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学者对“中西交通史”“南洋交通史”“海交史”等展开研究，即是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20世纪80年代后，为了推动东西方全面对话，维护世界和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进行国际性的全面研究。1987～1997年，启动“IntegralStudy of the Silk Roads:Roads of Dialogue”——“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项目。①此后，舶来的“海上丝绸之路”一词，正式为中国学者所使用。
  南海水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海南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近代之后，西方殖民者以鸦片为“商品”、以坚船利炮为武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晚清政府一步一步地走向半殖民地的深渊之际，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衰退之时。千百年来官方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步退让给民间，为海南东南亚移民提供了方便，这也为琼籍华侨反哺故土提供了条件。
  总体来看，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变迁，推动了海南地区的开发，促进了海南海洋文化的发展。
  一 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变迁
  历史上，以南海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通道在以海南岛为分界的西部、东部和南部三个水域上先后交替进行：一是秦汉时期，以合浦、徐闻港为始发港及以北部湾水域为主体的西线通道；二是唐代中后期，以广州为始发港及以海南东部水域为主体的东线通道；三是以永兴岛为核心的南部水域，至迟在唐代就已经显现，宋代逐渐成为重要通道，随明代郑和下西洋而达到极盛。海南成为南海丝绸之路东、西、南航线的重要门户所在，该通道自西向东的转移，对海南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一）西部航线
  吞并六国之后，为了“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秦始皇发动了对岭南地区的军事攻势。“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三年不解甲弛弩”，在史禄的指挥下“以卒凿渠而通粮道”，解决了五军“无以转饷”①的实际问题，不久南越平。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设置南海、桂林、象郡，②开始了中原王朝对北部湾一带区域的王化治理。此时，海南则属于象郡的外徼。③这说明，秦王朝对南部开疆拓土过程中，呈现浓厚的经济色彩。
  秦、汉都城位于关中，因“瘴疠盛行”和南岭阻隔，与南越及海外联系十分不便。灵渠开通，使得关中—秦岭—汉中—洞庭湖—湘江—灵渠—湘桂走廊—鬼门关—南流江—北部湾水域的通道成为可能。
  西汉武帝至平帝元始中，在今天北部湾地区，以“日南障塞、徐闻、合浦”为起点港口的海上贸易日益繁盛。“黄支国……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在“大珠至围二寸以下”等诸多奇珍异宝的吸引下，自汉武帝始，政府组织“译长”“应募者”“赍黄金杂缯”，以“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和“欲耀威德”④为主要目的汉代政府贸易团体活跃在东南亚一带。与此同时，“其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自汉武已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①这条集政府贸易与王朝朝贡路径为一体的水上路线，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即便在东汉时期，政府也为恢复这一通道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建初八年（公元83年）“帝以侍中会稽郑弘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今福州市）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自是夷通，遂为常路”。②可见两汉王朝对该条线路的重视程度。
