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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中国历史上著名清官，身处衰败腐朽的明朝后期，为政清廉，刚直不阿。他的政绩不仅在当时就广为传播，为人民群众所爱戴，而且对后世的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亦产生深远影响，以至于著书立传、讨论评论其生平事迹者不绝如缕。本文分明清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集结各家方论梳理海瑞研究的历史，以期展现各个历史时期的海瑞观，加强对海瑞的研究。
  一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很多学者已然开始关注海瑞，研究多集中在整理、记述海瑞的生平事迹，并从自身见闻出发，对其生平事迹给予评价。清代学者张廷玉等在撰写的《明史》中曾为海瑞作传，从南平县教谕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将海瑞跌宕起伏的为官经历做了简明扼要的叙述。传文中记载，“瑞独长揖”“布袍脱粟”“为母寿，市肉二斤”“发橐金数千，纳之库”，①以及全文引用《治安疏》等，均是择取了海瑞一生中比较典型的事例来体现其做人为官的准则，并做出中肯的评价：
  瑞生平为学，以刚为主，因自号刚峰，天下称刚峰先生。尝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尚可存古人遗意。”故自为县以至巡抚，所至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①
  海瑞秉刚劲之性，戆直自遂，盖可希风汉汲黯、宋包拯。苦节自厉，诚为人所难能。②
  《明史》一方面极为赞赏海瑞清正廉洁、以民为本的为官之道，但同时也指出海瑞行事时有所偏差。相似的论断也出现在明代学者王弘诲的《海忠介公传》和梁云龙的《海忠介公行状》中。王弘诲在传文中大加称赞海瑞的廉洁自律，但文末也提出疑问：“乃海公之砥节砺行，而搢绅又多遗议，何也？”③梁云龙在文中赞海瑞“正气直节，独行敢言，业已简在帝心，昭于国史，即愚夫稚子，俱能道之，安所事状？”④转而含蓄地指出：“公之出处生死，其关于国家气运，吾不敢知。其学士大夫之爱憎疑信，吾亦不敢知。”⑤明代李贽、⑥过庭训、⑦何乔远、⑧黄秉石、尹守衡⑨也为海瑞作传，清末民初学者王国宪在前人基础上整理编撰了《海忠介公年谱》。⑩这些传记在记述海瑞生平的同时，也对他的秉性刚直做出了积极的评价。黄秉石在《海忠介公传》中称赞海瑞：
  自有生民以来，惟天纵我高皇帝全有天下之聪明睿知矣，而又起民间，无境不历，如龙潜九渊而飞九天之上，其析民至隐而行天至健，故其时吏治极清也。治久习刓，以至嘉隆之际，簠簋挫隅，苞苴狎政，间有诛放，而器忌种易，终不可改。独海忠介公起海隅，处下位，而以身砥柱天下。①
  除上述为海瑞作传的诸多叙述、评价外，还有很多学者选取海瑞生平的片段来叙述，并做简要评价。明代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记载了海瑞任南直隶巡抚期间施行大户退田制度所产生的不良后果，认为“海公名臣，竟为东南造此业障，亦千古之遗恨。”②另一方面，一些明清学者围绕海瑞与徐阶之间就归田一事的博弈展开论述，包括明代丁元荐的《西山日记》、③明代朱国祯的《涌幢小品》、④明代谈迁的《国榷》、⑤明代吴履震的《五茸志逸随笔》⑥和清代章有谟的《景船斋杂记》⑦等，这些著述均肯定了海瑞的政绩，退田政策有力地打击了豪强，海瑞也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
  还有一部分明清学者围绕海瑞的《治安疏》做阐述，像明代涂山在《明政统宗》中评价海瑞“以刚正动一时”，⑧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提及“公之学以刚为主，其在朝气象岩岩，端方特立，诸臣僚多疾恶之，无与立谈，顾黄中贵何人，乃独知其为忠，曲为拯救，非至诚之极而能感动若是乎！”⑨此外，明代于慎行的《穀山笔麈》、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篇》、⑩明代黄景昉的《国史唯疑》、?清代张岱的《石匮书》⑩等均对海瑞的冒死谏君给予高度评价。这篇直言天下第一疏《治安疏》在关于海瑞的传记中也多次出现，《明史》中全文引用《治安疏》，并形象地记述了嘉靖帝收到《治安疏》后的情形。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宦官黄锦在侧曰：“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顷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①
