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史前考古是海南考古工作的一个重点。它不仅对了解海南古人类的活动和古代原始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而且对探讨和认识本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及编年颇有学术价值。
  迄今为止，经过几十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我们已获得较为丰富的史前考古资料，为了解海南古代文化发展的脉络及其基本年代序列提供了必要的科学依据，也使我们初步认识到海南史前考古工作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本文拟对海南史前考古工作及其主要收获进行概述，并对史前考古中的相关问题做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诸位同仁学者。
  一
  海南史前考古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有学者在文昌县凤鸣村一带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到近60件磨制的石器①。1950年以后，又在凤鸣村周边地区进行了五次考古调查，共发现了土沙小肚、土沙大肚、宝树、牛路园村、昌田坡等多处新石器地点，共采集石器220余件②。据对发现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分析，应属于台地遗址或坡地遗址。发现的众多石器基本上都为磨制，大多为通体磨光，个别的加工甚精，石材主要为板岩、砂岩，器形大体上有石斧、石锛、石凿、石镞、石环等，其中有的斧和锛呈长肩形或带双府。另外，还采集到少量夹砂粗陶器，主要有红褐陶、灰褐陶等。从遗址的文化面貌和内涵特征分析，其年代当与广东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存相近，应同属岭南地区史前文化范畴。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在海南全岛部分市县开展的文物调查，共发现古文化遗址和遗物点135处，并对琼中、定安、通什、电昌等地的部分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采集和出土了较为丰富的石器和陶器①。发现的遗址和遗物点大多属于台地或坡地类型的遗址，计108处，其分布范围不大：沙丘类型遗址有26处，其分布范围很大，有的绵亘1～2公里都散见遗物；贝丘类型遗址仅1处，分布范围也很大，其发现的遗物多与斧足类、腹足类的软体生物贝壳共存。
  此次全岛文物调查中，共采集石器多达498件，石质多为板岩和砂岩，加工方法多为磨制，其中不少为通体磨光，也有少量打制或刃部磨制的石器。器形种类较多，可分为斧、锛、铲、矛、凿、犁、戈、网坠、纺轮、环、珠及敲砸器、砺石等，大多为生产工具。石斧有长身、短身、有肩等形式之分，石锛形式有梯形、有肩、有段、有肩有段四种，石铲则有长身、有肩、宽身之分。发现的陶器均为残片，质地以夹砂粗陶为多，其中又以红褐陶为主，另有少量泥质红陶和几何印纹灰陶，器形仅见罐、签、瓮、豆、鼎、纺轮、网坠、珠、管和陶饼等。夹砂陶纹饰以素面为主，另有少量划纹、蓝纹和红衣等，几何印纹陶纹饰则有方格纹、米字纹、水波纹、菱形纹等。陶器大多为生活用品。
  调查者认为，发现的这些原始文化遗址与广东地区同一时期古遗址应属同一个文化系统，但在时间上显得较晚些，这说明海南岛地区原始文化与大陆古代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在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组织和指导下，海南全区开展了规模较大的第一次文物普查，在发现的500遗址、遗物点及古墓葬中，属于史前遗存的有近100处①。其中，重要的发现是崖县（今三亚市）落笔洞洞穴文化遗存，在洞内灰色胶结层的堆积中发现少量红烧土粒、灰屑及小动物化石和贝壳，据推测这可能是迄今所知的海南岛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为寻找海南旧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此外，发现的较多古文化遗存基本上属于海南新石器时代文化范畴，遗址类型多为台地遗址、贝丘（沙丘）遗址，采集的遗物主要有磨制的有肩石铲、长身石铲、有肩石斧、有肩石铸、梯形石铸、小石锛等，另有部分夹砂粗褐陶片、细砂陶片等。在此期间，还对个别较重要的古遗址（如陵水大港村沙丘遗址）进行了试掘，获得一批遗物。这些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海南史前文化基本面貌的认识。
