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一
  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世界上的岛屿大致有三类。除了至今仍散落在太平洋上的诸多具有原始部落和原始宗教意义的岛屿外，还有两类岛屿因为与大陆文化的关系而尤其值得关注。其一是被异化的岛屿，其二是被同化的岛屿。
  克里特岛作为被异化的岛屿的典范，隶属于爱琴海文化。爱琴海上岛屿众多，其中最大的是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出现了青铜文化，公元前2000年就出现了奴隶制国家，拥有丰富的文化成果，并对爱琴海周围诸岛特别是希腊半岛的文化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米诺斯王朝那雄伟的宫殿和卡马雷斯那精美的陶器，还有象形文字及其简化而成的以线条表示轮廓的线形文字。史称“克里特文化”或“米诺斯文化”。但是，在公元前15世纪，希腊人利用火山爆发后对克里特岛的破坏性影响，以战争和贸易的手段入侵克里特，并与当地原住民渐渐融合成新的文化形态。于是，在这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中，爱琴海文化的中心便转移到希腊本土的迈锡尼地区，而克里特文化在不自觉地转换成了对西方文化有重要意义的古希腊文化后，则逐渐为世人所遗忘。只是近代以来经过古发掘才重新为人们所认识：这个旅游胜地原来是西方文明的根！
  克里特文化或米诺斯文化的历史命运，从另一角度说明：在航海业很发达的古代社会中，岛民居住的环境被海洋包围，生活空间受到很大限，只能以封闭的岛屿内陆为生活天地。不仅与外界缺乏交流，无法向大延伸，而且缺乏内在竞争，生产力水平很不发达，创造财富的能力极其限，社会文明的水平也难以持续，与大陆文化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从更般的意义上来看，岛屿文化并不具备进步发展的内在机制。诚如文化地学家葛绥成所说：“人类幼稚时代，只在岛上半岛上或海岸地方，发展化：及人智发达，大陆方面，亦渐为文化所进展……然而岛屿方面，人与自然，或人类与人类之间，少有大陆中那样的生存竞争，所以人类的达，就不免受阻碍。不过一旦从其他陆地比较发达的民族移至岛屿，或大陆方面输入种种文化，而使之发达时，那岛屿的文化，便得产生。”岛屿如不受大陆的何种刺激，而自己能开拓文化的，却未之前闻。如英、日本，虽说开拓了岛屿文化，其他所有的文化，还是由大陆输入而。英国、日本，在地形上从前为大陆的一部分，故有陆岛之称”①。故有化型岛屿的普遍存在。的确，在新历史观的概念中，没有任何一个原生岛屿国家，能够独立进化出一种高端文化，并因此“蛮荒”而不遭受诉乃至摧毁。例如日本，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年间就有又委倭王”事，日本从这时就开始正式接受汉帝国封号倭王，成为中国附属国。另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岁时来献见云。”倭字本意是丑陋的、矮小的、琐碎的意思。一个“倭”，体现了大陆文化与岛屿文化的尊卑地位及其独尊中原、鄙夷四裔的文意义。再如英国。在罗马化时期的不列颠诸岛，先住民凯尔特人是“低的”，凯尔特语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来自罗马帝国的拉丁语成了列颠的主要语言。条顿化时期，凯尔特人的地位更是每况愈下，只能逃山野树林寻求生存，结果导致土著语言凯尔特语随着凯尔特人的消亡而亡了。
  其文化都根基于大陆文化的英国和日本，都是同化型的岛屿国家。历史地来看，这些岛屿文化的诞生，多以大陆军事力量的征服开始。罗马人和条顿人渡海征服不列颠群岛，大和民族征服本洲岛民（大和民族并非日本土著部落，而是从海峡过来的战争逃亡者和政治流亡者）①，均为此例。但征服者征服后便会发现，只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征服的目的，所以随着军事优势的确认，大陆的世俗生活和价值观便开始殖民化到新领地亦即岛的文化中，并不得不从现实的角度来对土著文化和自身文化进行反思，进而形成新的岛屿文化，创造出了适合新的生存环境的文明体系。英国的既与罗马教廷保持相对独立性，又与之相承相袭的宗教革命，以及日本的神道教、情教和佛教三位一体、相互并存的意识形态，均属此类。所不同的是，由于中华文明的中和特质，加之当时移民人口有限且武备不足，这些为日本岛屿带去了冶铁、农耕、医药、纺织、养蚕、建筑等谋生方式的大陆秦汉移民，不可能像罗马帝国军队踏上不列颠群岛那样残酷杀戮先住民，到岛屿上当主宰话语权力的主人，而只能基于仁政传统，采取战国“割地自保，不争王霸”的生存方略，与原住民和平共处地生存。