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综观海南各个市县，没有一个地区如三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持续不断地包容、聚合众多族群：一万年前三亚落笔洞人的拓荒劳作与先秦时期古越人中的骆越族群的融入，发展出黎族先民；唐宋时期波斯、阿拉伯“蕃客”的居留与宋元之际占城人的迁入，发展出今天的三亚回族；唐代开始疍民的水上活动与明代“弓弩手”的到来，发展为三亚苗族，三亚成为各族群的共同家园。在经历了冲突、对峙与接纳、融合的漫长过程，海洋文明与大陆农耕文明反映在各族群间的多元性、差异性相互影响和叠加，习俗相互濡染，形成了现今三亚独特的多元一体文化面貌。因此，对三亚历史文化诸方面的研究，实际上都可以细化为对各族群的研究。
  本文运用考古学材料和文献资料，探究这些族群的原始DNA，寻找三亚各个族群的文化源头和发展轨迹，了解海洋文明与大陆农耕文明在三亚的碰撞及演变，以便清楚地认识三亚、了解三亚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过程。本文的族群是指今天三亚黎、苗、回、疍等世居民族（族群），历史时期众多汉族移民，不在此讨论。
  一 原始族群
  元至元癸未年（1283），陇西人云从龙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的身份，抚绥黎乱，游历至三亚东北的一座石灰岩孤峰南壁下的洞穴中，见“有二石，形如悬笔，笔尖水滴不断”，遂刻写下“落笔洞”三字。宋、元、明、清各代不断有文人墨客在此题刻。题诗中有说“化工久矣悬幽洞，留点人间独占元”。一万年久矣，这里有着迄今为止海南发现的最早的一处古人类活动遗存。
  落笔洞遗址位于三亚市东北部约15公里的一座石灰岩孤峰南壁下的落笔洞内，经过1992～1993年两次考古发掘，明确了以第二层含贝壳和脊椎动物化石的灰色砂质胶结层为主的文化堆积层，发现了用火痕迹——一处烧火堆积和分布稍广的灰烬层；发掘出土石制品、半成品及废石料200余件，打制石器占绝大多数，多为砾石石器，主要用锤击法，单面直接打击，器类组合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核、石片等，磨制石器为穿孔石器（环状石器）和磨刃石器；出土骨、角制品，器形主要有铲、锤、锥、矛形器、尖状器、镞、匕、管等；最重要的是发现了13枚人类牙齿化石，属于晚期智人，分别代表了老年、中年和青年不同阶段的个体，从石器的器类组合和伴生的其他出土物看，他们过着狩猎、捕捞和采集的经济生活。与其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几乎全部是现生种类，其动物群组合的地质年代属于晚更新世之末或全新世之初，C14年代测定为10890±100年，文化面貌上处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之间的衔接阶段，具有较明显的过渡文化特征。①现有的考古材料表明“落笔洞人”是三亚，乃至海南历史上最古老的族群。
  通过考古学研究，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对落笔洞人牙齿进行测量，与河南、甘肃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以及云南现代人牙齿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差别不是很大。②通过与岭南地区同时期洞穴遗址的对比分析，发现其在砾石石器工业的典型文化内涵上十分相近，穿孔、磨刃石器的初现等较多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反映了落笔洞遗址与岭南地区同类文化遗存有一定的联系。①落笔洞动物群的组成属于亚洲东南部热带－亚热带类型，与广东、广西相同时代的动物群相比大体一致。②这是三组有说服力的比较：落笔洞人的来源、落笔洞人的生产行为以及与人共生的动物群。发现诸多的“差别不是很大”“大体一致”“相同或相似”等等。说明落笔洞人与在岭南地区这类洞穴生活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接触和联系，发生了文化上的来往，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广泛而又深刻。由此，就将落笔洞人、落笔洞文化的来源之一指向跨越琼州海峡的大陆地区。最晚在一万年前后，落笔洞人便陆续从距离最近而又较为发达的大陆往来于海南岛，直至最南端的三亚。他们汲取文明的养分，否则“其文化的根基必然无法成长”。③这种营养基，应该是中原大陆早期文明。
