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历史渊源
| 内容出处： | 《海南历史文化.特辑》 图书 |
| 唯一号： | 200120020230004807 |
| 颗粒名称： | 历史渊源 |
| 分类号： | K296.6 |
| 页数： | 60 |
| 页码： | 1-60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海南的历史渊源，包括海南史前考古概述、史前考古与海南黎族“南来说”刍议、从士氏集团到冯冼集团以及中央政府有效统治的象征。 |
| 关键词： | 海南 历史 文化 |
内容
海南史前考古概述
郝思德
史前考古是海南考古工作的一个重点。它不仅对了解海南古人类的活动和古代原始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而且对探讨和认识本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及编年颇有学术价值。
迄今为止，经过几十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我们已获得较为丰富的史前考古资料，为了解海南古代文化发展的脉络及其基本年代序列提供了必要的科学依据，也使我们初步认识到海南史前考古工作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本文拟对海南史前考古工作及其主要收获进行概述，并对史前考古中的相关问题做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诸位同仁学者。
一
海南史前考古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有学者在文昌县凤鸣村一带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到近60件磨制的石器①。1950年以后，又在凤鸣村周边地区进行了五次考古调查，共发现了土沙小肚、土沙大肚、宝树、牛路园村、昌田坡等多处新石器地点，共采集石器220余件②。据对发现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分析，应属于台地遗址或坡地遗址。发现的众多石器基本上都为磨制，大多为通体磨光，个别的加工甚精，石材主要为板岩、砂岩，器形大体上有石斧、石锛、石凿、石镞、石环等，其中有的斧和锛呈长肩形或带双府。另外，还采集到少量夹砂粗陶器，主要有红褐陶、灰褐陶等。从遗址的文化面貌和内涵特征分析，其年代当与广东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存相近，应同属岭南地区史前文化范畴。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在海南全岛部分市县开展的文物调查，共发现古文化遗址和遗物点135处，并对琼中、定安、通什、电昌等地的部分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采集和出土了较为丰富的石器和陶器①。发现的遗址和遗物点大多属于台地或坡地类型的遗址，计108处，其分布范围不大：沙丘类型遗址有26处，其分布范围很大，有的绵亘1～2公里都散见遗物；贝丘类型遗址仅1处，分布范围也很大，其发现的遗物多与斧足类、腹足类的软体生物贝壳共存。
此次全岛文物调查中，共采集石器多达498件，石质多为板岩和砂岩，加工方法多为磨制，其中不少为通体磨光，也有少量打制或刃部磨制的石器。器形种类较多，可分为斧、锛、铲、矛、凿、犁、戈、网坠、纺轮、环、珠及敲砸器、砺石等，大多为生产工具。石斧有长身、短身、有肩等形式之分，石锛形式有梯形、有肩、有段、有肩有段四种，石铲则有长身、有肩、宽身之分。发现的陶器均为残片，质地以夹砂粗陶为多，其中又以红褐陶为主，另有少量泥质红陶和几何印纹灰陶，器形仅见罐、签、瓮、豆、鼎、纺轮、网坠、珠、管和陶饼等。夹砂陶纹饰以素面为主，另有少量划纹、蓝纹和红衣等，几何印纹陶纹饰则有方格纹、米字纹、水波纹、菱形纹等。陶器大多为生活用品。
调查者认为，发现的这些原始文化遗址与广东地区同一时期古遗址应属同一个文化系统，但在时间上显得较晚些，这说明海南岛地区原始文化与大陆古代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在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组织和指导下，海南全区开展了规模较大的第一次文物普查，在发现的500多处各类古文化遗址、遗物点及古墓葬中，属于史前遗存的有近100处①。其中，重要的发现是崖县（今三亚市）落笔洞洞穴文化遗存，在洞内灰色胶结层的堆积中发现少量红烧土粒、灰屑及小动物化石和贝壳，据推测这可能是迄今所知的海南岛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为寻找海南旧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此外，发现的较多古文化遗存基本上属于海南新石器时代文化范畴，遗址类型多为台地遗址、贝丘（沙丘）遗址，采集的遗物主要有磨制的有肩石铲、长身石铲、有肩石斧、有肩石铸、梯形石铸、小石锛等，另有部分夹砂粗褐陶片、细砂陶片等。在此期间，还对个别较重要的古遗址（如陵水大港村沙丘遗址）进行了试掘，获得一批遗物。这些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海南史前文化基本面貌的认识。
海南建省后，为配合全省特区经济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古调查，并对部分遗址和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试掘，新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十几处。1997～2000年，在全省19个市、县开展了第二次文物普查和复查，新发现古遗址和遗物点、古墓葬、古域址、古窑址等文化遗存400余处，其中属于史前文化遗址的有近百处。2004～2006年，为配合海南省大广坝水利枢纽二期灌溉工程基本建设项目，在东方、乐东、昌江等市县灌区所使用土地的范围内开展了田野考古调查工作，发现史前文化遗存近十处②。几次考古调查发现的上百处古文化遗址和遗物点中大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且又多为台地（山坡）类型遗址，仅少数为贝丘（沙丘）类型遗址。采集遗物主要为石器和陶器，石器几乎全为磨制的石行石转及少许石笋等，陶器主要是夹砂粗陶釜、陶罐、陶盆、陶碗、陶网坠等。这些考古发现，使我们初步摸清了全省史前文化遗存的基本面貌、分布情况及遗址类型的自然地形特点，也对选择代表性遗址或重要文化遗存进行发掘，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新的线索。
在同一时期，我们先后发掘了三亚市落笔洞遗址③、东方市大广坝遗址①、东方市荣村遗址②、陵水县石贡遗址③、东方市新园遗址④、昌江县信冲洞古生物化石地点⑤、陵水县移辇遗址⑥和昌江县抱由遗址⑦等古文化遗存。对这些重要遗址的发掘，大大地提高了海南省的田野考古发掘水平，也丰富了对海南史前文化遗存总体面貌和内涵特征的认识，有助于探讨和研究海南古代文化类型及其年代发展序列。
发掘的落笔洞洞穴遗址是海南时代较早的古人类活动遗存，其第二层灰色砂质胶结层为主要的文化层堆积，除出土了一批石、骨、角制品等文化遗物及用火遗迹外，较重要的是发现了智人人牙化石，这是海南已知最古老的人类标本。另还出土一批以哺乳动物为主的古生物化石及几万枚螺蛤类软体水生动物贝壳。经C14年代测定距今一万年左右，落笔洞洞穴遗址具有海南石器时代中的过渡文化性质。
石贡遗址属沙丘类型遗址，经过两次发掘，文化层堆积厚近1.5米，可分为三层。除发现灶、红烧土、灰坑等遗迹外，出土遗物较丰富，主要有石器、陶器，另有少量动物骨骼和贝壳等。石器以磨制为主，器形主要有斧、锛、凿、穿孔石刀和石壁等，较流行有肩石器。另见少量打制石器，器形仅见砍砸器、石核、石片及石料等。陶器在出土遗物中居大宗，以夹砂粗褐红陶为主，另有少量细砂陶，均为手制，器形则有釜、罐、缸、钵、碗、盆、杯及纺轮、网坠、环等。陶器中流行圆底和平底，纹饰以素面磨光为主，另少见绳纹、划纹和饰红衣。从石贡遗址的文化面貌特征来看，当属于海南新石器中期文化范畴。
移辇遗址分布范围多达1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海南最大的一处史前文化遗存。经抢救性发掘可知，其文化层堆积较单纯，其中含有大量的贝壳，当属于贝丘类型遗址，可惜已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较重要的发现是发掘的居住面遗迹，也已被破坏，原来的形状和分布面积均不明。居住面采用黑褐色沙泥土平铺一层，已板结较硬，明显不同于附近地面的情况，厚近0.4厘米。在其周围分布有几处用三块大石堆置成近三角形的灶址，近旁还遗留有一些灰粒、红烧土堆积及夹粗砂残陶釜和较大型的贝壳。遗址采集和出土了丰富的遗物，主要有磨制石器及夹砂粗陶器、细砂陶器，另有部分动物遗骸、贝壳等。石器器形有梯形石斧、梯形石锛、有肩石锛、小石锛、石球和砺石等。陶器全为手制，器形主要有圆底釜、直口罐、大口缸、平底盆、折沿罐、卷沿罐、折腹钵、器盖和纺轮等。该遗址的文化内涵当近同于石贡遗址，其文化性质也应属于海南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范畴。
综上所述，海南几十年来的考古工作，尤其是建省以来所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和文物普查，以及对部分重要史前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获得了较丰富的实物资料，进一步扩展了对海南古代文化基本面貌和内涵特征的认识和了解，也为探讨海南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发展阶段和年代序列提供了新信息。
二
通过对海南史前考古所获得的较为丰富的调查材料和科学的发掘成果进行的探讨和研究，我们的主要收获是，已能粗略地勾勒出海南古代文化的基本轮廓和一般框架，初步认识和了解了其基本的文化面貌、内涵特征及其年代发展序列。从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来看，大体上可将海南史前文化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过渡文化阶段（指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衔接阶段）及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发展阶段。
海南史前文化的石器时代遗址和遗物地点，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遗址特征来考察，大致上可分为三种类型的遗址，即洞穴、台地（山坡）、贝丘（沙丘）三类遗存。在年代序列上，洞穴遗址要早些，其他类型的遗址则相对较晚，它们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基本特征及经济生活方式也多有差别。这些遗址在海南各市县地区的分布上也不尽相同，相对来说，比较偏重在海南南半部地区。
海南史前文化的第一个阶段，当是过渡性文化阶段的洞穴遗址，主要分布在海南岛中、南部地带，三亚落笔洞遗址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处史前文化遗存，其年代经C14测定为距今10890±100年①。该遗址的第2层为灰色砂质土堆积（部分已胶结），是主要的文化堆积，这也是岭南地区全新世早期洞穴遗址中较为常见的地层堆积，属于“含介壳的文化堆积”，多含有石、骨、角等不同质地的人工制品以及共生的人类化石和脊椎动物化石②。落笔洞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器、骨器、角器等，还有较丰富的哺乳动物在内的动物化石及大量水生动物贝壳等，另发现用火遗迹及火烧过的砾石、贝壳等。重要的是发现了13枚人牙化石，分别代表了老年、中年和青年各个阶段的个体。石器多以单面打击的砾石工具为主，未见陶器。落笔洞遗址先民的经济生活是以捕捞、狩猎和采集为主。
从总体文化面貌上考察，该遗址与岭南地区较有代表性的洞穴遗存如广东封开黄岩洞③、阳春独石仔④和广西柳州白莲洞一期文化遗存⑤等在文化内涵上十分接近，表明它们之间有一定的文化联系，同属于岭南全新世早期砾石石器文化系统。而落笔洞遗址存在的一些自身的文化特点和地方风格，或许代表了不同地区洞穴文化遗存的某些差异。从出土的打制石器和人牙化石等来观察，落笔洞遗址是海南已知年代最早的一处古人类活动文化遗存。这里砾石石器、石片石器与黑曜石石器及未发现陶器等共存的文化现象，可能反映出它在年代发展的时序上当处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衔接阶段，凸现出较明显的过渡性文化特征⑥。这种过渡性文化遗存的发现，为探讨海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来源及其发展进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海南史前文化的石器时代第二至第四阶段是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三个发展阶段，其中早期文化遗址甚少，中期遗址稍多，晚期遗址很多，它们在空间分布上则表现出一些不平衡性①。海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多为台地（山坡）、贝丘（沙丘）类型的遗址，分布范围上也偏重在南半部地区。但即使是在南半部地区，遗址虽然发现较多，分布空间仍然相对稀疏，并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遗址群。
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主要为贝丘遗址，仅在东方、乐东等地曾有少量发现②。其中东方新街贝丘遗址是较重要的一处文化遗存。文化层堆积中含有大量贝壳及部分石器、陶器、兽骨等遗物。这里的石器以打制为主，见到的有砍砸器、斧形器、刮削器等器类。磨制石器少见，器形仅有斧、锛。陶器均为手制夹砂粗陶，未见泥质陶，器类单一，器形只有圆底罐、圆底釜等，平底器甚少，纹饰除素面外，有少量绳纹。当时的人们主要从事渔猎、采集等经济活动。从文化面貌上看，它与落笔洞遗址有一定差别，在年代上要晚些。其基本文化内涵与广东潮安石尾山、陈桥村③和广西防城亚菩山、马兰嘴④等新石器时代早期贝丘遗址有相似之处，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也较为接近。
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与早期相比，分布范围有所扩大，遗址面积也很大，文化层堆积增厚，出土遗物较为丰富，磨制石器开始流行，器形有所增多，陶器以夹砂粗褐陶为主，也出现细砂陶，仍为手制，器类明显增加。其中陵水石贡、移辇、大港村⑤及定安佳笼坡⑥、通什毛道⑦等处遗址较具代表性，它们在文化面貌上较为一致。石器以磨制为主，器形主要有梯形石斧、石锛、石凿、石刀等，还出现了有肩石器，且较流行，打制石器已少见。陶器以夹粗砂红褐陶居多，全为手制，器表以素面磨光为主，另有少量饰绳纹、划纹，磨光红衣陶较具特色，器形有圆底釜、圆底罐、圈足碗、钵、盆、纺轮和网坠等。当然，这些遗址在文化内涵上也有某些不同，在年代上石贡、移辇二处贝丘（沙丘）遗址可能早于佳笼坡、毛道台地（山坡）遗址，其主人当过着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经济活动同样也是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这或许反映出它们在地域上的某些差异性。海南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与两广地区同时期遗址的关系十分密切，如与广东增城金兰寺下层、新会罗山嘴、东莞万福庵下层①以及广西左、右江流域的平果城关和邕江流域的武鸣、扶绥、桂平、南宁等地的部分贝丘（沙丘）遗址②的文化面貌比较相近。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在海南各地均有分布，尤其是琼北地区也发现了部分遗址和遗物点，但面积一般不大。这些遗址大都属于台地（山坡）遗址，贝丘（沙丘）遗址明显减少③，主要分布在昌化江、南渡江、陵水河、万泉河等江河及其支流两岸的阶地和附近的岗坡上。这些遗址所出的磨光石器在形制上流行有肩和器身较长，双肩长身铲、大石铲、双肩斧、长身斧、有肩铸等颇具地方文化特点，另有少量犁、矛、戈等石器，其中有的属原始农业生产工具。陶器除仍有手制的夹砂陶外，已开始出现轮制的泥质陶，且泥质陶器上已出现方格纹、水波纹、米字纹、菱形纹、弦纹等简单的几何印纹，未见曲尺纹、云雷纹、夔纹、复线长方格纹等典型的几何印纹，器形主要有釜、罐、鼎、钵、碗、杯等。磨制的骨、角器逐渐增多，器形则有锥、针、匕、凿、纺轮、校等。已有石珠、石环、陶珠、陶饰坠、骨管等装饰品。原始农业已开始出现，并有一定的发展，但生产规模并不很大，渔猎生产仍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海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虽然在基本面貌上有许多相同或近似的文化因素，但也存在一些区别，可能反映了它们在时间上略有早晚之别，或者在不同的地域上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从总体文化面貌上考察，海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与岭南地区同类遗存大致相近，彼此间的文化交流非常密切①。尤其是出土大石铲的遗址与两广地区以大石铲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②在文化内涵特征上基本相同，应属同一类地域特点鲜明的考古学文化遗存③，原始农业在当时的生产经济活动中开始占据较重要的地位。
据初步分析和研究，海南史前文化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显然受到了华南大陆地区特别是岭南两广地区古代文化的不同影响，并与它们发生过一定的文化接触和交流，吸收了它们的某些文化因素，融入自己的地方文化内涵中，但它们仍基本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应该指出的是，在文化发展的时序上，海南虽与两广地区大致保持着基本相同的演变进程，但在每个发展阶段上仍然存在一定的早晚差别，并且体现出某些地方特点。这表明在海南史前文化的内涵特征上，既反映出较明显的地方风格，有一定的个性特色，也可看到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体现出一定的共性特点。总的来看，海南史前文化发展较为缓慢，各个文化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缺环，年代序列不甚明确，缺乏自身演变、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凸显文化渐变进程中滞后的特点，在时间上也较两广地区为晚。海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的某些文化因素，甚至延续到秦汉时期才逐渐消失。
三
目前，海南史前考古已有了长足的进展，通过对获得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材料的整理、分析，并进行一定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收获。我们可以初步认识海南史前文化的基本面貌及一般的内涵特征，也基本了解了古代文化轮廓结构及其年代发展的大体脉络。但是，海南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和编年并未确立，也谈不上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和谱系的研究，因此，海南史前考古中的一些问题仍值得引起重视和进一步思考。
首先，旧石器时代考古目前在海南基本上仍处于空白。虽在昌江县信冲洞古动物化石地点近旁的南阳溪阶地上采集到几件打击的大型砾石石器，采集者初步认为是旧石器时代的砍砸器和石核①。但这不是发掘出土的遗物，缺乏必要和明确的地层关系及伴生物，后在此发掘时，仅出土部分夹砂粗褐陶器，未见有打击石器。我们认为，这仅是为海南寻找旧石器文化提供了新信息，还未能谈得上海南已发现了真正的旧石器。
但在海南岛南部地区分布有较多的石灰岩洞穴，其中有的已发现了更新世的古生物化石。如昌江县信冲洞古生物化石地点于2006年发掘出土了一批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括有灵长目、食肉目、奇蹄目、偶蹄目、啮齿目等，主要有巨猿、象、中国犀、鬣狗、貘等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的属绝灭种动物②。经对化石堆积层出土遗物的电子自旋共振（ESR）法测定，可以初步推测该化石地点年代距今40万～60万年③，其地质年代当在中更新世中期。更新世是地质年代上第四纪中较早的一个阶段，人类的出现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事件，中国旧石器时代在时间上与地质年代上的更新世大致相当。湖北、湖南、贵州等省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有人类化石与巨猿化石共生的现象。信冲洞化石地点的发现，为探寻海南旧石器时代遗存提供了重要线索，虽未发现古人类化石及相关遗物，但巨猿化石的出现却为海南旧石器文化的寻找提供了可喜的信息。因此，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要进一步取得突破，应继续开展探究，以期发现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唯有如此，才能填补海南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中的旧石器时代的缺环，这对认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其次，海南目前已知的洞穴遗址仅发现个别地点，而且在文化面貌上有所差别，并缺乏有代表性的过渡地层，文化性质和年代序列不甚明确。经考古发掘的洞穴文化遗址仅三亚落笔洞一处，第一次发掘时曾初步认为其是海南旧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经过第二次发掘，认识到落笔洞遗址文化堆积的地质年代并不是第四纪更新世地层，而是属于第四纪较晚阶段的全新世地层。该洞穴文化当属于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性质的文化，它既不同于旧石器文化，也有别于新石器文化。这个过渡时期文化是以砾石石器为主要特征，有单面打击的砍砸器、穿孔砾石、磨刃切割器等，石料易得，遗址附近就有。制作技术很简单，另有燧石、石英小石器，这是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工业类型品的延续。在岭南两广地区都发现有过渡时期的洞穴文化遗存，有学者认为其当属中石器时代文化①。三亚落笔洞遗存仅是海南洞穴文化遗址中的个案，属孤证性质，目前并没有发现较多的过渡时期文化的洞穴遗址，还难以支撑海南中石器时代文化命名的提法，仅能认为是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一个文化遗存。
今后要特别重视对重要洞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正确认定其文化内涵的过渡属性和年代发展序列。或从考古学上划分出中石器时代遗存。该课题的讨论和研究，将对全面认识岭南地区全新式洞穴遗址的文化内涵和性质以及探索本地区史前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再次，新石器时代考古是海南考古的工作重点之一，虽然现在已能粗略地勾勒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轮廓，认识其一般的内涵特征，但这远远不够，因为我们的认识仅仅是初步的，仍停留在对一般遗物类型特征和局部遗迹的对比分析和简单探讨上，还未能开展本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和谱系研究的工作。
由于海南岛孤悬海外，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岛屿地理条件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形成了文化发展比较缓慢和相对滞后的特点。在时空上则表现出不平衡性，遗址沿用延续的时间并不很长，也没有形成分布面积较大的遗址群，文化堆积较薄且很简单，文化内涵不甚丰富。在对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并未出现文化层叠压、打破关系的现象，更未发现早、晚不同时期或不同类型文化相互叠压的层位关系。这或许反映了海南新石器时代的先人们虽过着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但总的来看，迫于生存的地域条件险恶、自然生态环境变化或其他不可抗拒的特殊原因，他们在遗址所处的活动地区暂时停留、居住下来，可延续的时间并不长，就被迫迁徙到其他更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活动和居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南新石器时代的先人们在社会结构上或许处在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下。因此，我们至今未发现海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保存完好的房址、墓葬、窑址、灰坑等遗迹，这为探讨当时人们的社会形态、埋葬习俗和手工业等情况带来了不少难题和困惑。
最后，海南史前考古至今未能提出或确立一种考古学文化或文化类型的命名，尤其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而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对海南认识和建立本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编年甚为重要。唯有如此，才能为重建海南古代社会历史提供第一手的考古研究成果和科学依据，这也是海南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今后，我们要加强对海南史前考古的田野调查工作，尤其是昌化江、南渡江等江河流域及沿海地区的专题考古调查，在考古调查已发现众多遗址的基础上，选择数个面积较大的重点遗址进行全面发掘，深入探讨和研究，这样才能确立海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地区标尺，为初步建立海南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进而为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编年的学术研究做出必要的贡献。
史前考古与海南黎族“南来说”刍议
司徒尚纪
海南黎族是我国全在海岛上的一个少数民族，有其特殊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但对其来源，却见仁见智，长期以来“大陆来源说”为主流。而基于政治形势，“南来说”只在学术界部分人士中流行，在社会上没有多少回声和影响。近年，黎族“南来说”重新抬头，得到更多人认同。本文即在此基础上，主要借助于史前考古成果，认为部分黎族先人在史前某个时期从南海周边或南太平洋地区流入海南岛，与从大陆移入那部分黎族先人汇合，后发展为黎族各支系，在岛上繁衍生息至今。
一 黎族先人非岛上土生土长族群
地质史表明，海南岛作为一个大陆岛，与祖国大陆有过多次分合过程。早在更新世末，雷州地洼中部产生断陷，形成琼州海峡，直到全新世早期，海面上升，海南岛再次脱离大陆，成为一个独立地理单元，这距今1万～1.2万年。海南这个地质运动历史和它圈层状地形以及热带森林密布的自然环境，对生物的起源和进化有特殊意义。达尔文进化论的支持者，英国自然科学家华莱士（A.R.Wallace,1823～1913年）曾指出，因为长期孤悬海外，海峡和海洋成为一些动物和植物迁移不可逾越的障碍；海岛与大陆生态学不同，严格来说没有第一性意义，即海岛的动植物区系有自己的特点，与大陆不一样。这个观点用于海南岛，即可知海南岛会保留大陆没有的物种，大陆一些物种也会被海峡阻隔而不能进入岛上。即按人类起源和进化过程，170万年前，元谋人已经诞生，此后，北京人、封开人、马坝人先后出世，但海南已独立成海岛。在一个面积仅为3.5万平方千米的岛上，基本不可能完成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即海南不可能产生人类祖先，岛上人类都是外来的，而不会是土生土长繁殖的。
另外，关于人类起源及其迁移路径，一种说法是人类起源于非洲，后向亚洲迁移，在第四纪青藏高原隆起以后，即沿其边缘进入西江流域，向东南亚和沿“东海走廊”向中国大陆中部、北部以及东北亚地区转移。①这条古人类迁移路线，完全有可能经过海南岛进入东南亚广大地区。
这样一来，即有岛外古人类进入海南繁衍生息。而海南岛史前考古，目前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智人。考古学家根据三亚落笔洞发现的距今1万年的文化遗物遗存，“推测（海南岛）新石器早期的人类应是从我国大陆进入的”②。其“年代初步推测为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早期。这是海南岛首次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人类的居住遗址”③。既然海南岛旧石器文化完全是空白的，这就完全排除了海南本岛存在古人类的可能性。即海南古人类应是从海外进入，此后不断繁衍至今的。虽然黎族先人与海南古人类还有很大距离，但在缺乏其他古人类存在的背景下，姑且将黎族先人视为海南最早居民。即使如此，也无证据显示黎族先人是海南土生土长的，他们也是岛外居民，最早在史前某个时期进入岛上。
二 黎族先人“南来说”依据
基于海南岛居南海交通要冲，为人类南来北往必经之地，故其岛上居民应有南北两个源头。原始居民从大陆进入海南的“大陆说”已流行多时，并有充分论证，毋庸置疑。但其既有南来之条件和可能，则应给予更多关注和论证，兹述如次。
（一）石器考古佐证
