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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出现在央视四套的“李白故里，银杏之乡，湖北安陆欢迎您！”——这条形象宣传片，引发四川江油与湖北安陆两地的“李白故里”之争，烽烟四起，硝烟弥漫。由此我想到关于黄道婆的出生地，近来海南三亚有关单位也在动作，三亚市政协还组织省内外专家，于2009年7月召开了一次黄道婆学术研究会议，并定义“黄道婆为崖州黎族纺织女”，一下子黄道婆又成为了“黎族人”。其名人效应即可促进一个地方的旅游经济发展，又可提升知名度，为何不争？不过作者作为两地不搭界的民俗研究者，从学术的角度认为，其两地关于黄道婆的出生地问题还真值得商榷。
从上海黄道婆纪念馆及相关文献资料介绍：“黄道婆大约在南宋理宗淳祐五年（公元一二四五年），出生于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市华泾镇）。黄道婆一个孤苦幼女。生活逼得她不得不到有田地的人家做了童养媳……南宋理宗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的一个清晨，黄浦江边一条商船准备起锚出海，忽然，舱底上来一个蓬头垢面的青年女子，跪到船主面前，苦求把她带到闽广海南……黄道婆不避风险，忍着颠簸饥寒，闯过惊涛骇浪，先抵占城，随后到了崖州，朴实的黎族人民热诚地欢迎她、款待她。她拿起了著名的黎幕、鞍搭、花被、缦布，瞅着那光彩明亮的黎单、五色鲜艳的黎饰……她研究黎族的纺棉工具，学习纺棉技术，废寝忘食，争分夺秒，象着了迷……公元1295年的一天，黄道婆忍痛告别了第二个故乡……把黎家先进经验与上海的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努力发挥自己的才能智慧，积极发明创造。对棉纺织工具与技术，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制造了新的擀、弹、纺、织等工具，刷新了上海棉纺业的旧面貌，终于成为一个技艺精湛的棉纺织家。”
作者经过前后三年的海南岛及其崖城故地深入调研，对上述黄道婆及其出生地的说法表示质疑。黄道婆，是十三世纪我国一位伟大的棉纺技术改革家，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四大古代科学家的塑像中就有她一个，她与汉代张衡、元代郭守敬、明代李时珍齐名。由于她实际上“出生在崖州”，历史上人们都称她为“崖州织女”。关于黄道婆的记述，最早见于元代文学家陶宗仪的《南村缀耕录》，这是在黄道婆死后不久，陶宗仪来到黄道婆传授棉纺技术的地方，松江府乌泥泾教书讲学时，亲自看到当地棉纺技术的变革，根据当地群众的口述记录下来的。黄道婆于元初离崖北上回到祖籍传艺，先后发明了轧车辗子法，脚踏纺车一纺三纱等棉纺先进技术，从而引起松江地区棉纺工业的大发展，并凭借交通之便而向全国迅速传开，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纺织技术做出了巨大贡献。黄道婆（1245-1330年）又名黄婆，黄母。黄道婆的确是古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女纺织技术革新家，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被列为古代名人独章介绍。黄道婆作为名人，其祖籍和出生地自然便被相关地方争抢，如是便编出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对于黄道婆的出生地，本作者认为其上述为黄道婆所编的故事过于离奇。
首先一个问题是在南宋末和元朝初期有“童养媳”吗？在哪个文献上记载着那个年代就有“童养媳”？据《宋史》记载，那时的“童养媳”是指被征召为妃子的女子其妹妹亦同随行的意思，而这种以金钱买卖的“童养媳”应该是清末至民国时期才有的陋习，不管你家是不是地主和有钱人，都可以娶童养媳，新中国成立后才予以废除。
其二是：黄道婆“奔向黄浦江边，躲进商船舱底……老船主听黄道婆倾吐了访艺志向，哭诉了痛苦遭遇，看着她一身破衣烂衫，满脸血痕泪水，不由得又敬重又同情，使点头答应了她的要求。于是，黄道婆登上船头，遥望乌泥径，洒泪告别了亲爱的出生地，随船南渡。那时，交通工具简陋，航海技术低劣，黄道婆不避风险，忍着颠簸饥寒，闯过惊涛骇浪，先抵占城，随后到了崖州。”这离奇的故事可能吗？我们且不说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逃出来跟人跑，一直到老也没结婚还万里迢迢独身回到出生地这是不是有可能。单说那个时代，我们有那样高的航海技术和那么大的商船吗？即使有也是官方的，那么从唐代开始到宋、元、明至大清朝的前期中国与南亚及印度、波斯的海上交通是从珠江口出人南海，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而从珠江口往东沿海则没有经商航线的记载。
明代以前我国与南亚的商贸往来，其航线根据《广州通海夷道》记述：“由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山门（广东东莞以南）。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海南岛东北角）。又南二日，至象山（即独珠山）。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今越南中部的占婆岛）。山在环王国（即古代的林邑，后称占城）东二百里海中。又南行二日，至陵山（今越南归仁北的燕子峡）。又一日行，至毒国（今越南归仁与芽庄之间）。又一日行，至古笪国（今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佗浪州（今越南藩朗），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今越南湄公河口外的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峡（即马六甲海峡），蕃人谓三质（马来语），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今马来半岛南部柔佛附近）。南岸，则佛逝国（即室利佛越国，今苏门塔腊东南部）。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柯陵国（今爪哇），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峡，三日至葛僧祗国（今伯劳威斯群岛中一岛），在佛越西北隅三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图罗国（即羯茶国，今马来半岛西岸）。罗西则哥谷罗国（今马来半岛西部）。又从葛葛僧祗四、五日行，至婆露国（即婆鲁斯苏门答腊西北部，今巴鲁斯）。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即翠蓝屿，今民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狮子国（即斯里兰卡）。其北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波来国（或指奎隆，今马拉巴尔海岸），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飓国（今印度纳巴达河口布罗奇附近）。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飓国（今巴基斯坦印度河口西北的提勃儿一带）。其国有弥兰大河，一曰新头河（即印度河），自北勃仑山来，西流至提飓国北，入于海。又自提飓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今波斯湾内伊朗西部阿巴丹附近，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行一日，至马刺河（即幼发拉底河），南入于海。小舟诉流二日，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之西），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芪门王（即穆民的统帅）所都缚达城（即巴格达）。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马刺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也。”
在这之后的一百年间，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的伊本·胡尔达慈比赫，在其所著（道里邦国志）中，也详细记述了自巴格达到中国航行的详情，基本上与上述一致，尤其对中国的各个港口、河流、物产均有详细记载，却没有珠江口以东中国各港口的记载。
