，其实都是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5年），由福建莆田县渡琼任文昌知县的欧达公的后裔。
（三）历代到黎族地区戌守的寨丁、屯兵及其家眷留居下来，变成黎族。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广东八》中指出：有些黎族人的祖先“本南、恩、藤、梧、高、化诸州人……因住近黎土，谙晓黎俗”，或因“从征至此，利其山水田地，创为村峒，落土耕田”，便逐渐融化于黎之中。
（四）汉族商人到黎族聚居地区经商贸易落居者。例如，据《黎歧纪闻》记载：“近日惠（州）潮（州）人杂处其中，多以沽酒为业，外贩赍线盐布等物入而易之。……惠潮人入黎者，多于坡地种烟，黎人颇用之”。《诸蕃志》也提到：“闽商值风飘荡，赀货陷没，多人黎地”。
（五）历代有不少汉人因公或私事避难而逃入黎族地区，隐姓埋名，后来变成黎人。如宋人赵汝适《诸蕃志》云：“省民之负罪者，多逋逃归之（黎峒）”。又所谓“熟黎”，实际上是进入黎区的汉人。如史载：“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亡命杂焉”⑦；又称熟黎“初皆闽商，谓赀亡命为黎，亦有本省诸都人，利其土，乐其俗，而为黎者。”⑧又据万州志记载，清初顺治四年（1647年），明朝千户曹君辅，连结峒黎陈朝、曾镳等30余人从万州西门入城，杀死知州戴纶、吏目朱九锡，占据州城月余。琼州镇派兵攻克州城，曹君辅逃入黎区。
三、黎族姓氏古已有之
黎族因是海南岛独有的民族，加上没有本民族文字和族谱记载，对于黎族姓氏的来源较难考证。不过据历史文献记载，黎族姓氏由来已久，古已有之。有些人说黎族本无姓，是解放后土改时登记户口、田地之需要黎人才从汉姓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黎”这一族称最早见于唐代中期，“黎”这一专用族名是宋代才固定下来的，而宋代的历史文献中已有不少黎人姓氏的记载。宋人《系年录》有载：海南“四郡各占岛之一偶，四郡人多黎姓，盖其裔族，而今黎族乃多姓王”（《广东图说》卷六十七）。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太祖朝宰相卢多逊被流放到崖州（今三亚市），落居水南村，同当地黎族人打成一片，友好相处，曾作《水南村为黎伯淳题》诗二首，可见1000多年前崖州地区的黎族已有黎姓，至今水南村还有不少黎姓人的后代。北宋哲宗年间（1097—1100年）苏东坡谪居儋州时，结交当时的好友之一就有黎子云。
历代黎峒的峒首和黎族起义首领都是有名有姓的。如宋代女黎首有王二娘。又如据《琼州府志》载，宋庆历间（1041—1048年）黎民区希范率领起义民众攻破琼州城，被广西转运使杜杞率兵镇压；宋熙宁十年（1077年），乐会白沙峒黎王邦佐部众被抚降，林志福等被捕。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年）朱国宝任海南四州宣慰使时，有南宁军（儋州）黎首谢有奎以其属归附，黎民降者有3000户。明洪武二年（1369年），廖永忠等统军征海南，打败乐会小赐峒长王官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柴英任海南卫挥佥，黎首王瓶扰澄迈，被剿平。明同治间，儋州七坊峒黎首符南蛇率黎众起义，攻克儋州、昌化等城。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沙湾居林峒黎首黎佛二率众起义，被海南兵备副使和指挥王守臣剿灭。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陵水熟黎王国臣等率众起义，被琼州总兵吴启爵等讨平。
全岛黎族人有数十个姓氏，全部与汉族姓氏相同。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黎汉长期杂居而通用汉姓。特别是历代都有不少汉人因进入黎区作官、经商、垦荒种植、避难等与黎人通婚、定居，其后裔融入黎族而用汉姓。据文献记载，东汉时汉族的王姓和符姓先祖已经迁琼；南朝时，有大批冯氏和冼氏人从广东迁琼；唐代又有李、吴、韦、黎等汉人入琼。清朝以前，海南各县都有黎族居住，黎汉杂居，黎汉通婚较普遍，学校教的是汉字汉文，黎族人通用汉姓是很自然的事。
二是朝廷官府给黎首土官赐姓。清代以前，海南黎族地区都是由黎首土官直接管治，黎首土官职务由朝廷或官府任命，官职可世袭。朝廷任的黎官原有姓名的就用其姓名，有名无姓者朝廷或官府可以赐姓，同峒的黎民可用峒首的姓。
三是历代黎峒归附王朝和户籍登记，都必须有峒首姓名和各户主姓名，故黎族人的姓氏古已有之。
第七节 黎族是治琼历时最长的民族
黎族是最早移民海南的民族，这已是国内外众多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认同的史实，亦为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所共知。对黎族是海南最早移民海外的民族问题，也许有人半信半疑，更没有想到，黎族是经营和管治海南历时最长久的民族。然而，许多历史事实证明这是真的。