  二是在落笔洞遗址的发掘中，有一处遗迹特别引人注意：在发掘面积近70平方米的范围内，共发现螺壳约7万个之多，分属海生软体动物和淡水软体动物的7目24个种。这说明落笔洞遗址时期的捕捞业十分繁盛，应是处于全新世这个气候变化时期在经济生活中的真实写照和特定产物。④落笔洞人对海生物种的大量获取，为落笔洞人的生存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现在的海岸线看，落笔洞向东、向南到达海边的直线距离分别为17和15千米，落笔洞人如果不具有捕捞的传统，没有对海洋的熟悉以及对此类生物的饮食嗜好，那么如此高的捕捞成本和如此大量的螺壳堆积是无法想象的。我们还注意到“在大量软体动物中，有件鹦鹉螺标本……根据鹦鹉螺的生存习性，其平时在海底爬行，很少漂浮海面活动，多半是将死的时候才漂浮上来。落笔洞人捕捞的这只鹦鹉螺属于成年个体，根据其贝壳破损情况，显然是落笔洞人为了食肉所致，如果原本是一只空壳，是不会引起落笔洞人注意的。”⑤这件鹦鹉螺标本也许是孤证，应该还会有海生的虾、蟹、鱼类等，食用后没有留下遗迹。我们可以想见，落笔洞人往来于海底珊瑚礁、海边红树林以及湿热的沙滩、岩石上捕获海生生物，除了浅海浮游、海中泅渡，更多的应该是依靠舟船，积累了捕捞经验。这是落笔洞人在特定区域环境中对其生产方式的自主选择，与大陆地区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几乎无关联。
  从落笔洞遗址的地层关系上看，含螺壳的文化堆积叠压在不含螺壳的更新世晚期的堆积上。①“含螺壳”与“不含螺壳”成为在地质年代上区分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两个阶段的标志，在文化发展上处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临界点上。遗留了大量螺壳的落笔洞人此时处在整个遗址的晚些时候，即全新世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在这一时期，海洋捕捞的生产方式不是对之前的采集、狩猎等生产活动的传承与延续，而是一种全新的创造。说明落笔洞人面向海洋、取自海洋，与海洋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海洋生活方式及文化形态在这一时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么，这种变化的推动力又来自哪里呢？考古学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变化，实际上是人的变化和文化间交流，甚至可以说是在形成中的民族的交流。落笔洞中“含介壳的文化堆积”，在前文所提及的大陆岭南地区洞穴遗存中较少见到。但是，落笔洞遗址的洞穴聚落，丰富的野生动植物遗骸，尤其是水生介壳类遗骸堆积，穿孔石器、磨刃石器等砾石石器，骨、角器等文化要素，在亚洲东南群岛至西南太平洋群岛间有不同程度的发育，表明更新世、全新世亚洲东南大陆、海岛广泛的海洋地带间主流文化形态的土著性、延续性与统一性。②
  由此，我们可以说落笔洞人接受大陆迁入人群及其文化的传播影响，在文化面貌上属于岭南地区洞穴石器文化范畴；同时，海洋生活方式和文化因素的出现，显示出有新的族群迁徙和新文化的传播与替代。来自两个方向的文化力量，助推落笔洞人的进化与文化变迁。7万多个螺壳堆积就是这一土著文化进化、变迁过程的有机环节与有力证明。