根据史料记载，即使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唐朝后期黄巢暴乱，被彻底关闭。黄巢暴乱在当时的阿拉伯国家中引起巨大震惊，许多当时中东地区旅行家都有详细记载。据《阿拉伯人及波斯人印度中国纪程后部——阿布赛、德岭散之记录》载：公元八七七——八七八年（中国《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为唐僖宗皇帝乾符六年即公元879年），乱党首领，名曰班雪（黄巢）在攻陷无数城邑后以回教纪元二百六十四年陷康府（广州），杀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火教徒，其数达十二以至二十万人，摧毁康府后，乱党进向国都。此时中国内部情形大变，乱事四起，全国无主，中国之威力，完全消灭，阿拉伯与中国之贸易，亦完全停滞。”从一个强大的东土大唐，一夜之间变成了人间地狱，让世界各国闻之色变，望而却步，使中国与世界隔绝了几百年，这就是所谓“黄巢起义”的悲哀。“海上丝绸之路”一直到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时才得以重新开启，但仍然是从珠江口出海。至于从珠江口望东的海上航道，由于台湾海峡和舟山群岛海域暗礁海况复杂，直到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才由外国人开启通达天津。
还有元代皇太子图帖木尔于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离开京城流放到海南岛时，与农家女青梅成亲，天历元年（1328年）七月，图帖睦尔被召回京即帝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册封青梅为王妃，并诏立刻入宫伴驾。据《定安县志》记载，这是海南岛上唯一受到如此册封的女人。可惜，青梅她没有黄道婆的身板远隔万里一个来回都没事，还到了国外（占城）一游，而她是没能走到京城即在半路上就命丧黄泉。我想如果当时东南海上航道是畅通的话，那官府直接用船把王妃青梅从海南岛送到天津港，或者由长江口转入京杭大运河送到京城不就行了吗，何必那么去折腾人呢。
其三：海南岛自古就是蛮荒绝岛之地，是历代犯罪官员的流放之地，历代被贬的宰相级宦官就有十多位，仅有宋代付宰相胡铨和元代的副宰相王仕熙有幸回到大陆。而这两位贬官正是在崖州为民做了很多善事，其胡铨在崖州水南村裴宅住了八年，每天传《易经》讲《儒学》，大力传播中原文化，留下了许多至今仍在老百姓中流传的佳话；王仕熙则遍访崖州的山山水水，为古崖州留下了“崖州八景”篇章。因此也正是由于他俩功绩显赫才得以返朝，并最终均得以升迁当上了副宰相，其余的则都因水土不服死在了这里。唐代被贬至此的宰相杨炎有诗为证：“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回；崖州在何处，生渡鬼门关。”想一想黄道婆一个弱女子来到了这样的地方，我想即便是长了翅膀她也不可能再飞回去。
其四：那些编写黄道婆故事的人对海南岛黎族根本不了解。海南岛所有的州、县史志所记载的，从唐代到清代历史上始终都是把黎族人当“匪”来防，官府始终没有将黎人登记编户在册，而是牢牢地限制在山区，和汉族根本没有往来。那些犯事的人流放到此充军其主要就是和“黎匪”作战，其次才是防海盗。在崖州，据《崖州志》记载，最早对黎族进行开化的，是南宋末期淳熙年间时任吉阳军知军的周康修便道深入黎区，劝导黎民以山货药材至大旦港易市，“周侯遣熟黎峒首喻之，约定寅酉二日为墟市，”“其货为花梨木、沉香、槟榔、椰子等由峒首率肩担背负出黎峒，省民以盐、铁、鱼米转博”。因其互市往来，“黎人半能汉语，十百为群，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辩焉。日将晚，或吹牛角，则纷纷聚会，结队而归。”至于黎族人织吉贝，那也是在明代以后的事。清代张庆长在《黎岐纪闻》记载：“海南山岭多木棉树，妇女采实，取其棉，用竹弓弹为绒，足纫以为线，染红黑等色，杂以山麻及贩卖彩线，织而为布，名曰吉贝”。从这可以看出，由于官府的封锁，直到清代黎族人也还只能是非常原始的纺织方法，何来“黎族人民不仅在生活上热情照顾黄道婆，而且把自己的技术无保留地传授给她，”黄道婆来教教他们还差不多更何况黄道婆的上海话和黎语有天壤之别，古时候也没有普通话可以交流，即便是现在，除去在校学生，你深入黎区用普通话和黎族妇女交流，绝大多数黎族妇女都还是听不懂。作者骑单车走遍了古崖州的山山水水，深有体会。
黄道婆的出生地到底在哪，史料上并没有记载，现有的资料一是元末明初人陶宗仪（1321～1407年）所著的《南村辍耕录》中的记载：“闽广多种木棉，纺织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这里是指种棉花）。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指元代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岁既就殷。末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今祠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黄道婆之名渐泯无闻矣。”据明正德《松江府志》的记载，大约在元至正八年（1348年）前后，陶宗仪携全家避乱到华亭。在松江城北，泗水之南（今泗泾镇南）买地结庐，名曰“南村草堂”。其时南村，“水深林茂，南浦环其前”，是一方清净之地。陶宗仪隐居于此，躬耕陇亩，同时教授学生，过着清贫的生活。陶宗仪的好友邵亨贞在《草堂记略》中对南村草堂和陶宗仪的生活作了生动的描绘：草堂“左右列琴瑟书册，前后多桑麻竹树。”“绕屋种菊数十百本。”“四顾皆平畴，远水出户则可览观江山之胜。四时有耕钓蚕收之营，晨夕有读书谈道之乐”。二是和陶宗仪同时代并且于元至正壬寅〔1362年〕应张守中之请，为将黄母祠迁到“其祖都水公神道南隙地”为其作序王逢所著《梧溪集》，其卷三《道婆祠有序》载：“黄道婆，松之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泊以归。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教他姓妇，不少倦（此意为教别人家妇女织布技术，不厌烦倦）。末几，更被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及卒，乡长赵如珪为立祠香火。庵后兵毁。至正壬寅，张君守中，迁祠于其祖都水公神道南隙地，俾复祀享。且征逢〔诗〕传将来（即王逢所写黄道婆一首词《黄道婆祠》，这首词应该是今存最早歌咏黄道婆业绩的诗作）。辞曰：
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
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
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紃云粲花草。
片帆鲸海得风归，千柚乌泾夺天造。
天孙漫司巧，仅能制牛衣。
邹母真乃贤，训儿喻断机。
道婆遗爱在桑梓，道婆有志覆赤子。
荒哉唐元万乘君，终醮长衾共昆地。
赵翁立祠兵久毁，张君慨然继绝祀。
我歌落叶秋声里，薄功厚享当愧死。”
上述两人对于黄道婆的记载应该是最权威的了，从中可以看出黄道婆的确与棉纺技术在长江流域传播有关。中国不是棉花的原产地这一点可以肯定，所以历代文人雅士只有“把酒话桑麻”的赞美。从上述陶宗仪的记载中也可看出直到元末棉花在松江一带也还是稀罕物“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那么，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棉花是从哪里怎样传到中国的。
摩亨佐－达罗是青铜器时代古印度的一座名城，这里的达罗毗荼人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并用棉花织布的民族，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的国家是印度。成语“木棉袈裟”和“衣钵相传”也是说：佛教禅宗鼻祖印度王子达摩来中国传教，在少林寺将衣钵传给慧可，这衣就是“木棉袈裟”。由于这木棉袈裟和中国的丝麻织品不一样，才能一代一代的相传。也正因为棉织品容易腐烂，因此衣钵相传最终只传到了第六代。
棉花的原产地是印度，在棉花传入我国之前，我国只有可供充填枕褥的木棉，没有可以织布的棉花。宋以前，我国只有带丝旁的“绵”字，没有带木旁的“棉”字。“棉”字是从《宋书》起才开始出现的。可见棉花的传入，至迟在南北朝时期，但是多在边疆种植。棉花大量传入内地，当在宋末元初。关于棉花传入我国的史料记载是这么说的：“宋元之间始传其种于中国，关陕闽广首获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通海舶，关陕通西域故也。”从此可以了解，棉花的传入有海陆两路。泉州的棉花是从海路传入的，并很快在南方推广开来，至于全国棉花的推广则迟至明初，是朱元璋用强制的方法才推开的。
