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山村贫困的原因，有其外因，也有其内因。外因是重峦叠嶂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封闭，阻隔着现代文明的渗透，还有各历史阶段对山区基础设施投入的长期欠账；而导致贫困的内因主要是几千年的陈规陋习所产生的愚昧和懒惰，贫困与愚昧、懒惰相互作用，形成了越贫越愚、越贫越懒的恶性循环链条。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所以愚昧和懒惰是贫困之源。贫困村的一些年轻人往往不干活，聚在一起玩牌喝酒消磨时光，一代传一代凭着“啃老”过生活；在自然环境这样恶劣、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宁愿苦熬而不愿苦干，在一种忘乎所以的麻木中过着“穷快乐”的生活。按黎族风俗，村里死了人则杀猪宰牛做鬼拜神，全村男女老少、邻村三亲六戚聚在一起大吃大喝。本来死了人丧失了劳力还要支付村人的大吃大喝，这样一来怎能不贫穷呢？因此，对于实施扶贫者来说，要取得扶贫的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已不是简单地掏钱给物所能奏效的。贫困人口作为社会中的弱势人群，应把他们思想深处那种穷则思变的热情和创造性激发出来，抓好开发型、造血型、智能型相结合的帮扶，扶贫才能奏效。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成了打这一场扶贫攻坚战的上下一致的认识。工作队刚进村时，有的村民问：“你们带钱来没有？没带钱来你们能干什么？”工作队运来砖头帮他们盖房子，村里的大小站在一旁观望，叫他们一起动手卸车，却提出“给多少钱卸一车？”不改变这种等靠要的思想，摆脱贫穷只是一厢情愿，就是脱了贫也会很快再返贫。在这场扶贫攻坚中，三亚市的干部在扶智治愚方面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办法：搞民房改造，所需资金政府补贴一点，工作队支持一点，农民也要自筹一点，哪户先交钱先给哪户盖房；推广优良稻种，以前是政府无偿提供种子，现在规定每亩20元的种子农民要拿钱购买，特困户可以打欠条，但收割后要还钱；帮助发展种养业，购买种苗的资金可先由工作队解决，但农民要签订借款合同，以后从销售收入中偿还。市委书记王富玉向他的“攀亲户”提供2000元购买种苗时就强调：“这些钱你以后要还，不能白给！”这样苦心操作目的是要改变农民等靠要的思想观念，让农民明白不是政府“要我富”而是“我要富”，同时培养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有借有还的信用观念和科学经营的能力。雅亮乡雅林村的市委办公室工作队更是别出心裁，把村里无所事事的青年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47人的“青年突击队”，打着红旗修路、垦荒、种植作物，发挥着中坚作用。黎族同胞没有种菜的习惯，三亚警备区的官兵在他们的民房改造点明善新村每户民房的后院围了二分菜地，手把手地教农户种上蔬菜；在耕作习惯上，久居山区的黎苗族同胞祖祖辈辈只懂得种植几种低价值的传统作物，市场上那些高价值高效益的名优特新品种他们难于接受，如有一种叫毛叶枣的水果每亩产量五六千斤，市场销价每斤五块钱，市国土局驻高峰乡那拉村的扶贫工作队试种了20亩毛叶枣作示范，示种成功后把这种优质水果在黎苗山村推广种植；市水电局、市对台办等单位的扶贫工作队专门组织几批农民前往华南热作学院或台商农业生产基地参观学习名优品种的种植管理技术。这些做法比较有效地把农民带出观念的误区，把科学技术运用到农民脱贫致富的实践中。在提高村民劳动素质方面，全市成立农民技术学校，致力于让每个农民掌握一至二门农业实用技术；学校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三年共举办技术培训班500多期，有5万多人受训。全市还开展扶贫助学爱心活动，设立贫困地区“特困生助学基金”，资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香港光彩事业促进会等单位捐资兴建了几所山区小学，改善了办学条件，帮助失学儿童上学，这就是为山区赢得明天。至于村民做鬼拜神、婚嫁丧娶大操大办大吃大喝问题，扶贫工作队发动村民制定了村规民约，三年中有160多次婚嫁丧娶大操大办之事被制止。在扶贫攻坚村寨还掀起创建生态文明村活动，不仅使黎村苗寨同胞的居住条件、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还发挥着“环境教育人改变人”的潜移默化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