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三亚历史上的族群和多元一体文化
  章佩岚
  综观海南各个市县，没有一个地区如三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持续不断地包容、聚合众多族群：一万年前三亚落笔洞人的拓荒劳作与先秦时期古越人中的骆越族群的融入，发展出黎族先民；唐宋时期波斯、阿拉伯“蕃客”的居留与宋元之际占城人的迁入，发展出今天的三亚回族；唐代开始疍民的水上活动与明代“弓弩手”的到来，发展为三亚苗族，三亚成为各族群的共同家园。在经历了冲突、对峙与接纳、融合的漫长过程，海洋文明与大陆农耕文明反映在各族群间的多元性、差异性相互影响和叠加，习俗相互濡染，形成了现今三亚独特的多元一体文化面貌。因此，对三亚历史文化诸方面的研究，实际上都可以细化为对各族群的研究。
  本文运用考古学材料和文献资料，探究这些族群的原始DNA，寻找三亚各个族群的文化源头和发展轨迹，了解海洋文明与大陆农耕文明在三亚的碰撞及演变，以便清楚地认识三亚、了解三亚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过程。本文的族群是指今天三亚黎、苗、回、疍等世居民族（族群），历史时期众多汉族移民，不在此讨论。
  一 原始族群
  元至元癸未年（1283），陇西人云从龙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的身份，抚绥黎乱，游历至三亚东北的一座石灰岩孤峰南壁下的洞穴中，见“有二石，形如悬笔，笔尖水滴不断”，遂刻写下“落笔洞”三字。宋、元、明、清各代不断有文人墨客在此题刻。题诗中有说“化工久矣悬幽洞，留点人间独占元”。一万年久矣，这里有着迄今为止海南发现的最早的一处古人类活动遗存。
  落笔洞遗址位于三亚市东北部约15公里的一座石灰岩孤峰南壁下的落笔洞内，经过1992～1993年两次考古发掘，明确了以第二层含贝壳和脊椎动物化石的灰色砂质胶结层为主的文化堆积层，发现了用火痕迹——一处烧火堆积和分布稍广的灰烬层；发掘出土石制品、半成品及废石料200余件，打制石器占绝大多数，多为砾石石器，主要用锤击法，单面直接打击，器类组合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核、石片等，磨制石器为穿孔石器（环状石器）和磨刃石器；出土骨、角制品，器形主要有铲、锤、锥、矛形器、尖状器、镞、匕、管等；最重要的是发现了13枚人类牙齿化石，属于晚期智人，分别代表了老年、中年和青年不同阶段的个体，从石器的器类组合和伴生的其他出土物看，他们过着狩猎、捕捞和采集的经济生活。与其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几乎全部是现生种类，其动物群组合的地质年代属于晚更新世之末或全新世之初，C14年代测定为10890±100年，文化面貌上处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之间的衔接阶段，具有较明显的过渡文化特征。①现有的考古材料表明“落笔洞人”是三亚，乃至海南历史上最古老的族群。
  通过考古学研究，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对落笔洞人牙齿进行测量，与河南、甘肃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以及云南现代人牙齿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差别不是很大。②通过与岭南地区同时期洞穴遗址的对比分析，发现其在砾石石器工业的典型文化内涵上十分相近，穿孔、磨刃石器的初现等较多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反映了落笔洞遗址与岭南地区同类文化遗存有一定的联系。①落笔洞动物群的组成属于亚洲东南部热带－亚热带类型，与广东、广西相同时代的动物群相比大体一致。②这是三组有说服力的比较：落笔洞人的来源、落笔洞人的生产行为以及与人共生的动物群。发现诸多的“差别不是很大”“大体一致”“相同或相似”等等。说明落笔洞人与在岭南地区这类洞穴生活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接触和联系，发生了文化上的来往，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广泛而又深刻。由此，就将落笔洞人、落笔洞文化的来源之一指向跨越琼州海峡的大陆地区。最晚在一万年前后，落笔洞人便陆续从距离最近而又较为发达的大陆往来于海南岛，直至最南端的三亚。他们汲取文明的养分，否则“其文化的根基必然无法成长”。③这种营养基，应该是中原大陆早期文明。
  二是在落笔洞遗址的发掘中，有一处遗迹特别引人注意：在发掘面积近70平方米的范围内，共发现螺壳约7万个之多，分属海生软体动物和淡水软体动物的7目24个种。这说明落笔洞遗址时期的捕捞业十分繁盛，应是处于全新世这个气候变化时期在经济生活中的真实写照和特定产物。④落笔洞人对海生物种的大量获取，为落笔洞人的生存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现在的海岸线看，落笔洞向东、向南到达海边的直线距离分别为17和15千米，落笔洞人如果不具有捕捞的传统，没有对海洋的熟悉以及对此类生物的饮食嗜好，那么如此高的捕捞成本和如此大量的螺壳堆积是无法想象的。我们还注意到“在大量软体动物中，有件鹦鹉螺标本……根据鹦鹉螺的生存习性，其平时在海底爬行，很少漂浮海面活动，多半是将死的时候才漂浮上来。落笔洞人捕捞的这只鹦鹉螺属于成年个体，根据其贝壳破损情况，显然是落笔洞人为了食肉所致，如果原本是一只空壳，是不会引起落笔洞人注意的。”⑤这件鹦鹉螺标本也许是孤证，应该还会有海生的虾、蟹、鱼类等，食用后没有留下遗迹。我们可以想见，落笔洞人往来于海底珊瑚礁、海边红树林以及湿热的沙滩、岩石上捕获海生生物，除了浅海浮游、海中泅渡，更多的应该是依靠舟船，积累了捕捞经验。这是落笔洞人在特定区域环境中对其生产方式的自主选择，与大陆地区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几乎无关联。
  从落笔洞遗址的地层关系上看，含螺壳的文化堆积叠压在不含螺壳的更新世晚期的堆积上。①“含螺壳”与“不含螺壳”成为在地质年代上区分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两个阶段的标志，在文化发展上处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临界点上。遗留了大量螺壳的落笔洞人此时处在整个遗址的晚些时候，即全新世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在这一时期，海洋捕捞的生产方式不是对之前的采集、狩猎等生产活动的传承与延续，而是一种全新的创造。说明落笔洞人面向海洋、取自海洋，与海洋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海洋生活方式及文化形态在这一时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么，这种变化的推动力又来自哪里呢？考古学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变化，实际上是人的变化和文化间交流，甚至可以说是在形成中的民族的交流。落笔洞中“含介壳的文化堆积”，在前文所提及的大陆岭南地区洞穴遗存中较少见到。但是，落笔洞遗址的洞穴聚落，丰富的野生动植物遗骸，尤其是水生介壳类遗骸堆积，穿孔石器、磨刃石器等砾石石器，骨、角器等文化要素，在亚洲东南群岛至西南太平洋群岛间有不同程度的发育，表明更新世、全新世亚洲东南大陆、海岛广泛的海洋地带间主流文化形态的土著性、延续性与统一性。②
  由此，我们可以说落笔洞人接受大陆迁入人群及其文化的传播影响，在文化面貌上属于岭南地区洞穴石器文化范畴；同时，海洋生活方式和文化因素的出现，显示出有新的族群迁徙和新文化的传播与替代。来自两个方向的文化力量，助推落笔洞人的进化与文化变迁。7万多个螺壳堆积就是这一土著文化进化、变迁过程的有机环节与有力证明。
  还有一个问题是，落笔洞人接受来自大陆迁入人群和来自海洋人群的两方面影响，那么，有没有土生土长的海南基因？海南究竟有没有原始古人类存在的可能？司徒尚纪先生认为：海南独立成岛，基本不可能完成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海南目前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智人，前提是“海南旧石器文化完全是空白，这就完全排斥了海南本岛存在古人类的可能性”。①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近年来，昌江县信冲洞化石出土点发现巨猿化石等二十多种哺乳动物化石，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有昌江县混雅岭、燕窝岭、石头崖、酸荔枝园、叉河砖厂，琼海市官塘镇石角村和澄迈县施教存砖厂遗址；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除三亚落笔洞遗址外，还有昌江县钱铁洞等。②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更多的史前考古学成果将会为海南原始人类的存在提供支持，即是说不排除海南本岛存在较一万年前落笔洞人更古老的人类的可能性。