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海南是一个民族共同和谐生活的岛屿，主要生活着汉族、黎族、苗族、回族等民族，海南汉、回、苗等民族的迁入都有清晰的史料记载，但对黎族的来源以及他们何时迁入海南，却意见不一。同时，海南还有一支被称为临高人的族群，其生活习惯和民族认同与汉族相同，但其语言却有着明显的差异。今天他们的生活区域只限于临高县一带，但其语言文化却在今天的临高、琼山（海口）、澄迈、定安、文昌等市县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构成了海南方言中重要的一个支系。其源起也是海南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结合人类学、民族学与考古学以及语言学的成果找到一些线索和答案。
  一 黎族迁出地与族属
  黎族是海南最古老的民族，但对于其先人是从哪里迁来的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种早期的说法是海南黎族是从东南亚的马来人居住地迁入的。主要由德国民族学者史图博提出。这种说法提出很早，但已经被诸多的现代研究推翻。今天一般认为，马来—南岛语民族与中国古代的百越民族有着近亲关系，其中部分民族从中国大陆迁移到了南洋诸岛，最远直至夏威夷，因而马来语民族与黎族确有同源性，但从迁出时间上来看，他们迁出的时间要晚于黎族。马来语等南岛语与侗台语中与水稻种植相关的词汇都有着严格对应关系，说明他们迁出时已经普遍开始种植水稻。而黎语与他们都无对应关系，水稻相关的词汇可能是后来自造，这说明黎族迁出的时间早于马来人。马来人的确与海南黎族拥有共同的起源，但源头都在古代越人。
  现在对黎族来自百越系民族基本没有争议，但具体来自百越民族中的哪一支系，却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
  中国古代的越人是沿着海岸线分布的，从东北到西南分布着吴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几个部落集团。那么，到底是其中的哪一支迁移到了海南呢？研究者主张各异。其中主要有吴越说，即“距今7000年前，古越人从河姆渡出发，逐步向南移民，在距今6000年前到达台湾，那么在距今5500年，最多是距今5000年前到达海南岛”。①有骆越说，《汉书·贾捐之传》中，贾捐之谓海南“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罗香林1939在《青年中国》创刊号上认为：“黎为骆越一部分，即俚所转称，骆越为百越一支，亦古代夏民族所分出。”此说发表后，后人多从之。还有人认为是西瓯。再有就是多起源说，即认为“有迹可循的迁入海南岛的越人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族群：西瓯、骆越、僚人、乌浒人、俚人，被认为是‘文郎人’的人，后来成为掸泰族群的人”。②“黎族的构成是多元的，但非多源。她的源只有一个，那就是骆越。其他的成分都是流。”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骆越说。骆越、僚人、俚人应该是中国古籍中对于壮侗系先民的不同称谓。而境外的掸泰系民族与这个集团历史上也关系密切，恐怕在黎族迁入海南之前尚未分化。这一系民族与海南黎族之间的确有着复杂的关系，无论是从基因分布还是从语言上来看，它们都和黎族接近。但这里却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即从语言中从一到十的数词上来看，今天这一系民族中主要是来源于汉语的借词，只有一、二、五等几个数字有自己的系统。①很明显，壮侗系民族是在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一套一到十的计数系统的时候，受到汉族的影响而直接借用了汉语。这一点与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情况相类似。黎族则完整地形成了与此一族系一套完全不同的一到十的数词，而且其中没有汉语借词的影响。这说明在迁入海南的时候，黎族的祖先的文明程度要高于这一系民族。它在迁移到海南的时候，一到十的数字系统已经完全形成了，而骆越民族当时则未形成。因此，黎族不可能是从这一系民族中分离出来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黎族的这一套计数系统与中国台湾的泰雅语以及印尼语等南岛语有着明显的同源关系。现在一般认为，中国台湾的南岛语居民和太平洋的南岛语居民都是从中国古代百越民族分离出去的。因此，与海南黎族当然有着渊源关系。因为台湾世居民族最大的可能性是来自吴越系的闽越，那么，是否也暗示着海南黎族也来自吴越（含闽越、东瓯）系统呢？即史文所说的是“河姆渡”人的后裔呢？
