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传奇式的故事
  第一次听到刘秋菊同志英勇斗争的事迹，是1940年在雷州半岛的小渔村里。那时我们正在等候船只，要越过日寇的海上封锁线到琼崖敌后打游击去。
  夏天，天气非常闷热，为了避过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白天黑夜都关在黑暗低矮的石头房屋里，央着交通员陈大贵给我们讲海南岛革命斗争的故事。老陈是个老海员工人，又是个老党员，经历丰富，故事又多又生动。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们：“你们听过刘秋菊的故事吗？”
  说来也惭愧，参加革命几年了，和海南岛虽是一海之隔，刘秋菊这个名字却是第一次听到。
  我们还来不及回答，一个归国华侨青年却抢着说：“你说的是'飞将军'吗？”
  “是呀！正是说她！”老陈兴奋地回答。
  “老陈，你快说啊！那位青年非常激动，“刘秋菊的名字，在南洋华侨中流传得很广呢！”
  老陈就给我们讲“飞将军”的故事。
  刘秋菊同志是个老党员。有一次，她和一位男同志被白军包围在一座山林里。敌人有100多人，他们只有两个人两支枪。但是他们却非常勇敢坚定，利用山林的复杂地形和准确的枪法。打退了敌人多次猛扑，杀伤了许多敌人，从黄昏坚持到半夜，最后从荆棘沼泽中突围出来。在他们突围之前，还利用敌人的弱点，使前后围攻的匪军互相打起来。敌人打了大半夜，死伤几十人，才知道刘秋菊他们“飞”走了。又一次，刘秋菊和交通站的两位同志被一个连的匪军包围在一所房子里，时间是在中午，突围已不可能，他们利用房屋坚固的条件进行防守，从中午一直打到晚上。敌人是非常疯狂的，机枪扫射、火攻，从屋顶投手榴弹。两个男同志牺牲了，刘秋菊拿起战友遗留下来的武器，坚持奋战。最后利用敌人吃夜饭进攻稍缓的时候，从屋顶爬出来，经过相连的房屋，逃出敌人的包围圈，愚蠢的敌人，直打到天亮，才发现刘秋菊又“飞”走了。
  老陈继续说：“秋菊同志不仅英勇机警，而且群众关系特别好，她常常是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脱险的。”他又讲了下面几个故事。
  有一次，刘秋菊等4人正在村里工作，这个消息被敌人知道了，他们派来了一、二十个团丁，把小村子包围了。他们和敌人作战许久。两个同志不幸牺牲了，另一个同志看看势头不好，正待冲出去，也被打死了。这里就剩刘秋菊一个人，她想：冲出去不是办法，得想法子躲过敌人。她马上向村子的另一头转移。走到一个群众家里，看见这家主妇正在奶孩子，她低声地对妇女说了几句话，把身上的衣服脱去了一件，把枪收好，接过孩子航喂奶。敌人听不见枪响，便冲进村子里，到处搜查，当走过她身旁时，她马上在孩子的腿上拧了一下，孩子哇哇大哭。敌人问她：“见到一个穿黑衫的‘共产婆’没有？”她用手指着一个方向说：“我看见一个人从那边跑了。”说罢，她拍拍孩子说：“不怕，不怕，这是抓‘共产婆’的。不怕,不怕！”匪兵万万想不到她就是要追捕的“共产婆”，便匆匆忙忙的追出村去了。
  又一次，也是在大白天，她在路上遭遇敌人。这是平原地带，躲是不行了，打也不是办法。敌人紧紧地追着她。她既不绝望，也不慌张。走到一处地方，看见这儿的妇女们正在插秧，她马上脱去外面的衣服，把它踩在烂泥里，就走在妇女们中间，非常熟练地插起秧来。敌人追来了，向妇女们问道：“一个穿蓝衣服的女人走哪条路去了，”妇女们说；“刚刚走向前面的大道。”匪兵走了后，刘秋菊才直起腰来，挑着一担秧苗，很自然的脱险了。
  我们这些听故事的人，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一部分是在蒋管区搞地下党工作的，一部分是从海外回国的华侨。大伙受到革命锻炼很少，对革命的认识也很模糊，但是都有一颗火热的心，都希望为祖国为党献出自己的青春。因此，听了刘秋菊这个女英雄的传奇式的故事，受到很大的鼓舞，对于自己面临着这场严重的考验，便镇静得多了。我们登上小帆船潜渡去海南岛的那天晚上，虽然暴风不停、白浪滔天，而且在敌舰的探照灯下和巡逻艇的马达声中前进，可是，我们却觉得身上充满着力量。