  西汉时期，依赖季风进行远洋航行的条件已经具备。北部湾海域在大气环流和季风的影响下，秋冬盛行东北季风，春末至夏盛行西南季风。东北季风期间，西风漂流明显，且水域西部海岸线（今越南海岸线）的流速要高于东部水域（海南西部海岸线），主航线西移明显。在春末至夏季，西南季风盛行之际，此海域内在东北方向漂流影响之下形成环流。近海南西部沿海水域的流速最低。回合浦、徐闻两港的船只，选择远离海南西部地区近海航道是可行的。③
  （二）东部航线
  尽管“三国以后，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④航线东移倾向较为明显。但是，这条航线正式东移还是在唐代中期大庾岭开通之时。
  此前，人们不断探索经由琼州海峡加强广州港和西部航线的联系。然而，由于“‘鰌（鳅）鱼喷气，水散于空，风势吹来，若雨耳……’交趾回，乃舍舟，取雷州缘岸而归，不惮苦辛，盖避海鳅之难也”，⑤也就是说鲨鱼游弋在琼州海峡，使得这一努力无法实现。广州港发展对外贸易，只有另辟蹊径。
  中原经济中心的南移，使以“灵渠”为主要交通枢纽的西部通道逐渐衰落，而以广州为中心的对外贸易港口日益兴盛。唐朝开元十六年（728），张九龄鉴于“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于背。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①开通横亘中原与广州之间的大庾岭，以广州为中心的对外港口，开始代替了合浦和徐闻的部分职能。既能“备府库之用”，又能“赡江淮之求”的广州港，经海南东部海域直下南洋的远洋航线，逐渐成为王朝对外交通的主要路线。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②
  根据韩振华先生的考证，这则文字事实上是欧阳修转引了唐德宗（780～805）时的宰相贾耽（730～805）“曾询问各国来使，写成《皇华四达记》”中《广州通海夷道》的一段文字。所谓“九州石”即今文昌市东北部海域中的“七洲列岛”，而“象石”并非今万宁市大洲岛（旧称独州岭），实为今天“西沙群岛”。“占不劳山”即今越南中圻的占婆岛；“环王国”即为占婆国，在今越南中部。③
  从时间上来看，大庾岭的开通和“广州通海夷道”之间，前后相继。海南东线沿海多处优良港湾，成为这条路径上主要的补给站和停泊所，因而紧密了海南岛与内地的联系。
  （三）海上丝绸之路南部航线
  1．海南岛南部航线早期情况
  唐天宝（742～756）年间，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因台风而到达海南，在《唐大和上东征传》的记述中，万安州首领冯若芳曾掳掠波斯商人为奴：
  每年常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④
  航行于南部海上航线的波斯商人，因遭遇台风而留居海南，载之于《太平广记》，该记转引唐代房千里在《投荒杂录》中记述的唐代振州民陈武振之故事：
  陈武振者，家累万金，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漂泊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船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飘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诅，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武振由是而富。①
  由上述二则史料可知，本岛南部的航线活跃着波斯商人的身影。据此，可以得出海南岛南部航线，至少在唐代中期以前便已存在。
  2．宋元时期的基本情况
  （1）对南海的认识。马六甲海峡—海南岛南部水域—福建泉州等港口的航线，经过唐代中后期及“南舶往来”的长期实践，两宋之际，人们对南海水域水流状况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交阯洋中有三合流，波头喷涌而分流为三：其一南流，通道于诸蕃国之海也；其一北流，广东、福建、浙江之海也；其一东流，入于无际，所谓‘东大洋’海也。”②
  元代的汪大渊就“万里石塘”（即指今包括东、西、中、南沙在内的南海）的地脉指出：
  一脉至爪哇；一脉至渤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盖紫阳朱子谓“海外之地与中原地脉相连者”，其以是欤。观夫海洋，泛无涘涯，中匿石塘，孰得而明之？避之则吉，遇之则凶。③
  汪氏的记录表明，是时的人们对南海的地理形势有一定的了解，并指出在南海活动的危险性。
  （2）“华光礁1号沉船”。④宋代造船技术和远洋航海能力有显著提高。海南省博物馆中陈列的“华光礁1号沉船”，为人们了解该时期造船、航海技术提供了某种参照。
  沉船遗址于1996年由琼州市潭门镇渔民发现。华光礁又名觅出礁，位于西沙群岛中部靠南，露出水面的礁石围成了东西长16海里、南北长5海里、水深20米的湖泊，为过往船只提供了一处天然避风港。但在其内外分布着数十个大小不等的暗礁带，涨潮若隐、退潮若现，极易造成船只搁浅或触礁沉没，不利航行。
  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工作研究室于2007年3月、4月对该遗址进行较为完整的水下考古发掘，出水的遗物以瓷器为主，主要包括福建德化窑青白系产品、仿建窑的黑釉器物、南安窑青釉系器物、磁灶窑黑釉器物、景德镇窑青白系产品，此外还发现少量青铜残片、铁器、铜钱等。
