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美合会见
一九四〇年九月七日，我们在地下交通员的引导下，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胜利地到达了美合抗日根据地。
美合位于澄迈县的西南部，方圆一百多里。周围有仁兴、岭仑、岭南、和安、兰洋（今属儋县）、南坤（今属屯昌县）等六个乡。琼崖特委和总队部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从琼山县树德、咸来一带搬到这里建立根据地，坚持抗日斗争。
我站在这块解放了的土地上，贪婪地吸吮着新鲜的空气，浏览着四周美丽的风光。忽然，有一个身材魁伟的人，迈着大步直朝我们奔来。他大约三十来岁，大方脸，眉毛浓黑，炯炯有神的双目透着智慧和刚毅。他很远就伸出手来迎接我们。我赶忙迎上前去，紧紧握住他的手。我正要开口，他先自我介绍说：
“我叫冯白驹。”接着便问道：“你是党中央派来的庄田同志吧！欢迎，欢迎！”
我原名庄振凤，是离开延安时才改叫庄田的。冯白驹同志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我正迟疑时，冯白驹同志就笑着对我说：“党中央早已经用电报告诉我们了，我们等待你们多时啦！估计你们最近就要来到。”
原来是这样。我兴奋地说：“老冯同志，我们来向你们学习，请多多帮助！”
“哪里，哪里。我们才应该向你们学习呢！”冯白驹同志使劲地抓着我的手，摇了几摇，又说：“这回就好啦，有你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同志，来参加领导我们琼崖游击队的抗日斗争，我们就更有力量啦！”他这些纯朴、谦虚的话语，充满着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穿一身补钉加补钉的黑色短衣，打赤脚，头发蓄得长长的。他的穿戴与他身边的警卫战士一样，除了携带武器能说明他是一个革命军人外，一切打扮都和老百姓一样。不用问，就知道这里的生活十分艰苦，斗争是十分艰巨的。
我激动地说：“老冯同志，你们辛苦啦！”
冯白驹同志爽朗地笑了一下，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这句话虽然很平凡，但却表现了一个革命者所具有的坚强性格和乐观主义精神。只有经过那艰苦岁月的人，才能充分领会它的分量。我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些有政治远见，富于牺牲精神，能密切联系群众、吃苦耐劳的领导人，要在这个远离党中央、回旋余地小、敌伪顽力量较大的海岛上，领导人民群众坚持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并且不断取得胜利，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想到这里，一种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接着，我便向冯白驹同志介绍跟我一起从延安来的几位同志。覃威、刘成义他们都一个个向冯白驹同志行立正敬礼。冯白驹同志也亲切地一一同他们握手，表示欢迎。他热情地说：
“同志们，你们从延安到琼崖，千里迢迢，长途跋涉，辛苦了！我代表特委和总队部向你们表示慰问，并欢迎你们来参加和领导琼崖的抗日斗争。”
大家同声表示说：“我们一定在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把伟大的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部队开午饭的时候，冯白驹同志招呼炊事员给我们端来饭菜，让我们几个人围地而坐吃饭后，他却走出屋外，听候值日班长集合队伍吃饭。部队吃饭时，八个战士围成一席。冯白驹同志用椰壳碗打了一碗饭后，便同战士们一起，蹲在地上，等值日班长叫“开饭”的口令后，才开始吃饭。冯白驹同志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的作风，真令我感动！
饭后，休息了一会儿，冯白驹同志便跟我们攀谈起来。他非常直爽，谈笑不拘，从部队生活，一直谈到工作和斗争，就象是和我共事多年的老战友一样。从谈话过程中，冯白驹同志给我的印象是：斗争经验很丰富，对党务、军事、政治、政权工作都很熟悉，而且谦虚谨慎，不愧为一个久经锻炼和考验的党的好干部。
当日，琼崖特委举行了会议。我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听了我的传达，大家都非常高兴。冯白驹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这样关怀我们琼崖的革命斗争，使我们十分感激。党中央给我们的指示很及时，它象一盏明灯，给我们照亮了斗争的前程。尤其是在这紧要的关头，又派遣庄田等同志来参加领导琼崖抗日斗争，使我们增加了力量。我们一定要努力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以报答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关怀！”
会议根据党中央和周副主席的指示，改选了特委。冯白驹同志担任书记兼独立总队长、政治委员，我担任独立总队副总队长，李振亚为参谋长，王业喜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对部队作了调整，建立支队，设立政治机关，配备政治干部，即将活动于琼文地区之第一、第二两个大队编为第一支队，任命吴克之为支队长，陈乃石为政委，陈石为政治处主任；将活动于澄迈、临高和儋县的第三、第五两个大队编为第二支队，任命马白山为支队长，符哥洛为政委，马秋江为政治处主任；建立总部直属特务大队，由朱克平为大队长，吴文龙为政委；另成立第四大队（后扩大为第三支队），由张开泰任支队长，莫逊任政委，祝菊芬任政治处主任。会议结束时，冯白驹同志激动地表示说：“党中央、毛主席这样信任我们，但作为我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希望大家多加帮助。今后，我们一定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信任，搞好党的集体领导，与中央派来的同志一起，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到底！”
李振亚是我在抗大工作时的老同事，是半年前奉中央命令来琼崖的。李振亚同志因为有别的任务外出，没参加特委会议。
特委会议后不久，冯白驹同志便带我去看望李振亚同志。老战友又在抗日的敌后战场重逢了。他一看见我，就狂喜地奔过来，紧紧地把我抱住，然后说：“老庄，听老冯同志说你们五月就从延安出发了，今天才到达，真叫人等急呵！你们一路都好吧？”
我把沿途经过情况告诉了他。闲扯了一阵，大家便转到正题上来。李振亚同志拿出了一张草图，铺在地上，用手指着上面说：“你看，敌军已兵临城下了，老庄，你又得大显身手了。”
我忙说：“在老冯的统率下，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冯白驹同志谦虚地说：“要靠大家的智慧。”
谈论了一会，李振亚同志对冯白驹同志说：“老冯，还是让我到前方去吧！我这个大老粗出身的人，哪里是蹲机关摇笔杆的材料呢！”
刚刚在路上，冯白驹同志已对我谈过李振亚同志的情况，说特委原准备让他担任总队参谋长的工作，但因为他刚来，情况不大了解，故此先让他在机关工作一个时期，以便更好地熟悉和掌握情况。现在，冯白驹同志见李振亚求战心切，便笑了笑对他说：“得了，得了，你这位在抗大工作过的人才，我们还舍得浪费吗！你现在就先跟老庄一起把部队工作抓起来，特别要注意把干部训练抓好。只要我们部队有一批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干部，我们就主动了。”冯白驹同志谈到这里，便以亲切的目光望了望我和李振亚，继续说：“你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学习机会多，又有带兵作战的经验，今后我们这支部队得靠你们去带呀！”
冯白驹同志出于对党中央的坚信和个人的谦虚，讲了许多鼓励我们的话，我们是完全理解的。但是，作为我们个人，我深深懂得：离开了党和群众是一事无成的。于是我赶忙解释说：“老冯同志，带好部队，要依靠党，依靠我们的广大干部才行啊！”
以后，我走访了总队部机关和住美合的部队。干部和战士给我介绍了许多情况，使我对琼崖革命斗争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深深地为琼崖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所感动，也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琼崖人而感到自豪。我虽然是少年时就离开了故乡，可是我对琼崖人民在十年内战中的功勋是知道的。这些日子，我从很多同志那里了解到，琼崖党和红军曾经在这个海岛上坚持了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被誉为红旗不倒，他们的英雄事迹，使我很早就产生了一种敬慕之情。
艰难历程
琼崖又名琼州。在全岛三万二千二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着三百万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①。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光辉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琼崖人民就被置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多少年来，他们迫切要求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向往着民主、自由，举行过多次反抗斗争。但由于没有革命党的正确领导，一次次的英勇斗争都失败了。
一九二五年，国民革命军奉命渡海讨伐军阀邓本殷。我党派到国民革命军工作的共产党员王文明也跟随部队一起渡海到了琼崖。他先后同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派来的特派员杨善集以及从广州、上海等地回来进行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冯平、许侠夫、周越、严凤仪、陈永芹、徐成章、冯白驹、王文儒、符节等同志取得联系，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在海口市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琼崖地方委员会。在琼崖地委领导下，各县的工农运动蓬勃展开，农民协会纷纷成立，还举办了农民训练所。一九二七年四月间，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在琼崖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把枪口转向了革命人民，大肆镇压工农运动。海口市及各县城来不及撤离的党员和革命群众都遭到了残酷的杀害。为了反抗国民党的血腥镇压，转移到各地农村去的我党的一些主要负责同志，发动和领导农民武装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在各县区建立起人民革命委员会，并且组织起一支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革命武装——人民革命军。人民革命军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至一九二七年秋冬时，已由几百人发展为一千多人，活动遍及琼山、文昌等八个县份。在此基础上，各地人民革命军后来统一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师，并在乐会县成立了琼崖工农红军司令部，由冯平同志任司令员，杨善集同志任政委。下辖八路军（八个县，每县为一路），还设东、中、西三路指挥部。全军共有二千余人。
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鼓舞下，琼崖工农红军，英勇作战，先后攻下了陵水、琼东、定安等县城，榆林、三亚军港和崖县藤桥市，歼灭了大批的反动民团武装，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琼崖地委于一九二八年三月改称为琼崖特委，并成立了琼崖苏维埃政府。
琼崖武装斗争的节节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恐慌万状，赶忙派遣反动军队来琼崖“进剿”。由于琼崖工农红军领导在思想上缺乏充分的准备，加之在战略和战术上又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致使在敌人的进攻面前，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红军的主要领导干部杨善集、冯平、陈永芹、符节、徐成章、许侠夫、周越等，均先后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三千多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九二八年底，琼崖特委率领了剩下来的红军转移到定安县的母瑞山，开辟革命根据地。他们总结失败的教训，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发展群众武装，集中红军力量，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因而革命又从低潮逐渐走向高潮。至一九二九年秋，在仅存的一百三十多名红军的基础上，又不断发展扩大，并成立了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团。