  还有一个问题是，落笔洞人接受来自大陆迁入人群和来自海洋人群的两方面影响，那么，有没有土生土长的海南基因？海南究竟有没有原始古人类存在的可能？司徒尚纪先生认为：海南独立成岛，基本不可能完成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海南目前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智人，前提是“海南旧石器文化完全是空白，这就完全排斥了海南本岛存在古人类的可能性”。①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近年来，昌江县信冲洞化石出土点发现巨猿化石等二十多种哺乳动物化石，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有昌江县混雅岭、燕窝岭、石头崖、酸荔枝园、叉河砖厂，琼海市官塘镇石角村和澄迈县施教存砖厂遗址；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除三亚落笔洞遗址外，还有昌江县钱铁洞等。②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更多的史前考古学成果将会为海南原始人类的存在提供支持，即是说不排除海南本岛存在较一万年前落笔洞人更古老的人类的可能性。这些人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在琼州海峡没有形成以前，海南岛与北方大陆连在一起，后来由于琼州海峡的形成而将他们留在岛上；二是从东南群岛至西南太平洋群岛间迁至海南岛，成为海南最早的发现者、开拓者。不管哪一种可能，最终的结果是至迟到一万年前，在110平方米的落笔洞内，落笔洞人以包容的心态接受“南来”“北来”等众多族群和文化，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落笔洞山脚下，距离之前的落笔洞遗址不足百米，另有“仙郎洞”。2012年3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三亚市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在洞中采集和在地层中发现石制品22件、动物骸骨和零星的夹砂陶片，精致的黑曜石刮削器出自洞右侧的黑土层。③在落笔洞遗址砾石文化传统基础上的技术突变——陶器出现，标志着这一文化进入新石器时代。根据地层和出土物的研究，确定仙郎洞遗址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地质学年代属于全新世早期，在文化上与落笔洞遗址是延续的。这个遗址发现的意义在于，将原本是孤证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三亚落笔洞文化与仙郎洞文化联系起来，其文化由前者的下限——新石器时代早期延续至整个新石器时代，同时，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弥散于整个三亚乃至海南岛，说明海南古人类在这一地区的传承源远流长。
  二 古越族与黎族先民
  1957年七八月间，广东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山大学历史系合作，到海南岛地区进行文物普查，发现原始文化遗址135处，这些普查资料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并为建省之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海南古遗址的调查提供了基础材料。其中，位于三亚的遗址有河头遗址、卡巴岭遗址、沟口遗址、二弄遗址、大弄遗址、高村遗址、大茅遗址、走马园遗址、番岭坡遗址、南田石器出土地、新村遗址、大兵坡遗址、三问坡石器出土地、长忧遗址、牙龙湾遗址等。①这些遗址分布在东到藤桥镇番岭坡、西到梅山镇落岭水库，涵盖整个三亚，以崖城镇北、东北的宁远河流域分布最多。非常巧合的是宁远河上中游的雅亮、育才两个乡镇，是三亚市境内黎族聚居区，育才镇黎族人口占98.2％，雅亮乡黎族人口占99.0％。②可以说，三亚原始文化遗址的分布状态与黎族聚居地不谋而合，这绝不是文物调查的偶发，雅亮在黎语中为“美好的地方”，确有可能是黎族先民在此生活劳作千百年的总结。
  三亚的原始文化遗存以沙丘遗址、台地遗址和山坡遗址为主，台地遗址如河头遗址，位于崖城镇白河村东北250米，宁远河东北岸台地上。遗址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50米，文化堆积不详。采集有梯形石斧、梯形石锛、梯形石凿、双肩石斧、双肩石锛、石矛、砺石、夹砂粗红陶网坠、夹砂红陶罐残片等；沙丘遗址如牙龙湾遗址，位于田独镇海坡村东约4000米的牙龙湾，西北距离大海20米的沙丘上。遗址长约2000米，南北宽约15米，文化堆积不详。采集有新石器时代的夹砂粗红陶圈足碗，汉代的泥质灰陶十字戳印纹、网格纹、方格纹、水波纹双耳罐残片等。
