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土地革命战争末期，海南岛有一位女同志，在一次执行工作任务时，遭受敌人突然包围袭击，她身上中弹9处，躺在血泊中。同她一起执行任务的4位男同志，立即把她背进了山洞，男同志突围出去了，她因伤势太重，被留在山洞里。人们都以为她巳经牺牲了，不料，过了一个多月以后，她却奇迹般地医治好了伤口，回到党的怀抱。这位女同志名叫王仲民，海南岛解放后，她曾担任首届行政区妇女联合会的主任。现已离职休养，居住在广州市梅花村的一座楼房里，安度晚年。
  在一个初夏的上午，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访了这位不平凡的人物。她以平静、悟淡，慢条斯理的语调，娓娓动听地向我叙述了她从死里逃生的动人故事。
  “那是1937年的初秋，我在中共文昌县委机关工作。后来因工作需要，党组织决定调我到中共澄迈县委机关工作。当时我才17岁，参加革命才一年多时间，斗争经验比较少，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真不知道该怎么干才好。但是，我始终牢牢记住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的工作是绝不能讲价钱的，只有无条件的服从。于是，我二话没说就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去了。”
  王大姐家在文昌县，1936年7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竞。她谈起这段经历时，双眼象亮起两团火，进发出永恒的光和热。
  “正当我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革命工作的时候，不幸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有一天夜里，我和县委机关的4位男同志，在执行工作任务后来到猪母岭休息。这里山高林密，到处生长着枝杈弯曲的野生杂木。我们工作了一天，加上爬山越岭,身体非常疲倦，一倒下来便呼呼睡着了。黎明之前，一个叛徒带着100多名国民党兵，悄悄地爬到我们睡觉的地方一阵激烈的枪声，突然响了起来，我们从梦中惊醒，急忙朝东南方向转移。一排排子弹对着我们猛扫过来。我觉得身上一丝冰凉，顺手摸了摸，一手都是粘糊糊的鲜血，我负伤了。我顾不得查看自己身上中了几弹，只顾跟着几位男同志猛跑。我跑出没多远，顿觉身体由一阵冰凉变成了火辣辣的疼痛，全身软呼呼的，一点力气都没有，身体晃了几下，倒下去了。两位男同志跑上来扶住我，问：‘仲民同志，怎么样？'我有气无力地回答：'我负了伤，不行了，你们快走吧！'他们对我说：‘不行，我们不能把你丢下，要活大家活在一起，要死大家也死在一起，我们一定要把你背走！，我无法说服他们，只好服服贴贴地驮在一位男同志的背上，让他背走了。可是刚走出几步，敌人又朝我们射来一阵机枪子弹，我们还来不及躲避，一颗手榴弹落在我们附近爆炸了。背着我的那位男同志被弹片击中，鲜血湿透了他的衣服，他身体失去平衡，晃了几下，我和他一起跌倒在地上。在我旁边的另一位男同志，见背我的那位同志负伤倒下，便急忙把我扶到他的背上，并拉着那位负伤的同志继续往前跑。我们几个人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离开了危险的地域”。
  “我们与敌人拉开一段距离后，便停下来喘口气。我知道自己的伤势很重，怕连累他们，便劝他们把我扔下，离开这里，突围出去。他们坚决不肯答应，决心要把我背走。我无法说服他们，只好又让他们把我走了。背着我的那位同志走了一程又一程，全身都是湿漉漉的，我辨别不清他的身上是汗水还是血水。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再次请求他把我下，可是他还是不同意。我身上的血越流越多，不久便昏倒在他的背上。不知隔了多长的时间，我醒过来了。睁开眼一看，原来我已躺在一个山洞里，几位负着轻伤的男同志见我醒过来，都围住我关切地问：‘仲民同志，伤口痛吗？'