于是，在中国文字的基础上产生了日本文字，在中国“吴服”影响中产生了日本和服，在中国饮食的同化作用下产生了日本料理。所以日本19世纪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第九章“日本文明的来源”中说：“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②“如果过去我国没有儒学，也不可能有今天”③。因此，如果说大陆文化来源于各种文化的碰撞与妥协，那么，同化型的岛屿文化则来源于大陆优秀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征服与同化。只是到了科学技术使大航海成为一种可能，岛国经济以及岛国军事的独立才得以真正出现，脱离母体的岛屿文化才成为现实，甚至强大的大陆文化也只能望洋兴叹（如率先发起工业革命的不列颠之于保守顽固的欧洲大陆）。在此之前，岛屿文化难以在狭小、封闭的环境中以普遍的社会形式成熟起来，他们的文化不仅来源于大陆，而且他们若不继续从距离最近又较为发达的大陆文明中汲取养分，其文化的根基必然无法成长。
  起源于一种普遍的事实，在这普遍的事实中，海南岛文化，显然属于普遍的同化型的岛屿文化，而不是个别的异化型的岛屿文化。有研究表明，如今广西南部的勾漏山，在远古时期直延伸到海南岛五指山；如今海南岛北部和广东的雷州半岛南部还分布有同样的玄武岩层：以前海南原始居民落笔洞人的牙齿，与河南（仰韶文化）、甘肃新石器时代人以及云南现代人的差别不大，不排除人类从大陆迁入海南岛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海南岛是一个古老而典型的“大陆型岛屿”①。这种岛屿文明的性质，使得大陆人口的移入历史相当久远和持续。具言之，早在7000～3000年前，南方“骆越人”（百越族之一）便陆续移入海南岛，成为海南岛的先住民——黎族的祖先。并且早从秦始皇时期开始，至少由于三方面的原因，大陆中原文化便侵入和浸入海南文化之中，逐渐取黎族文化而代之，成为海南文化体系的主体。首先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政治需要。在这种需要下，秦始皇统一岭南，设南海、桂林、象郡，海南岛属象郡边缘；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伏波将军路博德和楼船将军杨仆平服南越后，在海南岛设立珠崖、儋耳两郡，隶属交趾（越南）部刺史；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43年），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趾，往来南海，抚定珠崖，调立城郭。如此等等，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年），冼夫人招慰诸俚僚，十余州归附大陆政权，海南岛才结束了整体性的军事冲突和完成了行政建制，政治的同化才告完成。其次是大陆移民的必然结果。从汉代辟郡建制到隋代设县并邑之间，海南即有大陆人群移入。到了唐宋之际，随着航海业的发达，福建、广东的商人开始落籍海南。尤其是中原大陆战争频繁，导致大陆北方人群南迁，而闽、粤、桂诸地区的大批南方人群则继续南迁至海南岛，海南移民开始形成规模，并到明清二代，达到高潮。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移居海南的大陆人，唐以前仅有2万多人，唐代增至7万多人，南宋时增至10万多人，元代已达17万多人，明代高达50万人，清代中叶增加到217万人。其中，闽人150多万，中原人40多万，客家人20多万，而作为先住民的黎人，仅有20多万人。这种现在在海南人的姓氏中依然可觅其踪的移民运动，为海南岛形成同化型的岛屿文化，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最后是贬官文化的必然结果。唐宋时期，大陆中央政权派系斗争激烈，被称为“蛮荒之域”和“瘴疠之区”的海南成为流放贬谪官员的地方。人数之多（唐朝70余人，宋朝80余人）、职位之高（侍郎、尚书以上的高级官员达50余人）、影响之广、对贬地文化贡献之大，乃全国之最，并为世界文化史罕见。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独上高楼望帝京”的贬官们，均为中华封建帝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他们流贬到海南岛后，或寄情山水，或著文销愤，或开办学堂、教书课徒……因而也就成了大陆文化的自觉的传播者，在用先进的文化同化海南岛文化方面，居功至伟。其中的杰出代表当属苏东坡。苏东坡在贬谪中和镇的三年间，开辟儋州学府，自编讲义，自讲诗书，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教育，培养了大批如姜唐佐、王宵、黎子云等饱学之士，益及全岛，大陆文化日兴，儒道精神日盛。这些精英，为海南岛文化体系创建了重要的主流话语。