1．中石器文化考古
在人类文化史上，继旧石器之后，通常认为是中石器时代，距今约1.2万年。由于受最后一次冰期影响，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在华南地区，由于大面积大陆冰川出现，海平面大幅度下降，海水降到130～145米以下，大片大陆架出现，半岛和陆块、岛屿与陆块、陆块与陆块等相互连接，变成通道，极大地方便了古人类和动物群的迁移，为人类活动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宽广的天地，南中国海再次成为古人类交往的通道。在南中国海北部，属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遗存不少，包括广西宾县盖头洞、柳江思多岩、陈家村、崇左矮洞、柳州白莲洞、大龙潭鲤鱼嘴下层、桂林穿山月岩及东岩洞、甑皮岩，广东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罗砂岩上层、英德青塘朱屋岩和云岭牛栏洞等遗址。这些遗址遗存出土石器以大中型者居多，也比较进步，其中阳春独石仔还有七件“苏门答腊式”石器，显示其来源或受海外石器文化影响。而更加明显的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也有同类石器文化，如越南和平省的“和平文化”，马来西亚沙捞越西部的尼阿洞穴遗址，泰国北碧府柿约乡僧侣遗址、泰国西北部的仙人洞遗址等，它们与上述珠江流域同时代石器文化的共同性，说明以南中国海为通道而发生的自旧石器以来的文化交流始终没有断绝。
对于海南岛三亚落笔洞遗址的所属时期，可视为从旧石器到新石器的一个过渡时期，它所出土的文化堆积物即与岭南上述遗址性质、风格一致。据此有理由推断，岭南大陆有来自东南亚的石器文化，则海南岛作为交通枢纽，当不例外有南来古人类到来。当然，这须考古实物来验证。
新石器文化考古
新石器时代，南中国国海地理环境发生变化。根据C14测定，南海诸岛大部分岛屿露出水面时间距离现在约5000年，这就为这一时期原始人类在海上活动提供了方便，即可以乘独木舟或木筏在岛屿和大陆之间往来。有段石锛是我国南方古越人新石器文化的特型器物，除在我国台湾、菲律宾等地发现以外，在南太平洋的玻利尼西亚群岛、社会群岛和苏拉威西岛，以及北婆罗洲一带均有发现，表示古越人有可能利用南海方便条件航海至这些地区，与那里的人类发生文化接触与交流。最典型的是南海西樵山。南海西樵山是一个巨大的新石器加工场，其代表性细石器和双肩石器，不仅辐射珠江三角洲、广东南部、广西南部和海南岛、粤东、粤北，可能还渡海进入台湾新竹、基隆、台中、高雄、台东，以及溯西江进入云贵高原，而且还向南传播到海外，包括中南半岛诸国、马来西亚、印度、孟加拉等国家和地区。西樵山石器文化的创造者和百越先民，以擅长舟楫著称，在南中国海大陆架出露、海水变浅的背景下，完全有可能在海面上使用简单航海工具，将自己创造的石器文化传到他们所到之处，从而在太平洋、印度洋很多地区留下海洋文化的印记。在这个过程中，海南岛完全有可能成为南北石器文化交流的通道，岛上三亚、东方、乐东、昌江、陵水、定安、通什、琼山、万宁等新石器遗址出土石斧、石锛、有肩石器等即与以上地区风格一致，显示海南岛和岭南其他地区一样，古人类彼此间往来，不仅有中国内地人类南下，也有东南亚、南太平洋古人类北上，发生南北之间双向文化交流，相信会有南方古人类进入海南。
（二）语言考古学证据
语言学研究表明，史前时期在西南太平洋地带的三大群岛，即印尼群岛、菲律宾群岛和我国台湾地区岛屿，以及岭南等地区广泛分布“南岛语族”，我国南方百越先民是南岛语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彼此间有深厚亲缘关系。而体质人类学研究说明，“古华南类型”人群与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人、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人特征接近。这一研究成果佐证了南岛语族在华南的联系，包括台湾海峡西岸、西向岭南，北上江浙都是百越－南岛一体化人群文化的范畴。历史学者吕思勉说：“粤者盖今所谓马来人。”①历史学者翦伯赞也指出：“中国人种的来源不是一元，而是两个系统的人种，即蒙古高原与南太平洋。”对于后者，翦伯赞进一步认为，“这另一个系统的人种从南太平洋出发，沿马来半岛的海岸，向北推进，而达到中国的南部”；“南太平洋系人种之移入中国，似乎经由两条路线，其一支似系由安南溯湄公河与澜沧江或由缅甸伊洛瓦底江抵达云南。这一支人种就是后来所谓西南夷的祖先，亦即今日夷族和苗族的祖先。其另一支则系由安南沿今日之东台湾海岸进入中国之广西、广东、福建东南沿海一带，其前锋甚至达中国台湾、琉球乃至日本。这一支人种就是后来百越族之祖先，亦即今日瑶族、僚族及海南岛的黎族、台湾的番族之祖先”。①而原广东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刘耀荃先生在《海南岛古代历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南洋一带小黑人可能是海南最早居民。在黎族血统中带有黑人基因。在对黎族人进行体质测量中，发现其具有宽鼻、眉骨突起、棕肤色、突颚等特征；但此外，黎族人又具有圆头、黄棕皮色等蒙古人体质特征，并有蒙古眼，故黑人身体一些特征出现在黎族人身上，②表明海南岛和南洋之间，种族往来早就发生，血缘交流产生结果，才形成黎族人以上人类学体质特征。
人类迁移必然伴随着语言的传播，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类学者林惠祥、凌纯声等先后从民族学、考古学的文化因素比较出发，提出南岛语族华南大陆起源论点，认为华南百越人就是古代马来人，即“原马来人”，华南大陆、东南亚到西南太平洋三大群岛之间的土著文化共同体构成了“亚洲（亚澳）地中海文化圈”。③而南中国海周边地区族群都在这个文化圈之内，属于南岛语族，他们也包括在南中国海海洋文化体系中。只是秦汉以后，中原王朝势力不断南下，汉人大量南迁，郡县制推行，汉文化成为岭南地区文化主流，百越－南岛系统民族文化被汉藏语族文化取代或覆盖，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不等于终结。其仍以文化积淀方式留存下来，包括岭南在内的我国东南沿海壮侗语族各系和这些地区的汉族语言中即有不少这种遗存，如黎、水、侗、壮族的口语和方言即与我国台湾地区高山族、菲律宾土著方言及马来语等南岛语言在基本词汇上有很多共性。闽、粤汉语方言和客家方言的构词和语音特征，亦与台湾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有很多共同特点。即是说南方汉语融合了南岛语要素，而与北方汉语有不少差异，成为南方汉语方言甚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中国通常将汉语划分为七种方言，岭南就占有粤方言、客家方言、潮汕方言三种。它们很多用词和构词法都有别于北方汉语。故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说：“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过某、峨某、陀某、打某……地黎称峒名有三字者，如那父爹、陀横大、陀横小之类；有四字者……”这些地区有属粤方言区也有属闽南方言区。这些地名不能用汉语解读，被认为是古越语残余。古越语今为壮侗语族，下分多个语支，如黎语即为其一支，仅用以表示聚落地名的用词即有抱（含宝、保、报、包）、番、什、毛等。这类地名占了海南黎区地名很大一部分，它们既属壮侗语族，也是南岛语在海南积淀遗存的有力证明。其实，我国不少语言学家通过语言材料比较，早就证实南太平洋岛屿上一些说南岛语的民族与我国百越先民操共同语言，并与今菲律宾语、马来语为代表的南岛语和包括海南黎族在内的侗台语族各语言做比较，发现它们同出一源，即我国南方汉语有不少南岛语成分，仅侗泰语词汇中与南岛语有关的词约330个。人类学者容观敻举例说，海南黎语与壮语、傣语、水语等同语族诸语言有不少同源词，但数词都大不一样。例如这几种语言除“一”“二”以外，自“三”以上至“十”“百”“千”“万”几乎与中古汉语的数字相近。而黎语却不是这样，其形式上跟印度尼西亚语、我国台湾高山语比较接近。有些南岛语词只与侗台语的黎语有关，如“马”“五”“六”“十”“肺”“在”等。民族语言学者解释说，在大批汉人进入岭南以前，黎族先民已漂离海上，因远离大陆，接受汉文化较晚，受影响也少，因而保留了黎族固有数词，并与印度尼西亚语、我国台湾高山语形式接近。①这无疑是南岛语进入岭南的有力凭证，也说明使用南岛语的居民属海洋社会族群，南中国海无疑是这个族群活动的重心。
（三）器物考古佐证
史前考古的器物也验证了南中国周边海洋族群文化的共同性。树皮布是有力证据之一。中外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在树皮布起源分布上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以及密克罗尼西亚等许多岛屿原住居民都使用树皮布作为服饰。西方一些原始艺术和民族著作对此多有描述。如中山大学容观夐教授推介的詹姆斯·埃奇－帕廷顿和查尔顿·希普同一书名画集《太平洋岛屿原住民的武器、工具、装饰品及衣着选集》即收入制作树皮布用的工具、成品式样等。而考古发现显示，香港、深圳、珠海、中山出土过制造树皮布用的石柏，台湾台南也出土过有条沟的树皮布打棒。据此有学者认为树皮布起源地可能在中国岭南范围内。①邓聪先生对树皮布做过田野调查和深入研究，他指出：“以环珠江口文化的树皮布石柏，流行于距今6000～5000年时期，是迄今东亚已知最古老的树皮布文化系统。由珠江口南向中南半岛、越南北部的冯原文化有丰富的树皮布资料，年代可能距今4000～3500年。泰国及马来半岛的树皮布文化稍晚，在距今3500年前稍后，菲律宾、我国台湾等地都具有别具特色的树皮布文化，迄今所知年代不超过距今3500年。太平洋岛屿均为树皮布文化繁盛区域，其年代更应在距今3500年之后。”②邓聪进而强调“发源于南中国的树皮布文化，从西南中国经中南半岛，席卷东南亚岛屿后，从海路跨过太平洋进入中美洲。树皮布在中美洲更广泛被用作纸，具有记载文化的功能，对中美洲的历史影响至为深钜”③。海南黎族人即为制作树皮布的能手，在现今通什海南民族博物馆中仍陈列着制作树皮布的工艺和式样。笔者于2011年4月在深圳文博展览会上亲见海南馆展示用见血封喉树制作树皮布衣服，制作方要价一万元。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琼州生黎巢居深山，织木皮为布”，又曰：“儋州黎人……绩木皮为布。”上古黎族先人广泛分布在海南岛、雷州半岛，树皮布应是他们的常服。又越南也有过繁荣一时的树皮布文化，菲律宾的树皮布又来源于越南，加上上述东南亚地区树皮布，则南中国海周边都是树皮布分布区，说明至少从史前时期开始，这些岛屿的世居居民已有树皮布文化往来，不管哪里是其发源地，树皮布制作和传播都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种称为“吹筒”的狩猎武器，也将海南、雷州半岛与东南亚史前文化联系在一起。“吹筒”为一种管状器物、为用竹或木做成的管子，长可2米左右，依靠口吹气体为动力，将带有毒液的箭头从筒中吹出，用以射杀小动物，其射程可达10多米，毒液来于见血封喉树，至今在海南、雷州半岛仍可见这种高大乔木（如在儋州、保亭、雷州市郊等）。据悉，婆罗洲、马来半岛等地土著小黑人和其他原始居民，曾广泛使用这种武器来猎取小型动物。无独有偶，20世纪20年代，有一外国传教士亨西·伊伯特（HensiImbert）曾在雷州半岛发现“吹筒”。这位教士在调查报告中说：“此外尚有一个证据可以说明广东省从前可能有过小黑人的存在。因为其地到现在尚在使用吹筒。此武器最常见于婆罗洲的小黑人及马六甲的西蒙（Semang）人中。有一传教士在雷州半岛找到一件甚佳的吹筒标本，长3.97米，吹矢长57～58厘米，矢镞用铁或木。我们所得的吹筒标本乃获自江洪港（在今遂溪县）者，其地在Weitchao岛（今为涠洲岛）之对面，在雷州半岛以南110华里。该地居民今日仍以吹筒射鸟及狩猎麝香猫、狐、野猫等小动物。”①海南岛黎人的传统狩猎武器也是吹筒，所用见血封喉树，在黎区甚为常见。笔者2011年到雷州半岛调查，即在遂溪、廉江等地闻说当地尚保留吹筒，唯未见实物。而在中国古籍上，也不乏有关马来西亚等地使用吹筒的记载。宋赵汝适《诸蕃志》曰：“穷谷别有种落，号海胆，人形而小，眼圆而黄，虬发露齿，巢于木颠，或三五为群，跧伏榛莽，以暗箭伤人，多罹其害，投以瓷碗，则俯拾忻然跳呼而去。”②这种暗箭伤人武器，应为吹筒一类器物，与后来西洋传教士所记和在雷州半岛所见如出一辙，应是古代琼雷与海外往来的一种物证。
实际上，树皮布和吹筒仅是连接海南黎族与东南亚族源关系媒介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民族学家H．史图博曾两次深入海南做田野调查，后著《海南岛民族志》在柏林出版，1964年由广东民族研究所从日文译成中文（油印本）。该著列举黎族与东南亚、我国台湾民族相同的文化特质约近30项，包括刀耕火种、收割工具镰刀、柱子仓库、用牛踩耕、脱谷、鸡笼、牛车、木柱房屋、腰布、包阴布、妇女裙子、帽子、木棉和麻布、树皮布、纺织技术、大耳环、大发簪、红色长布、发型、圆形篓子（装黎刀用）、篮子、山刀（黎刀）、口琴、鼻箫、木鼓、造型艺术、文身图案、门口挂水牛角、族外婚等。而这些文化特质与汉人有明显差异，说明海南黎族与东南亚包括印尼、缅甸、越南、菲律宾、密克罗尼西亚，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族史前有很密切联系，留下那么多相同的文化特质，也反映了这些民族都是海洋民族，共同以南中国海为纽带联结成一个海洋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
小结
海南黎族“南来说”研究长期被视为禁区，在近年始见解禁的背景下，本文首从人类起源和传播出发，以海南旧石器文化空白为凭，认为海南没有土生土长的古人类，黎族先人也是岛外来的。海南黎族先人，除了公认来自大陆以外，还有从东南亚、南太平洋等地北上的海外居民。除了两地居民体质特征有共性以外，还有文化特性相同或相近的石器工具，共同使用南岛语留下的遗存，制造性质一样的树皮布和吹筒，以及多种相同的物质及精神文化等多种证据，显示海南黎族渊源于大陆和海外，具有人种和文化南北合流、融汇发展的特点。这主要发生在史前时期，秦汉以后，海南在中原政权管治下，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海南黎族先人南来基本结束，进入以俚僚和汉族移入岛上的历史阶段，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重要成员，谱写自己的民族进化史和文明史。
从士氏集团到冯冼集团
——汉末三国至隋末唐初海南史述考
周泉根
治海南史，以汉末三国至隋末唐初为最难，盖文献严重阙如之故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段大约400年的历史，其疏略甚且大不如汉以前，因为汉以前至少有出土材料可资演说。
本文拟在剿尽可见材料的基础上，综合缝织这一段历史的梗概及某些细节，对于一些具体历史问题，试做重新认定。如：孙权命聂友、陆凯征珠崖当在赤乌五年（242年）而非赤乌二年（239年），孙权以胜利的姿态掩盖失败的苦涩；崖州最晚约于中大通四年（532年）由萧梁政权在朱崖故地首置，此后冼夫人请命于朝置崖州于儋耳故地实际上是移置而已；冼夫人逝世后，王氏兄弟起义主要是由于中央编户齐民、推进郡县制时缺少地方豪酋代理调适缓冲；等等。
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村峒自治到豪酋政治，再到郡县制的演进过程为线索，通过比较岭北、海北与海南政治势力的历史性消长，尤其是梳理、比较士氏集团与冯冼家族、孙吴宋齐与梁陈隋唐、冼夫人与冯盎等地方豪族内部、豪族与豪族之间、中原政权与地方势力、中原政权代与代之间等政治主体，力图描摹出自汉末三国至隋末唐初海南的政治演进过程及内在的本质，并从中揭示豪酋自治到改土归流的历史大势。
一 汉末三国至隋末唐初的海南政治演进述略
秦兼并六国后，进一步南取百粤，略定扬粤岭外后，辟置南海、桂林、象三郡。海南岛为当时象郡之外徼。秦亡之后，海南岛属南越国。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将南越故地分置九郡，其中儋耳、珠崖两郡在海南岛，领县十六。这是海南岛上有正式行政建制的开始。从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到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在汉廷四代共计不足70年间，海南岛上史载明文的反抗活动就有十来次。先是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罢儋耳郡，省并入珠崖，中原政权在岛上的控制力下降。到元帝初元三年，山南县又首反，带动诸县，连年不定。山南地区的这次反抗运动使得汉元帝不得不从贾捐之之议罢弃珠崖郡。罢郡90年后，东汉马援于建武十九年（43年）平定“二征王之乱”后复置珠崖县，隶属合浦郡。
中原政权对海南岛的掌控能力与自身的强弱息息相关。东汉杜笃在《论都赋》中说，汉武帝之所以能在海南岛初开郡治，以致“郡县日南，漂概朱崖。部尉东南，兼有黄支。连缓耳，琐雕题，摧天督，牵象犀，椎蚌蛤，碎琉璃，甲玳瑁，戕觜觿”，在于“其余财府帑之蓄”。①《汉书·西域传赞》具体陈述道：“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馀，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②光武帝能复置珠崖县，也同样是励精图治、士马强壮，又趁兵锋馀烈的结果。明帝永平十年（67年）还能巩固发展对海南岛的治理，以致“儋耳降附”③。但桓灵无道，迭经外戚宦官专权、党锢祸结、黄巾起义，在进入3世纪后，曹魏集团“挟天子以令诸侯”，地方军阀纷纷割据，海南岛的实际管理权也从中央政府旁落到地方势力。而地方割据势力频繁的消长进退，使得海南岛长期处于散落的酋峒自治状态。此后的乱久治短、分多合少的三国魏晋宋齐时期，海南大体延续了这种状态，一直到冯冼家族崛起之后才开始转折，书写历史新篇。
（一）汉末至宋齐时期的南溟绿洲在中原的视野之内、控驭之外
汉末中原战乱频仍，以致“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生民离乱、风衰俗怨。海南岛这时则处于原始村峒酋领自治的无政府状态。村峒之间不相统属，各为雄长。在正史的史官看来，珠官等郡“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逋逃之薮”①。实际则是，海南客观上因此没有遭受大规模、长时间军阀混战所造成的伤害。“亡叛逋逃之薮”，何尝不可解读为，相对平和的自然状态反倒成为人们避难求安之地。这一历史时期，海南岛的传世史料和考古材料都极为稀缺。鉴于此，我们只能试着从其名义上所属的州郡、县治的政治变革来寻绎其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发展。
1．士氏七郡之属的海南名义上归孙吴
汉末岭南被崛起的“士氏集团”控驭，“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震服百蛮”。集团的灵魂人物士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埸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②。建安八年（203年），朝廷派张津为交趾（阯）刺史，与交趾太守士燮共表立为州，汉献帝乃拜张津为交州刺史。③江南割据势力刘表想掌控岭南，趁张津为其将区景所杀之际，“遣零陵赖恭代津。是时苍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吴巨代之，与恭俱至”，但中央利用士氏集团抵制了刘表的扩张意图。据《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载：
汉闻张津死，赐燮玺书曰：“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知逆贼刘表又遣赖恭窥看南土，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阯太守如故。”
这东汉“七郡”属地即汉武岭南九郡①，因为珠崖、儋耳并入合浦郡。士燮所董督的“七郡”在名义上涵盖海南岛。江南孙吴集团崛起后，在以士燮为首的士氏集团支持下，士燮董督的南越“七郡”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其地并属吴”②。岭南成为孙权的势力范围③，岭南自此始服于孙权，但初期实际上是与士氏集团共同治理。东汉延康元年（220年），孙权遣吕岱代步骘为交州刺史。终士燮余年，与孙吴输诚合作，岭南政治相对稳定。吴黄武五年（226年），交趾太守士燮“在郡四十余岁”，“年九十卒”。同年，吕岱提请岭南七郡二分为交州和广州，海南岛所属的合浦属广州，吕岱自为刺史。因吕氏排挤士氏集团，激起士燮子弟的激烈反抗。
徽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首。徽大将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奋击，大破之，进封番禺侯。于是除广州，复为交州如故。④
交广一分一合，很可能只是吕岱裁抑士氏集团的手段，至少客观上达到这个效果。⑤海南名义上隶属的合浦郡，也旋即从隶属广州又重新改隶交州。
2．孙吴兵扰后，海南遥领、遥属于海北州郡
东汉以来，海南岛上的朱卢或朱崖县虽然名义上隶属合浦郡，但因抚控不力，长期在降附、叛离之间摇摆。好大喜功的孙权，不满于这种状况，欲征服珠崖，但遭到陆逊、全琮的强烈反对⑥。孙权不听，于赤乌五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①，结果“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权深悔之”②。
关于聂友、陆凯征讨珠崖的大致本末也见于诸葛恪传、陆凯传、裴注及后世史志中。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载：“丹杨太守聂友，素与恪善……恪诛后，孙峻忌友，欲以为郁林太守，友发病忧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南朝宋裴松之具体注解说：
吴录曰：友有唇吻，少为县吏。虞翻徙交州，县令使友送之，翻与语而奇焉，为书与豫章太守谢斐，令以为功曹。郡时见有功曹，斐见之，问曰：“县吏聂友，可堪何职？”对曰：“此人县间小吏耳，犹可堪曹佐。”斐曰：“论者以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为功曹。使至都，诸葛恪友之。时论谓顾子嘿、子直，其间无所复容，恪欲以友居其间，由是知名。后为将，讨儋耳，还拜丹杨太守，年三十三卒。
《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载：“陆凯，字敬风，吴郡人，丞相陆逊族子也。黄武初，为永兴、诸暨长，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领兵。……赤乌中，除儋耳太守，讨朱崖，斩获有功，迁为建武校尉。”
唐文献记载：“（吴赤乌五年）九月，遣将军陆凯讨定朱崖、儋耳郡。”③
明代地方志载：
聂友，字文悌，豫章人。少以才胥录为县吏。虞翻使交州，友送之，翻与语奇焉，荐于豫章太守陈斐，以为功曹。既至都，诸葛恪遂与友善。及孙权将图珠崖，恪荐友为太守，诏加将军，与校尉陆凯同往。既奏捷，留友治之。友虑师久致疫，简其精锐自卫，馀先遣还。权大说，征为丹阳太守。④
上面文献的细微差异，颇堪玩味。如有时称“儋耳、朱崖”，有时只说“珠崖”或“朱崖”，实际上这些都是对海南全岛的泛称。也从侧面看出当时孙吴政权在珠崖建置没有着落，故泛泛称谓。再如，就征讨结果，有说孙权大悦，有说他深深地后悔。综合分析文献，实际可以看出：所谓聂友、陆凯任珠崖太守、儋耳太守，不过是临阵授命，志在必得，以壮行色而已。所谓“讨定”，只是一时的武力慑服。三万大兵“死者十有八九”，讨定之后，随即遣还，只能自卫，最后又都双双离任升迁。所谓升迁，从孙权角度看不妨视作对征讨政策失败的自我掩饰，从聂友、陆凯角度看，也只是苦劳，没有功劳。方志说孙权大悦，但《三国志》明白记载他“深悔之”。这可以解释为武力征讨回来之初，孙权以表面的成功掩盖实际的失败，所以大悦升迁二位，而事后终究难以掩盖不听陆逊、全琮忠告的悔恨。
尽管如此，孙吴政权到底是设置了珠崖郡，也为后世史家认可。据《晋书·地理志上》载：“吴主大皇帝初置郡五：临贺、武昌、珠崖、新安、庐陵南郡。”复置珠崖郡的时间有两说。《晋书·地理志下》“交州”条目下将复置珠崖郡具体为赤乌五年；但唐《元和郡县志》说是赤乌二年，且不得其地，只能在徐闻立珠崖郡、珠官县。①那么，孙吴初置珠崖郡到底是赤乌二年，还是赤乌五年，或者说是三年之内两次置郡？赤乌二年置郡说，《三国志》不见记载。《晋书·地理志》只记载了赤乌五年初置五郡，其中有临贺、珠崖。既然是初置，则说明此前的赤乌二年不应该有置郡一事。我们分析当时正在用兵，也不大可能置郡。②赤乌五年聂、陆二将讨伐珠崖后，将珠崖与刚刚平定的临贺初置郡才顺理成章。二年之“二”极有可能是五年之“五”字迹模糊致误。
《元和郡县志》虽然时间弄错，但记载东吴终究不有其地，招抚其人也不从化，却是事实。去三国不远的晋代王范在《交广二州记》中说：“珠崖在大海中，南极之外。吴时复置太守，住徐闻县遥抚之。”①综上可见，赤乌五年吴武力讨平了海南岛，却无力维持治理，只好在形式上置珠崖郡，郡治也只能设在海南岛之外的徐闻，且“招抚其人，竟不从化”，最后到底“不有其地”。所以说，征讨兵扰之后，海南地区依然是以村峒自治为主的政治状态。
三国吴时期设珠崖郡②于徐闻，海南只是珠崖郡的属县朱卢③。珠崖郡多数时隶于交州。只是三国纷争，都自称正统，于他国州郡都施行遥领制，各自将九州不论实际占领与否一概自欺欺人地划在自己名下，实际隶于吴国的交州，在这种政治风气下也被蜀、魏和晋遥领。④但不管海北谁方唱罢谁登场，处于遥领、遥属地位的海南这一时期没有参与历史的纷争，始终维持着原始村峒形式的社会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刺史吕岱于赤乌六年（243年）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航行南海，出访了东南亚各国。《梁书·诸夷·海南诸国》载：“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两人都撰述了自己的见闻，朱应有《扶南异物志》，康泰有《扶南记》。孙吴时期中国即已在南海辽阔海域航行的事实，对今天我们研究南海主权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3．两晋宋齐时期的海南不改其自然状态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分兵六路大举破吴，吴末帝孙皓出降，孙吴随之灭亡，汉末以来割据局面也就此结束。西晋平吴后，撤销珠崖郡并入合浦郡。《晋书·地理志下》交州载：“赤乌五年，复置珠崖郡。……平吴后，省珠崖入合浦。”省入时间，据清方志为太康元年。
《晋书·地理志下》载合浦郡领六县：“合浦、南平、荡昌、徐闻、毒质、珠官。”雍正《广东通志》载：“太康元年省珠崖郡，以朱卢、珠官①二县属合浦郡。旋改朱卢为玳瑁县。”②可见，这个时期海南岛上的建制实际只有毒质县。毒质县，明代史志材料有说是汉紫贝县③，有说是汉玳瑁县④，从音义形式上当是玳瑁之另一称谓。⑤但实际上，两晋时期的毒质、玳瑁都只是整个岛徒有虚名的象征。今天的海南地区在长约140年间虽在朝廷的视野之内，朝廷却无力控驭，只是在名义上隶于形同虚设的合浦郡玳瑁县。
东晋偏安，士族力柔质弱，很快被寒门出身、下层军吏起家的刘裕取而代之，于永初元年（420年）废东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国号“大宋”，都建康。
十一年后，元嘉八年（431年）春正月，宋文帝“于交州复立珠崖郡”⑥。
又十四年后，元嘉二十二年，宋文帝刘义隆省珠崖郡。清徐文范说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置宋寿郡，省珠崖”⑦。只是不知徐文范说法的出处。
又十五年后，大明四年（460年），宋孝武帝派费沈、武期讨伐岭南，并拟打通珠崖道。可见，文帝先前省珠崖郡乃是控驭无力的无奈之举。只是这次依然有心无力、无功而返。《宋书·夷蛮列传》载：
广州诸山并俚、獠，种类繁炽，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苦之。世祖大明中，合浦大帅陈檀归顺，拜龙骧将军。四年，檀表乞官军征讨未附，乃以檀为高兴太守，将军如故。遣前硃提太守费沈、龙骧将军武期率众南伐，并通朱崖道，并无功，辄杀檀而反，沈下狱死。①
四年后，即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②，《宋书·州郡志四》著录该年的合浦郡“先属交州。领县七，户九百三十八……硃卢长，吴立”。合浦先属交州，据明方志③后来则当属越州。④硃卢即朱卢，因三国孙吴所置。硃卢长，即朱卢县令。海南名义上属朱卢县域。
综上我们可见：第一，刘宋朝廷有心经略珠崖，却力不从心，以致设郡后再罢郡，雄心征讨却无功而返；第二，其力不从心、控驭无方，以致岭南侵叛频仍，海南更是阻塞不通；第三，晋时的玳瑁不见于《宋书·州郡志》，而只有朱卢。这种无缘无故地隐现侧面说明刘宋朝廷没有能力管辖海南岛，县治等于虚设，地名大概只有象征意义。所以，尽管刘宋时期一度复置珠崖郡，海南名义上隶于朱卢县，但实际上依然延续东汉末以来村峒自治的原始自然状态。萧齐趁乱取宋，虽因宋而治，国土还小了很多，海南地区与南齐郡县的所属关系及自身状态与刘宋无异，即徒有虚名地隶于越州合浦郡的朱卢县。
4．小结
从汉末到萧齐，士氏集团代表的南越地方势力瓦解后，岭北的政权对海南的控驭一直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大海之南的海南只是处于海北政权形式上遥控遥属的视野之中，实际上完全处于其管辖治理之外的自然村峒散落自治的原始无政府状态。直到萧梁时期南越地方势力冯冼集团崛起后，朝廷通过与冯冼集团合作，海南才重新不可逆转地汇入中国历史的大潮中。
（二）萧梁陈隋时一度村峒自治的海南开始重新置郡辟县
萧齐（479～502年）国祚不永，立国二十三年后即为同姓萧梁取代。萧梁（502～557年）立国五十五年，开国皇帝武帝萧衍一人秉政四十七年，梁朝几乎是其一个人的朝代。他在后来也不无讽刺地自我宽慰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①然正是在萧梁一朝，海南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即重新走向辟郡开县的历史新时期。这个转折的关键，并非萧梁比吴晋宋齐更强大或更进取，而是岭南继士氏集团之后第二个豪族——冯冼家族的崛起并向化效忠的结果。与孙权背信弃义、徒仗武力的对待士燮之后的士氏集团和珠崖人民不一样，梁武帝给予了冯冼家族充分的信任和相应的名分，致使继之者——陈隋唐初能在冯冼家族的合作下将行政礼教渐次在海南奠基、开拓、浸染、发展起来。
1．梁陈时期进入复置邑县的窗口期
