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苏东坡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钟情，在他的《和陶归去来兮辞》《归去来集字》里有集中的体现，蕴含了陶渊明式的人生淡泊与静穆；他在儋州的“和陶诗”所叙儋州之事，所抒一己之情，表现出他是一个随遇而安的阅世者，在对社会的关注中享受着儋州生活的平和；东坡的“和陶诗”在平淡自然方面具有“陶味”，但他“和陶诗”的寓情于史及以学问为诗等是不同于陶诗的“苏味”。
  苏东坡流贬海南对他来说也是很意外的事。他59岁被贬惠州，满以为惠州是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站，在惠州白鹤山建了新居，让儿孙来惠州团聚。但诏书急下，改任琼州别驾，移居海南昌化军即今儋州。他在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渡过琼州海峡，经琼州府城，于七月二日到达儋州，于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再次渡过琼州海峡，奉诏北归。在海南刚好生活了三年。这三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人生记忆，他曾把儋州之贬和早年贬黄州、后来贬惠州相提并论，在北归途中写于江苏镇江金山寺的《自题金山画像》里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自然是他的愤激之词，被贬黄州时任团练副使被贬惠州时任宁远军节度副使，到儋州做的琼州别驾，都是没有实权的闲职，在政坛上无所作为。这三个时期彪炳他人生功业的不是政绩，而是让他名垂千古的诗文创作。
  苏东坡流贬海南，最后遇赦北归，死在了江苏常州，也是他希望的晚年栖身之地。他到海南之初，心怀死志，自认为首先要做棺椁；没想到三年后的人生感慨居然是“我本海南民，寄身西蜀州”，“九死蛮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审视东坡在海南的生活，说是琼州别驾，其实是朝廷束缚他的枷锁，是拴在他脖子上仍能时刻牵引他东则东、西则西的绳索。他没有处心挣脱之意，而是顺适求安，平和宁静地生活；在当地交朋结友，很少和内地的旧友联系；喝酒、读书、写作，并在《诲葛延之作文法》这篇随笔里，就写作方法发表过很好的意见。其海南诗歌的创作中有三个部分，即和陶诗、与弟弟苏辙的唱和诗、因物因事因人的感兴之作，这三类诗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分开，但实质上都在表现他在海南生活的情状。本文只拟讨论苏东坡在海南的“和陶诗”，其他诗歌日后再说。
  一 “归去来兮”式的淡泊与静穆
  苏东坡在海南曾给朋友程全父写信说自己“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策，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今又辱来贶，清深温丽，与陶、柳真为三友矣”①。这话里的“如逃空谷”语出《庄子·徐无鬼》的“夫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以见逃虚空者的孤独寂寞。当时苏东坡刚到儋州不久，人地生疏，所以他说自己既没有可以交谈者，也没有书籍可读，唯有随身带的“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策”，他把这二者称为“二友”，再加上程全父“清深温丽”的信，东坡戏称为“三友”。
  先暂且不说苏东坡的“和陶诗”，说一下他在儋州写下的《和陶归去来兮辞》。这篇和辞有则“小引”写道：“子瞻谪居昌化，追和渊明《归去来辞》，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他这句话说得很沉重，和陶渊明当时的情形大为不同。陶渊明41岁时任彭泽县令，本想借此维持家庭的生计，满足自己对酒的嗜好，只是他生性爱好自然，既受不得做官的约束，也不能为五斗米折腰面对那些浅薄的上级小官吏，于是写下了《归去来兮辞》，主动辞职还乡。应该说《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的自新书，他以辞职肯定昨非今是，完成自我的批判和救赎，并表现了回家后“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的新生活状态。他也说到人生短暂，富贵不是理想，成仙又不可能，不妨“委心任去留”，“乐夫天命”。陶渊明没有说自己生活在“无何有之乡”，而东坡在《和陶归去来兮辞》“小引”里说自己“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这“无何有之乡”出自庄子的《逍遥游》。名家学派的惠施曾对庄子说，他有大树但“大而无用”，借此讽刺庄子的学说“大而无用”。庄子说惠施不善于用大，“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庄子求无害而逍遥的生活，视之为最高的人生境界，“无何有之乡”就是一种象征。而东坡以此暗示自己身处海南的艰难处境。他在例行的《到昌化军谢表》里向宋哲宗诉说：“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这时候的他似乎除了死亡，真的是“无何有”了。
  东坡《和陶归去来兮辞》用其体制和原韵，形式上的相同是唱和体本身决定的，但二人实际的情形和表达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陶渊明写了《归去来兮辞》之后，真的辞官还乡，他畅想的田园生活变得很实在。如他写道：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东坡谪居儋州，心系故园却不知何时可以回还。所以，当陶渊明发问“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时候，东坡步其后尘，说的是“归去来兮，吾方南迁安得归。卧江海之澒洞，吊鼓角之凄悲。迹泥蟠而愈深，时电往而莫追。怀西南之归路，梦良是而觉非”。所谓“吾方南迁安得归”，一个“安”字，隐含了对家乡的怅望和身陷儋州的无奈。苏东坡被迫身赴海南之初，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陶渊明的心境大不相同。62岁的他这时也怀乡，对自我的人生也有反省，但没有陶渊明解脱之后的轻松愉悦。陶渊明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知道迷路了赶紧回来，昨天错了今天改正就是。很洒脱的东坡写《和陶归去来兮辞》时显得有些郁闷，他说不出陶渊明这样爽快的话，而是喃喃自语：
  我归甚易，匪驰匪奔。俯仰还家，下车阖门。藩垣虽缺，堂室故存。挹吾天醴，注之洼樽。饮月露以洗心，餐朝霞而眩颜。混客主而为一，俾妇姑之相安。知盗窃之何有，乃掊门而折关。廓圆镜以外照，纳万象而中观。治废井以晨汲，滃百泉之夜还。守静极以自作，时爵跃而鲵桓。归去来兮，请终老于斯游。我先人之敝庐，复舍此而焉求？均海南与汉北，挈往来而无忧。畸人告余以一言，非八卦与九畴。方饥须粮，已济无舟。忽人牛之皆丧，但乔木与高丘。惊六用之无成，自一根之反流。
  当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里诉说他回家的温馨时，那家就在他的眼前：“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陶渊明自我的欢欣与家人的欢欣在会面的一刹那融合在一起了。而东坡的回乡，他说只在俯仰之间，其实是虚幻的想象，或者说做了还乡的梦，使他在一刹那之间有回到家乡的感觉。他的家“藩垣虽缺，堂室故存”，破碎，仍然是家。陶渊明说“有酒盈樽”，自饮为快。东坡呢？他只能“饮月露以洗心，餐朝霞而眩颜”，在月露、朝霞中陶冶自己的心性，把孤寂的日子演化为积极的“守静极以自作”。这一说法原本于老子，老子讲“道”，视清静为天地的真正精神，告诫人们以清静自我完善。东坡表示将遵循老子所说的去做，在清静中获得新的人生快乐，如雀飞鱼跃，一任自然，比陶渊明有更积极的人生态度。