  明代思想家李贽也在《太子少保海忠介公传》中对海瑞上《治安疏》的情况做了概述：“时肃皇帝尚玄修，朝政多旷，公慷慨言天下大计，谓兴土木为伤民，数推广事例为鬻爵，以师陶仲文为非礼，以仙桃药丸为怪妄，甚者以不见二王，不还大内，诽谤猜疑，僇辱臣下，为薄于父子、夫妇、君臣。其言皆敌以下所不能堪者。”②清末民初的王国宪在搜集前人资料和地方调研的基础上，对海瑞上疏后的言行进行描述：
  公疏出，一日而直声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公退朝后，即访同乡庶吉士王忠铭先生。相见间自分必死，首以后事为托。询其所由，袖中出奏草一篇。人方危公，而公且谈笑自若。至所遗后事，惟白金二十两。曰：“死，于尔乎殡，还我首邱足矣。”已而对酒论文，谈古今治乱兴衰之故甚悉。至语及士大夫立身行己，惟以事事认真，集义养气为主。徐而曰：“今之医国者只一味甘草，处世者只两字乡愿。古治之盛，何由而见！”语毕，从容赴朝房，席稾待罪。鼎镬自甘，绝无几微可怜之色。嗟乎！死生之际大矣，而公就义从容若此，岂市直沽名，侥幸于一试者哉！③
  自古谏诤多遭杀身之祸，《治安疏》如此犯颜直谏，在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奏疏中也属罕见。上述各位学者夹叙夹议的传记内容，一方面反映出当时吏治腐败、经济凋敝的种种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集中体现了海瑞刚正不阿的气节和为民请命的赤诚，其忧国忧民的精神从古至今一直为人们所称颂。
  另有部分学者在杂记中记述海瑞的生平小故事，明代顾启元的《客座赘语》中记载：“一日，因送表向三山门内一孝廉家借坐，孝廉家屋极壮丽，惮公清严。闻其来，尽撤厅事所陈什物，索旧敝椅数张待之。人谓有杨绾减驺彻乐之风。”①类似这种反映海瑞清正节俭、执政严明的片段还散见于明代李乐的《见闻杂记》、②明代周晖的《金陵琐事》、③清代赵吉士的《寄园寄所寄》、④清代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盫随笔》、⑤清代徐开任的《明名臣言行录》⑥中。清代朱钧在《二十四史论新编》中专题评论海瑞：
  有明一代人才，皆偏于刚者也。逮其末流，厥病为客气、为沽名、为党同伐异。若夫居风气之中，不为末流所驱，粹然独葆其天真者；中叶以后，吾未睹其人焉。嘉靖隆庆间，海忠介公瑞，以鲠直事君，以果敢任事。考其事，虽未尽协圣人之中道；揆其指趣，大抵任天而动，表里如一者也。余尝综论古人而得四人焉，汉之汲黯、唐之宋璟、宋之包拯、明之海瑞、其刚气劲节，仿佛相似。⑦
  大多数明清文人学者在研究海瑞生平事迹的基础上，均给予海瑞极高的评价，成为历代清官的典范，尊师重道，严守儒家道德规范，且为官清正廉洁，受到百姓的爱戴等。虽然张廷玉、王弘诲等学者对海瑞悲剧的官场之路存有一定思考，但也仅是一笔带过，未做深入的辩证探讨，将笔墨着重在塑造海瑞清廉自律的形象上。相反，海瑞严厉打击的豪强大户对他为人为官的评价则是另一番景象，这也在情理之中。明代松江的大地主何良俊曾在《四友斋丛说》中严厉批判海瑞的行为：
  海刚峰欲为之制数度量，亦未必可尽非。但海性既偏执，又不能询谋咨度，喜自用，且更革太骤，故遂至于偾事耳。
  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柔，真是铮铮一汉子。但只是有些风颠，又寡深识，动辄要煞癞，殊无士大夫之风耳。
  海刚峰第一不知体，既做巡抚，钱粮是其职业，岂有到任之后，不问丈田均粮，不清查粮里侵收，却去管闲事。
  海刚峰之意无非为民。为民，为朝廷也。然不知天下之最易动而难安者，人心也。刁诈之徒，禁之犹恐不缉，况导之使然耶，今刁诈得志，人皆效尤，至于亡弃家业，空里巷而出，数百为群，闯门要索，要索不遂，肆行劫夺。吾恐更一二年不止，东南之事，必有不可言者。幸而海公改任，此风稍息，然人心动摇，迄今未定也。①
  海瑞要限制富户占有大量土地，缩小贫富差距的良好愿望本没有错，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决定了海瑞退田于民的政策仅是水中花、镜中月，并使一些心怀叵测之人乘虚而入，扰乱社会治安。权贵阶层对海瑞的反面评价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仍能反映出一些海瑞为人做官方面的端倪。综合其他溢美之词，明清时期学界对海瑞的研究还是比较中肯、客观的，同时不排除受中国传统清官思想影响，对海瑞一些生平事迹评价过高的现象。