萧衍代齐后厉行俭约，致前期一度府库殷实、士马强盛，到天监十年（511年）就完整据有了三国吴时的疆域，并平定了岭南的俚僚。《隋书·地理志上》载：“梁武帝除暴宁乱，奄有旧吴。天监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县千二十二。其后务恢境宇，频事经略，开拓闽越，克复淮浦，平俚洞，破牂柯，又以旧州遐阔，多有析置。大同年中，州一百七，郡县亦称于此。”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梁于徐闻县立珠崖郡。”②梁因宋齐而治，复置珠崖郡，时间当不晚于天监十一年。又载：“三国吴复曰朱卢县。晋及宋、齐因之。梁、陈时废。”③可见，这前后又废除了朱卢县，并于朱卢故地首置崖州。《大明一统志》载：“古崖州城，在府城东南三十里。梁置州于此。”④时间最晚可能在如清代文献所说的梁武帝中大通四年。⑤
梁虽然在宋齐的基础上，在海南岛上的势力大有延展，竟重新置州，但武力平定效果只能跟宋齐一样，并不能怀附峒俚群僚。如《元和志》所说的“竟不有其地”，即形式大于内容，也如唐胄所说的只是招抚性质的。①
然而就在天监十年萧梁据有岭南的十年后，即普通二年（521年），中国历史上杰出政治家岭南俚人的女渠帅冼英出生。又二十年左右，冼夫人怀集百越，以致岭南“政令有序，人莫敢违”，“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②。据清以后文献记载，在此期间，即梁大同（535～546年）中，冼夫人“请命于朝，故置州”。
雍正朝郝玉麟《广东通志》载：“梁，大同中就废儋耳地置崖州，统于广州。时儋耳归附冯冼氏者千余峒，请命于朝，故置州。按：孙吴、刘宋置珠崖，都只在徐闻遥领之耳。至是置崖州于儋耳，而琼、崖、儋、万入焉。”③
此处“置州”的实际历史情形，并非如一般史志所说的“首置崖州”，而应该是“移置崖州于儋耳”。冼夫人请置崖州于儋耳义伦后，“琼、崖、儋、万入焉”。南宋《方舆胜览》之“吉阳军”之“建置沿革”亦载：“梁立崖州。”可见，这时的海南较以前更具体地纳入了中央行政区划。据清地理学家洪孙考证，梁崖州珠崖郡领县有三，即义伦、武德④和临振。⑤此说不见于别的文献，只能姑妄听之。但不管置县与否，冯冼家族的势力开始延展到海南地区了。就梁政权的实际管辖来说，据《元和郡县志》，实际上连治所所在儋州地区“自汉至陈，更不得其本地”。也就是说，隋以前大陆政权对海南的控驭还是通过冯冼家族间接实现的。
请置崖州于儋耳约十年后，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侯景叛乱，梁政权风雨飘摇自顾不暇，更无心无力于遐方南极。领表、海南却因冯冼家族的抚控有法反而数郡晏然。
又两年后，梁大宝元年（550年），岭南高州刺史李迁仕、杜平虏趁侯景之乱造反，被冼夫人用计击败。冼夫人因此还与陈霸先结识于赣石。侯景叛乱十年后（557年），梁长城侯陈霸先取代萧梁建立陈朝于建康。第二年，即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冼夫人派遣九岁的儿子冯仆率领岭南诸少数民族首领到丹阳朝见陈武帝。又十年后，即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年），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冼夫人起兵助陈平定叛乱。从永定二年冯宝卒①到冯仆卒（584年），再到陈灭（589年），其间三十多年，正值冼夫人盛年，加上冼夫人对陈室忠贞不贰，以致岭南、海南出现了尊奉冼夫人的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这种安定的局面使得梁时的建制得以维持，依然如6世纪30年代冼夫人所请，置崖州和珠崖郡于义伦，统于广州。②
由于冼夫人杰出的政治才华，南陈对海南岛的管理也似乎较前代切实，其间有任太守袁洪名垂方志且见诸小说家言。③这期间海南岛最南端的临振都已清晰纳入冯家集团的势力范围。因为陈灭后的第二年，即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即“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且户数了然——“一千五百户”。所以对海南来说，梁陈时期是复置邑县的重要时期。
2．隋代三郡十县的格局标志郡县制开始切实展开
581年，北周静帝禅位于杨坚，是曰隋文帝。文帝开皇九年（589年）二月碎冰南渡俘虏陈后主，陈亡。开皇十年九月，隋文帝派总管韦洸安抚岭南，韦洸竟徘徊逗留不敢进。杨广让陈后主寄信物告知冼夫人陈国已亡。冼夫人才集数千首领哭祭陈朝，之后派孙冯魂率众迎接隋使。岭南诸州悉数归隋。但很快又发生王仲宣带领各首领反隋和番州总管赵讷贪虐之事。这两者可能有联动关系。两次岭南政局风波很快都被冼夫人平定。冼夫人亲赴十余州招慰亡叛，领表方定。隋文帝重重嘉赏了冯冼家族。其中与海南紧密相关的事项有：赐冼夫人临振县一千五百户人为汤沐邑；追赠冯仆为崖州总管。据《资治通鉴》，事在开皇十年年底。
隋平陈入岭南后，因袭梁陈置崖州，但罢去了珠崖郡。①废置珠崖郡乃是隋文帝“州统县”二级架构的全国性政策的结果。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罢郡，以州统县”②，“遂废诸郡”③。只是珠崖郡的废置不应是这一年，因为这一年海南岛还属南朝陈，是陈后主登基的第一年，离隋总管韦洸入岭南还有七年。所以，珠崖罢郡当于开皇十年。
从赐冼夫人临振县为汤沐邑、追赠冯仆为崖州总管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海南地区已非朱卢、珠崖时想当然的辖地，④而是从一个在两汉逐渐蜕变成远方的文化概念变成隋朝统治者实在而明晰的舆图视野。《隋书》中明确记载了隋文帝时崖州土贡珍珠一案，从侧面说明崖州与中央的关系已有实质性的强化。⑤
罢珠崖郡并将临振地区直属于崖州的十二年后，即仁寿二年（602年），冼夫人卒。⑥两年后杨广登基。又三年，即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州为郡”⑦，实行郡县二级体制。当此之际，“崖州”也改成“珠崖郡”，并明确记载有十个属县。《隋书·地理志下》载：“珠崖郡，梁置崖州。统县十，户一万九千五百。义伦，带郡。感恩。颜卢。毗善。昌化，有藤山。吉安。延德。宁远。澄迈。武德，有扶山。”
《元和郡县志》则说，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更开置珠崖郡，立十县”，并同时“又置儋耳、临振二郡”。还记载说，感恩、毗善、昌化、吉安、延德、宁远、澄迈七县皆置于大业六年。①隋书与《元和郡县志》略有出入。但据其他唐宋史志文献，三郡十县的格局是成立的。
3．隋唐之际属南牧朱崖的冯冼家族
就在隋炀帝在海南辟郡置县的大业六年十二月②，海南岛发生了起义。海南岛上最早的名姓俱全的岛籍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就是王万昌、王仲通兄弟。《隋书·炀帝纪上》载：“十二月……辛酉，朱崖人王万昌举兵作乱，遣陇西太守韩洪讨平之。”
《隋书·韩洪传》载：“朱崖民王万昌作乱，诏洪击平之。……俄而，万昌弟仲通复叛，又诏洪讨平之。”
这与隋炀帝的残暴奢靡有直接的关系。他好大喜功、大兴土木、滥用民力。对内，横征暴敛，穷奢极欲；对外，穷兵黩武，恣意征伐，使“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③。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珠崖的平民王万昌聚众反叛。隋炀帝赶紧下诏陇西太守韩洪讨伐平叛。功成后，韩洪以功加位金紫光禄大夫。不久王万昌的弟弟王仲通接着举起义旗，韩洪再次出征讨平了这次反隋叛乱。但这位上柱国韩擒虎之三弟，曾为另一上柱国贺若弼手下的行军七总管之一的韩洪，还没等班师凯旋，就遇疾而卒了。从时间来看，分郡立县当年即爆发王氏兄弟叛乱。叛乱与置郡辟县之间不能没有因果关系。一则是郡县制打破了原有的社会自然结构。二则是税赋土贡改变了以前经济原始形态，“大业末，海南苦吏侵，数怨畔”④。三则是冼夫人逝世后盛气凌人的隋炀朝廷和海南当地人民之间缺乏良性的调节机制。
就在起义烽火重燃的第二年，山东、河南遭遇大水灾，漂没四十余郡。隋炀帝依然坚持亲征辽东，因皇室两代人斗争而被贬谪到始安（今桂林）的宗室杨纶本想上表请命，结果不仅不获信任，反而不久被安置到更远的珠崖。此后，统治阶级进一步分崩离析于上，下层兵民则此起彼伏地起义于下。大业十二年（616年），鄱阳起义首领操师乞自称“元兴王”，建元始兴，攻陷豫章郡（今南昌），以其乡人林士弘为大将军。师乞中流矢死后，士弘自称皇帝，国号“楚”，四方豪杰响应依附，地盘北自九江，南及番禺。①据《元和郡县志》载：“隋炀帝更开置珠崖郡，立十县，又置儋耳、临振二郡。隋乱陷贼。”②
可见，林士弘在海南的势力也相当猖獗。海南第一个可考的贬官隋宗室杨纶也为林士弘在海南的势力所逼，举家流窜儋耳。③
618年，殚竭民力的隋炀帝被宇文化及弑于江州。两个月后李渊逼迫隋恭帝禅位，随即称帝，李唐正式取代杨隋。冼夫人之孙汉阳太守冯盎，随即“奔还岭表，啸署酋领，有众五万”，“克平二十州，地数千里”。冯盎利用冯冼家族数代人积攒的恩威轻易地取代了依附于林士弘的高法澄、冼宝彻等地方势力。冯盎遂据有“番禺、苍梧、硃崖地，自号总管”④。据《册府元龟》载：“隋末高凉通守沈宝辄反，盎击破之，因此北吞广州，西并苍梧，南牧朱崖之地，自称总管。”⑤冯盎自号的总管当是“高州总管”⑥。
又据《旧唐书》载：“会炀帝为化及所弑，鸿胪卿宁长真以郁林、始安之地附于萧铣，冯盎以苍梧、高凉、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⑦可见，冯盎取代高、冼等地方豪强后，重新聚拢了领表、珠崖的各大酋领，并形式上仍附于林士弘。武德五年（622年）七月，“隋汉阳太守冯盎承李靖檄帅所部来降。以其地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以盎为高州总管，封耿国公”⑧。
上面各条文献所言珠崖乃泛指海南全岛。
4．小结
冼夫人逝世后十年左右，隋炀帝就改崖州为珠崖郡，同时将岛上一郡三分，从珠崖郡中析置出临振、儋耳两郡。崖州人民对与编户贡赋相关的郡县制进行了抵制，向对地方原始村峒自治构成严重挑战的外来权力发起了反抗。很快，大隋的江山也急速地从龙兴大道转入风雨飘摇的黄泉末路。这时，隋宗室杨纶被贬到儋耳，豫章枭雄林士弘的部下在海南活动猖獗，汉阳太守冯盎这时奔还岭南，扫荡群雄，海南岛遂又在冯氏家族的掌控之中。但从豪酋自治到改土归流的历史大势是不可逆转的。隋炀帝大业六年置临振郡，土客政权之间的消长正是逆转之开始，虽然中间有隋唐之际的消歇，但唐五代的历史大方向毫不客气地要将豪酋势力一步步纳入中央政权的行政建置中。
二 地方豪酋势力的消长与中原政制的推进关系考评
汉末士氏集团被岭北政权粗暴打击之后，岭南、海南的地方豪酋势力一直未能形成一个中心。缺少代理人或中间权力过渡的军政结构，岭北中央政权也一直不能有效控驭岭南，尤其是海南地区，一直到高凉冯冼集团的兴起，部落星罗棋布与中央政权之间才重新出现了“碧玉擎天柱、架海紫金梁”。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就是冯宝、冼英和冯盎，而尤以尊天子以团结号令群雄为政治纲领的冼夫人的影响为最深。据《隋书·谯国夫人传》和高州冼庙碑碣所记冼夫人享年和卒年逆推，冼夫人当生于梁武帝普通二年。这一年萧梁据有岭南已有十年。
冼氏世为南越首领，势力范围跨据山洞，附属部落达十余万家。①冼夫人从小就贤明智慧，富有筹略，还在冼氏母族时就能抚控部众，而且晓通军事，亲自披挂上阵，行军用师，压服诸越。她并不是一味用军事高压统领部众，而是恩威并用，公正信义，以德服人，常常劝亲族为善，用信义结纳乡邻。
罗州刺史冯融为稳固本家族在岭南的地位，闻冼氏的事迹，赏爱其才德识见，便让其子高凉太守冯宝娶冼英为妻。冯融本是北燕苗裔，刘宋文帝元嘉十三年（436年），北燕王冯弘失国投奔高丽，后又派遣冯融的祖父冯业带三百人浮海南下到广东新会。宋封冯业为怀化侯，任新会太守②，后封罗州刺史（治石龙县、化县、今廉江、茂名等地），冯氏历任牧守，三传至冯融。由于是客族，据《北史·谯国夫人传》载：“他乡羁旅，号令不行。”
两个家族的联姻有很大的政治考量。事实证明，这次联姻不仅成功造就了冯冼家族的旷世辉煌，更有大功于中华民族的内部融合。冼夫人到冯家后，劝诫规约本族部众要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依礼行事。她常常与其夫冯宝一块处理诉讼纷争，折中公允，即使本族犯法的人，也一律依法办事，不徇私情。这样，冯氏在当地的威信建立起来，“政令有序，人莫敢违”①。
（一）冼夫人请命移置梁初首设的崖州于儋耳，标志着地方与中央开始重新媾和
在家佐兄、既嫁相夫，和辑百越，怀附俚峒，以致岭南“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峒”②。据清以后文献记载，在此期间，即梁大同中，冼夫人“请命于朝，故置州”。但“请置崖州”实际上是请移至崖州于儋耳，并非请首置崖州。
先宋多种文献如《隋书》、唐杜佑《通典》等都明确记载了“梁置崖州”③，无可置疑。但可能由于都是地理志体例的缘故，皆未注明具体年代，也没说是冼夫人请置的结果。明代方志只说“儋耳归附冯冼氏者千余洞”，并无“请命于朝，故置州”，也没说具体年代。④
梁立崖州的时间，现在可查考到的只有明清文献，且有两说：其一，雍正时文献明确说是冼夫人“请命于朝，故置州”，且确定为梁大同中；⑤其二，乾嘉时的徐文范将崖州首置的时间具体到梁武帝中大通四年。⑥
州治地点也有两说：琼山说和儋耳说。如明英宗初时同一部文献《大明一统志》，一说梁崖州置于琼山：“古崖州城，在府城东南三十里。梁置州于此。”①这是可见资料中最早明确说梁崖州在琼山的。另一处又说在儋耳义伦：“梁置崖州及珠崖郡，治义伦县。”②两说在明清方志中都习见。③两说并存，孰是孰非呢？明以后的方志，或偶有因袭《大明一统志》和万历《广东通志》的两说者④，多数方志和研究著作则只主儋耳说。⑤
另外，梁不仅首置崖州，还复置了珠崖郡，治所也有两说。明清文献所见多有，都只说治于义伦，⑥但这不见载于《隋书·地理志》《通典·州郡典》。而唐宋文献如《元和郡县志》虽记载梁置珠崖郡，却治于徐闻，且有名无实。①
综合比较，其一，《元和郡县志》并没有像《隋书》《通典》记载梁立崖州，而后两书则没记录梁于徐闻立珠崖，《方舆胜览》则两者兼录；其二，明清文献异于《元和郡县志》，都说梁立崖州于海南岛。如何理解这些文献的冲突，关乎冯冼家族、崖州和萧梁的诸多基本问题。
崖州置儋耳故地治义伦县是没问题的。②《隋书》《通典》著录梁立崖州，而《元和郡县志》没著录，是由于二者著录体制不同。③但为何崖州治所一说在珠崖，珠崖郡郡治一说在徐闻，则不可能如谭其骧先生所说的文献窜误。他说：“‘梁于徐闻县立珠崖郡’这句话当由于孙吴时有此事而又误系于梁。”④真正的原因则是，梁复置珠崖郡于徐闻、初置崖州于珠崖故地，但控抚无力，后由于冯冼家族在儋耳的政治基础良好，冼夫人请命于朝将珠崖郡和崖州移置儋耳治义伦。治所两说折中并存，在清初的顾祖禹和当代的李勃也都认同且有所辨析。⑤但两人一则未能通过比较冼夫人生卒享年和梁代享国时间，二则没有指出并解析梁置崖州时间两说，从而未能进一步更具体指出其中的来龙去脉。
这里只要考虑一下冼夫人事迹的年限，就会发现以上记录都是合理的。据《隋书·谯国夫人列传》及其他文献可知，冼夫人享年八十卒于仁寿初（约601年）。可见，冼夫人约出生于梁普通初年（约521年），其时梁代齐已约二十年。如果冼夫人佐兄相夫至少在十五岁以后，则至早于梁大同二年（536年）儋耳千余峒才降附。这时，梁已立国三十多年，且梁武帝萧衍早期节俭图治，国势颇盛。据《隋书·地理志上》，冼夫人出生前的天监十年梁就完整据有了三国吴时的疆域，并平定了岭南的俚僚。从天监十年“梁武帝除暴宁乱，奄有旧吴”，到梁大同二年儋耳降附冯冼氏，之间尚有二十五年。这期间“奄有旧吴”、因齐而治的萧梁肯定在珠崖郡和朱卢县有所作为。这些作为，第一，如《元和郡县志》所载，“于徐闻县立珠崖郡”，但与宋齐一样，控驭无力，“竟不有其地”，徒有虚名。这当是取齐之初，最晚不晚于天监十年。第二，随着国力增强，又进一步通珠崖道，首置崖州，并理于珠崖故地，废朱卢，很可能是《嘉庆重修一统志》文献“三国吴复曰朱卢县。晋及宋、齐因之。梁、陈时废”①之所本，也是明清大量文献中说梁崖州治所琼山说之所本。这也可能是上文提到的乾嘉时的徐文范说梁武帝中大通四年“置崖州及崖郡于朱崖”说之所本。
中大通四年之后的数年，冼夫人才登上历史舞台。史志艳称的冼夫人“请置崖州”和习见的崖州治儋耳故地，应该是这之后的事。所以，如果上面的文献都大体可靠，我们的时间和事件排比分析不错的话，所谓冼夫人“请置崖州”实际上是“请移置崖州于儋耳”。为什么是儋耳？盖海南俚峒，儋耳降附最多，以千余峒计。又据《舆地纪胜》载，冼氏，“高凉人，适冯融之子宝。……儋人事之甚严”①。而于萧梁政权来说，与其有名无实，不如利用冯冼集团抚控海南。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合作的。可见，治所移置儋耳，方方面面都是合情合理的。而同理，崖州的唯一属郡珠崖郡自然也随迁入儋耳义伦。
总结如下。梁因宋齐之治，至迟到天监十年象征性地在徐闻设珠崖郡，但也如三国至齐一样，有名无实，如《元和郡县志》所言“竟不有其地”。但此后二十多年，随着国力强盛，废除只有象征意义的朱卢，在朱崖故地置崖州，最晚约于中大通四年，但也依然开拓有限。数年后，冯冼集团在冯冼氏的卓越经营下崛起，海南，尤其是儋耳的少数民族多降附冯冼家族。借冼夫人之请，萧梁移置崖州于儋耳，珠崖郡也随移，陈朝、隋前期因之。但据《元和郡县志》，隋以前，大陆政权对海南的控驭还是通过冯冼家族间接实现的，连治所所在儋州地区“自汉至陈，更不得其本地”。直到隋炀帝大业六年，复置儋耳郡，才有根本改观。
（二）从高州冯氏到海南冯氏的迭变成为郡县制发展的必要过渡
与三国时期士燮集团随着核心人物士燮的逝世而土崩瓦解不一样，冯冼集团的核心人物冼夫人殁于昭代并极尽哀荣之后，其孙冯盎能继承其高超的政治才华，折冲于阵前与樽俎，以致岭南、海南能和平发展儒家官僚体制。相对于汉末以后随着士氏集团瓦解后数百年的孤悬海外，海南在隋以后借着冯冼集团的势力稳定地推进了郡县制，而冯盎无疑是让历史在转捩和平过渡的关键人物。
1．冯盎的政治才华让海南和平走进郡县制
冯盎（571～646年），字明达，冯仆之子，冯宝、冼夫人之孙。少年时即英勇善战、富有谋略。隋开皇中任宋康（今广东阳西织篑至电白电城之间）县令。
他是继冼夫人之后又一个既具有战略眼光又能征善战的家族掌舵者。在隋唐两代大动荡的政局中，冯盎以一个非凡的政治家的眼光和手段，始终掌控着岭南的局势，并微妙地平衡着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僚族的关系，在与隋文帝、杨素、林士弘、李靖、唐太宗、魏征等当世豪杰的较量与协作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他的脱颖而出首先要归因于他的兄长冯暄的政治短视。冼夫人废除不识大体的冯暄，改遣冯盎，并最终讨平王仲宣叛乱。冯盎也因功封为高州刺史。
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潮（今潮阳市西北）、成（今封开县东南贺江口）等五州僚人造反。时冼夫人刚刚亡故，冯盎墨缞驰赴请旨讨伐。文帝诏左仆射杨素与他议论敌方形势。据《旧唐书》本传载：“素曰：‘不意蛮夷中有此人，大可奇也。’即令盎发江、岭兵击之。”
平乱后，朝廷授予冯盎金紫光禄大夫、汉阳（今甘肃礼县西南）太守①衔职。事实上，东边的潮州，西边的成州，本不属高凉郡管治，冯盎主动请缨，旨在剪除异己、扩充地盘，同时解决两翼对高凉郡的遏制。“尊王则名正，平叛而自安”，冯盎非常高明地继承了冼夫人一贯安邦的策略。
隋炀帝大业后期，冯盎从征辽东，迁左武卫大将军，其子冯智戴“尝随父至洛阳统本部锐兵宿卫”②。这是中原政权以夷制夷的高招，也是冯盎借力打力稳固自己在朝廷的地位。当时，岭南不少溪洞豪族亦率部编入炀帝禁军，有的还从征辽东。
隋末天下大乱，冯盎与子冯智戴奔回岭南，聚集各部落酋长，拥兵五万。《旧唐书·丘和传》载：“会炀帝为化及所弑……冯盎以苍梧、高凉、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依附林士弘只是稳住局势的权宜之计。虽然其时岭南豪强众多，但冯冼家族利用数代人积攒的恩威，很快成为酋领，并南牧朱崖。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李唐兵锋未抵五岭，番禺（广州）、新州（新兴）的高法澄、冼宝彻起兵，杀朝廷官吏。冯盎率兵平定高、冼的叛乱。宝彻侄智臣又聚兵于新州拒战，冯盎继续率兵征讨。交战时，冯盎在阵前，除去铠甲大声喊话，说：“尔等颇识我否？”智臣的士兵一看是冯盎，便纷纷放下武器，袒胸露背，下跪投降。至此，从番禺到苍梧（今广西梧州）至朱崖（今雷州半岛、海南岛一带）等地全部归附于冯盎，冯盎自称总管。冯冼家族世代恩威并用，以武力信义管治岭南，才有这样不战而胜的强大慑服力。
冯盎始终恪守忠于朝廷的原则，在名分上从不僭越。当时，有人游说冯盎称王。据《旧唐书》本传载，或有说盎曰：“自隋季崩离，海内骚动。今唐虽应运，而风教未浃，南越一隅，未有所定。公克平五岭二十余州，岂与赵佗九郡相比？今请上南越王之号。”但冯盎秉承冼夫人的内政外交的大原则，坚决拒绝称王。他说：“吾居南越，于兹五代，本州牧伯，唯我一门，子女玉帛，吾之有也。人生富贵，如我殆难，常恐弗克负荷，以坠先业。本州衣锦便足，余复何求？越王之号，非所闻也。”
这其实是非常高明的，居其实而不擅其名，使得这个家族始终能够被各个朝代接受。岭南豪族虽然是一支盘根错节的强大地方政治势力，但对抗中原政权则力不从心。所以，冯冼家族尊王而不僭越的传统，在政治上就显得非常高明，也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尤其稳定了岭南、海南的社会。
其结果是在盛大的李唐王朝一开场，冯冼家族很快成为新宠，牢牢地把握着岭南。武德五年七月，盎归降高祖。李渊以其所辖之地划分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为上柱国、高州总管，封吴国公，后改越国公，封其子智戴为春州（今阳春）刺史、智彧为东合州（今雷州）刺史。不久，又改封盎为耿国公。
但这种酋豪自治的状态，在历史大进程中必然走向衰落。在岭南，这个衰落恰恰发生在唐朝。所以，中原郡县体制的管理模式与土族世袭的管理模式必然发生冲突。唐初一些南方的总管府（后又称都督府）乃是专为岭南著名豪族而设置，严重削弱了唐中央对岭南的统治。这与唐朝高度的中央集权政治形成尖锐的矛盾，①而且地方豪族势力具有浓厚的奴隶制残余。冯盎在岭南“啸署首领，有众五万，克平二十余州”②，其“所居地方二千里，奴婢万余人”③。这也与封建地主制相矛盾。结果，就是中原政权与冯冼家族的角力。这主要发生在太宗朝。
如上文所述，就在海南从原来冯盎任总管的高州总管府改隶广州的贞观元年（627年），有人诬告冯盎反叛，说盎已发兵拒境。太宗诏示右武卫将军蔺暮率领江岭甲兵准备讨伐。魏征不信冯盎造反，劝唐太宗罢兵。《新唐书·冯盎传》载：
魏征谏曰：“天下初定，创夷未复，大兵之余，疫疠方作，且王者兵不宜为蛮夷动，胜之不武，不胜为辱。且盎不及未定时略州县，摇远夷，今四海已平，尚何事？反未状，当怀之以德，盎惧，必自来。”
太宗于是派遣散骑常侍韦叔谐①前往安抚冯盎。冯盎即派其子冯智戴入朝侍帝，实质是以子做人质，表示归降之意。唐太宗事后说：“魏征一席话，胜于十万兵。”
贞观五年（631年）正月，冯盎上京朝见，太宗宴赐很丰盛。冯盎归唐后，其实每年都遣子入朝为质。②
仔细排列一下同时期海南发生的事，这里面就有一些值得我们分析的东西。就在冯盎与朝廷差点兵戎相见最终化干戈为玉帛的第二年，振州就析延德置吉阳县。而就在贞观五年冯盎入朝后，振州划属地陵水县的东南区域为富云、博辽二县给新成立的琼州。又两年后的贞观七年（633年），冯智戴作为人质待命于长安，据载：“（唐太宗）从上皇（李渊）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③
可见，与梁隋两代相比，虽然朝廷与冯冼家族依然和平相处，但岭南地方势力处于下风，地位也只能顺应时势变卑下不少，一些本来习见的施政和行军活动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显得不忠不法了。冯冼家族在梁隋时期对周围州郡的抚定，得到朝廷的认可，甚至褒奖，但到了唐朝就变成了侵略。贞观五年，唐太宗有敕文指斥冯盎“侵掠不已，新州以南，多被毒害”①，以至于冯盎后来不得不自己前往朝廷表白心迹。贞观五年，冯盎率陈頵等酋长入朝见唐太宗，唐太宗赏赐冯盎。②嘉靖《广东通志·陈頵传》载：“盎归唐，（陈頵）亦至长安预燕赉。”不仅如此，朝廷还责令冯盎率部落二万为诸军先锋征讨岭南罗、窦诸洞獠。这其实是唐朝“以夷制夷”政策的又一实例。冯盎也只能靠立功自显，也终于以其神勇，七箭平定了动乱。据《新唐书》载：
罗、窦诸洞獠叛，诏盎率众二万为诸军先锋。贼据险不可攻，盎持弩语左右曰：“矢尽，胜负可知矣。”发七矢毙七人，贼退走，盎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③
取得巨大战功之后，唐太宗才让冯智戴回岭南慰劳，赏赐冯盎不可胜数，实际是放还了人质。
贞观二十年（646年），冯盎去世，赠左骁卫大将军、荆州都督。冯盎从长安回来后，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勤于民政，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政绩。据《新唐书》载：“盎善为治，阅簿最，擿奸伏，得民欢心。”④这也再一次证明冯冼家族成就大业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非常高超全面的内政外交的能力之上的。此间，海南州郡一直是其势力范围。冯盎统领时期，中原与岭南各方面关系的博弈过程，同时也正是海南深深地走进中国封建社会的进程。而海南百姓能够避免离乱和纷争，也仰赖冯盎高超公平的治理。
2．冯冼家族在海南的势力余波绵绵是顺应郡县制发展的结果
冯盎之后，海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很多地方政权依然掌握在冯冼家族的手中。其中可以稽查的有：唐崖州都督云南公冯世接、冯氏后裔振州别驾冯崇债、万安州首领冯氏后裔冯若芳、唐赐紫金鱼袋冯公。⑤其中，冯崇债到玄宗朝后期依然是振州别驾。虽非刺史，但鉴真一行流寓振州期间，所有活动都是他主导完成的。可见，当时的岛南，依然在冯崇债与邻州万安的首领冯若芳的控制下，他们是冯冼家族从岭南退守海南退守三亚的代表，也是冯冼集团在顺应郡县制发展的酋豪政治的余波。
冯冼家族在高宗朝依然是豪族，这个豪族主要体现在南方政治板块和实际的财富。据《资治通鉴》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载：“许敬宗……又以女嫁蛮酋冯盎之子，多纳其货。”许敬宗何等人物，许敬宗乃是高宗、则天朝的首席宰相，竟然与冯家联姻。但因其动机不纯，备受世人诟病。这也可见，当时冯冼家族在文化上依然被视为蛮族。但则天朝，在残酷的政治斗争现实和封建制南播的历史大势面前，冯冼家族逐渐衰落，以致其后人不得不去当太监。此后，冯冼家族在历史舞台上就渐渐退却到海南岛上。
但宪宗朝冯氏犹有唐赐紫金鱼袋的人①，可见时至中唐冯冼家族依然是南方豪族。只是葬身海南，也说明了高凉冯氏向海南冯氏的剧变。在唐势力一点点渗透到岭南时，海南便成了冯冼家族退守与媾和的路线，曾为乃祖汤沐邑的三亚并最终成为其最后的归宿。有唐一代，冯氏家族政治上可能日渐消退，却一直保持豪族富室的地位。据嘉靖《广东通志》载：“冯姓自冯盎遂为高州大姓，子孙历仕州郡者数十人，唐末犹为富室。”②只是这豪门大户，千年之后，人世代谢，海南岛对冯冼家族的记忆则主要集中在恩德无限的冼夫人身上。
3．小结：士燮集团与冯冼集团比较
总结起来，冯冼家族对海南历史的影响有三。第一，从岭南带来了比海南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更文明的生活方式，据方志评价：“隋唐之际，冯冼内属，荒梗之俗为之一变。”③第二，冯冼集团让分散的村峒酋豪相对统一起来，减少了部族间冲突，增加了部族间的交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冯冼集团在历史大势上顺应潮流，让海南岛免遭大规模兵燹，和平进入封建体制，从而使得儒家文化得以促进海南地区的蛮荒原始状态走向文明开化。
较之于汉末士氏集团后代的玩忽与孙吴的颟顸，冯冼集团和梁陈隋唐当政者明显更务实高明。三国初期用谋略剪灭士氏集团的吕岱，要离任时，出身岭南的东吴名臣薛综上疏曰：“若岱不复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检摄八郡，方略智计，能稍稍以渐（能）治高凉者，假其威宠，借之形势，责其成效，庶几可补复。如但中人，近守常法，无奇数异术者，则群恶日滋，久远成害。故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不可不察也。窃惧朝廷忽轻其选。”①
但据《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裴注引孙盛的评价说：“吕岱师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灭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孙权之不能远略，而吕氏之祚不延者也。”
可见即使是薛综认可的吕岱、孙权，其实也是蛮狠、尚武尚诈而乏政治远见之人。如果能依仗士氏集团管理海南，不至于伐珠崖得不偿失。而站在中原的立场，陈寿也指出士氏之败的主观原因：
士燮作守南越，优游终世，至子不慎，自贻凶咎，盖庸才玩富贵而恃阻险，使之然也。
分析起来实际上还是孙吴对地方势力的不信任。即使是士燮在时，遣子入质，还要不断豪奢贿赂。可见，孙权并未输诚。而梁陈隋之际，朝廷对冯冼家族充分礼遇和信任。唐初，两代君臣都是战略家。所以，在冯盎的配合下，唐以后的海南历史迥异于汉末后数百年的孤悬历史。这也正是冯冼家族对海南历史的贡献和影响。
三 走向郡县
海南岛虽然周秦时代就在中原政权的视野内，但正式进入中华文明圈仍需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原政权对海南的渗透、开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秦始皇派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南下岭南，设立了桂林、南海、象三郡，海南不过是象郡的“外徼”。从海南长期实行六进制这种“秦时旧制”，大致可推断秦对海南有实际的影响。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伏波将军路博德和楼船将军杨仆平定南越后设置了郡治。①这是中原政权对海南岛实际管治的开始。此后，海南岛上的本地势力与中原政权此消彼长，对海南岛的开发、管治也屡有进退。汉元帝时不得不罢珠崖，海南岛十六个县随着珠崖的罢弃也都消泯在诸如朱崖、朱卢、玳瑁之类的全岛一县之中。马援抚琼后“海外慕义贡献”，孙吴刘宋则劳而无功等。一直到隋代统一中国后在海南设置珠崖、临振、儋耳三郡，才重新建十县于环岛沿海。可惜，杨隋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中原政权对海南政区的开拓勘界活动交给了李唐王朝。
这一巨大历史转折却是以冯冼家族为过渡的。从汉武帝时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琼以来，几番抚定废置，直到冯冼家族长期奉行统一路线之后，海南岛上的建制开始稳定。武德五年，隶于冯盎任总管的高州总管府的海南还带有地方豪酋政治色彩，唐王朝也依然利用地方豪酋与土官共同治理。到武德七年（624年），改隶广州的海南则开始向郡县制转型。而到贞观初，随着冯冼家族彻底被李唐王朝掌控，海南完成了向郡县制的转型。海南岛地方势力和底层百姓与中原政权的消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冯冼家族崛起为界，中原与海南的关系明显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对海南岛的管治因为有冯冼家族的政治基础，使得后来的唐、南汉时期比往代都更实际地统治着海南岛。