  “华光礁1号”从泉州港出发，在西沙群岛沉没，也说明沉船是行驶在向西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前往东南亚甚至更远的地方。毫无疑问，沉船的遗迹和遗物是中国南宋时期海外贸易的重要史迹，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及了解12世纪中叶中国商品出口与生产状况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
  3．明代的朝贡贸易与郑和下西洋
  所谓朝贡，是指在确立宗藩关系之后，藩属国需要在一定的时期内，派遣使臣携带表文、贡品前往宗主国进行朝觐活动，并接受宗主国的指令和回赠。这既是一种政治活动，也是一种经济交流。
  入明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与南海周边诸国的交往，并与之建立了一个“高度自治”“松散的互利的”①宗藩关系。这一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南海诸国的朝贡贸易，海南在其中的地位、作用因之而凸显。
  （1）经由本岛朝贡。海南在明代外番朝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参见表1）。
  表1中所列文昌海事件，应属于外番贸易之列。在上述16则朝贡例子中，占城国便有10次之多。明代外番朝贡十分踊跃，从而形成较为独特的朝贡贸易。那么海南作为东南亚诸国朝贡的中转站，究竟止于何时？道光《万州志》曰：
  今海外诸国入贡道路，有昔由广东而今由福建、广西者，有径由广东省会者，近均不由琼州。①
  《万州志》成书于道光八年（1828），文中的“今”所指的时间是道光时期。其实，在对明代和清代早期府志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明代经由本岛的朝贡皆重复唐氏志的记述内容。②这表明至迟在正德之后，南海诸国入贡道路，不再以琼州为中转。其原因与嘉靖之后倭寇与海盗竞相扰动，海南周边海域不靖有着直接关系。
  （2）对朝贡周期的修订。洪武十七年（1384），明太祖命有司“凡海外诸国入贡，有附私物者，悉蠲免其税”，③该项规定是政治性质的朝贡转变为经济行为的主要推力。对于番国朝贡周期，尽管明太祖多有三年一贡④的明确指令，但因利益所在，各国竞相来朝。
  根据规定，“凡番贡多经琼州，必遣官辅护”；“各遣指挥、千百户、镇抚护送至京”。①毫无疑问，“遣官辅护”保护了贡献者的利益，同时也加大了海南地方的开支。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正统二年（1437），琼州知府程莹奏章曰：
  占城国每岁一贡，水陆道路甚远，使人往复，劳费甚多，乞依暹罗等国例：三年一贡。至是，占城国使臣逋沙怕麻叔等陛辞，上命赉敕谕其国王曰：“王能敬顺天道，恭事朝廷，一年一贡，诚意可嘉。比闻王国中，军民艰难，科征繁重，朕视覆载一家，深为悯念。况各番国俱三年一贡，自今以后，宜亦如之”。②
  至此，占城国每岁一贡的局面才得到扭转。
  （3）郑和下西洋。从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到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的28年间，郑和奉皇帝之命，打造大批宝船、坚船、大船，七次率领强大船队（每次五六十艘，载两万多人），携带大量礼物和商品，巡航南海，访问东南亚、印度洋沿岸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与非洲东海岸。这是明王朝海外活动的旷世之举，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都没有先例。其影响之大，自明以来，一直“远播外番”“莫不盛称”。③
  毫无疑问，郑和七下西洋，对南海诸岛、南海周边诸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这一举措表明，南海丝绸之路的水上路径成为明清王朝朝贡和海外贸易的官方通道，环绕在海南岛东部、南部的水域也随之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二 海上航线转移对海南的影响
  （一）推进海南整体开发
  1．西部、北部开发
  秦汉之际，海南的汉族人口迁移是经西部航线从雷州半岛过琼州海峡，到达临高、儋州一带，并以此为据点，沿水路途径一路向岛的北部、东部推进；另一路向岛的南部推进。武帝元封元年（前110），设珠崖、儋耳两郡十六县，随着汉郡县的设立，郡县官员、家人、随从及大量的军队入琼，开启了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郡县设置主要分布在岛的西北和北部，所以此时的移民人口亦分布于此。