  第一次相识
  到了海南岛的游击区，我有一股强烈的愿望：多想见到刘秋菊同志啊！
  那时候，琼崖纵队在西部的琼山、澄迈、临高三县边界美合山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我被分配在报社工作。每天，我工作完了以后，就到处走走。中共琼崖特委、琼崖总队、总队部、政治部都在这里，还有党校、琼崖抗日公学、随营军政学校、合作社、医院、商店等等。一天晚饭后，照例跟着几位同志到政治部走走。我刚学会几句琼崖话，一路上和熟悉的不熟悉的男女同志打招呼，心里非常惬意。当我们沿着到合作社那条大路走时，在斜坡上碰到一个背着孩子的中年妇女，她站着微笑地向我们打招呼，我学到的几句活都用上了。她走了以后，陈说同志带点神秘的口气问我：“你知道她是谁吗？”我说：“不知道。”老陈有点激动地说:“她就是刘秋菊同志！”
  老陈的话，把我吓了一大跳。原来刘秋菊同志就住在我们宿舍附近一间小瓦房里，我早见过了。她经常穿着一套黑色土布便衣，拖着一对木屐，抱着一个才两、三个月的女孩。家务事都是自己干，还经常见她开荒种菜，养鸡养鸭，唯一不同的，就是她经常佩着一支勃朗宁手枪，在战争中，这也不是奇怪的事。我原来以为她是个家属。有一次，没有开水喝，我拿着茶缸到她家里，比手比脚说了半天，当她弄清楚我的意图以后，非常亲切地让我坐下，给我冲了一茶缸浓郁的红茶，还问了我好些话，可惜听不懂，只好向她道谢走了。又一次，我开始尝到打摆子的滋味，那天同志们都出去听报告去了。我盖着一条毡子躺在床上打颤，嘴里忍不住直哼哼。她在隔壁听到了，赶忙给我搬来一床棉被盖下，给我熬了一碗姜汤，还找来看护员照顾我。这种母亲般的关怀体贴，使我非常感动。但我万万想不到，她就是我渴想一见的刘秋菊同志。在我想象中的女英雄，应该是骑马横枪，驰聘战场，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人，不会是个平常人，更不会干平常事。
  后来，老陈告诉我，刘秋菊同志刚生了孩子，身体不好，领导上让她休养。那时候，我们的经济非常困难，从党委书记到每个战士，每月只有5毛钱津贴费，生活上的一切都靠自己动手。秋菊同志就这样半休养，半参加劳动。从此以后，我再不敢到她的小屋子去要茶要水麻烦她了。甚至病了也不敢哼哼，恐怕她听见。只想快点学会琼崖话，向她学习。可是她这个人是非常敏感的。有一次，她找上门来了，并且找了个翻译跟我谈起话来。
  “你为什么不上我家玩去？”
  我红着脸，不知如何回答她。
  “你们这些念书人是不是很封建？”她微笑地说，“论年纪，我可以当你的大姐，甚至可以当你妈妈，你怕什么呀？”
  “不是这个。”我极力分辩，并且把我的心情照直说了。
  她开朗地笑起来，“你以为我是什么英雄吗？”接着，她充满热情地说，“你们飘洋过海来这里工作不容易呀，又没有经受过这种生活，有什么困难该和同志们说说。我呀，旁的什么都没有，热茶热水总是有的，别不好意思。”
  她临走时还说：“你要长期在这里工作，得首先学会本地话。”
  这些话听来很平常，但对一个未经过严重考验和锻炼的青年，却感到无限的温暖和鼓舞。从此以后，在她的面前，我再不感到拘束，虽然语言听不懂，用手比划，总谈上几句。
  艰苦的转移
  1940年12月17日,蒋介石留在敌后专门对付抗日进步力量的“游劫队”，勾结日寇，突然袭击美合山区。我们党为了保存抗日力量，坚持长期抗战，在给反动军沉重打击以后，便忍痛退出刚创立起来的根据地。
