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海南黎族是我国全在海岛上的一个少数民族，有其特殊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但对其来源，却见仁见智，长期以来“大陆来源说”为主流。而基于政治形势，“南来说”只在学术界部分人士中流行，在社会上没有多少回声和影响。近年，黎族“南来说”重新抬头，得到更多人认同。本文即在此基础上，主要借助于史前考古成果，认为部分黎族先人在史前某个时期从南海周边或南太平洋地区流入海南岛，与从大陆移入那部分黎族先人汇合，后发展为黎族各支系，在岛上繁衍生息至今。
  一 黎族先人非岛上土生土长族群
  地质史表明，海南岛作为一个大陆岛，与祖国大陆有过多次分合过程。早在更新世末，雷州地洼中部产生断陷，形成琼州海峡，直到全新世早期，海面上升，海南岛再次脱离大陆，成为一个独立地理单元，这距今1万～1.2万年。海南这个地质运动历史和它圈层状地形以及热带森林密布的自然环境，对生物的起源和进化有特殊意义。达尔文进化论的支持者，英国自然科学家华莱士（A.R.Wallace,1823～1913年）曾指出，因为长期孤悬海外，海峡和海洋成为一些动物和植物迁移不可逾越的障碍；海岛与大陆生态学不同，严格来说没有第一性意义，即海岛的动植物区系有自己的特点，与大陆不一样。这个观点用于海南岛，即可知海南岛会保留大陆没有的物种，大陆一些物种也会被海峡阻隔而不能进入岛上。即按人类起源和进化过程，170万年前，元谋人已经诞生，此后，北京人、封开人、马坝人先后出世，但海南已独立成海岛。在一个面积仅为3.5万平方千米的岛上，基本不可能完成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即海南不可能产生人类祖先，岛上人类都是外来的，而不会是土生土长繁殖的。
  另外，关于人类起源及其迁移路径，一种说法是人类起源于非洲，后向亚洲迁移，在第四纪青藏高原隆起以后，即沿其边缘进入西江流域，向东南亚和沿“东海走廊”向中国大陆中部、北部以及东北亚地区转移。①这条古人类迁移路线，完全有可能经过海南岛进入东南亚广大地区。
  这样一来，即有岛外古人类进入海南繁衍生息。而海南岛史前考古，目前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智人。考古学家根据三亚落笔洞发现的距今1万年的文化遗物遗存，“推测（海南岛）新石器早期的人类应是从我国大陆进入的”②。其“年代初步推测为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早期。这是海南岛首次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人类的居住遗址”③。既然海南岛旧石器文化完全是空白的，这就完全排除了海南本岛存在古人类的可能性。即海南古人类应是从海外进入，此后不断繁衍至今的。虽然黎族先人与海南古人类还有很大距离，但在缺乏其他古人类存在的背景下，姑且将黎族先人视为海南最早居民。即使如此，也无证据显示黎族先人是海南土生土长的，他们也是岛外居民，最早在史前某个时期进入岛上。
  二 黎族先人“南来说”依据
  基于海南岛居南海交通要冲，为人类南来北往必经之地，故其岛上居民应有南北两个源头。原始居民从大陆进入海南的“大陆说”已流行多时，并有充分论证，毋庸置疑。但其既有南来之条件和可能，则应给予更多关注和论证，兹述如次。
  （一）石器考古佐证
  1．中石器文化考古
  在人类文化史上，继旧石器之后，通常认为是中石器时代，距今约1.2万年。由于受最后一次冰期影响，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在华南地区，由于大面积大陆冰川出现，海平面大幅度下降，海水降到130～145米以下，大片大陆架出现，半岛和陆块、岛屿与陆块、陆块与陆块等相互连接，变成通道，极大地方便了古人类和动物群的迁移，为人类活动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宽广的天地，南中国海再次成为古人类交往的通道。在南中国海北部，属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遗存不少，包括广西宾县盖头洞、柳江思多岩、陈家村、崇左矮洞、柳州白莲洞、大龙潭鲤鱼嘴下层、桂林穿山月岩及东岩洞、甑皮岩，广东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罗砂岩上层、英德青塘朱屋岩和云岭牛栏洞等遗址。这些遗址遗存出土石器以大中型者居多，也比较进步，其中阳春独石仔还有七件“苏门答腊式”石器，显示其来源或受海外石器文化影响。而更加明显的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也有同类石器文化，如越南和平省的“和平文化”，马来西亚沙捞越西部的尼阿洞穴遗址，泰国北碧府柿约乡僧侣遗址、泰国西北部的仙人洞遗址等，它们与上述珠江流域同时代石器文化的共同性，说明以南中国海为通道而发生的自旧石器以来的文化交流始终没有断绝。