  在一些州府县志中，海瑞的生平、政绩被记述较多，偶有评论研究出现。清咸丰年间的《琼山县志》曾评论海瑞“所作劲气直达，侃侃而谈，有凛然不可犯之概”。②此外，明清时期戏曲小说发达，海瑞的生平事迹多次被改编写入戏曲小说中，明代李春芳所作《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和明人所作《海公大小红袍全传》③是代表性的章回体小说。《海公大小红袍全传》还被改编为弹词收录于《说唱海公奇案》中，另有传奇作品《海瑞市棺》和京剧《梁鸣凤》等。这些戏曲小说作品的主基调均是歌颂清官海瑞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精神气节。虽不能作为史料研究，但大量歌颂海瑞的戏曲小说的出现，足以体现明清时期民间创作者对海瑞的总体倾向。
  二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明清时期，相继有文人学者为海瑞立传评论，对海瑞的研究总体来看是中肯的。然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海瑞研究则不然，政治性极强，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术研究与政治斗争完全混为一谈，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研究海瑞的浪潮，但研究面却极为狭窄，大多集中在明史学家吴晗创作的剧本《海瑞罢官》上。海瑞研究的总体走势也趋于极端化，前期高度赞扬、全面学习，后期则演变为全盘否定，缺乏中肯的学术论断。
  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时观看了湘剧《生死牌》，对剧末出现的海瑞十分感兴趣，遂经阅读《明史·海瑞传》，对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极为赞赏，由此全国开始倡导海瑞精神，关于海瑞的研究也骤然兴起。可是，伴随着反右扩大化后“真假海瑞”的探讨，吴晗的《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对于海瑞的研究俨然成为一场政治运动，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原则。
  在前期政治局势并不十分严峻的情况下，一些著述还是比较中肯客观地进行海瑞研究。早在全国提倡学习海瑞精神之前，戏剧学者蒋星煜便已开始着手撰写新时期关于海瑞的第一部传记。1957年，蒋星煜所著《海瑞》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对海瑞为人先作了全面评述，用以刻画总体精神风貌。然后，分章节剖析海瑞的政治、教育和哲学思想。总结出海瑞思想体系的特色，如培养立身行教的致用人才，主张人法兼资的立国政策，固本培元的重民意识，求真求实的认识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后，该书对海瑞思想作综合性的评价，进而论证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成就与局限。在传记的基础上，为了配合全国学习海瑞精神的大背景，蒋星煜又于1959年4月17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评论《南包公——海瑞》，核心仍是肯定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吴晗的《论海瑞》，全文同样肯定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但却以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尾。
  1959年轰轰烈烈的海瑞精神学习热潮阴差阳错地促成了海瑞学术研究的一大成果，这便是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海瑞集》。到目前为止，《海瑞集》仍然是收集海瑞著述最为完备也最为便捷实用的一个本子。《海瑞集》采用明刻本《海刚峰集》为底本，参校大量明清刻本，并搜集多种材料，精细编校。同时，《海瑞集》将各种版本的海瑞文集和各种地方志中海瑞的诗文均予收录，包括传、序、跋、稿引、奏疏、策、训谕、参评、参语、申文、禀帖、告示、条例、册式、党考、志铭、祭文、书简、议论、诗、四书讲义等，尤其是附录相当丰富，收入了很多明清学者所写的海瑞传记。