  如此一来，经过军事征服、人口移入和官员流贬，到了明清之际，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大陆文化已在政治体制、社会基础、核心价值观诸方面，基本完成了对海南岛文化的彻底同化，以及海南文化体系的创建。其同化的力度之大、程度之深、强度之固，非其他同化型岛屿所能比。
  二
  海南岛是个在政治体制、社会基础和核心价值观诸多方面被中华大陆文明深深同化的岛屿。和其他同化型岛屿所遭受的命运一样，在此过程中，海南岛也曾发生过黎族先住民的顽强抵抗。早在汉代，黎族就曾反抗官府强征“广幅布”而攻破郡城，杀死珠崖太守孙幸。而此后的黎汉冲突一直都时有时无，未能终止。即使海南文化兴盛时期的明代和海南文化普及时期的清代，亦复如此。但总体来看，深受大陆农业文明和儒家文化所熏陶的历代统治者，从隋明冼夫人奉众“归附”以后，一直在探讨平黎治黎的问题，并且尽力避免使用武力最终选择了以抚定为主，以讨平为辅的“文治”路线。他们或厚赏赐官；或诰令世袭，世为峒首；或设立社学、延聘教师；或实行“土官、土舍”制度，授以黎族统首各种自治权力。更有清代制定了“抚黎”章程《十二条》，提出了“据其心腹，通其险阻，令其向化”的治黎方针，在统治方法上不断进行改进，所以同化得比较温和，王化得比较彻底。除此之外，明清政府也加大了海南的投资开发力度，架设了一些桥梁，修了一些道路，完成了一些基础建设，遂使海南岛的土地开发、农业种植、工矿企业和对外贸易全面发展，黎汉关系明显改善，黎人汉化明显加强。甚至一些地方，黎族已基本融入汉族，出现了文化交流和联姻通婚，以及“无黎”之说（如“文昌无黎”）。也有一些汉人，“因近黎土，谙晓黎俗”、“利其山水田地，创为村峒，落土藉田”，逐渐同化于黎族之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明清二代的海南岛文化，全面吸收了中华大陆文明，形成了“海外衣冠胜事”，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文化学者。其中，尤以书院和科举考试为最。
  海南的书院始之于宋代文豪苏东坡。明清时期，在东坡书院的基础上，海南书院蔚然兴起，达六十余所，以尚友书院、蔚文书院、琼台书院、溪北书院著名，云集了众多名儒、学者，其特殊的教育方式和优雅的书院建筑，对当时海南的教育以及文化均有重要影响，使海南进入了人才辈出的时代。据文献记载，海南从宋代开始参与中华帝国的科举考试，到明清两朝，不断涌现举人或进士。其中，宋代有举人13人，进士12人；明代则有举人595人，进士62人，文渊阁大学士1人，达到高峰；清代有举人157人，进士22人，虽逊于明代，但产生了当朝探花张岳崧，并得到了皇帝的手谕——“何地无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化传播过程，并不是岛屿文化对大陆文化的被动接受，而是一种主动吸收及精神向往。所以，其间不仅有普遍的民间响应，还有特别的精英推动，还发生了明代名臣王弘诲“奏考回琼”的故事。由于海南岛孤悬海外，距中原和京师都非常遥远，所以每当科举大考时，主考官惧怕凶险，很少到琼督考，只是驻节雷州，行文调考。海岛学子不得不长途跋涉，劈波斩浪，冒险前去赴考，死伤颇多，以致发生了嘉靖三十六年一次覆没数百人的惨案。基于此，深感“天下儒生之远而苦者，未有如琼之甚者也”的王弘诲，便上奏疏请在海南岛增设考场，由琼州兵备道台兼提学考官，并且获得诏准。其推动海南岛屿文化靠拢大陆主流文化的“形而上”之心，跃然而出。
  其实，海南岛民，或者说移居到海南岛的大陆人以及受其同化的先住民，他们向往和吸收中原文化的现象，不仅仅体现在书院和科举考试方
  面，而且还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大陆中原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宗法性，而宗法性又发展为对祖先世系的记载和认知，即来源于“孔氏家谱”的叙谱传统。这种海洋文明中较为罕见而且带有传宗接代意义的叙谱传统，在海南由来已久，而且十分普遍。遍布海南的宗庙祠堂，尤其是那些显然与妈祖庙不同的祠堂，充分说明了海南岛文化体系中大陆文化因子的影响。还有海南民居，海南传统主流民居不仅与北京主次分明、方正对称的四合院非常相似，而且堂屋比其他房屋宽敞高大，在院落中显得特别突出，堂屋中供奉着祖宗神位，是家族礼制的中心。过年过节，婚丧大典或生辰忌日时，家庭成员都会在这里设条行礼，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也要在这里拜见父母，鲜明地体现了大陆中原文化循规蹈矩、祖先认同、家长权威的特点。