  三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出土物主要有梯形石斧、石锛、石凿、双肩石铲、石斧、石锛、陶网坠、几何印纹软陶和硬陶、夹砂红陶罐残片等。器形较大的常形石锛和有肩石铲，同农业生产关系比较密切；形体较小的石锛，基本上是手工工具，用于木材加工方面，如独木舟的刳制、纺织工具的加工等；网坠的发现，说明渔猎经济的存在。
  三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与整个海南岛的文化面貌一致，通过与邻近地区文化内涵的比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内涵，与广东潮安石尾山、陈桥村①和广西防城亚菩山、马兰嘴②等新石器早期贝丘遗址有相似之处，在文化阶段上也较为接近；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与广东增城金兰寺下层、新会罗山嘴、东莞万福庵下层③以及广西左右江流域的平果城关和邕江流域的武鸣、扶绥、桂平、南宁等地的部分沙丘（贝丘）遗址④的基本文化面貌比较接近，经济生活同样是以渔猎、采集为主。“根据所表现的文化性质来看，它与广东大陆及东南沿海地区是同属一个文化系统的，只是由于一个海峡之隔，其时间上显得比大陆晚。说明了这一地区的原始文化，与大陆的文化传播是有关系的。”⑤
  与海南同属一个大的文化系统的两广及东南沿海，处在“自交趾至会稽”的百越文化区域，是百越民族中南越和骆越所在地。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到来之际，两广及东南沿海的原始先民逐步由原始氏族部落形成和发展为百越民族。海南虽然与两广地区保持着基本相同的演变进程，但在文化发展的时序上，海南的史前文化发展较为缓慢，文化进程滞后，海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的某些文化元素，甚至延续到秦汉时期才逐渐消失。⑥
  前文中提到三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空间上与百越中的南越、骆越所在区域相符，文化时序的滞后对应着百越民族的形成、发展时期，与秦汉时期业已形成的百越民族在物质文化形态及精神特征上保持一致，这就为黎族的民族认同贴上标签。
  普遍发现了有肩石器——包括有肩石锛、石斧和石铲及有段有肩石器），并以此构成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基本文化特征。①
  （2）喜食水生生物。虽然在三亚境内未发现典型意义上的贝丘遗址，但是临近地区的陵水石贡遗址、乐东新街遗址都是较为重要的贝丘遗址，有大量网坠的出土，说明捕捞、食用水生生物是三亚的先民经济生活的重要方式。
  （3）“岛夷卉服”的服饰传统。在史前考古发现中未发现纺织品的文物遗存，但是，在纤维纺线、经纬结构的编织制品之前，应该还有无纺织阶段的草叶、树皮、兽皮等制品，以区别于华夏、汉民族的“衣冠文化”。“岛夷卉服”“织绩木皮”的服饰文化传统，是华南沿海百越先民共同的文化遗产，并辐射东南亚、环太平洋的南岛语族地区。绩木皮为布，显然就是树皮布。海南省博物馆与昌江等博物馆收藏多件石拍，确定是新石器时代树皮布的制作工具，说明树皮布作为黎族传统服饰由来已久。
  （4）巢居和住“干栏”房屋。洞居、巢居和干栏式建筑是黎族先民建筑的不同阶段，是百越先民特殊聚落文化最重要、最常见的形式。这种架空居住面的木结构建筑，通风和防潮性能比较好，可防御野兽的侵袭，适于气候炎热和地势低洼潮湿的地区。
  黎族先民在海南岛生产生活，共享越文化的文明成果。骆越是黎族的发展源头，也是黎族的主体。西汉时期，随着中央王朝政府在百越地区建立王国，并对百越民族采取内迁、通商政策，军事和文化统一、民族融合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唐德宗年间（780～805），“黎”族族称始见于文献，《新唐书·杜佑传》：“朱崖黎民三世保险不宾，佑讨平之。”②宋代，“黎族”这个专用名词代替“俚”“僚”等名称，专指海南岛的黎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黎族以民族融合的形式先后吸收了汉族、壮族、正马来人乃至矮黑人等民族或种族的因素，是一源多流的融合体，这对黎族的发展壮大起着重要作用。③