  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佐证材料。1964年、1972年在临高县城北郊和调楼区抱才乡发现三个汉代军用炊具铜釜，①1982年在今东方市沿海新龙区不磨乡也发现类似的铜釜；1984年在乐东汛培乡发现西汉“朱卢执刲”，②大量与军事有关汉朝文物在岛的西北部出土，表明秦汉时期的中原移民是以此为落脚点，是在军队的保护下进行的。
  汉人南迁推进了海南的早期开发，同时对当地黎族人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所以，早期黎汉冲突较为激烈。高昂的行政经营成本，促使王朝政治从广置郡县到珠崖之弃。
  两晋之际，中原局势动荡，士族纷纷南迁，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潮。这一现象对海南也产生一定的影响。“魏晋以后，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迁或戍，纷纷日来，聚庐托处”。在儋州以及琼山西部一带流行的官语，“即中州正音者，缙绅士大夫及居城厢者类言之”，③最早起源可能与此次南迁有着某种关联。
  南朝、隋之际，广东高凉（今广东高州市）俚人大姓冼氏之女——冼夫人及其家族势力的崛起，开启了岭南地方势力有组织移民海南、经营海南之先河。冼夫人“世为南越首领……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④在俚人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琼州海峡两岸聚集在冼夫人旗帜下的俚人日众，这为岭南俚人大规模迁入海南提供了条件。
  鉴于冼夫人对统一岭南所做的贡献，隋文帝赐临振县1500户为其汤沐邑，并赠其子冯仆（是时已亡）为崖州总管。冯冼家族实际上成为海南的直接管理者和统治者，于是大量已经汉化的俚人，作为冯冼家族的族人、士兵、奴婢、随从等纷纷涌入海南。这些汉化俚人的进入，迫使黎族人向岛中部收缩，新移民纷纷占据岛周围的台地。
  唐代政府对海南的地方控制有了明显加强，行政机构设置上数量比前代有了较大突破，政府官员以及驻军的人数有相应的增加。唐朝贞元五年（789），置琼州下都督府，领琼、崖、儋、振及万安五州二十二县。大量郡县设置，为数甚多的流官及其随从占据着本岛移民的重要成分。此外，在琼山一带驻军近1000人，大量官兵的入琼，突破岛西北的狭窄生存空间，以北部、东南部等地为移入重点，推动了海南的开发。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世家大族为躲避战祸，纷纷自发移民本岛。“五季之末，神州陆沉。大夫君子，避乱相寻。海门一带，比屋如林”。是时中原大家世族，纷纷迁往儋州，其中有羊、杜、曹、陈、张、王、许、谢、黄、吴、唐、赵十二姓氏，他们“或以仕隐，或以戍谪”，散居在顿积港和德义岭之间沿海台地上，以种蔗为业。①
  2．东北部开发
  海上丝绸之路向本岛东部水域转移，尤其是宋室南渡后政治中心向东南方向移动，对外经济交流通道重心也随之开始由广州转向浙闽一带，“在南宋时，地位差不多可以和广州相抗”②的泉州港的发展，便是这一趋势的突出表现。东移航线由广东水域向台湾海峡拓展，从而将东南沿海与本岛东部联系起来，进而对海南的人口迁徙路径和区域开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宋时期，海南移民以福建人为主体，与是时的国内环境有着密切关联。“靖康之难”时金人南下，导致中原人口大量南迁，由北方迁移到南方的人口不下百万，“四方之民云集两浙，两浙之民百倍常时”。③大量中原人口向闽东南这一背山面海的狭窄平原地带迁入，这无疑给迁入地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为了生存，海外移民成为其不二选择，其中就有不少人落籍海南。根据王俞春先生对历代各姓迁琼先祖（共176人）祖居地和迁入地的统计表④，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除了祖籍不明的12人之外，闽籍迁琼共97人，占总数的59％。而两宋时72人迁入，除5人的祖籍不明外，福建籍有50人，约占75％，其中福建莆田籍已超过是时外来人口的半数；迁入闽人在文昌、琼山等岛的东部及东北部有47人之多，占总数的70％；从落籍原因方面考察，迁居、避难的有12人，占18％；其余则因“授命”与“授任”而落籍。如此之众的同籍乡民，在同一时期移入同一个地点，因“授命”与“授任”而落籍，似乎有悖于常识。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家族修谱所奉行“为尊者讳”的原则，模糊处理了先民来琼的最初动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依托这条东移航线，以地缘关系为特点的福建人开发海岛东北部的时代到来。闽籍人士的大量移入，改变了岛内西部人口过密，东部人口稀少的人口分布，有利于琼岛东部开发。
  3．中西部地区开发