  海南建省后，为配合全省特区经济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古调查，并对部分遗址和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试掘，新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十几处。1997～2000年，在全省19个市、县开展了第二次文物普查和复查，新发现古遗址和遗物点、古墓葬、古域址、古窑址等文化遗存400余处，其中属于史前文化遗址的有近百处。2004～2006年，为配合海南省大广坝水利枢纽二期灌溉工程基本建设项目，在东方、乐东、昌江等市县灌区所使用土地的范围内开展了田野考古调查工作，发现史前文化遗存近十处②。几次考古调查发现的上百处古文化遗址和遗物点中大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且又多为台地（山坡）类型遗址，仅少数为贝丘（沙丘）类型遗址。采集遗物主要为石器和陶器，石器几乎全为磨制的石行石转及少许石笋等，陶器主要是夹砂粗陶釜、陶罐、陶盆、陶碗、陶网坠等。这些考古发现，使我们初步摸清了全省史前文化遗存的基本面貌、分布情况及遗址类型的自然地形特点，也对选择代表性遗址或重要文化遗存进行发掘，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新的线索。
  在同一时期，我们先后发掘了三亚市落笔洞遗址③、东方市大广坝遗址①、东方市荣村遗址②、陵水县石贡遗址③、东方市新园遗址④、昌江县信冲洞古生物化石地点⑤、陵水县移辇遗址⑥和昌江县抱由遗址⑦等古文化遗存。对这些重要遗址的发掘，大大地提高了海南省的田野考古发掘水平，也丰富了对海南史前文化遗存总体面貌和内涵特征的认识，有助于探讨和研究海南古代文化类型及其年代发展序列。
  发掘的落笔洞洞穴遗址是海南时代较早的古人类活动遗存，其第二层灰色砂质胶结层为主要的文化层堆积，除出土了一批石、骨、角制品等文化遗物及用火遗迹外，较重要的是发现了智人人牙化石，这是海南已知最古老的人类标本。另还出土一批以哺乳动物为主的古生物化石及几万枚螺蛤类软体水生动物贝壳。经C14年代测定距今一万年左右，落笔洞洞穴遗址具有海南石器时代中的过渡文化性质。
  石贡遗址属沙丘类型遗址，经过两次发掘，文化层堆积厚近1.5米，可分为三层。除发现灶、红烧土、灰坑等遗迹外，出土遗物较丰富，主要有石器、陶器，另有少量动物骨骼和贝壳等。石器以磨制为主，器形主要有斧、锛、凿、穿孔石刀和石壁等，较流行有肩石器。另见少量打制石器，器形仅见砍砸器、石核、石片及石料等。陶器在出土遗物中居大宗，以夹砂粗褐红陶为主，另有少量细砂陶，均为手制，器形则有釜、罐、缸、钵、碗、盆、杯及纺轮、网坠、环等。陶器中流行圆底和平底，纹饰以素面磨光为主，另少见绳纹、划纹和饰红衣。从石贡遗址的文化面貌特征来看，当属于海南新石器中期文化范畴。
  移辇遗址分布范围多达1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海南最大的一处史前文化遗存。经抢救性发掘可知，其文化层堆积较单纯，其中含有大量的贝壳，当属于贝丘类型遗址，可惜已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较重要的发现是发掘的居住面遗迹，也已被破坏，原来的形状和分布面积均不明。居住面采用黑褐色沙泥土平铺一层，已板结较硬，明显不同于附近地面的情况，厚近0.4厘米。在其周围分布有几处用三块大石堆置成近三角形的灶址，近旁还遗留有一些灰粒、红烧土堆积及夹粗砂残陶釜和较大型的贝壳。遗址采集和出土了丰富的遗物，主要有磨制石器及夹砂粗陶器、细砂陶器，另有部分动物遗骸、贝壳等。石器器形有梯形石斧、梯形石锛、有肩石锛、小石锛、石球和砺石等。陶器全为手制，器形主要有圆底釜、直口罐、大口缸、平底盆、折沿罐、卷沿罐、折腹钵、器盖和纺轮等。该遗址的文化内涵当近同于石贡遗址，其文化性质也应属于海南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范畴。
  综上所述，海南几十年来的考古工作，尤其是建省以来所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和文物普查，以及对部分重要史前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获得了较丰富的实物资料，进一步扩展了对海南古代文化基本面貌和内涵特征的认识和了解，也为探讨海南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发展阶段和年代序列提供了新信息。
  二
  通过对海南史前考古所获得的较为丰富的调查材料和科学的发掘成果进行的探讨和研究，我们的主要收获是，已能粗略地勾勒出海南古代文化的基本轮廓和一般框架，初步认识和了解了其基本的文化面貌、内涵特征及其年代发展序列。从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来看，大体上可将海南史前文化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过渡文化阶段（指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衔接阶段）及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发展阶段。
  海南史前文化的石器时代遗址和遗物地点，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遗址特征来考察，大致上可分为三种类型的遗址，即洞穴、台地（山坡）、贝丘（沙丘）三类遗存。在年代序列上，洞穴遗址要早些，其他类型的遗址则相对较晚，它们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基本特征及经济生活方式也多有差别。这些遗址在海南各市县地区的分布上也不尽相同，相对来说，比较偏重在海南南半部地区。