  所有这些现象都足以说明，海南岛作为一个被大陆文化同化的岛屿，始终对其文化的母体持以吸收传承的态度。
  三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区分过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一是干燥的高地和高地上的广阔草原和平原；二是巨大河流所经过的平原流域；三是处在与海直接相连的沿海地区。第一种地区盛行畜牧业，第二种地区盛行农业，第三种地区则盛行商业。黑格尔说，海洋和河流使人们接近，山岳使人们分离，但“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补充说：“不过海洋使人们接近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上；而在生产力较低的阶段……海洋却大大阻碍了被它所隔离开来的各个部落间的关系。”①直到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可以制造出安全可靠的海上交通工具以前，海洋一直是使人类分割封闭的因素。只有当可以保证较为安全地在海上航行的轮船出现之后，欧洲才打破了氏族血缘集团以及封建主的有效控制，形成平等自由的观念和民主政体；海洋才不再使各民族分割成或大或小的生活单元，居住在地中海地带的各民族之间才得以有了更为频繁的交往，并促进了国际贸易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出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民主政治的代表——英国。作为一个岛屿国家，英国近代崛起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而其中与时俱进的宪政体制（三权分立）的形成与完善，无疑是最重要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支撑。近代英国正是借此而引领时代潮流，先消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又打败了“海上马车夫”荷兰，并在工业革命中迅速成为欧洲强国的。因此，如果说农业文化创造了专制国家，那么，近代英国岛的文化，拥有一个包括海南岛在内的所有东方岛屿文化所普遍缺乏的体制性特点，即由开放而非封闭、不确定而非确定、多元而非大统的海洋所产生的自由平等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主制度—宪政精神、法律制度—契约精神、私有财产制度一个人主义精神。这与自给自足，重农轻商、讲求宗法约束之下的海南岛文化，大异其趣。
  但是近代英国与西方的海洋文化，尤其与古代地中海的岛屿或半岛文化之间还存在另一种历史关系。古代地中海的这些小岛和半岛，山地丘陵较多，土地也较贫瘠，适合种植葡萄树和橄榄树之类的经济作物，但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粮食作物的栽培，这意味着它不可能为文明的发育提供足够的内部资源，只有从战争和贸易中获取必需的外部资源，并建立相应的商业文化。于是，古代地中海海洋文明便在航海和贸易中早就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只要通过武力扩张，建立海外殖民地，控制地中海沿岸，就能攫取大量财富，实现强国梦想。古希腊之于特洛伊战争，古罗马之于埃及征伐，均为此例。延续这种海洋文化的传统，不列颠岛屿文化便具有了突出的扩张主义、重商主义和物质享受主义的色彩。具言之，大不列颠岛系由诸多岛屿构成，隔海峡与欧洲大陆相望，是一个领土面积狭小的岛国。在古代历史中，地中海的罗马帝国扩张入侵过这里，欧洲大陆的条顿人扩张征服过这里，北欧“蛮夷部落”维京海盗也肆虐骚扰过这里，导致从欧洲早期移居而来的先住民凯尔特人，一个个消亡在山野丛林之中。