  如前文所述，汉朝置罢郡的举措，并没有改变黎人环岛临海而居的空间结构。黎族人放弃岛西北临高一带，源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岭南俚人的大规模迁入。梁朝大同年间（534～545），儋耳千余峒俚人归附冼夫人，①这一史实表明，在梁朝之前已经有大量俚人南迁。隋唐时期，冯冼家族成为海南的实际主宰者，俚人纷纷占据岛的北部、东南部及西南部临海地区，迫使黎人内迁。到两宋时期，来自漳、泉的闽南人以文昌为主要迁入地，闽人的加入使得黎人在此处的优势丧失殆尽。至此，汉外黎内的环岛型民族空间分布格局正式形成。后来的移民，由于沿海周边基本开发完毕，按照波浪式推进的方式，沿着江河溯源而上，不断向内迁移，进一步压缩了黎族人的活动空间，使黎人不断向五指山地区收缩。
  如果说汉人在海南从沿海平原、河谷、丘陵逐步向中部山区拓展的话，黎族人便是沿着这条线从四周向腹地退却。退却不是黎族人自愿选择的，而是经历了铁农具与“刀耕火种”之间的多次较量的最终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有很多汉化为黎的事例，但更多的是黎人转化为“汉人”，即所谓的熟黎，而这些“汉人”很快加入了向山区扩展的行列。
  （二）对本岛经济的影响
  1．宋代经济的急速发展
  借助航线东移，本岛以沉香、槟榔为主体的贸易得到了急速发展，沉香、槟榔也成为国内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之一。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琼管体量安抚使朱初平在奏章中指出：泉福、两浙、湖广来船，载着金银布匹，价值万余贯；高化（高州、化州）来船，载着米包、瓦器、牛畜等，不过一二百贯。①从侧面印证了西部航线式微，东部航线所蕴藏的巨大经济效益。宋代仅槟榔一项，“琼管收其征，岁计居什之五”。②航线东移使得本岛外贸经济急速发展，从而为本岛财政提供了重要保证。
  2．对外港口的初步形成
  入明之后，随着本岛在国际交流中地位的提升，岛内的港口职能也有明确的分工，并随之向专门化方向转变（参见表2）。
  资料来源：（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5《山川上》、卷6《山川下》；（明）欧阳璨：《万历琼州府志》卷3《地理志·山川》，第35～55页。
  资料来源：（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5《山川上》、卷6《山川下》；（明）欧阳璨：《万历琼州府志》卷3《地理志·山川》，第35～55页。
  定安县深居内陆，无通海之港，其他三州九县皆有港口。总体来看，本岛西部的儋州、昌化、感恩等州县的港口，需要在涨潮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出，从而降低了其实际使用效率。而北部、东北部、东部及南部的港口利用率较高，且产生了一定的职能分工。海口港的设置是为了加强岛内与广东省的联系，所以官渡是海口港的职责所在；当然，府城是全岛的政治和经济中心，神应港及小英港则多有商船停泊，“帆樯之聚，森如立竹”。①
  东北部的文昌地区，在嘉靖、万历之初多为海寇所据，从而成为祸害本岛的澳党所在地。万历之后，随着李茂等党羽的消灭，铺前港设置了巡检司，加强对其管理，商船活动随之正常化。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崖州各港口的功能分布：在州西的大蛋港，是客商云集之地；距离州西80里之望楼港，番国贡船主要在此获得补给；在州东百里三亚村南滨海的毕潭港（今三亚河入海处），则专门为占城国朝贡泊舟之地。
  三 余论
  通过对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变迁的研究，不难发现西线通道给海南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秦到南宋的1500年间，西线通道在海南的早期开发中起到了沟通和桥梁的作用。源源不断的中原人口流入，使得海南不断受到中原先进文化以及先进生产力的冲击。
  海南的封建化是伴随着中原移民潮的到来而同时进行的。中原移民的入住，结束了黎族独占海南的局面，形成了黎里汉外环岛人口分布的态势，这为海南的封建化提供了人力支持；与汉人一道南下的还有中原的铁制农具，它的使用和进一步推广，改变了海南“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提高了生产效率。
  航线东移，以福建人为主体的移民的迁入，使得本岛东部、东南部这一重湿地带得到了开发，为海南整体开发奠定了基础，环岛经济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同时善于与海洋打交道的闽籍移民迁入，为后来的海外移民做好了铺垫。
  事实上，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路径变迁一直是围绕海南东西两大水域展开的。东西航线的更替，更多的是就该路径在王朝的朝贡体系、商贸路径选择上所占的比重而言；以朝代的划分来断定航线的转移则相对模糊。因为，航线移到本岛东部水域的时候，西部航线仍然对本岛有一定的影响。就其内容来看，西部航线对本岛的影响，主要是将王朝意志通过流官、军队等加以具体化。与之相比，东部航线则更多地体现出经济上的价值。也正是在两条航线交替、互动的过程中，具有区域特色的海南文化才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