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鏖战琼文
  一九四二年是一个难忘的年头，抗日战争进入极其艰难困苦的阶段。琼崖成了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基地。他们叫嚣“海南岛是太平洋上永远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因此，日寇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强化治安，建军用飞机场和军港，修建铁路、公路，开矿山掠夺我宝藏资源，加固据点碉堡，加紧对我抗日地区进行封锁扫荡，妄图消灭我抗日独立队。
  一九四二年春，国民党琼崖行政专员邱岳宋、守备司令王毅、保安第六团团长杨开东、保安第七团团长董伯然和汉奸何定之一伙，从秘密勾结到进一步公开投靠日寇，签订了“划地分防，共同防共”的协定。从此，国民党行政人员穿上“皇军”的制服，挂起“维持会”的招牌；国民党反动派的游击队和保安团也公开和日寇来往。日寇的特务头子石佑保公开出入王毅的司令部；王毅的代表却是琼崖伪军司令詹松年的座上宾。至此，形成了日、伪、顽紧密勾结，妄图消灭我军，摧毁我抗日根据地的险恶局面。
  这时，纵横不到百里的琼文抗日根据地，天上乌云密布，地上硝烟弥漫。日寇和国民党反动军队摆开架势，把我特委、琼崖东北民主政府、独立队总队部和我军主力第一、第二支队所在地琼文腹地，包围了起来。国民党反共顽固军从西南部的旧州、益来、谭文、甲子、大坡、中税、福昌、迈号等乡，拉开了封锁线，还在一些重要村庄，如牛脚和椰子寨等地建立了据点；日伪军大力增兵海（口）文（昌）公路沿线的灵山、美蓝、三江、大致坡、潭牛、文城，甚至派遣精锐兵力，插入我根据地中心区的琼山树德乡龙马坡①、龙发市和文昌县大昌乡东路村②建立据点，把我琼文根据地划成两段，然后，陆空配合，大举扫荡。
  为了粉碎敌人的分割扫荡，特委和总队部政治部先后发出指示，号召全体军民要以胜利的战斗行动来迎接红五月和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一周年。我全体抗日军民当即行动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扫荡。我第二支队先把从东南面逼近我区的国民党顽军之迈号、牛脚、椰子寨和南阳之荔枝统等据点拔除，大量消灭顽军，迫使其后退；再回过头伏击和袭击进驻东路之日寇，破坏其修路和建据点。我第一支队则在大致坡至龙马坡连续打击敌人，毁桥梁，断公路，在永兴桥和下路桥连续伏击日寇，均取得杀伤敌人的重大胜利。这一来，迫使深入我龙马坡和东路之敌不敢轻易出动，只得龟缩据点之中。我们领导机关经常活动于树德乡之山心、下田、东湖、石榴田、新湖等村庄，距龙马坡之敌不到十华里，夜间还点起汽灯集会演戏。日本鬼子在炮楼上发现灯光，只得乱打枪炮壮胆，却不敢出门半步，拿我们没有办法。
  有一天看完琼剧，冯白驹同志高兴地对我说：“敌人不敢出，我们就要去找它。打到县城市镇去，捞些武器弹药、布匹日用，解决困难；还要准备扩大部队，你看行不行？”我一听十分同意。两个人商量到下半夜后，把新的军事行动决定下来，随即命令第一、二两个支队主力，向海（口）文（昌）公路沿线出击，同时通知西部之琼（山）澄（迈）边区、临高、儋县和东部之琼（东）定（安）、乐（会）万（宁）等地我军采取相应行动，形成全面出击之势，牵制打击敌人，配合琼文地区的反扫荡。这一军事行动，又取得了辉煌战果。我第一支队先后攻下灵山、美蓝、塔市、大致坡等市镇，并派一个大队西渡南渡江到琼山西部之新坡、咸凉、石桥、大桥等地进行伏击和袭击活动，歼灭了大批敌伪军；第二支队则先袭击文昌县城北门，后又攻下文北重镇锦山，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一全面性的作战，打得敌人顾此失彼，约计消灭日军二百多人，伪、顽军三百多人，击毁敌军车五辆，缴轻重机枪十挺，步枪手枪二百多支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接着，特委决定，在全琼范围内，为庆祝“五一”劳动节和纪念“七一”，开展扩军运动。我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通令全琼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以及根据地的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抗日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全面行动起来，动员青年上前线。一时间，到处是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兄妹携手参军上前线的动人情景。这次共有三千余名青年男女参加到我军中来，大大充实了我军的力量，为后来粉碎敌人残酷的蚕食，作了准备。