  海南史前文化的第一个阶段，当是过渡性文化阶段的洞穴遗址，主要分布在海南岛中、南部地带，三亚落笔洞遗址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处史前文化遗存，其年代经C14测定为距今10890±100年①。该遗址的第2层为灰色砂质土堆积（部分已胶结），是主要的文化堆积，这也是岭南地区全新世早期洞穴遗址中较为常见的地层堆积，属于“含介壳的文化堆积”，多含有石、骨、角等不同质地的人工制品以及共生的人类化石和脊椎动物化石②。落笔洞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器、骨器、角器等，还有较丰富的哺乳动物在内的动物化石及大量水生动物贝壳等，另发现用火遗迹及火烧过的砾石、贝壳等。重要的是发现了13枚人牙化石，分别代表了老年、中年和青年各个阶段的个体。石器多以单面打击的砾石工具为主，未见陶器。落笔洞遗址先民的经济生活是以捕捞、狩猎和采集为主。
  从总体文化面貌上考察，该遗址与岭南地区较有代表性的洞穴遗存如广东封开黄岩洞③、阳春独石仔④和广西柳州白莲洞一期文化遗存⑤等在文化内涵上十分接近，表明它们之间有一定的文化联系，同属于岭南全新世早期砾石石器文化系统。而落笔洞遗址存在的一些自身的文化特点和地方风格，或许代表了不同地区洞穴文化遗存的某些差异。从出土的打制石器和人牙化石等来观察，落笔洞遗址是海南已知年代最早的一处古人类活动文化遗存。这里砾石石器、石片石器与黑曜石石器及未发现陶器等共存的文化现象，可能反映出它在年代发展的时序上当处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衔接阶段，凸现出较明显的过渡性文化特征⑥。这种过渡性文化遗存的发现，为探讨海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来源及其发展进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海南史前文化的石器时代第二至第四阶段是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三个发展阶段，其中早期文化遗址甚少，中期遗址稍多，晚期遗址很多，它们在空间分布上则表现出一些不平衡性①。海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多为台地（山坡）、贝丘（沙丘）类型的遗址，分布范围上也偏重在南半部地区。但即使是在南半部地区，遗址虽然发现较多，分布空间仍然相对稀疏，并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遗址群。
  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主要为贝丘遗址，仅在东方、乐东等地曾有少量发现②。其中东方新街贝丘遗址是较重要的一处文化遗存。文化层堆积中含有大量贝壳及部分石器、陶器、兽骨等遗物。这里的石器以打制为主，见到的有砍砸器、斧形器、刮削器等器类。磨制石器少见，器形仅有斧、锛。陶器均为手制夹砂粗陶，未见泥质陶，器类单一，器形只有圆底罐、圆底釜等，平底器甚少，纹饰除素面外，有少量绳纹。当时的人们主要从事渔猎、采集等经济活动。从文化面貌上看，它与落笔洞遗址有一定差别，在年代上要晚些。其基本文化内涵与广东潮安石尾山、陈桥村③和广西防城亚菩山、马兰嘴④等新石器时代早期贝丘遗址有相似之处，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也较为接近。
  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与早期相比，分布范围有所扩大，遗址面积也很大，文化层堆积增厚，出土遗物较为丰富，磨制石器开始流行，器形有所增多，陶器以夹砂粗褐陶为主，也出现细砂陶，仍为手制，器类明显增加。其中陵水石贡、移辇、大港村⑤及定安佳笼坡⑥、通什毛道⑦等处遗址较具代表性，它们在文化面貌上较为一致。石器以磨制为主，器形主要有梯形石斧、石锛、石凿、石刀等，还出现了有肩石器，且较流行，打制石器已少见。陶器以夹粗砂红褐陶居多，全为手制，器表以素面磨光为主，另有少量饰绳纹、划纹，磨光红衣陶较具特色，器形有圆底釜、圆底罐、圈足碗、钵、盆、纺轮和网坠等。当然，这些遗址在文化内涵上也有某些不同，在年代上石贡、移辇二处贝丘（沙丘）遗址可能早于佳笼坡、毛道台地（山坡）遗址，其主人当过着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经济活动同样也是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这或许反映出它们在地域上的某些差异性。海南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与两广地区同时期遗址的关系十分密切，如与广东增城金兰寺下层、新会罗山嘴、东莞万福庵下层①以及广西左、右江流域的平果城关和邕江流域的武鸣、扶绥、桂平、南宁等地的部分贝丘（沙丘）遗址②的文化面貌比较相近。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在海南各地均有分布，尤其是琼北地区也发现了部分遗址和遗物点，但面积一般不大。这些遗址大都属于台地（山坡）遗址，贝丘（沙丘）遗址明显减少③，主要分布在昌化江、南渡江、陵水河、万泉河等江河及其支流两岸的阶地和附近的岗坡上。这些遗址所出的磨光石器在形制上流行有肩和器身较长，双肩长身铲、大石铲、双肩斧、长身斧、有肩铸等颇具地方文化特点，另有少量犁、矛、戈等石器，其中有的属原始农业生产工具。陶器除仍有手制的夹砂陶外，已开始出现轮制的泥质陶，且泥质陶器上已出现方格纹、水波纹、米字纹、菱形纹、弦纹等简单的几何印纹，未见曲尺纹、云雷纹、夔纹、复线长方格纹等典型的几何印纹，器形主要有釜、罐、鼎、钵、碗、杯等。