而且，取凯尔特人而代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近代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圈地运动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达与本岛资源的衰竭，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后先进的政治制度的形成，随着航海浪潮中强大的海军的创建，以及宗教改革后英国清教徒强烈的个人奋斗进取精神的张扬，又秉承着这种扩张精神，开始成立殖民公司，甚至展开殖民战争，向殖民地倾销商品，同时掠夺殖民地的廉价原料，到海外进行不平等的贸易，获得了财富的流入，获得了原料和工业品市场，一举成为著名的“日不落帝国”。由此可见，领先于欧洲近代化进程的英国岛的文化，是通过征服与开拓殖民地来实现其重商主义的。而之所以必然如此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资源的贫乏短缺。
  与海洋性质的岛屿文化不同，海南岛文化显然更具有农业文化的性质。而能够如此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海南岛资源极为丰富，人口却不众多，发展空间巨大，并无地中海诸岛以及“圈地运动”后英国那种因为空间狭小或资源紧缺所产生的社会压力，或者说，没有扩张主义和重商主义基础。首先，海南岛有1830公里的海岸线，近海物产极为丰富，完全能够靠海吃海，靠水吃水；其次，岛上又有大片的热带雨林，生长着各种植物4200多种，包括椰子、胡椒、槟榔、腰果、沉香、香茅、剑麻等稀有特产，以及花梨、母生、子京、坡垒、苦梓、红椤等珍贵木材，完全能够立足本岛，靠山吃山；再次，海南岛全境34000平方公里，其中有大量的土地尚待开发，土地潜力很大，根本无须对外扩张。而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唐宋之际的海南人口不过10多万，清代中叶的人口仅仅200多万！总之，无论在移民潮之初，还是在移民潮之末，海南都是一个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社会，是一个完全可以走农业开发道路的岛屿。事实也是如此，到了宋代，随着汉人增多、文化开化、航海发达，以槟榔、吉贝（棉布）和香料等农产品为主的海外贸易在海南甚为兴盛，其贸易对象是以广州、泉州、福州为主的大陆，兼有马来半岛。而到了明清时期，在大陆农业文明和农业技术的影响下，海南岛的开发更直接地体现在农业生产方面。或者说，海南岛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已臻于成熟，形成了大陆性质而非海洋性质的岛屿文化体系。
  西方岛屿文化的海洋观，从其海神形象中可见一斑。在古希腊的神话体系中，脾气暴躁而贪婪成性的波塞冬是众神之王宙斯的哥哥，他与宙斯一同战胜了父亲克洛斯之后，一同分割世界，负责掌管海洋，以三叉戟主宰水域，在水上拥有无上的权威，能动摇大地，能呼唤或平息暴风雨，能轻易地令任何船只粉碎。但象征着他的圣兽海豚则又显示出海的宁静和波塞冬亲切的神性。更重要的是，波塞冬不仅神性广泛，而且野心勃勃，常与诸神交战，不满足于他所拥有的权力，具有强烈的侵略性和极大的野心。他密谋夺取宙斯天帝的宝座，但被宙斯发觉，放逐到地上受刑，帮助劳梅顿王修建特洛伊城。力量和权力以及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冒险和争霸意
  识，是西方海神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唯其如此，爱琴海附近的希腊海员和渔民对他极为崇拜。他们认为，海洋的自然力非常强大，这个自然力中必有一种更强大并能够使其左右的力量，这个力量的化身就是令人崇敬的波塞冬。诚如研究者所说：“波塞冬是海洋的强者，他可以给人类制造种种灾难。从东方人的观点看，波塞冬是个恶神，但古代希腊人重视的不是善恶之辨，而是力量的比较。”①
  与此不同，在以岛屿内陆为生活生产环境的海南黎族的宗教信仰中，有山神、地神、灶神、雷公神，就是没有海神；有植物崇拜、动物崇拜，就是没有海洋崇拜；有婚姻禁忌、丧葬禁忌、生育禁忌、做鬼禁忌，但却鲜有海洋禁忌。说明黎族虽然居住在海岛之上，却是一个农业民族。而在海南后来的移民文化中，虽有与海洋相关的宗教信仰，但与西方的海神精神相去甚远。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作为其来源的中国大陆的海洋观相当保守，且具有农业文化的性质。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海洋是一个充满黑暗和恐怖的地方。“海”这个字“从水从晦”。晦便是晦暗，便是“晦昏无所睹”，即不可知。这与古代海神传说相辅相成。中国最早的四海海神包括东海海神禺虢、南海海神不廷胡余、西海海神弇兹、北海海神禺疆。