棉花传入中国的历史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汉代开始。《后汉书》“南蛮传”中记载：“武帝，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这应该是从阿拉伯商人交易中得之）。《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哀牢固（今云南澜沧江一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1976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东汉墓中出土的蜡染棉布，说明该地在二世纪已使用棉布。沈怀远著《南越志》五世（公元500年）记载，“桂州出古终藤，结实如鹅毛，核如珠珣，治出其核，约如丝棉，染为布”。
棉花是经由两个路线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北路：由阿拉伯经波斯（今伊朗）、巴基斯坦传入新疆，再传到西北各地，这是非洲棉（草棉）。南路：由印度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地，然后由缅甸入云南，从越南传入广西、广东。也可能从海路由越南传到海南岛，再到广东、广西。然后南方的亚洲棉再北传到长江流域，以至黄河流域。历史上，棉与丝绸的性质较相近，算是高级衣料品，所以它可以直接与丝绸相竞争。不幸棉花传入中国的两条路线上都碰上了丝绸生产中心，等于是碰上铜墙铁壁，一挡就挡了一千几百年，使棉业无法内传。
关于棉花的详细记载，见南宋时广东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吉贝木，如低小桑枝，萼类芙蓉花之几，实皆细茸絮长半寸许，宛如柳棉，有黑子数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箸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帘，最为坚实。”这里记载的即棉花树而非高大的木棉树。而《广东新语》载：“有棉，飞空如雪，然脆不坚韧，可絮而不可织。”则是指木棉树。经现代技术检验，木棉树的棉状短，纤维不抽曲，不可能纺纱，更不可能织布，只宜作枕芯之类的填充物。从植物学分类上看，棉花属锦葵科，木棉树属木棉科，二者是不相同的。从这可以看出，黎族早期由于与外界封闭，其只能利用木棉树茸加工粗糙的线纱，然后利用苎麻经织成筒裙，男人女人都可围在身上，这就是所谓生黎按筒裙长短来分的原故。明洪武二十九年，广东公关大理寺丞彭玉民奏：“琼州府所属，周围俱大海，内已民少黎多。其熟黎，上纳秋粮各项差殁，俱子民当。其生黎，时常出没劫索，连年出镇征剿，为害不息。今询访，各处熟黎俱有峒首，凡遇公差差殁，征纳秋粮，有事俱凭首催办。官军征捕，亦凭峒首指引。今所属各有防黎及备委巡检司，如将各处峒首，选其素能抚黎人者，授以巡检司职事，其弓兵，就于黎人内签点应当，令其镇抚熟黎当差，招抚生黎向化。如此，则黎民贴服，军民安息矣。明代以后天涯古道开通经过黎区，有商贩顺着官道至此贩卖针头线脑，黎族妇女从商贩那里买来各色棉线为径，用木棉树茸线织成吉贝布，使这种布即好看又结实。其二是因为有了路，黎人走出去，学到了棉花种植技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推断：
一、黄道婆的祖籍应该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市华泾镇），由于其父因为犯罪，被贬到海南岛崖州充军，随后与当地汉族女子结婚，生儿育女，因此黄道婆便出生在了崖州。后来由于元灭宋后，因为改朝换代朝廷大赦，黄道婆其父罪被赦免并允许其返回祖籍，一家人得以返回老家松江府乌泥泾镇。
二、由于棉花在宋元以前由占城国移民传至崖州种植，并在不同时期朝廷任命的州、军官员和大批流放犯罪人员（其实这些人都是能人，历来如此）的作用下，将中原先进的丝纺、麻纺技术对当地落后的棉纺工艺进行了逐步改进。在黄道婆一家返回故地后，首先是带回了棉籽传播了棉花的种植，使其在当地得以大面积种植。其次，黄道婆又热心地将在崖州学到的棉纺技术向家乡妇女传授，并在传授的过程中，结合当地更先进的丝、麻纺技术对棉花纺织工艺进行改进，为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因此，黄道婆在当地口碑极佳，连学童都唱她的歌谣，这引起了到此教书的元代文学家陶宗仪的注意和极大兴趣，于是才有《南村缀耕录》对黄道婆的记载。
以上两点并不是作者盲目推断，而是基于下述史料和理由：
一、从水陆交通状况分析有以下四种黄道婆孤身一人难以逾越。（一）、因为古代即使是犯罪充军人员也是由官方派员押送，沿途亦有官方设置的古道驿站接待，才得以由陆路万里迢迢从松江府到得崖州边关，东南海路根本就不通航。更何况在清代以前，包括今天的大上海那儿也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松江县，根本就没有通商码头，何来能在海上航行的大商船等在那？
（二）、还有在宋末元初之际，泉州东南沿海战乱不断。据《泉州府志》卷七十三纪兵载：“景炎元年（1276年），宋端宗即位于福州。寻入海，航于泉州港，命蒲寿庚将海舟以从。叛贼寿庚闭城拒命。时元伯颜遣唆都寇泉州，寿庚遂以腊丸裹表，由水门潜出，与田子真叛降元。二年，张世杰自海上复回讨贼，寿庚遣其贼党孙胜夫诣杭，求救于唆都，尽害宗室千余人及土大夫与淮兵在泉者，备极惨毒。张世杰攻九十日不下，乃去之。”即使黄道婆从水路走，所乘之船难道有特殊通行手段可以畅通无阻吗？
（三）、东南沿海始终海盗横行，自唐代黄巢起义军血洗广州番界后，海上航线就成为海盗的天下。据《太平广记》记载，当时岛内悍匪一为冯若芳，一为陈武振，均“家累万金，西奴过千”。这西奴即是海匪截下波斯商船后，又将波斯商人强占为奴。据《泉州府志》卷七十三纪兵载：“咸淳来，海贼寇郡境，时西域人蒲寿晟，寿庚兄弟在泉，击贼退之。”还有据《崖州志》记载：“自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至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年），临川（今三亚市鹿回头一带）陈明甫、陈公发匪患猖獗，波及闽广、象山、占邑（即占城）等。宋钦守马成旺率兵讨伐，历时五年，未果。
至元二十八年，安抚使陈仲达率兵再剿，历时三年。难道这些海匪知道黄道婆是“天上的织女星”下凡，从而让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从眼前逍遥而过吗？
（四）、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可大家都知道晚唐大和尚鉴真那么大的官船，却用了一辈子的努力晚年眼瞎了才到得日本，先后五次失败，也就是第五次在海上航行了整整半年，不知不觉中误到了海南岛的崖州，上了海岸还以为是到了日本。才唐末到南宋末也就三百多年，怎么突然东南海上航线一下子就畅通了吗？我们再通过下述史料来证实历史上东南海道的通航情况。据包世臣在《上海县新建黄道婆专祠碑》中记述：“道光六年〔1826〕，沙船在上海受雇，载江苏布政使司属额漕百五十余万石，由海运抵天津兑交官。拨驶鲸波，五千余里，不两月蒇事。米数无所损失，而质坚色洁，为都下所末见。中外庆悦〔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9〕”。本来这件事情跟黄道婆“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包世臣却借故将黄道婆神化，说是“黄婆降诞”而显灵庇佑，才得以航行成功，因而，“为都下所末见，中外庆悦。”而这时的历史离黄道婆从“奔向黄浦江边，躲进商船舱底……”那个时侯，时光已经整整过去了580年商船才得以从长江口首航。从上述可以看出，黄道婆一个年轻女子何以能够绕几万里海道先到占城再又回到海南岛崖州，可能吗？本作者认为这绝对不可能，更不可能再平安又回到松江。
二、黄道婆既然已到占城再由返回崖州不符合逻辑。
前面我们已经通过大量翔实的史料来证明，棉花的种植是从印度传人中国的这个事实，那么南路的传播应该是通过印度移民首先传到越南的占城，再由占城移民传到海南岛，而后再由大陆籍的海南岛地方官佐及其守关将士传到长江流域的。古时占城和海南岛一样大部分历史时间都属于中国统治，况且棉花种植的历史比海南岛及其崖州地区早，那黄道婆既然是为了学习棉花技术，