一、海南置郡前几千年是黎族先民的社会
据史籍记载，秦代在岭南置南海、桂林和象三郡，海南岛为象郡之外徼。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始在海南设立儋耳、珠崖二郡，海南岛才正式划入中国版图，由中央政府统一管辖，并派汉官治理。而在海南设郡县之前的3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岛上的黎族先民已在此世世代代长居，繁衍生息，用原始社会的母权制形式，管理自己的氏族群体。那时黎族内部没有阶级和阶级压迫，也没有私人财产，各氏族成员都集体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各黎峒之间也和睦相处，人与人之间、峒与峒之间出现了矛盾纠纷，都通过调解协商解决。尽管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极低，但黎人过的却是和平安静的自由生活。
二、“汉弃珠崖”后六百多年由黎人管治
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在海南置儋耳、珠崖二郡后，朝廷派官吏入琼治理，但好景不长。儋耳郡实际上只存在28年，便并入珠崖郡。而汉廷派往珠崖的官吏，初到海疆，见到当时奇珍异物，便起贪欲。加上琼岛孤悬海外，朝廷鞭长莫及，岛上先住民又敦厚朴实，地方官对黎民的压榨更是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异常残酷。据《太平御览》载，因为当时土著妇女好留长发，“汉时郡守贪残，缚妇女刈头取发”。官迫民甚民必反。如武帝末年，珠崖太守孙幸滥征调广幅布，民不堪重负，遂攻破郡城杀死孙幸。汉代海南先住民起义斗争不断，朝廷虽然“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因此贾捐之建议罢弃珠崖。元初三年（前46年），汉元帝遂罢弃珠崖郡。这样，实际上汉代珠崖郡仅勉勉强强存在了64年。
三国时，吴大帝赤乌五年（242年）虽复置珠崖郡和朱官县，但不是在海南岛置，而是在雷州半岛的徐闻县置，治所亦在徐闻县，只是遥辖海南岛而己。南朝宋元嘉八年（431年），于交州复立珠崖郡，也只徙有空名。梁朝由冼夫人请命于朝，在海南岛置崖州，其性质属羁糜州，是为招慰海南黎峒而设置，并非王朝派遣官员治理的正式郡县。直到隋朝大业六年（610年），才正式在海南“开置珠崖郡，立十县”，后又拆珠崖加置“儋耳、临振二郡”，这三个郡都设在原珠崖、儋耳故地。
从东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罢弃珠崖郡，到隋朝大业六年（610年）在海南置珠崖、儋耳、临振3郡，其间有656年朝廷没有在岛上正式设置行政机构进行治理，海南岛均附属于大陆别郡，为雷州半岛遥领之地。在这长达6个多世纪岁月中，岛上的汉人数量也不多，各黎峒的事务都由峒首管治。
三、隋至清代部分州县常被黎众攻占
隋炀帝虽然在海南岛置3郡10县，但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在海南的统治尚未就绪，过几年（大业14年）其政权便被推翻了。隋朝在海南置郡县历时10年左右，但从史书上找不到朝廷派谁到琼任官，《北史》、《隋书》谯国夫人传只称“文帝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1500户，赠仆为崖州总管”。冯仆是冯宝和冼夫人的儿子，陈朝至德年间30几岁时已逝，“崖州总管”一职为给死人赠官，说明隋没给海南派遣地方官。隋朝唯一渡琼者，为宗室滕穆王杨瓒之子杨纶，因遭诬被除名为民，携妻子流寓儋耳，后来归顺唐朝。
唐朝统治中国历时278年，在海南设置的州（郡）县不断扩大，增至5州22县，但朝廷派往海南任郡（州）县主官者极少。自南朝梁冼夫人统一岭南起，海南一直为南越冼冯家族管治之地。唐武德四年（621年），冼夫人孙冯盎以南越之众降唐，在海南岛立儋、崖、振3州，仍由高州总管冯盎统领。终唐一代，海南各州县首领多由冯氏后裔世袭，而黎峒仍由黎酋管治。唐朝中原汉人到海南极多，但多为朝廷贬谪流放之官，如李德裕、王义方、唐瑗、韦执谊、刘纳言、王方翼、胡元范、李灵夔、李孝逸、韦方质、崔可图、崔䓕、辜玑、林蕴、茅汇、欧阳秬等，而《广东通志》、《琼州府志》所载到琼任地方主官者，只有3人：一个是张鹏，懿宗年间（860-873年）任琼管五州招讨使，知琼州军州事；二是韩瑗，贬任振州刺史；第三人为崖州刺史张少逸（本书附录载有10人）。因为海南各州首领多由冯氏家族世袭，所以“崖振五州首领更相侵掠，荒俗不安，从前使者至，辄苦瘴疠莫敢往。”（见《旧唐书·良吏传》）当地黎人经常攻占州县，赶走地方官，实行自治。有时问题闹得太大了，历时太长了，驻广州的岭南节度使（采访使、观察使）才调兵入琼征讨镇压。例如乾封二年（667年），琼州全境被黎峒统治者占领，直至德宗贞元五年（789年），岭南节度观察使李复才派兵征黎，恢复琼州。其间琼州沦陷历时122年，由黎族管治。为此，李复上奏朝廷，请置琼州都督府，以控压黎峒。此史实，《琼州府志》、《琼山县志》、《乐会县志》、《琼海县志》均有记载。