这些人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在琼州海峡没有形成以前，海南岛与北方大陆连在一起，后来由于琼州海峡的形成而将他们留在岛上；二是从东南群岛至西南太平洋群岛间迁至海南岛，成为海南最早的发现者、开拓者。不管哪一种可能，最终的结果是至迟到一万年前，在110平方米的落笔洞内，落笔洞人以包容的心态接受“南来”“北来”等众多族群和文化，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落笔洞山脚下，距离之前的落笔洞遗址不足百米，另有“仙郎洞”。2012年3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三亚市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在洞中采集和在地层中发现石制品22件、动物骸骨和零星的夹砂陶片，精致的黑曜石刮削器出自洞右侧的黑土层。③在落笔洞遗址砾石文化传统基础上的技术突变——陶器出现，标志着这一文化进入新石器时代。根据地层和出土物的研究，确定仙郎洞遗址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地质学年代属于全新世早期，在文化上与落笔洞遗址是延续的。这个遗址发现的意义在于，将原本是孤证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三亚落笔洞文化与仙郎洞文化联系起来，其文化由前者的下限——新石器时代早期延续至整个新石器时代，同时，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弥散于整个三亚乃至海南岛，说明海南古人类在这一地区的传承源远流长。
  二 古越族与黎族先民
  1957年七八月间，广东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山大学历史系合作，到海南岛地区进行文物普查，发现原始文化遗址135处，这些普查资料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并为建省之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海南古遗址的调查提供了基础材料。其中，位于三亚的遗址有河头遗址、卡巴岭遗址、沟口遗址、二弄遗址、大弄遗址、高村遗址、大茅遗址、走马园遗址、番岭坡遗址、南田石器出土地、新村遗址、大兵坡遗址、三问坡石器出土地、长忧遗址、牙龙湾遗址等。①这些遗址分布在东到藤桥镇番岭坡、西到梅山镇落岭水库，涵盖整个三亚，以崖城镇北、东北的宁远河流域分布最多。非常巧合的是宁远河上中游的雅亮、育才两个乡镇，是三亚市境内黎族聚居区，育才镇黎族人口占98.2％，雅亮乡黎族人口占99.0％。②可以说，三亚原始文化遗址的分布状态与黎族聚居地不谋而合，这绝不是文物调查的偶发，雅亮在黎语中为“美好的地方”，确有可能是黎族先民在此生活劳作千百年的总结。
  三亚的原始文化遗存以沙丘遗址、台地遗址和山坡遗址为主，台地遗址如河头遗址，位于崖城镇白河村东北250米，宁远河东北岸台地上。遗址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50米，文化堆积不详。采集有梯形石斧、梯形石锛、梯形石凿、双肩石斧、双肩石锛、石矛、砺石、夹砂粗红陶网坠、夹砂红陶罐残片等；沙丘遗址如牙龙湾遗址，位于田独镇海坡村东约4000米的牙龙湾，西北距离大海20米的沙丘上。遗址长约2000米，南北宽约15米，文化堆积不详。采集有新石器时代的夹砂粗红陶圈足碗，汉代的泥质灰陶十字戳印纹、网格纹、方格纹、水波纹双耳罐残片等。
  三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出土物主要有梯形石斧、石锛、石凿、双肩石铲、石斧、石锛、陶网坠、几何印纹软陶和硬陶、夹砂红陶罐残片等。器形较大的常形石锛和有肩石铲，同农业生产关系比较密切；形体较小的石锛，基本上是手工工具，用于木材加工方面，如独木舟的刳制、纺织工具的加工等；网坠的发现，说明渔猎经济的存在。
  三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与整个海南岛的文化面貌一致，通过与邻近地区文化内涵的比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内涵，与广东潮安石尾山、陈桥村①和广西防城亚菩山、马兰嘴②等新石器早期贝丘遗址有相似之处，在文化阶段上也较为接近；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与广东增城金兰寺下层、新会罗山嘴、东莞万福庵下层③以及广西左右江流域的平果城关和邕江流域的武鸣、扶绥、桂平、南宁等地的部分沙丘（贝丘）遗址④的基本文化面貌比较接近，经济生活同样是以渔猎、采集为主。“根据所表现的文化性质来看，它与广东大陆及东南沿海地区是同属一个文化系统的，只是由于一个海峡之隔，其时间上显得比大陆晚。说明了这一地区的原始文化，与大陆的文化传播是有关系的。”⑤
  与海南同属一个大的文化系统的两广及东南沿海，处在“自交趾至会稽”的百越文化区域，是百越民族中南越和骆越所在地。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到来之际，两广及东南沿海的原始先民逐步由原始氏族部落形成和发展为百越民族。海南虽然与两广地区保持着基本相同的演变进程，但在文化发展的时序上，海南的史前文化发展较为缓慢，文化进程滞后，海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的某些文化元素，甚至延续到秦汉时期才逐渐消失。⑥
  前文中提到三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空间上与百越中的南越、骆越所在区域相符，文化时序的滞后对应着百越民族的形成、发展时期，与秦汉时期业已形成的百越民族在物质文化形态及精神特征上保持一致，这就为黎族的民族认同贴上标签。
  普遍发现了有肩石器——包括有肩石锛、石斧和石铲及有段有肩石器），并以此构成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基本文化特征。①
  （2）喜食水生生物。虽然在三亚境内未发现典型意义上的贝丘遗址，但是临近地区的陵水石贡遗址、乐东新街遗址都是较为重要的贝丘遗址，有大量网坠的出土，说明捕捞、食用水生生物是三亚的先民经济生活的重要方式。
  （3）“岛夷卉服”的服饰传统。在史前考古发现中未发现纺织品的文物遗存，但是，在纤维纺线、经纬结构的编织制品之前，应该还有无纺织阶段的草叶、树皮、兽皮等制品，以区别于华夏、汉民族的“衣冠文化”。“岛夷卉服”“织绩木皮”的服饰文化传统，是华南沿海百越先民共同的文化遗产，并辐射东南亚、环太平洋的南岛语族地区。绩木皮为布，显然就是树皮布。海南省博物馆与昌江等博物馆收藏多件石拍，确定是新石器时代树皮布的制作工具，说明树皮布作为黎族传统服饰由来已久。
  （4）巢居和住“干栏”房屋。洞居、巢居和干栏式建筑是黎族先民建筑的不同阶段，是百越先民特殊聚落文化最重要、最常见的形式。这种架空居住面的木结构建筑，通风和防潮性能比较好，可防御野兽的侵袭，适于气候炎热和地势低洼潮湿的地区。
  黎族先民在海南岛生产生活，共享越文化的文明成果。骆越是黎族的发展源头，也是黎族的主体。西汉时期，随着中央王朝政府在百越地区建立王国，并对百越民族采取内迁、通商政策，军事和文化统一、民族融合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唐德宗年间（780～805），“黎”族族称始见于文献，《新唐书·杜佑传》：“朱崖黎民三世保险不宾，佑讨平之。”②宋代，“黎族”这个专用名词代替“俚”“僚”等名称，专指海南岛的黎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黎族以民族融合的形式先后吸收了汉族、壮族、正马来人乃至矮黑人等民族或种族的因素，是一源多流的融合体，这对黎族的发展壮大起着重要作用。③
  三 “蕃客”居留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广州通海夷道”的开通，经今琼海、万宁、陵水至三亚近海，孤悬海外的海南岛及其海域为贸易海舶必经之所，使得海南岛至迟在唐代已经开始有外侨定居。这些外侨起初或因为遭到风浪的袭击，财货损失，流落海南而留住下来；或因为等候季风、仓储货品等而留居；或是被海南地方豪族劫持而被迫留居。据《唐大和上东征记》载：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每岁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有若芳奴婢之住处也。”①这说明在鉴真和尚来到海南的唐天宝七年（748）前，“波斯舶”上的奴婢已在振州（三亚）到万安州（陵水、万宁）的东南和南部沿海地区大量留居。
  又据《太平广记》载：“唐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金，为海中大豪……凡贾舶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诅，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②振州（三亚）海盗陈武振，因掠取大食、波斯商船而致富，足见每年过往海南岛的蕃船数量之多，被海盗掠夺羁留岛上的“蕃客”数量之众。
