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广州湾①是个海滨城市，是当时法帝国主义盘踞着的租界。目中无人的外国人在街道上横冲直撞。还有外地不少资本家、国民党的官僚政客之流，也把这里视为安全避难所而纷纷涌来，因此广州湾一时显得十分繁华臃肿。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稍偏的海滨沙滩上，却有着无数用铁皮和茅草搭成矮小住房的居民点。在那里，多少善良的老百姓，沦为乞丐，沦为娼妓，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面对这些情景，我心里感触很大，鞭策自己要更加努力完成党中央交给自己的任务。
为了避免麻烦，我们一行七人均化装成归国华侨，住到一家法国人开设的旅馆里，等待琼崖特委驻西营的地下联络站派人来接头。因为在韶关时，广东省委已通知南路地委转告琼崖特委驻这里的联络站。但是，我们在旅馆守候了几天，还接不上头。这期间，国民党特务和日本暗探都曾闯进来检查盘问，都给我们应付过去了。我生性好动厌静，在屋里坐不住了。一个上午，我吩咐覃威他们待在旅馆，自己带了刘成义同志到海滨长堤一带了解情况去。
多年阔别海洋的人，如今又回到海滨来，倍觉亲切。我望着这辽阔、湛蓝的大海，激动地吸着湿润而带点咸味的新鲜空气，想着未来的战斗，心情也象大海一样汹涌澎湃。我们信步走到深水码头一带，看见海面上停泊着几艘洋轮，许多赤身驼腰的搬运工人，正在背着沉重的货箱奔忙着。在那起卸货物的搬运工人中，有没有暗中帮运我们电台的人？我多么渴望遇见他们啊！我们在海边走了一回，然后再折返旅馆。
回到旅馆，一位穿着西装的中年人，已经等在房门口好久了。他仔细地打量着我，试探地问道：“你是张先生？……”
我打断他的话，反问道：
“先生贵姓，有何贵干？”
“敝姓谢。”他微微躬身说着，又问道：“同行只有先生一人？”
“我们还有同船七位。”我知道他用密语问我，我也用密语回答。
“呀哈，好呀！……”他见我答对了密语暗号后，十分高兴，并自我介绍他的姓名。他原来就是琼崖驻广州湾联络站的负责人谢里森同志。他脸庞清秀端正，眉宇间透出一副英武俊俏的气概，给人一种忠厚可信而又充满火一样热情的印象。当下，我也向他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后，便带他到楼下餐厅去，一面喝咖啡，一面轻声地谈情况，原来我们的电台还没有运到，只好继续在这里逗留，等待电台。为了以防万一，我请谢里森同志帮忙，让我们七人分开居住。在他的帮助下，覃威他们住在赤坎，我住在西营。
再等了十多天，电台终于运到了。接着，我们按照联络站的安排，分批离开了广州湾。这时是阳历八月间，正是盛暑，太阳似一团火。一天早晨，我跟谢里森同志坐一辆租来的小轿车，从陆地出发。沿途我们顺利通过几道关卡，在过了海康县城不远的一个渡口茶寮前停下来。
不久，公路上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人。他摘下头上的竹笠一面扇风，一面用毛巾抹汗，眼睛却在打量着我们。当他认出了谢里森同志时，嘴角微微一笑。谢里森会意地点点头，接着也向我点点头。这样，尽管一言不发，可是大家都心照不宣了。那青年人喝过水，掉转车头，一手按住车子的车把套，一手拍了拍单车后面的坐垫，向我一摆头，意思是要我上车。
我会意后，回头向谢里森同志告别。谢里森同志热情地和我握别，说：“祝你一路平安！”
我跨到自行车的后垫上。青年人把车子推了几步，接着一个大跨，车子便在平坦的公路上平稳地疾奔而去。车子穿过徐闻县城，又走了十几里路，到了一个绿叶掩映的村子里来。这是由数十间茅屋组成的海边村落。居民的房屋，座落在灌木丛间。前面是海湾，停泊着一些渔船。这里的居民多是以半农半渔为生。据我地下联络站的同志介绍，这个渔村群众基础很好。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党就领导这沿海一带广大渔民，进行过反渔霸的高压剥削和反盐税的斗争。