又先到了占城，就没有必要回过头来到崖州。下面我们还是了解一下“占城”吧：据越南河内文化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由越南民族委员会民族研究室编写的《越南少数民族》一书载：“占族，根在马来——波利尼西亚，两千五百年前，经海路从海岛迁来，其中一部分最早到达湄公河口居住，以后分散到中部沿海地带，在这里长期安家立业。到公元前不久，在后汉的象林郡定居，相当于现在的南、义、平、富四省。公元192年，他们推翻了后汉的统治，成立了一个占巴国，中国古书称林邑。8世纪时称环黄国。到9世纪时建占城，称占婆，文化方面受了很多印度文化影响。”中国《晋书四夷传》“林邑”条是这样的：“林邑国本汉时象林县，马援铸铜柱处也”。
据香港平安书店出版的《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作者徐石松1969年）载：“林邑县本秦时所置，汉时改名象林县。后汉时，邑人区连杀县令，自立为王，称林邑国。隋时中国出兵破林邑国，置林邑郡，后复自立，而于唐时改号环王。唐末又改名为占城。明朝时候，国为安南所灭。在公元二世纪末叶，这个地方的印度移民已经很有势力，他们多与占人杂婚，但占婆民族却是属于马来血统。占婆语与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马来语甚为接近。”
占城国，印度支那古国。即占婆补罗（补罗梵语意为城），简译占婆、占波。位于印度支那半岛东南沿海地带，北起今越南河静省的横山关，南至平顺省潘郎、潘里地区。王都为因陀罗补罗（今茶荞）。中国古籍称其为象林邑，简称林邑。从8世纪下半叶至唐末，改称环王国，五代又称占城。据当地发现的国碑铭，始终自号占婆。占人的语言属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占城深受印度文化影响，使用南天竺文字，从印度传入婆罗门教和佛教（现占人信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崇拜湿婆和毗湿奴等神，采用种姓制度。由于从中国传入筑城、制造武器和生产技术，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占人地区出产象牙、犀角、乌木、棉纺品等珍奇异物，其地当属中国连接东南亚、西亚等地的海路要冲。这里人们大多数从事中国与东南亚、印度、西亚的海上中转贸易，获利甚大。占人是剽悍的航海者。
占人故地原是中国汉代所置日南郡的象林县。127年（一说137），象林县功曹之子，名逵（也作达或连，又称释利摩罗），杀县令，自号为王，始建占城国，国王独揽大权。释利摩罗及其后历代君主，力图向北扩张，同统治越南北部的中国封建王朝发生频繁的战争。但也不时向中国朝贡，进行贸易。10～13世纪，占城成为中国封建王朝越南统治者扩张的主要对象。1402年，中国封建王朝管辖的越南小王朝夺取占城的占洞、古垒两州，把越南领土推进到今广南、广义地区。1471年，后黎朝黎圣宗亲征占城，攻陷首都，“生擒”占王茶全，设置广南道，使越南领土扩张到归仁一带。1693年，清王朝统治下的大理国阮有镜领兵大举入侵，擒占王及皇亲大臣，1697年占城国灭亡。
为什么说棉花是由占城移民带到崖州的呢，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九载：“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占城人蒲罗遇为交趾（地方官）所逼，率其族百口来附。端洪元年（988）年，占城夷人忽宣等族三百一人来附……。”还有据《崖州志》载：“番俗，本占城人，宋元之间因战乱，举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邦，番浦”。道光《万州志》卷九载：“番本古占城人，元初遭乱，泛舟泊于州境海滨，寻迁居城西曰‘番村’”。民国《儋县志》卷二载：“（番俗）本占城人，宋元间因乱，举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浦”。还有《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八十四，载：“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十一日，癸丑，巡按广东察御史徐日爱等奏：“占城国王子古来率王妃、子孙及部落千余人，载万物，至广州东崖州（今三亚崖城镇），欲赴诉于朝。”这些地方史志都记载了历史上占城人不断地向海南岛移民，毫无疑问正是通过他们传人了棉花种植技术。
三、黄道婆向黎族妇女学习棉纺技术不符合历史事实。
海南岛所有的州、县志记载历史上封建王朝始终都没有把黎族人入户登记，而是当“匪”来防。例如，明代郑廷鹄在《平黎疏》记载：“臣尝考今昔剿除黎患者见二大举焉：元至元辛卯〔1291年〕，黎叛，十月渡师（此处所指朝廷派兵正压）。又明年七月深入，黎巢尽空。又明年春刻石五指、黎婺山而还。中间虽二经变故，而谋不乱，率以成功。可谓捷矣。”历史上官府始终将黎人限制在山区，和汉族根本没有往来。因此黎族的发展史非常艰辛，不会汉话更不懂汉文，也没有自己的文字，常年靠的是狩猎和简单的耕种生活。而且他们都生活在山区根本种不了棉花。他们生活的山区常年毒瘴弥漫，毒蛇野兽出没，即使是当地的汉人也不敢深入。历代被贬至此的宦官有诗为证：唐代名相李德裕在崖期间曾写下《贬崖州司户道中》和《望阙亭》两首诗，被收集于《李卫公别集》中，《贬崖州司户道中》诗云：“岭水争纷路转迷，桄榔椰叶暗恋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南宋副宰相丁谓在崖也曾有诗传存：“今到崖州事可嗟，梦中常得在京华。程途何帝一万里，户口都无二百家。夜听孤猿啼远对，晓看朝浪瘴烟斜。吏人不见中朝礼，麋鹿时时到县衙”。据《崖州志》载：南宋末年即淳熙年间任吉阳军知军的是浙江钱塘人周康，钱塘为当时南宋的都城，周康任吉阳军知军前后达三十八年。当时崖州编户仅“境内止三百八户”，“无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区黎峒贸易，倾刻即散”。周康是崖州历史上的开拓者。周康其在任修便道深入黎区，劝导黎民以山货药材至大旦港易市，“其货为出黎峒，省民以盐、铁、鱼米转博”。因其互市往来，“黎人半能汉语，十百为群，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辩焉。日将晚，或吹牛角，则纷纷聚会，结队而归。”由此周康被崖州学宫列为崖州历史上第一名宦。
再举一个实例：在清末还有一位名人到过这崖州黎族的聚居地，这位名人便是在民国时担任过驻美大使，有着三十二个博士头衔的大文豪胡适的父亲胡传。他为什么要到孤猿啼、瘴烟斜的边远黎区呢？《三亚市志》是这样记载的：“光绪十三年（1887年），胡适之父胡传受两广总督张之洞之请，专来海岛考察黎设郡县一事，胡于十一月初九到达崖州境，写《游历琼州黎村黎峒行程日记》。”
胡传于1886年秋过琼州海峡，然后从琼山直穿黎心，沿着当年苗正、绰尔代、汤士贤三人测绘时的路线，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走到崖州境内的文美盆地，不料，由于几个月奔波劳累，加上对热带地理气候不适应，结果染上了瘴病，差点丢了性命。幸亏过岭峒黎首黎海元亲自上山采药配制绝方精心治疗护理，才使胡传化险为夷。胡传在此住了一个多月后，在黎海元的陪同下，前往崖州府，后乘船离开崖州。胡传九死一生返回广州后，向张之洞、吴大澄建言：“生黎训，不必剿；林木少，不足禾；黎峒窄，不置郡县。”
从以上大量事实可以看出，如果黄道婆不是出生在崖州，一个弱女子能够适应这里的环境，而且还能和黎族人交流自如吗？鬼才相信。
四、黄道婆的介绍疑点太多，漏洞百出。
根据相关书籍的介绍，黄道婆出生于1245年，死于1330年，也就是说其85岁才去世。那么书籍上说黄道婆18岁到崖州，在崖州生活了30年，就是说她45岁回到了故乡。可又说黄道婆回到故乡仅仅几年就去世了，那还有30年那去了呢？再说黄道婆如果回到故乡不到5年就去世了，那她回去时已经是80岁的老太婆了，80岁的老人即使能够经得起万里征途的颠簸，回到故乡也是奄奄一息了，还有那个智慧给棉纺技术创新吗？还有那个精力东奔西颠地推广传授棉纺技术吗？别说是改进了压籽工艺、弹棉工艺、花样工艺等等，就“创造出三锭脚纺车”一样也不可能是一个垂暮老太三五年内所为。即便是一个技艺超群的木工那也怕是要用一辈子才能琢磨出来。
因此，本作者认为如果黄道婆是出生在崖州、随其父获大赦回到故乡的观点成立的话，那应该是参考《万州志》卷四（边海外国）记载：“元初，驸马唆都右丞，征占城时，纳其国人降，并其父母妻子发海口浦（今海口市）安置，立营籍为南蕃兵，其在崖（今三亚）万（今万宁县）者亦皆。”这说明元朝在平定海南在前，继而征讨越占城国在后，黄道婆应该是在三十岁左右时回到故乡的。在5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黄道婆一家（在崖州学会的农技）回到故乡后只会靠种棉花为生“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由于种棉花比种粮效益好，于是别的人家跟着学，黄道婆又是一个热心人“教他姓妇，不少倦”，在传授妇女棉花种纺技术的过程中，与大家一起不断对其工艺进行改进，为当地的人们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作者还认为，黄道婆其首要的功绩，还是从崖州把棉种和种棉技术在松江一带的首先传播开来，因为在此之前当地人们没有看到过棉花，就像袁隆平在海南三亚落笔洞发现了野生稻，继而在这里培育出优质杂交稻品种一样，这才是人们编着歌谣纪念她的原因。