李唐王朝初期借着冯冼集团的影响，继承发展杨隋的建置，对海岛江山的画野奠定了海南日后的千年形制，海南政区得以细化，邑县得以辟置，郡县官僚体制得以推进，中原儒家文化得以奠基发展。此后，抚与剿、仁政与暴政、安定与动乱始终是其历史进程的主要内容。
中央政府有效统治的象征
——明代海南驿道考
周伟民 唐玲玲
驿站之设，早在殷商时代已经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驿道制度又有所发展，各地设有邮驿。到了汉代，又添设传舍，通路上每三十里，置驿一所，供歇宿；又置邮亭供传递文书。唐还于水路设水驿，驿有驿田，设驿长，置备车、马、船，并派当役驿夫。宋代每十里或二十里设邮铺，有邮卒传递文件，大路上并设马递铺。元代的驿传称为站赤，组织规模极大。明各地都设驿站，有水驿、马驿和递运所；又置急递铺传递公文。驿站备人夫、马骡、车船，并措办廪给口粮，供应传递文书人员及过境官员。由所在地州县编派站户支应，或随粮派夫役，或随田派马匹、车船。清废递运所，仍置驿站、铺递，但改差役为雇役。清末举办邮局后废除。①
由于琼崖千里环海，地老天荒。宋代之后，开发的步伐才逐渐起步，在宋代的史志里有关于驿站十分零星的记载；在被贬官吏的诗歌中，也偶有宋代驿站的痕迹。如苏轼离开海南北归时，写《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其二云：“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客魂。杳杳天低鸥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①集中有（查注）《名胜志》：“通潮阁，乃澄迈驿阁也。”《旧志》：“通潮阁，一名通明阁，在澄迈县西。”由此可见宋代海南澄迈县有“澄迈驿”，或曰“通潮驿”。又宋代觉范禅师因护送佛逆旨于政和元年（1111年12月）南谪朱崖，政和三年（1113年）11月由澄迈北渡，住海岛三年，在海南时经常写诗抒发忧郁情怀，其中有一首《出朱崖驿与子修》诗，诗题目也提到“朱崖驿”。丁谓贬海南时，作《途中盛暑》诗，有“山木无阴驿路长，海风吹热透蕉裳”句。在这些诗作中，可见宋代已有多处驿站。胡铨（澹庵）被贬海南后，写《题琼州临高县茉莉村》诗，其中有句云：“眼明渐见天涯驿，脚力行穷地尽州”。这里所指的“天涯驿”似泛指，而不是海南岛上有一名为“天涯驿”。又一释，“天涯驿”在广西钦州西南。但联系到诗意，似乎不是指广西钦州，而是定指海南岛。宋代的海南岛驿站，明确做出系统记录的，到明代的正德《琼台志》才载：“星轺［琼山］、澄口口口、沦江［儋州］系宋驿；烈楼、白沙［俱琼山］系元驿。”但赵汝适《诸蕃志》也载：“郡治之南，有海口驿，商人舣舟其下，前有小亭，为迎送之所。”②赵汝适这一条记录，也足证海南驿站之设，非自元朝始；不过明代以后志书才有明确的系统的记载而已。
海南的驿站，在明代，如上文所示，初见于明唐胄纂的正德《琼台志》及万历《琼州府志》。同时《明会典》《读史方舆纪要》《古今图书集成》等书都有记载海南驿递的状况。
先看正德《琼台志》的记载。
唐胄记：“琼环海为郡，北始琼山，南极崖州，道虽分东、中、西三路，然皆北抵南，东西横则各限黎海。故驿因方分列，而铺舍亦随以书。”
唐胄分别做出了系列性的记载，较其他志书详细得多，资列于下：
琼台驿，在琼山县西北隅土城外。先洪武三年（1370年），设于大城西南隅。十八年（1385年），主簿李子强议请驿基为县治，乃迁此，创建正厅、穿堂、两廊、门房。天顺七年，副使邝彦誉命驿臣叶学重修，凿月池于二门外。正德六年（1511年），副使詹玺、知府欧阳傅再葺。（廪给库子八名，馆夫八名，马夫六十名，马六槽）
东路六驿，原十二驿。弘治甲子（1504年），副使王檵奏革文昌、永丰、温泉、万全、顺潮、潮源附州县六驿，夫马、廪粮俱州县办给，只存六驿。
宾宰驿，在文昌县何恭都。西北去琼台驿八十里，东南去文昌县六十里。先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周观设。成化十年（1474年），知县宋经迁于基石。二十三年（1487年），驿丞余祯修葺。（廪给库子二名，馆夫二名，马夫四十名，马四槽）
长岐驿，在文昌县白延都。北去文昌县六十里，西南去会同县七十里。先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周观建。二十四年（1391年），因拓清澜千户州城，知县魏绍文迁今治。成化十年（1474年）知县宋经修葺。（馆、库、马并夫俱同宾宰）
多陈驿，在万州莲塘村。东去乐会七十里，西去万州五十里。先洪武三年（1370年），万宁知县黎恕设于多陈都。弘治间（1488～1505年），知州李恭迁今治。（廪给库子一名，余同长岐）
乌石驿，在陵水县乌石乡。东去万州四十里，西北去陵水县四十里。洪武间（1368～1398年），署县丞汤良弼建。弘治（1488～1505年），知州李恭重修。（马夫二十五名，马二槽，余同多陈驿）
太平驿，在崖州陈桥村。东北去陵水县二百里，西去都许驿二百里。先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甘义创于藤桥东。成化间（1465～1478年），知州徐琦迁今治。（马夫二十名，余同乌石驿）
都许驿，在崖州怀义乡。西去崖州一百八十里，洪武初（1368年），知县甘义创。成化间，知州徐琦修。（馆库夫马同上）
西路六驿，原十一驿。弘治甲子（1504年），副使王檵奏革通潮、珠崖、古儋、昌江、县门附州县五驿，夫马廪粮俱州县办给，只存六驿。
西峰驿，在澄迈县那蓬都。东至澄迈县五十里，西至临高县七十里。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刘时敏立，后知县韦裘、卢晖继修。（库子二名，馆夫二名，马夫四十名，马四槽，同宾宰驿）
归姜驿，在儋州潭乐都。东去临高县一百九十里，西去儋州四十里。洪武初，宜伦叶尹建。（馆、库等同西峰驿）
田头驿，在儋州西南镇南巡检司之右。东去儋州九十里，西去大村驿一百里。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叶世华建。（廪给库子、馆夫、马夫、马俱同归姜驿）
大村驿，在儋州西南安海巡检司之右。西南去昌化县一百里。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叶世华立。（馆、库等同田头驿）
义宁驿，在崖州西黄流都。北去感恩县一百一十里，西去德化驿三十里。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甘义创，后知州徐琦、何冈修。（库子一名，馆夫两名，马夫三十五名，马三槽）
德化驿，在崖州西乐罗村。东去崖州七十里。先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甘义建于抱拖村。永乐间（1403～1424年）迁今治。成化间（1465～1478年），知县徐琦重修。（库子、馆夫、马夫、马俱同义宁驿）
北路递运所，在琼山县北十里海口都。洪武九年（1376年）创，递公文渡海抵徐闻沓磊驿。（船二只，防夫十五名，马二匹，夫四十名）
在记录了三路驿站之后，唐胄加按语指出，明代的“白沙（沿元）、博吉（陵水）、大南、甘泉（俱感恩）、大员（儋州）系旧革；文昌、永丰、温泉、万全、顺潮、潮源、通潮、珠崖、古儋、昌江、县门十一驿系副使王檵新奏革者。兹特附录于此，使后有所考”①。
除驿站外，各路还有铺舍，琼州府四路铺舍共125所，均在洪武三年创立。邮亭中设，翼以两廊，铺门前开牌额。外立宿房，居邮亭之后。日晷在邮亭之前。每铺额设舍铺司一名，专掌簿历，铺兵四名，常川走递。迨至宣德间（1426～1435年）知府徐鉴于府门一铺特增兵二名。成化间（1465～1487年）副使涂棐总修一新。司兵随铺增减。②这里因铺舍名称较多，不再列举。
万历《琼州府志》也有关于明代驿传沿革的记载，有的地方叙述较为详细，可作为正德《琼台志》的补充。
郡旧设琼台等二十九驿及海口递运一所，例置夫马船只，籍水马砧户八百一十有六充之，十岁一编，周年递替，料以粮派，夫以丁佥。每米一石派银三钱。正统间革去白沙、博吉（琼）、甘泉（陵）、太南（感）四驿。弘治间，儋州监生王口口口口口口驿。正德初，副使王檵奏革文昌（文）、永丰（会）、温泉（乐）、万全（万）、顺潮（陵）、潮源（崖）、珠崖（临）、古儋（儋）、昌江（昌）、县门（感）等附州县十一驿，马夫俱出州县。始计粮朋签定为马夫五百四十名，琼台六十名，海口递运所及宾宰、长岐、多陈、西峰、归姜、田头、大村七驿各四十名，义宁、德化各三十五名，乌石驿、陵水县各二十五名，都许、太平二驿各十名。每名编米八十石，每石出银一钱。简僻者编七十石，义宁、德化、都许、太平四处。各追银二两为置船二只，只递运所，买马四十八匹，琼台六匹，义宁、德化各三匹，海口、乌石、都许、太平各二匹，余各四匹。及铺陈什物之需。嘉靖初，裁革德化一驿，增减马夫。增太平、都许各二名，减归姜、田头、大村各十名。嘉靖末复减西峰、多陈各十五名。合二十五州县驿递共编银二千一十八两。量编宽裕银三百两在内，以实在民米四万六千二百七十二石七斗六升均派。后再革长岐、宾宰、乌石三驿。以举人陈表等建议裁革。戊午，奉扣马价、廪粮、铺陈共银八百二十六两六钱九分，解济边饷。廪粮、马价半解，铺陈全解。崖知州盛赉汝以支用不敷，议免米粮铺陈。感恩知县麦春芳亦以邑小民疲，通详免解。后总督吴桂芳议改司饷，寻留白沙船兵之用。己未，复以田头、大村二驿并镇南、安海二巡检司带理。马夫通抽放班。辛酉，再减义宁、都许、太平马夫共四十七名。知州盛赉汝以民疲驿简议减。隆庆戊辰，复奉部札裁革递运一所，西峰、归姜、多陈三驿，马夫通追充饷，惟递运所四十名以二十名贴琼台驿。至万历丙子，以推官刘学易查，奉部札免编。及以都许、太平二驿并附通远、藤桥二巡司兼理，酌议发驿银四百七十二两一钱八分外，琼台三百九十一两一钱八分，田头、大村、义宁各二十两，都许、太平各十两。通追充饷。万历壬午，概革田头。以发驿银二十两半存该州，半贴大村支用。并因灾报，酌减琼台、大村二驿多余银八十四两四钱三分六厘，以苏民困。议减大村六两，琼台七十八两四钱三分六厘免编。今除各州县夫马派均平廪粮，出徭差，与全革各驿免编外，见存琼台、义宁二驿，及巡司带理大村、都许、太平三驿，与裁革充饷递运一所，西峰、归姜、田头、多陈四驿，共编马夫二百五十二名，递运所二十名，琼台六十名，归姜、田头、大村各二十名，西峰、多陈各二十五名，义宁一十二名，太平、都许各一十名。该银一千八百九十九两五钱六分四厘。琼山琼台驿四百一两五钱六分四厘，递运所一百六十两，澄迈西峰驿及万州多陈驿各二百两，临高编归姜驿二百四十两，儋州田头、大村二驿共四百七十四两，崖州义宁八十四两，都许、太平各七十两。按：今惟琼山发驿三百一十三两七钱四分四厘，儋州发驿二十四两，存州十两，崖州发驿四十两存州，合得九十六两七钱六分外，余银一千四百一十五两六分，通解充饷。①
《明会典》中关于琼州府的记载，仅列驿名；不过它把副使王檵奏革的驿名按照顺序全部录下：
琼州府：
琼山县：琼台马驿 白沙水驿
澄迈县：通潮马驿 西峯马驿
文昌县：宾宰马驿 长岐马驿 文昌马驿
乐会县：温泉马驿
会同县：永丰马驿
临高县：珠崖马驿
崖州：太平马驿 都许马驿 德化马驿 义宁马驿 潮源马驿
感恩县：县门马驿
儋州：古儋马驿 田头马驿 归姜马驿 大村马驿 大员马驿
昌化县：昌江马驿
万州：万全马驿 多陈马驿
陵水县：顺潮马驿 乌石马驿②
以上所载驿名，与正德《琼台志》相符。
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与各书对照写下下列各驿，颇具参考价值：
琼台驿：在府西北隅土城外。自此而东，20里为宾宰驿，又40里为文昌驿，东达万州之路。由琼台驿而西，40里为澄迈县之西峰驿，又西七十里为临高县之朱崖驿，为西南达儋、崖二州之道。
宾宰驿：县西北60里。又县南40里有长岐驿。《会典》有文昌驿。三驿皆革。
归善驿：州东40里。又镇南巡司西有田头驿，安海巡司西有大村驿。《舆程记》：州城外有古儋驿，又由归善驿而东60里为临高县之珠崖驿，大村驿而南30里为天负驿，又40里为昌化县之昌江驿，此州境达琼崖之道。
乌石驿：县西40里。又西即崖州之都许驿。《会典》：县又有顺潮驿，与乌石俱革。
义宁驿：在州城西。又西北70里有德化驿，在州东80里。《志》云：州东藤桥村有太平驿。又潮源驿，《名胜志》云：在城外，自会城至此凡2550里，东去陵水县陆路300里。《舆程记》云：由感恩县县门驿，80里至甘泉驿，又南80里至义宁驿，东行60里为德化驿，又东100里为潮源驿。①
当中把各驿之间的联系路程写得较为详细。
此外，《古今图书集成》中琼州府部的“驿递考”，记载也十分详细；但所述内容多根据正德《琼台志》进行梳理而已。
明代海南岛上的驿递机构，已初具规模。驿站负有递送使客，飞报军情，递送公文、物资等任务，十分迅捷！驿站的配置及驿路的分布，与岛上的交通路线有着密切的关系。要研究明代海南岛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及交通路线等，必须重视研究驿站机构的设立及驿路的安排。
在明代，海南的贸易活动空前活跃，不论是在岛内的墟市，还是迈向大陆的贸易，以及面向海外的商业活动都远远超越过去任何朝代。海南岛与南洋诸国的朝贡与国际的贸易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蕃舶往来十分频繁。南洋诸岛国的朝贡及互市船舶多由此经过。因此，在海南岛上，驿传机构的设立、递送使客、转送军需及商务流转的任务，都需要驿站来承担。因此，对于驿站人夫的配备，马、驴、船、车、什物等项的备用，都要经常进行整治或差人点视，一旦有人夫、马、驴、船、车、什物损坏缺少，一边要及时修理补买，一边要对驿所官吏论罪处分，以保证当需要时，就能即时供应。例如各驿马夫，须置铜铃，遇有紧急公务，将急带马上路，路驿分专一所候铃声，随即供应，不致妨误。
因此，研究明代岛上的经贸发展及交通，必须首先研究明代驿站和驿路。
驿站是官办的邮传机构，每个驿站设有驿丞，典邮传递送各类事宜，有的大一点的驿站还由各县衙门修建驿所，如琼台驿，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主簿李子强议请驿基为县治，创建正厅、穿堂、两廊、门房。天顺七年（1458年），副使邝彦誉命驿丞叶学重修，凿月池于二门外。正德六年（1511年），副使詹玺、知府顾阳傅再葺。对这些驿站，在元代多为各地知县所重视，在不同时间加以修建整治。据《明史》：“驿丞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廪粮、庖馔、禂帐，视使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支直于府若州县，而籍其出入。（巡检、驿丞、各府州县有无多寡不同）”①驿站之设，由各地政府负责修建及管理。这标志着军队实际控制的地域。所以说，这些宣达政令的驿站，是中央政府有效统治边远地区的象征，其政治意义不可轻窥。
驿站及畅通的驿道使全岛交通畅通，在商业经济活跃的海岛，商贾人士在商业运输的过程中，经常买通驿丞贩运商贸，使驿路成为商品流通的便捷通道。所以明代与前朝相比，为了商业经济的壮大与发展，保证驿路畅通及驿站的各项建设显得更受重视！由此可知，驿站的设立与海岛经济的开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明代在镇压黎族反抗活动中，就飞报军情、转运军需来说，驿站的设置和驿路的畅通在军事行动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明代前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驿传上传下达的正常运作，也起到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到了晚明，由于政治的腐败，驿政也日益衰落。明《神宗实录》载：户科左给事中萧祟业奏驿递事宜，神宗有“四方驿递疲弊，小民困若已极”①等语。说明神宗对驿递官吏贪污驿站费用、驿夫因生活困苦而纷纷逃亡等弊端十分忧心。在海南也是一样，如长岐、宾宰、乌石三驿，因廪粮被扣而被裁革。感恩知县麦春芳，亦“以邑小民疲，通详免解”后又再减义宁、都许、太平马夫共四十七名，知州盛赉汝以民疲驿简议减。终明一代，虽仍有驿道、驿站在运行，但至崇祯年间，驿站建设逐渐式微衰落，已呈现“支应之苦，破亡之状”，“益之锱铢，民不堪命”②的地步！到了晚明，驿政腐败，驿站已逐渐倒闭，驿道制度与明王朝一起归于灭亡。
至于海南岛驿站，明代有论者曰：“琼故二十九驿，马夫五百四十名，嘉、隆之间（1522～1572年）裁革殆尽。夫非以僻在海隅而往来者希耶？然革驿而存差，以充兵饷，与未革者等耳。”裁革驿道而把费用移至应充实兵饷，这也是一种托词而已。明代海南岛的驿站与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兴衰紧密相连。
郝思德
史前考古是海南考古工作的一个重点。它不仅对了解海南古人类的活动和古代原始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而且对探讨和认识本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及编年颇有学术价值。
迄今为止，经过几十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我们已获得较为丰富的史前考古资料，为了解海南古代文化发展的脉络及其基本年代序列提供了必要的科学依据，也使我们初步认识到海南史前考古工作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本文拟对海南史前考古工作及其主要收获进行概述，并对史前考古中的相关问题做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诸位同仁学者。
一
海南史前考古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有学者在文昌县凤鸣村一带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到近60件磨制的石器①。1950年以后，又在凤鸣村周边地区进行了五次考古调查，共发现了土沙小肚、土沙大肚、宝树、牛路园村、昌田坡等多处新石器地点，共采集石器220余件②。据对发现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分析，应属于台地遗址或坡地遗址。发现的众多石器基本上都为磨制，大多为通体磨光，个别的加工甚精，石材主要为板岩、砂岩，器形大体上有石斧、石锛、石凿、石镞、石环等，其中有的斧和锛呈长肩形或带双府。另外，还采集到少量夹砂粗陶器，主要有红褐陶、灰褐陶等。从遗址的文化面貌和内涵特征分析，其年代当与广东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存相近，应同属岭南地区史前文化范畴。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在海南全岛部分市县开展的文物调查，共发现古文化遗址和遗物点135处，并对琼中、定安、通什、电昌等地的部分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采集和出土了较为丰富的石器和陶器①。发现的遗址和遗物点大多属于台地或坡地类型的遗址，计108处，其分布范围不大：沙丘类型遗址有26处，其分布范围很大，有的绵亘1～2公里都散见遗物；贝丘类型遗址仅1处，分布范围也很大，其发现的遗物多与斧足类、腹足类的软体生物贝壳共存。
此次全岛文物调查中，共采集石器多达498件，石质多为板岩和砂岩，加工方法多为磨制，其中不少为通体磨光，也有少量打制或刃部磨制的石器。器形种类较多，可分为斧、锛、铲、矛、凿、犁、戈、网坠、纺轮、环、珠及敲砸器、砺石等，大多为生产工具。石斧有长身、短身、有肩等形式之分，石锛形式有梯形、有肩、有段、有肩有段四种，石铲则有长身、有肩、宽身之分。发现的陶器均为残片，质地以夹砂粗陶为多，其中又以红褐陶为主，另有少量泥质红陶和几何印纹灰陶，器形仅见罐、签、瓮、豆、鼎、纺轮、网坠、珠、管和陶饼等。夹砂陶纹饰以素面为主，另有少量划纹、蓝纹和红衣等，几何印纹陶纹饰则有方格纹、米字纹、水波纹、菱形纹等。陶器大多为生活用品。
调查者认为，发现的这些原始文化遗址与广东地区同一时期古遗址应属同一个文化系统，但在时间上显得较晚些，这说明海南岛地区原始文化与大陆古代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在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组织和指导下，海南全区开展了规模较大的第一次文物普查，在发现的500多处各类古文化遗址、遗物点及古墓葬中，属于史前遗存的有近100处①。其中，重要的发现是崖县（今三亚市）落笔洞洞穴文化遗存，在洞内灰色胶结层的堆积中发现少量红烧土粒、灰屑及小动物化石和贝壳，据推测这可能是迄今所知的海南岛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为寻找海南旧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此外，发现的较多古文化遗存基本上属于海南新石器时代文化范畴，遗址类型多为台地遗址、贝丘（沙丘）遗址，采集的遗物主要有磨制的有肩石铲、长身石铲、有肩石斧、有肩石铸、梯形石铸、小石锛等，另有部分夹砂粗褐陶片、细砂陶片等。在此期间，还对个别较重要的古遗址（如陵水大港村沙丘遗址）进行了试掘，获得一批遗物。这些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海南史前文化基本面貌的认识。
海南建省后，为配合全省特区经济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古调查，并对部分遗址和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试掘，新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十几处。1997～2000年，在全省19个市、县开展了第二次文物普查和复查，新发现古遗址和遗物点、古墓葬、古域址、古窑址等文化遗存400余处，其中属于史前文化遗址的有近百处。2004～2006年，为配合海南省大广坝水利枢纽二期灌溉工程基本建设项目，在东方、乐东、昌江等市县灌区所使用土地的范围内开展了田野考古调查工作，发现史前文化遗存近十处②。几次考古调查发现的上百处古文化遗址和遗物点中大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且又多为台地（山坡）类型遗址，仅少数为贝丘（沙丘）类型遗址。采集遗物主要为石器和陶器，石器几乎全为磨制的石行石转及少许石笋等，陶器主要是夹砂粗陶釜、陶罐、陶盆、陶碗、陶网坠等。这些考古发现，使我们初步摸清了全省史前文化遗存的基本面貌、分布情况及遗址类型的自然地形特点，也对选择代表性遗址或重要文化遗存进行发掘，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新的线索。
在同一时期，我们先后发掘了三亚市落笔洞遗址③、东方市大广坝遗址①、东方市荣村遗址②、陵水县石贡遗址③、东方市新园遗址④、昌江县信冲洞古生物化石地点⑤、陵水县移辇遗址⑥和昌江县抱由遗址⑦等古文化遗存。对这些重要遗址的发掘，大大地提高了海南省的田野考古发掘水平，也丰富了对海南史前文化遗存总体面貌和内涵特征的认识，有助于探讨和研究海南古代文化类型及其年代发展序列。
发掘的落笔洞洞穴遗址是海南时代较早的古人类活动遗存，其第二层灰色砂质胶结层为主要的文化层堆积，除出土了一批石、骨、角制品等文化遗物及用火遗迹外，较重要的是发现了智人人牙化石，这是海南已知最古老的人类标本。另还出土一批以哺乳动物为主的古生物化石及几万枚螺蛤类软体水生动物贝壳。经C14年代测定距今一万年左右，落笔洞洞穴遗址具有海南石器时代中的过渡文化性质。
石贡遗址属沙丘类型遗址，经过两次发掘，文化层堆积厚近1.5米，可分为三层。除发现灶、红烧土、灰坑等遗迹外，出土遗物较丰富，主要有石器、陶器，另有少量动物骨骼和贝壳等。石器以磨制为主，器形主要有斧、锛、凿、穿孔石刀和石壁等，较流行有肩石器。另见少量打制石器，器形仅见砍砸器、石核、石片及石料等。陶器在出土遗物中居大宗，以夹砂粗褐红陶为主，另有少量细砂陶，均为手制，器形则有釜、罐、缸、钵、碗、盆、杯及纺轮、网坠、环等。陶器中流行圆底和平底，纹饰以素面磨光为主，另少见绳纹、划纹和饰红衣。从石贡遗址的文化面貌特征来看，当属于海南新石器中期文化范畴。
移辇遗址分布范围多达1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海南最大的一处史前文化遗存。经抢救性发掘可知，其文化层堆积较单纯，其中含有大量的贝壳，当属于贝丘类型遗址，可惜已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较重要的发现是发掘的居住面遗迹，也已被破坏，原来的形状和分布面积均不明。居住面采用黑褐色沙泥土平铺一层，已板结较硬，明显不同于附近地面的情况，厚近0.4厘米。在其周围分布有几处用三块大石堆置成近三角形的灶址，近旁还遗留有一些灰粒、红烧土堆积及夹粗砂残陶釜和较大型的贝壳。遗址采集和出土了丰富的遗物，主要有磨制石器及夹砂粗陶器、细砂陶器，另有部分动物遗骸、贝壳等。石器器形有梯形石斧、梯形石锛、有肩石锛、小石锛、石球和砺石等。陶器全为手制，器形主要有圆底釜、直口罐、大口缸、平底盆、折沿罐、卷沿罐、折腹钵、器盖和纺轮等。该遗址的文化内涵当近同于石贡遗址，其文化性质也应属于海南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范畴。
综上所述，海南几十年来的考古工作，尤其是建省以来所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和文物普查，以及对部分重要史前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获得了较丰富的实物资料，进一步扩展了对海南古代文化基本面貌和内涵特征的认识和了解，也为探讨海南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发展阶段和年代序列提供了新信息。
二
通过对海南史前考古所获得的较为丰富的调查材料和科学的发掘成果进行的探讨和研究，我们的主要收获是，已能粗略地勾勒出海南古代文化的基本轮廓和一般框架，初步认识和了解了其基本的文化面貌、内涵特征及其年代发展序列。从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来看，大体上可将海南史前文化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过渡文化阶段（指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衔接阶段）及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发展阶段。
海南史前文化的石器时代遗址和遗物地点，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遗址特征来考察，大致上可分为三种类型的遗址，即洞穴、台地（山坡）、贝丘（沙丘）三类遗存。在年代序列上，洞穴遗址要早些，其他类型的遗址则相对较晚，它们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基本特征及经济生活方式也多有差别。这些遗址在海南各市县地区的分布上也不尽相同，相对来说，比较偏重在海南南半部地区。
海南史前文化的第一个阶段，当是过渡性文化阶段的洞穴遗址，主要分布在海南岛中、南部地带，三亚落笔洞遗址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处史前文化遗存，其年代经C14测定为距今10890±100年①。该遗址的第2层为灰色砂质土堆积（部分已胶结），是主要的文化堆积，这也是岭南地区全新世早期洞穴遗址中较为常见的地层堆积，属于“含介壳的文化堆积”，多含有石、骨、角等不同质地的人工制品以及共生的人类化石和脊椎动物化石②。落笔洞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器、骨器、角器等，还有较丰富的哺乳动物在内的动物化石及大量水生动物贝壳等，另发现用火遗迹及火烧过的砾石、贝壳等。重要的是发现了13枚人牙化石，分别代表了老年、中年和青年各个阶段的个体。石器多以单面打击的砾石工具为主，未见陶器。落笔洞遗址先民的经济生活是以捕捞、狩猎和采集为主。
从总体文化面貌上考察，该遗址与岭南地区较有代表性的洞穴遗存如广东封开黄岩洞③、阳春独石仔④和广西柳州白莲洞一期文化遗存⑤等在文化内涵上十分接近，表明它们之间有一定的文化联系，同属于岭南全新世早期砾石石器文化系统。而落笔洞遗址存在的一些自身的文化特点和地方风格，或许代表了不同地区洞穴文化遗存的某些差异。从出土的打制石器和人牙化石等来观察，落笔洞遗址是海南已知年代最早的一处古人类活动文化遗存。这里砾石石器、石片石器与黑曜石石器及未发现陶器等共存的文化现象，可能反映出它在年代发展的时序上当处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衔接阶段，凸现出较明显的过渡性文化特征⑥。这种过渡性文化遗存的发现，为探讨海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来源及其发展进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海南史前文化的石器时代第二至第四阶段是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三个发展阶段，其中早期文化遗址甚少，中期遗址稍多，晚期遗址很多，它们在空间分布上则表现出一些不平衡性①。海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多为台地（山坡）、贝丘（沙丘）类型的遗址，分布范围上也偏重在南半部地区。但即使是在南半部地区，遗址虽然发现较多，分布空间仍然相对稀疏，并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遗址群。
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主要为贝丘遗址，仅在东方、乐东等地曾有少量发现②。其中东方新街贝丘遗址是较重要的一处文化遗存。文化层堆积中含有大量贝壳及部分石器、陶器、兽骨等遗物。这里的石器以打制为主，见到的有砍砸器、斧形器、刮削器等器类。磨制石器少见，器形仅有斧、锛。陶器均为手制夹砂粗陶，未见泥质陶，器类单一，器形只有圆底罐、圆底釜等，平底器甚少，纹饰除素面外，有少量绳纹。当时的人们主要从事渔猎、采集等经济活动。从文化面貌上看，它与落笔洞遗址有一定差别，在年代上要晚些。其基本文化内涵与广东潮安石尾山、陈桥村③和广西防城亚菩山、马兰嘴④等新石器时代早期贝丘遗址有相似之处，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也较为接近。