  一连吃了败仗的日军中将司令伍贺，气恨交加，绞尽脑汁，又制订了一个穷凶极恶的蚕食计划。他还亲自出马，调集了五个警备队六千多人和五千多伪军，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开始向琼文根据地蚕食扫荡。他们先加固东路、龙马坡据点，接着又在文昌县南阳乡金花村和琼山县道崇乡昌哈村驻扎重兵，继而在琼山之土桥、四六桥和文昌之三更等地再建立据点，构筑工事，架桥修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把我琼文根据地分划成几个小块，然后，陆空军配合，分进合击，并采取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情况十分危急，我琼文抗日根据地军民面临严重考验。六月十五日，我特委和总队部领导机关隐藏在琼山县树德乡排云山里，遭到两架敌机轮番轰炸。一颗重型炸弹正掉在离我和冯白驹同志不远的地方，一声巨响，树断土飞，烟雾滚滚。不料，我们的电台被炸毁了，这是周恩来同志委托廖承志同志从香港买来的，我们在途中经过了无数周折才带到琼崖来，是我们和党中央取得直接联系的唯一通讯工具。我抚摩着被炸毁的电台，真是心如刀绞！早在“美合事变”时，我们已失去了那部手摇收发报机，后来就只剩下这一部电台了。这电台一毁，我们就再也不能和党中央取得直接联系了，因此，冯白驹同志也和我一样难受。他不顾敌机仍在我们头顶上盘旋扫射，指挥警卫部队把伤亡的战士处理好，然后对我说：
  “老庄，不要难过了，敌人狂轰滥炸，专找大山林，我们得想办法，通知部队分散作战。这次敌人的行动，不象往常的扫荡，我们要充分了解敌情，及时采取措施，打击敌人。”
  从整个形势看，我完全同意冯白驹同志的估计。我向他建议，用特委或总队部的名义向部队发个指示。他点头同意，立即找特委几位同志研究，并用特委的名义，及时发出《反蚕食斗争的指示》。指示中规定我军的主要任务是：普遍展开游击战，粉碎敌人的蚕食扫荡，保卫抗日根据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根据特委的指示，我第一、第二两个支队的作战活动，采取分散对敌集中，部队主力化整为零，以班或小组为单位，由于部带领，每天分头埋伏于敌人可能经过的村边、路上、桥头、田坎等处灌木丛中，迎击敌头，侧击敌中，尾击敌后，使敌人找我主力纵横合击的战术遭到破产。敌人每天从各个据点出来，一路上不知要遭我游击小组多少次打击。而我军每个连队派出五六个，七八个、甚至十多个游击小组，每天每个小组最少要求打死一个敌人，、积少成多，合计起来，战果就十分可观。我第一支队第二大队的游击小组，一天粗略统计，、就杀敌四十余名。这样，敌人每天早上飞机、坦克、、大炮排成行的出去，晚上便抬着死尸窜回据点。半个月过去，敌人不但找不到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相反却伤亡惨重。
  敌人大摇大摆分进合击失败后；又采取多路并进的战术来对付我游击小组。、我军得悉后，及时改分散活动的游击小组为以排为单位相对集中，互相策应，以大吃小的打法，很快又打垮了敌人多路并进的进攻。、后来，敌人发觉了我军多在拂晓时出动，便改为夜间提前于我游击部队出伏之前离开据点，、并且以分散对付我分散。而我军战术改变一时不够迅速，因此被分割开来，联络不便；我游击小组一打，敌人几个游击小组立即围了过来，使我军受到了一些损失。
  十月间，特委又发出《反蚕食斗争再指示》，要求我军及时研究敌情，总结经验，根据敌情，灵活地采用各种游击战术，保存实力，杀伤敌人，一般的应改为日伏夜出的作战行动。我军坚决执行特委决定，日间分散隐藏于灌木丛中，夜间便到敌据点门口和交通要道迎击敌人。至此，敌人的分散对分散，夜间偷袭的阴谋又遭失败。
  当时，特委曾决定由我和吴克之同志当正副指挥，从主力部队抽八百多人组成一支野战军，计划集中歼敌一部。但因地区狭小，敌人交通方便，陆空配合紧密，我不易找到有利战机，不久便解散野战军，改由各支队为单位相机打击敌人。
  由于敌人不断疯狂进攻，又实行“三光”政策，先后用“张网捕鱼”、“戽水捕鱼”、“虱篦战术”等战术对付我们，造成我军活动的困难；时间一长，我队伍战斗和非战斗减员相继增多。尽管如此，我军广大指战员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英勇作战的精神是十分可嘉的。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在平原游击作战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创造了很好的经验，特别是张博飞带领的游击小组，打出了我军的威风，至今令我难忘。
  平原游击
  一天夜里，大队长符大千命令小队长张博飞、冯位才、李永孝、肖焕耀等率领六个游击小组，带上饭团，马上出发，打击深入我琼山县道崇乡昌哈村之敌。在游击小组出发前，符大千对大家说：