我的伤口无处不在火辣辣地作痛，全身骨头都象散开了架似的，牙齿咬得'咯咯'地响，但我不想让他们为我担心和难过，便故作若无其事地回答：‘不痛，你们放心吧，我会好的。他们听我说不痛，又要把我背走。我想，这回可不能再连累大家了，一定要说服他们把我留下，赶快突围出去。我对他们说：‘你们背着我行动很不方便，把我留在这山洞里吧，这里很安全。'我的话刚说完，山上的枪声又响了，枪声中还伴随着一阵阵沙哑的‘捉活的'叫喊声。我担心大家都被敌人捉活的，又趁机催促他们说：，你们都快点走吧，不能陪着我束手待擒，我一个人死了无所谓，只要你们能突围出去，继续做好革命的工作，我也就放心地合上眼了。可是我磨破了嘴皮仍不能把他们说服，没有一个人肯丢下我而离去，我心里急得火烧火燎。这时，敌人的枪声、喊叫声越来越近，情况万分危急，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趁大家犹豫不决时，又权衡利弊地说：‘敌人现在知道我们还在山上，抓不到我们，他们是不会轻易撤走的。你们若能突围出去，他们一定会去追捕你们。这样，我在山洞里也就安全了。'我的'调虎离山计'终于把大家说服了。他们对我说：‘那好吧，等山上的敌人撤走后，我们一定回来救你出去。
  “临走时，他们把几个没有吃完的熟番薯留给我，还把一颗手榴弹放在我的身边，含着眼泪叮咛我说：‘仲民同志，你一定要坚持到我们回来！'在我没有把他们说服之前，多么希望他们能答应我的要求，赶快离开我突围出去；现在他们被我说服了，当他们即将离开的时候，我的心里却又产生了一种依依不舍之情。我紧紧地抓住他们的手，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此刻，心里有多少话要对战友们说啊，可是，喉咙似被什么哽住了，什么也说不出来。好久，好久，我才从喉头里挤出一句：‘同志们，再见吧’！”
  “战友们就这样离开我，突围出去了。他们一走，这洞里就变得死一般的静谧，没有人跟我说话，大脑神经便集中到伤痛上来。现在我才感觉到伤口象刀刨一般的剧烈作痛，全身各个部位都不听自己指挥，脑袋沉得象顶着一块石头，昏昏然然的。……”
  王大姐讲得正在起劲，也许是她的嗓门太大，声音太高的缘故，她那酣睡在摇篮里的宝贝孙子被吵醒，惊哭起来。她不得不暂时中断自己的谈话，十分歉意地对我说：“他妈妈上班去了，我得给他当临时保姆，真没办法，我去把他哄睡，你先看我写的这份材料，等一会儿我们继续谈。”
  我翻开她写的那份材料，原来是一篇没有发表过的回忆录，这里面详细地记述了她童年的一段辛酸的经经历。我仔细地阅读着，回忆的触角立刻把我带到50多年前的峥躁岁月……
  王仲民出生在海南岛文昌县清澜乡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亲因生活困难，很早就到南洋给资本家打工，她13岁那一年，母亲也去了南洋，把她和9岁的妹妹交给祖母抚养。王仲民虽然很勤劳，什么活都能干，但家里只有几分田，根本养不活3口人，祖母只好忍心地把她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她的男人当时也早去了南洋，家里只有一个祖母，与其说是童养媳，不如说是女童工更为确切。王仲民到了男家以后，除了给男方的祖母洗衣服、端水、做饭外，还要种田、放牛、捡柴、担水，从太阳上山干到太阳下山，整天忙忙碌碌，连梳头的时间都没有，还要遭受男方祖母的打骂。她原来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到男方家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繁重的家务和毫无理由的打骂折磨得不成人样了。王仲民当时无法懂得自己的命为什么这样苦，她一股劲地怨恨自己的命运不好。1935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她的家乡建立了党支部委员会，领导贫苦农民起来闹革命。有一次，党组织派陈军同志来找她谈话，给她宣传革命的道理，启发她认识妇女的悲惨遭遇，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命运不好，而是有了那个统治和压迫在妇女身上的罪恶制度，使她那幼小的心灵萌生了投奔革命的愿望。