  与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是，1983年12月，广东省政协和广东省民族研究会联合调查组在三亚到陵水沿海沙滩上发现穆斯林古墓群，位于三亚市的古墓群有：梅山古墓群（当地人称番人坡）、大蛋古墓群（当地人称番坟堆）、回新拱北古墓群、陵水县与三亚市交界的番岭坡古墓群四处大型墓葬群。番岭坡海滩的穆斯林古墓群当地人称“番塚”，范围东西长200米，南北宽80米。已发现百余座墓，有墓碑的60座。1978年发掘7座，均为竖穴土坑，长1.8～2米，宽0.8～1米，深1.2米，没有葬具和随葬品。死者侧身屈肢，头在西北，面朝西，表示面向伊斯兰圣地麦加。墓穴两端各竖一珊瑚石碑。碑略呈方形，高36～60厘米、宽35～58厘米，碑首呈圭形、山字形、双峰形，刻圆月、卷云、花卉、生命树等图案。用阿拉伯文刻《古兰经》、墓主姓名、死亡日期等。①原崖县酸梅村附近八人轿墓群范围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500米。原有墓百余座，现已被破坏，仅存墓碑一通，面向西北，高36厘米、宽35厘米。上刻明月、神鸟和阿拉伯文，汉译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②
  这些墓葬在葬俗、墓葬形制和墓碑变化上的特点明显，根据墓碑变化大致可分为四式，经过与伊斯兰教发祥地的阿拉伯半岛阿曼南部佐德尔古城遗址及国内的广州、泉州、扬州等地的穆斯林墓葬比对，其中的I式、Ⅱ式碑的墓葬年代为唐宋时期。③这些墓葬群是来华阿拉伯人的公共墓地。由此可知，海南岛东南、南部沿海一带是古代“蕃客”最初的落脚点，是“蕃客”主要的分布区域。④这些墓葬的主人，是唐宋时期留居海南的穆斯林，其中或许就有冯若芳的波斯奴婢以及陈武振劫掠的大食、波斯“蕃客”。
  早在唐代，或者更早时候，大食、波斯等国的穆斯林乘蕃舶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羁留海南，他们都是勇敢的航海者。这些涉海而来的蕃商，“鲸波仅免葬吞船”，“千金虽在此生休”，“目断苍茫三万里”的家乡，所以埋葬时“皆南首西向”，即头南脚北，面向西方，以示归向圣地麦加的方向。顾炎武云：“自唐设结好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⑤海上丝绸之路的些微变化都牵动着他们的神经。
  四 占城回族迁入
  占婆国位于中南半岛东岸，地处东西方海上交通枢纽，与海南岛仅一水之隔。早在8世纪中叶就有阿拉伯人移居占城，传播伊斯兰教。①
  宋元时期，由于占城内乱，一部分穆斯林携家避乱海南，《宋史·外国传》记载：雍熙三年（1239），“占城人蒲罗遏为交州所逼，率其族百口来附。”②这可能是文字记载的最早落籍海南的占城穆斯林。
  其后，不断有占城人因战乱逃到海南岛。南宋时期，“占城、真腊相攻，余兵入琼管。公（詹体仁）调兵且招而海道宁”。③这是占城穆斯林主动投靠，属自由移民。元代，“元初驸马唆都右丞征占城，纳番人降……”④这是元朝政府对占城穆斯林的纳降，对于占城穆斯林来说，是稍显被动的移民。
  元初，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在海南沿海地区广泛分布，北部琼山海口浦设立番所，“籍为南番”，居住环境和待遇有了保障；西部的儋州、东南部的万州、南部的崖州等也有分布，番邦、番浦、里番村、番人村、番园井等地名充分说明了“蕃客”曾经的聚所。“番人塘，在城（崖州城）西一百二十里。相传番人覆舟于此，故名。”⑤这里应是占城穆斯林的一处落脚地。“其在崖、万者，亦皆元初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方、番浦。”⑥相比琼北地区来说，穆斯林散居各地，生活在一种自然的状态。
  明代，因为“皆附版图，采鱼办课”，各地穆斯林或迁往他乡，或融入当地其他民族之中。明末清初，散居各地的穆斯林逐渐迁居于所三亚里番村。“番民，本占城回教人。宋元间因乱挈家泛舟而来，散居大蛋港、酸梅铺海岸。后聚居所三亚里村。”⑦经王献军先生考证，海南散居的回民于1617～1706年聚居于所三亚里番村（今凤凰镇回新村），编户入籍，1943年日军修建机场时新建回辉村。回新、回辉两个回族社区的建立结束了回民散居的状态，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聚居社区，语言、习俗得以保留，宗教、文化得以传承。①其传统经济生活以海洋捕鱼业为主，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严格恪守伊斯兰教的教规和禁忌。
  五 苗族进入
  海南苗族来源于广西地区，是“广西苗兵”的后裔。明弘治十四年（1501）冬，儋州七坊峒符南蛇起义后，海南民族地区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明朝统治者在加强武力镇压的同时，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方法，从岛外“调广西苗民防守，号药弩手，剿平叛黎。”②这是明朝政府第一次调遣“弓弩手”来海南。第二次是嘉靖二十八年（1549）八月，平定崖州那燕“黎乱”。第三次是明万历四十年（1612）十一月，崖州罗活、抱由（今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境内）等峒黎族起义，十二月，两广总督张鸣冈发士、客兵12000人进兵平定后，于罗活峒置乐安营，驻兵把守。这些兵士明确记载为“苗族士兵”。地方官府改抱由为乐安营，改乐活（罗活）为乐安，调广西三百名弓弩手兵屯守，并给以三十顷土地屯田。③
  明末营汛荒废，苗兵后裔留在海南。罗活、抱由二峒原属于崖州。据清代《崖州志》记载：“又有一种曰苗黎，凡数百家……盖前明时，剿平罗活、抱由二峒，建乐定（安）营，调广西苗兵防守，号为药弩手，后营汛废，子孙散居山谷，仍以苗名。”④
  此时海南的平原、山区中的河谷多被汉、黎开垦，因此苗人走向更高的山岭，以山地烧垦种田为主，“不耕平土，仅伐岭为园，以种山稻”。⑤他们生活在中部山区的黎人夹缝中，出于寻找生存空间的需要，逐渐散居在海南许多州县。三亚苗族主要分布在凤凰镇高峰、育才镇雅亮。由老人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制度和家庭组织——村老、山甲制度，维系着苗族社会内部的稳定和发展。
  海南苗族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称为“金门”的山子瑶（蓝靛瑶）的语言几乎完全相同，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①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学会了黎语和海南话，甚至普通话，方便了与外界的联系。传统的山地烧垦农业（砍山栏）、采集和狩猎等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逐渐转变为热带经济作物种植和农副产品加工等行业，广泛参与市场商品流通。
  广西苗兵被明王朝征调而来不是单纯的偶发事件，而是与从汉代开始的中央王朝对海南政治统一、人文扩张的统治政策一脉相承。
  六 疍民迁入
  海南疍民的先民来源于百越，以“采海”为生，是一个“以舟为室，视水为陆，浮生江海”的族群。对于疍民族源问题，学说较多，经陈序经先生梳理、概括，有6种之多。②普遍的认识是疍民是古越族的后代，越族是其源流，汉族为其补充，兼有外族中的“猺、掸、马来”成分。③
  疍民原分布广泛，宋代以后，疍民生活空间收缩至东南沿海一带。直到明代，海南岛除内陆县定安没有疍户之外，海南其他沿海州县都有疍户，数量多少不等，其中主要分布在南部的崖州、陵水，北部的儋州、文昌、临高、琼山、澄迈等州县。据正德《琼台志》记载，正德七年（1512）琼州府共有疍户1913户，约占海南总户数的3.49％。④明代疍民在崖州有349户，分布于保平里、望楼里、番坊里、大蛋里以及所三亚。康熙四十四年（1705），“疍民世居保平港、大蛋里、望楼里，濒海诸处。男子罕事农桑，惟缉麻为网罟，以鱼为生，子生世守其业。税办鱼课，间有种山园、置产、养牛、耕种，妇女兼织纺布被为业”。⑤其流动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今多集中于三亚、陵水的濒海之地。
  早期的疍民，多游离于中央政府的“编户齐民”之外。自唐以后，“记丁输课”；洪武初年，“编户立长，属河泊所，供鱼课”；清代疍人生活在海南沿海地区，但已革除不许疍民登岸的旧俗；民国初期，提出解放“疍户”等所谓贱民，允许他们享有“公权”和“私权”；新中国成立后，疍民划为汉族。三亚、陵水疍民的生活从未离开本岛周边海域，“业渔”是他们永远的主业，主要在西沙群岛等水域从事深水捕捞，近年来多从事海水养殖。
  七 结语
  三亚是汉、黎、回、苗等多民族聚居地区。最晚至明代中晚期，各族群在三亚的生活空间基本划定，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以及观念、信仰、行为、习惯等方面相对固定，各族群聚居区具有内在的运行逻辑，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三亚原始族群最晚在一万年前后的更新世晚期就在这里生活劳作，其文化源头在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鲜明的海洋人文性质区别于北方华夏的大陆农耕文明。延续至先秦、两汉时期，这里生活的众多族群与我国东南原始族群关系密切，促进了百越文化的传播，黎族先民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渐趋形成。汉唐以来，尤其是唐宋元明之间，这里是世界海洋文化舞台最活跃的区域之一，有汉武帝开设九郡，大量南迁汉人带来中原先进的农业等生产技术和文化，同时还有沿海上“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波斯、阿拉伯的穆斯林少数族裔，他们传承发扬以海为田的海洋生活传统。同样是源于海洋的疍民却在民族融合中淡漠了民族意识。明代苗族（瑶族）“狼兵”弓弩手的进入是中原农耕文明扩张的例证，具有海洋文化传统的黎族自此移入山地，成为海南山地文化类型的代表。海南，特别是三亚特有的海洋文化类型的回缩和农商文化类型的扩张，成为大陆性农耕文明史的延伸和补充。