  我们从现代的基因技术上可知，古代吴越居民分布较高的典型父系染色体类型是O1-M119单倍体，而代表西部百越的典型是02a-M95。前者在台湾的排湾人、泰雅人中的出现频率普遍超过50％，它在浙江汉族中的出现频率也相当高，但台湾世居民族和浙江汉族中的带有西越色彩的02a-M95的出现频率却很低。黎族中这两种单倍体都有出现，但代表西部百越的02a-M95出现的频率比代表东部百越的O1-M119的出现频率高得多，都超过50％，与壮族的分布频率相近。但黎族代表吴越成分的01-M119单倍体出现频率仍然超过壮族。这说明，黎族的基因分布呈现一种以西越为主，向东越过渡的状态。②但是否是后来进入海南的骆越，即壮侗等民族改变了黎族原有的以吴越型为主的基因构成呢？研究否认了这样的猜测，“试验结果显示，黎族三个支系虽然有很高频率的M119和M95突变，但是却没有发现1例其下游的M110或者M88突变，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是最古老的百越族群的遗传标记”。①也就是说，不管是东越系统还是西越系统后来发生的突变都没有在黎族的基因中出现，说明近代很少有其他民族群体大规模地融入，今天黎族的基因分布比较接近脱离原有族群时的状态。因此，它的主体应该是接近西部百越，而不是东部的吴越了。
  而且吴越如果要迁徙的话，除了台湾与其比较接近的地利（尤其在低海平面的时代）条件之外，他们更大的可能是选择沿着海岸线向西南迁徙，因为珠江三角洲应该更适合他们生存，也更类似于他们原有的长江、闽江下游的生活环境。但在珠江三角洲，即南越一带并没有发现他们迁徙的明显遗迹。据考古发现，岭南珠江三角洲一带有“距今6500～5000年间主要分布在网河平原南部的渔猎采集经济文化、距今5000～3000多年间主要分布在网河平原北部的渔捞采集经济文化和两周时期主要分布在冲积平原的火耕水耨经济文化。”②也就是说，这一带应该是在3000年至5000年前逐步进入农业社会，其生产水平较长江下游一直低得多。而且影响珠江三角洲的先进文化因素一直是从陆地而不是从海上传播过来的，广东的考古发掘中，农业、青铜等文明都是由粤北一带向珠江三角洲扩散，这也就说明不可能是吴越文明从海上带到岭南的，那么，吴越也就更不可能直接移民到海南了。因此，吴越—台湾—海南的可能性不大。黎语中数词与其的同源关系可以解释为当年的黎族先民尚未迁出大陆时从文化水平更高的吴越中借来的。但骆越仍然没有使用，而是在后来直接从汉语中借词了。
  那么，就只剩下了存在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南越与西瓯了。应该说，史籍记载中的南越与西瓯是关系密切，但又有所不同的两个集团，它们之间“习俗虽同，但语言各异。”③应该说，这是两个更接近的古越集团。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南越主体在珠江三角洲平原，而西瓯主要分布在其西南，再西则是骆越了。那么，黎族先民从雷州半岛南渡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西瓯应该是亲缘关系和语言文化距离南越更近，而距骆越更远些，因此它后来才会成为南越下面的一个属国性的组织。而且更大的可能是在黎族向海南移民的时候，南越与西瓯两个群体尚未分化。考古发掘中也能看到，海南的古遗址与广东而不是广西有着更多的类似。而这个族群在文化和生产技术上低于东面的吴越，但高于西面的骆越。只不过秦汉之后，南越文化已经纳入中原文化体系之中，这时西瓯便与西面的骆越文化显得更近了，因此，汉时便开始骆越、西瓯并称了。后来，西瓯的一部分被同化到了东面的汉文化之中，而别一部分则融入骆越之中，还有一部分更古老的就留在了海南黎族之中。①