  进而，当陶渊明表示息交绝游，以求自我自由自然的人生时，东坡回到现实，要“终老于斯游。我先人之敝庐，复舍此而焉求？均海南与汉北，挈往来而无忧”。这时，他重拾豁达的人生态度，淡化了悲伤和痛苦，心胸和视野也更为开阔。人生如飞鸿，为什么要舍弃儋州新居而回到祖辈的老屋？海南和汉北，何处不是家乡？这让人想起他在儋州写下的《试笔自书》里说的：“吾始至海南，环视天水之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谁不在岛者？”没有人不是生活在岛上，海南和汉北有什么区别呢？东坡在这里用《庄子·大宗师》里的“畸人”生于自然的故事，说人生无一不是自然所致。而人的生命终归虚无，生活中如果“六用”即“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不成，则求“一根”即心识的回复，也就是保持内心的宁静，不再追寻欲望。并说：“已矣乎，吾生有命归有时，我初无行亦无留。驾言随子听所之，岂以师南华而废从安期。”这样的表述本质上是陶渊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思想的演化，但二者毕竟有所不同。陶渊明说人的寿命有限，所以人生尽可以随意而行。东坡则说人生有命，命中注定他是会回到家乡的，而现在无所谓返乡也无所谓滞留儋州。随它去吧，想师从南华真人庄子就师从，却不必废除跟随仙人安期生。东坡在想象中把自己置于自由的境地，不再扭曲自己的心性去适应外部的世界。还表示他将“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诗”。
  东坡的《和陶归去来兮辞》，袒露了自己居儋的内心世界，他在痛苦中的自我救赎，借助了陶渊明自由自然的精神，从而实现新的人生超越，使身陷的苦难不再是苦难。这大概是他“师渊明之雅放”的关键所在。需要提到的是，东坡曾用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的字词和文意，成诗十首，诗序说“予喜读渊明《归去来辞》，因集其字为十诗，令儿曹诵之，号《归去来集字》云”；在黄州时，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改写成词《哨遍·为米折腰》，词序说“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既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辞》，稍加櫽括，使就音律，以遗毅夫，使家僮歌之，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他还用《归去来兮》的原韵题写了书法长卷，题词说“予久有陶彭泽赋《归去来辞》之愿而未能。兹复有岭南之命，料此生难遂素志。舟中无事，倚原韵用鲁公书法，为此长卷，不过暂舒胸中结滞，敢云与古人并驾寰区也耶？”①这三者与他《和陶归去来兮辞》相应。另外，他在和了《归去来兮辞》后，还要苏辙唱和，足见东坡与陶的意气相许，酷爱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苏辙有《和子瞻归去来兮辞》，只是东坡要他唱和时，他当时正从海康迁龙川，无暇顾及。后来在颍川，他翻阅旧稿时，重读了东坡的《和陶归去来兮辞》，“乃泣而和之”，这时东坡已经死去多年了。苏辙一生有和陶诗七题四十四首，均是“次韵子瞻”之作，如《次韵子瞻和渊明饮酒诗二十首》。
  东坡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他的《哨遍·为米折腰》以庄子式的“我忘我兼忘世”超越了陶渊明思想，但他这首词是“櫽括”即主要是浓缩陶《归去来兮辞》之意。如词的上阕写道：“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余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出无心，鸟倦知返，本非有意。”这对陶《归去来兮辞》之意并没有改变。姑且不说词，还是说东坡的《归去来集字》诗，以见他心目中的陶渊明。这组诗和一般的集句诗不一样，集句诗通常以所集前人诗的成句组合成诗，而东坡称为集字诗，诗所用字词取之《归去来兮辞》，表意也就比集句诗更加灵动。
  这十首集字诗粗看起来是重新演绎陶渊明的思想，像其一：“命驾欲何向，欣欣春木荣。世人无往复，乡老有将迎。云外流泉远，风前飞鸟轻。相携就衡宇，酌酒话交情。”可以说，这首诗除了语言形式的变化之外，全然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开篇叙说回家情形的翻版。而其三的“与世不相入，膝琴聊自欢。风光归笑傲，云物寄游观。言话审无倦，心怀良独安。东皋清有趣，植杖日盘桓”亦然。东坡在诗里描述的是《归去来兮辞》里的陶渊明，让他辞官归于田园的情形得到再现。如果全是如此，那这些集字诗不过是文字游戏，没有更多的意义。但细细品味，东坡在这组诗中通过陶渊明的文字展示一个类似陶渊明的自我，如其六：“富贵良非愿，乡关归去休。携琴已寻壑，载酒复经丘。翳翳景将入，涓涓泉始流。老农人不乐，我独与之游。”诗的前三联之意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之意相同，但最后一句“老农人不乐，我独与之游”则是他自己的生活。这种情形在其七里也存在。其七东坡说了陶渊明式的乘化安命、息交绝游之后，冒出的“琴书乐三径，老矣亦何求”有他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他似乎在走向田园的时候，以琴书自娱，在一任自然中渐渐老了，与世事有了更多的隔膜。最典型的是其十：
  寄傲疑今是，求荣感昨非。
  聊欣樽有酒，不恨室无衣。
  丘壑世情远，田园生事微。
  柯庭还独眄，时有鸟归飞。
  东坡在这里把陶渊明的“觉今是而昨非”和“倚南窗以寄傲”改造成为“寄傲疑今是，求荣感昨非”，说昨日求荣为非，今日寄傲为是，这是颇有意味的。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并无“求荣”之说，他当初去做彭泽县令，并不为立名，而想的是养家糊口，兼及满足自己好酒的欲望。而他的《五柳先生传》为自己明言“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安于家徒四壁、不蔽风日、破衣褴褛以及箪瓢屡空的生活。东坡生发出的“求荣”，更多的是自我心态和生活的追求。当年，他跟随父亲苏洵出川进京赶考，何尝不是求荣？与弟弟苏辙同时榜上有名，名震京师，东坡也是很自得的。后因不赞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且以诗讽刺新法遭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那里写过一首《临江仙》，说什么“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他何曾真的隐于江海。名词《念奴娇·赤壁怀古》最后吟出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蕴含着宦海浮沉、功名未立的痛苦。而他在这时候，功名心淡化了。东坡《哨遍·为米折腰》也有“觉从前皆非今是”的句子，与这里说的“求荣感昨非”有所不同，正因为如此，他始终都没有陶渊明毅然挂冠归去的决断。
  苏辙曾感慨地说：“嗟呼，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处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①东坡不是没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性情，而是他比陶渊明有更多的政治抱负。陶渊明固然表白过“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①，却没有东坡深远的政治思考和报国热忱。东坡一再受辱，不忍归隐，并在《留侯论》里专就“忍”字做文章，说“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关键就在这里。