  三亚各族群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部分，不可能超然于历代王朝的历史文化环境而独立存在，其社会文化的变迁始终受到国家权力的决定性影响。“风声气息，后先濡染”，正是彼此间的交流、碰撞，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多重合力，使得三亚文化愈发深厚、丰富和多元化，成为海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从属于中华文化。
  论澄迈古村落历史文化
  王琦 董鹏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平南粤，明年改元元封元年（前110），始置珠崖、儋耳二郡，领遗帽、紫贝、苟中、至来、九龙五县。苟中始设于那舍（今美亭乡东南隅）都。隋大业三年（607），澄江迈山置县于此，属珠崖郡。①设三个乡，后并为二乡，领54都354个图，按平均每图管辖5个村庄计，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曾经分布着1700多个村庄。这些村庄与日月同行，同万物共生，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明。它们顽强开拓、勤劳耕耘、睿智探索，翻开它们这一千多年的历史，就是澄迈发展的历史。②
  因为有了他们，“澄迈”③二字才长青不衰，熠熠生辉。他们之中，尤以散落在历史文化名镇老城四周的村落，彰显了澄迈历史文化的深厚博大，各自以其独特的文化遗韵悠扬至今。
  海南冯氏第一村：“石〓”文化与忠勇精神
  石〓的由来，明朝林堪在《塞石〓港记》中有记述：“其地产石，参差错出，峭峣铄䦆，名曰石〓。”①“石〓”之名，很为奇特。清《澄迈县志》载：“澄迈县治西二十五里有石〓港，港受大海洄澜蒸荡之气而生秀石。字书无‘〓’字，土人呼‘〓’，如山礐之‘礐’，言其石礐礐然也。”②“礐”音“què”，故“〓”也音“què”。因此又有一说，即“石〓”之名是由海水拍击海湾的石头发出声音而得来的，意指海岸石头之秀美。
  石〓村地势后高前低，石头“码”成的古民居沿着形似梳子的风水塘依势排列，连成一体。村里的老屋均为火山石建构，黑黢黢的颜色，上面布满了孔洞，加之硬山式屋顶，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和两面斜坡搭建，瓦片覆盖。院子的前庭、后院为横向通道，左右巷为纵向通道，是典型的“梳式结构”布局模式。庭院之中石臼、石墩、石槽、石柱，无一不是石〓之功。
  当然，石〓村名闻天下，并非仅是产秀石之缘故，更与岭南“圣母”冼夫人数次赴琼平定战乱的忠勇事迹息息相关。
  冼夫人，原名冼英，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512年12月17日）生于高凉郡冼氏家中，系岭南“越族”酋长冼来山的女儿。冼夫人是梁、陈、隋三朝时期岭南部落酋首，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被周恩来誉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冼夫人领命安抚海南百姓，首次率兵船渡海峡，登上海南岛。“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③岛上峒人早闻冼夫人的英风懿范，纷纷归附。冼夫人更是亲临当地，妥善安排，使汉朝遗民一千多峒黎人归附她的旄下。
  梁武帝大同元年（535），冼夫人婚嫁高凉郡太守冯宝，随之便辅佐丈夫处理郡务，努力在俚人中传播汉族的文化、礼教、耕作技术，推行政令。并严法治族，制止高凉各部族之间的侵掠，汉俚关系融合，生产发展，人们和睦相处，安居乐业。
  梁武帝大同中（540～541），就“废儋耳地置崖州”事，④冯宝和冼夫人以高凉郡太守和南越首领的身份联名上奏朝廷，请求在珠崖岛设置崖州，实行有效管理。不久，梁武帝批准设置崖州，命冯宝和冼夫人负责实施。这是自初元三年（前46年）珠儋两郡被汉元帝废弃后海南首次置州，重新恢复行政建制。于是，冯宝夫妇调兵遣将，筹措犁耙、番薯种苗等物资，统率大军乘着数十艘船只，浩浩荡荡地渡海登岛。
  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十月，梁朝大将陈霸先代梁自立，建立了陈朝，史称“陈武帝”。南陈初年，朝廷无力顾及岭南，冯宝为岭南的安定四处奔波。陈朝初，“（冯）宝卒，岭表大乱，夫人怀集百越，数州晏然”。①冼夫人抑制丧夫悲痛，以俚族首领和太守夫人的身份，安抚“数州”。
  开皇十一年（591）正月，冼夫人大破番禺俚帅王仲宣和泷水（今广东罗定）豪门陈佛智的叛乱后，隋文帝任命冼夫人三孙冯盎护卫隋朝诏使裴矩渡海南下抚慰崖州。船队在北冲溪（今称南渡江）的埠头渡登岸。
  仁寿元年（601），广州总管赵讷结党营私，滥杀无辜，俚峒逃亡，甚至激起反抗。隋文帝据冼夫人奏报处死赵讷后，“降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②这“十余州”，崖州应包括在内。此时，冼夫人已年九十，她不顾年迈，不辞辛苦，奉诏出巡，以朝廷使者的身份往各地巡查抚慰。在抚慰岭南之后，冼夫人又渡海南下，在“石〓湾”泊船登岸。隋文帝仁寿二年，冼夫人终因年事已高，于正月十八日（602年2月15日）在海南仙逝。朝廷为表彰其戍边之功，册封为“谯国夫人”。
  石〓是南梁冯宝、冼夫人渡琼置州登岸和驻马之地，是冯氏先祖最早居住之村，更是冼夫人最后留芳之地。夫人芳华虽已逝，忠勇精神亘古长存。
  冼夫人一生奉朝廷命数度率兵登岛，安抚黎民，功盖天下，正如《大学》中所述：“忠者，德之正也。惟正己可以化人，故正心所以修身乃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
  海南《冯氏家谱》载：“先世祖冯宝为高凉太守，其子统兵南征，迁家琼之澄迈。”又载：“上祖智待（戴）③自崖州移居澄邑石〓村”。冯氏一族戎马一生，骁勇善战。至今，石〓村冯氏大祠堂内牌匾尚存“将军第”三个字，其中“军”字中间一竖穿头，而“第”字中间一竖尚未及顶。据民间传说，“军”字竖划出头，暗示“通天”的意思，意为冯家夫人冼英和丈夫冯宝安抚海南功绩卓越，可以直接面见皇帝，是为“通天”；“第”字竖划不到头，暗示冼英夫妇虽为国效力功德显赫，但不敢居功自傲，为国家效力是百尺竿头，还差一步，意为“不足”。
  古老而厚重的牌匾仿佛再现了昔日冯氏一族驰骋疆场、平定黎乱的一幕幕场景，亦是“海南冯氏第一村”历经千年沧桑的见证，更象征着一份对后人传承其“忠勇”精神的长久希冀。“万叶枝柯”罗驿村：宗祠文化与重教精神
  “澄邑去南十里许，有都曰倘驿，山川盘结，人物秀异，诚一仁里也。”①据考证，罗驿村旧名倘驿，今又名罗亦。罗驿村所在的地方，曾经是古代琼西的交通要道，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官府就在这里设立一个驿站，叫作倘驿站，罗驿因倘驿而得名。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被贬海南，从澄迈老城前往儋州，路上经过的第一个驿站，便是倘驿及其所在地罗驿村。在罗驿村东南方一片田野之南，当年官道残存的石路依稀可见。
  罗驿村内，规模最大的建筑物便是李氏宗祠。李氏宗祠建筑面积为1900平方米，占地近7000平方米，为三进院落四合院式布局，水石结构、木雕、石刻、彩画都有着鲜明的清代建筑特色。宗祠大门，坐立一对石狮，神态威严，面朝“五岳朝天”的墙体，大气磅礴。
  据村史记载，李氏宗祠始建于雍正元年（1723），为纪念罗驿村的李氏始祖李文英而建。李文英是位乡贡进士，原籍琼州万安县（今万宁市），于南宋末年（约1265～1279）游学澄邑，在罗驿村设学塾，便定居于罗驿。
  李氏宗祠不仅为纪念始祖而建，更是李氏后人学习文化礼仪的重要场所。罗驿村的学堂就设在这里。祠院内那些被磨光的青石地板和根根石柱，无不被百年书香灵气所熏陶。遥想当年，李氏宗祠书声琅琅，科名兴盛，才人代出。
  或许是建村始祖李文英出身于书香门第之故，罗驿村自古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早在元朝时期，村民就争相送子到外地求学，这些人学成归来后又在村里设学馆收徒，传授学业。在浓厚的学风影响下，罗驿村在功名科举上人才辈出。元至治三年（1323），罗驿村李震器应湖广乡试中举，成为澄迈本土有史以来第一位举人；明永乐年间，李震器之孙李惟铭高中辛卯科举人；紧接着李惟铭之子李金又在景泰癸酉科乡试中金榜题名，祖孙三代同折桂一时成为美传。元、明、清三朝六百多年中，罗驿村出过举人3名，贡生34名，廪生18名，监生78名，庠生129名。这些榜上有名的先贤，让罗驿村赢得了“书乡”的美誉。嘉庆十七年（1812），定安探花郎张岳崧①应邀来到罗驿村讲学，看到该村科名茂发，学风日盛，无比高兴，于是为罗驿村撰写了《李氏合族谱序》《澄迈罗驿李氏祠堂记》《茂春李翁八秩大庆》《元哲太翁李老先生大人像赞》，并亲笔给这座人文蔚起的书院祠堂题写了“万叶枝柯”的匾额。
  罗驿村至今还流传着李震器祖孙三代奋志读书，为宗族争光的美谈。在李氏宗祠往西百米处，屹立着一座高大的牌坊，题名“步蟾”，这是彰显罗驿村李金乡试中举的功名坊。坊间盛传，其实这里有两座牌坊，在“步蟾坊”旁边，曾经还有过另一座“文奎坊”。“文奎坊”是族人为了表彰李金的父亲李惟铭最早中举而立的。李惟铭中举后，也鼓励儿子李金读书，致力于功名，为本族争光，并承诺只要儿子中举，就为其建造一座更大的牌坊。后来李金果然乡试折桂，父亲也信守诺言，在“文奎坊”的旁边建起了一座“步蟾坊”。两坊并立，犹如日月同辉，巍巍灿烂。更值得称道的是，李金中举即出任赣州府雩都县训导，卸任后，他不忘先祖李震器开拓的文化基业，继续发扬罗驿村“重教”的优良传统，回乡设馆讲学，在秀峰山上创建了澄迈历史上第一座书馆——秀峰书院。明朝教谕朱复撰文高度评价李金兴办秀峰书院有三大意义：立学校以教人，先贤以为教不倦，仁也；推廛赋以奉师，俾贫富均沾其教，义也；且能消弭忿戾之心而有辞让之风，礼也。认为“兴学之功、立教之意”，要在全社会推而广之。②