  二 黎族迁入海南的时间
  关于黎族迁入海南的时间大体的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万年前说，认为一万年前的三亚落笔洞遗址就是黎族先民的生活遗迹。
  5500～5000年说，“在距今6000年前到达台湾，那么在距今5500年，最多是距今5000年前到达海南岛。”②
  三四千年说，“在距今三至四千年前，他们的祖先横渡琼州海峡后，不适宜于北部的平川旷野生活，即沿南渡江两岸寻觅自然食物，溯流而上，择林而居。”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万年前的三亚落笔洞遗址是不是古代黎族先民的生存遗址。海南有人类生活的遗址很早，但能够确认的连续的文化却不多。“在文化发展的时序上，海南虽与两广地区大致保持着基本相同的演变进程，但在每个发展阶段上仍然存在一定的早晚差别，并且体现出某些地方特点。总的来看，海南的史前文化发展较为缓慢，各阶段的文化之间存在缺环，年代序列不甚明确，缺乏自身演变、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突显出文化渐变进程中滞后的特点，在时间上也较两广地区为晚。”①也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海南不断地有人迁来，也有人迁走，极不稳定，尚未进入稳定连续的民族生存状态，或者说，是处于古代越人生活的一个边缘状态，因此，那个时代还难说已经形成了海南黎族这样稳定生活的族群。
  其次，黎语中“猪”一词与侗台语和南岛语都保持了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那么黎族进入海南应该是在猪已经在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之后。虽然考古发现最早的猪是在距今9000年前的广西甑皮岩遗址中。但中国南北普遍对猪进行圈养则是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结合考古发掘，黎族入琼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这个时间，即上限是7000年。同时据考古发现，黎族进入海南的时间应为新石器文化的晚期，即生活方式以渔猎采集为主，开始有了原始畜牧业和农业的萌芽，所以一万年的说法基本上可以排除。另外黎语中“田”一词与侗台语有对应关系，说明已经有了原始农业，只不过这时的原始农业可能是以薯芋为主，也可能开始了山栏旱稻的种植。②这也说明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有了原始的农业。这一时期不会超过距今6000年。
  而时间的下限也可以在语言中找到相应的关系，一是黎语中“水稻”“狗”等词都与侗台语不同，说明在这些事物传入南方的时候，黎族已经从母体族群中脱离出来了。因此，这些事物在岭南出现的时间应该是黎族分化出来的时间下限。
  在壮侗系（或称侗台系）语中“黎语……‘稻子、插秧、臼、耙’几个为黎语所独有，与其他语言完全没有对应关系。……恐怕只能解释为黎族先民入岛前两广大陆尚未学会栽培水稻，除此很难做出其他比较合理的解释。”③这说明黎族先民入琼的时候，鸥越等系族群还基本上不懂得种植水稻。从其他相关的语言研究中也可以发现，黎语在渔猎阶段的词汇与印尼语、壮侗语有着更多共享的词根，如猪、熊、鸭子等，而农业相关的共同词根就难以找到了，如水井、池塘、栽种等词，印尼语与壮傣、侗水都有共同的词根，但与黎语不同。④
  一般认为，据今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以水稻为主的农业文明。水稻种植已经成为重要的产业。但这种文化传到珠江流域则较晚。距今4000年至4500年前的粤北石峡文化是岭南最早的水稻人工栽培的实物证据。考虑到沿海地区种稻时间更晚，可以把时间的下限放到距今4000年前。
  黎语中“狗”一词与侗台语已经没有对应关系。说明狗大量出现的时候，黎族先民已经脱离了大陆。虽然中国南方距今7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狗的骨骼，但岭南距今4000年前的广东河宕遗址中才出现了狗的骨骼，因此，黎族与母体民族的分离应该不晚于这个年代。