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与早期相比，分布范围有所扩大，遗址面积也很大，文化层堆积增厚，出土遗物较为丰富，磨制石器开始流行，器形有所增多，陶器以夹砂粗褐陶为主，也出现细砂陶，仍为手制，器类明显增加。其中陵水石贡、移辇、大港村⑤及定安佳笼坡⑥、通什毛道⑦等处遗址较具代表性，它们在文化面貌上较为一致。石器以磨制为主，器形主要有梯形石斧、石锛、石凿、石刀等，还出现了有肩石器，且较流行，打制石器已少见。陶器以夹粗砂红褐陶居多，全为手制，器表以素面磨光为主，另有少量饰绳纹、划纹，磨光红衣陶较具特色，器形有圆底釜、圆底罐、圈足碗、钵、盆、纺轮和网坠等。当然，这些遗址在文化内涵上也有某些不同，在年代上石贡、移辇二处贝丘（沙丘）遗址可能早于佳笼坡、毛道台地（山坡）遗址，其主人当过着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经济活动同样也是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这或许反映出它们在地域上的某些差异性。海南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与两广地区同时期遗址的关系十分密切，如与广东增城金兰寺下层、新会罗山嘴、东莞万福庵下层①以及广西左、右江流域的平果城关和邕江流域的武鸣、扶绥、桂平、南宁等地的部分贝丘（沙丘）遗址②的文化面貌比较相近。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在海南各地均有分布，尤其是琼北地区也发现了部分遗址和遗物点，但面积一般不大。这些遗址大都属于台地（山坡）遗址，贝丘（沙丘）遗址明显减少③，主要分布在昌化江、南渡江、陵水河、万泉河等江河及其支流两岸的阶地和附近的岗坡上。这些遗址所出的磨光石器在形制上流行有肩和器身较长，双肩长身铲、大石铲、双肩斧、长身斧、有肩铸等颇具地方文化特点，另有少量犁、矛、戈等石器，其中有的属原始农业生产工具。陶器除仍有手制的夹砂陶外，已开始出现轮制的泥质陶，且泥质陶器上已出现方格纹、水波纹、米字纹、菱形纹、弦纹等简单的几何印纹，未见曲尺纹、云雷纹、夔纹、复线长方格纹等典型的几何印纹，器形主要有釜、罐、鼎、钵、碗、杯等。磨制的骨、角器逐渐增多，器形则有锥、针、匕、凿、纺轮、校等。已有石珠、石环、陶珠、陶饰坠、骨管等装饰品。原始农业已开始出现，并有一定的发展，但生产规模并不很大，渔猎生产仍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海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虽然在基本面貌上有许多相同或近似的文化因素，但也存在一些区别，可能反映了它们在时间上略有早晚之别，或者在不同的地域上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从总体文化面貌上考察，海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与岭南地区同类遗存大致相近，彼此间的文化交流非常密切①。尤其是出土大石铲的遗址与两广地区以大石铲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②在文化内涵特征上基本相同，应属同一类地域特点鲜明的考古学文化遗存③，原始农业在当时的生产经济活动中开始占据较重要的地位。
据初步分析和研究，海南史前文化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显然受到了华南大陆地区特别是岭南两广地区古代文化的不同影响，并与它们发生过一定的文化接触和交流，吸收了它们的某些文化因素，融入自己的地方文化内涵中，但它们仍基本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应该指出的是，在文化发展的时序上，海南虽与两广地区大致保持着基本相同的演变进程，但在每个发展阶段上仍然存在一定的早晚差别，并且体现出某些地方特点。这表明在海南史前文化的内涵特征上，既反映出较明显的地方风格，有一定的个性特色，也可看到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体现出一定的共性特点。总的来看，海南史前文化发展较为缓慢，各个文化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缺环，年代序列不甚明确，缺乏自身演变、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凸显文化渐变进程中滞后的特点，在时间上也较两广地区为晚。海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的某些文化因素，甚至延续到秦汉时期才逐渐消失。
三
目前，海南史前考古已有了长足的进展，通过对获得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材料的整理、分析，并进行一定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收获。我们可以初步认识海南史前文化的基本面貌及一般的内涵特征，也基本了解了古代文化轮廓结构及其年代发展的大体脉络。但是，海南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和编年并未确立，也谈不上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和谱系的研究，因此，海南史前考古中的一些问题仍值得引起重视和进一步思考。
首先，旧石器时代考古目前在海南基本上仍处于空白。虽在昌江县信冲洞古动物化石地点近旁的南阳溪阶地上采集到几件打击的大型砾石石器，采集者初步认为是旧石器时代的砍砸器和石核①。但这不是发掘出土的遗物，缺乏必要和明确的地层关系及伴生物，后在此发掘时，仅出土部分夹砂粗褐陶器，未见有打击石器。我们认为，这仅是为海南寻找旧石器文化提供了新信息，还未能谈得上海南已发现了真正的旧石器。
但在海南岛南部地区分布有较多的石灰岩洞穴，其中有的已发现了更新世的古生物化石。如昌江县信冲洞古生物化石地点于2006年发掘出土了一批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括有灵长目、食肉目、奇蹄目、偶蹄目、啮齿目等，主要有巨猿、象、中国犀、鬣狗、貘等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的属绝灭种动物②。经对化石堆积层出土遗物的电子自旋共振（ESR）法测定，可以初步推测该化石地点年代距今40万～60万年③，其地质年代当在中更新世中期。更新世是地质年代上第四纪中较早的一个阶段，人类的出现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事件，中国旧石器时代在时间上与地质年代上的更新世大致相当。湖北、湖南、贵州等省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有人类化石与巨猿化石共生的现象。信冲洞化石地点的发现，为探寻海南旧石器时代遗存提供了重要线索，虽未发现古人类化石及相关遗物，但巨猿化石的出现却为海南旧石器文化的寻找提供了可喜的信息。因此，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要进一步取得突破，应继续开展探究，以期发现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唯有如此，才能填补海南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中的旧石器时代的缺环，这对认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其次，海南目前已知的洞穴遗址仅发现个别地点，而且在文化面貌上有所差别，并缺乏有代表性的过渡地层，文化性质和年代序列不甚明确。经考古发掘的洞穴文化遗址仅三亚落笔洞一处，第一次发掘时曾初步认为其是海南旧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经过第二次发掘，认识到落笔洞遗址文化堆积的地质年代并不是第四纪更新世地层，而是属于第四纪较晚阶段的全新世地层。该洞穴文化当属于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性质的文化，它既不同于旧石器文化，也有别于新石器文化。这个过渡时期文化是以砾石石器为主要特征，有单面打击的砍砸器、穿孔砾石、磨刃切割器等，石料易得，遗址附近就有。制作技术很简单，另有燧石、石英小石器，这是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工业类型品的延续。在岭南两广地区都发现有过渡时期的洞穴文化遗存，有学者认为其当属中石器时代文化①。三亚落笔洞遗存仅是海南洞穴文化遗址中的个案，属孤证性质，目前并没有发现较多的过渡时期文化的洞穴遗址，还难以支撑海南中石器时代文化命名的提法，仅能认为是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一个文化遗存。
今后要特别重视对重要洞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正确认定其文化内涵的过渡属性和年代发展序列。或从考古学上划分出中石器时代遗存。该课题的讨论和研究，将对全面认识岭南地区全新式洞穴遗址的文化内涵和性质以及探索本地区史前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再次，新石器时代考古是海南考古的工作重点之一，虽然现在已能粗略地勾勒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轮廓，认识其一般的内涵特征，但这远远不够，因为我们的认识仅仅是初步的，仍停留在对一般遗物类型特征和局部遗迹的对比分析和简单探讨上，还未能开展本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分区和谱系研究的工作。
由于海南岛孤悬海外，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岛屿地理条件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形成了文化发展比较缓慢和相对滞后的特点。在时空上则表现出不平衡性，遗址沿用延续的时间并不很长，也没有形成分布面积较大的遗址群，文化堆积较薄且很简单，文化内涵不甚丰富。在对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并未出现文化层叠压、打破关系的现象，更未发现早、晚不同时期或不同类型文化相互叠压的层位关系。这或许反映了海南新石器时代的先人们虽过着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但总的来看，迫于生存的地域条件险恶、自然生态环境变化或其他不可抗拒的特殊原因，他们在遗址所处的活动地区暂时停留、居住下来，可延续的时间并不长，就被迫迁徙到其他更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活动和居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南新石器时代的先人们在社会结构上或许处在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下。因此，我们至今未发现海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保存完好的房址、墓葬、窑址、灰坑等遗迹，这为探讨当时人们的社会形态、埋葬习俗和手工业等情况带来了不少难题和困惑。
最后，海南史前考古至今未能提出或确立一种考古学文化或文化类型的命名，尤其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而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对海南认识和建立本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编年甚为重要。唯有如此，才能为重建海南古代社会历史提供第一手的考古研究成果和科学依据，这也是海南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今后，我们要加强对海南史前考古的田野调查工作，尤其是昌化江、南渡江等江河流域及沿海地区的专题考古调查，在考古调查已发现众多遗址的基础上，选择数个面积较大的重点遗址进行全面发掘，深入探讨和研究，这样才能确立海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地区标尺，为初步建立海南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进而为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编年的学术研究做出必要的贡献。
史前考古与海南黎族“南来说”刍议
司徒尚纪
海南黎族是我国全在海岛上的一个少数民族，有其特殊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但对其来源，却见仁见智，长期以来“大陆来源说”为主流。而基于政治形势，“南来说”只在学术界部分人士中流行，在社会上没有多少回声和影响。近年，黎族“南来说”重新抬头，得到更多人认同。本文即在此基础上，主要借助于史前考古成果，认为部分黎族先人在史前某个时期从南海周边或南太平洋地区流入海南岛，与从大陆移入那部分黎族先人汇合，后发展为黎族各支系，在岛上繁衍生息至今。
一 黎族先人非岛上土生土长族群
地质史表明，海南岛作为一个大陆岛，与祖国大陆有过多次分合过程。早在更新世末，雷州地洼中部产生断陷，形成琼州海峡，直到全新世早期，海面上升，海南岛再次脱离大陆，成为一个独立地理单元，这距今1万～1.2万年。海南这个地质运动历史和它圈层状地形以及热带森林密布的自然环境，对生物的起源和进化有特殊意义。达尔文进化论的支持者，英国自然科学家华莱士（A.R.Wallace,1823～1913年）曾指出，因为长期孤悬海外，海峡和海洋成为一些动物和植物迁移不可逾越的障碍；海岛与大陆生态学不同，严格来说没有第一性意义，即海岛的动植物区系有自己的特点，与大陆不一样。这个观点用于海南岛，即可知海南岛会保留大陆没有的物种，大陆一些物种也会被海峡阻隔而不能进入岛上。即按人类起源和进化过程，170万年前，元谋人已经诞生，此后，北京人、封开人、马坝人先后出世，但海南已独立成海岛。在一个面积仅为3.5万平方千米的岛上，基本不可能完成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即海南不可能产生人类祖先，岛上人类都是外来的，而不会是土生土长繁殖的。
另外，关于人类起源及其迁移路径，一种说法是人类起源于非洲，后向亚洲迁移，在第四纪青藏高原隆起以后，即沿其边缘进入西江流域，向东南亚和沿“东海走廊”向中国大陆中部、北部以及东北亚地区转移。①这条古人类迁移路线，完全有可能经过海南岛进入东南亚广大地区。
这样一来，即有岛外古人类进入海南繁衍生息。而海南岛史前考古，目前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智人。考古学家根据三亚落笔洞发现的距今1万年的文化遗物遗存，“推测（海南岛）新石器早期的人类应是从我国大陆进入的”②。其“年代初步推测为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早期。这是海南岛首次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人类的居住遗址”③。既然海南岛旧石器文化完全是空白的，这就完全排除了海南本岛存在古人类的可能性。即海南古人类应是从海外进入，此后不断繁衍至今的。虽然黎族先人与海南古人类还有很大距离，但在缺乏其他古人类存在的背景下，姑且将黎族先人视为海南最早居民。即使如此，也无证据显示黎族先人是海南土生土长的，他们也是岛外居民，最早在史前某个时期进入岛上。
二 黎族先人“南来说”依据
基于海南岛居南海交通要冲，为人类南来北往必经之地，故其岛上居民应有南北两个源头。原始居民从大陆进入海南的“大陆说”已流行多时，并有充分论证，毋庸置疑。但其既有南来之条件和可能，则应给予更多关注和论证，兹述如次。
（一）石器考古佐证
1．中石器文化考古
在人类文化史上，继旧石器之后，通常认为是中石器时代，距今约1.2万年。由于受最后一次冰期影响，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在华南地区，由于大面积大陆冰川出现，海平面大幅度下降，海水降到130～145米以下，大片大陆架出现，半岛和陆块、岛屿与陆块、陆块与陆块等相互连接，变成通道，极大地方便了古人类和动物群的迁移，为人类活动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宽广的天地，南中国海再次成为古人类交往的通道。在南中国海北部，属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遗存不少，包括广西宾县盖头洞、柳江思多岩、陈家村、崇左矮洞、柳州白莲洞、大龙潭鲤鱼嘴下层、桂林穿山月岩及东岩洞、甑皮岩，广东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罗砂岩上层、英德青塘朱屋岩和云岭牛栏洞等遗址。这些遗址遗存出土石器以大中型者居多，也比较进步，其中阳春独石仔还有七件“苏门答腊式”石器，显示其来源或受海外石器文化影响。而更加明显的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也有同类石器文化，如越南和平省的“和平文化”，马来西亚沙捞越西部的尼阿洞穴遗址，泰国北碧府柿约乡僧侣遗址、泰国西北部的仙人洞遗址等，它们与上述珠江流域同时代石器文化的共同性，说明以南中国海为通道而发生的自旧石器以来的文化交流始终没有断绝。
对于海南岛三亚落笔洞遗址的所属时期，可视为从旧石器到新石器的一个过渡时期，它所出土的文化堆积物即与岭南上述遗址性质、风格一致。据此有理由推断，岭南大陆有来自东南亚的石器文化，则海南岛作为交通枢纽，当不例外有南来古人类到来。当然，这须考古实物来验证。
新石器文化考古
新石器时代，南中国国海地理环境发生变化。根据C14测定，南海诸岛大部分岛屿露出水面时间距离现在约5000年，这就为这一时期原始人类在海上活动提供了方便，即可以乘独木舟或木筏在岛屿和大陆之间往来。有段石锛是我国南方古越人新石器文化的特型器物，除在我国台湾、菲律宾等地发现以外，在南太平洋的玻利尼西亚群岛、社会群岛和苏拉威西岛，以及北婆罗洲一带均有发现，表示古越人有可能利用南海方便条件航海至这些地区，与那里的人类发生文化接触与交流。最典型的是南海西樵山。南海西樵山是一个巨大的新石器加工场，其代表性细石器和双肩石器，不仅辐射珠江三角洲、广东南部、广西南部和海南岛、粤东、粤北，可能还渡海进入台湾新竹、基隆、台中、高雄、台东，以及溯西江进入云贵高原，而且还向南传播到海外，包括中南半岛诸国、马来西亚、印度、孟加拉等国家和地区。西樵山石器文化的创造者和百越先民，以擅长舟楫著称，在南中国海大陆架出露、海水变浅的背景下，完全有可能在海面上使用简单航海工具，将自己创造的石器文化传到他们所到之处，从而在太平洋、印度洋很多地区留下海洋文化的印记。在这个过程中，海南岛完全有可能成为南北石器文化交流的通道，岛上三亚、东方、乐东、昌江、陵水、定安、通什、琼山、万宁等新石器遗址出土石斧、石锛、有肩石器等即与以上地区风格一致，显示海南岛和岭南其他地区一样，古人类彼此间往来，不仅有中国内地人类南下，也有东南亚、南太平洋古人类北上，发生南北之间双向文化交流，相信会有南方古人类进入海南。
（二）语言考古学证据
语言学研究表明，史前时期在西南太平洋地带的三大群岛，即印尼群岛、菲律宾群岛和我国台湾地区岛屿，以及岭南等地区广泛分布“南岛语族”，我国南方百越先民是南岛语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彼此间有深厚亲缘关系。而体质人类学研究说明，“古华南类型”人群与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人、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人特征接近。这一研究成果佐证了南岛语族在华南的联系，包括台湾海峡西岸、西向岭南，北上江浙都是百越－南岛一体化人群文化的范畴。历史学者吕思勉说：“粤者盖今所谓马来人。”①历史学者翦伯赞也指出：“中国人种的来源不是一元，而是两个系统的人种，即蒙古高原与南太平洋。”对于后者，翦伯赞进一步认为，“这另一个系统的人种从南太平洋出发，沿马来半岛的海岸，向北推进，而达到中国的南部”；“南太平洋系人种之移入中国，似乎经由两条路线，其一支似系由安南溯湄公河与澜沧江或由缅甸伊洛瓦底江抵达云南。这一支人种就是后来所谓西南夷的祖先，亦即今日夷族和苗族的祖先。其另一支则系由安南沿今日之东台湾海岸进入中国之广西、广东、福建东南沿海一带，其前锋甚至达中国台湾、琉球乃至日本。这一支人种就是后来百越族之祖先，亦即今日瑶族、僚族及海南岛的黎族、台湾的番族之祖先”。①而原广东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刘耀荃先生在《海南岛古代历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南洋一带小黑人可能是海南最早居民。在黎族血统中带有黑人基因。在对黎族人进行体质测量中，发现其具有宽鼻、眉骨突起、棕肤色、突颚等特征；但此外，黎族人又具有圆头、黄棕皮色等蒙古人体质特征，并有蒙古眼，故黑人身体一些特征出现在黎族人身上，②表明海南岛和南洋之间，种族往来早就发生，血缘交流产生结果，才形成黎族人以上人类学体质特征。
人类迁移必然伴随着语言的传播，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类学者林惠祥、凌纯声等先后从民族学、考古学的文化因素比较出发，提出南岛语族华南大陆起源论点，认为华南百越人就是古代马来人，即“原马来人”，华南大陆、东南亚到西南太平洋三大群岛之间的土著文化共同体构成了“亚洲（亚澳）地中海文化圈”。③而南中国海周边地区族群都在这个文化圈之内，属于南岛语族，他们也包括在南中国海海洋文化体系中。只是秦汉以后，中原王朝势力不断南下，汉人大量南迁，郡县制推行，汉文化成为岭南地区文化主流，百越－南岛系统民族文化被汉藏语族文化取代或覆盖，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不等于终结。其仍以文化积淀方式留存下来，包括岭南在内的我国东南沿海壮侗语族各系和这些地区的汉族语言中即有不少这种遗存，如黎、水、侗、壮族的口语和方言即与我国台湾地区高山族、菲律宾土著方言及马来语等南岛语言在基本词汇上有很多共性。闽、粤汉语方言和客家方言的构词和语音特征，亦与台湾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有很多共同特点。即是说南方汉语融合了南岛语要素，而与北方汉语有不少差异，成为南方汉语方言甚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中国通常将汉语划分为七种方言，岭南就占有粤方言、客家方言、潮汕方言三种。它们很多用词和构词法都有别于北方汉语。故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说：“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过某、峨某、陀某、打某……地黎称峒名有三字者，如那父爹、陀横大、陀横小之类；有四字者……”这些地区有属粤方言区也有属闽南方言区。这些地名不能用汉语解读，被认为是古越语残余。古越语今为壮侗语族，下分多个语支，如黎语即为其一支，仅用以表示聚落地名的用词即有抱（含宝、保、报、包）、番、什、毛等。这类地名占了海南黎区地名很大一部分，它们既属壮侗语族，也是南岛语在海南积淀遗存的有力证明。其实，我国不少语言学家通过语言材料比较，早就证实南太平洋岛屿上一些说南岛语的民族与我国百越先民操共同语言，并与今菲律宾语、马来语为代表的南岛语和包括海南黎族在内的侗台语族各语言做比较，发现它们同出一源，即我国南方汉语有不少南岛语成分，仅侗泰语词汇中与南岛语有关的词约330个。人类学者容观敻举例说，海南黎语与壮语、傣语、水语等同语族诸语言有不少同源词，但数词都大不一样。例如这几种语言除“一”“二”以外，自“三”以上至“十”“百”“千”“万”几乎与中古汉语的数字相近。而黎语却不是这样，其形式上跟印度尼西亚语、我国台湾高山语比较接近。有些南岛语词只与侗台语的黎语有关，如“马”“五”“六”“十”“肺”“在”等。民族语言学者解释说，在大批汉人进入岭南以前，黎族先民已漂离海上，因远离大陆，接受汉文化较晚，受影响也少，因而保留了黎族固有数词，并与印度尼西亚语、我国台湾高山语形式接近。①这无疑是南岛语进入岭南的有力凭证，也说明使用南岛语的居民属海洋社会族群，南中国海无疑是这个族群活动的重心。
（三）器物考古佐证
史前考古的器物也验证了南中国周边海洋族群文化的共同性。树皮布是有力证据之一。中外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在树皮布起源分布上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以及密克罗尼西亚等许多岛屿原住居民都使用树皮布作为服饰。西方一些原始艺术和民族著作对此多有描述。如中山大学容观夐教授推介的詹姆斯·埃奇－帕廷顿和查尔顿·希普同一书名画集《太平洋岛屿原住民的武器、工具、装饰品及衣着选集》即收入制作树皮布用的工具、成品式样等。而考古发现显示，香港、深圳、珠海、中山出土过制造树皮布用的石柏，台湾台南也出土过有条沟的树皮布打棒。据此有学者认为树皮布起源地可能在中国岭南范围内。①邓聪先生对树皮布做过田野调查和深入研究，他指出：“以环珠江口文化的树皮布石柏，流行于距今6000～5000年时期，是迄今东亚已知最古老的树皮布文化系统。由珠江口南向中南半岛、越南北部的冯原文化有丰富的树皮布资料，年代可能距今4000～3500年。泰国及马来半岛的树皮布文化稍晚，在距今3500年前稍后，菲律宾、我国台湾等地都具有别具特色的树皮布文化，迄今所知年代不超过距今3500年。太平洋岛屿均为树皮布文化繁盛区域，其年代更应在距今3500年之后。”②邓聪进而强调“发源于南中国的树皮布文化，从西南中国经中南半岛，席卷东南亚岛屿后，从海路跨过太平洋进入中美洲。树皮布在中美洲更广泛被用作纸，具有记载文化的功能，对中美洲的历史影响至为深钜”③。海南黎族人即为制作树皮布的能手，在现今通什海南民族博物馆中仍陈列着制作树皮布的工艺和式样。笔者于2011年4月在深圳文博展览会上亲见海南馆展示用见血封喉树制作树皮布衣服，制作方要价一万元。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琼州生黎巢居深山，织木皮为布”，又曰：“儋州黎人……绩木皮为布。”上古黎族先人广泛分布在海南岛、雷州半岛，树皮布应是他们的常服。又越南也有过繁荣一时的树皮布文化，菲律宾的树皮布又来源于越南，加上上述东南亚地区树皮布，则南中国海周边都是树皮布分布区，说明至少从史前时期开始，这些岛屿的世居居民已有树皮布文化往来，不管哪里是其发源地，树皮布制作和传播都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种称为“吹筒”的狩猎武器，也将海南、雷州半岛与东南亚史前文化联系在一起。“吹筒”为一种管状器物、为用竹或木做成的管子，长可2米左右，依靠口吹气体为动力，将带有毒液的箭头从筒中吹出，用以射杀小动物，其射程可达10多米，毒液来于见血封喉树，至今在海南、雷州半岛仍可见这种高大乔木（如在儋州、保亭、雷州市郊等）。据悉，婆罗洲、马来半岛等地土著小黑人和其他原始居民，曾广泛使用这种武器来猎取小型动物。无独有偶，20世纪20年代，有一外国传教士亨西·伊伯特（HensiImbert）曾在雷州半岛发现“吹筒”。这位教士在调查报告中说：“此外尚有一个证据可以说明广东省从前可能有过小黑人的存在。因为其地到现在尚在使用吹筒。此武器最常见于婆罗洲的小黑人及马六甲的西蒙（Semang）人中。有一传教士在雷州半岛找到一件甚佳的吹筒标本，长3.97米，吹矢长57～58厘米，矢镞用铁或木。我们所得的吹筒标本乃获自江洪港（在今遂溪县）者，其地在Weitchao岛（今为涠洲岛）之对面，在雷州半岛以南110华里。该地居民今日仍以吹筒射鸟及狩猎麝香猫、狐、野猫等小动物。”①海南岛黎人的传统狩猎武器也是吹筒，所用见血封喉树，在黎区甚为常见。笔者2011年到雷州半岛调查，即在遂溪、廉江等地闻说当地尚保留吹筒，唯未见实物。而在中国古籍上，也不乏有关马来西亚等地使用吹筒的记载。宋赵汝适《诸蕃志》曰：“穷谷别有种落，号海胆，人形而小，眼圆而黄，虬发露齿，巢于木颠，或三五为群，跧伏榛莽，以暗箭伤人，多罹其害，投以瓷碗，则俯拾忻然跳呼而去。”②这种暗箭伤人武器，应为吹筒一类器物，与后来西洋传教士所记和在雷州半岛所见如出一辙，应是古代琼雷与海外往来的一种物证。
实际上，树皮布和吹筒仅是连接海南黎族与东南亚族源关系媒介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民族学家H．史图博曾两次深入海南做田野调查，后著《海南岛民族志》在柏林出版，1964年由广东民族研究所从日文译成中文（油印本）。该著列举黎族与东南亚、我国台湾民族相同的文化特质约近30项，包括刀耕火种、收割工具镰刀、柱子仓库、用牛踩耕、脱谷、鸡笼、牛车、木柱房屋、腰布、包阴布、妇女裙子、帽子、木棉和麻布、树皮布、纺织技术、大耳环、大发簪、红色长布、发型、圆形篓子（装黎刀用）、篮子、山刀（黎刀）、口琴、鼻箫、木鼓、造型艺术、文身图案、门口挂水牛角、族外婚等。而这些文化特质与汉人有明显差异，说明海南黎族与东南亚包括印尼、缅甸、越南、菲律宾、密克罗尼西亚，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族史前有很密切联系，留下那么多相同的文化特质，也反映了这些民族都是海洋民族，共同以南中国海为纽带联结成一个海洋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
小结
海南黎族“南来说”研究长期被视为禁区，在近年始见解禁的背景下，本文首从人类起源和传播出发，以海南旧石器文化空白为凭，认为海南没有土生土长的古人类，黎族先人也是岛外来的。海南黎族先人，除了公认来自大陆以外，还有从东南亚、南太平洋等地北上的海外居民。除了两地居民体质特征有共性以外，还有文化特性相同或相近的石器工具，共同使用南岛语留下的遗存，制造性质一样的树皮布和吹筒，以及多种相同的物质及精神文化等多种证据，显示海南黎族渊源于大陆和海外，具有人种和文化南北合流、融汇发展的特点。这主要发生在史前时期，秦汉以后，海南在中原政权管治下，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海南黎族先人南来基本结束，进入以俚僚和汉族移入岛上的历史阶段，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重要成员，谱写自己的民族进化史和文明史。
从士氏集团到冯冼集团
——汉末三国至隋末唐初海南史述考
周泉根
治海南史，以汉末三国至隋末唐初为最难，盖文献严重阙如之故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段大约400年的历史，其疏略甚且大不如汉以前，因为汉以前至少有出土材料可资演说。
本文拟在剿尽可见材料的基础上，综合缝织这一段历史的梗概及某些细节，对于一些具体历史问题，试做重新认定。如：孙权命聂友、陆凯征珠崖当在赤乌五年（242年）而非赤乌二年（239年），孙权以胜利的姿态掩盖失败的苦涩；崖州最晚约于中大通四年（532年）由萧梁政权在朱崖故地首置，此后冼夫人请命于朝置崖州于儋耳故地实际上是移置而已；冼夫人逝世后，王氏兄弟起义主要是由于中央编户齐民、推进郡县制时缺少地方豪酋代理调适缓冲；等等。