  学而优则仕。在罗驿村，像李震器父子那样，读书做官后，忠于朝廷，为民办事，享誉海内者，数不胜数。清代李恒谦（1788～1859）便是其中之一，其任钦加按察司衔御赐花翎，浩授通仪大夫，特授云南省永昌府知府，历任开化府、澄江府、丽江府知府，云南省通判等职。此外，曾有3人科第中举，250多人出仕，故罗驿村又享有澄迈“科举仕宦第一村”之美称。
  1919年，因海盗猖獗，澄邑著名的澄江书院的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干扰，也迁到罗驿村李氏宗祠办学。随后西学渐起，兴办新学，书院改建为澄迈县立第二高级学堂，这就是驰名四方的罗驿高小。在新学的影响下，罗驿高小致力于培养仁人志士，成为红色摇篮，李独清、李定南等一批琼崖革命的中坚力量均出于此，他们用青春与热血点燃了琼崖革命的星星之火。
  “祥自宋开，膺岁荐，登贡书，有创有垂于今为烈；族从元茂，守边陲，任民社，乃文乃武振古如兹。”①几径篱笆，小扣柴扉，鸟儿归巢嬉戏，晚霞铺满天际，罗驿村如诗如画；千百年来，晨钟暮鼓，斜阳柔光下，李氏宗祠前，罗驿人低吟重教精神之要义，细品宗祠文化之醇香。
  封平都治大丰村：约亭文化与禁约精神
  大丰村坐落于澄迈西北，距老城约十公里。大丰村最早称多峰铺，多峰铺发展成集市后，改称多峰市。②
  多峰市形成后，根据周边农村乡民生活习惯和生产需要，每两天开一次小市，每四天开一次大市，商货多从各港口输入；临街大小商铺依次排开、鳞次栉比，粮油酱醋、农用器具、鱼肉果蔬、日杂百货、金银首饰、纸张笔墨、祭品香烛，无不具备。各类商品严格依约交易，不得越界买卖，扰乱市场，以维护市场秩序，践行商德。从清朝中期到民国初年，多峰集市维持了二百多年的繁荣。随着军阀混战和日本侵略军的抢掠烧杀等，多峰市逐渐衰败。1939年，日本侵略军为防范抗日势力，在多峰市修筑碉堡，派兵屯驻，并按谐音将“多峰”改为“大风”，随后“大风”又演变成了“大丰”，沿用至今。
  古时的大丰村，①位于驿道之上，又是街市的所在地，人口众多，商贸繁盛。它不仅是方圆数十里的集市贸易中心，还曾经是政治中心，更因为拥有建于清朝时期的“封平约亭”②而广为人知。
  大丰村东北方向，一处普通的老式民宅静立在石头古道的尽头，这便是“封平约亭”。走近就会发现老宅门额上，一方石匾镶嵌着“封平约亭”四字，中间有一方突出的“圣谕”雕刻，在四周鲜艳精美的花式图案衬托下，显得庄严肃穆。门上有一幅长联：
  圣治揽乾纲封建平均披丹扆纶贵三章法约
  谕条重巽命多士峰列听黄堂梆鼓廿里长亭
  对联以“圣谕”二字顶格，镶入了“封平约亭”等字，还将约亭与古县治的距离以及约亭的功用晓喻于上，文思之妙不禁让人称道。正屋为一进三间，明间正堂悬挂鎏金仿古匾一块，上书“观光扬烈”，意指入亭聆听圣训而效法先哲。
  “约亭”除了是乡都日常行政办公场所以外，还兼做议事、宣谕场所。乡都里大事小事，如上至奉皇帝御旨、官府谕示、完纳粮税等，下至市场管理、合都宾兴、众议凡例等，都在这里宣谕、告示、商议、部署，形成法约，然后各图分头贯彻执行。自康熙以来，“圣谕宣讲”成为清朝在地方施政的要目之一。政府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必须每月举行两次公开集会，对百姓进行宣讲并解释皇帝“圣谕”。
  在雍正颁布《广训》后，“圣谕宣讲”则以该书为宣讲的主要内容。这种宣讲圣谕的活动大多选择在约亭举行。据当地老人回忆，封平约亭的甬道正中，立有三块方正的“拜石”，每逢宣谕圣训等重大活动，听训的乡都官员和民众由大门起，在三块拜石中依次而立，行三拜九叩首之礼后再听宣讲。
  据《乾隆琼山县志》等史料记载，约亭除了宣讲圣谕，还定期举行“考校善过”的活动，由约亭值月官将地方民众的善行记录在册，并呈给正里长过目，随后上报县衙。在县府衙门内左右两侧，分别设有“旌善坊”和“惩恶坊”，对有善行的民众进行表彰，对有不良行为者，则进行劝惩，对那些有过能改之人，也给予表扬。可见，约亭在封建社会还担负着“彰善瘅恶”的教化作用。
  封平约亭内最为珍贵的便是石碑刻八通。其中，记录年代最早的是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封平都士民全立四至立启为界二”碑，最迟的是1912年特立的有关完纳粮税实施办法等内容的碑刻，此外还有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正堂示禁》碑、乾隆四十九年的《当官牌禁》碑、嘉庆十五年（1810）的《从议凡例》碑等。这些碑刻虽然饱经岁月风霜，但字迹仍旧清晰。
  “朝廷有法律，乡党有议约”，在乡土社会的中国，乡规民约在国家长治久安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与“约亭”一样，是教化民众的另一个重要载体。约亭之内的乾隆年间禁碑中，便有一块是关于大米买卖正式启用椰筒作为量具以及操作规范的“禁约”文献。“禁约”即古代村民自行制定的“乡规民约”，从社会公德的各个方面对村民的行为做出严格的规范，以保证村里的和谐。村民将“禁约”刻在石碑上，或立于村口，或置于约亭，用于提醒村里人，做人处事必须循规守法、行为端正，于是就产生了禁约碑。
  “官府禁碑”是由官府颁布命令勒石所立，属于官方制定的法律，因此具有强制性法律效力和指导意义；村民合议的“乡规民约”，必须“奉县示禁”“奉官给示”，才具有法律效力。一般来说，“乡规民约”必须由官府批准方可勒石立碑，本质上是官方意志①的延续，以保证政令的一致性。
  古代的禁约对维护地方治安，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禁约采取勒石立碑的方式谕示，在公共场合长期广而告之，使老百姓知法守法，有利于提高民众守法的自觉性。长此以往，民众会形成遵纪守法的风气。于是在澄迈境内北部一带的农村，少有鸡鸣狗盗之徒，多有乐于助人之行，民风之淳朴就是由碑刻中的禁约精神潜移默化而成。约亭内立有一块刻为公益捐款的名单的碑石可为见证。
  目前来看，在海南发现的古代禁约碑中，其内容可谓千差万别。例如澄迈县金江镇大拉村于光绪六年（1880）所立的《奉县示禁碑》，如实反映了当地治安较差，盗贼猖獗，村民们根据县尉指示共议禁约，以图各安本分，保障一方平安。其中，明确禁止“盗砍芦林竹木”“盗割竹笋”等。又如在府城潭社村前，一块清代咸丰五年（1855）的“奉县示禁碑”立于其间，内容有禁止私售鸦片、禁止窃采莲子盗挖莲藕、禁止在潭中捕鱼捞草、禁止白天在井边裸浴等十一条。不过令人倍感欣慰的是，这些古代禁约精神流传至今并发扬光大。在澄迈金江大拉村，近年在制定新的《村规民约》中，除增加禁绝毒品、尊老爱幼、破除封建迷信和重罚打架斗殴等内容外，其余条文均对旧的规约做了承继。
  斑驳的门槛，低矮而厚重的火山石墙，爬满墙头瓦顶的藤草在古朴与静谧中穿行。站在约亭中，抚摸那些记载着历史的碑刻，似乎能听到这里曾经响彻过的“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①的历史回音。
  澄迈风·海南魂·中国梦
  历史的百转千回造就了古村落的兴起与消弭。在澄迈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今依然散落着依稀的古村落，它们点缀在山水田园风光中，浑然天成；世代以农耕为主，纯净恬淡。那里的乡民，诗意地栖居，无争地生活，他们不仅是澄迈古朴之风的一道缩影，更是海南人文之魂的一种象征。
  古村落作为地方性历史文化遗存形式之一，是当地曾经政治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象征，更是其传统民俗文化与农耕文明的集中代表。在海南古村落的文化建构体系中，其组成元素是较为丰富的。不仅包含了物质文化的显性印记与制度文化的隐形影响，而且囊括了行为文化的自发约束和精神文化的集体感知。它们看似陈旧，却展现着辉煌的过去，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融自然山水、建筑特色、风土人情、伦理道德与传统秩序于一体，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展现了古村落文化的亲切动人之处。因此，古村落在海南历史文化传承中始终发挥着其独有的作用。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不仅承载着历史的沧桑与回忆，更透露出富含海南地域文化的神秘气息，同时给人以情感上的回归与心灵的慰藉。
  昔日的历史文化在奠定海南人文精魂基础之外，更鲜明地折射出传统中华文明的悠久与璀璨，成为世界了解中国人文、历史的一扇窗口。然而，承载历史文化记忆的古村落目前在加速消亡，剩下的唯有纸上的只言片语。作为兼具物质与文化双重意义上的遗留与延续，古村落在中国的建筑史、文化史等诸多领域中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古村落由于同时有文化氛围、财富发掘、血缘脉络以及农业文明等大量社会发展的关键元素，使人们在探寻中华文明的渊源时无法避绕或置之不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古村落的人文精神价值要远远大于其实物价值，但是这种人文价值如若缺失了其载体，就会变成人类永远尘封的记忆。这既表明古村落保护是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也道出古村落保护的要义所在。
