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明代海南人丘濬①，官至大学士（一品官），既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学者，也是海南传统文化卓越的代表人物。在当前研究丘濬，对于宣传海南的古代文明，让世界了解海南，使海南走向世界；对于发掘海南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加快建设国际旅游岛，无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丘濬（1418～1495）②，字仲深，号深庵、琼台，明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正统九年（1444），广东乡试第一。后两试礼部不第，卒业太学。景泰五年（1454）复试礼部，廷试为二甲第一名，首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相当于今博士研究生，无品级）。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翰林院史官，正七品）。天顺八年（1464），明宪宗登极，充经筵讲官（为皇帝讲解经史）。成化元年（1465）三月，升侍讲（翰林院官，正六品）；成化三年（1467）八月，升侍讲学士（翰林院官，从五品）；成化十年（1474）六月，起复还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成化五年丁母忧，至此复原职）；成化十三年（1477）四月，升翰林院学士（翰林院长官，正五品）。同年升为国子监祭酒（最高学府长官，设一人，初正四品，后改从四品）；成化十六年（1480），升礼部右侍郎（明初正四品，洪武十三年罢中书省后升为正三品），仍掌国子监事；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升礼部尚书（明初正三品，洪武十三年罢中书省升为正二品），掌詹事府事（正三品）；弘治四年（1491）八月，加太子太保（从一品）。十月，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相当于丞相）；弘治七年（1494），进少保（从一品），加兼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弘治八年（1495）二月卒，赠太傅（三公之一，正一品）、特进光禄大夫（散官文职之最高级，正一品）、左柱国（勋官文职之最高级，正一品），谥文庄。其主要著作有《大学衍义补》《家礼仪节》《世史正纲》《朱子学的》《重编琼台会稿》等，并先后参与编纂《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英宗实录》《宋元通鉴纲目》《宪宗实录》等。①从其履历可知，丘濬进士及第后一直在朝廷任职，主要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这正如明代海南进士王赞襄在廷试对策中所说：丘濬，“一生仕宦，不出朝门，九转金阶，皆司文墨”。②丘濬不仅位极人臣，而且学问渊博、著作等身，其研究领域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纵观丘濬的一生，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至少享有一个世界之最和五个中国之最。
  其一，丘濬在世界历史上最早提出“劳动价值论”的光辉思想，比夕外国学者提出同样观点提早了将近180年。
  所谓“劳动价值论”，即劳动决定价值，指商品的价值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所决定的理论。这是经济思想方面的一个重要理论。以往我国学术界认为，这一思想最初由英国经济学家配第提出。但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赵靖教授撰文进行论证，认为“劳动价值论”思想是由中国明代丘濬最早提出来的。如赵靖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4卷的第十一编《明代经济思想》第六十四章《丘浚》里说：“丘浚很重视货币问题。在《大学衍义补》中有两卷题为《铜楮之币》，专论货币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货币金属论，以及在论述此问题时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的光辉思想。”①如丘濬在其代表作《大学衍义补》卷21《总论理财之道下》说：“财生于天，产于地，成于人。”卷27《铜楮之币下》说：“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②意谓一切财富虽然来源于自然界，但必须经过人的劳动才能创造出来。由人付出的劳动大小而决定产品的价值多少。这就是所谓“劳动价值论”。