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60年，历54年），岭南为南汉刘隐刈据，海南属南汉统治区域。因南汉势力薄弱，后来海南省去琼州的曾口、颜罗，儋州的富罗，万安州的富云、博辽，振州的延德、临川、落屯等8县，省去的8县大多为黎峒地区，这些地区多由黎酋管治。其他州县亦然。
宋至清代，黎族人民起义反抗官府的残酷统治，连绵不断，攻陷部分州县城达数年的事例不胜枚举。义民攻占的地区实际上是由黎族人管治。
四、明至民初黎区实由黎首统治
从明代起，把“归附”的黎族编入都、图、乡等基层组织，隶属州县，黎人和汉人一起纳粮当差。清代中央政令已渗透到海南腹地，特别是对黎族地区的统治已大大加强，县州管辖的范围深入到了黎族聚居的僻远地区，遂使黎族普遍被编入版图，极大地改变了过去黎人不入版籍，“不服王化”的状况。但是黎区各都、图都由黎族土官（黎头）直接管治。清人张庆长写的《黎岐纪闻》说：“黎头辖一峒者为总管，辖一村或数村者为哨官，大抵父死子代，世世相传，或间有无子而妻代之及弟代之者，为众心所归而公定之也，凡小事听哨官所断，大事则报总管，总管不能处始出报告州县。”
清代黎族聚居地大多已编入都、图、乡，但五指山腹地尚没有设县直接进行治理。光绪十二年（1886年），冯子材曾奉令进军五指山区，“开辟山路，收抚黎众10万人”（《清史稿》）当时两广许多官员曾建议要在五指山区置县对黎族进行治理。光绪十三年（1887年）10月21日，胡传受广东总督张之洞之命抵琼，从府城起程，历琼山、澄迈、临高、儋县南丰，穿越五指山区考察黎峒，直达崖州，历时32天，细写行程日记万余言。还抵省，建言“生黎训，不必剿；林木稀，不足采；黎峒窄，不置郡县”。他的主张被采纳，清廷不在五指山设县，只在兴隆设个“抚黎局”，专管黎人事务。直到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才先后设立昌江（1914年）、保亭、白沙、乐东（均为1933年）、新民（1948年，后改屯昌）、琼中、东方（均1952年）等县。说明这些县于民国时期设立之前，黎族地区不全由汉人治理，而是由黎首直接管治。对此现还健在的黎族老人和黎区周边的各族老人都是清楚的。
综上所述，汉元封元年（前110年）在海南置郡县前，黎族先民已在岛上生活3000多年；东汉元初三年（前46年）弃珠崖，至隋大业六年（610年）在海南置珠崖、儋耳、临振3郡共656年，由黎人管治；唐代乾封二年（667年）至贞元五年（789年），琼州全境为黎人占管122年；五代十国时期黎族自治54年；故黎族治琼先后有3830年以上。汉族治琼为两汉64年、唐代156年、宋代319年、明代（含南明）278年，共计817年。蒙古人元代治琼计89年。满族人清代治琼计267年。尽管这些起止时间不是绝对数，但黎族是管治海南历时最长久的民族，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附注
注：
①青莲岗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1951年首次发现于江苏省淮安市青莲岗，故名。主要分布于长江、淮河下游。陶器以粗砂和泥质红陶为主，灰陶和黑陶次之。流行三足器和圆足器，也有平底器和圆底器。石器有锛、锄、刀、纺轮等。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但渔猎和采集仍占一定地位。由于长江南北两岸的文化遗存具有显著的区别，一般认为：江北属大汶口文化，江南属马家浜文化。
②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二期。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南路地区原始文化遗址》，载于《考古》1961年第十一期。
③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土语》条。
④见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黎族简史》第14页，1982年5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⑤史式：《探讨黎族历史如何突破时空限制》载于1997年《海南政协》第三期30页、《海南先民研究》第一辑第78页。
⑥对偶婚又称对偶家庭，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婚姻形态。相当于母权制的发展阶段。通常一男一女结为配偶，居住女方，但其结合并不巩固，所生子女只归母亲。配偶双方尚无独立经济，个人的物品各属其母系氏族。对偶婚是群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环节。
⑦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海外黎蛮》。
⑧清·张崔：《崖州志·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