在这大好形势下，一九三〇年四月间，琼崖特委举行了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选举冯白驹同志为中共琼崖特委书记。会议决定：继续实行土地革命，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开展打击敌人的“红五月”活动。这次会议后，红军队伍又进一步得到发展，遂于一九三〇年夏天在定安母瑞山成立了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下辖三个团、一个独立营和一个娘子军连。与此同时，各地的农民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劳动童子团等群众武装队伍也相继组织起来。这些群众武装，在配合红军作战，惩办地主恶霸，打击土豪劣绅，保卫土地革命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三〇年秋，在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琼崖特委决定将分散活动在各乡村中的红军，集中起来攻打城市。当时，红军虽然攻下了许多城镇，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红军的主力却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一九三二年秋，蒋介石再次派遣陈汉光警卫旅和空军一部来琼镇压革命。在敌人的陆、空军联合进攻下，我红军领导则采取了单纯的防御方针，将各地红军全部集中于母瑞山区。结果因粮食短缺，难以长期坚持作战，被迫突围转移，于途中遭敌前阻后击，伤亡惨重。红军独立师师长王文儒，因病转移，途中被捕，英勇就义。唯有冯白驹同志率领的一百多名红军战士，在母瑞山上坚持了十个多月的斗争，最后也因战斗伤亡和疾病摧残，只存下二十六人冲出重围，胜利地返回琼山革命老区，与在这些地区坚持长期斗争的黎明、王伯伦、黄魂等同志会合。
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冯白驹同志率领剩下的红军战士，继续高举革命大旗，进行着英勇的斗争。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扭转了危局，于一九三六年春，在琼山成立了琼崖工农红军游击司令部。他们通过短时间的整训，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纠正过去的错误，制定了符合琼崖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和路线。从这以后，琼崖的革命斗争又开展起来。原来各地被敌人摧毁的党的领导机关和革命组织，先后得到了恢复。红军也扩大到三十多人。这一支经过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洗礼的红军队伍，便成为日后在琼崖进行抗日战争的骨干力量。
云龙改编
一九三七年冬，日寇加紧向我华中和华南进攻，抗日战争全面发展。在南京沦陷和武汉失守之后，广州及广东沿海各重要城市也相继陷入敌手。琼崖面临着严重的战争威胁。这时，琼崖特委为了执行党中央团结抗战的指示，立即致函于琼崖国民党最高当局及驻军六十二军军长张达，提出各党各派各阶层团结抗战的主张，表示愿意将我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游击队，共同抗战，并要他们在报刊上作出公开答复。与此同时，府（城）海（口）地区的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在强寇压境和全岛人民的压力与瞩望之下，国民党当局及六十二军军长张达，终于被迫在《国民日报》上作了答复，表示愿意接纳我方建议。对此，我琼崖特委立即派黎明同志前往同张达部所属师长陈章进行谈判。
黎明同志是中共乐万县委书记，他接受这个任务后，便秘密地来到海口市，找到了在该市坚持革命斗争的市郊委负责人林克泽同志。林克泽同志把国民党的动态告诉了他，并给他提供了许多与国民党谈判的方便；接着，就派人与国民党谈判代表陈章联系好谈判的地点。
谈判就这样开始了。但是，国民党毫无团结抗日的诚意。他们从谈判开始就玩弄政治骗局，兜售蒋介石的所谓“统一军令”的黑货，妄图把我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统一”到国民党六十二军特务连中去，从根本上取消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我党为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要求将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支不受国民党六十二军管辖的独立部队。国民党顽固地坚持其反动立场，拒不接受我方的合理要求，谈判毫无进展。为了掌握情况，并及时揭露国民党破坏谈判的阴谋，以利于团结教育人民，发展抗日形势，冯白驹同志便亲临琼山县塔市乡指导谈判工作。国民党当局闻讯，采取流氓手段，秘密派遣特务非法逮捕冯白驹同志，妄图压我方让步。至此，国共谈判陷于中断。
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岛人民的无比愤慨。在琼崖特委的领导下，人民群众采取各种形式，同国民党进行坚决的斗争。府（城）海（口）地区的工人、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罪行，要求立即释放冯白驹同志。党中央和南方局对琼崖的局势发展极为关注。周恩来同志亲自过问冯白驹同志的被捕情况，多次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并指示南方局迅速向广东省国民党当局提出交涉。叶剑英同志也亲自向广东省国民党当局写信，公开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日的阴谋，要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立即把冯白驹同志释放出来。在我党和广大群众的强烈抗议和要求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冯白驹同志释放出狱。
这时，敌舰经常侵入琼崖沿海一带活动与窜扰，敌机也更加疯狂地向海口、琼山一带侦察与轰炸，琼崖的情势更加紧张和危急。琼崖特委从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全局出发，再次主动建议把中断了的谈判继续进行下去。不久，国民党六十二军奉命调离琼崖。原琼崖保安副司令王毅升任琼崖守备司令兼专员。冯白驹同志及时地向王毅提出直接谈判的建议。王毅在广大人民的要求及进步力量的推动下，终于表示同意继续同我方进行谈判。谈判中，冯白驹同志根据上次谈判的经验，对独立自主这个原则问题寸步不让。他针锋相对地提出：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绝不能统一到国民党琼崖守备部队中去，只能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把我军整编为一个独立队。我党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正确主张为各方面所接受，使国民党妄图吞并和消灭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的阴谋遭到彻底破产，促成谈判成功。王毅被迫接受我琼崖特委提出的要求，同意我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第十四统率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任命冯白驹同志为队长。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黄大猷，第二中队长黄天辅，第三中队长吴克之。
谈判胜利后，琼崖特委便决定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在琼山县云龙镇召开独立队成立大会。王毅知道后，提出要亲临参加，并检阅我们这支部队．我们知道王毅提出这一要求是不怀好意的。但是，如果不同意他的要求，他就可以趁机诬蔑我们不要团结，妄图把破坏团结抗日的责任转嫁到我们的身上。为了顾全大局，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推动国共团结抗日，我们只好同意王毅提出的要求。
然而，我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游击队，在土地革命中几经挫折，损失十分严重，当时仅剩下了三十六个人。对于这个“底子”，我们是绝对不能让王毅知道的。因此，琼崖特委紧急通知各地党组织，秘密发动共产党员和青年参加独立队，动员群众踊跃为独立队捐枪、献枪，并大力收缴土匪武装。这样一来，在短短的时间里，我军便由三十六个人迅速扩大到三百多人，武器也由三十多支增加到二百多支，弹药也有了较好的补充。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琼崖人民的子弟兵——独立队，终于在琼山县云龙镇宣告成立了！当地的父老乡亲看到这一支刚成立的抗日队伍，心头简直乐开了花，纷纷携带慰劳品来慰问。整个云龙镇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欢呼声、口号声久久回荡在南渡江畔。不久，王毅在冯白驹同志的陪同下，骑着马从府城来了。当时，我们的战士已编好队，手持武器，英姿飒爽地站立在广场上。由三十六名工农红军游击队战士编成的短枪队，站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他们高唱着《全国总动员》、《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气势豪迈，精神抖擞。
王毅走下马，来到我们队伍的前面。他那两只贼眼直在我们的战士身上打转着，仿佛要从我们这支队伍里发现什么秘密似的。
“你们这支队伍大约有多少人？多少支枪？”王毅别有用心地向冯白驹打听道。
“很难说个准确数字。”冯白驹同志回答道：“因为我们的部队分散于全岛各地，交通不便，直至现在还没有完全到齐。”
“没有到齐的大约有多少？”王毅又问。
“很难估计。”冯白驹同志故意对王毅说：“最近又有很多青年要求抗日，要求参加到我军中来。”
王毅原来就非常害怕我军的发展壮大，听了冯白驹同志这么一说，心里更加惶恐不安，他连忙说：“啊呀，你们原是一个大队呀，人数太多了，恐怕不太好吧！”
“那能这么说呢，上次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们部队是独立的呀！”冯白驹同志故意把“独立”二字说得重重的，跟着，又说：“再说，打日本鬼子，卫国保家乡，我们还怕人多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王毅诡辩说：“我是说国家兵饷有限，你们部队发展多了，兵饷就成问题啦。”
冯白驹同志知道，王毅的所谓“兵饷”，纯粹是个借口，限制我军发展才是他的本意。于是驳斥道：“国民党部队不是比我们部队多几十倍吗！为什么你们的兵饷没成问题，我们的兵饷倒成了问题呢！”
“这……”王毅被问住了。他呆立在那里，一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沉默了好久，王毅才转了话题说：“今天暂且不谈这个吧，还是看看你们短枪队的射击表演好吗？”
我们的短枪队，早就是窗户口吹喇叭，名声在外哩！他们在几十米远的地方，说打哪就打那，毫不含糊。在土地革命时期，他们有时三三两两，有时成班成队，出没在山野密林，街头屋顶，道路两旁，瞅空子到处扰乱和打击敌人，弄得敌人坐卧不安，胆颤心寒。而王毅本人过去也是亲身领教过的。现在他提出观看我们短枪队的射击表演，大概是想再亲临其境，详详细细地摸一下我短枪队枪法准的奥妙在哪里的吧！
“请吧，王司令！”冯白驹手指着一棵大树底下说。原来，那棵大榕树下就是我短枪队表演的场地。树上悬吊着十多个椰子和空玻璃瓶子。王毅抬头用惊疑的目光望着这一景象。
过了一会儿，从短枪队里走出两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他们是林茂松和吴天贵，是土地革命时期参加琼崖工农红军的老战士。他们走到距离那吊在榕树上的椰子几十米处便站住了。指挥员一声哨响，射击表演开始了。只看见他俩右手一扬，火光一闪，一阵蓝烟，枪声便乒乒乓乓响开了，霎时间，吊在榕树上的十多个椰子已打掉了好几个。在旁边围观的人们立即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不少人情不自禁地喊道：“打得真准，好枪法！”
林茂松和吴天贵射击完毕，符烈军、黄大猷、王天德、朱克平、黎德华等同志，又先后走出队列，一个接着一个的打下了吊在榕树上的椰子。末了，他们又转身向另一棵树枝上挂着的玻璃瓶子射击。一时间，只听见枪声和瓶子破碎声以及人们的鼓掌声、喝彩声，汇成了一片震天动地的哄响。王毅既为这场精彩的射击表演所迷住，同时又感到“共军如此厉害，真是心腹之患”而惊恐。
临行前，冯白驹同志把他送到路口，问道：“王司令，你检阅我们的部队有何感想？”
王毅苦笑了一下，答道：“很好，很好！我本人甚满意！”
冯白驹同志便趁机问王毅道：“今后我们这支队伍的粮饷如何解决？”
“那好办！政府统一解决。”王毅说完，又特别补充一句：“但是，按一个大队编制，政府最多只发给你们五百人的粮饷，多了就不行啦！”
其实，当时我们这支队伍，总共才有三百来人，而王毅却答应发给我们五百人的粮饷，可是够“大方”的了。
为了保证党对这支部队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云龙改编后，我们逐步在部队中成立了党委和党支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使部队沿着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不断前进。我们还根据部队成员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青年，缺乏作战经验等情况，随即制订了两个月的教育计划，进行初步的军事训练，提高战士们的军事技术，为抵抗入侵之敌作好充分的准备。
云龙改编后，琼崖特委又根据党中央关于放手扩大人民武装、放手发动群众和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冲破国民党的限制，积极发展人民武装，扩大游击队。不久，琼山、文昌、澄迈、临高、儋县、定安、琼东、乐会、万宁等县都先后成立了一个游击中队，直属于独立队的领导。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日军板垣师团主力板田旅团村岗幢旅团各一个联队，第三舰队海上陆战队吉田部队和各旅守备队，共约五千余人，配以海空军，在琼崖北部琼山县天尾港和海口市秀英港登陆了。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毅，率领两个保安团和二十一个壮丁常备队，约共六千多人，却如丧家之犬，纷纷向五指山逃命，使日寇如入无人之境。至此，琼崖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海口市陷落了！
当日，我独立队肩负琼崖三百万人民的希望，不避艰险，立即派出黄大猷中队，奔赴海口市以南三十多里处的潭口（南渡江的一个渡口）阻击敌人，在那里打响了琼崖抗日战争的第一仗。