  三 “蕃客”居留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广州通海夷道”的开通，经今琼海、万宁、陵水至三亚近海，孤悬海外的海南岛及其海域为贸易海舶必经之所，使得海南岛至迟在唐代已经开始有外侨定居。这些外侨起初或因为遭到风浪的袭击，财货损失，流落海南而留住下来；或因为等候季风、仓储货品等而留居；或是被海南地方豪族劫持而被迫留居。据《唐大和上东征记》载：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每岁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有若芳奴婢之住处也。”①这说明在鉴真和尚来到海南的唐天宝七年（748）前，“波斯舶”上的奴婢已在振州（三亚）到万安州（陵水、万宁）的东南和南部沿海地区大量留居。
  又据《太平广记》载：“唐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金，为海中大豪……凡贾舶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诅，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②振州（三亚）海盗陈武振，因掠取大食、波斯商船而致富，足见每年过往海南岛的蕃船数量之多，被海盗掠夺羁留岛上的“蕃客”数量之众。
  与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是，1983年12月，广东省政协和广东省民族研究会联合调查组在三亚到陵水沿海沙滩上发现穆斯林古墓群，位于三亚市的古墓群有：梅山古墓群（当地人称番人坡）、大蛋古墓群（当地人称番坟堆）、回新拱北古墓群、陵水县与三亚市交界的番岭坡古墓群四处大型墓葬群。番岭坡海滩的穆斯林古墓群当地人称“番塚”，范围东西长200米，南北宽80米。已发现百余座墓，有墓碑的60座。1978年发掘7座，均为竖穴土坑，长1.8～2米，宽0.8～1米，深1.2米，没有葬具和随葬品。死者侧身屈肢，头在西北，面朝西，表示面向伊斯兰圣地麦加。墓穴两端各竖一珊瑚石碑。碑略呈方形，高36～60厘米、宽35～58厘米，碑首呈圭形、山字形、双峰形，刻圆月、卷云、花卉、生命树等图案。用阿拉伯文刻《古兰经》、墓主姓名、死亡日期等。①原崖县酸梅村附近八人轿墓群范围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500米。原有墓百余座，现已被破坏，仅存墓碑一通，面向西北，高36厘米、宽35厘米。上刻明月、神鸟和阿拉伯文，汉译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②
  这些墓葬在葬俗、墓葬形制和墓碑变化上的特点明显，根据墓碑变化大致可分为四式，经过与伊斯兰教发祥地的阿拉伯半岛阿曼南部佐德尔古城遗址及国内的广州、泉州、扬州等地的穆斯林墓葬比对，其中的I式、Ⅱ式碑的墓葬年代为唐宋时期。③这些墓葬群是来华阿拉伯人的公共墓地。由此可知，海南岛东南、南部沿海一带是古代“蕃客”最初的落脚点，是“蕃客”主要的分布区域。④这些墓葬的主人，是唐宋时期留居海南的穆斯林，其中或许就有冯若芳的波斯奴婢以及陈武振劫掠的大食、波斯“蕃客”。
  早在唐代，或者更早时候，大食、波斯等国的穆斯林乘蕃舶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羁留海南，他们都是勇敢的航海者。这些涉海而来的蕃商，“鲸波仅免葬吞船”，“千金虽在此生休”，“目断苍茫三万里”的家乡，所以埋葬时“皆南首西向”，即头南脚北，面向西方，以示归向圣地麦加的方向。顾炎武云：“自唐设结好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⑤海上丝绸之路的些微变化都牵动着他们的神经。
  四 占城回族迁入