不久，她主动要求党支部分配给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党支部见她要求诚恳、坚决，便叫陈军同志领着她潜入敌人统治的白区去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做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她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不畏风险，经受了锻炼和考验。1936年6月，党支部根据她的表由陈军同志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她才刚满17岁。
  这份回忆材料，使我对王大姐的身世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我想，她是一个相当坚强的女性，有着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能够经得起如此严峻的考验，这与她的身世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是啊，我的家乡的山坡上有一种野生植物，它的名叫做‘山稔子'，到处生长着，绿油油一大片。它从不挑选土地的肥瘦，种子撒在哪里，就扎根哪里，常年累月，既不怕旱，也不怕涝，更不怕狂风暴雨吹打，生命力是很强的。春天，满树都盛开着粉红色的花朵，馨香扑鼻；夏末秋初，满树都结出丰硕的紫色的果子。冬去春来，年复一年，从未凋谢。我很喜欢这种野生植物，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就象这些生长在贫脊的山坡上的山稔子。”王大姐把她的孙子哄睡了以后，便走出来，给我作了一段富有诗意的比喻。我非常佩服她的想象能力。她把自己比喻作“山稔子”，是再也确切不过的了。
  “王大姐，请继续讲你在山洞里是怎样活下来的奇迹吧！”我急于了解她以后的情况，便接过她刚才中断了的谈话，提问道。
  王大姐想了一会儿，继续叙述说：
  “战友们离开山洞，突围出去后，我便一个人在山洞里躺了7天7夜。我也记不清这7天7夜是怎么过来的。那时候，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加上伤口受感染化脓，引起发高烧，脑袋整天迷迷糊糊的，身体已瘦得象一根干柴，只剩下皮包骨头了。面前的现实告诉我，活着的希望可能不大了。对于死亡我是无所畏惧的，参加革命时思想上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惜只觉得自己正当年少时，没有为人民做多少事情，还来不及报答党对我培养和教育的恩情。我想到这些，心中未免有些惆怅和悲切。”
  王大姐讲到这里，双眼有些湿润了。看得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感情的波涛正在她胸中激荡着。
  “我想着，想着，也不知道从哪来的一股力量，猛的一翻身，咬紧牙，拼尽全力往洞口外爬去。但爬出不多远，伤口一阵剧烈的疼痛，全身乏力，顿时昏过去了。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我苏醒过来了，睁开眼睛一看，发觉自己还躺在山洞里。身上的所有伤口格外奇痒难受，我忍不住便用手去抓，天哪，竟抓出一蛐蛆，一阵浊臭直熏进我的鼻子里，呛得差点连胆汁都吐了出来。这时，我身上仅剩下的一点力气全部使完了，浑身瘫软成一团，再也没有能力挣扎了，只好等待着死神的降临。正在我完全陷入绝望的时候，忽听洞口外传来一阵呼叫我的声音，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可这喧声分明是那几位突围出去的同志发出来的。我高兴得拚命回答着，可是那干漏、沙哑的喉咙，却发不出声音来。那几位同志见洞里没有回声，便急忙钻进洞里来。他们个个都是咬钢嚼铁的硬汉子，从不在人前轻弹眼泪的，可是一见到我奄奄一息地躺在这潮湿、发霉的山洞里，干瘦得连人样都认不出来时，眼泪便簌簌地掉了下来。他们对我说：