  那么，黎族移入海南的时间是在距今6000～4000年，而且它不是一次性地入琼，而是在这个时间段分批次地陆续移民。考虑到这一时期人们尚未进入稳定定居的农业阶段，在以采集、捕捞、狩猎为主的生活中，迁徙是经常发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时候，有一个海退期，古华南的海岸线“在距今5000年左右开始了波动性的海平面下降，水域面积减小，软体动物和鱼类数量减少”，①很有可能在这一时期，由于食物数量的减少，习惯了以海鲜为食的先民们转向了更南的海南寻找食物，这一段时间可能是一个移民的重要时期，可能是黎族民族主体的形成期。因为在此之后，海南的考古遗址数量相对多了起来。而在距今4000年之后，由于水稻的种植和海平面的重新升高，人们的食物资源又丰富起来，而且更加倾向于定居生活，所以迁居的动力反而不大。
  三 相关的两个问题
  一般认为黎族支系间语言上的区别主要缘于入琼的时间不一，多数人认为润（本地）黎是最早的迁入者。但我们从语言上发现，赛（加茂）黎可能是最早的迁入者。加茂方言与其他黎语沟通较难，很可能是因为越古老的族系越倾向于维持自己原有的语言文化所致。加茂方言中的数词系统的一些讲法明显与其他黎族不同，如三、四、六、十等都更接近黎语的古语系统。②黎语其他方言中的不同读法实际上是来自古南岛语双音节中的另外一个音节。而且从称谓上来看，“如果站在岛的四周来看，居住越靠岛中部的本族人，越会被居住在外部的本族人称为‘赛’；而若站在岛的中部来看，居住越靠岛四周的本族人，越会被居住在中部的本族人称为‘哈’”。①那么，自称“赛”的加茂黎族可能是最正宗的“赛”，因而他们可能是最早移民海南的黎族群体。
  另外，多源说中的其他民族因素在黎族中占到多大呢？从基因角度进行分析，人们根据黎族“族栈”的传说和中国历史上关于“昆仑奴”的记载，一直认为有“矮黑人”，即“尼格利陀”人融入了黎族之中。②现在已经知道，“矮黑人”实际上是指早期从非洲移出进入亚洲大陆的一支古老的人种，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一些岛屿中。其特有基因类型比较古老而简单，即D型基因，除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上分布之外，只在西藏和日本有少量分布，而在中国的其他民族中出现频率极低。目前，海南黎族中尚未检测出这种基因类型，它在黎族中的分布可以排除。同时，尽管史籍中记载了李德裕后人融入黎族的事迹，但在黎族的基因中，中国南北汉族高分布的03型基因出现频率极低，汉族对黎族基因库的影响可以说是很有限的，而且03型基因并非汉族独有的基因类型，也是较古老的一种基因单倍体，在东亚其他民族中也都有分布，只不过在汉族群体中由于瓶颈因素被放大了而显得集中，海南黎族中存在的少量03型基因并不一定是汉族的影响所致。如要证明海南黎族中的汉族融入，需要检测汉族独有的03型基因下游的独有单倍体，现在这方面的资料未见。从黎族现在能见到的资料来看，它的父系基因单倍体分布相当古老，找不到出现过大面积的基因交流的重大事件的迹象，可以说，汉族流入黎族的情况在现代之前应很少发生，偶然流入的基因类型并未对其原始基因库产生重大影响。
  四 临高人入琼的来源与时间
  “临高人”是海南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主要生活在海南临高县及其附近的琼山等地，其生活方式与周边汉族无异，但其语言却与周边的各种汉语方言以及黎语都迥然不同。人们将这些讲临高话的居民称为临高人。关于其来源，历史上一直争论较多，说法各异。有认为他们是汉族独自发展的一支；有人认为他们是汉化的黎族或者黎化的汉族。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地厘清了“临高话”与壮侗语之间的关系。今天，多数学者已经普遍认同，今天讲临高话的临高人是古代操壮侗语的族群迁入海南后形成的一个群体。他们所讲的“临高话”是壮侗语，或者叫侗台语的一个支系，只不过已经高度汉化，表层成分受汉语影响很强。①
  但关于临高人是什么时间迁入海南的，却众说纷纭。