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村峒自治到豪酋政治，再到郡县制的演进过程为线索，通过比较岭北、海北与海南政治势力的历史性消长，尤其是梳理、比较士氏集团与冯冼家族、孙吴宋齐与梁陈隋唐、冼夫人与冯盎等地方豪族内部、豪族与豪族之间、中原政权与地方势力、中原政权代与代之间等政治主体，力图描摹出自汉末三国至隋末唐初海南的政治演进过程及内在的本质，并从中揭示豪酋自治到改土归流的历史大势。
一 汉末三国至隋末唐初的海南政治演进述略
秦兼并六国后，进一步南取百粤，略定扬粤岭外后，辟置南海、桂林、象三郡。海南岛为当时象郡之外徼。秦亡之后，海南岛属南越国。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将南越故地分置九郡，其中儋耳、珠崖两郡在海南岛，领县十六。这是海南岛上有正式行政建制的开始。从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到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在汉廷四代共计不足70年间，海南岛上史载明文的反抗活动就有十来次。先是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罢儋耳郡，省并入珠崖，中原政权在岛上的控制力下降。到元帝初元三年，山南县又首反，带动诸县，连年不定。山南地区的这次反抗运动使得汉元帝不得不从贾捐之之议罢弃珠崖郡。罢郡90年后，东汉马援于建武十九年（43年）平定“二征王之乱”后复置珠崖县，隶属合浦郡。
中原政权对海南岛的掌控能力与自身的强弱息息相关。东汉杜笃在《论都赋》中说，汉武帝之所以能在海南岛初开郡治，以致“郡县日南，漂概朱崖。部尉东南，兼有黄支。连缓耳，琐雕题，摧天督，牵象犀，椎蚌蛤，碎琉璃，甲玳瑁，戕觜觿”，在于“其余财府帑之蓄”。①《汉书·西域传赞》具体陈述道：“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馀，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②光武帝能复置珠崖县，也同样是励精图治、士马强壮，又趁兵锋馀烈的结果。明帝永平十年（67年）还能巩固发展对海南岛的治理，以致“儋耳降附”③。但桓灵无道，迭经外戚宦官专权、党锢祸结、黄巾起义，在进入3世纪后，曹魏集团“挟天子以令诸侯”，地方军阀纷纷割据，海南岛的实际管理权也从中央政府旁落到地方势力。而地方割据势力频繁的消长进退，使得海南岛长期处于散落的酋峒自治状态。此后的乱久治短、分多合少的三国魏晋宋齐时期，海南大体延续了这种状态，一直到冯冼家族崛起之后才开始转折，书写历史新篇。
（一）汉末至宋齐时期的南溟绿洲在中原的视野之内、控驭之外
汉末中原战乱频仍，以致“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生民离乱、风衰俗怨。海南岛这时则处于原始村峒酋领自治的无政府状态。村峒之间不相统属，各为雄长。在正史的史官看来，珠官等郡“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逋逃之薮”①。实际则是，海南客观上因此没有遭受大规模、长时间军阀混战所造成的伤害。“亡叛逋逃之薮”，何尝不可解读为，相对平和的自然状态反倒成为人们避难求安之地。这一历史时期，海南岛的传世史料和考古材料都极为稀缺。鉴于此，我们只能试着从其名义上所属的州郡、县治的政治变革来寻绎其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发展。
1．士氏七郡之属的海南名义上归孙吴
汉末岭南被崛起的“士氏集团”控驭，“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震服百蛮”。集团的灵魂人物士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埸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②。建安八年（203年），朝廷派张津为交趾（阯）刺史，与交趾太守士燮共表立为州，汉献帝乃拜张津为交州刺史。③江南割据势力刘表想掌控岭南，趁张津为其将区景所杀之际，“遣零陵赖恭代津。是时苍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吴巨代之，与恭俱至”，但中央利用士氏集团抵制了刘表的扩张意图。据《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载：
汉闻张津死，赐燮玺书曰：“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知逆贼刘表又遣赖恭窥看南土，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阯太守如故。”
这东汉“七郡”属地即汉武岭南九郡①，因为珠崖、儋耳并入合浦郡。士燮所董督的“七郡”在名义上涵盖海南岛。江南孙吴集团崛起后，在以士燮为首的士氏集团支持下，士燮董督的南越“七郡”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其地并属吴”②。岭南成为孙权的势力范围③，岭南自此始服于孙权，但初期实际上是与士氏集团共同治理。东汉延康元年（220年），孙权遣吕岱代步骘为交州刺史。终士燮余年，与孙吴输诚合作，岭南政治相对稳定。吴黄武五年（226年），交趾太守士燮“在郡四十余岁”，“年九十卒”。同年，吕岱提请岭南七郡二分为交州和广州，海南岛所属的合浦属广州，吕岱自为刺史。因吕氏排挤士氏集团，激起士燮子弟的激烈反抗。
徽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首。徽大将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奋击，大破之，进封番禺侯。于是除广州，复为交州如故。④
交广一分一合，很可能只是吕岱裁抑士氏集团的手段，至少客观上达到这个效果。⑤海南名义上隶属的合浦郡，也旋即从隶属广州又重新改隶交州。
2．孙吴兵扰后，海南遥领、遥属于海北州郡
东汉以来，海南岛上的朱卢或朱崖县虽然名义上隶属合浦郡，但因抚控不力，长期在降附、叛离之间摇摆。好大喜功的孙权，不满于这种状况，欲征服珠崖，但遭到陆逊、全琮的强烈反对⑥。孙权不听，于赤乌五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①，结果“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权深悔之”②。
关于聂友、陆凯征讨珠崖的大致本末也见于诸葛恪传、陆凯传、裴注及后世史志中。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载：“丹杨太守聂友，素与恪善……恪诛后，孙峻忌友，欲以为郁林太守，友发病忧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南朝宋裴松之具体注解说：
吴录曰：友有唇吻，少为县吏。虞翻徙交州，县令使友送之，翻与语而奇焉，为书与豫章太守谢斐，令以为功曹。郡时见有功曹，斐见之，问曰：“县吏聂友，可堪何职？”对曰：“此人县间小吏耳，犹可堪曹佐。”斐曰：“论者以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为功曹。使至都，诸葛恪友之。时论谓顾子嘿、子直，其间无所复容，恪欲以友居其间，由是知名。后为将，讨儋耳，还拜丹杨太守，年三十三卒。
《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载：“陆凯，字敬风，吴郡人，丞相陆逊族子也。黄武初，为永兴、诸暨长，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领兵。……赤乌中，除儋耳太守，讨朱崖，斩获有功，迁为建武校尉。”
唐文献记载：“（吴赤乌五年）九月，遣将军陆凯讨定朱崖、儋耳郡。”③
明代地方志载：
聂友，字文悌，豫章人。少以才胥录为县吏。虞翻使交州，友送之，翻与语奇焉，荐于豫章太守陈斐，以为功曹。既至都，诸葛恪遂与友善。及孙权将图珠崖，恪荐友为太守，诏加将军，与校尉陆凯同往。既奏捷，留友治之。友虑师久致疫，简其精锐自卫，馀先遣还。权大说，征为丹阳太守。④
上面文献的细微差异，颇堪玩味。如有时称“儋耳、朱崖”，有时只说“珠崖”或“朱崖”，实际上这些都是对海南全岛的泛称。也从侧面看出当时孙吴政权在珠崖建置没有着落，故泛泛称谓。再如，就征讨结果，有说孙权大悦，有说他深深地后悔。综合分析文献，实际可以看出：所谓聂友、陆凯任珠崖太守、儋耳太守，不过是临阵授命，志在必得，以壮行色而已。所谓“讨定”，只是一时的武力慑服。三万大兵“死者十有八九”，讨定之后，随即遣还，只能自卫，最后又都双双离任升迁。所谓升迁，从孙权角度看不妨视作对征讨政策失败的自我掩饰，从聂友、陆凯角度看，也只是苦劳，没有功劳。方志说孙权大悦，但《三国志》明白记载他“深悔之”。这可以解释为武力征讨回来之初，孙权以表面的成功掩盖实际的失败，所以大悦升迁二位，而事后终究难以掩盖不听陆逊、全琮忠告的悔恨。
尽管如此，孙吴政权到底是设置了珠崖郡，也为后世史家认可。据《晋书·地理志上》载：“吴主大皇帝初置郡五：临贺、武昌、珠崖、新安、庐陵南郡。”复置珠崖郡的时间有两说。《晋书·地理志下》“交州”条目下将复置珠崖郡具体为赤乌五年；但唐《元和郡县志》说是赤乌二年，且不得其地，只能在徐闻立珠崖郡、珠官县。①那么，孙吴初置珠崖郡到底是赤乌二年，还是赤乌五年，或者说是三年之内两次置郡？赤乌二年置郡说，《三国志》不见记载。《晋书·地理志》只记载了赤乌五年初置五郡，其中有临贺、珠崖。既然是初置，则说明此前的赤乌二年不应该有置郡一事。我们分析当时正在用兵，也不大可能置郡。②赤乌五年聂、陆二将讨伐珠崖后，将珠崖与刚刚平定的临贺初置郡才顺理成章。二年之“二”极有可能是五年之“五”字迹模糊致误。
《元和郡县志》虽然时间弄错，但记载东吴终究不有其地，招抚其人也不从化，却是事实。去三国不远的晋代王范在《交广二州记》中说：“珠崖在大海中，南极之外。吴时复置太守，住徐闻县遥抚之。”①综上可见，赤乌五年吴武力讨平了海南岛，却无力维持治理，只好在形式上置珠崖郡，郡治也只能设在海南岛之外的徐闻，且“招抚其人，竟不从化”，最后到底“不有其地”。所以说，征讨兵扰之后，海南地区依然是以村峒自治为主的政治状态。
三国吴时期设珠崖郡②于徐闻，海南只是珠崖郡的属县朱卢③。珠崖郡多数时隶于交州。只是三国纷争，都自称正统，于他国州郡都施行遥领制，各自将九州不论实际占领与否一概自欺欺人地划在自己名下，实际隶于吴国的交州，在这种政治风气下也被蜀、魏和晋遥领。④但不管海北谁方唱罢谁登场，处于遥领、遥属地位的海南这一时期没有参与历史的纷争，始终维持着原始村峒形式的社会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刺史吕岱于赤乌六年（243年）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航行南海，出访了东南亚各国。《梁书·诸夷·海南诸国》载：“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两人都撰述了自己的见闻，朱应有《扶南异物志》，康泰有《扶南记》。孙吴时期中国即已在南海辽阔海域航行的事实，对今天我们研究南海主权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3．两晋宋齐时期的海南不改其自然状态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分兵六路大举破吴，吴末帝孙皓出降，孙吴随之灭亡，汉末以来割据局面也就此结束。西晋平吴后，撤销珠崖郡并入合浦郡。《晋书·地理志下》交州载：“赤乌五年，复置珠崖郡。……平吴后，省珠崖入合浦。”省入时间，据清方志为太康元年。
《晋书·地理志下》载合浦郡领六县：“合浦、南平、荡昌、徐闻、毒质、珠官。”雍正《广东通志》载：“太康元年省珠崖郡，以朱卢、珠官①二县属合浦郡。旋改朱卢为玳瑁县。”②可见，这个时期海南岛上的建制实际只有毒质县。毒质县，明代史志材料有说是汉紫贝县③，有说是汉玳瑁县④，从音义形式上当是玳瑁之另一称谓。⑤但实际上，两晋时期的毒质、玳瑁都只是整个岛徒有虚名的象征。今天的海南地区在长约140年间虽在朝廷的视野之内，朝廷却无力控驭，只是在名义上隶于形同虚设的合浦郡玳瑁县。
东晋偏安，士族力柔质弱，很快被寒门出身、下层军吏起家的刘裕取而代之，于永初元年（420年）废东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国号“大宋”，都建康。
十一年后，元嘉八年（431年）春正月，宋文帝“于交州复立珠崖郡”⑥。
又十四年后，元嘉二十二年，宋文帝刘义隆省珠崖郡。清徐文范说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置宋寿郡，省珠崖”⑦。只是不知徐文范说法的出处。
又十五年后，大明四年（460年），宋孝武帝派费沈、武期讨伐岭南，并拟打通珠崖道。可见，文帝先前省珠崖郡乃是控驭无力的无奈之举。只是这次依然有心无力、无功而返。《宋书·夷蛮列传》载：
广州诸山并俚、獠，种类繁炽，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苦之。世祖大明中，合浦大帅陈檀归顺，拜龙骧将军。四年，檀表乞官军征讨未附，乃以檀为高兴太守，将军如故。遣前硃提太守费沈、龙骧将军武期率众南伐，并通朱崖道，并无功，辄杀檀而反，沈下狱死。①
四年后，即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②，《宋书·州郡志四》著录该年的合浦郡“先属交州。领县七，户九百三十八……硃卢长，吴立”。合浦先属交州，据明方志③后来则当属越州。④硃卢即朱卢，因三国孙吴所置。硃卢长，即朱卢县令。海南名义上属朱卢县域。
综上我们可见：第一，刘宋朝廷有心经略珠崖，却力不从心，以致设郡后再罢郡，雄心征讨却无功而返；第二，其力不从心、控驭无方，以致岭南侵叛频仍，海南更是阻塞不通；第三，晋时的玳瑁不见于《宋书·州郡志》，而只有朱卢。这种无缘无故地隐现侧面说明刘宋朝廷没有能力管辖海南岛，县治等于虚设，地名大概只有象征意义。所以，尽管刘宋时期一度复置珠崖郡，海南名义上隶于朱卢县，但实际上依然延续东汉末以来村峒自治的原始自然状态。萧齐趁乱取宋，虽因宋而治，国土还小了很多，海南地区与南齐郡县的所属关系及自身状态与刘宋无异，即徒有虚名地隶于越州合浦郡的朱卢县。
4．小结
从汉末到萧齐，士氏集团代表的南越地方势力瓦解后，岭北的政权对海南的控驭一直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大海之南的海南只是处于海北政权形式上遥控遥属的视野之中，实际上完全处于其管辖治理之外的自然村峒散落自治的原始无政府状态。直到萧梁时期南越地方势力冯冼集团崛起后，朝廷通过与冯冼集团合作，海南才重新不可逆转地汇入中国历史的大潮中。
（二）萧梁陈隋时一度村峒自治的海南开始重新置郡辟县
萧齐（479～502年）国祚不永，立国二十三年后即为同姓萧梁取代。萧梁（502～557年）立国五十五年，开国皇帝武帝萧衍一人秉政四十七年，梁朝几乎是其一个人的朝代。他在后来也不无讽刺地自我宽慰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①然正是在萧梁一朝，海南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即重新走向辟郡开县的历史新时期。这个转折的关键，并非萧梁比吴晋宋齐更强大或更进取，而是岭南继士氏集团之后第二个豪族——冯冼家族的崛起并向化效忠的结果。与孙权背信弃义、徒仗武力的对待士燮之后的士氏集团和珠崖人民不一样，梁武帝给予了冯冼家族充分的信任和相应的名分，致使继之者——陈隋唐初能在冯冼家族的合作下将行政礼教渐次在海南奠基、开拓、浸染、发展起来。
1．梁陈时期进入复置邑县的窗口期
萧衍代齐后厉行俭约，致前期一度府库殷实、士马强盛，到天监十年（511年）就完整据有了三国吴时的疆域，并平定了岭南的俚僚。《隋书·地理志上》载：“梁武帝除暴宁乱，奄有旧吴。天监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县千二十二。其后务恢境宇，频事经略，开拓闽越，克复淮浦，平俚洞，破牂柯，又以旧州遐阔，多有析置。大同年中，州一百七，郡县亦称于此。”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梁于徐闻县立珠崖郡。”②梁因宋齐而治，复置珠崖郡，时间当不晚于天监十一年。又载：“三国吴复曰朱卢县。晋及宋、齐因之。梁、陈时废。”③可见，这前后又废除了朱卢县，并于朱卢故地首置崖州。《大明一统志》载：“古崖州城，在府城东南三十里。梁置州于此。”④时间最晚可能在如清代文献所说的梁武帝中大通四年。⑤
梁虽然在宋齐的基础上，在海南岛上的势力大有延展，竟重新置州，但武力平定效果只能跟宋齐一样，并不能怀附峒俚群僚。如《元和志》所说的“竟不有其地”，即形式大于内容，也如唐胄所说的只是招抚性质的。①
然而就在天监十年萧梁据有岭南的十年后，即普通二年（521年），中国历史上杰出政治家岭南俚人的女渠帅冼英出生。又二十年左右，冼夫人怀集百越，以致岭南“政令有序，人莫敢违”，“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②。据清以后文献记载，在此期间，即梁大同（535～546年）中，冼夫人“请命于朝，故置州”。
雍正朝郝玉麟《广东通志》载：“梁，大同中就废儋耳地置崖州，统于广州。时儋耳归附冯冼氏者千余峒，请命于朝，故置州。按：孙吴、刘宋置珠崖，都只在徐闻遥领之耳。至是置崖州于儋耳，而琼、崖、儋、万入焉。”③
此处“置州”的实际历史情形，并非如一般史志所说的“首置崖州”，而应该是“移置崖州于儋耳”。冼夫人请置崖州于儋耳义伦后，“琼、崖、儋、万入焉”。南宋《方舆胜览》之“吉阳军”之“建置沿革”亦载：“梁立崖州。”可见，这时的海南较以前更具体地纳入了中央行政区划。据清地理学家洪孙考证，梁崖州珠崖郡领县有三，即义伦、武德④和临振。⑤此说不见于别的文献，只能姑妄听之。但不管置县与否，冯冼家族的势力开始延展到海南地区了。就梁政权的实际管辖来说，据《元和郡县志》，实际上连治所所在儋州地区“自汉至陈，更不得其本地”。也就是说，隋以前大陆政权对海南的控驭还是通过冯冼家族间接实现的。
请置崖州于儋耳约十年后，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侯景叛乱，梁政权风雨飘摇自顾不暇，更无心无力于遐方南极。领表、海南却因冯冼家族的抚控有法反而数郡晏然。
又两年后，梁大宝元年（550年），岭南高州刺史李迁仕、杜平虏趁侯景之乱造反，被冼夫人用计击败。冼夫人因此还与陈霸先结识于赣石。侯景叛乱十年后（557年），梁长城侯陈霸先取代萧梁建立陈朝于建康。第二年，即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冼夫人派遣九岁的儿子冯仆率领岭南诸少数民族首领到丹阳朝见陈武帝。又十年后，即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年），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冼夫人起兵助陈平定叛乱。从永定二年冯宝卒①到冯仆卒（584年），再到陈灭（589年），其间三十多年，正值冼夫人盛年，加上冼夫人对陈室忠贞不贰，以致岭南、海南出现了尊奉冼夫人的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这种安定的局面使得梁时的建制得以维持，依然如6世纪30年代冼夫人所请，置崖州和珠崖郡于义伦，统于广州。②
由于冼夫人杰出的政治才华，南陈对海南岛的管理也似乎较前代切实，其间有任太守袁洪名垂方志且见诸小说家言。③这期间海南岛最南端的临振都已清晰纳入冯家集团的势力范围。因为陈灭后的第二年，即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即“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且户数了然——“一千五百户”。所以对海南来说，梁陈时期是复置邑县的重要时期。
2．隋代三郡十县的格局标志郡县制开始切实展开
581年，北周静帝禅位于杨坚，是曰隋文帝。文帝开皇九年（589年）二月碎冰南渡俘虏陈后主，陈亡。开皇十年九月，隋文帝派总管韦洸安抚岭南，韦洸竟徘徊逗留不敢进。杨广让陈后主寄信物告知冼夫人陈国已亡。冼夫人才集数千首领哭祭陈朝，之后派孙冯魂率众迎接隋使。岭南诸州悉数归隋。但很快又发生王仲宣带领各首领反隋和番州总管赵讷贪虐之事。这两者可能有联动关系。两次岭南政局风波很快都被冼夫人平定。冼夫人亲赴十余州招慰亡叛，领表方定。隋文帝重重嘉赏了冯冼家族。其中与海南紧密相关的事项有：赐冼夫人临振县一千五百户人为汤沐邑；追赠冯仆为崖州总管。据《资治通鉴》，事在开皇十年年底。
隋平陈入岭南后，因袭梁陈置崖州，但罢去了珠崖郡。①废置珠崖郡乃是隋文帝“州统县”二级架构的全国性政策的结果。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罢郡，以州统县”②，“遂废诸郡”③。只是珠崖郡的废置不应是这一年，因为这一年海南岛还属南朝陈，是陈后主登基的第一年，离隋总管韦洸入岭南还有七年。所以，珠崖罢郡当于开皇十年。
从赐冼夫人临振县为汤沐邑、追赠冯仆为崖州总管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海南地区已非朱卢、珠崖时想当然的辖地，④而是从一个在两汉逐渐蜕变成远方的文化概念变成隋朝统治者实在而明晰的舆图视野。《隋书》中明确记载了隋文帝时崖州土贡珍珠一案，从侧面说明崖州与中央的关系已有实质性的强化。⑤
罢珠崖郡并将临振地区直属于崖州的十二年后，即仁寿二年（602年），冼夫人卒。⑥两年后杨广登基。又三年，即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州为郡”⑦，实行郡县二级体制。当此之际，“崖州”也改成“珠崖郡”，并明确记载有十个属县。《隋书·地理志下》载：“珠崖郡，梁置崖州。统县十，户一万九千五百。义伦，带郡。感恩。颜卢。毗善。昌化，有藤山。吉安。延德。宁远。澄迈。武德，有扶山。”
《元和郡县志》则说，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更开置珠崖郡，立十县”，并同时“又置儋耳、临振二郡”。还记载说，感恩、毗善、昌化、吉安、延德、宁远、澄迈七县皆置于大业六年。①隋书与《元和郡县志》略有出入。但据其他唐宋史志文献，三郡十县的格局是成立的。
3．隋唐之际属南牧朱崖的冯冼家族
就在隋炀帝在海南辟郡置县的大业六年十二月②，海南岛发生了起义。海南岛上最早的名姓俱全的岛籍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就是王万昌、王仲通兄弟。《隋书·炀帝纪上》载：“十二月……辛酉，朱崖人王万昌举兵作乱，遣陇西太守韩洪讨平之。”
《隋书·韩洪传》载：“朱崖民王万昌作乱，诏洪击平之。……俄而，万昌弟仲通复叛，又诏洪讨平之。”
这与隋炀帝的残暴奢靡有直接的关系。他好大喜功、大兴土木、滥用民力。对内，横征暴敛，穷奢极欲；对外，穷兵黩武，恣意征伐，使“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③。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珠崖的平民王万昌聚众反叛。隋炀帝赶紧下诏陇西太守韩洪讨伐平叛。功成后，韩洪以功加位金紫光禄大夫。不久王万昌的弟弟王仲通接着举起义旗，韩洪再次出征讨平了这次反隋叛乱。但这位上柱国韩擒虎之三弟，曾为另一上柱国贺若弼手下的行军七总管之一的韩洪，还没等班师凯旋，就遇疾而卒了。从时间来看，分郡立县当年即爆发王氏兄弟叛乱。叛乱与置郡辟县之间不能没有因果关系。一则是郡县制打破了原有的社会自然结构。二则是税赋土贡改变了以前经济原始形态，“大业末，海南苦吏侵，数怨畔”④。三则是冼夫人逝世后盛气凌人的隋炀朝廷和海南当地人民之间缺乏良性的调节机制。
就在起义烽火重燃的第二年，山东、河南遭遇大水灾，漂没四十余郡。隋炀帝依然坚持亲征辽东，因皇室两代人斗争而被贬谪到始安（今桂林）的宗室杨纶本想上表请命，结果不仅不获信任，反而不久被安置到更远的珠崖。此后，统治阶级进一步分崩离析于上，下层兵民则此起彼伏地起义于下。大业十二年（616年），鄱阳起义首领操师乞自称“元兴王”，建元始兴，攻陷豫章郡（今南昌），以其乡人林士弘为大将军。师乞中流矢死后，士弘自称皇帝，国号“楚”，四方豪杰响应依附，地盘北自九江，南及番禺。①据《元和郡县志》载：“隋炀帝更开置珠崖郡，立十县，又置儋耳、临振二郡。隋乱陷贼。”②
可见，林士弘在海南的势力也相当猖獗。海南第一个可考的贬官隋宗室杨纶也为林士弘在海南的势力所逼，举家流窜儋耳。③
618年，殚竭民力的隋炀帝被宇文化及弑于江州。两个月后李渊逼迫隋恭帝禅位，随即称帝，李唐正式取代杨隋。冼夫人之孙汉阳太守冯盎，随即“奔还岭表，啸署酋领，有众五万”，“克平二十州，地数千里”。冯盎利用冯冼家族数代人积攒的恩威轻易地取代了依附于林士弘的高法澄、冼宝彻等地方势力。冯盎遂据有“番禺、苍梧、硃崖地，自号总管”④。据《册府元龟》载：“隋末高凉通守沈宝辄反，盎击破之，因此北吞广州，西并苍梧，南牧朱崖之地，自称总管。”⑤冯盎自号的总管当是“高州总管”⑥。
又据《旧唐书》载：“会炀帝为化及所弑，鸿胪卿宁长真以郁林、始安之地附于萧铣，冯盎以苍梧、高凉、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⑦可见，冯盎取代高、冼等地方豪强后，重新聚拢了领表、珠崖的各大酋领，并形式上仍附于林士弘。武德五年（622年）七月，“隋汉阳太守冯盎承李靖檄帅所部来降。以其地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以盎为高州总管，封耿国公”⑧。
上面各条文献所言珠崖乃泛指海南全岛。
4．小结
冼夫人逝世后十年左右，隋炀帝就改崖州为珠崖郡，同时将岛上一郡三分，从珠崖郡中析置出临振、儋耳两郡。崖州人民对与编户贡赋相关的郡县制进行了抵制，向对地方原始村峒自治构成严重挑战的外来权力发起了反抗。很快，大隋的江山也急速地从龙兴大道转入风雨飘摇的黄泉末路。这时，隋宗室杨纶被贬到儋耳，豫章枭雄林士弘的部下在海南活动猖獗，汉阳太守冯盎这时奔还岭南，扫荡群雄，海南岛遂又在冯氏家族的掌控之中。但从豪酋自治到改土归流的历史大势是不可逆转的。隋炀帝大业六年置临振郡，土客政权之间的消长正是逆转之开始，虽然中间有隋唐之际的消歇，但唐五代的历史大方向毫不客气地要将豪酋势力一步步纳入中央政权的行政建置中。
二 地方豪酋势力的消长与中原政制的推进关系考评
汉末士氏集团被岭北政权粗暴打击之后，岭南、海南的地方豪酋势力一直未能形成一个中心。缺少代理人或中间权力过渡的军政结构，岭北中央政权也一直不能有效控驭岭南，尤其是海南地区，一直到高凉冯冼集团的兴起，部落星罗棋布与中央政权之间才重新出现了“碧玉擎天柱、架海紫金梁”。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就是冯宝、冼英和冯盎，而尤以尊天子以团结号令群雄为政治纲领的冼夫人的影响为最深。据《隋书·谯国夫人传》和高州冼庙碑碣所记冼夫人享年和卒年逆推，冼夫人当生于梁武帝普通二年。这一年萧梁据有岭南已有十年。
冼氏世为南越首领，势力范围跨据山洞，附属部落达十余万家。①冼夫人从小就贤明智慧，富有筹略，还在冼氏母族时就能抚控部众，而且晓通军事，亲自披挂上阵，行军用师，压服诸越。她并不是一味用军事高压统领部众，而是恩威并用，公正信义，以德服人，常常劝亲族为善，用信义结纳乡邻。
罗州刺史冯融为稳固本家族在岭南的地位，闻冼氏的事迹，赏爱其才德识见，便让其子高凉太守冯宝娶冼英为妻。冯融本是北燕苗裔，刘宋文帝元嘉十三年（436年），北燕王冯弘失国投奔高丽，后又派遣冯融的祖父冯业带三百人浮海南下到广东新会。宋封冯业为怀化侯，任新会太守②，后封罗州刺史（治石龙县、化县、今廉江、茂名等地），冯氏历任牧守，三传至冯融。由于是客族，据《北史·谯国夫人传》载：“他乡羁旅，号令不行。”
两个家族的联姻有很大的政治考量。事实证明，这次联姻不仅成功造就了冯冼家族的旷世辉煌，更有大功于中华民族的内部融合。冼夫人到冯家后，劝诫规约本族部众要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依礼行事。她常常与其夫冯宝一块处理诉讼纷争，折中公允，即使本族犯法的人，也一律依法办事，不徇私情。这样，冯氏在当地的威信建立起来，“政令有序，人莫敢违”①。
（一）冼夫人请命移置梁初首设的崖州于儋耳，标志着地方与中央开始重新媾和
在家佐兄、既嫁相夫，和辑百越，怀附俚峒，以致岭南“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峒”②。据清以后文献记载，在此期间，即梁大同中，冼夫人“请命于朝，故置州”。但“请置崖州”实际上是请移至崖州于儋耳，并非请首置崖州。
先宋多种文献如《隋书》、唐杜佑《通典》等都明确记载了“梁置崖州”③，无可置疑。但可能由于都是地理志体例的缘故，皆未注明具体年代，也没说是冼夫人请置的结果。明代方志只说“儋耳归附冯冼氏者千余洞”，并无“请命于朝，故置州”，也没说具体年代。④
梁立崖州的时间，现在可查考到的只有明清文献，且有两说：其一，雍正时文献明确说是冼夫人“请命于朝，故置州”，且确定为梁大同中；⑤其二，乾嘉时的徐文范将崖州首置的时间具体到梁武帝中大通四年。⑥
州治地点也有两说：琼山说和儋耳说。如明英宗初时同一部文献《大明一统志》，一说梁崖州置于琼山：“古崖州城，在府城东南三十里。梁置州于此。”①这是可见资料中最早明确说梁崖州在琼山的。另一处又说在儋耳义伦：“梁置崖州及珠崖郡，治义伦县。”②两说在明清方志中都习见。③两说并存，孰是孰非呢？明以后的方志，或偶有因袭《大明一统志》和万历《广东通志》的两说者④，多数方志和研究著作则只主儋耳说。⑤
另外，梁不仅首置崖州，还复置了珠崖郡，治所也有两说。明清文献所见多有，都只说治于义伦，⑥但这不见载于《隋书·地理志》《通典·州郡典》。而唐宋文献如《元和郡县志》虽记载梁置珠崖郡，却治于徐闻，且有名无实。①
综合比较，其一，《元和郡县志》并没有像《隋书》《通典》记载梁立崖州，而后两书则没记录梁于徐闻立珠崖，《方舆胜览》则两者兼录；其二，明清文献异于《元和郡县志》，都说梁立崖州于海南岛。如何理解这些文献的冲突，关乎冯冼家族、崖州和萧梁的诸多基本问题。
崖州置儋耳故地治义伦县是没问题的。②《隋书》《通典》著录梁立崖州，而《元和郡县志》没著录，是由于二者著录体制不同。③但为何崖州治所一说在珠崖，珠崖郡郡治一说在徐闻，则不可能如谭其骧先生所说的文献窜误。他说：“‘梁于徐闻县立珠崖郡’这句话当由于孙吴时有此事而又误系于梁。”④真正的原因则是，梁复置珠崖郡于徐闻、初置崖州于珠崖故地，但控抚无力，后由于冯冼家族在儋耳的政治基础良好，冼夫人请命于朝将珠崖郡和崖州移置儋耳治义伦。治所两说折中并存，在清初的顾祖禹和当代的李勃也都认同且有所辨析。⑤但两人一则未能通过比较冼夫人生卒享年和梁代享国时间，二则没有指出并解析梁置崖州时间两说，从而未能进一步更具体指出其中的来龙去脉。
这里只要考虑一下冼夫人事迹的年限，就会发现以上记录都是合理的。据《隋书·谯国夫人列传》及其他文献可知，冼夫人享年八十卒于仁寿初（约601年）。可见，冼夫人约出生于梁普通初年（约521年），其时梁代齐已约二十年。如果冼夫人佐兄相夫至少在十五岁以后，则至早于梁大同二年（536年）儋耳千余峒才降附。这时，梁已立国三十多年，且梁武帝萧衍早期节俭图治，国势颇盛。据《隋书·地理志上》，冼夫人出生前的天监十年梁就完整据有了三国吴时的疆域，并平定了岭南的俚僚。从天监十年“梁武帝除暴宁乱，奄有旧吴”，到梁大同二年儋耳降附冯冼氏，之间尚有二十五年。这期间“奄有旧吴”、因齐而治的萧梁肯定在珠崖郡和朱卢县有所作为。这些作为，第一，如《元和郡县志》所载，“于徐闻县立珠崖郡”，但与宋齐一样，控驭无力，“竟不有其地”，徒有虚名。这当是取齐之初，最晚不晚于天监十年。第二，随着国力增强，又进一步通珠崖道，首置崖州，并理于珠崖故地，废朱卢，很可能是《嘉庆重修一统志》文献“三国吴复曰朱卢县。晋及宋、齐因之。梁、陈时废”①之所本，也是明清大量文献中说梁崖州治所琼山说之所本。这也可能是上文提到的乾嘉时的徐文范说梁武帝中大通四年“置崖州及崖郡于朱崖”说之所本。