  占婆国位于中南半岛东岸，地处东西方海上交通枢纽，与海南岛仅一水之隔。早在8世纪中叶就有阿拉伯人移居占城，传播伊斯兰教。①
  宋元时期，由于占城内乱，一部分穆斯林携家避乱海南，《宋史·外国传》记载：雍熙三年（1239），“占城人蒲罗遏为交州所逼，率其族百口来附。”②这可能是文字记载的最早落籍海南的占城穆斯林。
  其后，不断有占城人因战乱逃到海南岛。南宋时期，“占城、真腊相攻，余兵入琼管。公（詹体仁）调兵且招而海道宁”。③这是占城穆斯林主动投靠，属自由移民。元代，“元初驸马唆都右丞征占城，纳番人降……”④这是元朝政府对占城穆斯林的纳降，对于占城穆斯林来说，是稍显被动的移民。
  元初，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在海南沿海地区广泛分布，北部琼山海口浦设立番所，“籍为南番”，居住环境和待遇有了保障；西部的儋州、东南部的万州、南部的崖州等也有分布，番邦、番浦、里番村、番人村、番园井等地名充分说明了“蕃客”曾经的聚所。“番人塘，在城（崖州城）西一百二十里。相传番人覆舟于此，故名。”⑤这里应是占城穆斯林的一处落脚地。“其在崖、万者，亦皆元初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方、番浦。”⑥相比琼北地区来说，穆斯林散居各地，生活在一种自然的状态。
  明代，因为“皆附版图，采鱼办课”，各地穆斯林或迁往他乡，或融入当地其他民族之中。明末清初，散居各地的穆斯林逐渐迁居于所三亚里番村。“番民，本占城回教人。宋元间因乱挈家泛舟而来，散居大蛋港、酸梅铺海岸。后聚居所三亚里村。”⑦经王献军先生考证，海南散居的回民于1617～1706年聚居于所三亚里番村（今凤凰镇回新村），编户入籍，1943年日军修建机场时新建回辉村。回新、回辉两个回族社区的建立结束了回民散居的状态，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聚居社区，语言、习俗得以保留，宗教、文化得以传承。①其传统经济生活以海洋捕鱼业为主，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严格恪守伊斯兰教的教规和禁忌。
  五 苗族进入
  海南苗族来源于广西地区，是“广西苗兵”的后裔。明弘治十四年（1501）冬，儋州七坊峒符南蛇起义后，海南民族地区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明朝统治者在加强武力镇压的同时，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方法，从岛外“调广西苗民防守，号药弩手，剿平叛黎。”②这是明朝政府第一次调遣“弓弩手”来海南。第二次是嘉靖二十八年（1549）八月，平定崖州那燕“黎乱”。第三次是明万历四十年（1612）十一月，崖州罗活、抱由（今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境内）等峒黎族起义，十二月，两广总督张鸣冈发士、客兵12000人进兵平定后，于罗活峒置乐安营，驻兵把守。这些兵士明确记载为“苗族士兵”。地方官府改抱由为乐安营，改乐活（罗活）为乐安，调广西三百名弓弩手兵屯守，并给以三十顷土地屯田。③
  明末营汛荒废，苗兵后裔留在海南。罗活、抱由二峒原属于崖州。据清代《崖州志》记载：“又有一种曰苗黎，凡数百家……盖前明时，剿平罗活、抱由二峒，建乐定（安）营，调广西苗兵防守，号为药弩手，后营汛废，子孙散居山谷，仍以苗名。”④
  此时海南的平原、山区中的河谷多被汉、黎开垦，因此苗人走向更高的山岭，以山地烧垦种田为主，“不耕平土，仅伐岭为园，以种山稻”。⑤他们生活在中部山区的黎人夹缝中，出于寻找生存空间的需要，逐渐散居在海南许多州县。三亚苗族主要分布在凤凰镇高峰、育才镇雅亮。由老人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制度和家庭组织——村老、山甲制度，维系着苗族社会内部的稳定和发展。
  海南苗族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称为“金门”的山子瑶（蓝靛瑶）的语言几乎完全相同，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①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学会了黎语和海南话，甚至普通话，方便了与外界的联系。传统的山地烧垦农业（砍山栏）、采集和狩猎等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逐渐转变为热带经济作物种植和农副产品加工等行业，广泛参与市场商品流通。