  东坡曾经录了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其九中的“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录完后写了两句话：“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②心中有话，吐之逆人，不吐逆己，选择逆人也不逆己，是东坡的性情使然。他自视与陶渊明在这一点上性情相合。所合的当然不止这一点，陶渊明的淡泊与静穆也同样让东坡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在儋州以陶渊明为友，更多的是因为后者。
  二 “和陶诗”中随遇而安的阅世者
  东坡到儋州之后，在给雷州苏辙的信中说：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③
  这封信赖苏辙的《追和陶渊明诗引》得以保存，其中有些问题得说一说。
  其一，东坡对苏辙说，他在诗坛上开了“追和古人”的先河。诗人之间的酬唱是魏晋以来就有的事，以诗拟古也常在发生。西晋陆机的拟《古诗十九诗》，东晋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南朝宋鲍照的拟《行路难》，南朝齐王融等人拟汉乐府的《陌上桑》《相逢行》，这些诗人的拟作，以前人的诗歌为创作模式，“追和”的意味是很浓的，但明言为“拟”，未以唱和的形式出现。
  其二，东坡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这一说法不仅跳过了东坡之前的宋诗，而且跳过了唐诗，舍去了陶渊明之前的汉魏诗及《诗经》。他于诗的所好同时彰显了于诗的所不好。这固然无可指责，但他的创作趣味和欣赏趣味，大不同于一般的人。甚至说曹植、谢灵运、李白、杜甫这些诗人都赶不上陶渊明，也只是一己之见。
  其三，东坡评价陶渊明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说是陶诗看起来朴素，实际华美；看起来清瘦，实际丰满。这只能说东坡对陶渊明的诗别有会心，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感悟，关键在于诗味。东坡曾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见于陶渊明的《饮酒》，东坡在欣赏中主张“悠然见南山”当用“见”而不是“望”，说如此更能体现陶渊明见山时的自然状态，或者说更能见陶渊明的本色。他这种想法源于陶渊明归于田园后一任自然的生活态度，率真的东坡也喜欢陶渊明的率真，曾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②
  其四，在这封信中，东坡录了陶渊明临终时《与子俨等疏》里自述平生的一段话：“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他说陶渊明话是“实录”，其中最触动他的是陶渊明“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东坡因之想到自己，他也是“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导致命运的起伏与坎坷。而自己没有早醒悟而陷世俗，和跳出樊笼、回归自然的陶渊明比起来，不觉有些羞愧，反思当学陶渊明。不过，他觉得自己的和陶诗是写得无愧的。这也许是他把自己的“和陶诗”编成《和陶集》的重要原因。
  苏辙对东坡在儋州写下的和陶诗很赞赏，在《子瞻追和陶渊明诗集引》中说：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此亦皆罢去。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
  东坡这“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不单是没有华屋玉食的条件，而且是他随缘适性的自然结果。艰苦的生活使东坡少了平生的喜好，作诗的随兴感发并没有排斥文章的写作，在诗歌中再现自己新的人生。
  因对陶渊明及其诗的偏爱，东坡一生写了许多“和陶诗”。他57岁知扬州时，写过《和陶饮酒二十首》，并在序文里说：“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这番话透露出东坡好酒，饮酒易醉，类似好饮好醉的陶渊明。与友人共饮，人得其乐，己也得其乐。在这组和诗里，他说“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表达陶渊明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自行挂印而去，归于田园，超脱于尘俗之外。而他入仕后官场浮沉，没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静穆，唯有“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的酒趣味可以和陶渊明媲美。
  东坡“和陶诗”的创作高峰是在惠州和儋州。他到惠州的第二年即绍圣二年（1095）二月十一日，酒足饭饱，昏然入睡，一觉醒来抄录了陶渊明《拟古九首》中的“东方有一士”诗，陶渊明诗里写有：“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东坡读了这首诗，就诗中的“东方一士”说道：“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
  不知从之游者谁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①他对陶渊明的深刻理解以及自己与陶渊明心性的相通，正是和陶诗的基础。三月四日，东坡在惠州游白水山佛迹岩，沐浴浩歌，当晚睡醒后听到儿子苏过诵读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于是写了《和归园田居六首》，并说：“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②这话有点意味，表明东坡唱和陶诗起于广陵即扬州。《冷斋夜话》记载：“东坡在惠州，尽和渊明诗。鲁直在黔南，闻之，作诗曰：‘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③东坡说是要尽和陶渊明的诗，《冷斋夜话》说“尽和”，这在惠州时没有完成，延续到了儋州。而鲁直即山谷道人黄庭坚，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对东坡有很高的评价且不说，所谓的“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也是看到了他们的人生、性情和趣味，与东坡自认为与陶渊明趣味相投是一致的。
  东坡在《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六里写道：“昔我在广陵，怅望柴桑陌。长吟《饮酒》诗，颇获一笑适”；“江山互隐见，出没为我役。斜川追渊明，东皋友王绩”。他对广陵往事的回忆，告诉人们他那时候就向往陶渊明而自觉不能及。向往的本质是希望自己能像陶渊明和初唐的“东皋子”王绩一样过放浪形骸、逍遥自然的生活。绍圣四年（1097）二月十四日东坡在惠州白鹤峰的新居建成了，三年不见的长子苏迈带着儿子到了惠州，东坡欣然写了《和陶时运四首》。陶渊明的四言《时运》有序云：“时运，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独游，欣慨交心。”这游暮春说用了孔子弟子子路、曾皙等人侍坐时曾皙表达的生活理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陶渊明说得很清楚，他所写的这一组诗既欣赏美景，又抒发人生的感慨，这其实是田园诗或山水诗的常态。东坡亦然。在《和陶时运四首》其三里说“自我幽独，倚门或挥”，与陶渊明《时运》其三的“我爱其静，寤寐交挥”相似；东坡在其四又说“子孙远至，笑语纷如”，与陶渊明在其四沉溺于“花药分列，林竹翳如”不同，他因儿孙的到来喜形于色了，不像陶渊明怀喜悦仍显静穆。