  “同志们，今天我们交给你们六个游击小组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要你们出去打一次‘连环仗’。你们要密切配合，互相支援，狠狠地给敌人一家伙，一定要打出个好样子，让大家学习。”接着，符大千把大家叫到跟前，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个圆圈和两道波纹说：“你们来看。”战士们看惯了符大千画的地形图，知道他画的是一个标示着昌哈村和该村东北方向那两条鬼子出动时必经的道路的线路图。但符大千怕战士们不理解，又进一步加以说明道：
  “昌哈村西南是一片大田洋，敌人是不会从那边经过的。他们出动一定要经过这两条道路，所以，你们六个小组，今晚编成两个大组，分别埋伏在这两条路上。具体的打法是：先派一个小组推进至村北路口，当敌人一出村，就迎头打它，边打边向第二小组埋伏地区撤去，待第一小组越过之后，第二小组接着拦腰打击一阵，然后朝第三小组方向撤……”符大千交代完毕，直起腰来，呼了一口气，继续说道：“这就是总队部介绍兄弟部队的新打法。你们熟悉这一带地形，先打一仗，摸索经验，做个样子，再向全大队推广。”最后，他向新任大组组长的陈有端和张博飞交代了部队完成任务后的集合地点，便命令部队出发了。
  夜，静悄悄的，四下潜伏着千危万险，空气中飘荡着焚烧后的火焦味儿。张博飞带着一支轻便小队，拉开距离，披星戴月，轻装前进，天亮前便摸到昌哈村北的大路口上。他们按照大队长的指示，分组埋伏，伺机击敌。
  前些时候，日寇多在上午八九点钟才出村扫荡，这几天却提前在天蒙蒙亮就出来了。今天也是一样，当东边天脚刚刚出现鱼肚白时，村子里就传来了日寇叽哩咕噜的喧闹声，接着又传出了坦克开动的轰隆声。
  这时，张博飞已经把队伍布置好，自己回到了第一小组的位置上来。他又一次检查了第一小组的准备情况，反复地指明撤退路线和相互掩护撤退的次序，然后选择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趴下，把自己那支德国造的七九步枪，轻轻地从江棯树丛里伸出去，枪口对准那条横跨一块百多米宽稻田中间的窄窄的牛车道。
  天放亮了，牛车道的那头，出现了鬼子的队伍。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大摇大摆地顺着牛车道走过来。他们神气极了，目中无人，毫无戒备。
  “好呀！狗东西，今天你不啃泥巴也要请你吃‘枣仁’！”张博飞看见这股敌人又气愤又高兴。他目不转睛地监视着敌人，轻声地对同志们交代说：“大家沉住气，以我的枪声为号！”
  日寇先头队伍，象蜗牛的触角一样，就要伸到张博飞他们眼前那个小土墩的田坎边了。张博飞轻轻地摆动枪口，对准鬼子队伍中最密集的地方开枪。“砰”的第一声枪响后，紧接着是第二枪，以后就是噼噼卜卜的响了一阵枪。
  枪声一响，敌人不知所措，一时愣在那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待他们看到自己身旁有人纷纷中弹倒下了，才象被捅了窝的黄蜂一样乱哄哄地散了群，慌乱地向两旁散开。但由于地形限制，迫使他们挤成一团，又挨了我们几颗朝脑瓜子掷下来的手榴弹。
  就在这时，在对面坡的田坎上，有一个日本兵向四面打着旗号。村中立即出来了另一股日寇，狼嗥鬼叫地从后面包抄过来。
  “打掩护弹！”张博飞命令道。接着，几个用辣椒粉、石灰配制的土手榴弹在牛车道旁炸响了。一股带着辣味的浓烟散开，日寇被呛得眼泪鼻涕齐下，直打喷嚏，不停地咳嗽着；当敌人清醒过来时，张博飞早已带着第一小组退过第一道坡梁。但村西头过来的鬼子亦拔足狂奔，想抢先卡住张博飞的退路，从东北角边也有一股闻声而来的敌人向张博飞他们围拢过来。
  “别慌！”张博飞沉着地对战士们说：“跟我来！”他们迅速地跑下低地，顺着田坎，借着灌木林隐蔽地朝东跑下去，因为东边那股敌人动作慢一些，还没有形成口袋。就在这时候，西边打响了。枪声传来，张博飞知道陈有端带领的第二大组已经把西边那股敌人拖住了。
  当敌人追赶张博飞他们至一片海棠树林子时，那里突然响起了第二小组打出的枪声。日寇被拦头一打，只好停下来，瞪着眼看着张博飞他们消失在远处。第二小组打了一阵，又把日寇引向第三小组的伏击位置。……
  整个上午，坡野上尽是枪声，我们游击小组和敌人象走马灯似的在赛跑。到中午时分，敌大再也不敢小股分散追击了。他们凭着坦克开路，一股股地一字摆开，象梳头似的梳过那坡野上的灌木林和海棠树林，天上还来了两架零式飞机，擦着椰树梢低空扫射，嗷嗷叫着唬吓人。敌人越来越多，三江、高鸡坡、龙发岭等据点的日军，都纷纷向昌哈村驰来，一直到太阳下山，敌人还在坡野上乱叫。昌哈村周围烈火冲天。日寇见村烧房，见人开枪，大地被日本侵略者蹂躏得血迹斑斑，烟火冲天。
  张博飞打了一天游击，又饿又累，带着第一小组的几名战士，赶赴预定的集合地点。可是在那里，已经找不到了中队和大队，也找不到自己那两个小组了。“难道部队转移了？或者出了意外？”派出去联络的人失望而回，这一带的几个交通站都被敌人破坏了，因而找不到大队的消息。