  ‘仲民同志，你受苦啦！'我没有流眼泪，因为眼泪早已流干了，我很激动，很想说话，可是千言万语却塞在喉咙里说不出来。他们心领神会，表示解理。他们向我解释为什么直至现在才来救我的原因，是在这以前，敌人还没有撤走。县委领导非常关心我的安危，嘱咐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我营救出来，可是敌人天天在搜山，他们无法上山来，一直等到现在敌人全部撤走了，他们才上山来的。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使我很受感动，也增强了我战胜死亡的信心。”
  王大姐所经历的这段故事，波澜起伏，扣人心弦,主人公的难以卜料的命运，不断地把我紧张的思维推向新的高峰。随着她的命运向着好的方面转折，我那高度紧张的心绪，现在也开始平和下来。然而，她的伤势这么重，后来又遇到哪个“华佗”，采用什么“神丹妙药”，把她的伤治好了的呢？
  王大姐喝了一口茶，又向我叙述了一位“神医”给她治伤的故事。
  “我们的同志把我抬下山后,立即把我送到居住在山脚下的一位草药医生的家里。我已记不住这位草药医生的姓名了，大伙都亲切地称呼他‘王大伯’，他年约50多岁。他热情支持革命，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他懂得治疗枪伤、刀伤的祖传秘方，过去我们有不少在战斗中负伤的同志，都是请他给治好的。我被送到他家里后，他便仔细地给我检查伤口，当他发现我身上有几处伤口已经受感染而化脓，并长了蛾子，便摇了摇头说：‘太晚了，为什么现在才送来！'我们的同志给他解释，当他知道我负伤后，一个人在山洞里躺了7天7夜时，很受感动，连声感叹地说：‘姑娘，你真是了不起啊！'说完，便提着一个竹篮子到山上采药去了。晚饭前，他把采回来的一大堆草药放进锅里煮成水，然后在我的伤口上使劲地把里面的脓水挤压出来。他还用消过毒的竹片把我伤口上腐烂了的肉一点一点地刨掉。他怕我受不了，便一边工作，一边给我讲古代的华佗如何给病人治病的故事，以分散我的注意力，减轻我的痛苦。尽管如此，他每挤压一次脓水，刨掉一次腐烂的肉，我的伤口就痛得钻心透骨。但是，我一声不吭，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王大伯见我痛得满头满脸都官着冷汗，感动得两眼湿润了。我对他说：
  ‘大伯，我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什么苦难都经过了，你不必担心，我承受得了。'王大伯亲切地望了我一眼，说：‘姑娘，想不到你这样坚强，少见，少见啊！'王大伯把我伤口里的脓水挤压出来后，便用煮过的草药水给我洗涤伤口，再把药粉撒在伤口上。他每天都这样给我治疗一次，还给我内服消炎的中草药。在王大伯的精心医治下，伤口在一个多星期后就出现了奇迹，9处伤口全部长出了肉牙，有的已开始愈合，真是华佗再世了！”
  王大姐顿了一下，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脸上出现了笑容。她为自己战胜了死亡感到非常高兴，也为王大伯以高超的医术治好她的伤，表示了深沉的感激和怀念。
  “我就这样顽强地活下来了。在一个月以后，我的身体康复了，重新走上了战斗的岗位，人们到处传颂着这个奇迹，庆幸着我的新生。然而，我却时刻地牢记着：这是党和革命群众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并且以此为动力，在以后的艰难的革命征程中，不屈不挠，英勇奋战，直到革命胜利。”
  我的访问结束了，但是，王大姐谈话的余兴并未就此而消失。她仿佛还想得很多很多，还想对我说什么，然而，我不想再占用她这么多的时间，她该休息了。我合上笔记本，本想把她刚才所谈的一切，作一番粗线条的整理，希望从中寻找到对我们年青一代有鼓舞教育的宝贵的东西。可是，我现在巳深切地体会到，不必费那么大功夫了，在我的笔记本里所记下的每一件事，每一句活,不都是有教育意义的宝贵的东西吗？我想，历史是人类充满激情的创造。但是，如果没有象王大姐这样舍生忘死的革命老前辈，没有象她这样充激情和信念的一代英雄，历史将不会这样书写，是他（她）们创造了历史，创造了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