  对于海南岛三亚落笔洞遗址的所属时期，可视为从旧石器到新石器的一个过渡时期，它所出土的文化堆积物即与岭南上述遗址性质、风格一致。据此有理由推断，岭南大陆有来自东南亚的石器文化，则海南岛作为交通枢纽，当不例外有南来古人类到来。当然，这须考古实物来验证。
  新石器文化考古
  新石器时代，南中国国海地理环境发生变化。根据C14测定，南海诸岛大部分岛屿露出水面时间距离现在约5000年，这就为这一时期原始人类在海上活动提供了方便，即可以乘独木舟或木筏在岛屿和大陆之间往来。有段石锛是我国南方古越人新石器文化的特型器物，除在我国台湾、菲律宾等地发现以外，在南太平洋的玻利尼西亚群岛、社会群岛和苏拉威西岛，以及北婆罗洲一带均有发现，表示古越人有可能利用南海方便条件航海至这些地区，与那里的人类发生文化接触与交流。最典型的是南海西樵山。南海西樵山是一个巨大的新石器加工场，其代表性细石器和双肩石器，不仅辐射珠江三角洲、广东南部、广西南部和海南岛、粤东、粤北，可能还渡海进入台湾新竹、基隆、台中、高雄、台东，以及溯西江进入云贵高原，而且还向南传播到海外，包括中南半岛诸国、马来西亚、印度、孟加拉等国家和地区。西樵山石器文化的创造者和百越先民，以擅长舟楫著称，在南中国海大陆架出露、海水变浅的背景下，完全有可能在海面上使用简单航海工具，将自己创造的石器文化传到他们所到之处，从而在太平洋、印度洋很多地区留下海洋文化的印记。在这个过程中，海南岛完全有可能成为南北石器文化交流的通道，岛上三亚、东方、乐东、昌江、陵水、定安、通什、琼山、万宁等新石器遗址出土石斧、石锛、有肩石器等即与以上地区风格一致，显示海南岛和岭南其他地区一样，古人类彼此间往来，不仅有中国内地人类南下，也有东南亚、南太平洋古人类北上，发生南北之间双向文化交流，相信会有南方古人类进入海南。
  （二）语言考古学证据
  语言学研究表明，史前时期在西南太平洋地带的三大群岛，即印尼群岛、菲律宾群岛和我国台湾地区岛屿，以及岭南等地区广泛分布“南岛语族”，我国南方百越先民是南岛语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彼此间有深厚亲缘关系。而体质人类学研究说明，“古华南类型”人群与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人、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人特征接近。这一研究成果佐证了南岛语族在华南的联系，包括台湾海峡西岸、西向岭南，北上江浙都是百越－南岛一体化人群文化的范畴。历史学者吕思勉说：“粤者盖今所谓马来人。”①历史学者翦伯赞也指出：“中国人种的来源不是一元，而是两个系统的人种，即蒙古高原与南太平洋。”对于后者，翦伯赞进一步认为，“这另一个系统的人种从南太平洋出发，沿马来半岛的海岸，向北推进，而达到中国的南部”；“南太平洋系人种之移入中国，似乎经由两条路线，其一支似系由安南溯湄公河与澜沧江或由缅甸伊洛瓦底江抵达云南。这一支人种就是后来所谓西南夷的祖先，亦即今日夷族和苗族的祖先。其另一支则系由安南沿今日之东台湾海岸进入中国之广西、广东、福建东南沿海一带，其前锋甚至达中国台湾、琉球乃至日本。这一支人种就是后来百越族之祖先，亦即今日瑶族、僚族及海南岛的黎族、台湾的番族之祖先”。①而原广东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刘耀荃先生在《海南岛古代历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南洋一带小黑人可能是海南最早居民。在黎族血统中带有黑人基因。在对黎族人进行体质测量中，发现其具有宽鼻、眉骨突起、棕肤色、突颚等特征；但此外，黎族人又具有圆头、黄棕皮色等蒙古人体质特征，并有蒙古眼，故黑人身体一些特征出现在黎族人身上，②表明海南岛和南洋之间，种族往来早就发生，血缘交流产生结果，才形成黎族人以上人类学体质特征。