  因为事出突然，我们的机关团体学校等都匆匆地撤到附近大山里。我们这些念书人在撤退时，虽然行李简单到只有四件头（小包袱、军毡、公文袋和席子），却拿了这件拿不了那件。天刚黎明，在枪弹乱飞中，就看到了刘秋菊扎着一身行李；棉被、包袱、席子、水壶等等。少说也有好几十斤，还要背着个孩子，却很安祥。她负责照顾我们转移，瞧着我们收拾好了，才领着我们向山里撤退。虽然敌军离我们只有两里路，但有这样坚强的人在跟前，却增加无限的信心和勇气！
  美合山区是个人口稀少土地贫瘠的地区，我们的群众工作还没有做好，加上敌伪的夹击封锁给我们带来很大困难，首先是吃饭问题，开始时一天两顿还吃到三个饭团，后来只能吃到一个，最后一个也不能维持。我们党委机关100多人，一顿只能吃到两升米熬的稀粥，一个人分到那么一小茶缸，其它只靠芭蕉心和野菜充饥。我们这些人，大都是抗战前后参加革命的，未经过这样的生活，当时算是挺苦的了。可是瞧瞧刘秋菊同志，带着只有几个月的孩子也跟我们过着同样的生活！为了照顾娜红（小女孩的名字），她真辛苦，一天到晚做这件弄那件。因为饥饿，当妈妈的已经没有奶汁了，每天只能熬些米糊，一点一点给孩子喂下去！
  秋菊同志不只是关心自己的孩子，对我们这些生活能力差的念书人也很关心。她教会我们搭草棚，有个避风雨和睡觉的地方；她教会我们尝百草，寻找可吃的野菜、野果；她教会我们缝补鞋子和衣服。当然，她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最大的帮助，还是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一次，她问我们这种生活苦不苦？我们硬着脖子说：“不苦！不苦！”她摇摇头说：“你们说的不是真话，照你们的情况，应该说是很苦的了。”
  听着这种直率的谈话，觉得脸上有点热烘烘的。接着，她很严肃很诚恳地说：“我们是革命者，有自己的理想和目的，为了这个理想和目的来吃苦，什么苦都是可以忍受和克服的！”
  当时有些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才几年，读了几本理论书，自以为了不起，在困难面前，惊惶失措，说什么“革命失败了”，“现在是革命低潮的时候了”等等。秋菊同志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她说：“我没有文化，但我学到一件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要相信党，要依靠群众，10多年来我能撑得住站得起，就是依靠这一点。”
  不久，我军主力在突出敌伪的包围以后，已经在琼山、文昌、澄迈、临高、儋县打开了新局面，我们领导机关也决定突破敌人的包围，回到琼山、文昌老区去。在突围那天晚上，每人分到一个糯米饭团和一块牛肉，经过长时间饥饿和疾病折磨，同志们身体都很衰弱，不少人还是扶病上路。这一晚，要走60多里山路，而且细雨纷纷，路滑难行，不少人跌得象泥人。秋菊同志不但要走路，注意联络，还要保证〓红不要啼哭，这些她都做到了。我在出发的时候，正在发高烧，迷迷糊糊的一脚高一脚低的跟着队伍走。在通过一架大山时，我实在走不动了，但是，当我看到秋菊同志的身影在面前走过，听到她的充满热情关怀的说话，喝完她递给我的一杯开水，我终于战胜了疾病，和同志们一起到达目的地。
  在这一段艰苦的生活中，我看到秋菊同志对同志们深切的关怀，而且不论环境多么恶劣，都是乐观而自信，使我十分感动。
  鱼水关系
  我们回到琼山、文昌老区以后，反动军也就跟踪追来，在两面的夹攻中，战斗非常激烈。我军在广大入民的支援下，不但沉重地打击日寇，而且也给反动军以歼灭性的回击。国民党反动头子李春农被打死了，吴道南逃到大陆去了。我军从5个大队扩大到5个支队，抗日民主政权普遍建立起来，抗日根据地逐步巩固和扩大。
  1941年，秋菊同志担任了中共琼崖特委委员、妇委书记，又是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委员。那时候，发动群众工作，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她的工作详细情况我不大了解，但有几件事深深的感动我。