  东坡有和陶诗124首，其中在儋州写下的和陶诗有57首。东坡在儋州唱和陶渊明诗，保持着惠州时期和陶诗的风格，在走进陶渊明世界时，把自我融入陶诗中，然后借助诗歌唱和的再创作，从陶诗中走出来，让和陶诗深具自我的生活状态和情性，而不是对陶诗循规蹈矩式的模拟。简洁地说，东坡借陶诗之题和诗韵为诗。题出陶诗，韵出陶诗，语言的具体表现和意蕴则有所不同，主要是东坡自我的生活所致、性情所致，以及对生活的描述和感悟所致。
  东坡在赴儋州渡海那一天，写下了《和陶止酒》，序称：“丁丑岁，余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余时病痔呻吟，子由亦终夕不寐。因诵渊明诗，劝余止酒。乃和原韵，因以赠别，庶几真止矣。”陶渊明在《止酒》里说：“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足见他嗜酒有些痴迷。说完之后，表示从今以后真要戒酒了，“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而当时的东坡苦于痔疮复发，也意识到酒和痔疮的关系，说了“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决心戒酒：“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这是东坡渡海之际与弟弟苏辙的告别诗，而到儋州后，他最早写下的是《和陶还旧居》和《和陶连夜独饮二首并引》。
  这时他刚到儋州，思念惠州白鹤山新居的儿孙和雷州的弟弟苏辙。前者诗序为“梦归白鹤山旧居作”，既说思归，又说“不敢梦故山，恐兴坟墓悲”。于是想到“生世本暂寓，此身念念非”，难免有些伤感。后者诗序说：“吾谪海南，尽卖酒器以供衣食。独有一荷叶杯，工制美妙，留以自娱。”这留下的酒杯他在诗中还提到，称之为“伯雅君”。刚说要戒酒的他并不曾戒酒，居然还说“饮中八仙人，与我俱为仙”。这“饮中八仙人”即杜甫《酒中八仙歌》中提到的唐代贺知章、李白、张旭等八人，东坡把自己和他们相提并论，在表达对酒的喜爱时，寄托对苏辙的思念：“顾饮一杯酒，谁谓无往还。寄语海北人，今日为何年。”苏辙当时在海北的雷州。
  在儋州，东坡最集中的和陶诗是《和陶拟古九首》与《和陶杂诗十一首》。他在《和陶拟古九首》中叙说了自我现实的景况，虽然当时生存的环境恶劣，但他在这组诗里以旷达洒脱消解自己人生的艰难，展示出东坡淡泊中的坚强。其一写道：
  有客叩我门，系马门前柳。
  庭空鸟雀散，门闭客立久。
  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
  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
  倒裳起谢客，梦觉两愧负。
  坐谈杂今古，不答颜愈厚。
  问我何处来，我来无何有。
  东坡说有客叩门时，自己正在睡梦之中。他梦到与朋友畅饮，却被客人的叩门声惊醒，酒散而不及饮。想一想，既对不起梦中朋友，也对不起来访的客人，故有“梦觉两愧负”之说。在彼此的交谈中，东坡答客的“我来无何有”也许是自我的调侃，以“无何有”代指刚才失去的梦境。但“无何有”源于庄子《逍遥游》的“无何有之乡”，是绝对自由的人生境地，这在前面也提到了。于是说东坡仿佛不是身陷贬谪，而有生活的悠然了。
  “我来无何有”流露了东坡此时的情绪，他在其二里吟咏自我好酒亦好歌，视自己胜过“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和王戎。山涛和王戎在魏晋时一度好酒而放达，两人后来都入了仕途，做过吏部尚书等官，与“竹林”趣味渐远。东坡说“由来竹林人，不数涛与戎”，言外之意他把自己当作“竹林”中人了。他随后说“有酒从孟公，慎勿从扬雄”。孟公即西汉末年的陈遵。陈遵生性好客，宴饮时为留客常把客人的车辖扔到井中，让客人不能离去。西汉末年的扬雄是难得的辞赋大家，但他曾为篡汉的王莽写了《剧秦美新》，品行有了污点。东坡这样说，有很明显的思想和行为趋向，他想过有酒则饮的生活，却不愿改变自己的节操，流贬儋州，真切的感受是：“昔我未尝达，今者亦安穷。穷达不到处，我在阿堵中。”“阿堵”是六朝人的口语，即“这”。他这话说得很有意味，人生的穷达两极即达则兼济、穷则独善，东坡审视自我从前不曾“达”即没有得志，这有些道理。他当年科考名满京师时，相传宋仁宗认为东坡有宰相之才，东坡不及施展，就因不赞同王安石变法而遭贬，此后流贬常发生。他现在泰然“安穷”，平心静气地接受人生不得志，说儋州既不是人生失志之所，也不是人生腾达之所，在这里还想什么穷达之事呢？
  不仅如此，东坡还在其三写到服鸟飞来停在自家座位的一角，“引吭伸两翮，太息意不舒”。这“服鸟”一作“鵩鸟”，是民间说的猫头鹰。西汉初年贾谊因为权贵所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时，一天有鹏鸟飞到他家，当地风俗认为不祥，预兆主人会死去。贾谊为此写了有名的《鹏鸟赋》，在赋中感慨自己的人生，并说生若浮，死若休，鹏鸟飞来不吉祥也无所谓。东坡用这个典故表白自己的人生态度：“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猫头鹰是飞到他的房里，但人生如寄托，什么地方是自己的住所？一个轻巧的反问，似乎无处是他的房屋，无处又不是他的房屋。这猫头鹰想跟“我”在一起就在一起吧。“夜中闻长啸，月露荒榛芜。无问亦无答，吉凶两何如。”在这蛮荒之地，逢吉逢凶都不在意了。东坡就是这样调适着自己的心态。
  这时候的东坡有“琼州别驾”的虚衔，不是一个纯粹的平民。他把自己置身于平民中，做一个随遇而安的阅世者。这时候来看海南，心态变了，眼光也变了，正像其四写的“稍喜海南州，自古无战场。奇峰望黎母，何异嵩与邙”。这“黎母”是海南的黎母山，“嵩”“邙”是河南的嵩山和邙山，他这时视海南的黎母山如同河南的嵩山和邙山，心气平和，不再有身居海南的死亡恐惧。随后他在其七里讲了一个养鸡老人的故事，老人鹤发苍颜，世住儋州，传到东坡认识的第六代孙也已经须发尽白。东坡说这家人就是“阅世者”，他们见过晚唐被贬到崖州的宰相李德裕，北宋被贬到崖州的中书侍郎、平章事卢多逊和司空丁谓。他很感慨，老人一家所阅之世事就像东流水一样，人世无比沧桑。东坡在黄州词《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咏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时的东坡经历了几十年的岁月，实际上也是一个阅世者。他这个阅世者表示“我师吴季子，守节到晚周”。吴季子是春秋时吴国的公子季札，他信奉周朝礼乐，反对诸侯纷争，主张贤者隐世。东坡说以他为榜样，似乎是在表示自己也要归隐，心事的沉重使向来旷达的他不够旷达了。
  东坡的《和陶杂诗十一首》稍晚于《和陶拟古九首》。在这组诗里，他的心境变得更加恬静。其一写道：
  斜日照孤隙，始知空有尘。
  微风动众窍，谁信我忘身。
  一笑问儿子，与汝定何亲。
  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四邻。
  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
  此道固应尔，不当怨尤人。
  这是一个傍晚，夕阳余晖穿过门缝照进来，显现出空中粉尘。微风轻轻吹着许多的洞穴，发出嗡嗡的声音。这话没有说尽，实际上“风动众窍”出自《庄子·齐物论》，那风动众窍是天籁之音，别有美感。于是乎“我忘身”，也就是忘却了自我，而忘身的“我”与儿子你有什么关系？这犹若戏言，正是还没“忘身”的表现。然后他把贬居海南的孤独视为人生的命运，既然如此，有多少不幸不能够排解呢？