  人类迁移必然伴随着语言的传播，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类学者林惠祥、凌纯声等先后从民族学、考古学的文化因素比较出发，提出南岛语族华南大陆起源论点，认为华南百越人就是古代马来人，即“原马来人”，华南大陆、东南亚到西南太平洋三大群岛之间的土著文化共同体构成了“亚洲（亚澳）地中海文化圈”。③而南中国海周边地区族群都在这个文化圈之内，属于南岛语族，他们也包括在南中国海海洋文化体系中。只是秦汉以后，中原王朝势力不断南下，汉人大量南迁，郡县制推行，汉文化成为岭南地区文化主流，百越－南岛系统民族文化被汉藏语族文化取代或覆盖，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不等于终结。其仍以文化积淀方式留存下来，包括岭南在内的我国东南沿海壮侗语族各系和这些地区的汉族语言中即有不少这种遗存，如黎、水、侗、壮族的口语和方言即与我国台湾地区高山族、菲律宾土著方言及马来语等南岛语言在基本词汇上有很多共性。闽、粤汉语方言和客家方言的构词和语音特征，亦与台湾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有很多共同特点。即是说南方汉语融合了南岛语要素，而与北方汉语有不少差异，成为南方汉语方言甚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中国通常将汉语划分为七种方言，岭南就占有粤方言、客家方言、潮汕方言三种。它们很多用词和构词法都有别于北方汉语。故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说：“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过某、峨某、陀某、打某……地黎称峒名有三字者，如那父爹、陀横大、陀横小之类；有四字者……”这些地区有属粤方言区也有属闽南方言区。这些地名不能用汉语解读，被认为是古越语残余。古越语今为壮侗语族，下分多个语支，如黎语即为其一支，仅用以表示聚落地名的用词即有抱（含宝、保、报、包）、番、什、毛等。这类地名占了海南黎区地名很大一部分，它们既属壮侗语族，也是南岛语在海南积淀遗存的有力证明。其实，我国不少语言学家通过语言材料比较，早就证实南太平洋岛屿上一些说南岛语的民族与我国百越先民操共同语言，并与今菲律宾语、马来语为代表的南岛语和包括海南黎族在内的侗台语族各语言做比较，发现它们同出一源，即我国南方汉语有不少南岛语成分，仅侗泰语词汇中与南岛语有关的词约330个。人类学者容观敻举例说，海南黎语与壮语、傣语、水语等同语族诸语言有不少同源词，但数词都大不一样。例如这几种语言除“一”“二”以外，自“三”以上至“十”“百”“千”“万”几乎与中古汉语的数字相近。而黎语却不是这样，其形式上跟印度尼西亚语、我国台湾高山语比较接近。有些南岛语词只与侗台语的黎语有关，如“马”“五”“六”“十”“肺”“在”等。民族语言学者解释说，在大批汉人进入岭南以前，黎族先民已漂离海上，因远离大陆，接受汉文化较晚，受影响也少，因而保留了黎族固有数词，并与印度尼西亚语、我国台湾高山语形式接近。①这无疑是南岛语进入岭南的有力凭证，也说明使用南岛语的居民属海洋社会族群，南中国海无疑是这个族群活动的重心。
  （三）器物考古佐证
  史前考古的器物也验证了南中国周边海洋族群文化的共同性。树皮布是有力证据之一。中外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在树皮布起源分布上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以及密克罗尼西亚等许多岛屿原住居民都使用树皮布作为服饰。西方一些原始艺术和民族著作对此多有描述。如中山大学容观夐教授推介的詹姆斯·埃奇－帕廷顿和查尔顿·希普同一书名画集《太平洋岛屿原住民的武器、工具、装饰品及衣着选集》即收入制作树皮布用的工具、成品式样等。而考古发现显示，香港、深圳、珠海、中山出土过制造树皮布用的石柏，台湾台南也出土过有条沟的树皮布打棒。据此有学者认为树皮布起源地可能在中国岭南范围内。①邓聪先生对树皮布做过田野调查和深入研究，他指出：“以环珠江口文化的树皮布石柏，流行于距今6000～5000年时期，是迄今东亚已知最古老的树皮布文化系统。由珠江口南向中南半岛、越南北部的冯原文化有丰富的树皮布资料，年代可能距今4000～3500年。泰国及马来半岛的树皮布文化稍晚，在距今3500年前稍后，菲律宾、我国台湾等地都具有别具特色的树皮布文化，迄今所知年代不超过距今3500年。太平洋岛屿均为树皮布文化繁盛区域，其年代更应在距今3500年之后。”②邓聪进而强调“发源于南中国的树皮布文化，从西南中国经中南半岛，席卷东南亚岛屿后，从海路跨过太平洋进入中美洲。树皮布在中美洲更广泛被用作纸，具有记载文化的功能，对中美洲的历史影响至为深钜”③。海南黎族人即为制作树皮布的能手，在现今通什海南民族博物馆中仍陈列着制作树皮布的工艺和式样。