  现代社会的发展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更加需要文化的传承。因为传承是发展的必要前提，发展是传承的必然要求。古村落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古村落文化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视野下的一种根性文化，更应得到保护、继承与发展。在保护时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坚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传统文化；在继承时把握世界文化的潮流，坚持用修身的方法来学习传统文化；在发展时把握科学发展的大势，坚持用正面的方式来弘扬传统文化。
  洗去岁月的尘埃，穿梭在理想与现实中，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用眼角的余光轻轻摩挲视线里古村落的一砖一瓦，顿生触及灵魂最深处的柔软和幽古的恬静。听任岁月悠悠，芳草斜阳；弘扬海南历史文化精神，成就中华文明复兴梦想！
  海口骑楼老街的形成
  安华涛
  作为一种建筑模式，骑楼与海洋经济、海洋文化密不可分，它是近代中国开埠通商的产物，至今仍广泛分布在岭南地区。①在民国时期，骑楼还是一种政府城市改良的政策。②海口骑楼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和发展的。③
  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大致位于旧城区中心地带，具体来说，在长堤路以南，龙华路以东，和平路以西，解放西路、文明中路以北这一片区域，以中山路、解放东路、得胜沙路中段、博爱路以及新华北路五条老街为主，另外水巷口街、振东街亦有分布。街区内的骑楼融合南洋与欧亚建筑风格，中西兼顾，且相连成片，规模庞大，保存基本完好，富有市井生活气息。
  但骑楼本身不仅仅是建筑的材质与形式，还承载着某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心态、审美情趣。海口骑楼有着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是清末民国海口人留下的宝贵遗产，“遗产的功能就是保持‘记忆’”。①本文从史志资料入手，以历史地理学的眼光，考察骑楼在海口兴起的历史、地理条件，探究海口骑楼老街的形成。
  一 所城与街道形成
  骑楼作为一种建筑模式，它必须依附于街道的形成。海口骑楼老街，从分布上看，是在明清海口城所形成的所城街道及其北边沿海街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城在海口骑楼老街的形成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
  海口所城创建于明建武年间，据《广东通志》记载：
  海口城 在郡北十里。明洪武二十七年，都指挥花茂奏筑防倭。二十八年，安陆侯吴杰鸠工修筑，周五百五十丈，高一丈七尺，广一丈五尺，雉堞六百五十三，窝铺十九，门四，各建敌楼。东北临海砌石岸九十丈。②
  这是海口所城的初建规模，明清两代虽屡有修葺，但规模未曾有所增加。《民国琼山县志》记载，“复自东南延西北，浚濠长四百六十五丈，阔一丈五尺，深五尺”。①海口城筑成后，“拨后所于彼守御”。②所城背靠府城，前滨大洋，控扼海港，是当时琼山县北滨海地区最为紧要的地方。防范海盗、倭寇之责，较他处为重。海盗劫掠，自古有之；而倭寇之祸，始于元末。明洪武二十年（1387），海寇登海口岸；③二十三年，海寇登昌化棋子湾岸。④
  海口城建成后，城内只有南北所街和东西所街，呈十字交叉，贯通所城南北与东西的交通。“弘治初，千户齐勋建”“四牌楼”于海口城中。⑤四牌楼当位于南北、东西所街十字上，于是形成五条街道：四牌楼至东、西、北的东门街、西门街与北门街。四牌楼至龙牙巷成为四牌楼街，龙牙巷至南门成为南门街。
  海口城城北门外路，建城时只有南面铺宇。海口港成为官渡后，北面逐渐兴建起铺宇，改称环海路。元代在此地建有天妃庙，有路通海岸，称为大庙前路。清代开埠后，环海路因大庙而称大街。所城外东北角在明代是官渡码头。所城西浚濠外有关厂村和盐灶村。
  海口所城的创建，形成了南北所街、东西所街、环海路等重要街道，为海口的街道发展奠定了基础。弘治初年，随着商贸发展，海口城形成五条街道；明末，海口城内外街道发展至八条。但海口城仍是重要的军事据点，还没有发展成为琼州重要的商埠。
  清初实行海禁。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解除，第二年，辟海口为国内外贸易通商口岸。乾隆以后，海口城逐渐发展起来，海口城及周边街道也有了迅猛发展。
  明代，所城东门外为大海。明末清初，陆地逐渐形成。清代已经有了振东街东段，清末填建西段，称为闸门街。三亚坊原为通津坊，发展为上下两坊。城东北原为水巷口码头，至清末淤浅，海口码头北移至长堤。水巷口西段建成街道，称为港口街。
  城西门外，沿城濠东畔建设街道，自今中山路口至解放路口，称为新兴街。解放路口至西门路口，称青竹街。西门路口至文明西路口，称为城脚圮路。新兴街至大庙后巷口，称为镇海街。西门至打竹庙，称为西门外路。
  康熙二十四年，海口城设关部，称“常关总局”，地址在今新华北路，因此今中山路至得胜沙桥段的新华北路原称关部前街。鸦片战争后，海口成为通商口岸，得胜沙逐渐发展成为一条重要的街道。至清道光年间（1821～1850），海口城及周边街道扩建至25条。
  进入民国，1912年置海口镇。1924年，邓本殷拆除海口所城，划路扩街，海口街道有了重大发展。所城内，南北所街，包括北门街、南门街和四牌楼街，拓宽为11.5米，铺上水泥，更名为博爱路。后又向南北扩展，全长达到800米，分为博爱南路、博爱北路。东西所街，包括东门街和西门街，东门街扩展至9.5米宽，西门街扩展至8.5米宽，全长458米，更名为新民路。新兴街与青竹街交界处，开路向东至饶园。饶园在今市保健院一带。因饶园内有永乐戏院，新开街道取名永乐街，新中国成立后向东打通博爱路，更名为解放路，解放路向西延伸，原解放路改为解放东路。
  所城外东北部，海口码头不断北移，拆城后水巷口被填平，加宽到9.5米，原有港口街并入，合称水巷口街。所城北门外，大庙前西段至新华路，称为环海坊西街，拆城后拓宽，并入大街，改称中山路。民国14年（1925），将拆城所得方块大石用于修筑海甸溪南岸，自得胜沙桥至水巷口一段，建成长堤路，称为海口港码头。得胜沙拓宽为12米，长520米，铺水泥地面，称为得胜沙路。所城西门外，拆城后填平城濠，新兴街拓宽为12米，长500米，铺水泥路面，更名为新华北路。青竹街与城脚圮路合并为新华南路，宽10米，长340米。
  洪武年间创建的海口城，在客观上规范着海口及其周边的街道走向与发展。可以说，成为骑楼老街的几条街道，在明清海口所城及民国置镇建市时期，均是重要的街道。选择什么样的街道建筑模式，具有偶然性，但这些街道的重要地位则不会因之而改变。海口骑楼兴建于1849年，位置在明清四牌楼一带，即今博爱北路。其后逐渐发展延伸至永乐街（今解放东路）、大街（今中山路）、新兴街（今新华北路）、得胜沙路、长堤路等街道。兴建骑楼的街道，均是以海口城为中心，城内有南北、东西两条所街，城西为新华路，城北为中山路，城西北为得胜沙路，城东北为水巷口街和振东街。也即以海口城为中心，集中在海口城北面、东北、西北的滨海地段，这一段正是明清海口港的所在地，是最为繁华的地段，也是后来海口老城区的商业中心。
  二 海洋与贸易发展
  海口地处滨海平原，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为滨海台阶式地貌。近代海口市地貌是在海洋与南渡江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海口在南渡江出海口西侧，其陆地年均向海洋延伸1.5米，先东南而后西北，陆地逐渐扩大，至清末，近代海口市区陆地地貌最终形成，突出的特征是湖塘众多，河汊纵横，湿地分布广泛。
  隋唐以来，海南岛的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今府城一带，原因是府城以北的陆地不适合集中大量人口、进行经济活动。但随着海洋壅塞、南渡江河沙沉积，海口陆地逐渐形成，并不断远离府城，越来越向北发展，海口一带的海洋交通作用日趋重要。唐贞元五年（789）设白沙津。宋开宝五年（972）迁津建浦，设海口浦，“海口”一名自此始。商贸开始勃兴，“县北十里白沙津，商舟所聚处也”。①
  宋代，官渡即设于白沙津，与对岸的徐闻沓磊驿相往来。海口也成为海外商船的聚集地，“琼州白沙津番舶所聚之地”。②据记载，进入海岛的商品“自泉、福、两浙、湖广至者，皆金银物帛，直或万余缗；自高、化至者，唯米包瓦器牛畜之类，直才百一”，③海南则以“贸香为业”，此外还有槟榔、椰子、吉贝、白藤、花梨木等出口。④
  元代，神应港继续发挥海南良港的作用，贸易兴盛。至元三十年（1293）设立海北海南博易提举司，负责征税。
  明代是海口发展的重要时期，琼山府城成为全岛政治中心，海口所城创建，为海口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海口成为海南岛内外的水运中心。岛内以海口港为起点，东水路可至文昌铺前港、清澜港、会同调懒港、乐会博鳌港、万州莲塘港、南山李村港、崖州临川港；西水路可至澄迈东水港、临高博浦港、儋州洋浦港、昌化乌泥港、感恩抱罗港、崖州保平港。①至中明，琼州“以海为疆界，自此北至海，道仅十里，所谓神应。海口是为港门，帆樯之聚，森如立竹”。②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取消后，广州设置粤海关，海口设置总口，负责征税及管理海南与大陆贸易。各地居琼商人先后创建了五邑、潮州、高州、福建、兴潮和漳泉等商会馆，其中漳泉、兴潮会馆在海口的商店近400家。会馆的兴起促进了贸易的繁荣。至道光年间（1821～1850），海口的店铺数量比明代增加了10倍，商贾络绎，烟火稠密。海口港进出口的货船来往于高雷廉、福潮、江南、海北等处。③