日寇占领海口、府城后，又继续攻陷了文昌、澄迈等县城以及海口至文昌公路干线之美兰、三江、大致坡、潭牛和海口至澄迈公路干线之长流、白莲等城镇。我总队部又派出短枪队到处打击入侵之敌。在海（口）文（昌）公路上的罗牛桥，伏击日寇军车两辆，歼敌大佐以下二十余人；接着，我第一大队一中队和第二大队五中队，又先后在琼山县罗板铺伏击敌军车一辆，袭击进驻文昌县城、琼山县文岭、石桥等地之敌，使整个琼崖都成为抗日的广阔战场。
我军所取得的一系列的战斗胜利，大大地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有力地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广大青年纷纷要求参加我军。从而使我军从一个大队迅速扩大到三个大队，共约一千余人。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特委又将原来部队番号改为广东省第十四统率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简称独立总队）。冯白驹同志任总队长。
云龙改编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在琼崖的胜利，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和英明领导的结果。琼崖特委在国共谈判中，旗帜鲜明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独立自主的方针，挫败了国民党并吞和消灭我军的阴谋，始终保持我军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对于日后琼崖抗日独立队的发展和坚持琼崖长期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有着重大的意义。
永兴奇袭
日寇登陆琼岛，遭我独立队教训，吃了苦头，开始体会到琼崖的抗日军民是不好惹的。他们为了阻止我军的游击活动，割断我军与群众的联系，到处修筑碉堡，增设关卡，进行严密监视。对此，我军便进一步发动群众，与鬼子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我独立队第二中队，就是在与敌人进行斗争中，完成任务比较出色的一支部队。
那是在中秋节前夕的一天下午。这个中队在琼山县西北部打击敌人，取得一系列胜利后，便来到了该县的二遵乡儒全村休整。忽然，哨兵把一个汉奸打扮的人带到中队部来，说是从这人身上搜到了一张维持会的“派司”，身份是海口市维持会的庶务。中队长黄天辅见到送来的人，是一个身材匀称，面目清秀，两眼灼亮的青年人，便打着哈哈地嚷着：“阿哈，原来是你这个‘汉奸’！”
那哨兵愣怔了，听中队长的口气，又看了看中队长带笑的脸色，心里很快就明白过来，赶快给那青年人松了绑。原来，这个青年人是中队驳壳班的班长杜绍元。不久以前奉命到永兴去侦察敌情。而那位哨兵刚刚参军没几天，互相没见过面，因而误会了。
“情况怎么样？”中队长把一碗凉米汤，端到杜绍元面前问。杜绍元接过那碗凉米汤，咕噜咕噜地喝干后，说：“中队长，有空可钻咧！”接着，便把几天来侦察到的结果，详细地向中队长作了汇报。
永兴市，是琼山县西南的一个集镇，距海口市约二十余公里，是通往内地的交通要道，军事上十分重要。日寇占领这个集镇后，便建立了据点，成立了维持会，以此作为它巩固海口，相机向内地挺进的前哨。日寇在这里驻有一个分遣队，约百把人马。杜绍元在侦察中发现这里的日寇，从阴历八月以来，每天都出发到罗板铺一带扫荡。据点内只留下不足一个班的日军。
杜绍元一口气地把侦察到的情况和自己对情况的分析及其意见谈完之后，便郑重其事地要求说：
“中队长，后天就是中秋节，永兴市是大集日，正是个好机会，让我带着短枪班钻进去……”他讲到这里，故意把声音压得低低的。
中队长黄天辅听了连连点头。但他考虑到事关重要，不能草率，得找指导员和其他同志商量后再作决定。接着，黄天辅找有关同志开会，详细研究了情况，一致同意杜绍元提出的方案，并交由他们那个班去完成。
晚上，杜绍元从中队部接受任务回来后，立即召集王庆耀、符烈军、周密等本班战士，一起商量如何完成这一战斗任务。从那一张张微笑的脸庞，看得出他们对中队长交付的战斗任务感到由衷的满意，以及对完成任务而满怀信心。
黎明前，部队静悄悄地集结在村后的小树林里。中队长黄天辅悄声地向大家作战斗动员，勉励大家要沉着、机智、勇敢。接着大家便先后出发了。
王庆耀、符烈军、周密和符惠英他们挑着肥鸡和本地著名土产永兴柑子，走出村子，混杂在赶集的人群里，向着永兴市走去。这时，太阳从地平线上露出半边笑脸，灰蒙蒙的晨雾消失了。在通往永兴的公路上，三五成群的人们挑着箩筐，沉默地走着。永兴周围，日寇用铁丝网围住。要进入永兴市，先要经过一个关卡，鬼子兵端着刺刀把守住，经过搜查盘问后才得进去。
“铃，铃——”人们后面忽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自行车铃声。一个身穿白竹纱衣服，头戴通帽的青年人，骑着一辆“拉利”牌自行车，直冲向前。他边走边嚷道：“喂，给让个路！”赶集的群众，见他这一身汉奸打扮，赶快闪在一旁让路。混杂在人群中间的王庆耀他们，认得骑自行车的人正是班长杜绍元。当杜绍元在身旁擦过时，互相挤了挤眼，打了一个暗号。杜绍元抢先挤到把守关卡的日寇哨兵跟前。
“太君，早安！”杜绍元摘下通帽，故作谄媚地向日寇哨兵深深地鞠了一躬。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了“派司”，装得十分恭敬的样子，递到哨兵跟前，说道：“海口维持会的，来买鸡鸭和柑子慰劳皇军的。”
日敌哨兵望着一身汉奸打扮的杜绍元，略加盘诘，便让他过去了。杜绍元混过关后，便穿过喧闹的人群，挤进街前一座茶店。他要来一壶咖啡，坐在靠窗户的地方，边喝边观察市镇上的情况，心里不时惦记着在集镇外等候日敌哨兵检查的伙伴。
市集闹哄哄，街上熙熙攘攘，人们挤出挤进。符烈军、王庆耀挑着两箩柑子，两笼肥鸡，刚在咖啡店不远的地方放下来，一些商人就走过来缠住他们探问价钱。他们为了不贻误战机，故意把价钱说得高高的，好尽快地把这些讨厌的商人打发走。
就在这时，街上突然出现了一阵骚动。原来是三个背着枪的日本兵，衣履不整地在街上游荡着。他们有的人手里提着一两只母鸡，有的边走边剥吃甜柑子，那一双双淫秽的眼睛，四处寻觅着花姑娘。符惠英的位置离王庆耀他们不远。几个日军一见到她，就朝她那里过来。但是王庆耀他们巧妙地把符惠英保护起来。正在喝茶的杜绍元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叫伙计算完账，走出茶店，来到了闹市。他穿过人群，一直走到摆在炮楼斜对面地方的两笼肥鸡面前，故意蹲下来向卖鸡的人问价，乘机问道：“情况怎么样？”
“没有什么变化。除了哨兵和几个在集市上追赶花姑娘以外，还有几个鬼子在炮楼里。”假装卖鸡的战士低声回答道。
“嗯，想办法把他们引到外面来。”杜绍元说毕，再向“卖鸡人”详细交代了办法，然后故意将鸡笼打开。几只鸡从笼里冲出来，一边“咯、咯”地啼叫，一边四处乱跑。跟着，蹲在旁边假装卖柑子的符烈军也故意弄翻了柑子。柑子倒个满地。
炮楼里的日寇瞧见了，都涌了出来，一个捉鸡，一个抢柑子，忙得满头大汗，得意忘形。说时迟，那时快，王庆耀、符烈军等人，都各自从怀中拔出驳壳枪，扳开机头，“砰，砰”几枪，立即把两个日兵撂倒在地。没被打死的日兵，一时慌了手脚，赶忙往炮楼里跑。杜绍元的枪口，早已瞄准了他们。只见手起枪响，剩下的几个日兵，一个也没幸存。杜绍元和符烈军结束了几个日兵的狗命后，便一举抢占了据点。王庆耀却在一旁，监视着街道。这时，在街口那边的符惠英，也已一枪打死了日敌哨兵，疾步跑回街道来与王庆耀会合。
刚才还在街上耀武扬威的几名日兵，见势不妙，扔下手里的鸡和柑子，慌忙往据点跑。没想到王庆耀他们早在墙角边等候他们了。又听得“砰，砰，砰”几枪，敌人立即应声倒地。
战斗胜利结束了。杜绍元他们在中队长黄天辅带领的部队掩护下安全地撤出了永兴市，胜利凯旋了。这场战斗，只用了几十分钟，就歼灭了敌人一个班，缴获了一门掷弹筒，一挺机枪和五支步枪。
晚上，中秋月象圆盘似的悬挂在天空，大地一片银色。儒全村的男女老幼都拥到中队部前那片荔枝林子里，参观刚刚缴来的战利品，热烈祝贺战士们奇袭永兴所取得的胜利。这真是一个多么有意义的中秋节，抗日军民都沉浸在欢乐的节日气氛里。
南阳挥戈
我军坚决抗日，迭次出击，捷报频传，象春风送暖，吹开一切爱国的人们的心扉。琼文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喜出望外，纷纷传颂着共产党独立队爱国抗日的佳话，而国民党贪生怕死，一枪未发就一溃千里。人民群众也就愈来愈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这样一来，人们并不相信国民党制造的各种谎言和污蔑，更多地聚合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旗帜下。
特别是在沿海地区，由于我独立队的影响迅速扩大，抗日浪潮空前高涨。国民党顽固派对此坐卧不安，因而加紧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污蔑、打击我军，限制我军发展。但由于其基本力量已撤退到五指山区，一时无力遏止我军发展，于是极力拉拢当地豪绅恶霸和土匪所控制的土顽武装，来牵制我军力量，与我争夺沿海地区的控制权。但是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广大人民群众对此十分愤恨。不少开明人士和一些地方武装，在民族存亡关头，要求抗日，因此也对国民党排斥异己和卖国政策表示不同程度的不满。针对这一情况，我军派出一批政工人员，配合地方党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各项政策，动员他们联合起来，组织抗日地方武装，进行抗日。
文昌县南阳乡的抗日活动便是在上述的形势下组织发动起来的，后来并成了琼崖有名的抗日模范乡。在党的发动和组织领导下，南阳乡的抗日保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他们组织了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团体，并且节衣缩食，把自己的血汗钱捐献出来，买了一百多条枪。当时大家郑重宣誓：人不离枪，枪不离乡，武装保家保乡，抗击日本侵略者！
国民党文昌县游击司令部对南阳乡的一百多条枪，早已垂涎三尺，千方百计地想抢夺到手里。这次，他们便以整编游击自卫武装为借口，由第八大队长王月轩出面，派人通知乡长李良，限令南阳乡在三天之内，把全乡的武器弹药列册上缴大队部，等候游击司令部整编处理。
南阳乡乡长李良，土生土长，出身贫苦，曾经当过国民党军队的连长，后来，又当过迈众中学的校长，为人耿直，热爱故乡，有抗日救国热忱，是我党团结争取的对象；在抗战开始不久，由我党发动群众选举为乡长。当时群众捐款购枪一事，李良是领头人，自己也一道发过誓言。这次，王月轩要调枪，弄得李良十分苦闷。要交，别说群众不答应，自己也不同意；不交，上头却又诸多威胁，还说什么“军令如山，违抗严办。”李良为此急得茶饭无心，整天坐卧不安。
根据这一情况，我党决定利用矛盾，进一步发动群众，并把李良争取过来，组织起一支由我党领导的南阳乡游击队。上级把任务交给了共产党员符致东同志，要他去争取李良。符致东也是南阳乡人，过去和李良是至交。由他去执行党支部的决定，有很多方便条件。
一天，符致东走进乡公所，看见李良愁眉苦脸，在办公室里来回踱着，便从门外喊了他一声。李良随即转过身子，见是老符，赶快跨步上前，高兴地嚷道：
“老符，是你呀？”他用手兜肩把老符抱住，继续说：“我以为你已远走高飞了，没想到还会返回家乡来！”说毕，把符致东拉进屋里坐下来。由于两人过去是至交，又多时不见，所以一见面就天南地北地畅谈起来；王月轩迫他缴枪的事，李良也跟符致东讲了。
“老李，你同意上缴啦？”符致东故意反问他说。
“唉，不同意又有什么办法？”李良苦恼地说：“军令大于天，反抗不得啊！”
“这可不行呀！”老符直爽地说道：“枪是我们南阳人自己出钱买的，又不是上面发下来的，有什么理由要我们缴上去？就是要缴给王月轩，也该问一问乡亲们愿不愿意呀！”
李良何尝不知道，这正是矛盾所在。他还清楚记得当时自己还当众表态说过：“有我在，枪就出不了南阳。”前几天，乡农民抗日救国会主任为此找过李良，问他说：“南阳人知道你最讲信用，有义气，你可别使乡亲们失望啊！”李良想到这里，心情更加沉重，他用信任的眼光望着符致东，说：
“老符，我们是多年故交啦！你说，如果不缴枪，可有什么办法应付？”
符致东早已胸有成竹。他用食指沾了点水，在桌子上写了一个“拖”字。
“拖？怎样个拖法？”李良追问道。
于是符致东把怎样“拖”法，详细告诉李良，然后说：“你就去找王月轩说，此事你作不了主，群众不愿意。”李良听了，象吞了萤火虫似的，心里一下子明亮起来了，连连点头说：“老符，这个办法要得，就照这样办！”
李良立即把前几天收集起来的枪支，重新发了下去；然后派人向王月轩报告，说枪在老百姓手中，一时收不上来，请求缓期上缴。与此同时，符致东、李良他们迅速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很快地，一百多人的南阳游击队，便正式宣布成立了。群众一致推选李良为中队长，乡党支部派符致东担任指导员。中共文昌县委为了加强对这支游击队的领导，还派了四名党员参加这支队伍，成立了党支部。李良在符致东的耐心帮助下，觉悟不断提高，不久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阴险毒辣、诡计多端的王月轩，见南阳成立了游击队，便想来个顺手牵羊，将南阳游击队编为文昌县游击第八大队第一中队，置于自己统率之下，企图把南阳游击队连人带枪，一口吞掉。
党支部早已预料到王月轩要这样做，于是决定一方面通过合法斗争，争取时间，扩大部队；更主要的一方面，是加强游击队的思想建设工作，公开在士兵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学习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和军事思想，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阴谋，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游击队员的思想觉悟。
就在这个时候，侵占文城的日本鬼子把魔爪伸进南阳乡来了。日本鬼子在这里筑起碉堡，安下据点，对南阳游击队实行包围。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南阳游击队奋起抗敌。全乡男女老少纷纷拿起梭标、长矛、大刀，配合南阳游击队，袭扰敌人，搞得敌人日夜不安，最后不得不退出南阳。南阳游击队经过了战火的考验，也更为坚强了。
这时，躲在山洞里的王月轩，却装模作样地走出来称功，要和南阳人民分享胜利成果；同时更加紧施计，想搞垮这支人民抗日游击队。一天，王月轩下令撤掉符致东的指导员职务，改任为庶务长。符致东和李良心里明白，王月轩要动手了！果然，不久大队部来了通知，命令庶务长符致东到大队部领饷。
符致东知道这家伙不怀好意，心里早有戒备，但为了顾全大局，一致抗日，于是十分警惕地前往。原来王月轩在半路埋伏了一名打手，企图待符致东领饷回来途中，暗中行刺符致东。但此事却为一名地下党员知悉，及时告诉了符致东。于是符致东绕路脱险回来，才粉碎了王月轩的阴谋。