  广西苗兵被明王朝征调而来不是单纯的偶发事件，而是与从汉代开始的中央王朝对海南政治统一、人文扩张的统治政策一脉相承。
  六 疍民迁入
  海南疍民的先民来源于百越，以“采海”为生，是一个“以舟为室，视水为陆，浮生江海”的族群。对于疍民族源问题，学说较多，经陈序经先生梳理、概括，有6种之多。②普遍的认识是疍民是古越族的后代，越族是其源流，汉族为其补充，兼有外族中的“猺、掸、马来”成分。③
  疍民原分布广泛，宋代以后，疍民生活空间收缩至东南沿海一带。直到明代，海南岛除内陆县定安没有疍户之外，海南其他沿海州县都有疍户，数量多少不等，其中主要分布在南部的崖州、陵水，北部的儋州、文昌、临高、琼山、澄迈等州县。据正德《琼台志》记载，正德七年（1512）琼州府共有疍户1913户，约占海南总户数的3.49％。④明代疍民在崖州有349户，分布于保平里、望楼里、番坊里、大蛋里以及所三亚。康熙四十四年（1705），“疍民世居保平港、大蛋里、望楼里，濒海诸处。男子罕事农桑，惟缉麻为网罟，以鱼为生，子生世守其业。税办鱼课，间有种山园、置产、养牛、耕种，妇女兼织纺布被为业”。⑤其流动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今多集中于三亚、陵水的濒海之地。
  早期的疍民，多游离于中央政府的“编户齐民”之外。自唐以后，“记丁输课”；洪武初年，“编户立长，属河泊所，供鱼课”；清代疍人生活在海南沿海地区，但已革除不许疍民登岸的旧俗；民国初期，提出解放“疍户”等所谓贱民，允许他们享有“公权”和“私权”；新中国成立后，疍民划为汉族。三亚、陵水疍民的生活从未离开本岛周边海域，“业渔”是他们永远的主业，主要在西沙群岛等水域从事深水捕捞，近年来多从事海水养殖。
  七 结语
  三亚是汉、黎、回、苗等多民族聚居地区。最晚至明代中晚期，各族群在三亚的生活空间基本划定，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以及观念、信仰、行为、习惯等方面相对固定，各族群聚居区具有内在的运行逻辑，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三亚原始族群最晚在一万年前后的更新世晚期就在这里生活劳作，其文化源头在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鲜明的海洋人文性质区别于北方华夏的大陆农耕文明。延续至先秦、两汉时期，这里生活的众多族群与我国东南原始族群关系密切，促进了百越文化的传播，黎族先民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渐趋形成。汉唐以来，尤其是唐宋元明之间，这里是世界海洋文化舞台最活跃的区域之一，有汉武帝开设九郡，大量南迁汉人带来中原先进的农业等生产技术和文化，同时还有沿海上“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波斯、阿拉伯的穆斯林少数族裔，他们传承发扬以海为田的海洋生活传统。同样是源于海洋的疍民却在民族融合中淡漠了民族意识。明代苗族（瑶族）“狼兵”弓弩手的进入是中原农耕文明扩张的例证，具有海洋文化传统的黎族自此移入山地，成为海南山地文化类型的代表。海南，特别是三亚特有的海洋文化类型的回缩和农商文化类型的扩张，成为大陆性农耕文明史的延伸和补充。
  三亚各族群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部分，不可能超然于历代王朝的历史文化环境而独立存在，其社会文化的变迁始终受到国家权力的决定性影响。“风声气息，后先濡染”，正是彼此间的交流、碰撞，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多重合力，使得三亚文化愈发深厚、丰富和多元化，成为海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从属于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