  对此，赵靖教授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段话包含了可贵的劳动价值论思想。他认为财富是自然与劳动创造的，但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作为商品，‘其体有大小精粗’。商品的大小精粗是由功力的浅深决定的，从而决定了价的多少。值千钱的物品，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这说明丘浚认识到劳动创造价值，价值与劳动时间成正比”。“中国古代流行的价值论是供求论，即所谓‘物多则贱，寡则贵’。（《管子·国蓄》）战国时代的孟轲提出决定商品价格高低的是商品内在的‘情’。他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但他不知道这个‘情’是什么。一千多年之后，丘浚悟出了这个‘情’是‘功力’，即人类的劳动。他的这一发现，不仅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大的意义，就是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也是值得称道的。西方的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是英国的威廉·配第于1662年在《赋税论》中提出来的。而丘浚进呈《大学衍义补》是在明成化二十三年，即公元1487年。两者相比，丘浚提出劳动值论思想要比配第早175年。同时，他在表达方式上，也比配第要高明。因为配第在讲到劳动创造价值时，把劳动分为两类：生产金银的劳动和生产其他商品的劳动。配第认为只有开采金银的劳动才能直接生产交换价值，其他劳动只有在他们的生产物与金银交换时，才生产交换价值。按照丘浚的说法，可以认为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劳动都决定该商品的价值。”③
  此外，赵靖教授还有专文论述丘濬的“劳动价值论”思想。他说：“它指出了：一切‘资于人力’的‘世间之物’即劳动产品，其价值都是由生产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而且，‘其功力有深浅，其价有多少’，价值和劳动耗费的多少是成正比的。丘浚的这段话以相当明确的形式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论点。英国古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提出劳动价值论。配第的提法是：耗费在白银生产上的劳动直接创造价值，而生产其他商品的劳动只是在它们的产品同银相交换的范围内才创造价值。丘浚却至迟在1488年（他向皇帝进呈《大学衍义补》的一年）就已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论点，早于威廉·配第一百七十四年。他对价值的分析，自然没有配第细致，但在表达方式的抽象程度和普遍性方面，却显然比配第还高一些。中国人在十五世纪就发现了劳动价值论，这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的民族引为自豪的。”因而，丘濬被赵靖教授称赞为“中国十五世纪经济思想的卓越代表人物”。①
  由此可知，明代海南人丘濬，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中华民族争得了世界性的荣誉。
  其二，丘濬是中国历史上最先提出较为完备的“海运思想”的思想家。
  中国古代造船业发达，早在秦代就开展了远洋航运活动。诸如：秦代徐福就曾奉命率领数千童男童女入海，为秦始皇求找仙药。②秦汉时期，就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今雷州半岛徐闻县南岸的递角场，就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③“汉置左右候官在徐闻县南十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④《梁书》卷54《诸夷·海南诸国》也载：“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东汉时期，“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①所谓“涨海”，即今南海。三国时期，吴国于黄龙二年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②这里的“夷洲”即今台湾。“亶洲”即今日本列岛。③尤其是吴主孙权时，曾遣从事朱应和中郎康泰率领外交船队，前往南洋诸国进行“南宣国化”（意为炫耀吴国的文明和声威），“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④“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⑤至元代，为了建立蒙古帝国的需要，海上运输的规模更大。如元朝初年征交趾，元军粮船在海中遇贼兵船，“费拱辰、徐庆以风不得进，皆至琼州”。⑥明朝永乐年间，郑和奉命率领庞大的外交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历时29年（1405～1433年），先后到达亚非37个国家和60多个地方，开辟了中国到达红海以及东非沿海的航线。最南到达爪哇，最北到达波斯湾和红海沿岸的默伽，最西到达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剌（今索马里首都摩迦迪沙）和马林地。⑦这是中国古代远洋航运史上的伟大创举，充分地显示了明朝的文明和声威。尽管中国古代远洋航运事业如此辉煌，但在丘濬之前，中国知识界还没有提出海运思想。史实表明，丘濬是中国历史上最先提出海运思想的思想家。丘濬在其代表作《大学衍义补》卷34《漕挽之宜·下》中，充分地论述了开展海运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其主要理由有四。