  东坡的和陶诗，一般不以陶渊明诗的意旨为归宿，一首诗是这样，一组诗也是这样。这时候的东坡，冷峻地审视历史和现实人生，在诗中贯穿的是自我。他在这组诗的其二中写了从眼前的自然景观中得到的感悟：“室空无可照，火灭膏自冷。披衣起视夜，海阔河汉永。西窗半明月，散乱梧楸影。良辰不可系，逝水无留骋。我苗期后枯，持此一念静。”虽是夜半，他看着窗外的天空以及散乱的梧桐、楸树之影，想到的是时光、流水的不停歇和人生命的短暂，期待自我生命的长久，为此应该静静地养息。与此相应，东坡在儋州写下的《和陶东方有一士》，其中说自己“屡从渊明游，云山出毫端。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弹”。他说的“无弦琴”指的是陶渊明的“无弦琴”。东坡对此有过解说：“旧说渊明不知音，蓄无弦琴以寄意，曰：‘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此妄也。渊明自云‘和以七弦’岂得不知音，当是有琴而弦弊坏，不复更张，但抚弄以寄意，如此为得其真。”①他这样说使本有些奇巧的“无弦琴”之说变得实在而乏味，在与陶渊明的神交中获得超越。如《和陶和刘柴桑》中说的：“万劫互起灭，百年一踟躇。”“一饱便终日，高眠忘百须。自笑四壁空，无妻老相如。”当他清醒地认识到百年只是一瞬的时候，只是没有想到老来变得辛苦，但在竹屋低窗的环境中，一饱与安眠就成了生活的大事，家徒四壁且无妻相伴，也让他满是笑容。
  而在《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三里，东坡说世上的“真人”和“俗子”是不同的，这“真人”最初是庄子笔下亦真亦幻的仙人，魏晋时随着道教的发展，真人成为道教仰慕的仙人。东坡表面上说仙人和俗人不同，实际上以“仙人”指超尘脱俗者。所以他讲了西汉张良的故事，说留侯张良辟谷，修炼以求仙，有人劝他进食，哪里是懂得张良呢？而“俗人”则是贪恋权势的人，他说和张良同时的萧何，官至相国，因劝刘邦把上林苑的土地给一部分百姓耕种，刘邦生气地把他关进监狱。萧何被赦免后，赤着脚向刘邦道谢。东坡说：“我非徒跣相，终老怀未央。”这“未央”是西汉的未央宫，刘邦大会群臣之所。东坡讲这两个人的故事，表明自己不再想政治上的进取了。这不单是他与萧何有不同的人生取向，而且还在于他看到了世事的险恶。
  在这首诗里，东坡还提到汉高祖刘邦时的曹参和韩信。曹参跟随刘邦经历了七十余战，攻城略地，刘邦认为他像只猎狗，有“狗功”，不及萧何能发现猎物在什么地方，有“人功”，论功行赏，萧何居先。东坡说这不公平。还有韩信，他帮刘邦打了天下，最后却应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的老话，被杀害了。于是东坡说“哀哉亦可羞，世路皆羊肠”，他有什么必要混迹官场去走“羊肠”小道，弄不好落个死亡的悲惨结局。东坡在这里说的是历史，他借鉴历史选择自我人生的道路，看似明智，可他自己晚年又遭贬，让人怎么言说呢？
  东坡的《和陶杂诗十一首》还咏了其他历史人物，如其四咏司马相如，其五咏曹孟德，其六咏老聃、关尹喜，其九咏庄子寓言中的南荣等，他借助这些人物讲述从前的故事，自然也会抒发一些自我的情感。
  东坡以和陶诗表现自己的生活是很自然的事，而他最初的和陶诗个人情怀较重视出于离别未久对亲人的念想。就他这个善于把自己融入当地生活、当地百姓中的人来说，和陶诗也会表现儋州百姓的生活，并因儋州百姓的生活产生的想法，也就有了相应的思想和情绪的表达。他的《和陶示周掾祖谢》诗是游儋州古学舍之作，他在开篇说“闻有古学舍，窃怀渊明欣”。这“渊明欣”说的是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自述的“好读书”。他看了儋州的学舍之后，深感学舍有古风，但“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忍饥坐谈道，嗟我亦晚闻”的现状，在他看来不当如此却竟然如此，难免有些伤感。他的《和陶劝农六首并引》则是忧农之作。其序云：“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粳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余既哀之，乃和渊明《劝农》诗，以告其有知者。”在这组四言诗里，他说了儋州百姓贫困的六个原因：一是“天祸尔土，不麦不稷”，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海南只能生产稻米及薯芋，不能种植麦稷；二是“播厥熏木，腐余是穑”，耕种方法落后，放火烧荒以后，让植物的灰烬作为肥料；三是“贪夫污吏，鹰鸷狼食”，当地的贪官污吏像恶鹰猛狼一样盘剥百姓；四是“惊麏朝射，猛豨夜逐”，当地人好猎，不能沉下心来从事农业生产；五是“父兄搢梃，以抶游手”，“游手”即一些人游手好闲，不以农耕为务；六是“逸谚戏侮，博弈顽鄙”，一些人放纵不羁，赌博顽劣。他很希望改变海南这些落后面貌，还抄写过柳宗元的《牛赋》，想革海南“以巫为医，以牛为药”的陋习；抄写过杜甫的《负薪行》，想革海南男女分工不均的陋习。只说当时海南儋州实在是穷困，他在《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里说到儋州的黎子云兄弟，表现了亲近和友谊，但黎子云兄弟“茅茨破不补”“菜肥人愈瘦”的境况让他感叹不已，尽管他表示如果能学黎民的方言，他愿意“化为黎母民”。
  儋州荒凉贫乏、东坡无所事事的生活境况与其平淡的心理状态交织在一起，导致陶渊明的诗强烈地刺激着他的灵感，让他的心灵有了栖身之所。同时，这一时期和陶诗的创作全然是东坡的生活方式，发乎性情，止乎平和。
  三 “和陶诗”的陶味与东坡味
  东坡以“和陶诗”跨越时空，与陶渊明心灵相通。但需要看到的是，陶渊明生活在东晋，卒于427年；东坡生活在北宋中叶，生于1037年。两人在时间上相距六百余年，生活的空间也相当不同，且在人生的旅途中，陶渊明只有做地方官的经历，而东坡长期担任京官或地方官，有诸多的官员朋友。东坡虽然在被贬黄州、惠州、儋州时都有阶段性的田园生活，但他在田园的时候，仍然是官宦之身，不可能真有陶渊明那样的田园趣味。他借重陶渊明，并在“和陶诗”里顽强地表现自我的生活状态和感受，他的“和陶诗”自然不同于陶渊明的原诗。
  这里且不说东坡身处儋州之外的“和陶诗”，只就他在儋州所作的“和陶诗”论说，不妨从他的《和陶杂诗十一首》中选两首做一点比较。东坡《和陶杂诗十一首》其四：
  相如偶一官，嗤鄙蜀父老。
  不记犊鼻时，涤器混佣保。
  著书曾几许，渴肺灰土燥。
  琴台有遗魄，笑我归不早。
  作书遗故人，皎皎我怀抱。
  余生幸无愧，可与君平道。
  其五：
  孟德黠老狐，奸言嗾鸿豫。
  哀哉丧乱世，枭鸾各腾翥。
  逝者知几人，文举独不去。
  天方斫汉室，岂计一郗虑。
  昆虫正相啮，乃比蔺相如。
  我知公所坐，大名难久住。
  细德方险微，岂有容公处。
  既往不可悔，庶为来者惧。
  陶渊明原诗即《杂诗十二首》其四：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
  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
  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
  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
  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
  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
  其五：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
  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
  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
  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