笔者于2011年4月在深圳文博展览会上亲见海南馆展示用见血封喉树制作树皮布衣服，制作方要价一万元。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琼州生黎巢居深山，织木皮为布”，又曰：“儋州黎人……绩木皮为布。”上古黎族先人广泛分布在海南岛、雷州半岛，树皮布应是他们的常服。又越南也有过繁荣一时的树皮布文化，菲律宾的树皮布又来源于越南，加上上述东南亚地区树皮布，则南中国海周边都是树皮布分布区，说明至少从史前时期开始，这些岛屿的世居居民已有树皮布文化往来，不管哪里是其发源地，树皮布制作和传播都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种称为“吹筒”的狩猎武器，也将海南、雷州半岛与东南亚史前文化联系在一起。“吹筒”为一种管状器物、为用竹或木做成的管子，长可2米左右，依靠口吹气体为动力，将带有毒液的箭头从筒中吹出，用以射杀小动物，其射程可达10多米，毒液来于见血封喉树，至今在海南、雷州半岛仍可见这种高大乔木（如在儋州、保亭、雷州市郊等）。据悉，婆罗洲、马来半岛等地土著小黑人和其他原始居民，曾广泛使用这种武器来猎取小型动物。无独有偶，20世纪20年代，有一外国传教士亨西·伊伯特（HensiImbert）曾在雷州半岛发现“吹筒”。这位教士在调查报告中说：“此外尚有一个证据可以说明广东省从前可能有过小黑人的存在。因为其地到现在尚在使用吹筒。此武器最常见于婆罗洲的小黑人及马六甲的西蒙（Semang）人中。有一传教士在雷州半岛找到一件甚佳的吹筒标本，长3.97米，吹矢长57～58厘米，矢镞用铁或木。我们所得的吹筒标本乃获自江洪港（在今遂溪县）者，其地在Weitchao岛（今为涠洲岛）之对面，在雷州半岛以南110华里。该地居民今日仍以吹筒射鸟及狩猎麝香猫、狐、野猫等小动物。”①海南岛黎人的传统狩猎武器也是吹筒，所用见血封喉树，在黎区甚为常见。笔者2011年到雷州半岛调查，即在遂溪、廉江等地闻说当地尚保留吹筒，唯未见实物。而在中国古籍上，也不乏有关马来西亚等地使用吹筒的记载。宋赵汝适《诸蕃志》曰：“穷谷别有种落，号海胆，人形而小，眼圆而黄，虬发露齿，巢于木颠，或三五为群，跧伏榛莽，以暗箭伤人，多罹其害，投以瓷碗，则俯拾忻然跳呼而去。”②这种暗箭伤人武器，应为吹筒一类器物，与后来西洋传教士所记和在雷州半岛所见如出一辙，应是古代琼雷与海外往来的一种物证。
  实际上，树皮布和吹筒仅是连接海南黎族与东南亚族源关系媒介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民族学家H．史图博曾两次深入海南做田野调查，后著《海南岛民族志》在柏林出版，1964年由广东民族研究所从日文译成中文（油印本）。该著列举黎族与东南亚、我国台湾民族相同的文化特质约近30项，包括刀耕火种、收割工具镰刀、柱子仓库、用牛踩耕、脱谷、鸡笼、牛车、木柱房屋、腰布、包阴布、妇女裙子、帽子、木棉和麻布、树皮布、纺织技术、大耳环、大发簪、红色长布、发型、圆形篓子（装黎刀用）、篮子、山刀（黎刀）、口琴、鼻箫、木鼓、造型艺术、文身图案、门口挂水牛角、族外婚等。而这些文化特质与汉人有明显差异，说明海南黎族与东南亚包括印尼、缅甸、越南、菲律宾、密克罗尼西亚，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族史前有很密切联系，留下那么多相同的文化特质，也反映了这些民族都是海洋民族，共同以南中国海为纽带联结成一个海洋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
  小结
  海南黎族“南来说”研究长期被视为禁区，在近年始见解禁的背景下，本文首从人类起源和传播出发，以海南旧石器文化空白为凭，认为海南没有土生土长的古人类，黎族先人也是岛外来的。海南黎族先人，除了公认来自大陆以外，还有从东南亚、南太平洋等地北上的海外居民。除了两地居民体质特征有共性以外，还有文化特性相同或相近的石器工具，共同使用南岛语留下的遗存，制造性质一样的树皮布和吹筒，以及多种相同的物质及精神文化等多种证据，显示海南黎族渊源于大陆和海外，具有人种和文化南北合流、融汇发展的特点。这主要发生在史前时期，秦汉以后，海南在中原政权管治下，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海南黎族先人南来基本结束，进入以俚僚和汉族移入岛上的历史阶段，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重要成员，谱写自己的民族进化史和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