  一是认为海运可以补充漕运之不足。自明成祖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之后，京师地区的皇室、官吏、军民的生活资料主要依靠东南沿海一带的漕运供给。漕运主要依靠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及内河，在这条运输通道上，由于运河的水面高于长江等内河的水面，从长江运来的货物要转入运河水道时，需要大量的人力加以搬运，既费时又费力。沿途还有风涛之险，时有发生船只漂溺。管理运河运输事务的官吏也常有故意刁难，借机勒索船户、虚报损耗、谋取私利等贪赃枉法之事，也是运河航运的人为障碍。鉴于运河航运的种种弊端，丘濬提出以海运补充漕运之不足的主张。
  二是充分肯定元代海运的成绩。他说：海运“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他又说：“臣考《元史·食货志》论海运有云，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以为一代良法。又云，海运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征者。”丘濬用统计资料数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列举了载于《元史·食货志》中自至元二十年（1283年）至天历二年（1329年）共46年间海运所积累的数据，进行比较，以证明元代海运之利大于弊，“视河漕之数，所得益多矣”。
  三是认为海运之利大于河运，也有利于巩固国防。他说：“臣窃以谓，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他又说：“说者若谓海道险远，恐其损人费财，请以《元史》质之。其海运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历二年止，备载逐年所至之数，以见其所失，不无意也。（岁运所至之数备具于后）窃恐今日河运之粮，每年所失，不止此数。况海运无剥浅之费，无挨次之守，而其支兑之加耗，每石须有所减，恐亦浮于所失之数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将江淮荆河之漕，折半入海运，除减军卒以还队伍，则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服朝鲜、安南边海之夷。此诚万世之利也。”
  四是认为海运有利于促进南北的物资交流。对此，北大赵靖教授在其论文中有详细论述。他说：“在漕粮问题上，丘浚主张在运河之外，再开辟一条海路，运送东南沿海各地供应首都的粮米。海运漕粮的主张也不始自丘濬，元代已实行过海运。值得注意的是，丘浚海运南粮的主张，除了保证封建国家的粮食供应外，还具有促进南北商品交流的目的。他建议：在载量一千石的海船中，每次只运粮八百石，余二百石的舱位，准许为私人搭载货物。如果是运粮的军仆附载的货物，只按三十税一的轻税率征税；如果是一般商人附载，则按一般的商税率征收。他认为这样一来，不但可使‘京城百货骈集’，促进首都市场的繁荣，而且能在更广大的范围中促进商品流通的扩大。因为，北上的粮船既使‘南货日集于北’，而‘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这又会使‘北货亦日流于南’（《大学衍义补》卷34《漕挽之宜·下》），漕粮海运同时也将为南北贸易开辟一个重要的通道。丘浚所主张的海运，还是使用官船，和清代包世臣、魏源等人雇用商船海运南漕的主张仍稍有不同。但他主张用官船搭载一部分商货，这种思想则已明显地突破了传统漕运问题的范围，而开始具有国民经济的意义了。”①
  赵靖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也有所论述。他说：“丘浚在论述漕运时，还提出在河运漕粮的同时，试开海运，并利用海运漕粮以发展南北贸易。”“实际上，在丘浚看来，试开海运还有更为现实的目的，这就是促进南北的物资交流。他主张在海运漕粮时，准许搭载商货。……他认为海运漕粮搭运商货，有利于南北物资交流。……如果南北海道畅通，‘则南货日集于北’，‘京城百货骈集，而公私俱足矣’。‘空船南回，必须物实，北货亦日流于南矣’。（《漕挽之宜·下》）丘浚的结论是：‘今日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漕挽之宜·下》）可见，丘浚海运漕粮的主张，其意义早已超出漕粮的运道问题。这是一个促进南北物资交流的主张，在一直由官府组织的、完全属于政府行为的漕粮运输中为私商争一席之地，顺应了私人工商业者扩大国内市场的需求。”②
  从上述可见，丘濬的海运思想，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经济思想，对于繁荣商品经济、发展远洋航运事业和海洋经济、巩固国防等，无疑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可惜，这一超前的、合理的主张没有得到明皇朝的重视。
  赵靖教授对丘濬的经济思想进行总结说：“丘浚的经济思想是丰富的，涉及了当时经济问题的各个方面。……他的思想是一位严肃的经世学者的思想，是一位先进思想家的思想。他的思想在15世纪末叶的中国，当然是先进的、高水平的，就是放到当时的世界范围来考察，也处于领先地位。”③