从上海黄道婆纪念馆及相关文献资料介绍：“黄道婆大约在南宋理宗淳祐五年（公元一二四五年），出生于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市华泾镇）。黄道婆一个孤苦幼女。生活逼得她不得不到有田地的人家做了童养媳……南宋理宗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的一个清晨，黄浦江边一条商船准备起锚出海，忽然，舱底上来一个蓬头垢面的青年女子，跪到船主面前，苦求把她带到闽广海南……黄道婆不避风险，忍着颠簸饥寒，闯过惊涛骇浪，先抵占城，随后到了崖州，朴实的黎族人民热诚地欢迎她、款待她。她拿起了著名的黎幕、鞍搭、花被、缦布，瞅着那光彩明亮的黎单、五色鲜艳的黎饰……她研究黎族的纺棉工具，学习纺棉技术，废寝忘食，争分夺秒，象着了迷……公元1295年的一天，黄道婆忍痛告别了第二个故乡……把黎家先进经验与上海的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努力发挥自己的才能智慧，积极发明创造。对棉纺织工具与技术，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制造了新的擀、弹、纺、织等工具，刷新了上海棉纺业的旧面貌，终于成为一个技艺精湛的棉纺织家。”
作者经过前后三年的海南岛及其崖城故地深入调研，对上述黄道婆及其出生地的说法表示质疑。黄道婆，是十三世纪我国一位伟大的棉纺技术改革家，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四大古代科学家的塑像中就有她一个，她与汉代张衡、元代郭守敬、明代李时珍齐名。由于她实际上“出生在崖州”，历史上人们都称她为“崖州织女”。关于黄道婆的记述，最早见于元代文学家陶宗仪的《南村缀耕录》，这是在黄道婆死后不久，陶宗仪来到黄道婆传授棉纺技术的地方，松江府乌泥泾教书讲学时，亲自看到当地棉纺技术的变革，根据当地群众的口述记录下来的。黄道婆于元初离崖北上回到祖籍传艺，先后发明了轧车辗子法，脚踏纺车一纺三纱等棉纺先进技术，从而引起松江地区棉纺工业的大发展，并凭借交通之便而向全国迅速传开，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纺织技术做出了巨大贡献。黄道婆（1245-1330年）又名黄婆，黄母。黄道婆的确是古代中国历史上一位女纺织技术革新家，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被列为古代名人独章介绍。黄道婆作为名人，其祖籍和出生地自然便被相关地方争抢，如是便编出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对于黄道婆的出生地，本作者认为其上述为黄道婆所编的故事过于离奇。
首先一个问题是在南宋末和元朝初期有“童养媳”吗？在哪个文献上记载着那个年代就有“童养媳”？据《宋史》记载，那时的“童养媳”是指被征召为妃子的女子其妹妹亦同随行的意思，而这种以金钱买卖的“童养媳”应该是清末至民国时期才有的陋习，不管你家是不是地主和有钱人，都可以娶童养媳，新中国成立后才予以废除。
其二是：黄道婆“奔向黄浦江边，躲进商船舱底……老船主听黄道婆倾吐了访艺志向，哭诉了痛苦遭遇，看着她一身破衣烂衫，满脸血痕泪水，不由得又敬重又同情，使点头答应了她的要求。于是，黄道婆登上船头，遥望乌泥径，洒泪告别了亲爱的出生地，随船南渡。那时，交通工具简陋，航海技术低劣，黄道婆不避风险，忍着颠簸饥寒，闯过惊涛骇浪，先抵占城，随后到了崖州。”这离奇的故事可能吗？我们且不说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逃出来跟人跑，一直到老也没结婚还万里迢迢独身回到出生地这是不是有可能。单说那个时代，我们有那样高的航海技术和那么大的商船吗？即使有也是官方的，那么从唐代开始到宋、元、明至大清朝的前期中国与南亚及印度、波斯的海上交通是从珠江口出人南海，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而从珠江口往东沿海则没有经商航线的记载。
明代以前我国与南亚的商贸往来，其航线根据《广州通海夷道》记述：“由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山门（广东东莞以南）。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海南岛东北角）。又南二日，至象山（即独珠山）。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今越南中部的占婆岛）。山在环王国（即古代的林邑，后称占城）东二百里海中。又南行二日，至陵山（今越南归仁北的燕子峡）。又一日行，至毒国（今越南归仁与芽庄之间）。又一日行，至古笪国（今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佗浪州（今越南藩朗），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今越南湄公河口外的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峡（即马六甲海峡），蕃人谓三质（马来语），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今马来半岛南部柔佛附近）。南岸，则佛逝国（即室利佛越国，今苏门塔腊东南部）。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柯陵国（今爪哇），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峡，三日至葛僧祗国（今伯劳威斯群岛中一岛），在佛越西北隅三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图罗国（即羯茶国，今马来半岛西岸）。罗西则哥谷罗国（今马来半岛西部）。又从葛葛僧祗四、五日行，至婆露国（即婆鲁斯苏门答腊西北部，今巴鲁斯）。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即翠蓝屿，今民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狮子国（即斯里兰卡）。其北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波来国（或指奎隆，今马拉巴尔海岸），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飓国（今印度纳巴达河口布罗奇附近）。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飓国（今巴基斯坦印度河口西北的提勃儿一带）。其国有弥兰大河，一曰新头河（即印度河），自北勃仑山来，西流至提飓国北，入于海。又自提飓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今波斯湾内伊朗西部阿巴丹附近，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行一日，至马刺河（即幼发拉底河），南入于海。小舟诉流二日，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之西），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芪门王（即穆民的统帅）所都缚达城（即巴格达）。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马刺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也。”
在这之后的一百年间，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的伊本·胡尔达慈比赫，在其所著（道里邦国志）中，也详细记述了自巴格达到中国航行的详情，基本上与上述一致，尤其对中国的各个港口、河流、物产均有详细记载，却没有珠江口以东中国各港口的记载。