他们都是珥两蛇，践两蛇，甚至人面鸟身，与蛇图腾密切相关。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四海龙王信仰渐取蛇图腾而代之，其神形成了大鱼或蛟龙。又由于佛教的传入，以及佛经中描述的西天来的兴云布雨、令诸众生、热恼消灭、“无边法力”的特点，无量诸大龙王自然同中国原有的龙蛇形早期海神相融合，名正言顺地取代了原始海神，享用渔民舟子的香火。从此以后，中国东西南北四海全部由四海龙王接管，其成为海中之王，水族统帅和海洋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陆的民间传说中，人格化了的龙王既有为民造福的形象，也有与民为害的事迹。神话小说《封神榜》《西游记》，戏曲杂剧《柳毅传书》《张羽煮海》中，都有善恶不同的龙王出现。尤其是《西游记》中面对孙悟空时战战兢兢地献上金箍棒、黄金甲的龙王，更是几近于小丑。但其原型——不同于大陆龙王传说的海南海龙王则是一位护佑平安、拯救灾难的正神。说明海南先民对潮起潮落、碧波万顷以及水患无穷的南海，不能做出解释，还不具备认识海洋和征服海洋的能力，他们只能抱着一种敬畏的心理来看待海洋，祭祀海神，祈求海神。于是具有“广徕天下财利”和“广利生民”之意的南海广利王，在海南的民间便演变成海龙王和海龙王庙，成为民间崇拜对象。
  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海龙王之外，海南还从大陆引进并创造了一系列女性海神，首先就是著名的妈祖。妈祖的神形像东海女神观世音一样，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但又与东海女神观世音有所不同。作为东海女神，观世音是由佛教中的菩萨转化而来，妈祖则是由人死后的魂灵转化而来。妈祖姓林名默，福建莆田人。相传妈祖性情和顺，热心助人，洞晓天文气象，能够“预知休咎事”，有“神女”“龙女”之称。她羽化成仙后，传说身着红装飞翔在海上，每当风高浪险时，“涛雨济民”“挂席泛槎”“化草救商”“降伏二神”“圣泉救疫”，等等，屡屡显灵，被尊为“妈祖”，被宋元明清历代帝王先后封为“顺济夫人”“灵惠夫人”“天妃”“天后”“天上圣母”等，是历代船工、海员、旅客、商人和渔民共同信奉的神祗，影响遍及包括海南在内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妈祖崇拜在海南相当悠久。宋元之际，大量移入海南的福建船民，先是在船上设神主牌位香案各自祭拜，后来在岸上分区位集中祭拜并形成“天后庙”或“天妃庙”。据日本学者小叶田淳《海南岛史》记载，元代的海南岛即建有“天后庙”，而且发展很快。据考证，整个元代，海南岛的妈祖庙仅有5座，明清两代却增加了42座，遍布琼州府的13个州县；数量最多的是文昌县，达11座之多，其次是万宁，有7座①。海南妈祖崇拜之盛，可见一斑。属于这类女性海神的还有来自大陆佛教的观世音菩萨，来自海南本土的水尾圣娘、泰华仙妃和三江晶信夫人，等等。这些女性海神之所以能够与男性的海龙王并驾齐驱甚至备受海南岛民崇拜，在于她们个个慈眉善目，不像海龙王那样怪异狰狞，具有东方的古典美；也在于她们温和慈祥，大慈大悲，乐于拯救苦难，救渔夫于狂风巨浪之中，救岛民于生老病死之中。而且无处不在，有求必应，一呼即灵。体现着男性海神所缺乏的关怀和关爱，更为一般渔夫舟子所接受和膜拜。
  总而言之，虽然海南和西方宗教中都有海神崇拜，但性质大不相同。西方海神波塞冬体现了征服、冲突的海洋文化精神，其中那充满紧张对立关系的力量与权力，吸引着人们在精神层面上信仰崇拜；而海南的“海龙王”和“妈祖”，作为正神和善神，他们体现的都是天人合一的大陆农业文化精神，其中那正义与善良，吸引人们在实践层面上祈求乃至迷信，以对付不可知的“恶”。这再次说明，海南和中国沿海地区一样，虽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靠海、吃海、用海、观海，海洋文化历史悠久且内涵丰富，但受到黄河文化的深刻制约，有着明显的农业性质。如果把英国式的岛屿文化称为竞争、扩张性质的海洋商业文化，那么海南岛文化则可称为服从、保守性质的海洋农业文化。
  综上比较，海南岛作为一个被中华大陆农业文化所持续而深刻同化的岛屿，其文化中既不存在去大陆化的倾向，也不存在扩张主义的传统；既没有东方岛屿文化的狭隘性，也没有西方岛屿文化的冲突性；既缺乏大河文化的宏大性（所以海南古代文学中少有重大题材的叙事文学），也缺乏海洋文化的民主性（因为在海南古代生活中更具话语霸权的不是制度而是宗法），具有自己独立而特殊的文化根性。这种根性，属于非常值得研究的“蓝色的农业文化”。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