  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
  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
  从东坡的这两首诗来看，东坡步陶诗之韵，和陶以学陶，并没有达到陶诗的境界而有纯粹的“陶味”。陶渊明是“适性”型的诗歌创作者，他的“诗歌难学，关键不是语言风格，而是那真淳率直的心性以及在名利之外的平淡”①。东坡的真淳率直可与陶渊明颉颃，甚至他的率直胜过陶渊明，敢于不畏官场险恶而深陷流贬之中，但他处世的平淡不及陶渊明，没有像陶渊明那样果断地舍弃官场，还自己一个自然之身，居于田园做一个平凡人。东坡的田园诗不及陶渊明，他自认为也不及，但东坡的才学远在陶渊明之上，何况东坡所处的是一个重才学的时代，诗人兼学问家或者是学问家兼诗人是很常见的现象。具体到东坡，他既是才子型的诗人，也是学问型的诗人，不像陶渊明真正地独居田园，疏离当时的玄言诗坛做一个另类的诗人，而是把自己置于诗坛之上，做一个雄浑高亢的歌手。
  所以看两人的这四首诗，陶渊明的诗要比东坡的诗本色得多。陶诗其四说自己不像别人有四海之志，所希求的是不知老之将至的家庭生活，儿孙绕膝，酒歌终日，不屑于像当世的权势之士那样彼此斗争，冰炭不容。关键在于他看透了人生的终极道路，人终究会死，死后一抔黄土，归于丘垅，所求的名利有何意义。东坡在唱和诗里讲述了西汉司马相如的故事。司马相如因为给汉武帝献了《天子游猎赋》被封为郎，后出使西南，诘难蜀地的父老乡亲，歌颂汉武帝创业垂统，兼容并包。东坡说司马相如不记得贫困时在临邛穿着短裤衩卖酒的日子，那时他和用人有什么区别呢？还有，司马相如善赋，因患消渴病而著述不多。不过，成都的琴台留下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传情的遗迹，而“我”东坡却不能像他早归家园。不过，“我”平生无愧，像在成都为人占卜的严君平一样，还是为社会做了一点小事。相较而言，陶渊明的直抒人生情怀和东坡借司马相如的故事来说人生，各自诗中表现的人生境界和情趣不一。陶渊明归于自然，在享受天伦之乐中把世俗的名利淡化了，并以死亡做考量，鄙薄名利的争夺者。而东坡说历史人物，借对历史人物的评述留下他的影子，比照之下，让自己仍然处在世俗之中。
  再说陶渊明《杂诗十二首》的其五。陶渊明在诗中回忆少壮时生活的安逸和愉快，那时的他有兼济天下之志，欲大展鹏程。随着岁月流逝，四海之志消磨了，本当欢乐却多忧愁。想到气力渐衰，时光飞驰，人生几何？不知道人生的小船突然会停在哪里，最要紧的是珍惜人生，故说“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东坡则在和诗其五中讲东汉末年曹孟德即曹操的故事。他说世道混乱，奸贼与贤者各骋其才，而贤者多避难；曹操奸猾，挑拨郗虑即郗鸿豫和孔文举即孔融之间的关系，孔融知道前途多险却留下来支撑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但天意灭汉，哪里只有一个郗虑那样的小人呢？可恨郗虑还被比作战国时的蔺相如。东坡说，他理解孔融，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孔融不为奸邪所容，最后被杀是必然的。“既往不可悔，庶为来者惧”，希望后人从孔融身上吸取教训。东坡这里讲的曹操和孔融的故事，涉及对二人的评价，评价本身尽可见仁见智。而他这番评论看起来更像是牢骚之言。他为孔融鸣不平，也借孔融自说。“大名难久住”，对他来说不也是一样的吗？这样委婉的表达和陶渊明在诗中直抒己志有很大的差异，陶渊明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所思所想，把过去和现在勾连起来，在平静中蕴含的人生忧愁是从生命本身生发出来的，与复杂的社会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不像东坡，让历史回顾消解自我现实的情绪。
  上述以史寓情，是东坡儋州“和陶诗”的重要特点，或说是他“和陶诗”东坡味所在。陶渊明也有咏史的诗，最典型的是《咏三良》《咏荆轲》。如后者，他重在讲述荆轲的故事：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故事从战国时燕太子丹招募刺客欲刺杀秦王嬴政开始写起，中有易水送别，再到图穷匕首现，荆轲刺杀失败。最后陶渊明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抒发了对荆轲的怀念。而东坡引史入诗时，史中有情，诗中还有理，并通过叙议并举或夹叙夹议来体现，是宋人为诗好理的反映。
  不仅如此，在宋人的诗歌创作中，东坡时代以学问为诗是一种风尚。虽说当时以学问为诗最具影响的是苏门弟子黄庭坚，并以“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创作理论以及“江西诗派”影响深远，东坡以学问为诗也是常事。所以他有的和陶诗学问味甚浓，如《和陶始经曲阿》。陶渊明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是这样写的：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
  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
  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
  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
  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
  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
  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
  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
  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陶渊明在这首诗里述说自己成人后的贫困生活与琴书趣味，并含蓄地表白一度疏离田园而进入仕途。虽说终究归于田园，但想一想心有愧意，即他说的“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好在迷途知返，“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班生庐”是班固在《幽通赋》里说的“仁庐”，是“穷则独善”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这首诗用典，如最后一句的班生庐刚提到，还有“凭化迁”的“化迁”出自西晋陆机的《遨游出西城》诗中的“迁化有常然，盛衰自相袭”。而东坡的《和陶始经曲阿》一诗写道：
  虞人非其招，欲往畏简书。
  穆生责醴酒，先见我不如。
  江左古弱国，强臣擅天衢。
  渊明堕诗酒，遂与功名疏。
  我生值良时，朱金义当纡。
  天命适如此，幸收废弃余。
  独有愧此翁，大名难久居。
  不思牺牛龟，兼取熊掌鱼。
  北郊有大赍，南冠解囚拘。
  眷言罗浮下，白鹤返故庐。
  这首诗用典相当密集，开篇的“虞人”句，用了《孟子·万章下》的“以大夫之旌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见他最初听说大赦消息时内心的惶恐犹豫；“穆生”句，用了西汉楚元王不为鲁穆生设礼酒的故事，穆生感到王意已怠，故请辞去，东坡说自己没有穆生这样的先见之明；“江左”句用东晋王朝的故事，以东晋国势衰微、强臣擅权暗喻他出仕前北宋的社会状态；“朱金”句用《扬子》的“使我纡朱怀金，其乐未可量也”，说自己本当能够实现人生理想；“不思牺牛龟，兼取熊掌鱼”用庄子《列御寇》的牺牛、《外物》的“神龟”、孟子《告子》的鱼和熊掌的故事，表示自己不像庄子能够舍利而求全身避祸，也不像孟子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舍鱼而求熊掌，而说自己是兼取二者，欲望太大了；“南冠”句用《左传·成公九年》钟仪的故事，说自己身为贬官，此时终于遇赦，得到解脱了。最后说遇赦后希望回到惠州的白鹤山，在那儿与家人团聚，安度晚年。