根据史料记载，即使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唐朝后期黄巢暴乱，被彻底关闭。黄巢暴乱在当时的阿拉伯国家中引起巨大震惊，许多当时中东地区旅行家都有详细记载。据《阿拉伯人及波斯人印度中国纪程后部——阿布赛、德岭散之记录》载：公元八七七——八七八年（中国《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为唐僖宗皇帝乾符六年即公元879年），乱党首领，名曰班雪（黄巢）在攻陷无数城邑后以回教纪元二百六十四年陷康府（广州），杀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火教徒，其数达十二以至二十万人，摧毁康府后，乱党进向国都。此时中国内部情形大变，乱事四起，全国无主，中国之威力，完全消灭，阿拉伯与中国之贸易，亦完全停滞。”从一个强大的东土大唐，一夜之间变成了人间地狱，让世界各国闻之色变，望而却步，使中国与世界隔绝了几百年，这就是所谓“黄巢起义”的悲哀。“海上丝绸之路”一直到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时才得以重新开启，但仍然是从珠江口出海。至于从珠江口望东的海上航道，由于台湾海峡和舟山群岛海域暗礁海况复杂，直到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才由外国人开启通达天津。
还有元代皇太子图帖木尔于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离开京城流放到海南岛时，与农家女青梅成亲，天历元年（1328年）七月，图帖睦尔被召回京即帝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册封青梅为王妃，并诏立刻入宫伴驾。据《定安县志》记载，这是海南岛上唯一受到如此册封的女人。可惜，青梅她没有黄道婆的身板远隔万里一个来回都没事，还到了国外（占城）一游，而她是没能走到京城即在半路上就命丧黄泉。我想如果当时东南海上航道是畅通的话，那官府直接用船把王妃青梅从海南岛送到天津港，或者由长江口转入京杭大运河送到京城不就行了吗，何必那么去折腾人呢。
其三：海南岛自古就是蛮荒绝岛之地，是历代犯罪官员的流放之地，历代被贬的宰相级宦官就有十多位，仅有宋代付宰相胡铨和元代的副宰相王仕熙有幸回到大陆。而这两位贬官正是在崖州为民做了很多善事，其胡铨在崖州水南村裴宅住了八年，每天传《易经》讲《儒学》，大力传播中原文化，留下了许多至今仍在老百姓中流传的佳话；王仕熙则遍访崖州的山山水水，为古崖州留下了“崖州八景”篇章。因此也正是由于他俩功绩显赫才得以返朝，并最终均得以升迁当上了副宰相，其余的则都因水土不服死在了这里。唐代被贬至此的宰相杨炎有诗为证：“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回；崖州在何处，生渡鬼门关。”想一想黄道婆一个弱女子来到了这样的地方，我想即便是长了翅膀她也不可能再飞回去。
其四：那些编写黄道婆故事的人对海南岛黎族根本不了解。海南岛所有的州、县史志所记载的，从唐代到清代历史上始终都是把黎族人当“匪”来防，官府始终没有将黎人登记编户在册，而是牢牢地限制在山区，和汉族根本没有往来。那些犯事的人流放到此充军其主要就是和“黎匪”作战，其次才是防海盗。在崖州，据《崖州志》记载，最早对黎族进行开化的，是南宋末期淳熙年间时任吉阳军知军的周康修便道深入黎区，劝导黎民以山货药材至大旦港易市，“周侯遣熟黎峒首喻之，约定寅酉二日为墟市，”“其货为花梨木、沉香、槟榔、椰子等由峒首率肩担背负出黎峒，省民以盐、铁、鱼米转博”。因其互市往来，“黎人半能汉语，十百为群，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辩焉。日将晚，或吹牛角，则纷纷聚会，结队而归。”至于黎族人织吉贝，那也是在明代以后的事。清代张庆长在《黎岐纪闻》记载：“海南山岭多木棉树，妇女采实，取其棉，用竹弓弹为绒，足纫以为线，染红黑等色，杂以山麻及贩卖彩线，织而为布，名曰吉贝”。从这可以看出，由于官府的封锁，直到清代黎族人也还只能是非常原始的纺织方法，何来“黎族人民不仅在生活上热情照顾黄道婆，而且把自己的技术无保留地传授给她，”黄道婆来教教他们还差不多更何况黄道婆的上海话和黎语有天壤之别，古时候也没有普通话可以交流，即便是现在，除去在校学生，你深入黎区用普通话和黎族妇女交流，绝大多数黎族妇女都还是听不懂。作者骑单车走遍了古崖州的山山水水，深有体会。
黄道婆的出生地到底在哪，史料上并没有记载，现有的资料一是元末明初人陶宗仪（1321～1407年）所著的《南村辍耕录》中的记载：“闽广多种木棉，纺织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这里是指种棉花）。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指元代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岁既就殷。末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今祠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黄道婆之名渐泯无闻矣。”据明正德《松江府志》的记载，大约在元至正八年（1348年）前后，陶宗仪携全家避乱到华亭。在松江城北，泗水之南（今泗泾镇南）买地结庐，名曰“南村草堂”。其时南村，“水深林茂，南浦环其前”，是一方清净之地。陶宗仪隐居于此，躬耕陇亩，同时教授学生，过着清贫的生活。陶宗仪的好友邵亨贞在《草堂记略》中对南村草堂和陶宗仪的生活作了生动的描绘：草堂“左右列琴瑟书册，前后多桑麻竹树。”“绕屋种菊数十百本。”“四顾皆平畴，远水出户则可览观江山之胜。四时有耕钓蚕收之营，晨夕有读书谈道之乐”。二是和陶宗仪同时代并且于元至正壬寅〔1362年〕应张守中之请，为将黄母祠迁到“其祖都水公神道南隙地”为其作序王逢所著《梧溪集》，其卷三《道婆祠有序》载：“黄道婆，松之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泊以归。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教他姓妇，不少倦（此意为教别人家妇女织布技术，不厌烦倦）。末几，更被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及卒，乡长赵如珪为立祠香火。庵后兵毁。至正壬寅，张君守中，迁祠于其祖都水公神道南隙地，俾复祀享。且征逢〔诗〕传将来（即王逢所写黄道婆一首词《黄道婆祠》，这首词应该是今存最早歌咏黄道婆业绩的诗作）。辞曰：
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
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
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紃云粲花草。
片帆鲸海得风归，千柚乌泾夺天造。
天孙漫司巧，仅能制牛衣。
邹母真乃贤，训儿喻断机。
道婆遗爱在桑梓，道婆有志覆赤子。
荒哉唐元万乘君，终醮长衾共昆地。
赵翁立祠兵久毁，张君慨然继绝祀。
我歌落叶秋声里，薄功厚享当愧死。”
上述两人对于黄道婆的记载应该是最权威的了，从中可以看出黄道婆的确与棉纺技术在长江流域传播有关。中国不是棉花的原产地这一点可以肯定，所以历代文人雅士只有“把酒话桑麻”的赞美。从上述陶宗仪的记载中也可看出直到元末棉花在松江一带也还是稀罕物“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那么，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棉花是从哪里怎样传到中国的。
摩亨佐－达罗是青铜器时代古印度的一座名城，这里的达罗毗荼人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并用棉花织布的民族，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的国家是印度。成语“木棉袈裟”和“衣钵相传”也是说：佛教禅宗鼻祖印度王子达摩来中国传教，在少林寺将衣钵传给慧可，这衣就是“木棉袈裟”。由于这木棉袈裟和中国的丝麻织品不一样，才能一代一代的相传。也正因为棉织品容易腐烂，因此衣钵相传最终只传到了第六代。
棉花的原产地是印度，在棉花传入我国之前，我国只有可供充填枕褥的木棉，没有可以织布的棉花。宋以前，我国只有带丝旁的“绵”字，没有带木旁的“棉”字。“棉”字是从《宋书》起才开始出现的。可见棉花的传入，至迟在南北朝时期，但是多在边疆种植。棉花大量传入内地，当在宋末元初。关于棉花传入我国的史料记载是这么说的：“宋元之间始传其种于中国，关陕闽广首获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通海舶，关陕通西域故也。”从此可以了解，棉花的传入有海陆两路。泉州的棉花是从海路传入的，并很快在南方推广开来，至于全国棉花的推广则迟至明初，是朱元璋用强制的方法才推开的。
棉花传入中国的历史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汉代开始。《后汉书》“南蛮传”中记载：“武帝，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这应该是从阿拉伯商人交易中得之）。《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哀牢固（今云南澜沧江一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1976年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东汉墓中出土的蜡染棉布，说明该地在二世纪已使用棉布。沈怀远著《南越志》五世（公元500年）记载，“桂州出古终藤，结实如鹅毛，核如珠珣，治出其核，约如丝棉，染为布”。