  秋菊同志是个又朴素又踏实的人，她既不会上台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也不会写漂亮动人的文章，但她有一手深入联系群众的本领。她到一座村庄去工作，马上就变成这个村庄的人，不是帮这家舂米，就是帮那家喂猪，要不然就下田做活，田里的活计和家庭事务她样样精通。她就在干活闲聊中，把情况摸得又细致又准确；群众中许多思想问题，也在干活闲聊中解决了。
  老区的群众，不论男女老少，很少不认识秋菊同志的。群众给她一个最亲昵的称号“姨母”。“姨母”来了，谁都想请她到家里坐一会，吃一点东西，说几句知心话。她每到一座村庄，要处理的事可真多：夫妻吵架要找她评理,找对象要找她出主意；有病痛的要找她问病；想参加革命的要找她拿主意；生活有困难的要找她想办法……。她对待群众就象对待亲人一样，非常亲切，认真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往往为了几把种子，为了一帖治风湿病的膏药，为了一张治月经不调的药方，跑了老远的路，忙碌老半天。
  有人对她这种工作方法不以为然，认为是婆婆妈妈的工作。但是群众却有另一种看法，在那激烈的战争日子，我们几乎是天天行军，有时一个晚上要换一、二个宿营地。群众在敌来我去的情况下，天未黑就关门闭户，不是十分熟悉的人，是不轻易开门的。秋菊同志就有办法；她到一个地方，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轻轻地叩门，叫一声房主人的名字，里面问一声：“谁呀？”她回答一句：“我是姨母呀！”门马上打开。群众为我们煮饭吃，替我们安排睡觉的地方，使我们得到休息。秋菊同志就是这样的人，群众把她看作亲人，到处都是她的家。别人不敢到的地方，她敢去，别人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她抢着去。甚至敌人正在驻扎的地方，她可以安然无恙地在那里工作和生活。
  有一次，我参加了琼山苏寻三乡的参军动员大会，秋菊同志也来了。这天晚上来的人特别多，附近几个乡也有人来。秋菊同志没有讲话，她在主席台上坐下来，不断向群众点头、微笑、鼓掌。会场气氛热烈极了。区上的同志估计有50人左右报名参军，可是涌上台报名的就有200多人。不断出现妻送夫、母送子、夫妻携手上前线的动人场面。当然，这些成绩应该归之于党；但是，秋菊同志在群众中的确有很大的号召力。我找不出适当的话来形容她和群众的关系。我觉得她回到老区以后，就象鱼归大海，任她自由自在地游泳翻腾。
  有一次，我和她谈到老区人民的觉悟，我对于老区人民节衣缩食甚至拚着自身性命来支援我军作战，很是感动。她告诉我，群众的觉悟不是天生的。在琼崖地区我们党从1925年以来，就在革命中进行过艰巨细致的组织和教育工作。所以无论在怎么困难的情况下，群众都是拥护我们的。她给我讲了她亲身经历过的两件事：
  就在1932年琼崖革命遭受挫折以后，这一带群众，在敌人的屠杀恐怖和欺骗宣传下，加上叛徒的无耻出卖和迫害，许多群众不敢接近我们，可真是苦极了，白天不敢下村庄，晚上去叩门，叩十户十户不开。在开始时，她也有点迷惑：“是否群众真的变心了？”有一次，在凄风苦雨中，他们几个人躲在一间破旧的祠堂里的供桌下，来了一对老年夫妇，他们俩烧香跪拜，喃喃祷告,希望神明祖宗保佑共产党，让红军赶快打回来，为他们报仇雪恨！秋菊和同志们心里乐滋滋的，赶忙出来见这对老夫妇。原来老人是红军烈士家属，儿子牺牲了。媳妇被反动派捉去了，房屋被烧了，这种深仇大恨是不共戴天的。老俩口弄清他们是真正的红军，知道他们好几天没吃过饭，就赶快回家给他们弄饭吃。