  首先有殷周说，张介文认为：“至迟在殷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临高人的先民开始进入海南，特别是进入儋、临、琼、澄等地带。从遗物看来，当时的临高人先民是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同时又进行了以捕鱼、采集、狩猎为经济性的生活劳动。”②
  其次是先秦说，“其下限可能不晚于珠崖、儋耳设郡的时候，更可能是秦朝以前就迁去了的。”③
  再有可以称为秦汉说，王哲认为“他们进入海南的时间则在黎族先人从北向南迁移以后，最迟不晚于西汉。”④
  最晚的认为是在宋代，陈江等认为“我们认为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杂居过程来分析，临高话的形成却与北宋期间的征黎有着极密切的关系。”⑤即认为根据阮元《宋史·卷二百八十四·列传第四十三》中记载的北宋淳化二年，“调雷、化、高、藤、客、白诸州兵，使辇军粮泛海给琼州”的军士是今天临高人的祖先。
  从殷周说到北宋说，中间相差了2000多年，那么到底哪一个时间更确切，就需要从语言、史籍等各个方面进行考察才可能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秦汉说”和“殷周说”。海南的最早居民黎族是来自中国南方的百越集团，而壮侗系民族的前身也是百越集团中古老的一员。如前所述，黎族当来自广东西部的西瓯，而壮族前身则是居住于广西一带的骆越。他们何时开始分化尚不知道，在秦汉的资料里两个集团并称说明已经不完全一致了，但两个邻近集团之间的分化肯定不会太大。如果说在秦汉之前，源于骆越的壮族移入海南的话，很难不与海南已有的本地黎族相互同化。因为这两系民族无论是从基因分布还是从语言上来看都比较接近。但壮语与黎语里数词的差异说明黎族从大陆迁入时，文明程度高于当时的壮族——而壮族受到汉族的大规模文化影响是在秦汉时期开始的。因此，如果在秦汉之前移入的话，则或者为其同化，而形成一个更大的民族集团；或者从黎语中借用数词，但临高话中的数词与黎语没有关系，而与壮族一样主要是来自汉语借词，而壮族与汉族发生大规模接触是在秦汉平定南越开始的，说明其注定不是在秦汉之前移入海南的。
  而临高人与黎族始终保持着距离而不与之同化，说明当两个群体接触的时候，二者的文化水平和生产水平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只能是在秦汉之后才出现的，秦汉之前，百越民族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东部的吴越与西部各族群之间的差异。吴越（包括吴、越与闽越）经济文化水平最高，最先进入青铜文化和稻植文化时期，进而可以参与中原的争霸。而西部的百越系统达到这个水平至少要晚一到两千年的时间。那么，已经进入海南的黎族族群不会与骆越即壮侗民族的先民有太大的差别。
  从生产方式上可以看到，临高人普遍地以农业和海洋渔业生产为主，完全放弃了原始的渔猎的生产方式，说明其是作为一个农耕民族进入海南的。而两广的壮族普遍放弃渔猎，进入农耕文明的时间已经在秦汉之后了。
  再有临高语中的一个词也能说明问题，即“文身”这个词。临高语中“文身”一词借自黎语，①而传统上文身一直是壮、侗、黎等百越民族的重要习俗，频繁见于各类秦汉时代的文献。那么，临高人的这个词汇借自黎语，说明他们上岛的时候早已放弃了文身的习俗，而到了海南之后为了表示黎族的习俗才重新从黎语中借用了这个词。秦汉之时，壮侗民族普遍文身，因此，临高人入琼当不会早于汉代。
  据《太平寰宇记》载，宋代广西邕州左右江各州壮族人：“其百姓悉是雕题、染齿、画面、文身。”明代邝露《赤雅》也记载了壮族文身：“黥面绣额，为花草、蜻蜓、蛾蝶之状。”似乎壮族放弃文身的时间很晚。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广西西部的壮族保持着文身习俗的时候，在今广东西部和广西东部的关于文身的记载却在六朝之后就难以找到了。“魏晋以后，分别以僚、俚、鸠僚、乌浒等名称出现于中国古代史籍之中。但有关僚人文身习俗却不见记载……笔者认为这是由于秦汉以来，特别是魏晋至南朝时期大批汉族涌入加快了当地僚人汉化的速度。据文献记载，这一变化从东汉到隋唐延续了近五百年。”①六朝政府对俚僚攻掠的军事行动接连不断，但对招抚的俚人，纳入郡县为编户。赋税（贩物）是随地所产而征。对俚人聚居的溪峒，仍委任俚帅管理其民。②《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灵帝时：“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从东汉末年开始，东部的俚僚民族大规模汉化。