  19世纪30年代，琼州对外帆船贸易活跃，来往于新加坡、暹罗、安南及东京等地。此外，海南还有为数众多的小帆船到以上地区开展贸易。“海南岛贸易的小帆船则是在中国造的，也为中国人所有”，“每艘估计为150吨，总吨数约1万吨”。④
  自明代海口城创建至清末，在海口城及其周围聚集起大量人口，这为海口一带的工商业尤其是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海口城之所以能聚集起大量人口，源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海口城靠近大海，其北面是海口港，东面是神应港、白沙港，南面十里之地即琼州府城所在地。大量物资通过海口港、神应港、白沙港以及清代发展起来的白沙门港出入海岛，而海口城是到达府城的必经之路，所内大街（今博爱路）成为联通海府的交通要道。
  海口作为海南岛最重要的港口，加之毗邻东南亚，也是海上交通要道，成为列强开埠通商的选择之一。咸丰八年（1858），清朝与英、法分别签订《天津条约》，辟海口为对外通商口岸。光绪二年（1876），琼海关设立，全面推行近代海关制度，海口成为自由通商口岸，与列强的联系更为紧密。光绪三十年，海口商会成立，入会商号600多家，会员近千人，海口商贸活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民国时期对海口的工商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24年，邓本殷拆除海口城，划路扩街，部分铺设为水泥路面，原有城区迅速扩大。1926年，海口脱离琼山县，独立设市，①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发展。到1932年，海口商业发展至35个行业，商店有572家。②20世纪40年代，海口更为重要：
  海口为琼崖门户，掌握全琼对国内外贸易之威权，又为琼崖商业之总枢，凡琼崖十六县之货物，皆由其吞吐故也……商店700余家，市政修整，外观辉煌。③
  骑楼“有两点最为突出：即满足近代岭南城市快速发展的商业需要和适应炎热多雨的气候条件”。④而商业需要无疑起着推动作用，“在岭南地区，拥有一栋骑楼，就是经商成功的最大标志，故粤语有‘一铺养三代’的传唱，可见骑楼对岭南地区城镇化以及商业发展要求的契合息息相关，这与岭南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浓厚的商贸氛围是密不可分的。”⑤商业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海口骑楼的建设，使海口成为骑楼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传播点。“海口成为雷州半岛及北部湾地区文化传播的重要节点，频繁的海上贸易往来促进了建筑文化的传播，促进了以海口及雷州半岛为中心、以北部湾为影响区的琼雷骑楼文化圈层的形成”。而且，这一区域受东南亚影响更大，可以看作“东南亚骑楼圈的组成部分”，“这与海口作为通商口岸不无关系。”⑥
  三 开埠与骑楼建设
  可以说，海口骑楼是开埠以后海南人下南洋经商的产物。这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海南的经济已经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海口在琼州的商业龙头地位日益巩固；二是大量的海外移民带来了丰厚的侨资，为海南骑楼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
  琼籍人出洋远早于清代，但大规模移民海外则始于琼州开埠之后。①咸丰十年（1860），《中英北京条约》签订，清廷正式准许人民自由出洋。同治五年（1866），清廷与英法两国签订沿海各省招工章程二十二款，其中规定：中国政府允许华工自由出洋。“当时，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正在大量开垦荒地，发展橡胶种植；马来半岛也大量开采锡矿，需要大量劳工，当地劳动力供不应求，需要大量外来劳工”。②而“海口当海南海峡与雷州半岛对峙，为往来安南、暹罗一带航路所经，自昔即重视之”，③供需之间的张力，加上这种地缘上的优势，促成了海南人远赴东南亚的热潮。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5辑记载，从1876年至1898年的23年间，仅通过客运出洋的琼侨人数就达24.47万人左右，平均每年1万余人。④1902年至1911年，由琼海关出洋人数每年都在万人以上，最后两年分别是2.8万人与3.24万人。⑤清末民初情形略同。陈铭枢《海南岛志》专设“侨情”一节，详细记载海南各地华侨情形：
  海南人民习于航海，故侨居国外者多。民国以来，远游之风益盛，其久客致巨富者殊不乏人。各县在外侨民最多者当首推文昌，约9万人。次则琼山、琼东……俱有数千人……其所至之地，曼谷、新加坡、香港三埠最众，海防、爪哇及马来半岛一带次之。所营以旅馆、酒肆、茶室、制鞋、缝衣诸业为特多，而植树胶、营航运获巨利者亦有数人。①
  民国以后，南洋经济发展，侨民将大量侨资寄回海南，“海口港华侨事变前每年汇返祖国金额达800万～1000万元，此亦本岛经济发展之一大助力也”。②从民国16年（1927）起，东南亚遭遇经济困境，华侨失业归国人数增加，“在南洋经营树胶业而已有相当积蓄者……将资本提出投于国内，也不乏人”。③1920年至1939年，是海口华侨资本投资的高潮期，极大地促进了海口的发展。保存至今的海口骑楼，多数是这一时期建设完成的。就房产建设而言，华侨投资房地产者达1000户，投资总额约1500万银圆，占海口房地产总投资的75％。1935年，海口旅馆共有22家，其中20家是由华侨、归侨或侨眷独资或合资经营。④其中有一栋5层楼，原名海口大厦，1931年至1935年，由文昌华侨吴乾椿先生斥资50万银圆创建。
  自1849年起，骑楼已经成为一种标志性的建筑模式，集商住两用为一体，既适应海南的热带季风性气候——湿热多雨、光照强烈，骑楼的廊柱建筑模式，可以为顾客提供出行购物的方便。同时骑楼由南洋华侨倡导，逐渐成为一种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体现了一种潮流的趋势。但骑楼这种颇具商业性的建筑，无法在海口实现一统，于是一种混合了骑楼与明清传统建筑的建设方式出现了。从中国传统民居建筑向骑楼的转化，是文化景观的更新，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因子融入骑楼建筑中，形成以骑楼为主体，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装饰的建筑样式。
  其实，建筑作为一种文化景观，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吸纳新的文化元素，创造出新的景观。“在一种设定文化的影响（影响本身变化于时间进程之中）下，景观经历了发展，通过了各个阶段，也许最终会达到其发展周期的极限。随着不同（即外来）文化的介入，文化景观的更新就开始了，或一种新景观被添加于旧景观的遗存之上。”⑤
  以振东街为例。清代，振东街以皮革加工业而闻名，其家居建筑为明清大宅院。当骑楼兴起时，振东街的明清大院并未全盘拆除，而是在不推翻原有的建筑格局的基础上“改头换面”，将院落的门面改为时兴的骑楼，内部仍是明清大院的建筑格局。①现在振东街41号至57号，保存下来的都是百年老屋。51号是吴氏老宅，外部为骑楼，雕刻图案依然鲜活。但里面是三进式的砖木结构建筑。55号为符家大院，也是三进式民居，门面为骑楼，已经破旧。
  小结
  海口骑楼肇始于19世纪中叶，兴盛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后逐渐进入衰退期。30年代末，随着日军侵占海南岛，海口的骑楼建设停滞不前。新中国成立后，海南地处广东省边缘地带，工商业发展滞后，骑楼建设也停滞不前。随着海口城市建设的发展，政治与经济中心逐渐迁出海口老城区，骑楼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光。改革开放之后，大陆富裕省份开展老城区改造，大批古旧建筑被拆除。1988年，海南建省，因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有心无力，骑楼反而因祸得福保存下来。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主办的首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推介活动中，2006年海口骑楼老街获得“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荣誉称号；2010年，通过《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将海口骑楼建筑街区纳入历史文化街区，为今后海口骑楼的保护、修复与改造提供了法规依据，海口骑楼老街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章佩岚，海南省博物馆陈列部主任。 ①郝思德、黄万波：《三亚落笔洞遗址》，南方出版社，1998。 ②郝思德、黄万波：《三亚落笔洞遗址》，第10页。 ① 郝思德、黄万波：《三亚落笔洞遗址》，第35页。 ② 郝思德、黄万波：《三亚落笔洞遗址》，第113页。 ③ 闫广林：《关于海南岛文化根性的若干思考（一）》，载《海南历史文化》第1卷，南方出版社，2001，第15页。 ④ 郝思德、黄万波：《三亚落笔洞遗址》，第37页。 ⑤ 郝思德、黄万波：《三亚落笔洞遗址》，第110页。 ①郝思德、黄万波：《三亚落笔洞遗址》，第38页。 ②吴春明：《从百越土著到南岛海洋文化》，文物出版社，2012，第21页。 ① 司徒尚纪：《史前考古与海南黎族“南来说”刍议》，《海南历史文化》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12～19页。 ② 李超荣、李浩、许勇：《海南探宝》，《化石》2013年第4期。 ③ 李超荣、李浩、许勇：《海南探宝》，《化石》2013年第4期。 ①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②三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三亚市志》，中华书局，2001，第133、134页。 ①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莫稚、陈智亮：《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2期。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 ③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中部低地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莫稚：《广东考古调查发掘的新收获》，《考古》1961年第12期。 ④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考古》1978年第9期。 ⑤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⑥ 郝思德、王大新：《海南考古的回顾与展望》，《考古》2003年第4期。 ①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25页。 ②（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166《杜佑传》，第5087页。 ③练铭志：《关于海南黎族族源的研究》，《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① 〔日〕真人开元：《唐大和上东征传》，汪向荣校注，中华书局，2000，第68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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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98，第139～141页。 ④ （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10《户口》，海南出版社，2003，第224、230页。 ⑤ （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方舆丛编·职方典》卷1380《琼州部丛考八·风俗考·崖州》第169册，中华书局，1934，第50～51页。 ① （清）丁斗柄修，曾典学纂《康熙澄迈县志（二种）》卷1《沿革志》，陈洪迈点校，海南出版社，2003，第21～22页。 ② 澄迈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澄迈县大事记》，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1页。 ③ 澄迈县邑老城东倚马鞍山，雄踞郡城干脉，属石山支龙，南临大胜岭，澄江饶其南，沧海极其北。因古县治老城有“澄江”“迈山”，故取山水名之首定县名为“澄迈”。 ①（清）龙朝翊主修，陈所能等纂修《光绪澄迈县志》卷l1《艺文志》，陈洪迈点校，海南出版社，2004，第478页。 ②（清）龙朝翊主修，陈所能等纂修《光绪澄迈县志》卷11《艺文志》，第508页。 ③（唐）魏征等撰《隋书》卷80《谯国夫人传》，中华书局，1987，第1801页。 ④（清）焦映汉修，贾棠纂《康熙琼州府志》卷1《疆域志》，海南出版社，2003，第478页。 ① （唐）魏征等撰《隋书》卷80《谯国夫人传》，第1802页。 ② （唐）魏征等撰《隋书》卷80《谯国夫人传》，第1803页。 ③ 智戴是冯盎的长子。 ①（清）龙朝翊主修，陈所能等纂修《光绪澄迈县志》卷11《艺文志》，第479页。 ① 张岳崧（1773～1842），字子骏，又字翰山、澥山，号觉庵、指山。琼州府定安县（今海南省定安县龙湖镇高林村）人，海南在科举时代唯一的探花，官至湖北布政使（从二品）。 ② （清）龙朝翊主修，陈所能等纂修《光绪澄迈县志》卷11《艺文志》，第480页。 ①此是张岳崧为罗驿村李氏宗祠题写“万叶枝柯”匾额时撰写的一副对联，高度概括了李氏宗祠文化及其“笃学”精神。 ②清代琼州府澄迈县恭贵乡封平都的治所就设在多峰。 ① 古时的大丰村即“多峰”。 ② 封平约亭始建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同治二年（1863）重新修葺，保存至今。 ①官方始终强调的是“立规条以端其心”。 ① 《吕氏乡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之一，其内容分为四章，分别为“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宋史》卷340《吕大防传》，中华书局，1977，第10844页。 安华涛，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讲师。 ① 天津、哈尔滨等地亦有兴建，但后来都被拆除，显示了骑楼对北方严寒天气的适应性不足。林琳先生从大区域上将港澳与珠江三角洲的骑楼划分为四个圈层，以广州及五邑地区为核心的第一圈层，粤东、粤西、粤北为第二圈层，琼桂湘赣闽台为第三圈层，这三个圈从内向外依次是核心圈、边缘圈和外围圈。中国以外为第四圈层，为外域圈。海南岛属于第三圈层，即外围圈。中区域上，港澳与珠江三角洲的骑楼可以分为三个圈层，从内向外，依次是广州及五邑中心圈层、台湾东翼次中心圈层、琼雷西翼次中心圈层。这种分层分布，正反映出骑楼与开埠通商的密切关系。详参林琳《港澳与珠江三角洲地域建筑——广东骑楼》，科学出版社，2006，第66～73页。 ② 骑楼作为一种建筑文化，在岭南地区广泛分布，除了其自身的适应性与优越性之外，还是政府行为的结果。民国以来，广东省和广州市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与政府文件，规范广州骑楼的建设，并将其加以推广。彭长歆、杨晓川认为，民国以后，官方将骑楼作为城市建筑模式，通过制定相关的法令政策加以提倡与规范。至20世纪20年代，骑楼成为岭南城市近代化的重要手段。岭南城市建筑出现泛骑楼化现象。因此，骑楼兼具城市制度与建筑类型的双重性格。详参彭长歆、杨晓川《骑楼制度与城市骑楼建筑》，《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8期，第29～33页。 ③ 骑楼亦是一种城市制度，这在广州市体现得较为明显。民国初年，广州市便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规范广州市的城市改造，兴建骑楼是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以1912年《广东省警察厅现行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细则》为开端，先后颁布了《广州市市政公所规定马路两旁铺物请领骑楼地缴价暂行简章》《广州市市政公所临时取缔建筑章程》《广州市市政公所取拘建筑十五英尺骑楼章程》《广州市市政公所布告订定建筑骑楼简章》（转下页注） ①刘庆柱：《关于遗产功能、保护与利用的问题（代序）》，《世界遗产论坛（三）——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世界遗产事业》，科学出版社，2009． ②郝玉麟、鲁曾煜：《雍正广东通志·琼州府》，海南出版社，2006，第76～77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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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枢：《海南岛志》，第135页。 ② 陈植：《海南岛新志（外一种）》，海南出版社，2004，第83页。 ③ 王国宪、许崇灏等：《琼志钩沉（三种）》，海南出版社，2006，第185～187页。 ④ 海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海口市志》，方志出版社，2004，第1586页。 ⑤ 〔英〕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阙维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132页。 ①振东街这种新旧叠加的建筑方式，到底是从众心理的引导（以骑楼作为财富、身份、地位以及时尚的外在标志），还是出于节省建设成本的考量（推翻明清大院重建，无疑是经济上的沉重负担），抑或是国民政府市政改良政策的强力所致，现已无从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