中大通四年之后的数年，冼夫人才登上历史舞台。史志艳称的冼夫人“请置崖州”和习见的崖州治儋耳故地，应该是这之后的事。所以，如果上面的文献都大体可靠，我们的时间和事件排比分析不错的话，所谓冼夫人“请置崖州”实际上是“请移置崖州于儋耳”。为什么是儋耳？盖海南俚峒，儋耳降附最多，以千余峒计。又据《舆地纪胜》载，冼氏，“高凉人，适冯融之子宝。……儋人事之甚严”①。而于萧梁政权来说，与其有名无实，不如利用冯冼集团抚控海南。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合作的。可见，治所移置儋耳，方方面面都是合情合理的。而同理，崖州的唯一属郡珠崖郡自然也随迁入儋耳义伦。
总结如下。梁因宋齐之治，至迟到天监十年象征性地在徐闻设珠崖郡，但也如三国至齐一样，有名无实，如《元和郡县志》所言“竟不有其地”。但此后二十多年，随着国力强盛，废除只有象征意义的朱卢，在朱崖故地置崖州，最晚约于中大通四年，但也依然开拓有限。数年后，冯冼集团在冯冼氏的卓越经营下崛起，海南，尤其是儋耳的少数民族多降附冯冼家族。借冼夫人之请，萧梁移置崖州于儋耳，珠崖郡也随移，陈朝、隋前期因之。但据《元和郡县志》，隋以前，大陆政权对海南的控驭还是通过冯冼家族间接实现的，连治所所在儋州地区“自汉至陈，更不得其本地”。直到隋炀帝大业六年，复置儋耳郡，才有根本改观。
（二）从高州冯氏到海南冯氏的迭变成为郡县制发展的必要过渡
与三国时期士燮集团随着核心人物士燮的逝世而土崩瓦解不一样，冯冼集团的核心人物冼夫人殁于昭代并极尽哀荣之后，其孙冯盎能继承其高超的政治才华，折冲于阵前与樽俎，以致岭南、海南能和平发展儒家官僚体制。相对于汉末以后随着士氏集团瓦解后数百年的孤悬海外，海南在隋以后借着冯冼集团的势力稳定地推进了郡县制，而冯盎无疑是让历史在转捩和平过渡的关键人物。
1．冯盎的政治才华让海南和平走进郡县制
冯盎（571～646年），字明达，冯仆之子，冯宝、冼夫人之孙。少年时即英勇善战、富有谋略。隋开皇中任宋康（今广东阳西织篑至电白电城之间）县令。
他是继冼夫人之后又一个既具有战略眼光又能征善战的家族掌舵者。在隋唐两代大动荡的政局中，冯盎以一个非凡的政治家的眼光和手段，始终掌控着岭南的局势，并微妙地平衡着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僚族的关系，在与隋文帝、杨素、林士弘、李靖、唐太宗、魏征等当世豪杰的较量与协作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他的脱颖而出首先要归因于他的兄长冯暄的政治短视。冼夫人废除不识大体的冯暄，改遣冯盎，并最终讨平王仲宣叛乱。冯盎也因功封为高州刺史。
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潮（今潮阳市西北）、成（今封开县东南贺江口）等五州僚人造反。时冼夫人刚刚亡故，冯盎墨缞驰赴请旨讨伐。文帝诏左仆射杨素与他议论敌方形势。据《旧唐书》本传载：“素曰：‘不意蛮夷中有此人，大可奇也。’即令盎发江、岭兵击之。”
平乱后，朝廷授予冯盎金紫光禄大夫、汉阳（今甘肃礼县西南）太守①衔职。事实上，东边的潮州，西边的成州，本不属高凉郡管治，冯盎主动请缨，旨在剪除异己、扩充地盘，同时解决两翼对高凉郡的遏制。“尊王则名正，平叛而自安”，冯盎非常高明地继承了冼夫人一贯安邦的策略。
隋炀帝大业后期，冯盎从征辽东，迁左武卫大将军，其子冯智戴“尝随父至洛阳统本部锐兵宿卫”②。这是中原政权以夷制夷的高招，也是冯盎借力打力稳固自己在朝廷的地位。当时，岭南不少溪洞豪族亦率部编入炀帝禁军，有的还从征辽东。
隋末天下大乱，冯盎与子冯智戴奔回岭南，聚集各部落酋长，拥兵五万。《旧唐书·丘和传》载：“会炀帝为化及所弑……冯盎以苍梧、高凉、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依附林士弘只是稳住局势的权宜之计。虽然其时岭南豪强众多，但冯冼家族利用数代人积攒的恩威，很快成为酋领，并南牧朱崖。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李唐兵锋未抵五岭，番禺（广州）、新州（新兴）的高法澄、冼宝彻起兵，杀朝廷官吏。冯盎率兵平定高、冼的叛乱。宝彻侄智臣又聚兵于新州拒战，冯盎继续率兵征讨。交战时，冯盎在阵前，除去铠甲大声喊话，说：“尔等颇识我否？”智臣的士兵一看是冯盎，便纷纷放下武器，袒胸露背，下跪投降。至此，从番禺到苍梧（今广西梧州）至朱崖（今雷州半岛、海南岛一带）等地全部归附于冯盎，冯盎自称总管。冯冼家族世代恩威并用，以武力信义管治岭南，才有这样不战而胜的强大慑服力。
冯盎始终恪守忠于朝廷的原则，在名分上从不僭越。当时，有人游说冯盎称王。据《旧唐书》本传载，或有说盎曰：“自隋季崩离，海内骚动。今唐虽应运，而风教未浃，南越一隅，未有所定。公克平五岭二十余州，岂与赵佗九郡相比？今请上南越王之号。”但冯盎秉承冼夫人的内政外交的大原则，坚决拒绝称王。他说：“吾居南越，于兹五代，本州牧伯，唯我一门，子女玉帛，吾之有也。人生富贵，如我殆难，常恐弗克负荷，以坠先业。本州衣锦便足，余复何求？越王之号，非所闻也。”
这其实是非常高明的，居其实而不擅其名，使得这个家族始终能够被各个朝代接受。岭南豪族虽然是一支盘根错节的强大地方政治势力，但对抗中原政权则力不从心。所以，冯冼家族尊王而不僭越的传统，在政治上就显得非常高明，也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尤其稳定了岭南、海南的社会。
其结果是在盛大的李唐王朝一开场，冯冼家族很快成为新宠，牢牢地把握着岭南。武德五年七月，盎归降高祖。李渊以其所辖之地划分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为上柱国、高州总管，封吴国公，后改越国公，封其子智戴为春州（今阳春）刺史、智彧为东合州（今雷州）刺史。不久，又改封盎为耿国公。
但这种酋豪自治的状态，在历史大进程中必然走向衰落。在岭南，这个衰落恰恰发生在唐朝。所以，中原郡县体制的管理模式与土族世袭的管理模式必然发生冲突。唐初一些南方的总管府（后又称都督府）乃是专为岭南著名豪族而设置，严重削弱了唐中央对岭南的统治。这与唐朝高度的中央集权政治形成尖锐的矛盾，①而且地方豪族势力具有浓厚的奴隶制残余。冯盎在岭南“啸署首领，有众五万，克平二十余州”②，其“所居地方二千里，奴婢万余人”③。这也与封建地主制相矛盾。结果，就是中原政权与冯冼家族的角力。这主要发生在太宗朝。
如上文所述，就在海南从原来冯盎任总管的高州总管府改隶广州的贞观元年（627年），有人诬告冯盎反叛，说盎已发兵拒境。太宗诏示右武卫将军蔺暮率领江岭甲兵准备讨伐。魏征不信冯盎造反，劝唐太宗罢兵。《新唐书·冯盎传》载：
魏征谏曰：“天下初定，创夷未复，大兵之余，疫疠方作，且王者兵不宜为蛮夷动，胜之不武，不胜为辱。且盎不及未定时略州县，摇远夷，今四海已平，尚何事？反未状，当怀之以德，盎惧，必自来。”
太宗于是派遣散骑常侍韦叔谐①前往安抚冯盎。冯盎即派其子冯智戴入朝侍帝，实质是以子做人质，表示归降之意。唐太宗事后说：“魏征一席话，胜于十万兵。”
贞观五年（631年）正月，冯盎上京朝见，太宗宴赐很丰盛。冯盎归唐后，其实每年都遣子入朝为质。②
仔细排列一下同时期海南发生的事，这里面就有一些值得我们分析的东西。就在冯盎与朝廷差点兵戎相见最终化干戈为玉帛的第二年，振州就析延德置吉阳县。而就在贞观五年冯盎入朝后，振州划属地陵水县的东南区域为富云、博辽二县给新成立的琼州。又两年后的贞观七年（633年），冯智戴作为人质待命于长安，据载：“（唐太宗）从上皇（李渊）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③
可见，与梁隋两代相比，虽然朝廷与冯冼家族依然和平相处，但岭南地方势力处于下风，地位也只能顺应时势变卑下不少，一些本来习见的施政和行军活动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显得不忠不法了。冯冼家族在梁隋时期对周围州郡的抚定，得到朝廷的认可，甚至褒奖，但到了唐朝就变成了侵略。贞观五年，唐太宗有敕文指斥冯盎“侵掠不已，新州以南，多被毒害”①，以至于冯盎后来不得不自己前往朝廷表白心迹。贞观五年，冯盎率陈頵等酋长入朝见唐太宗，唐太宗赏赐冯盎。②嘉靖《广东通志·陈頵传》载：“盎归唐，（陈頵）亦至长安预燕赉。”不仅如此，朝廷还责令冯盎率部落二万为诸军先锋征讨岭南罗、窦诸洞獠。这其实是唐朝“以夷制夷”政策的又一实例。冯盎也只能靠立功自显，也终于以其神勇，七箭平定了动乱。据《新唐书》载：
罗、窦诸洞獠叛，诏盎率众二万为诸军先锋。贼据险不可攻，盎持弩语左右曰：“矢尽，胜负可知矣。”发七矢毙七人，贼退走，盎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③
取得巨大战功之后，唐太宗才让冯智戴回岭南慰劳，赏赐冯盎不可胜数，实际是放还了人质。
贞观二十年（646年），冯盎去世，赠左骁卫大将军、荆州都督。冯盎从长安回来后，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勤于民政，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政绩。据《新唐书》载：“盎善为治，阅簿最，擿奸伏，得民欢心。”④这也再一次证明冯冼家族成就大业并非偶然，而是建立在非常高超全面的内政外交的能力之上的。此间，海南州郡一直是其势力范围。冯盎统领时期，中原与岭南各方面关系的博弈过程，同时也正是海南深深地走进中国封建社会的进程。而海南百姓能够避免离乱和纷争，也仰赖冯盎高超公平的治理。
2．冯冼家族在海南的势力余波绵绵是顺应郡县制发展的结果
冯盎之后，海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很多地方政权依然掌握在冯冼家族的手中。其中可以稽查的有：唐崖州都督云南公冯世接、冯氏后裔振州别驾冯崇债、万安州首领冯氏后裔冯若芳、唐赐紫金鱼袋冯公。⑤其中，冯崇债到玄宗朝后期依然是振州别驾。虽非刺史，但鉴真一行流寓振州期间，所有活动都是他主导完成的。可见，当时的岛南，依然在冯崇债与邻州万安的首领冯若芳的控制下，他们是冯冼家族从岭南退守海南退守三亚的代表，也是冯冼集团在顺应郡县制发展的酋豪政治的余波。
冯冼家族在高宗朝依然是豪族，这个豪族主要体现在南方政治板块和实际的财富。据《资治通鉴》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载：“许敬宗……又以女嫁蛮酋冯盎之子，多纳其货。”许敬宗何等人物，许敬宗乃是高宗、则天朝的首席宰相，竟然与冯家联姻。但因其动机不纯，备受世人诟病。这也可见，当时冯冼家族在文化上依然被视为蛮族。但则天朝，在残酷的政治斗争现实和封建制南播的历史大势面前，冯冼家族逐渐衰落，以致其后人不得不去当太监。此后，冯冼家族在历史舞台上就渐渐退却到海南岛上。
但宪宗朝冯氏犹有唐赐紫金鱼袋的人①，可见时至中唐冯冼家族依然是南方豪族。只是葬身海南，也说明了高凉冯氏向海南冯氏的剧变。在唐势力一点点渗透到岭南时，海南便成了冯冼家族退守与媾和的路线，曾为乃祖汤沐邑的三亚并最终成为其最后的归宿。有唐一代，冯氏家族政治上可能日渐消退，却一直保持豪族富室的地位。据嘉靖《广东通志》载：“冯姓自冯盎遂为高州大姓，子孙历仕州郡者数十人，唐末犹为富室。”②只是这豪门大户，千年之后，人世代谢，海南岛对冯冼家族的记忆则主要集中在恩德无限的冼夫人身上。
3．小结：士燮集团与冯冼集团比较
总结起来，冯冼家族对海南历史的影响有三。第一，从岭南带来了比海南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更文明的生活方式，据方志评价：“隋唐之际，冯冼内属，荒梗之俗为之一变。”③第二，冯冼集团让分散的村峒酋豪相对统一起来，减少了部族间冲突，增加了部族间的交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冯冼集团在历史大势上顺应潮流，让海南岛免遭大规模兵燹，和平进入封建体制，从而使得儒家文化得以促进海南地区的蛮荒原始状态走向文明开化。
较之于汉末士氏集团后代的玩忽与孙吴的颟顸，冯冼集团和梁陈隋唐当政者明显更务实高明。三国初期用谋略剪灭士氏集团的吕岱，要离任时，出身岭南的东吴名臣薛综上疏曰：“若岱不复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检摄八郡，方略智计，能稍稍以渐（能）治高凉者，假其威宠，借之形势，责其成效，庶几可补复。如但中人，近守常法，无奇数异术者，则群恶日滋，久远成害。故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不可不察也。窃惧朝廷忽轻其选。”①
但据《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裴注引孙盛的评价说：“吕岱师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灭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孙权之不能远略，而吕氏之祚不延者也。”
可见即使是薛综认可的吕岱、孙权，其实也是蛮狠、尚武尚诈而乏政治远见之人。如果能依仗士氏集团管理海南，不至于伐珠崖得不偿失。而站在中原的立场，陈寿也指出士氏之败的主观原因：
士燮作守南越，优游终世，至子不慎，自贻凶咎，盖庸才玩富贵而恃阻险，使之然也。
分析起来实际上还是孙吴对地方势力的不信任。即使是士燮在时，遣子入质，还要不断豪奢贿赂。可见，孙权并未输诚。而梁陈隋之际，朝廷对冯冼家族充分礼遇和信任。唐初，两代君臣都是战略家。所以，在冯盎的配合下，唐以后的海南历史迥异于汉末后数百年的孤悬历史。这也正是冯冼家族对海南历史的贡献和影响。
三 走向郡县
海南岛虽然周秦时代就在中原政权的视野内，但正式进入中华文明圈仍需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原政权对海南的渗透、开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秦始皇派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南下岭南，设立了桂林、南海、象三郡，海南不过是象郡的“外徼”。从海南长期实行六进制这种“秦时旧制”，大致可推断秦对海南有实际的影响。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伏波将军路博德和楼船将军杨仆平定南越后设置了郡治。①这是中原政权对海南岛实际管治的开始。此后，海南岛上的本地势力与中原政权此消彼长，对海南岛的开发、管治也屡有进退。汉元帝时不得不罢珠崖，海南岛十六个县随着珠崖的罢弃也都消泯在诸如朱崖、朱卢、玳瑁之类的全岛一县之中。马援抚琼后“海外慕义贡献”，孙吴刘宋则劳而无功等。一直到隋代统一中国后在海南设置珠崖、临振、儋耳三郡，才重新建十县于环岛沿海。可惜，杨隋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中原政权对海南政区的开拓勘界活动交给了李唐王朝。
这一巨大历史转折却是以冯冼家族为过渡的。从汉武帝时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琼以来，几番抚定废置，直到冯冼家族长期奉行统一路线之后，海南岛上的建制开始稳定。武德五年，隶于冯盎任总管的高州总管府的海南还带有地方豪酋政治色彩，唐王朝也依然利用地方豪酋与土官共同治理。到武德七年（624年），改隶广州的海南则开始向郡县制转型。而到贞观初，随着冯冼家族彻底被李唐王朝掌控，海南完成了向郡县制的转型。海南岛地方势力和底层百姓与中原政权的消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冯冼家族崛起为界，中原与海南的关系明显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对海南岛的管治因为有冯冼家族的政治基础，使得后来的唐、南汉时期比往代都更实际地统治着海南岛。
李唐王朝初期借着冯冼集团的影响，继承发展杨隋的建置，对海岛江山的画野奠定了海南日后的千年形制，海南政区得以细化，邑县得以辟置，郡县官僚体制得以推进，中原儒家文化得以奠基发展。此后，抚与剿、仁政与暴政、安定与动乱始终是其历史进程的主要内容。
中央政府有效统治的象征
——明代海南驿道考
周伟民 唐玲玲
驿站之设，早在殷商时代已经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驿道制度又有所发展，各地设有邮驿。到了汉代，又添设传舍，通路上每三十里，置驿一所，供歇宿；又置邮亭供传递文书。唐还于水路设水驿，驿有驿田，设驿长，置备车、马、船，并派当役驿夫。宋代每十里或二十里设邮铺，有邮卒传递文件，大路上并设马递铺。元代的驿传称为站赤，组织规模极大。明各地都设驿站，有水驿、马驿和递运所；又置急递铺传递公文。驿站备人夫、马骡、车船，并措办廪给口粮，供应传递文书人员及过境官员。由所在地州县编派站户支应，或随粮派夫役，或随田派马匹、车船。清废递运所，仍置驿站、铺递，但改差役为雇役。清末举办邮局后废除。①
由于琼崖千里环海，地老天荒。宋代之后，开发的步伐才逐渐起步，在宋代的史志里有关于驿站十分零星的记载；在被贬官吏的诗歌中，也偶有宋代驿站的痕迹。如苏轼离开海南北归时，写《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其二云：“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客魂。杳杳天低鸥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①集中有（查注）《名胜志》：“通潮阁，乃澄迈驿阁也。”《旧志》：“通潮阁，一名通明阁，在澄迈县西。”由此可见宋代海南澄迈县有“澄迈驿”，或曰“通潮驿”。又宋代觉范禅师因护送佛逆旨于政和元年（1111年12月）南谪朱崖，政和三年（1113年）11月由澄迈北渡，住海岛三年，在海南时经常写诗抒发忧郁情怀，其中有一首《出朱崖驿与子修》诗，诗题目也提到“朱崖驿”。丁谓贬海南时，作《途中盛暑》诗，有“山木无阴驿路长，海风吹热透蕉裳”句。在这些诗作中，可见宋代已有多处驿站。胡铨（澹庵）被贬海南后，写《题琼州临高县茉莉村》诗，其中有句云：“眼明渐见天涯驿，脚力行穷地尽州”。这里所指的“天涯驿”似泛指，而不是海南岛上有一名为“天涯驿”。又一释，“天涯驿”在广西钦州西南。但联系到诗意，似乎不是指广西钦州，而是定指海南岛。宋代的海南岛驿站，明确做出系统记录的，到明代的正德《琼台志》才载：“星轺［琼山］、澄口口口、沦江［儋州］系宋驿；烈楼、白沙［俱琼山］系元驿。”但赵汝适《诸蕃志》也载：“郡治之南，有海口驿，商人舣舟其下，前有小亭，为迎送之所。”②赵汝适这一条记录，也足证海南驿站之设，非自元朝始；不过明代以后志书才有明确的系统的记载而已。
海南的驿站，在明代，如上文所示，初见于明唐胄纂的正德《琼台志》及万历《琼州府志》。同时《明会典》《读史方舆纪要》《古今图书集成》等书都有记载海南驿递的状况。
先看正德《琼台志》的记载。
唐胄记：“琼环海为郡，北始琼山，南极崖州，道虽分东、中、西三路，然皆北抵南，东西横则各限黎海。故驿因方分列，而铺舍亦随以书。”
唐胄分别做出了系列性的记载，较其他志书详细得多，资列于下：
琼台驿，在琼山县西北隅土城外。先洪武三年（1370年），设于大城西南隅。十八年（1385年），主簿李子强议请驿基为县治，乃迁此，创建正厅、穿堂、两廊、门房。天顺七年，副使邝彦誉命驿臣叶学重修，凿月池于二门外。正德六年（1511年），副使詹玺、知府欧阳傅再葺。（廪给库子八名，馆夫八名，马夫六十名，马六槽）
东路六驿，原十二驿。弘治甲子（1504年），副使王檵奏革文昌、永丰、温泉、万全、顺潮、潮源附州县六驿，夫马、廪粮俱州县办给，只存六驿。
宾宰驿，在文昌县何恭都。西北去琼台驿八十里，东南去文昌县六十里。先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周观设。成化十年（1474年），知县宋经迁于基石。二十三年（1487年），驿丞余祯修葺。（廪给库子二名，馆夫二名，马夫四十名，马四槽）
长岐驿，在文昌县白延都。北去文昌县六十里，西南去会同县七十里。先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周观建。二十四年（1391年），因拓清澜千户州城，知县魏绍文迁今治。成化十年（1474年）知县宋经修葺。（馆、库、马并夫俱同宾宰）
多陈驿，在万州莲塘村。东去乐会七十里，西去万州五十里。先洪武三年（1370年），万宁知县黎恕设于多陈都。弘治间（1488～1505年），知州李恭迁今治。（廪给库子一名，余同长岐）
乌石驿，在陵水县乌石乡。东去万州四十里，西北去陵水县四十里。洪武间（1368～1398年），署县丞汤良弼建。弘治（1488～1505年），知州李恭重修。（马夫二十五名，马二槽，余同多陈驿）
太平驿，在崖州陈桥村。东北去陵水县二百里，西去都许驿二百里。先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甘义创于藤桥东。成化间（1465～1478年），知州徐琦迁今治。（马夫二十名，余同乌石驿）
都许驿，在崖州怀义乡。西去崖州一百八十里，洪武初（1368年），知县甘义创。成化间，知州徐琦修。（馆库夫马同上）
西路六驿，原十一驿。弘治甲子（1504年），副使王檵奏革通潮、珠崖、古儋、昌江、县门附州县五驿，夫马廪粮俱州县办给，只存六驿。
西峰驿，在澄迈县那蓬都。东至澄迈县五十里，西至临高县七十里。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刘时敏立，后知县韦裘、卢晖继修。（库子二名，馆夫二名，马夫四十名，马四槽，同宾宰驿）
归姜驿，在儋州潭乐都。东去临高县一百九十里，西去儋州四十里。洪武初，宜伦叶尹建。（馆、库等同西峰驿）
田头驿，在儋州西南镇南巡检司之右。东去儋州九十里，西去大村驿一百里。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叶世华建。（廪给库子、馆夫、马夫、马俱同归姜驿）
大村驿，在儋州西南安海巡检司之右。西南去昌化县一百里。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叶世华立。（馆、库等同田头驿）
义宁驿，在崖州西黄流都。北去感恩县一百一十里，西去德化驿三十里。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甘义创，后知州徐琦、何冈修。（库子一名，馆夫两名，马夫三十五名，马三槽）
德化驿，在崖州西乐罗村。东去崖州七十里。先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甘义建于抱拖村。永乐间（1403～1424年）迁今治。成化间（1465～1478年），知县徐琦重修。（库子、馆夫、马夫、马俱同义宁驿）
北路递运所，在琼山县北十里海口都。洪武九年（1376年）创，递公文渡海抵徐闻沓磊驿。（船二只，防夫十五名，马二匹，夫四十名）
在记录了三路驿站之后，唐胄加按语指出，明代的“白沙（沿元）、博吉（陵水）、大南、甘泉（俱感恩）、大员（儋州）系旧革；文昌、永丰、温泉、万全、顺潮、潮源、通潮、珠崖、古儋、昌江、县门十一驿系副使王檵新奏革者。兹特附录于此，使后有所考”①。
除驿站外，各路还有铺舍，琼州府四路铺舍共125所，均在洪武三年创立。邮亭中设，翼以两廊，铺门前开牌额。外立宿房，居邮亭之后。日晷在邮亭之前。每铺额设舍铺司一名，专掌簿历，铺兵四名，常川走递。迨至宣德间（1426～1435年）知府徐鉴于府门一铺特增兵二名。成化间（1465～1487年）副使涂棐总修一新。司兵随铺增减。②这里因铺舍名称较多，不再列举。
万历《琼州府志》也有关于明代驿传沿革的记载，有的地方叙述较为详细，可作为正德《琼台志》的补充。
郡旧设琼台等二十九驿及海口递运一所，例置夫马船只，籍水马砧户八百一十有六充之，十岁一编，周年递替，料以粮派，夫以丁佥。每米一石派银三钱。正统间革去白沙、博吉（琼）、甘泉（陵）、太南（感）四驿。弘治间，儋州监生王口口口口口口驿。正德初，副使王檵奏革文昌（文）、永丰（会）、温泉（乐）、万全（万）、顺潮（陵）、潮源（崖）、珠崖（临）、古儋（儋）、昌江（昌）、县门（感）等附州县十一驿，马夫俱出州县。始计粮朋签定为马夫五百四十名，琼台六十名，海口递运所及宾宰、长岐、多陈、西峰、归姜、田头、大村七驿各四十名，义宁、德化各三十五名，乌石驿、陵水县各二十五名，都许、太平二驿各十名。每名编米八十石，每石出银一钱。简僻者编七十石，义宁、德化、都许、太平四处。各追银二两为置船二只，只递运所，买马四十八匹，琼台六匹，义宁、德化各三匹，海口、乌石、都许、太平各二匹，余各四匹。及铺陈什物之需。嘉靖初，裁革德化一驿，增减马夫。增太平、都许各二名，减归姜、田头、大村各十名。嘉靖末复减西峰、多陈各十五名。合二十五州县驿递共编银二千一十八两。量编宽裕银三百两在内，以实在民米四万六千二百七十二石七斗六升均派。后再革长岐、宾宰、乌石三驿。以举人陈表等建议裁革。戊午，奉扣马价、廪粮、铺陈共银八百二十六两六钱九分，解济边饷。廪粮、马价半解，铺陈全解。崖知州盛赉汝以支用不敷，议免米粮铺陈。感恩知县麦春芳亦以邑小民疲，通详免解。后总督吴桂芳议改司饷，寻留白沙船兵之用。己未，复以田头、大村二驿并镇南、安海二巡检司带理。马夫通抽放班。辛酉，再减义宁、都许、太平马夫共四十七名。知州盛赉汝以民疲驿简议减。隆庆戊辰，复奉部札裁革递运一所，西峰、归姜、多陈三驿，马夫通追充饷，惟递运所四十名以二十名贴琼台驿。至万历丙子，以推官刘学易查，奉部札免编。及以都许、太平二驿并附通远、藤桥二巡司兼理，酌议发驿银四百七十二两一钱八分外，琼台三百九十一两一钱八分，田头、大村、义宁各二十两，都许、太平各十两。通追充饷。万历壬午，概革田头。以发驿银二十两半存该州，半贴大村支用。并因灾报，酌减琼台、大村二驿多余银八十四两四钱三分六厘，以苏民困。议减大村六两，琼台七十八两四钱三分六厘免编。今除各州县夫马派均平廪粮，出徭差，与全革各驿免编外，见存琼台、义宁二驿，及巡司带理大村、都许、太平三驿，与裁革充饷递运一所，西峰、归姜、田头、多陈四驿，共编马夫二百五十二名，递运所二十名，琼台六十名，归姜、田头、大村各二十名，西峰、多陈各二十五名，义宁一十二名，太平、都许各一十名。该银一千八百九十九两五钱六分四厘。琼山琼台驿四百一两五钱六分四厘，递运所一百六十两，澄迈西峰驿及万州多陈驿各二百两，临高编归姜驿二百四十两，儋州田头、大村二驿共四百七十四两，崖州义宁八十四两，都许、太平各七十两。按：今惟琼山发驿三百一十三两七钱四分四厘，儋州发驿二十四两，存州十两，崖州发驿四十两存州，合得九十六两七钱六分外，余银一千四百一十五两六分，通解充饷。①
《明会典》中关于琼州府的记载，仅列驿名；不过它把副使王檵奏革的驿名按照顺序全部录下：
琼州府：
琼山县：琼台马驿 白沙水驿
澄迈县：通潮马驿 西峯马驿
文昌县：宾宰马驿 长岐马驿 文昌马驿
乐会县：温泉马驿
会同县：永丰马驿
临高县：珠崖马驿
崖州：太平马驿 都许马驿 德化马驿 义宁马驿 潮源马驿
感恩县：县门马驿
儋州：古儋马驿 田头马驿 归姜马驿 大村马驿 大员马驿
昌化县：昌江马驿
万州：万全马驿 多陈马驿
陵水县：顺潮马驿 乌石马驿②
以上所载驿名，与正德《琼台志》相符。
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与各书对照写下下列各驿，颇具参考价值：
琼台驿：在府西北隅土城外。自此而东，20里为宾宰驿，又40里为文昌驿，东达万州之路。由琼台驿而西，40里为澄迈县之西峰驿，又西七十里为临高县之朱崖驿，为西南达儋、崖二州之道。
宾宰驿：县西北60里。又县南40里有长岐驿。《会典》有文昌驿。三驿皆革。
归善驿：州东40里。又镇南巡司西有田头驿，安海巡司西有大村驿。《舆程记》：州城外有古儋驿，又由归善驿而东60里为临高县之珠崖驿，大村驿而南30里为天负驿，又40里为昌化县之昌江驿，此州境达琼崖之道。
乌石驿：县西40里。又西即崖州之都许驿。《会典》：县又有顺潮驿，与乌石俱革。
义宁驿：在州城西。又西北70里有德化驿，在州东80里。《志》云：州东藤桥村有太平驿。又潮源驿，《名胜志》云：在城外，自会城至此凡2550里，东去陵水县陆路300里。《舆程记》云：由感恩县县门驿，80里至甘泉驿，又南80里至义宁驿，东行60里为德化驿，又东100里为潮源驿。①
当中把各驿之间的联系路程写得较为详细。
此外，《古今图书集成》中琼州府部的“驿递考”，记载也十分详细；但所述内容多根据正德《琼台志》进行梳理而已。
明代海南岛上的驿递机构，已初具规模。驿站负有递送使客，飞报军情，递送公文、物资等任务，十分迅捷！驿站的配置及驿路的分布，与岛上的交通路线有着密切的关系。要研究明代海南岛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及交通路线等，必须重视研究驿站机构的设立及驿路的安排。
在明代，海南的贸易活动空前活跃，不论是在岛内的墟市，还是迈向大陆的贸易，以及面向海外的商业活动都远远超越过去任何朝代。海南岛与南洋诸国的朝贡与国际的贸易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蕃舶往来十分频繁。南洋诸岛国的朝贡及互市船舶多由此经过。因此，在海南岛上，驿传机构的设立、递送使客、转送军需及商务流转的任务，都需要驿站来承担。因此，对于驿站人夫的配备，马、驴、船、车、什物等项的备用，都要经常进行整治或差人点视，一旦有人夫、马、驴、船、车、什物损坏缺少，一边要及时修理补买，一边要对驿所官吏论罪处分，以保证当需要时，就能即时供应。例如各驿马夫，须置铜铃，遇有紧急公务，将急带马上路，路驿分专一所候铃声，随即供应，不致妨误。
因此，研究明代岛上的经贸发展及交通，必须首先研究明代驿站和驿路。
驿站是官办的邮传机构，每个驿站设有驿丞，典邮传递送各类事宜，有的大一点的驿站还由各县衙门修建驿所，如琼台驿，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主簿李子强议请驿基为县治，创建正厅、穿堂、两廊、门房。天顺七年（1458年），副使邝彦誉命驿丞叶学重修，凿月池于二门外。正德六年（1511年），副使詹玺、知府顾阳傅再葺。对这些驿站，在元代多为各地知县所重视，在不同时间加以修建整治。据《明史》：“驿丞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廪粮、庖馔、禂帐，视使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支直于府若州县，而籍其出入。（巡检、驿丞、各府州县有无多寡不同）”①驿站之设，由各地政府负责修建及管理。这标志着军队实际控制的地域。所以说，这些宣达政令的驿站，是中央政府有效统治边远地区的象征，其政治意义不可轻窥。
驿站及畅通的驿道使全岛交通畅通，在商业经济活跃的海岛，商贾人士在商业运输的过程中，经常买通驿丞贩运商贸，使驿路成为商品流通的便捷通道。所以明代与前朝相比，为了商业经济的壮大与发展，保证驿路畅通及驿站的各项建设显得更受重视！由此可知，驿站的设立与海岛经济的开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明代在镇压黎族反抗活动中，就飞报军情、转运军需来说，驿站的设置和驿路的畅通在军事行动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明代前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驿传上传下达的正常运作，也起到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到了晚明，由于政治的腐败，驿政也日益衰落。明《神宗实录》载：户科左给事中萧祟业奏驿递事宜，神宗有“四方驿递疲弊，小民困若已极”①等语。说明神宗对驿递官吏贪污驿站费用、驿夫因生活困苦而纷纷逃亡等弊端十分忧心。在海南也是一样，如长岐、宾宰、乌石三驿，因廪粮被扣而被裁革。感恩知县麦春芳，亦“以邑小民疲，通详免解”后又再减义宁、都许、太平马夫共四十七名，知州盛赉汝以民疲驿简议减。终明一代，虽仍有驿道、驿站在运行，但至崇祯年间，驿站建设逐渐式微衰落，已呈现“支应之苦，破亡之状”，“益之锱铢，民不堪命”②的地步！到了晚明，驿政腐败，驿站已逐渐倒闭，驿道制度与明王朝一起归于灭亡。