磨制的骨、角器逐渐增多，器形则有锥、针、匕、凿、纺轮、校等。已有石珠、石环、陶珠、陶饰坠、骨管等装饰品。原始农业已开始出现，并有一定的发展，但生产规模并不很大，渔猎生产仍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海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虽然在基本面貌上有许多相同或近似的文化因素，但也存在一些区别，可能反映了它们在时间上略有早晚之别，或者在不同的地域上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从总体文化面貌上考察，海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与岭南地区同类遗存大致相近，彼此间的文化交流非常密切①。尤其是出土大石铲的遗址与两广地区以大石铲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②在文化内涵特征上基本相同，应属同一类地域特点鲜明的考古学文化遗存③，原始农业在当时的生产经济活动中开始占据较重要的地位。
  据初步分析和研究，海南史前文化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显然受到了华南大陆地区特别是岭南两广地区古代文化的不同影响，并与它们发生过一定的文化接触和交流，吸收了它们的某些文化因素，融入自己的地方文化内涵中，但它们仍基本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应该指出的是，在文化发展的时序上，海南虽与两广地区大致保持着基本相同的演变进程，但在每个发展阶段上仍然存在一定的早晚差别，并且体现出某些地方特点。这表明在海南史前文化的内涵特征上，既反映出较明显的地方风格，有一定的个性特色，也可看到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体现出一定的共性特点。总的来看，海南史前文化发展较为缓慢，各个文化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缺环，年代序列不甚明确，缺乏自身演变、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凸显文化渐变进程中滞后的特点，在时间上也较两广地区为晚。海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的某些文化因素，甚至延续到秦汉时期才逐渐消失。
  三
  目前，海南史前考古已有了长足的进展，通过对获得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材料的整理、分析，并进行一定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收获。我们可以初步认识海南史前文化的基本面貌及一般的内涵特征，也基本了解了古代文化轮廓结构及其年代发展的大体脉络。但是，海南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和编年并未确立，也谈不上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和谱系的研究，因此，海南史前考古中的一些问题仍值得引起重视和进一步思考。
  首先，旧石器时代考古目前在海南基本上仍处于空白。虽在昌江县信冲洞古动物化石地点近旁的南阳溪阶地上采集到几件打击的大型砾石石器，采集者初步认为是旧石器时代的砍砸器和石核①。但这不是发掘出土的遗物，缺乏必要和明确的地层关系及伴生物，后在此发掘时，仅出土部分夹砂粗褐陶器，未见有打击石器。我们认为，这仅是为海南寻找旧石器文化提供了新信息，还未能谈得上海南已发现了真正的旧石器。
  但在海南岛南部地区分布有较多的石灰岩洞穴，其中有的已发现了更新世的古生物化石。如昌江县信冲洞古生物化石地点于2006年发掘出土了一批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括有灵长目、食肉目、奇蹄目、偶蹄目、啮齿目等，主要有巨猿、象、中国犀、鬣狗、貘等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的属绝灭种动物②。经对化石堆积层出土遗物的电子自旋共振（ESR）法测定，可以初步推测该化石地点年代距今40万～60万年③，其地质年代当在中更新世中期。更新世是地质年代上第四纪中较早的一个阶段，人类的出现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事件，中国旧石器时代在时间上与地质年代上的更新世大致相当。湖北、湖南、贵州等省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有人类化石与巨猿化石共生的现象。信冲洞化石地点的发现，为探寻海南旧石器时代遗存提供了重要线索，虽未发现古人类化石及相关遗物，但巨猿化石的出现却为海南旧石器文化的寻找提供了可喜的信息。因此，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要进一步取得突破，应继续开展探究，以期发现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唯有如此，才能填补海南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中的旧石器时代的缺环，这对认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其次，海南目前已知的洞穴遗址仅发现个别地点，而且在文化面貌上有所差别，并缺乏有代表性的过渡地层，文化性质和年代序列不甚明确。