王月轩的阴谋未逞，恼羞成怒，便下令将南阳乡游击队调往文昌东北，企图调虎离山，伺机一网打尽。而南阳乡党支部，却大造革命舆论，宣传正义主张，动员群众联名上书，向文昌县政府申明：南阳乡游击队是群众保家保乡的自卫组织，枪支械弹、粮食补给，绝大部分由本乡群众支持，王月轩这次强行外调，于理不顺，要求县政府主持正义。同时，李良代表南阳游击队表示，全队上下恪守“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誓言，反对调离本乡。文昌县委也及时发来紧急指示，要求乡党支部一方面要领导南阳游击队和群众坚决斗争，利用多种形式，广泛揭发国民党的阴谋，争取中间势力，发展进步势力；同时，要注意做好充分准备，应付顽固派可能发动的武装袭击，必要时可进行武装自卫。县委的指示，一经同群众见面，很快就见诸行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全乡人民，团结一心，随时准备痛击胆敢前来进犯之敌。
贼性不改的王月轩，一意孤行，必欲置南阳游击队于死地而后快。他与文昌县游击指挥部参谋长占华鹗，勾结起来，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内外夹攻地消灭南阳游击队。
一天，占华鹗带领了一排县兵，突然来到南阳乡，说是来探望李良的。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李良对这个不速之客，精神上已经作好了准备，他一方面把这家伙“热情”迎进乡公所，另方面立即派人向乡党支部报告。
“参座远道而来，有何训示？”李良问。
占华鹗两眼眯成一条线，奸笑了几声，说：“哪里，哪里，小弟路过贵乡，顺便探望李兄便了。”说毕，又故意给李良戴了一顶高帽子：“李兄你抗战有功，有德有才，鄙人无限敬佩！”
“不敢，不敢！”李良为了先稳住这个不速之客，又机灵地转口说：“参座远来，得先吃我们一杯淡酒；饭后，小弟还想把队伍召集来请参座训训话，开导开导。本来王大队长早就下令调我们出去，我李良当兵出身，深懂军令如山，无奈一些部下家乡观念重，一时想不通，趁参座光临敝乡之机会，请为开导一番，实为感激。”
听了李良的话，占华鹗觉得正中下怀，满心高兴，顺口答应说：“好，好，待一会我跟兄弟们见见面，讲几句。”李良陪坐了一会，便以集合部队为借口，从屋里走出来，对几个游击队员作了一番布置，便去找符致东他们商量下一步对策。
这时，外面送来了情报，说王月轩的两个中队，正向南阳乡开来。李良看了情报后，气愤万分，骂道：“他娘的，这帮家伙是想来个里应外合呀。”针对这些情况，大家冷静地研究了具体对策，并周密地进行了部署。接着，由符致东带着两个分队出发了，李良再回到乡公所。
这时，客厅里的桌子已经摆得齐齐整整。李良装得十分好客似的说：“参座，请入席吧！粗菜淡酒，表表意思！”一时杯盏交错，乒乒乓乓的碰杯声，响于户外。另一个屋子里，则招待着那一伙窝囊兵。
符致东带领着队伍跑步前进，埋伏在王月轩准备经过的半路上，然后派出一个党员分队长，再赶往前头，拦路给王月轩送去了一封信。
不久，王月轩领着两个中队的杂牌武装直驱南阳来了。他还在作着与占华鹗来个里应外合的美梦呢，没想到忽然前卫带来一个人，说是南阳乡派人给大队长送急件。王月轩赶忙把信拆开。信是以李良名义写的，大意是：占华鹗已到南阳，现正受到隆重款待；闻说王月轩亦远道赶来，李良准备率南阳乡游击队列队村前欢迎。
这封信一针见血地戳穿了顽固派里应外合的诡计。王月轩象有人在自己背后捅了一刀似的，心里绞痛难忍。他知道李良已在严阵以待，占华鹗在南阳成了李良的人质，已起不到里应外合的作用，自己此行必定捞不到什么便宜，说不定还象灯蛾扑火，自取灭亡。他低头沉吟了一会，于是对送信的人说：“你回去告诉李队长，我今天有公干要到大昌乡去，没有时间到南阳去了……”说罢，便叱喝着队伍，折向西北方向遁去。
占华鹗酒足饭饱，对李良说：“李乡长，请集合队伍，让我讲几句话吧！”他还妄想乘李良集合队伍之际，一举解除南阳游击队的武装，用一份盛大的“厚礼”迎接王大队长驾到哩！
李良用讥讽的口吻回答道：“参座，请再宽坐片刻，部队刚才到村外欢迎王月轩大队长去了。一会儿，请你们两位一起训话吧，免得一顿饭作两锅煮哩！”
占华鹗这才知道阴谋已经败露。他看见自己身后站了几条彪形大汉，而自己的勤务兵却被挤到屋角里动弹不得，只好连声说：“不要误会，不要误会！”
“哼，误会？”李良冷笑了一声，当场揭穿了占华鹗一伙的罪恶阴谋，并责令他坦白交代，才能取得宽大处理。占某初时还想狡辩，但见李良的部下个个怒气冲冲，摩拳擦掌，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搭拉着脑袋，一五一十地供认他们如何搞里应外合，妄图把南阳游击队一网打尽的卑鄙伎俩。
李良遵照党的指示，把占某教训了一顿，然后把他们押送出来。这种顾全抗日大局，一切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的行动，赢得了广大爱国人士的赞许和拥护，纷纷说：“共产党大公无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不久，南阳游击队奉中共琼崖特委指示，转移到琼山树德乡，编为独立队的一个中队。从此，这支队伍转战南北，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抗日武装力量。
攻克那大
一九三九年九月间，第三大队长马白山同志接受了中共琼崖特委的指示，率领部队去开辟那大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打击侵入那大之敌寇。
那大是琼崖西部重镇，距儋县新州约百余里，是日寇深入我琼西腹地的孤立据点，那里住着日寇和伪军共约三百余人。而我军虽说是一个大队，但武器多是些单响、双套筒之类的步枪，加上那大又是新地区，我军没有群众工作的基础。以上情况表明：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就不能单靠我军力量，而要深入发动群众，依靠当地群众力量才行。
那大周围共有八个行政乡，四乡乡民深受兵匪为患之苦，故此乡民多数私备武器以防掠劫。如果把他们发动起来，组成一支抗日力量，是十分可观的。但是，当地群众由于长期受封建的宗族观念的支配，再加上坏人的挑动，经常因些小事情而发生械斗，对于如何团结抗日很少考虑。这就告诉我们，要组织发动群众起来抗日，首先就要教育群众放弃私仇，停止械斗，要以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这一大局为重。
我第三大队来到了陶江乡的时候，马白山同志打听那里有个叫李正的农民，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但他为人性情强悍，好讲义气，每次械斗，陶江乡都是由他打头。为争取他参加抗日，马白山特地找他谈心，开门见山地向他指出因小事械斗而损财害命的害处，应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停止械斗，一致抗日。李正听后，伤心地诉说：
“打冤家，我也知道没有好处。不过，一个巴掌打不响，要停止械斗，得看洛基乡的陈亚公肯不肯。”
马白山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又特地去找陈亚公。陈亚公是个年近五十的老农民，身材高大，有一手好枪法和武术，五十斤的大刀，抡起来银光闪闪，人都叫他“二武松”，几十里内外无不知名。但是，械斗却苦了他。远的不说，仅一九三九年春旱，为了毗邻稻田争水，他们和陶江乡的群众打起来，双方死人不算，还被国民党县政府各罚二千元，害得多少人家倾家荡产，陈亚公也被迫卖断了自己仅有的二亩水田。
谈起往事，陈亚公不住地唉声叹气，怒气难消，听马白山提出停止械斗，团结抗日的建议，他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怒气冲冲地说：
“我活了五十岁，打了四十年冤家。陶江人不低头认错，我恨未消！”
从陈亚公硬梆梆的话里看得出，要他很快地认识械斗的危害，并捐弃前仇，团结抗日，一时不易作到，但是马白山仍然十分耐心地启发诱导他：
“亚公，现在大敌当前，应以大局为重。”
“管他什么当前不当前，我就是输钱输命不输气！……”陈亚公仍然固执地说。这一次谈心没有结果。
但是马白山不气馁，他回去与同志们仔细分析了情况，研究出对陈亚公进一步进行启发教育的办法后，继续找陈亚公作了多次促膝谈心。后来，陈亚公对马白山同志的循循善诱渐渐听得下去了，但始终未肯明确表示与陶江乡捐弃前仇，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一天，马白山同志邀请了当地士绅、开明人士，陶江、洛基乡的乡长，以及陈亚公、李正等人举行了一个协商会议。会上，马白山向大家反复宣传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战争的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大敌当前，各阶层人民应该团结抗日救亡的重大意义。马白山用商量的口气说：“同胞们，日本人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危亡威胁着每一个人，大家共同来商量一下怎么办吧！”
一会儿，坐在角落的李正，站起来激动地说：“马大队长讲得对，大敌当前，大家要以民族利益为重，我看咱们不打冤家啦，掉转枪口，齐心打日本鬼子。”李正的发言，简短有力，说出了陶江乡群众的共同愿望。在座的几个陶江乡的代表，都一致表示，愿和洛基乡人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可是洛基乡的人，都沉默不语，坐在那里看着陈亚公的脸色。而陈亚公却低着头作沉思状，一时没有表态。到会的洛基乡国民党乡长，见陈亚公不表示态度，便乘机幸灾乐祸地说：“这年头，土地爷掉到井里，吾神顾不了吾神，有什么团结可谈，还是赶早散档吧！”原来洛基乡乡长是一个坏家伙，过去洛基乡与陶江乡群众之间发生纠纷，正是由于这个家伙搅风搅雨，自己从中获利。第三大队挺进那大后，马白山对陈亚公进行耐心启发教育工作。陈亚公思想上本已有所动，但该乡长却在背后捣鬼，唆使陈亚公“不要上共军的当”。现在他看到会上团结抗日气氛这样浓厚，生怕对自己不利，赶快跳出来亮相了。
“这话是汉奸走狗说的。”有个代表听不下去，气得当场反驳道：“大家不要听他胡言乱语。”
阴险狡猾的洛基乡国民党乡长，企图用激将法，把陈亚公的火药脾气引发出来，于是继续挑拨说：
“陶江乡的人，因为欠了洛基乡人的血债，他们当然想和好了事；但是，洛基乡的陈亚公他们不是软土好锄的，谁甘心忍辱屈服呢！”说毕，还“哈，哈”地奸笑了一声。
“住口！”
大家转头一看，原来是陈亚公说话。只见他站起身来，紧攥拳头，两眼喷火地斥责说：“好呀！乡长先生，原来你是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你昨天还对我说什么陶江乡誓死不与我们和解，原来都是你捣的鬼呀！……”陈亚公越说越恨，最后决然地表示说：“乡亲们，我听马大队长和同志哥的，同意停止械斗，有劲儿就往打鬼子方面使吧！”
陈亚公的话音一落，群情激动，全场高呼起口号来：“停止械斗，团结起来，打倒日寇！”跟着，大家情绪激昂地讨论如何具体地团结抗日、围困那大敌人的问题。
洛基乡乡长一听说要围攻那大，三魂吓掉了两魂，立即别有用心地说：“围困那大是冒险的行为。日本人可厉害呀，保安团和游击队力量这样雄厚还顶不住，我们这些乌合之众，破刀烂枪，能顶个屁用！”
马白山站起来，严厉地说：“国民党保安团和县游击大队的底子，我们全知道。日寇进驻那大时，他们吓酥了骨头，一枪不发，就溜进山沟里去了。日本鬼子没什么厉害的，我们与他们较量过。今天，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条心，完全可以把日本鬼子打败！”
就这样，会议通过了充分协商，当场成立了抗日军民围攻那大指挥部，由马白山为总指挥，下设作战、交通运输、锄奸和给养等四个小组。会后，我第三大队的政工队和地方党政干部一道，继续深入各村发动群众。仅数日之内，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犹如春风野火，炽烈地燃烧起来。各个村寨的打铁铺，炉火通红，在丁丁当当地赶制武器。有关人员忙着筹办粮草，到处呈现着战斗前的紧张气氛。
经过了充分的动员，周密的战斗部署，真是万事俱备，只待东风。于是，指挥部下令围城！
这天黄昏，大地被一片灰蒙蒙的暮色笼罩着，围攻那大的军民，手执各种武器，象一条巨龙似的向那大进发。我军第三大队雄赳赳地走在队伍前头。深夜，围城军民抵达那大。他们根据指挥部的指示，埋伏在主要路口和敌人可能突围的位置上。接着，攻击开始了，山城顿时怒吼了起来，锣声、牛角声、土铳声、爆竹声和喊声，震得山鸣谷应。敌哨兵吓得缩了头，据点里的机枪夹着掷弹筒，一齐叫开了。
枪炮声送走了黑夜，迎来了战斗的黎明。日寇盼得天亮，拿起望远镜四下了望，可是据点周围一片寂静，围城的群众却不知藏在哪里。原来，我军民按照指挥部的作战部署，采取日困夜攻的战术，那时大家都隐蔽了起来。
太阳从靛青的山林后面升起来。马白山同志拨开树枝，朝敌人固守的那座炮楼望去，只见一个日寇军官，正用望远镜四处了望。他从传令员手中取过一支马枪，递给陈亚公，悄声嘱咐说：“细心的瞄，对准脑袋打！”
陈亚公接过枪，把枪口伸了出去。“叭”的一声枪响，只见那日寇军官应声而倒，一头栽在炮楼凹形的夹眼里。好几个日军赶忙跑来抬扶。陈亚公又放了一枪，又有一个日军倒下来了。其余日军吓得赶紧躲了起来。灌木丛中立即传出一阵叫好声！
日寇不知虚实，不敢贸然出来，只好整天在据点里憋王八。那大周围，便成为我抗日军民的天下。太阳下山了，黑暗覆盖着大地，阵地四周又活跃起来，磨刀擦枪，挑水送饭，处处呈现着一片繁忙景象。
为了围死敌人，我军政工人员和地方干部，趁黑摸进那大市区，发动居民埋藏粮食，逃出市区。市内群众，在我们的宣传发动下，连夜疏散出来。敌人因而更加陷入困境，而我抗日军民斗志更加旺盛。
围困那大的第十夜过去了。这一天早晨，陈亚公抓住了一个从城里混出来的汉奸。经指挥部审问，知道那大据点的日寇，原来已在昨天晚上，从国民党的一支乡游击队的位置突围了。群众听了这个消息非常气愤，纷纷责骂国民党不中用。
日寇突出重围，市内的伪军更为孤立，指挥部派出政工人员，向伪军进行喊话，要他们不要跟日本人卖命，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但是，伪军毫无悔改的诚意，拒不投降。我抗日军民，于是决定采取强攻手段。
第十二天的凌晨，指挥部的总攻号吹响了，我成千上万的抗日军民象决堤的河水，发起了冲锋。陈亚公也跟我军战士一起，冲在人群的最前面，他抡起枪托，一连撂倒了几个伪军。不见棺材不流泪的伪军，看见我军冲进城内，知道逃跑不了，才乖乖地举起手来。
这一仗，给日寇以重创，并全歼伪军一个中队八十余人，缴获长短枪数十支，军用物资一大批，极大地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使琼西地区出现新的抗日高潮。
但是，琼崖的革命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全国的反共逆流的影响，我们被迫处在敌顽夹击之下，坚持长期的抗日斗争。