  东坡这首诗大量用典以诉说自己的人生抉择，和陶渊明原诗的风格有很大的差异，而与“江西诗派”的学问之诗相近。笔者在拙著《唐宋诗风流别史》的“江西诗风”一章中专门谈到江西诗派以学问为诗的问题，举了好几个例子，其中有黄庭坚的咏物诗《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不妨引在这里，做一点比较。黄诗写道：
  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
  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
  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
  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
  钱穆父名钱勰，杭州人，曾任中书舍人。他出使高丽的时候，得到一支猩猩毛笔而写了一首诗。黄庭坚唱和了三首。这是其中的一首，另两首题为《戏咏猩猩毛笔二首》，前一首赠钱穆父，后一首赠苏东坡。这首诗咏笔，以典故的有机组合，讲述了猩猩毛笔的故事。猩猩好酒，唐代裴炎取《华阳国志》和《水经注》中的猩猩故事，作《猩猩说》。说猩猩好酒及屐，饮酒辄醉，然后穿屐而行，故在山谷间为人捕获。黄庭坚从这里切入，化用《礼记·曲礼》的“猩猩能言，不离禽兽”和《易经》的“机事不密则害成”成“能言机事疏”一句。随后用《晋书·阮孚传》的阮孚叹“未知一生能著几两屐”，《庄子·天下》的“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汲冢周书》的“王会”，《孟子·尽心》的“杨子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等典故，婉转地告诉人们它的功用和贡献，间接地说钱穆父用这支猩猩毛笔会建立功勋。黄庭坚以学问入诗，有意酿造诗歌的韵味娱情怡性，不同于东坡《和陶始经曲阿》用典叙说自己的人生。但在以学问为诗这一点上，两首诗的风格是很相近的。
  不过，东坡的“和陶诗”还有一些不以史寓情说理、不以用典抒情的，而以叙事说理、以叙事兼及抒情，这在表现形式和风格上与陶渊明的原诗更接近，也就是说更具有陶味。陶诗偏于叙事，也常叙事又说理，东坡和陶诗叙事亦说理与之相类。如东坡和陶的三送张中诗，即《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和陶王抚军座送客再送张中》、《和陶答庞参军三送张中》。一送张中诗里说“暂聚水上萍，忽散风中云。恐无再见日，笑谈来生因”，尽管想到的是人生离别，并没有特别的悲戚，却情理俱存。再送张中诗里的“汝去莫相怜，我生本无依。相从大块中，几合几分违”，说在天地之间，人生离合是常事，何况“我生本无依”呢？诗中说理的成分依然很重。
  东坡刚到儋州时不免诉苦，难免有情绪的波动，但他在和陶诗中总易趋于宁静平和。如他在《和陶怨诗示庞邓》中称道，陶渊明“当欢有余乐，在戚亦颓然。渊明得此理，安处故有年”，即乐则乐、悲则悲，一任自然。陶渊明通透领悟了人生乐于归田园而易静穆。东坡身陷官场，是他自己说的“我昔堕轩冕”“困来卧重裀”，那时享受荣华“忧愧自不眠”。“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有意思的是，此时东坡身在破房子里反让他这样的宁静，连夜来的风雨声都没能让他从睡眠中醒来。于是，他对没有早如此有点悔意，说道：“但恨不早悟，犹推渊明贤。”因事而议论自我的人生或对人生的思考，东坡和陶渊明一样。
  这里想说说东坡的《和陶戴主簿》。陶渊明49岁时写了《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诗中说时光倏忽，往复无穷，人生于世，终有完结。然后他再发议论：“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他仿佛面临生死依旧泰然，感觉人生既然如此，“居常”以等待死亡的到来也就可以了。这“居常”说得隐讳一点，其实是安贫乐道。这是“曲肱”告诉人们的。“曲肱”展开说，是“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①。于是陶渊明说，时运的变化有平坦和险阻，只要放纵性情，就无所谓穷通。如果认识到这一点，自然也不必上华山、嵩山求仙了。
  东坡的《和陶戴主簿》不像陶渊明这样讲人生的哲理，而是直面在儋州的生活。诗写得很畅快：
  海南无冬夏，安知岁将穷。
  时时小摇落，荣悴俯仰中。
  上天信包荒，佳植无由丰。
  锄耰代肃杀，有择非霜风。
  手栽兰与菊，侑我清宴终。
  撷芳眼已明，饮酒腹尚冲。
  草去土自〓，井深墙愈隆。
  勿笑一亩园，蚁垤齐衡嵩。
  海南季节的不分明是自然的现象，他目睹万物变化，叙写自我的耕种辛劳和饮酒佐欢，全然是田园生活的享受。而诗的最后似乎不经意说出的“勿笑一亩园，蚁垤齐衡嵩”有一点深意，蚂蚁筑起的小土堆和衡山、嵩山是一样高的，其实是庄子万物齐同思想的另一种表述。不过他真正要说明的是，人生终归于虚无，卑微与高贵有什么不同呢？他的《和陶郭主簿二首》也是如此。诗的小引说：“清明日，闻过诵书，声节闲美。感念少时，怅焉追怀先君宫师之遗意，且念淮、德二幼孙，无以自遣，乃和渊明此二篇，随意所寓，无复伦次也。”他这两首诗不像陶的原诗从田园风光中生发出人生的感慨，但在叙事而及的人生感慨中，率真的风格相近。如其一说：“今日复何日，高槐布初荫。良辰非虚名，清和盈我襟。孺子卷书坐，诵书如鼓琴。”只是他有时引典于率真的表达中，如其二的“诵我先君诗，肝肺为澄澈。犹为鸣鹤和，未作获麟绝。愿因骑鲸李，追此御风列”。诗中的“鸣鹤”用了《周易·中孚》的“鸣鹤在荫，其子和之”；“获麟”用了《左传·哀公十四年》孔子“绝笔于获麟”的故事；“骑鲸李”用了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中的“若逢李白骑鲸鱼，道甫问信今何如”；“御风列”用了庄子《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诸如此类，诗的陶味与苏味就是这样交织在一起的。
  陶渊明还有一首《游斜川诗》，是义熙十年（414年）写的。他在诗的序言中说，那年的正月初五，天气爽朗，风物闲美，和几位邻居一道游斜川，见鱼跃鸥飞，“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而写下了这首诗。诗很好读：
  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
  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
  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
  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
  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
  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
  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
  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
  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
  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