经考古发掘的洞穴文化遗址仅三亚落笔洞一处，第一次发掘时曾初步认为其是海南旧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经过第二次发掘，认识到落笔洞遗址文化堆积的地质年代并不是第四纪更新世地层，而是属于第四纪较晚阶段的全新世地层。该洞穴文化当属于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性质的文化，它既不同于旧石器文化，也有别于新石器文化。这个过渡时期文化是以砾石石器为主要特征，有单面打击的砍砸器、穿孔砾石、磨刃切割器等，石料易得，遗址附近就有。制作技术很简单，另有燧石、石英小石器，这是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工业类型品的延续。在岭南两广地区都发现有过渡时期的洞穴文化遗存，有学者认为其当属中石器时代文化①。三亚落笔洞遗存仅是海南洞穴文化遗址中的个案，属孤证性质，目前并没有发现较多的过渡时期文化的洞穴遗址，还难以支撑海南中石器时代文化命名的提法，仅能认为是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一个文化遗存。
  今后要特别重视对重要洞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正确认定其文化内涵的过渡属性和年代发展序列。或从考古学上划分出中石器时代遗存。该课题的讨论和研究，将对全面认识岭南地区全新式洞穴遗址的文化内涵和性质以及探索本地区史前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再次，新石器时代考古是海南考古的工作重点之一，虽然现在已能粗略地勾勒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轮廓，认识其一般的内涵特征，但这远远不够，因为我们的认识仅仅是初步的，仍停留在对一般遗物类型特征和局部遗迹的对比分析和简单探讨上，还未能开展本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和谱系研究的工作。
  由于海南岛孤悬海外，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岛屿地理条件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形成了文化发展比较缓慢和相对滞后的特点。在时空上则表现出不平衡性，遗址沿用延续的时间并不很长，也没有形成分布面积较大的遗址群，文化堆积较薄且很简单，文化内涵不甚丰富。在对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并未出现文化层叠压、打破关系的现象，更未发现早、晚不同时期或不同类型文化相互叠压的层位关系。这或许反映了海南新石器时代的先人们虽过着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但总的来看，迫于生存的地域条件险恶、自然生态环境变化或其他不可抗拒的特殊原因，他们在遗址所处的活动地区暂时停留、居住下来，可延续的时间并不长，就被迫迁徙到其他更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活动和居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南新石器时代的先人们在社会结构上或许处在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下。因此，我们至今未发现海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保存完好的房址、墓葬、窑址、灰坑等遗迹，这为探讨当时人们的社会形态、埋葬习俗和手工业等情况带来了不少难题和困惑。
  最后，海南史前考古至今未能提出或确立一种考古学文化或文化类型的命名，尤其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而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对海南认识和建立本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编年甚为重要。唯有如此，才能为重建海南古代社会历史提供第一手的考古研究成果和科学依据，这也是海南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今后，我们要加强对海南史前考古的田野调查工作，尤其是昌化江、南渡江等江河流域及沿海地区的专题考古调查，在考古调查已发现众多遗址的基础上，选择数个面积较大的重点遗址进行全面发掘，深入探讨和研究，这样才能确立海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地区标尺，为初步建立海南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进而为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编年的学术研究做出必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