  又一次，她当交通员，带着10多个红军要找上级。当时环境恶劣，联系不上，又没有吃的，他们饿极了，到一家过去比较熟悉的群众家找吃的。在厨房里摸了半天，只摸到半钵红薯汤，他们喝了。第二次再来时，听到屋里主人在骂孩子；“死鬼，你要吃，就到厨房里吃。锅里有饭，柜里有咸鱼，不要闹了。”他们到厨房里一摸，果然如所说的。从此以后，他们一连去了好几次，不只是为了吃，主要是想打开这家人的门。可是屋主人也怪，天天给客人预备吃的，就是不肯开门。原来主人知道这些找吃的是革命同志，又怕他们不牢靠，所以不敢开门。经过秋菊同志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这扇门终于打开了。使秋菊他们进一步明白了，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最革命的阶层，有着最可靠的基本群众，他们的心是永远不会变的。
  苦水里泡大 党培养成长
  有个时期，我调到文昌地方党组织工作，后来又转到军队中去。和她再次见面时，已经是1943年春天了。
  这是一个艰辛的日子啊！反共投降军被我们打垮以后，日本鬼子亲自出马，调集了几支精锐部队，在琼山、文昌地区进行残酷的“三光”扫荡，抗日军民蒙受重大损失。从文昌的南阳乡到琼山的岭大乡，变成一片焦土，情况是非常严重的。而在这个时候，秋菊同志也遭到很大的不幸，她的爱人林茂松同志牺牲了。
  为了粉碎敌人的“竭泽而渔”的毒计，坚持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我们的军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敌人占领区进军。在离开老区前几天，我到了演丰乡，在那里见到了秋菊同志。
  瞧着她那消瘦苍白的面孔，我想起林茂松同志。他是琼崖纵队的一个大队长，作战十分勇敢。他的牺牲，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找不出更适当的语言来安慰秋菊同志。
  但她还是那样镇静安祥，自制力是惊人的，大概是瞧到我那副难过的样子，她充满自信地说：“不要安慰我，不要替我难过，我经受得住，更大的打击也受得住！”
  她让我解下行李，洗了个热水澡，吃了一顿饱饭，安置我睡了一个舒服的觉。这两个月我已经没有解过行装，白天忙着对付敌人，晚上又要开会和行军，一天的饭食，都在晚上吃完。这种关怀照顾，实在感到无限的温暖。
  演丰乡的环境也很恶劣，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红树林里度过。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我们谈了很多。这时候，我称得上是个本地人了。没有语言隔阂，也谈得很畅快。
  “姨母，你简直是铁打的。”有一天，我不无感触的对她说。
  “瞧你说的！”她很矜持地说，“我呀，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是党培养教育我成人的。”
  不待我的请求，她告诉我她的全部身世。
  公元1899年，刘秋菊同志诞生在海南岛琼山县塔市乡福云村的一个贫苦家庭里，她从小就父母双亡，只靠一个年纪比她大几岁的姐姐抚养。既无田地，也没有其他营生。
  姐妹俩相依为命。潮退了，到海边捞点鱼虾；收获季节，到田里捡些稻穗薯芽；有时到盐田里扫点盐，到红树林拾点枯枝，就这样半饥半饱地过日子。她十二、三岁时，姐姐出嫁了。她就替地主放牛，帮有践人家干点活糊口。苦难的生活锻炼了她的坚强性格和独立生活的能力。