  战士们十分疲困和饥饿，但身边没有吃的，有的战士伏下来饮田水充饥。“哎呀！”一个战士嘴皮上沾住一条水蚂蟥，吓出一声惊叫，却立即招来一阵机关枪的扫射。“一切都明白了！”原来鬼子在附近山坡上埋伏着。张博飞迅速判断了一下敌情，随即把大家带到坡野上去找自己的队伍。到了下半夜，好不容易才找到第二小组的同志，从他们那里知道，第三小组已和陈有端那个大组会合了。
  经过了整天战斗和半宿的行军，战士们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响得更凶。当他们经过一条乡村时，有位战士提出进村找点吃的。
  村子里有火光闪烁着，隐约传来叫猪的声音。张博飞想：到村子里去找老乡问问情况也好。但为了慎重起见，他先把队伍带到村外树丛中隐蔽起来，然后自己爬上一棵靠近村庄的椰子树顶，向村里了望一番。一阵风送来呛嗓子的火烟味，他看到村里有一处地方闪烁着亮光，很多人影围绕着火光走动，阵阵的叫猪声刺耳地响着。张博飞心想：这一带村庄，喂猪是女人管的事，从来没有男人叫猪的，这里面肯定有文章。他从树上滑下来，带领两个战士小心地抄小路摸进村子。原来是一群日本兵围着一堆火光在烤猪肉。
  “你赶快去把情况通知外面，”张博飞对一个战士交代说：“让我跟小江去捅它一下！”
  张博飞带着战士小江，继续摸到离日寇不远处，敏捷地向敌人扔出几颗手榴弹，又打了一阵枪。敌人遭我突然打击，顿呈慌乱，待到清醒过来时，便慌忙向周围打枪报警。但是张博飞他们早已撤走了。
  他们在附近坚持游击了几天，终于与咸来乡交通站联系上了。交通站转来了大队长的命令，原来敌情发生急剧变化，大队已奉命向树德乡转移。大队部命令张博飞赶赴排云山地区归建。他们不顾饥饿疲惫，立即朝排云山区赶路。不想在半路，他们又遇到了敌人，于是与敌人交了一回火。激战中，张博飞臂部不幸受伤，鲜血渗透了衣裳，伤口象刀割一样疼痛，但他仍然坚定地指挥着战斗。眼下敌人不摸我游击小组虚实，不敢轻易追击。张博飞他们本可凭借有利的地形地物，径直向排云山撤去的，但张博飞考虑到，排云山是我特委和总队部隐蔽活动的地区，如果让敌人跟踪到那里去，就会给领导机关带来危险。于是，他们便朝着相反的方向，向东艮山撤去。
  东艮山在琼文交界地区，山深林密，外围竹林片片，橡胶园连灌木林，是与敌人进行游击的好地方。张博飞他们便在这里一直和鬼子周旋到天黑。夜晚，到处都是我们游击队的世界。张博飞带领着游击小组，在山外坡上转了一圈，然后向西南方向转移出去。他们强忍饥饿，不辞劳苦，不停地赶路，终于回到排云山地区，与部队会合了。不久，他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发动了新的出击……
  就这样，张博飞游击小组与其他兄弟部队互相配合，英勇地进行平原游击，取得了辉煌战绩，给予日寇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数日间，杀伤日寇三十多人，还在大威山用步枪打下了一架日军飞机。他们扬名于琼崖岛上！
  女护理员
  我因指挥第二支队作战，曾与部分警卫部队住在排云山。这期间，我军医务所也从东艮山转移到排云山来。在与医务所的工作人员接触中，以及听取不少同志的反映，知道医务所的同志工作表现都很突出，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为革命事业不辞劳苦，日夜辛勤，他们的革命精神十分令人感动。医务所的海妹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
  医务所是在一年前成立的。开始只收留少数重伤病员，后来因为敌人扫荡频繁，我军流动性大，伤病员跟随部队转移不大方便，因此送到医务所的便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达到一、二百人。随着伤病员增多，粮食、医药就成了大问题。当时，他们的全部家当，只有一点红汞水和碘酒，镊子不敷应用，就自己用竹篾制成。止血救急时，就用开水煮过的旧蚊帐布和旧棉被拆出来的棉絮，敷上芭蕉叶烧成的灰烬；用野牡丹叶子煮水来洗伤口，连敷料也是用山竹笋和树叶，可以想象当时的条件是多么困难。但是伤员仍不断增加，而工作人员还是那几位女同志，医治、护理、炊事，什么工作都包起来。护理员海妹也是一样，她既当领导，又当医生，还要当炊事员，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海妹约有二十三、四岁，人长的高大，脚粗手壮，气力过人。她在一次战斗中救护伤员时，背上背一个，右手腋下夹着一个，从火线上跑下来。大家都用称赞的口吻说：“海妹为革命事业而废寝忘餐呵！”