一九四〇年九月七日，我们在地下交通员的引导下，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胜利地到达了美合抗日根据地。
美合位于澄迈县的西南部，方圆一百多里。周围有仁兴、岭仑、岭南、和安、兰洋（今属儋县）、南坤（今属屯昌县）等六个乡。琼崖特委和总队部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从琼山县树德、咸来一带搬到这里建立根据地，坚持抗日斗争。
我站在这块解放了的土地上，贪婪地吸吮着新鲜的空气，浏览着四周美丽的风光。忽然，有一个身材魁伟的人，迈着大步直朝我们奔来。他大约三十来岁，大方脸，眉毛浓黑，炯炯有神的双目透着智慧和刚毅。他很远就伸出手来迎接我们。我赶忙迎上前去，紧紧握住他的手。我正要开口，他先自我介绍说：
“我叫冯白驹。”接着便问道：“你是党中央派来的庄田同志吧！欢迎，欢迎！”
我原名庄振凤，是离开延安时才改叫庄田的。冯白驹同志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我正迟疑时，冯白驹同志就笑着对我说：“党中央早已经用电报告诉我们了，我们等待你们多时啦！估计你们最近就要来到。”
原来是这样。我兴奋地说：“老冯同志，我们来向你们学习，请多多帮助！”
“哪里，哪里。我们才应该向你们学习呢！”冯白驹同志使劲地抓着我的手，摇了几摇，又说：“这回就好啦，有你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同志，来参加领导我们琼崖游击队的抗日斗争，我们就更有力量啦！”他这些纯朴、谦虚的话语，充满着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穿一身补钉加补钉的黑色短衣，打赤脚，头发蓄得长长的。他的穿戴与他身边的警卫战士一样，除了携带武器能说明他是一个革命军人外，一切打扮都和老百姓一样。不用问，就知道这里的生活十分艰苦，斗争是十分艰巨的。
我激动地说：“老冯同志，你们辛苦啦！”
冯白驹同志爽朗地笑了一下，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这句话虽然很平凡，但却表现了一个革命者所具有的坚强性格和乐观主义精神。只有经过那艰苦岁月的人，才能充分领会它的分量。我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些有政治远见，富于牺牲精神，能密切联系群众、吃苦耐劳的领导人，要在这个远离党中央、回旋余地小、敌伪顽力量较大的海岛上，领导人民群众坚持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并且不断取得胜利，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想到这里，一种敬佩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接着，我便向冯白驹同志介绍跟我一起从延安来的几位同志。覃威、刘成义他们都一个个向冯白驹同志行立正敬礼。冯白驹同志也亲切地一一同他们握手，表示欢迎。他热情地说：
“同志们，你们从延安到琼崖，千里迢迢，长途跋涉，辛苦了！我代表特委和总队部向你们表示慰问，并欢迎你们来参加和领导琼崖的抗日斗争。”
大家同声表示说：“我们一定在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把伟大的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部队开午饭的时候，冯白驹同志招呼炊事员给我们端来饭菜，让我们几个人围地而坐吃饭后，他却走出屋外，听候值日班长集合队伍吃饭。部队吃饭时，八个战士围成一席。冯白驹同志用椰壳碗打了一碗饭后，便同战士们一起，蹲在地上，等值日班长叫“开饭”的口令后，才开始吃饭。冯白驹同志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的作风，真令我感动！
饭后，休息了一会儿，冯白驹同志便跟我们攀谈起来。他非常直爽，谈笑不拘，从部队生活，一直谈到工作和斗争，就象是和我共事多年的老战友一样。从谈话过程中，冯白驹同志给我的印象是：斗争经验很丰富，对党务、军事、政治、政权工作都很熟悉，而且谦虚谨慎，不愧为一个久经锻炼和考验的党的好干部。
当日，琼崖特委举行了会议。我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听了我的传达，大家都非常高兴。冯白驹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这样关怀我们琼崖的革命斗争，使我们十分感激。党中央给我们的指示很及时，它象一盏明灯，给我们照亮了斗争的前程。尤其是在这紧要的关头，又派遣庄田等同志来参加领导琼崖抗日斗争，使我们增加了力量。我们一定要努力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以报答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关怀！”
会议根据党中央和周副主席的指示，改选了特委。冯白驹同志担任书记兼独立总队长、政治委员，我担任独立总队副总队长，李振亚为参谋长，王业喜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对部队作了调整，建立支队，设立政治机关，配备政治干部，即将活动于琼文地区之第一、第二两个大队编为第一支队，任命吴克之为支队长，陈乃石为政委，陈石为政治处主任；将活动于澄迈、临高和儋县的第三、第五两个大队编为第二支队，任命马白山为支队长，符哥洛为政委，马秋江为政治处主任；建立总部直属特务大队，由朱克平为大队长，吴文龙为政委；另成立第四大队（后扩大为第三支队），由张开泰任支队长，莫逊任政委，祝菊芬任政治处主任。会议结束时，冯白驹同志激动地表示说：“党中央、毛主席这样信任我们，但作为我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希望大家多加帮助。今后，我们一定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信任，搞好党的集体领导，与中央派来的同志一起，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到底！”
李振亚是我在抗大工作时的老同事，是半年前奉中央命令来琼崖的。李振亚同志因为有别的任务外出，没参加特委会议。
特委会议后不久，冯白驹同志便带我去看望李振亚同志。老战友又在抗日的敌后战场重逢了。他一看见我，就狂喜地奔过来，紧紧地把我抱住，然后说：“老庄，听老冯同志说你们五月就从延安出发了，今天才到达，真叫人等急呵！你们一路都好吧？”
我把沿途经过情况告诉了他。闲扯了一阵，大家便转到正题上来。李振亚同志拿出了一张草图，铺在地上，用手指着上面说：“你看，敌军已兵临城下了，老庄，你又得大显身手了。”
我忙说：“在老冯的统率下，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冯白驹同志谦虚地说：“要靠大家的智慧。”
谈论了一会，李振亚同志对冯白驹同志说：“老冯，还是让我到前方去吧！我这个大老粗出身的人，哪里是蹲机关摇笔杆的材料呢！”
刚刚在路上，冯白驹同志已对我谈过李振亚同志的情况，说特委原准备让他担任总队参谋长的工作，但因为他刚来，情况不大了解，故此先让他在机关工作一个时期，以便更好地熟悉和掌握情况。现在，冯白驹同志见李振亚求战心切，便笑了笑对他说：“得了，得了，你这位在抗大工作过的人才，我们还舍得浪费吗！你现在就先跟老庄一起把部队工作抓起来，特别要注意把干部训练抓好。只要我们部队有一批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干部，我们就主动了。”冯白驹同志谈到这里，便以亲切的目光望了望我和李振亚，继续说：“你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学习机会多，又有带兵作战的经验，今后我们这支部队得靠你们去带呀！”
冯白驹同志出于对党中央的坚信和个人的谦虚，讲了许多鼓励我们的话，我们是完全理解的。但是，作为我们个人，我深深懂得：离开了党和群众是一事无成的。于是我赶忙解释说：“老冯同志，带好部队，要依靠党，依靠我们的广大干部才行啊！”
以后，我走访了总队部机关和住美合的部队。干部和战士给我介绍了许多情况，使我对琼崖革命斗争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深深地为琼崖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所感动，也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琼崖人而感到自豪。我虽然是少年时就离开了故乡，可是我对琼崖人民在十年内战中的功勋是知道的。这些日子，我从很多同志那里了解到，琼崖党和红军曾经在这个海岛上坚持了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被誉为红旗不倒，他们的英雄事迹，使我很早就产生了一种敬慕之情。
艰难历程
琼崖又名琼州。在全岛三万二千二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着三百万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①。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光辉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琼崖人民就被置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多少年来，他们迫切要求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向往着民主、自由，举行过多次反抗斗争。但由于没有革命党的正确领导，一次次的英勇斗争都失败了。
一九二五年，国民革命军奉命渡海讨伐军阀邓本殷。我党派到国民革命军工作的共产党员王文明也跟随部队一起渡海到了琼崖。他先后同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派来的特派员杨善集以及从广州、上海等地回来进行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冯平、许侠夫、周越、严凤仪、陈永芹、徐成章、冯白驹、王文儒、符节等同志取得联系，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在海口市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琼崖地方委员会。在琼崖地委领导下，各县的工农运动蓬勃展开，农民协会纷纷成立，还举办了农民训练所。一九二七年四月间，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在琼崖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把枪口转向了革命人民，大肆镇压工农运动。海口市及各县城来不及撤离的党员和革命群众都遭到了残酷的杀害。为了反抗国民党的血腥镇压，转移到各地农村去的我党的一些主要负责同志，发动和领导农民武装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在各县区建立起人民革命委员会，并且组织起一支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革命武装——人民革命军。人民革命军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至一九二七年秋冬时，已由几百人发展为一千多人，活动遍及琼山、文昌等八个县份。在此基础上，各地人民革命军后来统一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师，并在乐会县成立了琼崖工农红军司令部，由冯平同志任司令员，杨善集同志任政委。下辖八路军（八个县，每县为一路），还设东、中、西三路指挥部。全军共有二千余人。
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鼓舞下，琼崖工农红军，英勇作战，先后攻下了陵水、琼东、定安等县城，榆林、三亚军港和崖县藤桥市，歼灭了大批的反动民团武装，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琼崖地委于一九二八年三月改称为琼崖特委，并成立了琼崖苏维埃政府。
琼崖武装斗争的节节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恐慌万状，赶忙派遣反动军队来琼崖“进剿”。由于琼崖工农红军领导在思想上缺乏充分的准备，加之在战略和战术上又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致使在敌人的进攻面前，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红军的主要领导干部杨善集、冯平、陈永芹、符节、徐成章、许侠夫、周越等，均先后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三千多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九二八年底，琼崖特委率领了剩下来的红军转移到定安县的母瑞山，开辟革命根据地。他们总结失败的教训，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发展群众武装，集中红军力量，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因而革命又从低潮逐渐走向高潮。至一九二九年秋，在仅存的一百三十多名红军的基础上，又不断发展扩大，并成立了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团。