  确定了临高人入琼的时间上限之后我们再来看时间下限。临高语中“甘蔗”与“龙眼”两个词也是借自黎语，③而与壮侗语中其他语言完全不同。我们知道，这两种植物都是今天广西壮族地区的重要作物。临高语中没有这两种作物的称谓而借自黎语，说明临高人移民海南的时候，这两种作物至少还没有大规模种植。虽然汉代就记录了两广地区出产甘蔗，但这时并不一定形成大规模种植，有可能入琼的壮侗语族群对此物并不熟悉。但到唐朝时，甘蔗已经成为中国的著名水果了，生产已经规模化。龙眼也在唐宋时期高度商品化了，如果临高人是在这之后入琼的话，不会放弃原有名称而改借用黎语，所以临高人入琼，最晚不会晚于唐。
  另外，广西部分上层壮族人自唐宋开始，出于政治文化因素，开始指认自己的“汉裔”身份，族谱中多将祖籍地认作山东青州、白马等地，④而这在临高人的传说与族谱中均见不到痕迹，临高人的族谱多将自己的祖籍地认作福建，这显然是受到了唐宋之后迁入海南的汉人族谱的影响，也说明临高人入岛时间不晚于唐宋。
  那么，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临高人的祖先是在六朝及隋时迁入海南的高度汉化了的俚人、僚人，他们来自今天的雷州半岛及广西西部一带。结合古代百越民族的悠久的航海技术，他们很容易越过琼州海峡登陆海南，可能不是一次性地移入，但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先后进入海南之后结成了一个统一的族群。至于宋朝征黎时从高州等地调入的军士，也可能在征伐之后有些融入了这一族群之中，但不可能是其主体。
  而且“俚人”这个名称也很值得注意，它不像其他民族称谓一样往往是音译，它一方面可能与“骆”“僚”的字音相关，但另一方面，“俚”字在古汉语一直是有其意义的，它本来就有“俗”的含义，而“俚人”并不全是指异族，它也可以指民间的老百姓。说明当时的人们并不是全把他们当作异族对待的。
  五 临高人与冼夫人传说
  联系到这一时期的一些关于僚人、俚人的重要事件，我们就可以对临高人入琼的脉络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雷州半岛和海南北部都有冼夫人崇拜的遗风，传说她就去世在海南。冼夫人正是俚僚的一位著名民族首领。史书中对她的记载很详细，这里只将相关的材料整理出来。一是冼氏家族势力强大，“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说明，当时的海南已经有大量的俚僚人生活。他们与雷州半岛的俚僚应当是一个族群，而不指黎族，正是有了这样的统治基础，所以冼夫人才可能建议梁朝在汉儋耳郡的基础上设立崖州。二是从冯冼家族联姻以及带领本族人帮助中原王朝平定岭南等史迹来看，其族群一方面在习俗上已经高度汉化，但另一方面还保持着部落制度的大量遗迹。冼氏作为部落头人的地位仍显得相当重要。而中央王朝也正是借助于他们的这种地位而进行统治。三是虽然没有冼夫人在海南进行军事活动的明确记载，但冯冼家族的后代在海南为羁縻长官的事实却是明确的。冯冼家族实际上成为海南的直接管理者和统治者，于是大量已经汉化的俚人，作为冯冼家族的族人、士兵、奴婢、随从等纷纷涌入海南。《大唐和上东征传》对于冯崇债、冯若芳开发经营振州、万州做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在万州首领冯若芳的辖区内，冯的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对他们进行管理应为南下的俚人所为。”①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得知，在六朝时期，有大量的俚人或者称为僚人的人进入海南。后来随着冯冼家族势力入琼，更多的人随之入琼，他们一方面不再认同黎族而与之同化，但另一方面与汉族还有区别，传统的部落制度还有深刻的影响，而这些俚人就是今天临高人的祖先。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临高话的称谓中看出来，“临高人把黎族称为‘勒林’［lak55lim53］（意为‘外族人’‘非自己人’），而把操海南话的汉族人称为‘勒科’［1ak55khak55］（意即‘客’）或‘港科’［ko55khak55］（意即‘讲客’）”②。他们认为黎族人是“外人”，而后来的汉族人不是“外人”，而是自己人中的客人。他们自己则以汉族人中的“本地人”自居。