  其三，丘濬被公认为明代中国的第一流学者，被誉为“褎然为一代文宗”。在文章、学识方面，丘濬曾获得明代知识界一致高度的评价。
  明代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2《武英殿大学士邱浚》载：“蔡清祭之曰：‘先生博极群书，如巨海之吞吐百川，含弘无际。其才华国名世者四十年，晚际圣明，登之台辅。取其所著书于大内，以广聪明，权衡百度。其道尊为国师，门生学子遍天下矣。自琼崖以来，所钟人物未有如先生者，其不为虚生也已！’廖道南曰：‘国朝洪武、建文间时，则有若刘伯温之闳大，宋景濓之浩博，王子充之醇正，方孝孺之尔雅；永乐、宣德间时，则有若解大绅之雄放，胡光大之豪宕，杨文贞之精密，金文靖之沉浑；正统、景泰间时，则有若李文忠之朴茂，刘文安之该核，然皆丽藻丰腴，未有若丘文庄之明体适用，酌古准今，褎然为一代文宗也。自是以后，若程篁墩、李文正诸公，盖闻文庄之风而兴起焉者。’”①所谓“明体适用，酌古准今，褎然为一代文宗”，意谓其著书立说，明了事物的根本，符合客观条件的要求而适合应用，能择取古代之事，用来比照当今的情况，从而成为明代杰出的文章大家。
  明代王鏊说：丘濬“议论高奇，务于矫俗，能以辨博济其说。”②意谓议论问题，见解高超奇特，富有创见，致力于矫正世俗的偏见，能以广博的知识和充分的论据来支撑其论点。历观载籍，中国古代在学识方面能获得如此评价的，惟丘濬和王安石两人而已。③
  明代《理学名臣录》说：“（丘）公颖悟绝人，私淑于赵考古，无书不读。其为己之学，见于《朱子学的》；经济之学，见于《大学衍义补》；至《世史正纲》以明正统大义，《家礼仪节》以扶世教大端。国朝大巨，律己之严，理学之博，著述之富，无出其右者。”④
  明代唐胄说：丘濬，“成化、弘治间，以文学大名负天下重望，时无与轧者。凡内大纂修，多与其手。一时碑、碣、铭、志、序、记、词赋之作流布远迩。”⑤
  明代黄佐说：“大学士丘濬，文字雄浑壮丽，四方求者沓至，苟非其人，虽以厚币请之终却不与。”①
  明代何乔新说：丘濬，“公性刚直，与大臣论政，义所未安必反复辩论。言官论事，亦以是非诘之，不肯媕婀取悦。”②所谓“义所未安必反复辩论”，“不肯媕婀取悦”，意谓坚持己见，反复辨明道理，不随便迎合或附和别人的说法。
  明代文徵明说：“大学士丘濬，博学自信，以天下为己任，而任偏矫正，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难。”③
  明代程敏政说：“礼部尚书琼山丘公以学识、才气闻天下。”④
  明代谈迁说：丘濬，“天禀奇绝，博洽多闻，虽僻事俚语，类多谙晓。下笔滚滚数千言不休。”⑤
  明代凌迪知说，丘濬，“好论议上下千古，尤熟国家典故，政事可否，反复与大臣、言官争是非，不肯媕婀，所说能以经传济其说。对人语，滚滚不休，人无敢难者。”⑥
  明代罗钦顺说：“文庄公文学行谊，师表当时；高风远韵，渐被来世。”⑦
  明代陆深说：“丘文庄公仲深濬，近世最号博学、强记。”⑧
  明代胡应麟说：“《通鉴》之后有朱氏之《纲目》，《纲目》之后有丘氏之《正纲》，三书皆宇宙不可缺者。”⑨
  明代李东阳说：“礼部尚书琼台先生丘公，早能诗，信口纵笔，若不经意而思味隽永，援据该博，平生所得近万篇……自稗官野录以至金縢、玉局、缥囊、汗简之书未始不读，其多殆不下万卷也。故出其所得，为剧谈高论，如缫丝炙毂，竟日不竭。议古今成败天下之地理、风俗、平险、美恶，如画图指掌，历历可概见着。而为文，如鳌负山鹏，运海气势，轩揭莫之与抗，而不独诗也。然公之学亦于诗焉见之。……公虽欲辞一代制作之名，以靳于后世，有不可得者矣！”①
  《明孝宗实录》说，丘濬，“博洽多闻，虽僻事俚语，类多暗晓。为文章雄浑畅达，下笔滚滚数千言，若不经意而精彩逸发。”②
  明代黄瑜说，丘濬，“概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其好学一也；诗文满天下，绝不为中官作，其介慎二也；历官四十载，俸禄所入，惟得指挥张淮一圆而已，京师城东私第，始终不易，其廉静三也。家积书万卷，与人谈古今名理，衮衮不休。为学以自得为本，以循礼为要。……所著《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家礼仪节》，每遇名流，必质问辨难，以求至当，皆足传世。”③所谓“为学以自得为本，以循礼为要”，意谓研究学问，以独立思考、自求自得为主，绝不盲从别人的说法，并以遵守礼法为要。
  从众多的明代学者的以上评价可知，丘濬的文章、学识，在明代堪称一流。
  其四，丘濬是中国历史上学问与官位成正比的第一个朝廷高级官员。
  丘濬不仅位极人臣，而且学问渊博，著作等身，其研究领域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据有关资料记载，其传世的各种著作（含纂修的官书及后人编辑其文集等）多达37种（即：1．《世史正纲》32卷；2．《平定交南录》1卷；3．《琼台类稿》52卷；4．《诗》12卷；5．《大学衍义补》160卷；6．《重编琼台会稿》24卷；7．《家礼仪节》8卷；8．《朱子学的》2卷；9．纂修《续修宋元通鉴纲目》27卷；10．纂修《英宗实录》361卷；11．纂修《宪宗实录》292卷；12．纂修《大明一统志》90卷；13．纂修《寰宇通志》119卷；14．《射礼仪节》1卷；15．《盐法考略》1卷；16．《钱法纂要》1卷；17．《本草格式》；18．《琼台诗文会稿》24卷；19．《琼台会稿诗文集》24卷；20．《史略》2卷；21．《庄子直解》；22．《重刻明堂经络前图》；23．《重刻明堂经络后图》；24．《群书钞方》1卷；25．《新刻丘琼山故事雕龙》2卷；26．《新镌详解丘琼山故事必读成语考》2卷；27．《琼台吟稿》12卷；28．《琼台会稿》12卷；29．《丘文庄公集》10卷；30．《丘仲深集》；31．《琼台集》；32．《举鼎记传奇》2卷；33．《重校投笔记》4卷；34．《新刻魏仲云先生批评投笔记》2卷；35．《伍伦忠孝记》4卷；36．《琼台诗文会稿》；37．《丘濬集》10册）因而，明代《理学名臣录》说：“（丘）公颖悟绝人，……国朝大巨，律己之严，理学之博，著述之富，无出其右者。”①历观载籍，在中国历代朝廷的高级官员中，除了明代丘濬，还有谁能够享有“学识渊博和著作等身”的称号呢？