  海妹的家乡在文昌海边的一个渔村，爹妈生育了七个孩子，她排行第七。因为家境贫寒，爹妈养不起他们，因此海妹一出生后，就被装在一个箩筐里，丢在海边的一堆野菠萝丛旁边。恰巧附近村庄的吴大伯从海上打鱼归来，忽听海风中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声，便顺着啼声找去，原来是一个用破布裹着的女婴。吴大伯无儿无女，便把她抱回家抚养，给她取名为海妹。吴大伯性格豪迈，家境虽穷，但决不轻易向困难低头屈服。他长年靠打鱼维持生活，海妹从小就跟吴大伯出海打鱼，从而与吴大伯一样，养成了一种倔强的性格。她是鬼子侵占琼岛那一年参加部队的，开始是做炊事员工作，后来因工作需要，又改为当护理员。她当护理员后，干一行爱一行，但因没有文化，斗大的字没识几个，既不会认药，又没有医药知识，困难可真不少。但是，她凭着一颗忠于党的赤诚之心，顽强地工作，并且虚心向别人学习，工作态度又十分认真负责，因而工作不断进步，赢得了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
  这一年，是我们斗争最艰苦的一年，鬼子一次次扫荡，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封锁，根据地又遭到大灾荒。在山上日子一长，要吃没食，要医没药，医务所的处境十分困难。许多伤病员由于杀敌心切，经常围着海妹，把手伸得长长的说：“海妹同志，快把我的病突击治一下吧，好上前线杀敌哪！”
  听到伤病员的话，海妹心里象刀割一样难受。她对伤病员耐心地解释说：“现在环境比较困难，出山采草药也不容易，请你们忍耐一下吧，待敌人扫荡稍放松一些，我们就积极设法找药来给你们医治，让你们早日重返前线。”伤病员也知道海妹的难处，也就只好忍耐下来。
  正当海妹万分焦急的时候，李大伯来了。他叫李鸿英，是个拳头药先生。抗战前，曾在乡镇上摆卖过草药，日寇来了便返回农村务农兼行医。他为人有正义感，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十分拥护，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积极，抗日消极”的政策非常愤恨。敌人蚕食扫荡前，海妹曾向他请教过关于草医草药的知识，李大伯十分热心教她，并一再对我军英勇抗日表示敬意。这些日子，他知道海妹带着这么多伤病员在山里，正为缺医少药而发愁，便主动采了草药，偷越敌人的封锁，把药送来了。大家对李大伯积极抗日，不顾个人安危，热爱子弟兵的崇高品德十分感动，但当听了李大伯讲述送药路上遇到的危险时，又都感到不安，觉得不能因为自己而连累老乡。海妹便向李大伯提出，请他教会自己多认一些草药和使用方法，往后可以自己动手。李大伯欣然答应了，立即带领海妹和一些伤势较轻的伤病员在山里转，指着各种不同的植物教大家认药名，认药面。他告诉大家说：鹅不食草、马鞭草、黄皮叶、辣椒叶可以治疟疾；羊蹄草、石榴叶、小凤尾草、野牡丹根、四方拳草可以治痢疾，等等。他甚至连治疗烂脚病和疥疮的单方也献了出来。后来，大家便按照李大伯的指点，在山里把各种草药采回来，晒干、切碎，一包包地捆好藏起来，有了自己的小药铺。经过治疗，果然不少患疟疾、痢疾、疥疮和烂脚的伤病员，很快就治愈并上前线杀敌人去了。
  可是，海妹的担子并没有因此减轻。在这反蚕食反扫荡的艰苦日子里，部队作战频繁，伤病员一天比一天增多。一批伤病员治好后刚走上前线，又送来了另一批伤病员；再加上敌人扫荡一日紧似一日，医务所经常要搬家，甚至有时一天要搬几次家。
  说到医务所的搬家，可真不容易啊！要是在战斗部队里，一声令下，说走就走，干脆利索。可是医务所转移时，几十号伤病员，缺胳膊少腿的，用背背，用手扶，拖泥带水，真够麻烦；如果获得日寇扫荡的消息早一点还好，要是发生突然的情况，困难就更大了。
  有一天，日寇忽然进山扫荡，有一个重伤病员还没来得及转移，海妹背着其他伤病员转移后再回来背他时，鬼子已经进山了。情况十分紧急，可是海妹全然不顾，背起他就走。
  那伤病员伏在海妹的背上，听着后面传来激烈的枪声，心里急得火烧火燎。他心里明白，眼下海妹背着他多走一步，就会对海妹多增加一分危险，因此挣扎着要下来，激动地说：“你别管我，快点走吧，照顾其他伤病员要紧！”他的话还没说完，就昏倒过去了。海妹赶忙给他灌了一口水，使他苏醒过来，又继续背起他走。她含着眼泪对那伤病员说：“同志，有我在就有你在，我就是爬着也要把你背走！”
  山路崎岖，藤蔓丛生，荆棘遍地，空着手走，也得脚探手攀，何况还背着伤病员呢。她跌倒了，又爬起来，继续前进。山陡坡度大，跑起来越来越费力，走不多远，便气喘如牛，全身骨头好象都散了架似的。她咬紧牙关坚持前进着，实在太累了，就靠在树旁休息一下。
  忽然，附近传来了一阵激烈的枪声。海妹心中一怔，猛不防脚一踏空，两个人都滚下了山坡。待她爬起来时，赶紧去找寻那伤病员。伤病员跌在附近不远。她立即蹲下来，侧过身把那伤病员背到背上，身子却象压上了千斤重担，真是寸步难移。但她咬紧牙根，拚尽全力继续前进着。这时，敌人的嚎叫声不断传来，她听着听着，一颗心禁不住剧烈地跳动起来，仿佛就要跳出胸膛。她心里想，伤病员的生命担在自己的肩上，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落进敌人的虎口里！