  统观这一阶段对《海瑞罢官》的评论文章，不谈剧作本身的历史性、文学性和戏剧性，片面地就阶级问题而论。“文化大革命”过后，吴晗及其所创作的《海瑞罢官》得以平反，该阶段大量评论文章的学术价值也不言自明。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有部分学者被政治热浪、阶级斗争冲昏头脑，肆意撰文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但仍有学者敢于坚持学术原则、敢于坚持真理。冯开煦曾于1966年撰写《替〈海瑞罢官〉平反》，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针锋相对，批判姚文元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露其捏造历史、颠倒是非的文痞手法，驳斥强加给吴晗的“借古讽今”罪名。除了冯开煦这篇驳斥姚文元的文章外，江苏省文联资料室还比较客观公正地编印了《有关海瑞的史料》。较中华书局版《海瑞集》中附录所收关于海瑞的史料更加翔实，不仅有历代文人学者为海瑞所作传记，还包含了很多文人杂记中与海瑞相关的记载。
  三 改革开放后
  “文化大革命”的硝烟退出学术研究领域后，关于海瑞的研究开始恢复。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对于海瑞的研究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不再拘泥于原有根据海瑞生平事迹来做评价的研究，也摆脱了阶级斗争对学术研究的束缚，更多的是结合当代语境对海瑞作专题性的学术探讨。
  （一）生平事迹评价研究
  承继前人的研究成果，当代人依然热衷于为海瑞著书立传，一方面起考证校对的作用，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对其生平事迹的再书写获得更加全面的认知。
  20世纪80年代开始，张德信、王孙、王召理、李锦全、熊良智、王培公、阎根齐、陈宪猷等均先后为海瑞著书立传，集中展现了海瑞刚正不阿的形象。其中，李锦全所作《海瑞评传》将海瑞的具体政绩与思想活动结合起来，对海瑞的精神风貌、教育思想、哲学思想等做了较详细的分析与论述，给予了海瑞实事求是的评价，肯定了海瑞思想的历史地位。张德信除作《海瑞》一书外，还推出了《明史海瑞传校注》。1995年，海南学者李鸿然在已有海瑞年谱研究的基础上，用有别于传统的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作《海瑞年谱》，记录了海瑞的生平、思想和著作，以及与海瑞直接相关或对海瑞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同时澄清了旧年语中某些失实的记载，编入了认真考辨后获得的新材料，力图使年谱达到科学性、史料性和传记性的统一。2003年，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集结学者力量推出海南先贤诗文丛刊，其中包括了李锦全、陈宪猷点校的《海瑞集》。此版《海瑞集》与1962年中华书局版相比，在海瑞作品的分类上大体相似，特别之处在于增补了许多海南地方史料，尤为珍贵。此外，黄仁宇2006年采用新史学方式所作的《万历十五年》也有对海瑞的专题研究。他对这位古怪的模范官僚做了一番阐释：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
  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①
  黄仁宇的这番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王弘诲与梁云龙在为海瑞写传记时的疑问，肯定海瑞刚正不阿、廉洁自律的同时，也对海瑞悲剧式的官场生涯做了深入挖掘。
  除传记、年谱外，一些学者还针对海瑞的生平做了衍生研究。左书谔在《海瑞性格及其形成原因初探》中对海瑞的性格进行总结、归纳，即刚直、认真、清高、任性偏激。并认为这种性格的形成是“家庭生活、个人经历与社会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样的性格，使他置生死于不顾，犯颜直谏为民请命，出污泥而不染，不徇私情、不为利诱、不为势屈、执法如山，也是他成为名留青史的‘清官’的重要因素。”①张小莉在《简析海瑞的性格特征及政治行为缺陷》一文中同样对海瑞的性格加以概括，即忠诚、清廉、爱民、刚直。并从行为政治学的角度分析，这种性格特征及相关的政治智慧导致海瑞未能在政治舞台上充分施展才华。熊召政的《海瑞，清官但非能臣》一文与张小莉观点相仿，认为清官并非好官，“清官之廉洁，是品行的优良，这是一种道德的评判。但当官仅有良好的品行是不够的，还要有为朝廷增辉，为百姓谋福的能力。有好的品行，又有很强的执政能力，方是好官，若仅有好的品行，则只能算是好人。”②海瑞则属于后者。
  刘菊英在《海瑞族属考辨》一文中认为，海瑞是回族，对海氏家族的历史源流进行了相关的考证。此后，陈涛撰文《海瑞研究若干问题刍议》，对其族别、生卒年月、赠官谥号、墓葬等问题进行一一辨析。在族别问题上，认为海瑞的迁琼始祖原为回族，之后按汉族习惯生活，所以自认为是汉人。