棉花是经由两个路线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北路：由阿拉伯经波斯（今伊朗）、巴基斯坦传入新疆，再传到西北各地，这是非洲棉（草棉）。南路：由印度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地，然后由缅甸入云南，从越南传入广西、广东。也可能从海路由越南传到海南岛，再到广东、广西。然后南方的亚洲棉再北传到长江流域，以至黄河流域。历史上，棉与丝绸的性质较相近，算是高级衣料品，所以它可以直接与丝绸相竞争。不幸棉花传入中国的两条路线上都碰上了丝绸生产中心，等于是碰上铜墙铁壁，一挡就挡了一千几百年，使棉业无法内传。
关于棉花的详细记载，见南宋时广东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吉贝木，如低小桑枝，萼类芙蓉花之几，实皆细茸絮长半寸许，宛如柳棉，有黑子数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箸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帘，最为坚实。”这里记载的即棉花树而非高大的木棉树。而《广东新语》载：“有棉，飞空如雪，然脆不坚韧，可絮而不可织。”则是指木棉树。经现代技术检验，木棉树的棉状短，纤维不抽曲，不可能纺纱，更不可能织布，只宜作枕芯之类的填充物。从植物学分类上看，棉花属锦葵科，木棉树属木棉科，二者是不相同的。从这可以看出，黎族早期由于与外界封闭，其只能利用木棉树茸加工粗糙的线纱，然后利用苎麻经织成筒裙，男人女人都可围在身上，这就是所谓生黎按筒裙长短来分的原故。明洪武二十九年，广东公关大理寺丞彭玉民奏：“琼州府所属，周围俱大海，内已民少黎多。其熟黎，上纳秋粮各项差殁，俱子民当。其生黎，时常出没劫索，连年出镇征剿，为害不息。今询访，各处熟黎俱有峒首，凡遇公差差殁，征纳秋粮，有事俱凭首催办。官军征捕，亦凭峒首指引。今所属各有防黎及备委巡检司，如将各处峒首，选其素能抚黎人者，授以巡检司职事，其弓兵，就于黎人内签点应当，令其镇抚熟黎当差，招抚生黎向化。如此，则黎民贴服，军民安息矣。明代以后天涯古道开通经过黎区，有商贩顺着官道至此贩卖针头线脑，黎族妇女从商贩那里买来各色棉线为径，用木棉树茸线织成吉贝布，使这种布即好看又结实。其二是因为有了路，黎人走出去，学到了棉花种植技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推断：
一、黄道婆的祖籍应该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市华泾镇），由于其父因为犯罪，被贬到海南岛崖州充军，随后与当地汉族女子结婚，生儿育女，因此黄道婆便出生在了崖州。后来由于元灭宋后，因为改朝换代朝廷大赦，黄道婆其父罪被赦免并允许其返回祖籍，一家人得以返回老家松江府乌泥泾镇。
二、由于棉花在宋元以前由占城国移民传至崖州种植，并在不同时期朝廷任命的州、军官员和大批流放犯罪人员（其实这些人都是能人，历来如此）的作用下，将中原先进的丝纺、麻纺技术对当地落后的棉纺工艺进行了逐步改进。在黄道婆一家返回故地后，首先是带回了棉籽传播了棉花的种植，使其在当地得以大面积种植。其次，黄道婆又热心地将在崖州学到的棉纺技术向家乡妇女传授，并在传授的过程中，结合当地更先进的丝、麻纺技术对棉花纺织工艺进行改进，为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因此，黄道婆在当地口碑极佳，连学童都唱她的歌谣，这引起了到此教书的元代文学家陶宗仪的注意和极大兴趣，于是才有《南村缀耕录》对黄道婆的记载。
以上两点并不是作者盲目推断，而是基于下述史料和理由：
一、从水陆交通状况分析有以下四种黄道婆孤身一人难以逾越。（一）、因为古代即使是犯罪充军人员也是由官方派员押送，沿途亦有官方设置的古道驿站接待，才得以由陆路万里迢迢从松江府到得崖州边关，东南海路根本就不通航。更何况在清代以前，包括今天的大上海那儿也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松江县，根本就没有通商码头，何来能在海上航行的大商船等在那？
（二）、还有在宋末元初之际，泉州东南沿海战乱不断。据《泉州府志》卷七十三纪兵载：“景炎元年（1276年），宋端宗即位于福州。寻入海，航于泉州港，命蒲寿庚将海舟以从。叛贼寿庚闭城拒命。时元伯颜遣唆都寇泉州，寿庚遂以腊丸裹表，由水门潜出，与田子真叛降元。二年，张世杰自海上复回讨贼，寿庚遣其贼党孙胜夫诣杭，求救于唆都，尽害宗室千余人及土大夫与淮兵在泉者，备极惨毒。张世杰攻九十日不下，乃去之。”即使黄道婆从水路走，所乘之船难道有特殊通行手段可以畅通无阻吗？
（三）、东南沿海始终海盗横行，自唐代黄巢起义军血洗广州番界后，海上航线就成为海盗的天下。据《太平广记》记载，当时岛内悍匪一为冯若芳，一为陈武振，均“家累万金，西奴过千”。这西奴即是海匪截下波斯商船后，又将波斯商人强占为奴。据《泉州府志》卷七十三纪兵载：“咸淳来，海贼寇郡境，时西域人蒲寿晟，寿庚兄弟在泉，击贼退之。”还有据《崖州志》记载：“自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至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年），临川（今三亚市鹿回头一带）陈明甫、陈公发匪患猖獗，波及闽广、象山、占邑（即占城）等。宋钦守马成旺率兵讨伐，历时五年，未果。
至元二十八年，安抚使陈仲达率兵再剿，历时三年。难道这些海匪知道黄道婆是“天上的织女星”下凡，从而让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从眼前逍遥而过吗？
（四）、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可大家都知道晚唐大和尚鉴真那么大的官船，却用了一辈子的努力晚年眼瞎了才到得日本，先后五次失败，也就是第五次在海上航行了整整半年，不知不觉中误到了海南岛的崖州，上了海岸还以为是到了日本。才唐末到南宋末也就三百多年，怎么突然东南海上航线一下子就畅通了吗？我们再通过下述史料来证实历史上东南海道的通航情况。据包世臣在《上海县新建黄道婆专祠碑》中记述：“道光六年〔1826〕，沙船在上海受雇，载江苏布政使司属额漕百五十余万石，由海运抵天津兑交官。拨驶鲸波，五千余里，不两月蒇事。米数无所损失，而质坚色洁，为都下所末见。中外庆悦〔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9〕”。本来这件事情跟黄道婆“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包世臣却借故将黄道婆神化，说是“黄婆降诞”而显灵庇佑，才得以航行成功，因而，“为都下所末见，中外庆悦。”而这时的历史离黄道婆从“奔向黄浦江边，躲进商船舱底……”那个时侯，时光已经整整过去了580年商船才得以从长江口首航。从上述可以看出，黄道婆一个年轻女子何以能够绕几万里海道先到占城再又回到海南岛崖州，可能吗？本作者认为这绝对不可能，更不可能再平安又回到松江。
二、黄道婆既然已到占城再由返回崖州不符合逻辑。
前面我们已经通过大量翔实的史料来证明，棉花的种植是从印度传人中国的这个事实，那么南路的传播应该是通过印度移民首先传到越南的占城，再由占城移民传到海南岛，而后再由大陆籍的海南岛地方官佐及其守关将士传到长江流域的。古时占城和海南岛一样大部分历史时间都属于中国统治，况且棉花种植的历史比海南岛及其崖州地区早，那黄道婆既然是为了学习棉花技术，
又先到了占城，就没有必要回过头来到崖州。下面我们还是了解一下“占城”吧：据越南河内文化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由越南民族委员会民族研究室编写的《越南少数民族》一书载：“占族，根在马来——波利尼西亚，两千五百年前，经海路从海岛迁来，其中一部分最早到达湄公河口居住，以后分散到中部沿海地带，在这里长期安家立业。到公元前不久，在后汉的象林郡定居，相当于现在的南、义、平、富四省。公元192年，他们推翻了后汉的统治，成立了一个占巴国，中国古书称林邑。8世纪时称环黄国。到9世纪时建占城，称占婆，文化方面受了很多印度文化影响。”中国《晋书四夷传》“林邑”条是这样的：“林邑国本汉时象林县，马援铸铜柱处也”。