  走了一会，海妹忽然发现附近一堆岩石旁边有一个洞口，里面仅仅能隐藏两个人，便当机立断地背着伤病员躲了进去。很快地，洞外枪声中传来一阵敌人“抓活的”喊叫声，接着，一群象饿狼一样的敌人，一个接一个地经过洞口向前追踪过去。过了一会，声音渐渐消逝了，她才舒了一口气。她一直呆到了傍晚，才凭借着夜幕的掩护，背着那位伤员继续赶路。她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与其他伤病员会合了。这时，其他伤病员们简直认不出是她：衣服磨破了，一身污泥，满脸血迹，脸色苍白，大家为她这种忘我精神感动得忍不住流下了热泪。
  本来战斗后的间隙正是战士们最好的休息时间，但对海妹来说，却依然是一样忙碌。她拖着疲倦不堪的身躯，依然斗志昂扬地坚持工作着，一忽儿料理这位伤病员，一忽儿又料理另一位伤病员。伤病员劝她休息一会，她十分感谢同志们的关怀，但仍然不知疲倦地坚持工作着！……
  后来，部队要作长距离的转移。我根据特委指示，后方机关和医务所要避开敌人，转移到海边去隐蔽起来，于是命令警卫部队配合海妹把医务所转移到琼山海边演丰乡的枷椗树林里去。医务所出发时，我赶来与海妹握手送别，祝他们一路平安，并代表特委对她忘我的革命精神表示感谢！她爽朗地回答说：“谢谢首长的关怀！我的工作还作得很不够，我要继续努力搞好工作。”
  后来，我与海妹见面的机会虽然不多，但她那为革命而忘我工作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萦回着。
  白皮红心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中共琼崖特委根据反蚕食斗争的情况，发出《反蚕食斗争再三指示》。指示说，几个月来的反蚕食斗争，在琼文抗日民主地区军民英勇顽强的战斗下，大量杀伤了敌人，基本上粉碎了敌人企图摧毁我抗日民主地区和消灭我抗日武装力量的阴谋；但是在敌人“三光”政策下，我抗日民主地区军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仅琼山县树德、咸来、道崇、苏寻三、三江等乡被杀害的群众就有三千余人，被烧房屋共有一千八百余间，财物损失无数，造成了我军活动的极大困难。因此，特委决定：琼文地区只留下小部力量继续坚持内线斗争，主力积极展开外线作战。
  根据特委这一指示，我军第一支队主力西渡南渡江，向琼山西部和澄迈开辟新的抗日地区；第二支队主力则向琼东、定安挺出，展开外线作战，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坚持琼文内线配合地方党政打击敌人，镇压汉奸，有计划地布置群众向敌人“妥协”，开展“白皮红心”①工作。
  在我主力挺出外线后，敌人更加强化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位一体的“总力战”，采取点、线、沟、墙相结合的堡垒政策，在我琼文根据地纵横不到百里的土地上，建立了几百个据点，修筑了数百里的公路，把我根据地分割为无数块，每一块都置于严密的大网封锁之下，然后分区逐块进行“清剿”、“剔块”；他们还在各村建立伪政权，加强特务组织，扩编伪军，大肆抢掠，实行奴化教育。一时间，这美丽富饶的琼文平原地区，被弄得乌烟瘴气，南阳、树德等乡几乎变成了无人区。
  有一天，敌人刚刚“扫荡”过去，湖子村又被敌人杀害了十多名群众。当天晚上，咸道乡乡长和总支书记回到村里，只见老人哭作一团，小孩畏惧地躲在老人身后，恐慌地望着死难乡亲的遗体。年青人怒火烧心，咬牙切齿地咒骂着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野兽！
  “乡长，敌人要逼我们去领顺民证，你们说该怎么办？”年近五十的陈昌光，颤抖的手拿着一张敌人的传单，问站在他旁边的乡长和总支书记说。
  “领顺民证？谁甘当亡国奴！”一个青年插嘴道。
  “宁可被鬼子杀光，也不能领顺民证！”另一个青年发誓道。
  乡长和总支书记见乡亲们愁容满面，心里十分难受。他们知道，前些日子敌人采取军事镇压吓不倒乡亲们，搞政治诱骗也无济于事，现在又来了个军事镇压和政治诱骗双管齐下，当然，这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同样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但是眼下这个狭窄的平原地区，到处都驻扎着敌人，乡亲们又能往哪里躲避敌人的扫荡呢？作为党的组织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百姓遭殃呀！他俩的心里急得火烧火燎。当下，他俩和乡亲们一起把被杀害的乡亲遗体掩埋之后，立即召开支部会议，结合特委的指示，讨论当前的局势，研究如何采取对策。党员们在会上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他俩心中有底了。