在这大好形势下，一九三〇年四月间，琼崖特委举行了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选举冯白驹同志为中共琼崖特委书记。会议决定：继续实行土地革命，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开展打击敌人的“红五月”活动。这次会议后，红军队伍又进一步得到发展，遂于一九三〇年夏天在定安母瑞山成立了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下辖三个团、一个独立营和一个娘子军连。与此同时，各地的农民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劳动童子团等群众武装队伍也相继组织起来。这些群众武装，在配合红军作战，惩办地主恶霸，打击土豪劣绅，保卫土地革命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三〇年秋，在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琼崖特委决定将分散活动在各乡村中的红军，集中起来攻打城市。当时，红军虽然攻下了许多城镇，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红军的主力却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一九三二年秋，蒋介石再次派遣陈汉光警卫旅和空军一部来琼镇压革命。在敌人的陆、空军联合进攻下，我红军领导则采取了单纯的防御方针，将各地红军全部集中于母瑞山区。结果因粮食短缺，难以长期坚持作战，被迫突围转移，于途中遭敌前阻后击，伤亡惨重。红军独立师师长王文儒，因病转移，途中被捕，英勇就义。唯有冯白驹同志率领的一百多名红军战士，在母瑞山上坚持了十个多月的斗争，最后也因战斗伤亡和疾病摧残，只存下二十六人冲出重围，胜利地返回琼山革命老区，与在这些地区坚持长期斗争的黎明、王伯伦、黄魂等同志会合。
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冯白驹同志率领剩下的红军战士，继续高举革命大旗，进行着英勇的斗争。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扭转了危局，于一九三六年春，在琼山成立了琼崖工农红军游击司令部。他们通过短时间的整训，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纠正过去的错误，制定了符合琼崖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和路线。从这以后，琼崖的革命斗争又开展起来。原来各地被敌人摧毁的党的领导机关和革命组织，先后得到了恢复。红军也扩大到三十多人。这一支经过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洗礼的红军队伍，便成为日后在琼崖进行抗日战争的骨干力量。
云龙改编
一九三七年冬，日寇加紧向我华中和华南进攻，抗日战争全面发展。在南京沦陷和武汉失守之后，广州及广东沿海各重要城市也相继陷入敌手。琼崖面临着严重的战争威胁。这时，琼崖特委为了执行党中央团结抗战的指示，立即致函于琼崖国民党最高当局及驻军六十二军军长张达，提出各党各派各阶层团结抗战的主张，表示愿意将我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游击队，共同抗战，并要他们在报刊上作出公开答复。与此同时，府（城）海（口）地区的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在强寇压境和全岛人民的压力与瞩望之下，国民党当局及六十二军军长张达，终于被迫在《国民日报》上作了答复，表示愿意接纳我方建议。对此，我琼崖特委立即派黎明同志前往同张达部所属师长陈章进行谈判。
黎明同志是中共乐万县委书记，他接受这个任务后，便秘密地来到海口市，找到了在该市坚持革命斗争的市郊委负责人林克泽同志。林克泽同志把国民党的动态告诉了他，并给他提供了许多与国民党谈判的方便；接着，就派人与国民党谈判代表陈章联系好谈判的地点。
谈判就这样开始了。但是，国民党毫无团结抗日的诚意。他们从谈判开始就玩弄政治骗局，兜售蒋介石的所谓“统一军令”的黑货，妄图把我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统一”到国民党六十二军特务连中去，从根本上取消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我党为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要求将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支不受国民党六十二军管辖的独立部队。国民党顽固地坚持其反动立场，拒不接受我方的合理要求，谈判毫无进展。为了掌握情况，并及时揭露国民党破坏谈判的阴谋，以利于团结教育人民，发展抗日形势，冯白驹同志便亲临琼山县塔市乡指导谈判工作。国民党当局闻讯，采取流氓手段，秘密派遣特务非法逮捕冯白驹同志，妄图压我方让步。至此，国共谈判陷于中断。
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岛人民的无比愤慨。在琼崖特委的领导下，人民群众采取各种形式，同国民党进行坚决的斗争。府（城）海（口）地区的工人、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罪行，要求立即释放冯白驹同志。党中央和南方局对琼崖的局势发展极为关注。周恩来同志亲自过问冯白驹同志的被捕情况，多次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并指示南方局迅速向广东省国民党当局提出交涉。叶剑英同志也亲自向广东省国民党当局写信，公开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日的阴谋，要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立即把冯白驹同志释放出来。在我党和广大群众的强烈抗议和要求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冯白驹同志释放出狱。
这时，敌舰经常侵入琼崖沿海一带活动与窜扰，敌机也更加疯狂地向海口、琼山一带侦察与轰炸，琼崖的情势更加紧张和危急。琼崖特委从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全局出发，再次主动建议把中断了的谈判继续进行下去。不久，国民党六十二军奉命调离琼崖。原琼崖保安副司令王毅升任琼崖守备司令兼专员。冯白驹同志及时地向王毅提出直接谈判的建议。王毅在广大人民的要求及进步力量的推动下，终于表示同意继续同我方进行谈判。谈判中，冯白驹同志根据上次谈判的经验，对独立自主这个原则问题寸步不让。他针锋相对地提出：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绝不能统一到国民党琼崖守备部队中去，只能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把我军整编为一个独立队。我党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正确主张为各方面所接受，使国民党妄图吞并和消灭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的阴谋遭到彻底破产，促成谈判成功。王毅被迫接受我琼崖特委提出的要求，同意我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第十四统率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任命冯白驹同志为队长。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黄大猷，第二中队长黄天辅，第三中队长吴克之。
谈判胜利后，琼崖特委便决定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在琼山县云龙镇召开独立队成立大会。王毅知道后，提出要亲临参加，并检阅我们这支部队．我们知道王毅提出这一要求是不怀好意的。但是，如果不同意他的要求，他就可以趁机诬蔑我们不要团结，妄图把破坏团结抗日的责任转嫁到我们的身上。为了顾全大局，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推动国共团结抗日，我们只好同意王毅提出的要求。
然而，我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游击队，在土地革命中几经挫折，损失十分严重，当时仅剩下了三十六个人。对于这个“底子”，我们是绝对不能让王毅知道的。因此，琼崖特委紧急通知各地党组织，秘密发动共产党员和青年参加独立队，动员群众踊跃为独立队捐枪、献枪，并大力收缴土匪武装。这样一来，在短短的时间里，我军便由三十六个人迅速扩大到三百多人，武器也由三十多支增加到二百多支，弹药也有了较好的补充。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琼崖人民的子弟兵——独立队，终于在琼山县云龙镇宣告成立了！当地的父老乡亲看到这一支刚成立的抗日队伍，心头简直乐开了花，纷纷携带慰劳品来慰问。整个云龙镇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欢呼声、口号声久久回荡在南渡江畔。不久，王毅在冯白驹同志的陪同下，骑着马从府城来了。当时，我们的战士已编好队，手持武器，英姿飒爽地站立在广场上。由三十六名工农红军游击队战士编成的短枪队，站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他们高唱着《全国总动员》、《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气势豪迈，精神抖擞。
王毅走下马，来到我们队伍的前面。他那两只贼眼直在我们的战士身上打转着，仿佛要从我们这支队伍里发现什么秘密似的。
“你们这支队伍大约有多少人？多少支枪？”王毅别有用心地向冯白驹打听道。
“很难说个准确数字。”冯白驹同志回答道：“因为我们的部队分散于全岛各地，交通不便，直至现在还没有完全到齐。”
“没有到齐的大约有多少？”王毅又问。
“很难估计。”冯白驹同志故意对王毅说：“最近又有很多青年要求抗日，要求参加到我军中来。”
王毅原来就非常害怕我军的发展壮大，听了冯白驹同志这么一说，心里更加惶恐不安，他连忙说：“啊呀，你们原是一个大队呀，人数太多了，恐怕不太好吧！”
“那能这么说呢，上次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们部队是独立的呀！”冯白驹同志故意把“独立”二字说得重重的，跟着，又说：“再说，打日本鬼子，卫国保家乡，我们还怕人多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王毅诡辩说：“我是说国家兵饷有限，你们部队发展多了，兵饷就成问题啦。”
冯白驹同志知道，王毅的所谓“兵饷”，纯粹是个借口，限制我军发展才是他的本意。于是驳斥道：“国民党部队不是比我们部队多几十倍吗！为什么你们的兵饷没成问题，我们的兵饷倒成了问题呢！”
“这……”王毅被问住了。他呆立在那里，一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沉默了好久，王毅才转了话题说：“今天暂且不谈这个吧，还是看看你们短枪队的射击表演好吗？”
我们的短枪队，早就是窗户口吹喇叭，名声在外哩！他们在几十米远的地方，说打哪就打那，毫不含糊。在土地革命时期，他们有时三三两两，有时成班成队，出没在山野密林，街头屋顶，道路两旁，瞅空子到处扰乱和打击敌人，弄得敌人坐卧不安，胆颤心寒。而王毅本人过去也是亲身领教过的。现在他提出观看我们短枪队的射击表演，大概是想再亲临其境，详详细细地摸一下我短枪队枪法准的奥妙在哪里的吧！
“请吧，王司令！”冯白驹手指着一棵大树底下说。原来，那棵大榕树下就是我短枪队表演的场地。树上悬吊着十多个椰子和空玻璃瓶子。王毅抬头用惊疑的目光望着这一景象。
过了一会儿，从短枪队里走出两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他们是林茂松和吴天贵，是土地革命时期参加琼崖工农红军的老战士。他们走到距离那吊在榕树上的椰子几十米处便站住了。指挥员一声哨响，射击表演开始了。只看见他俩右手一扬，火光一闪，一阵蓝烟，枪声便乒乒乓乓响开了，霎时间，吊在榕树上的十多个椰子已打掉了好几个。在旁边围观的人们立即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不少人情不自禁地喊道：“打得真准，好枪法！”
林茂松和吴天贵射击完毕，符烈军、黄大猷、王天德、朱克平、黎德华等同志，又先后走出队列，一个接着一个的打下了吊在榕树上的椰子。末了，他们又转身向另一棵树枝上挂着的玻璃瓶子射击。一时间，只听见枪声和瓶子破碎声以及人们的鼓掌声、喝彩声，汇成了一片震天动地的哄响。王毅既为这场精彩的射击表演所迷住，同时又感到“共军如此厉害，真是心腹之患”而惊恐。
临行前，冯白驹同志把他送到路口，问道：“王司令，你检阅我们的部队有何感想？”
王毅苦笑了一下，答道：“很好，很好！我本人甚满意！”
冯白驹同志便趁机问王毅道：“今后我们这支队伍的粮饷如何解决？”
“那好办！政府统一解决。”王毅说完，又特别补充一句：“但是，按一个大队编制，政府最多只发给你们五百人的粮饷，多了就不行啦！”
其实，当时我们这支队伍，总共才有三百来人，而王毅却答应发给我们五百人的粮饷，可是够“大方”的了。
为了保证党对这支部队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云龙改编后，我们逐步在部队中成立了党委和党支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使部队沿着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不断前进。我们还根据部队成员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青年，缺乏作战经验等情况，随即制订了两个月的教育计划，进行初步的军事训练，提高战士们的军事技术，为抵抗入侵之敌作好充分的准备。
云龙改编后，琼崖特委又根据党中央关于放手扩大人民武装、放手发动群众和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冲破国民党的限制，积极发展人民武装，扩大游击队。不久，琼山、文昌、澄迈、临高、儋县、定安、琼东、乐会、万宁等县都先后成立了一个游击中队，直属于独立队的领导。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日军板垣师团主力板田旅团村岗幢旅团各一个联队，第三舰队海上陆战队吉田部队和各旅守备队，共约五千余人，配以海空军，在琼崖北部琼山县天尾港和海口市秀英港登陆了。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毅，率领两个保安团和二十一个壮丁常备队，约共六千多人，却如丧家之犬，纷纷向五指山逃命，使日寇如入无人之境。至此，琼崖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海口市陷落了！
当日，我独立队肩负琼崖三百万人民的希望，不避艰险，立即派出黄大猷中队，奔赴海口市以南三十多里处的潭口（南渡江的一个渡口）阻击敌人，在那里打响了琼崖抗日战争的第一仗。