  另有部分学者对前人评价海瑞“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的观点颇感兴趣，围绕海瑞的愚忠和憨孝展开研究。其中包括兰殿君的《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的海瑞》、张祖涛的《做清官海瑞的妻女真难》等。在兰殿君看来，“海瑞确是清廉的封建官吏，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他视死如归地上疏骂皇帝，为了孝敬寡母，又不惜休妻虐女，置时人的诟病于不顾，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海瑞。”①
  （二）从政理念研究
  海瑞以清正廉洁流传后世，因此其从政理念便成为众多学者探讨的热点，尤其是在当下大力推进反腐倡廉的背景下，海瑞的廉洁形象被一再书写。
  范稳、刘正刚、洪小如、郦波先后出版了探讨清官海瑞从政理念的著作。赵瑜的《海瑞官场笔记》则是应官场文化小说之时，重新诠释了海瑞的为官之道，认为海瑞的人生信仰与官场抱负达到了完美的融合。也有学者指出，这本书实则是在洗白海瑞，为大家展示了海瑞的另一张面孔，在表面强硬、刚直的背后，也懂得变通、相时而动。《海瑞官场笔记》中的海瑞固守节操却不迂腐，忠君亲民却不僵化，疾恶如仇却不冷酷，敢犯天颜却不盲动。
  黄君萍曾就海瑞的廉政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海瑞的革新思想》一文中，将海瑞敢于抨击社会弊政、锐意改革、认真整顿，以“为民”思想作为行动的出发点，提出平等思想，又能秉公执法，为民申冤与除害，抑制土地兼并等看作海瑞革新思想的具体表现。在《海瑞的廉政举措》一文中总结出海瑞的六项廉政措施，即惩贪赃赏贤明、提倡廉洁奉公、严禁馈送受贿、为官立法立规、实行精兵简政、厉行勤俭节省。在对其革新思想和廉政举措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又撰文《明代回族政治家海瑞治兴业绩述评》和《论海瑞发展海南的战略构思》，以期将海瑞的廉政做系统研究。在《海瑞教育思想论纲》中，指出海瑞对于德育、教师地位、教育改革和教育管理的重视。常校珍所撰《海瑞的“清廉为政”之道》大体与黄君萍所总结的海瑞廉政举措相仿，同样包含了锐意兴革、打击富豪、禁绝贿赂等。其他学者所做的关于海瑞廉政的研究也不外乎这些方面，只不过各有侧重。像吴申元的《海瑞重农思想初探》则是主要研究海瑞的重农思想，概括为利国足民论、井田名实论和均平赋役论。在奕南所作《论海瑞的经济思想》中，重点研究了海瑞的土地政策和财政政策，其中也涉及了海瑞的重农思想。当然还有黄志红所作《海瑞的治国思想》、任淑文的《从海瑞的“清、慎、勤”居官之道说起》、任克敏的《浊世中的一股清流——从〈淳安政事〉看海瑞吏治革新思想》、任静的《海瑞清官思想及其现代启示》和王建国所作《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要发扬海瑞精神》等，均从不同层面来阐述海瑞的廉政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南炳文的《海瑞之廉洁反贪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将海瑞刚正不阿的品格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认为“其之所以能够洁己洁人、反对贪黩，与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陶冶密切相关，也因受到了严正而纯朴、娴于礼义的家庭和故乡社会环境的积极影响。”①但究其为何仕途不顺、生活清贫，南炳文也在文中阐明，国家和社会需要对海瑞这类廉洁反贪的斗士给予关怀和支持。李锦伟也在《试析海瑞的儒家施政思想》一文中肯定海瑞的从政理念受到儒家思想诸多影响。
  另有一些学者将海瑞从政理念研究的外延逐步扩大，试图通过海瑞这一形象来看待相关的时代症候。郦波所撰《清官背后的海瑞——从海瑞骂皇帝看明代政体的意义》以海瑞冒死谏言为切入点，探讨了晚明时期社会种种的不安现状以及剧烈的社会转折。蔡苏龙在《政治制度中的角色冲突：海瑞及其命运的再思考》一文中，认为中国皇权制度中的道德情结决定了海瑞的历史命运，并从中西方道德之治和法律之治的对比中分析中国皇权政治制度的道德化特征，坦言改造这一制度的路向必须是施以法治，而政治制度的法律化及其技术发展是中国走向法治的难点和突破点。谭平在《论封建帝国最重要的三种官员类型——以宋朝和明朝为例》一文中，阐述了中国封建国家机器和政治生态中的三类官员，即张居正、王安石，王旦、徐阶和包拯、海瑞。这三种官员对于国家应对危机或实现长治久安都是十分重要的，且不可互相取代。其中又重点阐述了包拯、海瑞类官员发挥作用的局限，徐阶、王旦类官员实际上对历史的正面影响更值得关注。此类外延性探讨，改变了长久以来颂赞海瑞廉洁的研究模式，以带有批判的论调来看待海瑞及其折射的王朝政体。
  （三）法律思想研究