  陶渊明在诗中说自己开年就50岁了，人生已进入晚年。想到这一点，邀了几个邻居朋友出游。在斜川旁依次坐下，鱼儿在缓缓流动的水中穿梭，鸟儿在山谷里高声鸣叫。他看着远方浩渺的湖泊和独立无匹的曾丘即障山，酒兴更浓，放纵地及时行乐，把“吾生行归休”的念头抛到脑后了。再看东坡的《和陶游斜川》，副标题为“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东坡被贬儋州，随行陪侍的只有小儿子苏过，后人称“小坡”，《宋史》为东坡立传，后附有《苏过传》，以见他深受父亲东坡的影响。在儋州东坡与儿子苏过出游，这时不像陶渊明有三朋四友那样热闹。他的诗写道：
  谪居澹无事，何异老且休。
  虽过靖节年，未失斜川游。
  春江绿未波，人卧船自流。
  我本无所适，泛泛随鸣鸥。
  中流遇洑洄，舍舟步层丘。
  有口可与饮，何必逢我俦。
  过子诗似翁，我唱而辄酬。
  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
  问点尔何如，不与圣同忧。
  问翁何所笑，不为由与求。
  东坡在儋州的闲适和陶渊明不全相似，毕竟身为贬官，不像陶渊明退身自隐田园。但他这首诗张扬的自我快乐不亚于陶渊明。就年龄来说，他的确是过了“靖节年”，比陶渊明那时大了十多岁，山水之游的兴趣仍然很浓。先是船行水上，任船随鸣鸥，类似于他当年游于黄州赤壁之下的“纵一苇之所如”①。然后登上重叠的山峦，与儿子苏过一道，有酒则饮，有诗则和。这样自在的日子可谓是对陶渊明“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的呼应。回想他在扬州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一说：“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这时东坡已进入人生晚年，对世事不再那样纠缠。他禁不住问陶渊明，你有我这样的快乐吗？暗示自己的快乐为陶渊明所不及。诗最后是他与苏过的简单答问或说是他的自问自答。东坡以孔子问曾皙的口吻来问苏过，你将过怎样的生活呢？苏过回答的“不与圣同忧”，出自《周易·系辞上》的“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表明自己只想沉浸于自然中，与万物和谐相处而不胸怀天下。东坡听罢，笑着说自己“不为由与求”。其中“由”即子路，他在答孔子问志向时，说自己可以治理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求”即冉求，他说自己可以治理方圆六七十里或者是五六十里的国家。东坡说“不为由与求”在本质上也是不与圣人同忧，不以天下为己任。这时，东坡的心与陶渊明靠得更近了。
  尽管东坡曾说“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早知农圃乐，岂有非意干”②，但他和陶渊明的思想有别，从上述东坡的和陶诗中可以看出来。同时需要提到的是，陶渊明在田园诗外，还有一组很有玄言意味的哲理诗，这就是他的《形影神》三首：《形赠影》、《影答形》和《神释》。陶渊明在小序中说：“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③他把这组诗的创作用心说得很清楚，并在诗中说“形”之苦在于“得酒莫苟辞”④的以酒消忧，影之苦在于以酒消忧则苦身，殊不知身灭形亦尽，何不立善以传名？《神释》则说日醉促龄，立善谁誉，人生最应该做的就是“委运”即顺应天命，“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就是所谓的“神辨自然”，把人生全然放开了，对任何事情都无所谓了。
  东坡和陶的《形影神》三首据说是他抄了陶渊明的原诗送给苏过，随即步陶诗的韵而写的。在《和陶形赠影》里，他说天地运行，日月有常，形与影，相依相成，忽然乘物化，生灭则相俱。他做了一个梦，说“形”有哀乐，“影”也有哀乐，“梦时我方寂，偃然无所思。胡为有哀乐，辄复随涟洏”。而在《和陶影答形》中，影之随形，被他描写得非常形象，语言也很诙谐：“我依月灯出，相肖两奇绝。妍媸本在君，我岂相媚悦。君如火上烟，火尽君乃别。我如镜中像，镜坏我不灭。”但他归结为影的哀乐是形的哀乐所致，“无心但因物，万变岂有竭？”这是很自然的。不过，“形”与“影”的醉与醒都是梦，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东坡在其中暗寓了自己的人生理念。
  随后东坡在《和陶神释》中说“形”非金石，“影”不可能永远附于“形”，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要信成仙之道，也不要信佛教的来生，“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最好是追随陶渊明，在酒乡中度日。不过酒醉酒醒，还是有止境，逃不脱人生的悲剧命运。最好是没了形体，那人生的好恶都不存在了。而且“既无负载劳，又无寇攘惧”，完全超脱于尘俗之上。同时，他说到孔子：“仲尼晚乃觉，天下何思虑。”仲尼是孔子的字，他56岁时离开鲁国游说诸侯，70岁时回到鲁国，读《易》而“韦编三绝”。“仲尼晚乃觉”正是说他读《易》的事。“天下何思虑”则出自《周易·系辞》的“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东坡用这个典故说明人生还是在于自然。
  这一组诗表现了东坡思想的复杂性，他是一个怀有儒家、道家、道教和佛教思想的人，虽说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道、佛思想此起彼伏，相比之下，陶渊明的思想就单纯得多了。陶渊明总在想着生命的自然、生活的自然、性情的自然，东坡则在日趋平和的心态之下，思想在儒、道、佛之间徘徊。
  东坡在儋州写下了大量的和陶诗，这是他谪居黄州、惠州时诗文创作的延续，也是他一生的好尚。他好陶渊明的诗，也好陶渊明的率真性情与隐居田园的生活，但他做不了陶渊明，只是权将自己的谪居当隐居，从中有和陶诗之乐，也有自我生活之乐。当然，东坡的和陶诗陶味和苏味兼备，东坡在和陶诗中习惯述史、用典，固然是他张扬学问的方式，但诚如宋陈善在《扪虱新话》中说的，东坡和陶诗追求创作的工巧也伤于工巧，不及陶渊明诗的自然。之所以会如此，既与东坡深谙学问且在重学问的社会氛围中相关，又与东坡自我的性情有关。他好以诗和陶，是出自对陶渊明的仰慕和性情相投；而他在和陶诗中排解自己的情绪，也从中获得新的人生快乐，在这样的时候却又只有自我而无陶渊明。清代王文诰曾把屈原和东坡相较，说道：“灵均之贬，全以怨立言，公之贬，全以乐立意。”①这话虽不尽然，但东坡在儋州，初以为苦，后以为乐则是真的，他的和陶诗也是一个说明。同时，东坡毕竟和陶渊明有不同的生活际遇，导致他性情的坚执和变异，必然使其和陶诗的陶味与苏味并存。
  东坡晚年愈趋平和，诗歌创作更生活化也更显琐碎，“和陶诗”即是体现之一。不过，性情却依然故我。他在儋州填过一首词，题为《和秦少游（千秋岁）词》，词道：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尽，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槎且恁浮于海。
  他对自己的人生有太多的感伤，感伤过后却是“旧学终难改”的表白，以及“吾已矣，乘槎且恁浮于海”的决绝。
  最后想说的是，今人杨松冀说：“经过苏轼对陶渊明人品和诗风的大力揄扬，陶渊明的形象才真正地在思想史和诗歌史上树立起来。”②虽然苏东坡尽和陶诗，但用诗歌大力揄扬陶渊明的，在东坡之前有盛唐诗人李白。李白常在诗歌里吟咏陶渊明，如《赠崔秋浦三首》其一的“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门前五杨柳，井上二梧桐”；《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的“梦见五柳枝，已堪挂马鞭。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李白对陶渊明充满了敬慕的情怀，以陶渊明作为自己的人生榜样。当然如果以和陶诗来看对陶渊明的高度揄扬，在古代诗歌史上唯有苏东坡，无人能出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