  16岁的时候，姐姐作主把她嫁到岐山村一个姓郑的人家。结婚并没有摆脱苦难的生活，姓郑的家也很贫苦，丈夫、婆婆待她很不好。结婚不到两年，丈夫跑到南洋去了，婆婆和小叔子跟她分了家，让她独自生活。她替人家挑盐挑鱼到市镇去，换点气力钱。这里距离县城、海口市只有几十里，打零工的机会多，生活虽然苦，还可以维持。当时，象她这样从事劳动的妇女是不少的，许多妇女都喜欢跟她搭伴出入。有一天黄昏，她和几个妇女从市镇回来，在荒僻的山坡上，一个搽黑脸的匪徒拦路抢劫，同伴吓得赶忙把银钱拿出来。她瞧着这个匪徒只有一把尖刀，便拿起扁担向匪徒劈去。这个匪徒挨了两扁担，吓得丢下财物逃命。她抡起扁担就追，同伴们也鼓起勇气跟着追，把匪徒赶了好几里地。
  那时她的精神上是很痛苦的。丈夫一去便杳无音讯（后来知道他死在南洋），婆婆整天指鸡骂狗，冷言冷语使人受不了。
  1925年的冬天，海南岛掀起了革命高潮，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到了农村，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反封建的斗争。秋菊同志参加了平民夜校。加入了农民协会和妇女解放协会，听到了许多新的从来没有听过的道理，知道了妇女要和男人一样平等，劳动者应该是生活的主入。特别是她亲眼看见不可一世的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村，许多封建规矩被废除，愁眉苦脸的农民都扬眉吐气。她自己呢，过去人们叫她“福云嫂”，现在大家叫她“刘秋菊”了，发髻剪了，婆婆不敢骂她了，村里人不敢奚落她了，挑担到县城和海口市再不怕挨打挨骂了，可以昂头阔步在马路上走了。
  不久，蒋介石叛变了，1927年4月21日，海南岛开始大屠杀。她看到自己敬爱的夜校老师和农会干部被惨杀，土豪劣绅又回到村里，许多农民被吊打罚款，弄得倾家荡产，许多妇女被迫留起头发。婆婆和小叔子不但辱骂她，而且扬言要卖掉她。这次她不害怕他们了，气愤地跑到山里去，找到一位农会办事处的干部，她知道这个干部是共产党员。见面后二话不说，劈头一句话就问：“我要参加共产党，你们要不要？”在大屠杀恐怖中，一个农村妇女这样坚决地要求参加共产党，他听了又高兴又激动。他只问了她一句话：“你不怕杀头吗？”她非常干脆地回答：“怕杀头还来找你们吗！”就这样，秋菊同志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她在红军里做过炊事员、护理员，闲下来就替战士们缝补衣服，那时她第一次感到象人一样生活，心情舒畅极了。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她懂得许多革命道理，觉悟更加提高了。就在这年10月，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她调到琼山地方党组织当交通员，她路途熟，行动机警，组织性强，不久就成为一个出色的交通员。这年5月，她在出发途中被白匪军逮捕了，敌人问她：“哪里有共产党的组织？你说了，可以让你自由。”她不说，又问她：“谁是共产党员？”她也不说。敌人以为她是个女人，总熬不过重刑吧，就用竹签戳她的手指。十指连心，她咬牙忍受着，当敌人把签拔出来时，血和肉都被拉出来了，她痛得昏死了过去。敌人又在她的头上浇冷水，她醒过来了，还是一句话不说。敌人用电刑、水刑、老虎凳等残酷的刑法来折磨她，从她的口中，还是得不到一个地址，一个人名。敌人面对这个钢铁般的女战士，真是毫无办法。敌人以为硬的不行，来个软的，就劝她嫁给一个反动军官，只要她答应，就可以放她回家。她坚决地拒绝了。
  监狱里关着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给她不少的鼓舞。经过这次考验和锻炼，她的革命意志更坚强了。1930年她出狱后，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党组织。她又下村子里去发动群众，群众爱戴她，听她的话，她通过姐妹、亲戚的串联，把一些村子的工作很快地恢复起来。这时琼山县成立工农民主政府，她被选为委员。