日寇占领海口、府城后，又继续攻陷了文昌、澄迈等县城以及海口至文昌公路干线之美兰、三江、大致坡、潭牛和海口至澄迈公路干线之长流、白莲等城镇。我总队部又派出短枪队到处打击入侵之敌。在海（口）文（昌）公路上的罗牛桥，伏击日寇军车两辆，歼敌大佐以下二十余人；接着，我第一大队一中队和第二大队五中队，又先后在琼山县罗板铺伏击敌军车一辆，袭击进驻文昌县城、琼山县文岭、石桥等地之敌，使整个琼崖都成为抗日的广阔战场。
我军所取得的一系列的战斗胜利，大大地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有力地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广大青年纷纷要求参加我军。从而使我军从一个大队迅速扩大到三个大队，共约一千余人。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特委又将原来部队番号改为广东省第十四统率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简称独立总队）。冯白驹同志任总队长。
云龙改编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在琼崖的胜利，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和英明领导的结果。琼崖特委在国共谈判中，旗帜鲜明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独立自主的方针，挫败了国民党并吞和消灭我军的阴谋，始终保持我军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对于日后琼崖抗日独立队的发展和坚持琼崖长期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有着重大的意义。
永兴奇袭
日寇登陆琼岛，遭我独立队教训，吃了苦头，开始体会到琼崖的抗日军民是不好惹的。他们为了阻止我军的游击活动，割断我军与群众的联系，到处修筑碉堡，增设关卡，进行严密监视。对此，我军便进一步发动群众，与鬼子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我独立队第二中队，就是在与敌人进行斗争中，完成任务比较出色的一支部队。
那是在中秋节前夕的一天下午。这个中队在琼山县西北部打击敌人，取得一系列胜利后，便来到了该县的二遵乡儒全村休整。忽然，哨兵把一个汉奸打扮的人带到中队部来，说是从这人身上搜到了一张维持会的“派司”，身份是海口市维持会的庶务。中队长黄天辅见到送来的人，是一个身材匀称，面目清秀，两眼灼亮的青年人，便打着哈哈地嚷着：“阿哈，原来是你这个‘汉奸’！”
那哨兵愣怔了，听中队长的口气，又看了看中队长带笑的脸色，心里很快就明白过来，赶快给那青年人松了绑。原来，这个青年人是中队驳壳班的班长杜绍元。不久以前奉命到永兴去侦察敌情。而那位哨兵刚刚参军没几天，互相没见过面，因而误会了。
“情况怎么样？”中队长把一碗凉米汤，端到杜绍元面前问。杜绍元接过那碗凉米汤，咕噜咕噜地喝干后，说：“中队长，有空可钻咧！”接着，便把几天来侦察到的结果，详细地向中队长作了汇报。
永兴市，是琼山县西南的一个集镇，距海口市约二十余公里，是通往内地的交通要道，军事上十分重要。日寇占领这个集镇后，便建立了据点，成立了维持会，以此作为它巩固海口，相机向内地挺进的前哨。日寇在这里驻有一个分遣队，约百把人马。杜绍元在侦察中发现这里的日寇，从阴历八月以来，每天都出发到罗板铺一带扫荡。据点内只留下不足一个班的日军。
杜绍元一口气地把侦察到的情况和自己对情况的分析及其意见谈完之后，便郑重其事地要求说：
“中队长，后天就是中秋节，永兴市是大集日，正是个好机会，让我带着短枪班钻进去……”他讲到这里，故意把声音压得低低的。
中队长黄天辅听了连连点头。但他考虑到事关重要，不能草率，得找指导员和其他同志商量后再作决定。接着，黄天辅找有关同志开会，详细研究了情况，一致同意杜绍元提出的方案，并交由他们那个班去完成。
晚上，杜绍元从中队部接受任务回来后，立即召集王庆耀、符烈军、周密等本班战士，一起商量如何完成这一战斗任务。从那一张张微笑的脸庞，看得出他们对中队长交付的战斗任务感到由衷的满意，以及对完成任务而满怀信心。
黎明前，部队静悄悄地集结在村后的小树林里。中队长黄天辅悄声地向大家作战斗动员，勉励大家要沉着、机智、勇敢。接着大家便先后出发了。
王庆耀、符烈军、周密和符惠英他们挑着肥鸡和本地著名土产永兴柑子，走出村子，混杂在赶集的人群里，向着永兴市走去。这时，太阳从地平线上露出半边笑脸，灰蒙蒙的晨雾消失了。在通往永兴的公路上，三五成群的人们挑着箩筐，沉默地走着。永兴周围，日寇用铁丝网围住。要进入永兴市，先要经过一个关卡，鬼子兵端着刺刀把守住，经过搜查盘问后才得进去。
“铃，铃——”人们后面忽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自行车铃声。一个身穿白竹纱衣服，头戴通帽的青年人，骑着一辆“拉利”牌自行车，直冲向前。他边走边嚷道：“喂，给让个路！”赶集的群众，见他这一身汉奸打扮，赶快闪在一旁让路。混杂在人群中间的王庆耀他们，认得骑自行车的人正是班长杜绍元。当杜绍元在身旁擦过时，互相挤了挤眼，打了一个暗号。杜绍元抢先挤到把守关卡的日寇哨兵跟前。
“太君，早安！”杜绍元摘下通帽，故作谄媚地向日寇哨兵深深地鞠了一躬。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了“派司”，装得十分恭敬的样子，递到哨兵跟前，说道：“海口维持会的，来买鸡鸭和柑子慰劳皇军的。”
日敌哨兵望着一身汉奸打扮的杜绍元，略加盘诘，便让他过去了。杜绍元混过关后，便穿过喧闹的人群，挤进街前一座茶店。他要来一壶咖啡，坐在靠窗户的地方，边喝边观察市镇上的情况，心里不时惦记着在集镇外等候日敌哨兵检查的伙伴。
市集闹哄哄，街上熙熙攘攘，人们挤出挤进。符烈军、王庆耀挑着两箩柑子，两笼肥鸡，刚在咖啡店不远的地方放下来，一些商人就走过来缠住他们探问价钱。他们为了不贻误战机，故意把价钱说得高高的，好尽快地把这些讨厌的商人打发走。
就在这时，街上突然出现了一阵骚动。原来是三个背着枪的日本兵，衣履不整地在街上游荡着。他们有的人手里提着一两只母鸡，有的边走边剥吃甜柑子，那一双双淫秽的眼睛，四处寻觅着花姑娘。符惠英的位置离王庆耀他们不远。几个日军一见到她，就朝她那里过来。但是王庆耀他们巧妙地把符惠英保护起来。正在喝茶的杜绍元看得清清楚楚，于是叫伙计算完账，走出茶店，来到了闹市。他穿过人群，一直走到摆在炮楼斜对面地方的两笼肥鸡面前，故意蹲下来向卖鸡的人问价，乘机问道：“情况怎么样？”
“没有什么变化。除了哨兵和几个在集市上追赶花姑娘以外，还有几个鬼子在炮楼里。”假装卖鸡的战士低声回答道。
“嗯，想办法把他们引到外面来。”杜绍元说毕，再向“卖鸡人”详细交代了办法，然后故意将鸡笼打开。几只鸡从笼里冲出来，一边“咯、咯”地啼叫，一边四处乱跑。跟着，蹲在旁边假装卖柑子的符烈军也故意弄翻了柑子。柑子倒个满地。
炮楼里的日寇瞧见了，都涌了出来，一个捉鸡，一个抢柑子，忙得满头大汗，得意忘形。说时迟，那时快，王庆耀、符烈军等人，都各自从怀中拔出驳壳枪，扳开机头，“砰，砰”几枪，立即把两个日兵撂倒在地。没被打死的日兵，一时慌了手脚，赶忙往炮楼里跑。杜绍元的枪口，早已瞄准了他们。只见手起枪响，剩下的几个日兵，一个也没幸存。杜绍元和符烈军结束了几个日兵的狗命后，便一举抢占了据点。王庆耀却在一旁，监视着街道。这时，在街口那边的符惠英，也已一枪打死了日敌哨兵，疾步跑回街道来与王庆耀会合。
刚才还在街上耀武扬威的几名日兵，见势不妙，扔下手里的鸡和柑子，慌忙往据点跑。没想到王庆耀他们早在墙角边等候他们了。又听得“砰，砰，砰”几枪，敌人立即应声倒地。
战斗胜利结束了。杜绍元他们在中队长黄天辅带领的部队掩护下安全地撤出了永兴市，胜利凯旋了。这场战斗，只用了几十分钟，就歼灭了敌人一个班，缴获了一门掷弹筒，一挺机枪和五支步枪。
晚上，中秋月象圆盘似的悬挂在天空，大地一片银色。儒全村的男女老幼都拥到中队部前那片荔枝林子里，参观刚刚缴来的战利品，热烈祝贺战士们奇袭永兴所取得的胜利。这真是一个多么有意义的中秋节，抗日军民都沉浸在欢乐的节日气氛里。
南阳挥戈
我军坚决抗日，迭次出击，捷报频传，象春风送暖，吹开一切爱国的人们的心扉。琼文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喜出望外，纷纷传颂着共产党独立队爱国抗日的佳话，而国民党贪生怕死，一枪未发就一溃千里。人民群众也就愈来愈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这样一来，人们并不相信国民党制造的各种谎言和污蔑，更多地聚合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旗帜下。
特别是在沿海地区，由于我独立队的影响迅速扩大，抗日浪潮空前高涨。国民党顽固派对此坐卧不安，因而加紧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污蔑、打击我军，限制我军发展。但由于其基本力量已撤退到五指山区，一时无力遏止我军发展，于是极力拉拢当地豪绅恶霸和土匪所控制的土顽武装，来牵制我军力量，与我争夺沿海地区的控制权。但是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广大人民群众对此十分愤恨。不少开明人士和一些地方武装，在民族存亡关头，要求抗日，因此也对国民党排斥异己和卖国政策表示不同程度的不满。针对这一情况，我军派出一批政工人员，配合地方党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各项政策，动员他们联合起来，组织抗日地方武装，进行抗日。
文昌县南阳乡的抗日活动便是在上述的形势下组织发动起来的，后来并成了琼崖有名的抗日模范乡。在党的发动和组织领导下，南阳乡的抗日保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他们组织了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团体，并且节衣缩食，把自己的血汗钱捐献出来，买了一百多条枪。当时大家郑重宣誓：人不离枪，枪不离乡，武装保家保乡，抗击日本侵略者！
国民党文昌县游击司令部对南阳乡的一百多条枪，早已垂涎三尺，千方百计地想抢夺到手里。这次，他们便以整编游击自卫武装为借口，由第八大队长王月轩出面，派人通知乡长李良，限令南阳乡在三天之内，把全乡的武器弹药列册上缴大队部，等候游击司令部整编处理。
南阳乡乡长李良，土生土长，出身贫苦，曾经当过国民党军队的连长，后来，又当过迈众中学的校长，为人耿直，热爱故乡，有抗日救国热忱，是我党团结争取的对象；在抗战开始不久，由我党发动群众选举为乡长。当时群众捐款购枪一事，李良是领头人，自己也一道发过誓言。这次，王月轩要调枪，弄得李良十分苦闷。要交，别说群众不答应，自己也不同意；不交，上头却又诸多威胁，还说什么“军令如山，违抗严办。”李良为此急得茶饭无心，整天坐卧不安。
根据这一情况，我党决定利用矛盾，进一步发动群众，并把李良争取过来，组织起一支由我党领导的南阳乡游击队。上级把任务交给了共产党员符致东同志，要他去争取李良。符致东也是南阳乡人，过去和李良是至交。由他去执行党支部的决定，有很多方便条件。
一天，符致东走进乡公所，看见李良愁眉苦脸，在办公室里来回踱着，便从门外喊了他一声。李良随即转过身子，见是老符，赶快跨步上前，高兴地嚷道：
“老符，是你呀？”他用手兜肩把老符抱住，继续说：“我以为你已远走高飞了，没想到还会返回家乡来！”说毕，把符致东拉进屋里坐下来。由于两人过去是至交，又多时不见，所以一见面就天南地北地畅谈起来；王月轩迫他缴枪的事，李良也跟符致东讲了。
“老李，你同意上缴啦？”符致东故意反问他说。
“唉，不同意又有什么办法？”李良苦恼地说：“军令大于天，反抗不得啊！”
“这可不行呀！”老符直爽地说道：“枪是我们南阳人自己出钱买的，又不是上面发下来的，有什么理由要我们缴上去？就是要缴给王月轩，也该问一问乡亲们愿不愿意呀！”
李良何尝不知道，这正是矛盾所在。他还清楚记得当时自己还当众表态说过：“有我在，枪就出不了南阳。”前几天，乡农民抗日救国会主任为此找过李良，问他说：“南阳人知道你最讲信用，有义气，你可别使乡亲们失望啊！”李良想到这里，心情更加沉重，他用信任的眼光望着符致东，说：
“老符，我们是多年故交啦！你说，如果不缴枪，可有什么办法应付？”
符致东早已胸有成竹。他用食指沾了点水，在桌子上写了一个“拖”字。
“拖？怎样个拖法？”李良追问道。
于是符致东把怎样“拖”法，详细告诉李良，然后说：“你就去找王月轩说，此事你作不了主，群众不愿意。”李良听了，象吞了萤火虫似的，心里一下子明亮起来了，连连点头说：“老符，这个办法要得，就照这样办！”
李良立即把前几天收集起来的枪支，重新发了下去；然后派人向王月轩报告，说枪在老百姓手中，一时收不上来，请求缓期上缴。与此同时，符致东、李良他们迅速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很快地，一百多人的南阳游击队，便正式宣布成立了。群众一致推选李良为中队长，乡党支部派符致东担任指导员。中共文昌县委为了加强对这支游击队的领导，还派了四名党员参加这支队伍，成立了党支部。李良在符致东的耐心帮助下，觉悟不断提高，不久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阴险毒辣、诡计多端的王月轩，见南阳成立了游击队，便想来个顺手牵羊，将南阳游击队编为文昌县游击第八大队第一中队，置于自己统率之下，企图把南阳游击队连人带枪，一口吞掉。
党支部早已预料到王月轩要这样做，于是决定一方面通过合法斗争，争取时间，扩大部队；更主要的一方面，是加强游击队的思想建设工作，公开在士兵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学习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和军事思想，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阴谋，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游击队员的思想觉悟。
就在这个时候，侵占文城的日本鬼子把魔爪伸进南阳乡来了。日本鬼子在这里筑起碉堡，安下据点，对南阳游击队实行包围。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南阳游击队奋起抗敌。全乡男女老少纷纷拿起梭标、长矛、大刀，配合南阳游击队，袭扰敌人，搞得敌人日夜不安，最后不得不退出南阳。南阳游击队经过了战火的考验，也更为坚强了。
这时，躲在山洞里的王月轩，却装模作样地走出来称功，要和南阳人民分享胜利成果；同时更加紧施计，想搞垮这支人民抗日游击队。一天，王月轩下令撤掉符致东的指导员职务，改任为庶务长。符致东和李良心里明白，王月轩要动手了！果然，不久大队部来了通知，命令庶务长符致东到大队部领饷。
符致东知道这家伙不怀好意，心里早有戒备，但为了顾全大局，一致抗日，于是十分警惕地前往。原来王月轩在半路埋伏了一名打手，企图待符致东领饷回来途中，暗中行刺符致东。但此事却为一名地下党员知悉，及时告诉了符致东。于是符致东绕路脱险回来，才粉碎了王月轩的阴谋。