  其五，丘濬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杀害岳飞的元凶是宋高宗赵构而非秦桧。
  成化十七年（1481），礼部右侍郎兼掌国子监事丘濬作《世史正纲》时，在中国历史上最先明确指出杀害岳飞的主要凶手是宋高宗赵构而非秦桧，将矛头指向封建皇帝。据丘濬《世史正纲》卷27《宋世史》载：绍兴十一年，“帝下岳飞于大理寺狱。”并加按语说：“岳飞之死，世皆以为秦桧矫诏杀之。而此特笔帝下飞于狱何？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桧非承其意，决不敢杀其大将。……况《宋史·何铸传》明言：铸白飞冤，而桧答以‘此上意也’哉！”意谓：宋高宗不是昏庸愚昧之主或傀儡皇帝，如果秦桧不秉承宋高宗的意旨，决不敢杀害岳飞。何况《宋史·何铸传》明确说：御史中丞何铸告诉秦桧，所谓“岳飞谋反”是冤案。而秦桧回答说：要杀害岳飞，是皇上的主意啊！
  《宋史》卷380《何铸传》也载：御史中丞何铸审问岳飞发现是冤案，随即向秦桧汇报，即：“铸察其冤，白之桧。桧不悦，曰：‘此上意也。’铸曰：‘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桧语塞，改命万俟卨。飞死狱中，子云斩于市。”这是岳飞被害的真实记载。试想，如果不是宋高宗要杀害岳飞，秦桧胆敢对何铸这样说“此上意也”吗？由此可知：杀害岳飞的主要凶手显然是宋高宗赵构，而不是秦桧。丘濬在《世史正纲》里所说“帝杀故少保枢密副使武昌公岳飞”，可谓有理有据，完全符合史实。这充分表现了丘濬具有卓越的史识！丘濬这一精辟见解与当代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的观点①不谋而合。
  其六，丘濬是第一个提出为明代名臣、民族英雄于谦平反的史官。
  于谦，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永乐进士，宣德初授御史，出按江西，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三年（1448），升兵部左侍郎。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获，郕王朱祁钰监国，于谦被擢为兵部尚书。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京师，与诸大臣请郕王即位（为明景泰帝）。瓦剌兵逼京师，于谦亲自督战，击退之。论功加封少保，总督军务，迫使也先遣使议和，释英宗归来。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辟，于谦以“谋逆”罪被冤杀。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翰林院侍讲丘濬参与编纂《明英宗实录》，主张为于谦平反，不怕得罪最高统治者明英宗和明宪宗。如明代何乔新作《赠特进左柱国太傅谥文庄丘公墓志铭》说：“或谓少保于谦之死，当著其不轨。公曰：‘己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众以为然，功过皆从实书之。”②《明史》卷181《丘濬传》也载：“至修《英宗实录》，有言于谦之死，当以不轨书者。濬曰：‘己巳之变，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论定，诬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试想：下诏令杀害于谦的是明英宗，继位的明宪宗又是英宗之子，英宗刚死，丘濬就大胆主张为于谦昭雪，这与公开揭露明英宗之罪何异？但明宪宗还是欣然采纳了丘濬的主张，诏复于谦官，并赐祭。如《明史·宪宗纪》载：成化元年二月，“诏雪于谦冤。”成化二年八月，“谕祭于谦。复其子冕官。”又《明史》卷170《于谦传》载：“成化初，（谦子）冕赦归。上疏讼寃，得复官，赐祭。诰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天下传诵焉。弘治二年，用给事中孙需言，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明宪宗采纳丘濬的建议为于谦昭雪，说明他尚能认真改正错误、宽容大度和政治开明。丘濬力主为于谦平反，则说明他主持正义，不畏皇权，并充分表现他作为史官实事求是的高尚品格。
  总之，明代丘濬对社会的贡献很大，在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丘濬不仅是明代中国的优秀学者，而且是海南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建议海南省旅游管理部门尽快开辟丘濬墓、丘濬故居等人文旅游景点，让世人了解明代丘濬的伟大业绩，为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开发增加文化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