  会后，乡长把陈昌光大伯找来，问道：
  “你愿意到三江去领顺民证吗？”
  “领顺民证？”陈昌光吓了一跳，赶快拒绝说：“我不去！”
  “要是我们请你去呢？”乡长和蔼地但又认真地再次问他说。
  这话是从乡长口里说出来的，陈昌光简直难以置信，他说：“乡长，我可不是三岁小孩，你别开玩笑了。”
  “昌光伯爹，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坐在一旁的总支书记神情严肃地对陈昌光说：“我们想请你代表我们这个保的乡亲，去三江领顺民证。”
  “要我去当汉奸走狗？”陈昌光象有人在屁股上锥了他一下，几乎跳起来说：“不，我不能背这个黑锅，给子孙后代丢脸！”
  乡长和总支书记见老人脸上浮现出一副认真、严肃的神情，不由得笑了起来。等陈昌光的情绪稍为平静下来后，乡长和总支书记便将特委指示精神和当前采取这一措施的重要意义，耐心地向他解释说：
  “昌光伯爹，眼下情况十分紧急，我们不能眼看着乡亲们惨遭鬼子杀害。现在请你担任一下敌人的保长，并让一些老弱妇幼和有家口拖累的人，出去领顺民证，掩护武工队和后备队坚持武装斗争，这也是在困难时候对付敌人的一种斗争形式。”
  听了乡长和总支书记的解释，陈昌光这才明白过来，但他总觉得这个不光彩的差事，还是不要让他干为好。
  “当敌人的保长是用来应付敌人的，当咱们抗日民主政府保长才是真的，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嘛，由你来干，我们放心。”乡长再三说服他。
  一提到革命工作，陈昌光就不好再说什么，终于同意了。第二天，他便按照乡长和总支书记的意图，到三江领回了第一张“顺民证”，接着又带领其他乡亲去领顺民证。至于那些军、烈属，一时还想不出较好的办法避过鬼子的盘查，因而暂时没有去领证。
  军属冯尔山爷爷的媳妇正怀着大肚子，如果领证时，鬼子盘问起她的丈夫下落，该怎样回答呢？若不去领证，孩子很快就要出生，到亲友家去躲避，却有很多不方便之处；如果呆在村子里，到头来给敌人发觉，麻烦更大。为了这件事，大家确实伤透了脑筋。
  这一天，年近古稀的冯尔山爷爷，紧皱眉头，正在为领证事发愁。好久好久，他才抬起头来，打量了一下儿媳妇，忽然计上心来。他当着老伴的面，如此这般地跟儿媳妇说了自己的想法。只见媳妇的脸蛋登时红得象公鸡冠似的，很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这是鬼子逼出来的办法呀！”老汉歉意地向儿媳妇解释着。
  然后，他又和老伴细细地商量了一会儿，便径直找乡长去了。乡长听完他的话，也认为是个办法，握着冯大爷的手，激动地说：“委屈你了！”
  第三天，冯尔山和老伴带着儿媳妇，跟陈昌光（伪维持会已委任他为伪保长）到三江去。日寇和汉奸指着他儿媳妇问道：
  “这是你的什么人？”
  “我的小老婆。”冯尔山说这句话时，自觉耳朵发烧。他的儿媳妇，更是低头不敢看人。
  “不象！”汉奸歪着脑袋，一双贼眼打量着冯尔山和他的媳妇，“你这么老，她可刚二十出头哩！”
  冯尔山儿媳妇咬紧嘴唇，血往上涌，脸一下红到耳朵梢，心里怦怦直跳，猛地把脑袋靠在她婆婆肩胛上。冯尔山怕汉奸看出破绽，赶忙陪着笑脸解释说：“讨小老婆是想生孩子，不讨年青的，还讨年老的吗！”他说完又指着老伴说：“我这老太婆向来就不生养，她也想要个孩子，才允许我讨小的！”他老伴点点头接着说：“先生呀！你们当官的当然会明理罗，我要能养孩子，还让他这个老不死的讨小！”
  汉奸转过头来看看陈昌光，只见陈昌光在一旁笑吟吟地点头作证。敌人几经盘问，找不出什么可疑的地方，才发给了他们一家三口的“顺民证”。就这样，其他抗日军烈属们也采取各种办法，混过敌人的耳目，相继顺利地领取了“顺民证”。
  敌人以为顺民证是套在我抗日群众脖子上的一根绳索，只要抓住绳索的一头，我抗日群众的命运就会操在他们手里。而我们抗日民主政权，对于如何摆脱敌人对抗日群众的控制，不断粉碎敌人的阴谋，这是一个和军事斗争完全不相同的斗争形式，是一件更为艰巨和复杂的斗争任务，这就需要我们在新的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取得胜利。
  根据陈昌光的报告，昌哈村之敌搬到土桥去建堡，而咸道乡也随着敌人的搬迁，移交给土桥维持会管辖。这时日寇通过土桥维持会勒令各乡、保的土木工匠，在三天内去土桥建筑堡垒。为此，乡长召集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开会，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大家分头去动员群众，从明天起一律隐蔽起来，不去给敌人做工；再由陈昌光和陈文贵大伯串演，去向敌人报假信。
  会后，由我们派往充当“伪甲长”的陈文贵大伯，故意把自己的胳膊和腿部弄伤，再找些草药敷在伤处，第二天，大腿和胳膊便红肿起来，很象被人打伤的样子，然后由陈昌光大伯带去找伪维持会长何国权。