  她在琼山一带，对地方情况熟悉，对群众熟悉，县委就派她在红军中工作。红军作战，她常常是向导，表现得很勇敢。1932年国民党派了一个警卫旅来海南岛镇压革命,革命经历过一个很艰苦的阶段。秋菊同志紧紧地跟着区委走，经历了无数次的恶战苦斗。在党的培养与教育下,她成为一个坚定、勇敢、机智的革命战士。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秋菊同志在领导机关工作，她以中共琼崖特委代表之一的身份，参加国共合作机构党政处工作。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摩擦,我们的代表就撤退了。1941年，她担任琼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委员。1942年又任中共琼崖特委委员,妇委书记，一直到1949年。
  永垂不朽
  1946年的秋天，秋菊同志和我一起回司令部:去补她的身体很弱，翻过定安县那几架大山时，不断地停下歇息，但精神仍很昂奋。在路上她告诉我：“你可知道回去干什么？我们要进军五指山了，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怀我们，要我们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迎接全国大反攻，这回咱们得好好干，就是把骨头埋在五指山也是值得的。”
  1947年的夏天，我军又进军五指山，并且把最大的力量投进去。秋菊同志参加了这次进军，也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进军。
  这次进军，不但是山高岭陡，水土恶劣，而且黎族、苗族地区长期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剥削摧残下，到处一片荒凉，活着的人们都陷在饥寒交迫中，人们都靠着野菜充饥，十五、六岁的大姑娘，也是赤身露体。我们的战士因得不到给养，常常是饿着肚子作战。秋菊同志揩着眼泪对战士们说：“凭着这一点，我们不消灭蒋介石反动派，就不配叫做革命者！”
  经过一年多的反霸斗争、土地改革和发展生产，黎族、苗族人民有吃有穿，而且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也有了真正的革命根据地，有了人民的全力支援，军队得到休整补充，队伍一天天扩大。
  但是，秋菊同志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健康受到很大损害。1949年春天，她病倒了。她的病，当时没法诊断出来，不是胃溃疡就是胃癌。不能吃东西，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但是她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她一直支持了大半年。那时她是琼崖民主妇联筹委会主任，还参加一些会议和工作。
  在她病重的日子里，我去看过她。有一天，她特别高兴，话也多，问这问那，各种消息都想知道。她抓着我的手悄悄地说：“解放大军快要打到广东，快要渡海了吧？我真想看到这一天啊！”
  可惜她没有等到这一天，8月24日下午4时，她阖上那双火辣辣的眼睛，结束了她光辉的生命！
  安息吧，姨母！在你的墓地旁边，巳经建起一条平坦宽阔的公路，每天多少辆解放牌汽车飞驰而过，多少英雄好汉从你身旁奔上保卫和建设祖国的岗位。他们可能不知道你长眠的地方，可是他们知道今天的五指山，今天的海南岛，今天的祖国是怎样缔造起来的！他们更知道如何珍爱她，保卫她，建设她！
  （选自广东人民版《一代英姿》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