  对于海瑞从政理念的研究不仅向广域推进，且深度上也在不断挖掘，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对海瑞法律思想的研究，这也是在现代法律制度的影响下产生的。
  黄君萍在对海瑞革新、廉政举措概括总结的同时，又撰文《海瑞法律思想述论》，指出海瑞主张礼法统一、严惩贪赃枉法、持法不持私、依法判罪等鲜明的法律思想。范晓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清官的法律思想——以包拯、海瑞为研究对象》一文中，不仅对海瑞这些法律思想加以阐述，而且推己及人，认为这些观念和主张也正好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清官法律思想的大体内容。邵苗的《海瑞法律思想初探》和王动动的《海瑞职官法律思想与实践研究》，作为硕士学位论文则比较详尽、系统地梳理了海瑞的法律思想，并相应地结合海瑞的生平事迹、时代背景探讨海瑞法律思想的理论渊源，又从行政法的角度对海瑞关于职官的选拔和任命、职官的工作原则和方法以及对职官的考核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均是希望对当下法律体系有所借鉴。
  刘森林、陈智合作的《浅析海瑞的审判思想和审判原则》，倾向于从现代法理来研究海瑞法律思想，从严格执法、重视证据和依情理断案等方面分析海瑞的审判思想和审判原则。刘廷华的《海瑞定理的生成与演化——从苏力到桑本谦》倾向性更为明显，通过对海瑞定理的分析，指出“在处理疑案时，应力争将预期错判损失与证明成本之和最小化，并严格按照符合社会强势观念的预设规则执法以降低当事人不服判决造成的成本，而现代司法制度中的证明责任制度正是海瑞定理在制度层面上的建构与拓展。”①
  （四）思想艺术研究
  海瑞精神主要体现在其为人为官方面，但有学者关注到海瑞在思想艺术领域的修为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为人为官的准则，因此，对海瑞在哲学、诗歌、书法、文艺理论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广泛研究。
  李锦全的《海瑞哲学思想述评》一文认为海瑞既然作为政治实干家，必然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观、指导思想。最终得出结论：“海瑞的主观唯心论哲学只是来自圣贤经传，但他在实际行事中对此却进行了不自觉的改造，因而形成他思想上的矛盾。这是海瑞在哲学世界观上既已师承儒家的心学传统，但在实际行事上却又闪耀着不少唯物主义思想的认识论亮光。”①
  在海瑞诗歌研究方面，刘菊英在《本真在我，因触而诗——海瑞诗歌的思想艺术特色初探》一文中认为“海瑞的诗歌透露了他的政治主张，表现了他的人格，艺术上不拘于成法，其思想和艺术特色颇为鲜明”。②罗彦莲又作《海瑞诗歌的写景艺术》来对海瑞诗歌进行具体手法分析。在此基础上，罗彦莲在《海瑞的文艺理论及其文学价值观》一文中采用辩证的方式，深入探讨了海瑞的文艺理论与文学价值观，积极肯定海瑞文学创作上的真情实感和凛然正气，同时也指出其在文学观上的狭隘性。
  在海瑞书法研究方面，黎向群在《人有比干之忠，书具平原之骨——海瑞的学术思想及其书法》一文中评价海瑞书如其人，学问及人格以刚正为主，书法亦然，笔力卓绝，劲气内敛，以风骨著称。梁继也曾撰文略论海瑞书法艺术。
  同时，以海瑞故事为主的戏曲作品也层出不穷，有《海瑞复官》、秦腔《海瑞驯“虎”》等。提及海瑞戏曲作品，历史的印迹无法在学者心中抹去。“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便有两部著作推出为《海瑞罢官》平反，一是苏双碧的《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另一部是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的《吴晗和〈海瑞罢官〉》。汤兆云的《从赞海瑞精神到批〈海瑞罢官〉》、胡学常的《毛泽东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若干史实》，以及黄擎的《权力话语与批评话语齿轮的咬合——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遭际反观20世纪50～70年代的文艺批评》等均开始反思历史，重新定位《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
  对海瑞的研究仍在继续，尤其是现今全国各地都在施行廉政建设时期，海瑞是一个不能略过的话题，特作此综述，一是继承前人丰厚的研究成果进行实践指导，二是坚持学术立场，铭记历史教训，学术立场与政治立场需彼此独立，在一定条件下和谐共通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