至于海南岛驿站，明代有论者曰：“琼故二十九驿，马夫五百四十名，嘉、隆之间（1522～1572年）裁革殆尽。夫非以僻在海隅而往来者希耶？然革驿而存差，以充兵饷，与未革者等耳。”裁革驿道而把费用移至应充实兵饷，这也是一种托词而已。明代海南岛的驿站与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兴衰紧密相连。
附注
①韩槐准：《在海南蒐得的石器》，新加坡《星期六》1938年第58期。
②岑家梧：《海南岛凤鸣村新石器时代遗迹调查》，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印，1951年11月；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①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①杨式挺：《海南自治州文物普查散记》，《广东文博》1983年第2期；王克荣：《海南岛的主要考古发现及其重要价值》，《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馆刊》1987年创刊号。
②见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大广坝水电二期工程考古调查报告》。
③郝思德、黄万波：《三亚落笔洞遗址》，南方出版社，1998。
①郝思德、王大新：《东方县大广坝水电站淹没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文物出版社，1997。
②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东方市荣村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4期。
③冯永驱：《陵水县石贡沙丘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王大新：《陵水县石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文物出版社，1997。
④郝思德、王大新：《东方市新园新石器时代及唐宋明清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8。
⑤郝思德、黄兆雪：《昌江县信冲洞化石地点》，《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8。
⑥郝思德、蒋斌：《陵水移辇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8》，文物出版社，2009。
⑦李朝荣、李钊：《昌江县抱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9》，文物出版社，2010。
①郝思德、黄万波：《三亚落笔洞遗址》，南方出版社，1998。
②乔晓勤、张镇洪、李秀国、黄建秋：《华南史前考古若干问题的思考》，《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旅游出版社，1991。
③宋方义等：《广东封开黄岩洞洞穴遗址》，《考古》1983年第1期。
④邱立诚等：《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
⑤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广西柳州白莲洞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⑥郝思德：《三亚落笔洞洞穴遗址文化初探》，《南方文物》1997年第1期。
①郝思德：《海南史前文化初探》，《东亚玉器·庆祝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创立二十周年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8。
②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海南省的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郝思德：《乐东县永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文物出版社，1997。
③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④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2期。
⑤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⑥定安县博物馆：《定安县文物志·古遗址》，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
⑦曾广忆：《海南黎、苗族自治州发现古代文化遗物》，《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期。
①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中部低地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莫稚：《广东考古调查发掘的新收获》，《考古》1961年第12期。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
③郝思德：《海南史前文化初探》，《东亚玉器·庆祝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创立二十周年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8。
郝思德、王大新：《海南省近五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述》，《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文物》1978年第9期。
③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考古十年新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朱非素：《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若干问题的探讨》，《广东出土先秦文物》，广东省博物馆，1984。
①郝思德、王大新：《昌江县抱由旧石器》，《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8；李超荣：《昌江县混雅岭和燕窝岭旧石器地点》，《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8。
②郝思德：《昌江县信冲洞化石地点》，《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8。
③《海南首次发现巨猿、熊猫化石》，《光明日报》2007年12月l0日。
①《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国际研讨会纪要》，《农业考古》2000年第1期；张镇洪：《人类历史转折点——论中国中石器时代》，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①张镇洪：《岭南文化珠江来》，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6，第196页。
②郝思德、黄万波编著《三亚落笔洞遗址》，转见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续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1，第300页。
③周伟民等著《海南史要览》，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第2页。
①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世界书局，1934，第109页。
①转见周伟民、唐玲玲《中国与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第20～21页。
②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1958年第1期。
③参见容观夐《容观复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第155～157页。
①参见容观复《容观复人类学民族学文集》，第155～157页。
①邓聪：《树皮布——中国对世界衣服系统的伟大贡献》，《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15日，第3版。
②邓聪：《史前蒙古人种海洋扩散研究》，《东南文化》2000年第11期，第14页。
③邓聪：《史前蒙古人种海洋扩散研究》，《东南文化》2000年第11期，第19页。
①转见周伟民、唐玲玲《中国与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第26页。
②赵汝适：《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三屿》，杨博文校译，中华书局，1996，第143页。
本文是黄淑瑶主持、周泉根主要参与的2015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社会性别与黎族女性文化研究”〔HJSK(ZC)15-47〕的阶段性成果。
＊＊周泉根，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后汉书·卷八十下·文苑列传第七十下》。
②王先谦补注引王念孙曰：“犀布连文，殊为不类。布当为象。象布二字，篆文下半相似故象讹作布……《汉纪·孝武纪》《通典·边防八》引此，并作‘犀象’。”笔者以为当是犀角之误。角布形似，且多见于史籍，如《三国志·吴书·薛综传》。
③《后汉书·张纯传附子奋传》。
①《三国志·吴书·薛综传》。
②《三国志·吴书·士燮传》。
③《晋书·地理志下》。
①如《后汉书·马援传》载，援谓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众人邪？昔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置七郡，裁封数百户。”注曰：“《汉书》曰：‘平南越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则与《前书》不同也。”可见，西汉的“九郡”有时被东汉人称为“七郡”。
②《通典·州郡十四·古南越》。
③《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载：“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骘到，燮率兄弟奉承节度。而吴巨怀异心，骘斩之。权加燮为左将军。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质，权以为武昌太守，燮、壹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将。燮又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使遥东附，权益嘉之，迁卫将军，封龙编侯，弟壹偏将军，都乡侯。”
④《三国志·吴书·吕岱传》。
⑤吴景帝孙休永安七年（264年）才“复分交州置广州”（《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晋书·地理志下》具体指出是“以前三郡（即南海、苍梧、郁林三郡）立广州”。
⑥孙权事先征询全琮的意见。全琮说：“以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致？猥亏江岸之兵，以冀万一之利，愚臣犹所不安。”（《三国志·吴书·全琮传》）
①《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②《三国志·吴书·全琮传》。
③许嵩：《建康实录》卷2，张忱石点校，中华书局，1996。
④万历《广东通志》卷61《郡县志四十六·琼州府·名宦·吴》。
①“赤乌二年于徐闻县立珠崖郡。于其地上立珠官一县，招抚其人，竟不从化。又于徐闻县立珠崖郡，竟不有其地。”《舆地纪胜》卷124《琼州》引《元和郡县志》。
②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赤乌二年孙吴在岭南的军事行动有如下事件：“冬十月，将军蒋秘南讨夷贼。秘所领都督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及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郡，众数万人。遣将军吕岱、唐咨讨之，岁余皆破。”动乱未提及合浦郡。但适逢岭南大规模叛乱，置郡珠崖的可能性不大，而吕岱等讨平也在一年之后，从赤乌二年冬绵延一年多，即差不多是赤乌四年了。
①《初学记》卷8《岭南道第十一·极外海中》引。
②复置珠崖郡之前，珠崖属地皆隶于合浦郡，合浦郡于黄武七年（228年）一度更名为珠官郡，事在赤乌五年之前。《宋书·州郡志四》载：“合浦太守，汉武帝立。孙权黄武七年更名珠官，孙亮复旧。先属交州。”《旧唐书·地理志四》廉州载：“合浦，汉县，属合浦郡，秦之象郡地。吴改为珠官。”
③据清人引《沈志》《元和志补》可知，朱卢，吴改东汉朱崖而得，实际上是回复西汉故名。清缪荃孙《三国会要补》说：“朱卢，故合浦朱崖县。《元和补志》：吴改今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清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卷8《考证》合浦郡朱卢：“沈志：‘朱卢，吴立。’县本前汉所立，建初后省。吴盖复立。《元和补志》云：‘朱卢，后汉改名朱崖，吴复名朱卢。＇”《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52《琼州府一·建置沿革·琼山县》：“汉初朱崖郡地，后置朱卢县，属合浦郡。后汉曰朱崖县，三国吴复曰朱卢县。”
④如《通典·州郡十四·古南越》载：“汉末，其地并属吴，仍分为广州，领郡三，理番禺。后蜀以建宁太守遥领交州。晋平蜀，亦然。”
①珠官，笔者以为属地不在海南岛上。
②雍正《广东通志》卷5《沿革志·琼州府·琼山县》。又见清萧应植《琼州府志·沿革表》。
③万历《广东通志》卷57《郡县志四十四·琼州府·沿革》：“文昌县，本汉紫贝县地。晋为瑇质县。”
④《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53《琼州府二·古迹》“琼山故城”条：“在今琼山县南。《元和志》：本汉玳瑁县地。……按汉玳瑁县无考。晋志：合浦郡有毒质县。疑即玳瑁，盖晋亦省珠崖入合浦也。”
⑤《汉书·地理志下》载：“近海多犀、象、毒冒。”颜师古注：“毒，音代；冒，音莫内反。”《汉书·郊祀志下》载：“毒冒、犀、玉二十余物。”可见玳瑁常写作“毒冒”。道光《广东通志》卷4《郡县沿革表四·晋》按语：“吴复立珠崖郡，置珠官县。今廉州合浦县、钦州及琼州府全境地。晋时并入合浦郡，毒质县无可考，疑是汉之玳瑁县误为毒质，或者晋并省时改名‘瑇质’，又省‘瑇’为‘毒’耳。”
⑥《宋书·文帝纪》。也见唐许嵩《建康实录》卷12：宋文帝元嘉八年春正月，“置朱崖郡，以属交州”。
⑦《东晋南北朝州郡表》卷4《交州》。
①《南史·夷貊上·海南诸国》亦载。
②据《宋书·州郡志一》序说：“今志大较以大明八年为正，其后分派随事记列。”所以，该志所录即宋孝武帝大明八年之情形。
③万历《琼州府志》卷2《沿革志》：“宋文帝元嘉八年复立珠崖郡。后省，仍以朱卢、珠官属越州。”万历《广东通志》卷57《郡县志四十四·琼州府·沿革》载，（珠崖郡）“宋元嘉八年复立，寻罢之，仍以朱卢、珠官属越州”。
④据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卷5载，宋明帝刘彧在位年间（465～472年）的疆域是说“交州：治龙编，郡八……朱崖，领县一”，但不知其所本，且改沈约修的《宋书》之朱卢为朱崖，更令人生疑其妄下判断。李勃教授更指出其他抵牾之处。故不从。
①《梁书·高祖三王列传》。
②南宋王象之编著的《舆地纪胜》卷124《广南西路·吉阳军·军沿革》引。
③《元和郡县志》卷452《琼州府一·琼山县》下注。
④李贤撰《大明一统志》之《琼州府·古迹》。
⑤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卷7载：“梁中大通四年，置崖州及崖郡于朱崖。”
①正德《琼台志》卷3《附录·外纪·四论》。
②《隋书·谯国夫人传》。
③《广东通志》卷5《沿革志·琼州府》。后来府志多沿袭这种说法，如道光《琼州府志·历代沿革表》。
④李勃认为不可从，见李勃《海南岛历代建置沿革考》，海南出版社，2005，第127页。林日举《海南史》也认为不足为据。
⑤洪孙《补梁疆域志》卷2：“［崖州］《隋志》：朱崖郡，梁置崖州。《通典》同。领郡一，州治义伦。［珠崖郡］《方舆纪要》：梁置，领县三。［义伦］《方舆纪要》：梁置，郡治。《元和郡县补志》同。［武德］《一统志》：《隋志》珠崖郡领武德县，盖梁、陈时废朱卢后置。［临振］《方舆纪要》：刘昫曰：隋置。或曰：梁、陈间置。”
①据朱熹《通鉴纲目》。
②《陈书》卷14《南康嗣王方泰传》载陈宣帝太建四年（572年）：“（方泰）迁使持节、都督广、衡、交、越、成、定、明、新、合、罗、德、宜、黄、利、安、建、石、崖十九州诸军事、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舆地广记》卷37《琼州》载：“梁立崖州，陈、隋因之。”《大明一统志》卷82《琼州府》载：“梁置崖州及珠崖郡，治义伦县。隋初郡废，大业中州废。”
③万历《琼州府志》卷9《官师表·陈》载：“朱崖太守袁洪儿。”（亦见道光《琼州府志》卷23《职官志一·文职一·陈》）唐传奇文牛僧孺《玄怪录》也载：“陈珠崖太守袁洪儿，小名夸郎，年十二，生来性好书乐静，别处一院，颇能玄言。”（卷3《袁洪儿夸郎》）
①《舆地广记》卷37《琼州》载：“梁立崖州，陈、隋因之。”《大明一统志》卷82《琼州府》载：“梁置崖州及珠崖郡，治义伦县。隋初郡废。”
②《隋书·百官志下》。
③《隋书·地理志上》。
④应该看到，不管是汤沐邑的临振县，还是崖州总管，更多是荣誉性质的。秦以后，食邑者一般不具有采邑地的行政权。梁陈时期，临振地区固然如上文所述是冯冼集团长鞭已及的地方，却也不能循名责实地坐实临振县已有实际建置。后来隋炀帝不设临振县，直接于冼夫人食邑之地置郡辟县，且置县不以其名，而增析延德、宁远县等，正说明临振县只是因西汉故名，从朝廷角度看具有招抚意义，从冯冼家族角度看具有荣誉性质。
⑤《隋书·杨伯丑传》：“崖州尝献径寸珠，其使者阴易之，上心疑焉，召伯丑令筮。”
⑥《隋书》载曰：“仁寿初，卒。”高州冼庙碑碣具体为“仁寿二年寿终”。
⑦《隋书·炀帝纪上》。又《隋书·地理志上》载：“炀帝嗣位……既而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
①以上《舆地纪胜》分别于卷124、卷125、卷126、卷127引。
②公历已是611年初了。
③《隋书·食货志》。
④《新唐书·丘和传》。这里的海南泛指三国以来的交州地区，今海南在其内。
①《旧唐书》卷60《萧铣传》及《林士弘传》。
②《舆地纪胜》卷124、卷125、卷127引。
③见《隋书》、《北史》和《资治通鉴》。
④《新唐书·冯盎传》。
⑤《册府元龟》卷164《帝王部·招怀二》。
⑥《册府元龟》说冯盎率众归唐后，“高祖以其地为高、罗等八州，仍授盎高州总管”。高州是其父母两族的地望所在。自号“高州总管”，统领诸州，合乎情理。
⑦《旧唐书》卷59《丘和传》。
⑧《资治通鉴》卷190。
①《隋书·谯国夫人传》、《北史·谯国夫人传》、《资治通鉴》卷163。
②《北史·谯国夫人传》载：“（冯弘）遣融大父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宋，因留于新会。”《新会县志·职官表》载：“（冯业）宋封怀化侯，任新会太守。”
①《隋书·谯国夫人传》。
②《隋书·谯国夫人传》。
③《隋书·地理志下》载：“珠崖郡，梁置崖州。”《通典·州郡十四》载：“崖州，今理舍城县。海中之洲也。其洲方千里。汉武置珠崖、儋耳二郡；昭帝省儋耳，并珠崖；元帝又罢珠崖郡，以其阻绝数反，故罢弃之。与今海康郡之徐闻县对，自徐闻径度，便风扬帆，一日一夕即至。梁置崖州。”《方舆志》载：“崖州。朱崖郡。郡地海中之洲也，洲方千里，与今海康郡之徐闻县对。自徐闻径度，便风扬帆一日一夕即至。梁置崖州。”（《太平御览》卷172《州郡部十八·崖州》条引）
④如正德《琼台志·沿革考》、万历《琼州府志·沿革志》、万历《儋州志·天集·舆图志·沿革》。
⑤郝玉麟《广东通志》卷5《沿革志·琼州府》载：“梁，大同中就废儋耳地置崖州，统于广州。时儋耳归附冯冼氏者千余峒，请命于朝，故置州。按：孙吴、刘宋置珠崖，都只在徐闻遥领之耳。至是置崖州于儋耳，而琼、崖、儋、万入焉。”后来府志多沿袭这种说法，如道光《琼州府志·历代沿革表》。
⑥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卷7载：“梁中大通四年，置崖州及崖郡于朱崖。”
①李贤撰《大明一统志》之《琼州府·古迹》。
②《大明一统志》卷82《琼州府·建置沿革》。
③明万历时文献郭棐等撰《广东通志》也互相矛盾，其一说在琼山：“梁崖州古城，在府城东南三十里。”（卷59《郡县志四十六·琼州府·古迹·梁崖州城》）其二说在儋耳故地：“梁就儋耳地置崖州（原注：今儋州），统于广州刺史。”（卷57《郡县志四十四·琼州府·沿革》）
儋耳说，又见于万历之前和同时代的文献。之前的文献如，正德十六年（1521年）唐胄纂的正德《琼台志》卷3《沿革考》之“府”载：“梁复就汉废儋耳地（时海南儋耳归附冯冼氏千余峒）置崖州（据隋《地理志》。《一统志》作置崖州及珠崖郡者，未详何据）。”嘉靖十四年（1535年）戴璟修《广东通志初稿》卷6《沿革·琼州府》载：“梁置宜伦，辟汉故儋耳地置崖州兼朱崖郡。”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黄佐主修的《广东通志·图经·琼州府》，延续了这一说。见于万历同时代的文献有如，万历《儋州志·天集·舆图志·沿革》也记录说在儋耳故地：“梁就废儋耳地置崖州（原注：时海南儋耳归附冯冼氏千余峒）。陈因之（原注：冯冼氏遣子仆帅迎武帝于丹阳，拜阳春郡守）。俱统于广州。”
④如雍正《广东通志》卷53《古迹志·琼州府·梁崖州城》持“琼州说”，卷5《沿革志·琼州府》持“儋耳说”。
⑤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卷7载：“梁中大通四年，置崖州及崖郡于朱崖。”卷9载梁末陈初疆域：“崖州，统郡一：朱崖郡。”又同书《东晋南北朝郡县表》卷12载：“梁：［崖郡］：置崖州及崖郡。”“梁：［义伦］：置崖州、崖郡、义伦县。”（《二十五史补编》第五册，中华书局，1995，第6860、7123页）
⑥《大明一统志》卷82《琼州府·建置沿革》载：“梁置崖州及珠崖郡，治义伦县。”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6《沿革·琼州府》载：“梁置宜伦，辟汉故儋耳地置崖州兼朱崖郡。”
嘉靖三十六年成书的《广东通志》：“梁置崖州及珠崖郡，隋初郡废。”（见道光《琼州府志》卷1《图经·琼州府》）
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载，梁中大通四年，“置崖州及崖郡于朱崖”。梁末陈初疆域，“崖州，统郡一：朱崖郡”。又，“梁：［崖郡］：置崖州及崖郡”，“梁：［义伦］：置崖州、崖郡、义伦县”（分别载于该书卷7、卷9、《东晋南北朝郡县表》卷12）。
清季汪士铎《南北史补志》卷6《地理志第二·梁、陈》载：“崖州，梁立。珠崖郡，梁立。义伦。”
①唐《元和郡县志》载：“（梁）于徐闻县立珠崖郡，竟不有其地。”（南宋王象之编著的《舆地纪胜》卷124《广南西路·琼州·州沿革》引）
唐《元和郡县志》载：“（昌化军）自汉至陈，更不得其本地。”（南宋王象之编著的《舆地纪胜》卷124《广南西路·昌化军·军沿革》引）
唐《元和郡县志》载：“梁于徐闻县立珠崖郡。”（南宋王象之编著的《舆地纪胜》卷124《广南西路·吉阳军·军沿革》引）
南宋《方舆胜览》卷43载：“（琼州），梁置崖州，又于徐闻立珠崖郡，竟不有其地。”
②唐胄说据隋《地理志》是对的。《隋书·地理志下》载：“珠崖郡，梁置崖州。统县十，户一万九千五百。义伦，带郡。感恩。颜卢。毗善。昌化，有藤山。吉安。延德。宁远。澄迈。武德，有扶山。”
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7《琼州》载：“梁立崖州，陈、隋因之。”南宋祝穆《方舆胜览》之“昌化军”之“建置沿革”载：“梁置崖州。隋即宜伦县为朱崖郡。至炀帝，分珠崖置儋耳郡。隋乱，陷贼。”梁所置崖州，后来的陈、隋皆因之。治所就在义伦。
③谭其骧认为，《隋书》《通典》著录梁立崖州，而《元和郡县志》没著录，是由于二者著录体制不同。前两书“是不问州郡的具体情况的，有名便录”。萧梁对海南的统治力度实际只像后世羁縻那样薄弱，而“《元和郡县志》对唐朝当代也例不载羁縻州，作者要就实际统治权已否建立而言，所以说‘竟不有其地’，‘自汉至陈，更不得其本地’”。（谭其骧《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④《元和郡县志》这一事例，被《舆地纪胜》于两处以不同的叙述逻辑引用，且见载于《方舆胜览》。
⑤清初著名史地专家顾祖禹一方面肯定了治义伦的说法，并进一步考察了义伦废县的情况：“今州治。梁置义伦县，为珠崖郡治。隋因之。唐为儋州治。……《城邑考》：（转下页注）
（接上页注⑤）旧州城在州西北三十里，地名南滩浦。相传汉楼船将军杨仆所筑，亦谓之儋耳城。梁置义伦县亦治此。隋末迁于高坡，即今治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5《儋州·宜伦废县》）
另一方面又引用前人说法折中两说，先在琼山，后迁移到义伦：“古崖州城，府东南三十里，即汉珠崖郡也。……梁置崖州及珠崖郡，治义伦县。或曰州初治此，后徙义伦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5《琼州府·琼山县》）
李勃教授也肯定两说都成立。他分析说：“鉴于汉珠崖郡是西汉时期海南岛的政治、军事中心，汉元帝罢珠崖郡后，在其故址（在今府城东南龙塘镇博抚村北侧的珠崖岭上）一直设置朱卢、朱崖县。在此置州条件较好。由此观之，‘州初治此，后徙义伦’，意即崖州治初驻汉珠崖郡故址，后移汉儋耳郡故址，较为合理。不然，《图经》等旧志不会有以上说法。”（李勃：《海南岛历代建置沿革考》，海南出版社，2005，第122页）
①《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52《琼州府一·琼山县》。
①《舆地纪胜》卷125《昌化军·古迹·冼氏庙》。
①明嘉靖《广东通志》载为“漠阳太守”，显误。
②《新唐书·冯盎传》。
①王承文：《唐代“南选”与岭南溪洞豪族》，《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②《新唐书·冯盎传》。
③《旧唐书·冯盎传》。
①《资治通鉴》载为“李公淹”。
②这些事件可见于唐太宗给冯盎的两篇敕文。敕文载于《文馆词林残卷》，亦载民国《广东通志·冯盎传》注文中。另，后一敕文亦载《全唐文新编》，名曰《命高州都督冯盎入朝敕》。
③《资治通鉴》卷194，“贞观七年”。
①《文馆词林》卷664。亦可参见岑仲勉《唐史余审》卷1，中华书局，1960。
②《新唐书·冯盎传》。
③《新唐书·冯盎传》。
④《新唐书·冯盎传》。
⑤据海南琼海《冯氏族谱》载，冯盎之弟中尚有琼州通判冯背，但又说冯背从福建莆田迁入，生于南宋庆元年间。完全失实，故不录。
①据嘉靖《广东通志稿》卷38载：“琼州府唐冯公墓，宣德间，村人井于陶公山下，掘见一冢，其中深邃，砖甓皆非常所见者，中有石碑刻云：‘唐赐紫金鱼袋冯公之墓’，翰林学士李吉甫撰文。”
②嘉靖《广东通志》卷20《姓氏》。
③万历《广东通志·琼州府·郡县志·图经》。
①《三国志·吴书·薛综传》。
①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两种看法。一是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认为置郡于汉元鼎六年；二是根据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及贾捐之传，认为置郡于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林冠群著文《珠崖郡设置前后的历史环境》详细辨析，认为应是公元前111年，今取林说。
＊周伟民，海南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退休教授；唐玲玲，海南大学退休教授。
①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2720页。
①苏轼：《苏轼诗集》卷43，中华书局，1982，第2364～2365页。
②赵汝适：《诸蕃志》，中华书局，2000，第218页。
①唐胄纂正德《琼台志》卷14《驿递》，海南出版社，2006，第328～331页。
②唐胄纂正德《琼台志》卷14《驿递》，第331页。
戴熺、欧阳灿总裁，蔡光前等纂修万历《琼州府志》卷5《驿传》，海南出版社，2003，第278～280页。
②徐溥等撰，李东阳等重修《明会典》卷119，《钦定四库全书》第628册，第187～188页。
①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5。
①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四》，中华书局，1974，第1852页。
①《神宗实录》卷42。
②海瑞：《海瑞集》卷二《驿传申文》，海南人民出版社，2003，第199页。
知识出处
《海南历史文化.特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设有历史渊源、文化嬗变、黎族研究、地方文化、移民文化、历史人物、海洋文化”七个栏目。收录了《海南史前考古概述》《1882年美国人香便文海南岛之行日期考》《黎族文身的抢救性保护与合理利用》《三亚历史上的族群和多元一体文化》《从地名看海南移民文化》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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