  何国权原是国民党的土桥乡长，日本人来了之后，他摇身一变，又当上了日本人的土桥维持会长，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双料人物。
  “何会长，指定来做工的人都被独立队抓去了！”陈昌光故作受惊未定的样子说：“我差点也没有命来见会长啦！”接着便把事先编好的一套说给何国权听：独立队夜里如何包围了他的家，他又是怎样从后门跳墙逃出来的，等等。末了，他又指着陈文贵说：“这个甲长陈文贵是木匠，昨晚共产党知道他要去给皇军做工，便把他抓到村外打了一顿……”
  “你看！”陈文贵当场撩起裤管，又把左手伸到伪会长面前，哭丧着脸说。
  “谁叫你们给共产党走漏了消息？”伪维持会长见陈昌光和陈文贵说得有鼻有眼，不可不信，就责怪道。
  “哎呀！共产党又不是聋子。皇军派工，大喊大叫，谁不知道呀！”陈昌光早就估计到何国权要说这个话，便据理强辩着。
  “我管不了，你们跟我到皇军那里去说。”何国权说着，便抬腿迈出门外。陈昌光故意搀扶着陈文贵跟在何国权的后面，一跛一拐地到日敌监工那里去。日敌监工见陈昌光带着个跛脚的人进来，又听何国权唉声叹气地照着陈昌光的话说了一遍，气得跳起来骂道：“吧格阿噜，大大的笨蛋，通通的给我滚出去！”
  这一次总算把敌人骗过去了，但乡长他们知道敌人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必定会尾随而来挨村抓人，于是立即动员那些还没有领顺民证的青壮年，分散地隐蔽于田洋或坡梁上，或到三江市投亲靠友，暂避敌锋。
  果然不出所料，当夜日寇就派兵前来搜查，但因我早做好准备，采取了另一套对付办法，使日寇搜村毫无结果，只好回去胁逼土桥镇的伪军及伪维持会的大小汉奸，自己动手修桥建堡。
  “敌人修，我们发动群众拆。”乡长他们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地提出了新的斗争任务。群众纷纷响应，当夜就在乡长带领下动手干起来了。
  夜，万籁俱寂，那高地上新修的一垛垛砖墙，在星光的映照下，隐约可见，夜风不时送来石灰的潮湿气味，山坡上到处散落着砖头瓦片，架设脚手架用的木材，横七竖八地丢在地上。乡长带着青年抗日救国会组成的破坏队，来到敌人建堡的工地上，派出警戒哨之后，就对大家说：“动手吧！”跟着，你搬一块砖，我拆一片瓦，推拉扒扯一起来，真是人多手快，天亮之前，这刚刚筑起来的敌堡新墙，便只剩下地基，连脚手架都给拆掉了。木匠陈文贵大伯也跟大伙一道，生龙猛虎般大干一场。乡长打趣地对他说：“你不是给共产党打伤了手脚吗？”陈大伯豪迈地回答说：“共产党领导我把敌人的手脚打掉呢！”乡长满怀敬意地说：“我们要向文贵伯爹学习！”任务完成后，大家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去了。
  又有一次，鬼子张贴布告，勒令群众在三天内，给皇军缴纳军粮。当天晚上，乡长召集一些同志商量对策。会上，陈昌光大伯笑哈哈地说：
  “敌人饿得发慌，我这个皇军的‘保长’，也该奉敬他们一点才行；不然，我当这个‘官差’也过意不去呀！”
  乡长装得很认真地说：“保证不让你这位皇军‘保长’失望便是了！”大家都痛快地笑起来。临散会前，乡长再向陈昌光大伯作了一些嘱咐。陈昌光边听边点头说：
  “行，行。我们到时一定按规定好的路线走。”
  第二天晚上，夜雾茫茫，大地隐没在黑暗之中。陈昌光带着全保数十人，用竹箩挑着粮食，沿着那条人迹稀少的牛车路，朝土桥走去。当他们在海棠树下换肩休息的时候，一支武装部队突然出现，其中一位队长模样的当众问道：
  “老乡们，你们给谁送粮食呀！”
  人们不摸底细，纷纷说：“这是保长叫的。他要我们赶夜给日军送粮。”有个农民还当场把陈昌光从人群里头推到前面，说：“就是他要我们干的！”
  “把他绑起来！”那队长命令说。待部队中走出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陈昌光绑个结实后，队长再继续向群众作了一番宣传，便把群众遣散了。
  当送粮的群众散去之后，装扮队长模样的乡长对陈昌光笑了笑，说：“伯爹，今夜你就受点罪吧！”陈昌光乐颠颠地笑道：“干这行，可得象一点才行啊！”乡长再用一条牛绳把陈昌光绑在一棵海棠树上，又悄悄地嘱咐了几句，才带领队伍离去。
  一早，陈文贵就按计划慌慌张张地跑到土桥据点报信。日寇听说共产党劫粮，气得暴跳如雷，立即要陈文贵带赴现场，只见陈昌光被用五花大绑捆绑在树上。日寇听了陈昌光诉说的“不幸”遭遇后，再仔细观察那坡地上，只见白米撒了一地，路旁沾满露水的草地上留下了无数双脚印，便不得不信以为真。他们只好从海棠树上解开陈昌光，垂头丧气地溜回土桥。
  琼文地区人民，就是这样采用“白皮红心”的战术，灵活地和敌人周旋，从而牵制了敌人兵力，保证我主力部队在外线作战的胜利。

①今属三门坡公社。 ②今属文昌县东路公社。 ①这是当时为了避免敌人的屠杀和为了保存力量所采取的一种斗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