据香港平安书店出版的《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作者徐石松1969年）载：“林邑县本秦时所置，汉时改名象林县。后汉时，邑人区连杀县令，自立为王，称林邑国。隋时中国出兵破林邑国，置林邑郡，后复自立，而于唐时改号环王。唐末又改名为占城。明朝时候，国为安南所灭。在公元二世纪末叶，这个地方的印度移民已经很有势力，他们多与占人杂婚，但占婆民族却是属于马来血统。占婆语与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马来语甚为接近。”
占城国，印度支那古国。即占婆补罗（补罗梵语意为城），简译占婆、占波。位于印度支那半岛东南沿海地带，北起今越南河静省的横山关，南至平顺省潘郎、潘里地区。王都为因陀罗补罗（今茶荞）。中国古籍称其为象林邑，简称林邑。从8世纪下半叶至唐末，改称环王国，五代又称占城。据当地发现的国碑铭，始终自号占婆。占人的语言属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占城深受印度文化影响，使用南天竺文字，从印度传入婆罗门教和佛教（现占人信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崇拜湿婆和毗湿奴等神，采用种姓制度。由于从中国传入筑城、制造武器和生产技术，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占人地区出产象牙、犀角、乌木、棉纺品等珍奇异物，其地当属中国连接东南亚、西亚等地的海路要冲。这里人们大多数从事中国与东南亚、印度、西亚的海上中转贸易，获利甚大。占人是剽悍的航海者。
占人故地原是中国汉代所置日南郡的象林县。127年（一说137），象林县功曹之子，名逵（也作达或连，又称释利摩罗），杀县令，自号为王，始建占城国，国王独揽大权。释利摩罗及其后历代君主，力图向北扩张，同统治越南北部的中国封建王朝发生频繁的战争。但也不时向中国朝贡，进行贸易。10～13世纪，占城成为中国封建王朝越南统治者扩张的主要对象。1402年，中国封建王朝管辖的越南小王朝夺取占城的占洞、古垒两州，把越南领土推进到今广南、广义地区。1471年，后黎朝黎圣宗亲征占城，攻陷首都，“生擒”占王茶全，设置广南道，使越南领土扩张到归仁一带。1693年，清王朝统治下的大理国阮有镜领兵大举入侵，擒占王及皇亲大臣，1697年占城国灭亡。
为什么说棉花是由占城移民带到崖州的呢，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九载：“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占城人蒲罗遇为交趾（地方官）所逼，率其族百口来附。端洪元年（988）年，占城夷人忽宣等族三百一人来附……。”还有据《崖州志》载：“番俗，本占城人，宋元之间因战乱，举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邦，番浦”。道光《万州志》卷九载：“番本古占城人，元初遭乱，泛舟泊于州境海滨，寻迁居城西曰‘番村’”。民国《儋县志》卷二载：“（番俗）本占城人，宋元间因乱，举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浦”。还有《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八十四，载：“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十一日，癸丑，巡按广东察御史徐日爱等奏：“占城国王子古来率王妃、子孙及部落千余人，载万物，至广州东崖州（今三亚崖城镇），欲赴诉于朝。”这些地方史志都记载了历史上占城人不断地向海南岛移民，毫无疑问正是通过他们传人了棉花种植技术。
三、黄道婆向黎族妇女学习棉纺技术不符合历史事实。
海南岛所有的州、县志记载历史上封建王朝始终都没有把黎族人入户登记，而是当“匪”来防。例如，明代郑廷鹄在《平黎疏》记载：“臣尝考今昔剿除黎患者见二大举焉：元至元辛卯〔1291年〕，黎叛，十月渡师（此处所指朝廷派兵正压）。又明年七月深入，黎巢尽空。又明年春刻石五指、黎婺山而还。中间虽二经变故，而谋不乱，率以成功。可谓捷矣。”历史上官府始终将黎人限制在山区，和汉族根本没有往来。因此黎族的发展史非常艰辛，不会汉话更不懂汉文，也没有自己的文字，常年靠的是狩猎和简单的耕种生活。而且他们都生活在山区根本种不了棉花。他们生活的山区常年毒瘴弥漫，毒蛇野兽出没，即使是当地的汉人也不敢深入。历代被贬至此的宦官有诗为证：唐代名相李德裕在崖期间曾写下《贬崖州司户道中》和《望阙亭》两首诗，被收集于《李卫公别集》中，《贬崖州司户道中》诗云：“岭水争纷路转迷，桄榔椰叶暗恋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南宋副宰相丁谓在崖也曾有诗传存：“今到崖州事可嗟，梦中常得在京华。程途何帝一万里，户口都无二百家。夜听孤猿啼远对，晓看朝浪瘴烟斜。吏人不见中朝礼，麋鹿时时到县衙”。据《崖州志》载：南宋末年即淳熙年间任吉阳军知军的是浙江钱塘人周康，钱塘为当时南宋的都城，周康任吉阳军知军前后达三十八年。当时崖州编户仅“境内止三百八户”，“无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区黎峒贸易，倾刻即散”。周康是崖州历史上的开拓者。周康其在任修便道深入黎区，劝导黎民以山货药材至大旦港易市，“其货为出黎峒，省民以盐、铁、鱼米转博”。因其互市往来，“黎人半能汉语，十百为群，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辩焉。日将晚，或吹牛角，则纷纷聚会，结队而归。”由此周康被崖州学宫列为崖州历史上第一名宦。
再举一个实例：在清末还有一位名人到过这崖州黎族的聚居地，这位名人便是在民国时担任过驻美大使，有着三十二个博士头衔的大文豪胡适的父亲胡传。他为什么要到孤猿啼、瘴烟斜的边远黎区呢？《三亚市志》是这样记载的：“光绪十三年（1887年），胡适之父胡传受两广总督张之洞之请，专来海岛考察黎设郡县一事，胡于十一月初九到达崖州境，写《游历琼州黎村黎峒行程日记》。”
胡传于1886年秋过琼州海峡，然后从琼山直穿黎心，沿着当年苗正、绰尔代、汤士贤三人测绘时的路线，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走到崖州境内的文美盆地，不料，由于几个月奔波劳累，加上对热带地理气候不适应，结果染上了瘴病，差点丢了性命。幸亏过岭峒黎首黎海元亲自上山采药配制绝方精心治疗护理，才使胡传化险为夷。胡传在此住了一个多月后，在黎海元的陪同下，前往崖州府，后乘船离开崖州。胡传九死一生返回广州后，向张之洞、吴大澄建言：“生黎训，不必剿；林木少，不足禾；黎峒窄，不置郡县。”
从以上大量事实可以看出，如果黄道婆不是出生在崖州，一个弱女子能够适应这里的环境，而且还能和黎族人交流自如吗？鬼才相信。
四、黄道婆的介绍疑点太多，漏洞百出。
根据相关书籍的介绍，黄道婆出生于1245年，死于1330年，也就是说其85岁才去世。那么书籍上说黄道婆18岁到崖州，在崖州生活了30年，就是说她45岁回到了故乡。可又说黄道婆回到故乡仅仅几年就去世了，那还有30年那去了呢？再说黄道婆如果回到故乡不到5年就去世了，那她回去时已经是80岁的老太婆了，80岁的老人即使能够经得起万里征途的颠簸，回到故乡也是奄奄一息了，还有那个智慧给棉纺技术创新吗？还有那个精力东奔西颠地推广传授棉纺技术吗？别说是改进了压籽工艺、弹棉工艺、花样工艺等等，就“创造出三锭脚纺车”一样也不可能是一个垂暮老太三五年内所为。即便是一个技艺超群的木工那也怕是要用一辈子才能琢磨出来。
因此，本作者认为如果黄道婆是出生在崖州、随其父获大赦回到故乡的观点成立的话，那应该是参考《万州志》卷四（边海外国）记载：“元初，驸马唆都右丞，征占城时，纳其国人降，并其父母妻子发海口浦（今海口市）安置，立营籍为南蕃兵，其在崖（今三亚）万（今万宁县）者亦皆。”这说明元朝在平定海南在前，继而征讨越占城国在后，黄道婆应该是在三十岁左右时回到故乡的。在5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黄道婆一家（在崖州学会的农技）回到故乡后只会靠种棉花为生“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由于种棉花比种粮效益好，于是别的人家跟着学，黄道婆又是一个热心人“教他姓妇，不少倦”，在传授妇女棉花种纺技术的过程中，与大家一起不断对其工艺进行改进，为当地的人们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作者还认为，黄道婆其首要的功绩，还是从崖州把棉种和种棉技术在松江一带的首先传播开来，因为在此之前当地人们没有看到过棉花，就像袁隆平在海南三亚落笔洞发现了野生稻，继而在这里培育出优质杂交稻品种一样，这才是人们编着歌谣纪念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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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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