王月轩的阴谋未逞，恼羞成怒，便下令将南阳乡游击队调往文昌东北，企图调虎离山，伺机一网打尽。而南阳乡党支部，却大造革命舆论，宣传正义主张，动员群众联名上书，向文昌县政府申明：南阳乡游击队是群众保家保乡的自卫组织，枪支械弹、粮食补给，绝大部分由本乡群众支持，王月轩这次强行外调，于理不顺，要求县政府主持正义。同时，李良代表南阳游击队表示，全队上下恪守“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誓言，反对调离本乡。文昌县委也及时发来紧急指示，要求乡党支部一方面要领导南阳游击队和群众坚决斗争，利用多种形式，广泛揭发国民党的阴谋，争取中间势力，发展进步势力；同时，要注意做好充分准备，应付顽固派可能发动的武装袭击，必要时可进行武装自卫。县委的指示，一经同群众见面，很快就见诸行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全乡人民，团结一心，随时准备痛击胆敢前来进犯之敌。
贼性不改的王月轩，一意孤行，必欲置南阳游击队于死地而后快。他与文昌县游击指挥部参谋长占华鹗，勾结起来，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内外夹攻地消灭南阳游击队。
一天，占华鹗带领了一排县兵，突然来到南阳乡，说是来探望李良的。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李良对这个不速之客，精神上已经作好了准备，他一方面把这家伙“热情”迎进乡公所，另方面立即派人向乡党支部报告。
“参座远道而来，有何训示？”李良问。
占华鹗两眼眯成一条线，奸笑了几声，说：“哪里，哪里，小弟路过贵乡，顺便探望李兄便了。”说毕，又故意给李良戴了一顶高帽子：“李兄你抗战有功，有德有才，鄙人无限敬佩！”
“不敢，不敢！”李良为了先稳住这个不速之客，又机灵地转口说：“参座远来，得先吃我们一杯淡酒；饭后，小弟还想把队伍召集来请参座训训话，开导开导。本来王大队长早就下令调我们出去，我李良当兵出身，深懂军令如山，无奈一些部下家乡观念重，一时想不通，趁参座光临敝乡之机会，请为开导一番，实为感激。”
听了李良的话，占华鹗觉得正中下怀，满心高兴，顺口答应说：“好，好，待一会我跟兄弟们见见面，讲几句。”李良陪坐了一会，便以集合部队为借口，从屋里走出来，对几个游击队员作了一番布置，便去找符致东他们商量下一步对策。
这时，外面送来了情报，说王月轩的两个中队，正向南阳乡开来。李良看了情报后，气愤万分，骂道：“他娘的，这帮家伙是想来个里应外合呀。”针对这些情况，大家冷静地研究了具体对策，并周密地进行了部署。接着，由符致东带着两个分队出发了，李良再回到乡公所。
这时，客厅里的桌子已经摆得齐齐整整。李良装得十分好客似的说：“参座，请入席吧！粗菜淡酒，表表意思！”一时杯盏交错，乒乒乓乓的碰杯声，响于户外。另一个屋子里，则招待着那一伙窝囊兵。
符致东带领着队伍跑步前进，埋伏在王月轩准备经过的半路上，然后派出一个党员分队长，再赶往前头，拦路给王月轩送去了一封信。
不久，王月轩领着两个中队的杂牌武装直驱南阳来了。他还在作着与占华鹗来个里应外合的美梦呢，没想到忽然前卫带来一个人，说是南阳乡派人给大队长送急件。王月轩赶忙把信拆开。信是以李良名义写的，大意是：占华鹗已到南阳，现正受到隆重款待；闻说王月轩亦远道赶来，李良准备率南阳乡游击队列队村前欢迎。
这封信一针见血地戳穿了顽固派里应外合的诡计。王月轩象有人在自己背后捅了一刀似的，心里绞痛难忍。他知道李良已在严阵以待，占华鹗在南阳成了李良的人质，已起不到里应外合的作用，自己此行必定捞不到什么便宜，说不定还象灯蛾扑火，自取灭亡。他低头沉吟了一会，于是对送信的人说：“你回去告诉李队长，我今天有公干要到大昌乡去，没有时间到南阳去了……”说罢，便叱喝着队伍，折向西北方向遁去。
占华鹗酒足饭饱，对李良说：“李乡长，请集合队伍，让我讲几句话吧！”他还妄想乘李良集合队伍之际，一举解除南阳游击队的武装，用一份盛大的“厚礼”迎接王大队长驾到哩！
李良用讥讽的口吻回答道：“参座，请再宽坐片刻，部队刚才到村外欢迎王月轩大队长去了。一会儿，请你们两位一起训话吧，免得一顿饭作两锅煮哩！”
占华鹗这才知道阴谋已经败露。他看见自己身后站了几条彪形大汉，而自己的勤务兵却被挤到屋角里动弹不得，只好连声说：“不要误会，不要误会！”
“哼，误会？”李良冷笑了一声，当场揭穿了占华鹗一伙的罪恶阴谋，并责令他坦白交代，才能取得宽大处理。占某初时还想狡辩，但见李良的部下个个怒气冲冲，摩拳擦掌，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搭拉着脑袋，一五一十地供认他们如何搞里应外合，妄图把南阳游击队一网打尽的卑鄙伎俩。
李良遵照党的指示，把占某教训了一顿，然后把他们押送出来。这种顾全抗日大局，一切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的行动，赢得了广大爱国人士的赞许和拥护，纷纷说：“共产党大公无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不久，南阳游击队奉中共琼崖特委指示，转移到琼山树德乡，编为独立队的一个中队。从此，这支队伍转战南北，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抗日武装力量。
攻克那大
一九三九年九月间，第三大队长马白山同志接受了中共琼崖特委的指示，率领部队去开辟那大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打击侵入那大之敌寇。
那大是琼崖西部重镇，距儋县新州约百余里，是日寇深入我琼西腹地的孤立据点，那里住着日寇和伪军共约三百余人。而我军虽说是一个大队，但武器多是些单响、双套筒之类的步枪，加上那大又是新地区，我军没有群众工作的基础。以上情况表明：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就不能单靠我军力量，而要深入发动群众，依靠当地群众力量才行。
那大周围共有八个行政乡，四乡乡民深受兵匪为患之苦，故此乡民多数私备武器以防掠劫。如果把他们发动起来，组成一支抗日力量，是十分可观的。但是，当地群众由于长期受封建的宗族观念的支配，再加上坏人的挑动，经常因些小事情而发生械斗，对于如何团结抗日很少考虑。这就告诉我们，要组织发动群众起来抗日，首先就要教育群众放弃私仇，停止械斗，要以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这一大局为重。
我第三大队来到了陶江乡的时候，马白山同志打听那里有个叫李正的农民，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但他为人性情强悍，好讲义气，每次械斗，陶江乡都是由他打头。为争取他参加抗日，马白山特地找他谈心，开门见山地向他指出因小事械斗而损财害命的害处，应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停止械斗，一致抗日。李正听后，伤心地诉说：
“打冤家，我也知道没有好处。不过，一个巴掌打不响，要停止械斗，得看洛基乡的陈亚公肯不肯。”
马白山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又特地去找陈亚公。陈亚公是个年近五十的老农民，身材高大，有一手好枪法和武术，五十斤的大刀，抡起来银光闪闪，人都叫他“二武松”，几十里内外无不知名。但是，械斗却苦了他。远的不说，仅一九三九年春旱，为了毗邻稻田争水，他们和陶江乡的群众打起来，双方死人不算，还被国民党县政府各罚二千元，害得多少人家倾家荡产，陈亚公也被迫卖断了自己仅有的二亩水田。
谈起往事，陈亚公不住地唉声叹气，怒气难消，听马白山提出停止械斗，团结抗日的建议，他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怒气冲冲地说：
“我活了五十岁，打了四十年冤家。陶江人不低头认错，我恨未消！”
从陈亚公硬梆梆的话里看得出，要他很快地认识械斗的危害，并捐弃前仇，团结抗日，一时不易作到，但是马白山仍然十分耐心地启发诱导他：
“亚公，现在大敌当前，应以大局为重。”
“管他什么当前不当前，我就是输钱输命不输气！……”陈亚公仍然固执地说。这一次谈心没有结果。
但是马白山不气馁，他回去与同志们仔细分析了情况，研究出对陈亚公进一步进行启发教育的办法后，继续找陈亚公作了多次促膝谈心。后来，陈亚公对马白山同志的循循善诱渐渐听得下去了，但始终未肯明确表示与陶江乡捐弃前仇，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一天，马白山同志邀请了当地士绅、开明人士，陶江、洛基乡的乡长，以及陈亚公、李正等人举行了一个协商会议。会上，马白山向大家反复宣传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战争的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大敌当前，各阶层人民应该团结抗日救亡的重大意义。马白山用商量的口气说：“同胞们，日本人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危亡威胁着每一个人，大家共同来商量一下怎么办吧！”
一会儿，坐在角落的李正，站起来激动地说：“马大队长讲得对，大敌当前，大家要以民族利益为重，我看咱们不打冤家啦，掉转枪口，齐心打日本鬼子。”李正的发言，简短有力，说出了陶江乡群众的共同愿望。在座的几个陶江乡的代表，都一致表示，愿和洛基乡人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可是洛基乡的人，都沉默不语，坐在那里看着陈亚公的脸色。而陈亚公却低着头作沉思状，一时没有表态。到会的洛基乡国民党乡长，见陈亚公不表示态度，便乘机幸灾乐祸地说：“这年头，土地爷掉到井里，吾神顾不了吾神，有什么团结可谈，还是赶早散档吧！”原来洛基乡乡长是一个坏家伙，过去洛基乡与陶江乡群众之间发生纠纷，正是由于这个家伙搅风搅雨，自己从中获利。第三大队挺进那大后，马白山对陈亚公进行耐心启发教育工作。陈亚公思想上本已有所动，但该乡长却在背后捣鬼，唆使陈亚公“不要上共军的当”。现在他看到会上团结抗日气氛这样浓厚，生怕对自己不利，赶快跳出来亮相了。
“这话是汉奸走狗说的。”有个代表听不下去，气得当场反驳道：“大家不要听他胡言乱语。”
阴险狡猾的洛基乡国民党乡长，企图用激将法，把陈亚公的火药脾气引发出来，于是继续挑拨说：
“陶江乡的人，因为欠了洛基乡人的血债，他们当然想和好了事；但是，洛基乡的陈亚公他们不是软土好锄的，谁甘心忍辱屈服呢！”说毕，还“哈，哈”地奸笑了一声。
“住口！”
大家转头一看，原来是陈亚公说话。只见他站起身来，紧攥拳头，两眼喷火地斥责说：“好呀！乡长先生，原来你是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你昨天还对我说什么陶江乡誓死不与我们和解，原来都是你捣的鬼呀！……”陈亚公越说越恨，最后决然地表示说：“乡亲们，我听马大队长和同志哥的，同意停止械斗，有劲儿就往打鬼子方面使吧！”
陈亚公的话音一落，群情激动，全场高呼起口号来：“停止械斗，团结起来，打倒日寇！”跟着，大家情绪激昂地讨论如何具体地团结抗日、围困那大敌人的问题。
洛基乡乡长一听说要围攻那大，三魂吓掉了两魂，立即别有用心地说：“围困那大是冒险的行为。日本人可厉害呀，保安团和游击队力量这样雄厚还顶不住，我们这些乌合之众，破刀烂枪，能顶个屁用！”
马白山站起来，严厉地说：“国民党保安团和县游击大队的底子，我们全知道。日寇进驻那大时，他们吓酥了骨头，一枪不发，就溜进山沟里去了。日本鬼子没什么厉害的，我们与他们较量过。今天，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条心，完全可以把日本鬼子打败！”
就这样，会议通过了充分协商，当场成立了抗日军民围攻那大指挥部，由马白山为总指挥，下设作战、交通运输、锄奸和给养等四个小组。会后，我第三大队的政工队和地方党政干部一道，继续深入各村发动群众。仅数日之内，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犹如春风野火，炽烈地燃烧起来。各个村寨的打铁铺，炉火通红，在丁丁当当地赶制武器。有关人员忙着筹办粮草，到处呈现着战斗前的紧张气氛。
经过了充分的动员，周密的战斗部署，真是万事俱备，只待东风。于是，指挥部下令围城！
这天黄昏，大地被一片灰蒙蒙的暮色笼罩着，围攻那大的军民，手执各种武器，象一条巨龙似的向那大进发。我军第三大队雄赳赳地走在队伍前头。深夜，围城军民抵达那大。他们根据指挥部的指示，埋伏在主要路口和敌人可能突围的位置上。接着，攻击开始了，山城顿时怒吼了起来，锣声、牛角声、土铳声、爆竹声和喊声，震得山鸣谷应。敌哨兵吓得缩了头，据点里的机枪夹着掷弹筒，一齐叫开了。
枪炮声送走了黑夜，迎来了战斗的黎明。日寇盼得天亮，拿起望远镜四下了望，可是据点周围一片寂静，围城的群众却不知藏在哪里。原来，我军民按照指挥部的作战部署，采取日困夜攻的战术，那时大家都隐蔽了起来。
太阳从靛青的山林后面升起来。马白山同志拨开树枝，朝敌人固守的那座炮楼望去，只见一个日寇军官，正用望远镜四处了望。他从传令员手中取过一支马枪，递给陈亚公，悄声嘱咐说：“细心的瞄，对准脑袋打！”
陈亚公接过枪，把枪口伸了出去。“叭”的一声枪响，只见那日寇军官应声而倒，一头栽在炮楼凹形的夹眼里。好几个日军赶忙跑来抬扶。陈亚公又放了一枪，又有一个日军倒下来了。其余日军吓得赶紧躲了起来。灌木丛中立即传出一阵叫好声！
日寇不知虚实，不敢贸然出来，只好整天在据点里憋王八。那大周围，便成为我抗日军民的天下。太阳下山了，黑暗覆盖着大地，阵地四周又活跃起来，磨刀擦枪，挑水送饭，处处呈现着一片繁忙景象。
为了围死敌人，我军政工人员和地方干部，趁黑摸进那大市区，发动居民埋藏粮食，逃出市区。市内群众，在我们的宣传发动下，连夜疏散出来。敌人因而更加陷入困境，而我抗日军民斗志更加旺盛。
围困那大的第十夜过去了。这一天早晨，陈亚公抓住了一个从城里混出来的汉奸。经指挥部审问，知道那大据点的日寇，原来已在昨天晚上，从国民党的一支乡游击队的位置突围了。群众听了这个消息非常气愤，纷纷责骂国民党不中用。
日寇突出重围，市内的伪军更为孤立，指挥部派出政工人员，向伪军进行喊话，要他们不要跟日本人卖命，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但是，伪军毫无悔改的诚意，拒不投降。我抗日军民，于是决定采取强攻手段。
第十二天的凌晨，指挥部的总攻号吹响了，我成千上万的抗日军民象决堤的河水，发起了冲锋。陈亚公也跟我军战士一起，冲在人群的最前面，他抡起枪托，一连撂倒了几个伪军。不见棺材不流泪的伪军，看见我军冲进城内，知道逃跑不了，才乖乖地举起手来。
这一仗，给日寇以重创，并全歼伪军一个中队八十余人，缴获长短枪数十支，军用物资一大批，极大地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使琼西地区出现新的抗日高潮。
但是，琼崖的革命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全国的反共逆流的影响，我们被迫处在敌顽夹击之下，坚持长期的抗日斗争。
附注
①一九七六年人口已达到五百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