  这也能回答有的研究者提出的问题，即“临高人先民到达海南岛东北部海岸之后，为什么不像黎族祖先那样溯河而上，向高山大岭求生存求发展，却分布在东北部的丘陵地带定居下来？”③因为他们入岛时在生产方式上已经与汉族区别不大，已经完全以稻作农业为主，因此，对狩猎已经毫无兴趣，更多地向适于水稻种植的近水平原发展。
  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到海南的一个史实，就是唐时设立了琼州之后，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整个琼州都“陷于山洞蛮”，直到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在这120多年里，琼北地区只有临高（临机）县一直控制在唐政府手中，说明临高一带是这些汉化俚人生活的核心区域，也是唐政府在琼北统治的核心区域。后来随着唐宋政府权威的建立，根据前人对于海南地名的考证，他们分布在海南北部、东北部的广大区域上。他们直接与黎族接触，所以相互之间在语言上有诸多影响。
  但从宋代开始，汉人更多地移入海南，海南这种南黎北俚的局面被打破，这些入岛的俚人中的许多人都被汉族同化（本来古代就没有今天的民族观念，纳入编户齐民者之间很容易产生认同感），所有风俗习惯都与汉族无异。而且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唐宋之后，其迁出地广东西部的汉化程度更快，这使得临高话失去了与其来源地的语言接触的可能，因此使它只能在语言的底层上保留着一些壮侗语的规则，而在词汇层面上大量借用汉语。其中也自然有很多人放弃了临高话，而改讲海南汉语方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只在临高保留了较为完整的更接近壮语的“临高话”，而澄迈、琼山、儋州等一些地方还能看到遗迹，如海口琼山的长流话便是以临高话作为语言的底层结构，只是表层更多地受到了汉语的影响。①
  结语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海南民族分布的历史和演变过程。作为海南最早居民的黎族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时候首先渡海来到海南生存繁衍，那时还处于渔猎社会的末期和农业社会的初期；而后在秦汉之际，随着中国边界扩大到了岭南，海南黎族也结束了孤独的状态，随着秦汉帝国的征战，海南逐渐为人所知。随后，汉化的“俚人”即今天临高人的先人渐次进入海南，把更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海洋渔业发展起来，从此，中央政权开始在海南建立起稳定的统治。而且形成了“南黎北俚”的民族分布。唐宋之后，汉族移民来海南定居者不断增加，擅长渔猎的黎族向山区集中，而临高人与后来的汉族移民渐次融合，生产生活方式上已经找不到区别，只是在语言上还保留了其先民骆越的痕迹。在这个过程中，回、苗（瑶）等民族又进入海南的民族大家庭，形成了今天各民族共同开发海南、建设海南的和谐景象。
  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也有过矛盾，但其主流是互通有无、相互学习和沟通，这一点我们从各种语言相互之间的借词关系就可以看出来。各种与种植、养殖等生产相关的词语在海南各民族之间都是相互借用，说明彼此之间的学习一直没有中断过。“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当合破天荒。”正是在不断的融合与更新中产生了古老的海南文化，而海南文化也会随着各种文化的融合而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