“到家了！”青年人指着一间茅屋，请我进去。
听见车铃响，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从屋里迎出来。他赤裸着上半身，胸脯宽厚结实，肤色闪着光泽，宽宽的前额上刻有几条饱经风霜的皱纹。他兴冲冲地对青年人说：
“好啊，你们回来了。我和你妈还担心你接不上客人呢？”说完，一把拉着我往屋里走，一边亲切地问道：“同志，路上辛苦啦！”接着又对青年人说：“有〓菜买回来吗？快给你妈，她正在里面做饭呢。”青年人立刻卸下挂在车把上的一包猪肉，走入厨房去了。
老人家十分亲热地招呼我坐下，然后象一家人一样，十分和蔼地和我拉起家常来。我心里很是感激，这是多好的人家。经过介绍，老汉这一家原来是我一个地下联络站，他们经常接待我党我军从大陆到琼崖的来往人员。
第二天，覃威和刘成义他们也从海上转到这里。这一下子，可更忙坏了老汉一家人。他们每天都得为我们操劳三餐饭，可是却毫无怨言。老汉更是为我们的安全和准备渡海的事操碎了心，一天忙得不可开交。
我有点过意不去，就对老汉说：“大伯，你一家人这样照顾我们，叫我们怎好受呢？”
老汉笑道：“可别这么说，你们为革命长途跋涉够辛苦啦。你大伯我帮不了别的忙，干这点小活儿，也是理当应分呀！”
为了安全，我们每天一早便离开老汉的家，到村外隐蔽去。有时，我一个人穿着便衣，在海滩上遛达，了解海上情况，打听和寻找到琼崖去的船只。一连几天，都找不到船只渡海，我们心里虽然很焦急，但也只好耐心等候。
为了避免麻烦，我们一行七人均化装成归国华侨，住到一家法国人开设的旅馆里，等待琼崖特委驻西营的地下联络站派人来接头。因为在韶关时，广东省委已通知南路地委转告琼崖特委驻这里的联络站。但是，我们在旅馆守候了几天，还接不上头。这期间，国民党特务和日本暗探都曾闯进来检查盘问，都给我们应付过去了。我生性好动厌静，在屋里坐不住了。一个上午，我吩咐覃威他们待在旅馆，自己带了刘成义同志到海滨长堤一带了解情况去。
多年阔别海洋的人，如今又回到海滨来，倍觉亲切。我望着这辽阔、湛蓝的大海，激动地吸着湿润而带点咸味的新鲜空气，想着未来的战斗，心情也象大海一样汹涌澎湃。我们信步走到深水码头一带，看见海面上停泊着几艘洋轮，许多赤身驼腰的搬运工人，正在背着沉重的货箱奔忙着。在那起卸货物的搬运工人中，有没有暗中帮运我们电台的人？我多么渴望遇见他们啊！我们在海边走了一回，然后再折返旅馆。
回到旅馆，一位穿着西装的中年人，已经等在房门口好久了。他仔细地打量着我，试探地问道：“你是张先生？……”
我打断他的话，反问道：
“先生贵姓，有何贵干？”
“敝姓谢。”他微微躬身说着，又问道：“同行只有先生一人？”
“我们还有同船七位。”我知道他用密语问我，我也用密语回答。
“呀哈，好呀！……”他见我答对了密语暗号后，十分高兴，并自我介绍他的姓名。他原来就是琼崖驻广州湾联络站的负责人谢里森同志。他脸庞清秀端正，眉宇间透出一副英武俊俏的气概，给人一种忠厚可信而又充满火一样热情的印象。当下，我也向他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后，便带他到楼下餐厅去，一面喝咖啡，一面轻声地谈情况，原来我们的电台还没有运到，只好继续在这里逗留，等待电台。为了以防万一，我请谢里森同志帮忙，让我们七人分开居住。在他的帮助下，覃威他们住在赤坎，我住在西营。
再等了十多天，电台终于运到了。接着，我们按照联络站的安排，分批离开了广州湾。这时是阳历八月间，正是盛暑，太阳似一团火。一天早晨，我跟谢里森同志坐一辆租来的小轿车，从陆地出发。沿途我们顺利通过几道关卡，在过了海康县城不远的一个渡口茶寮前停下来。
不久，公路上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人。他摘下头上的竹笠一面扇风，一面用毛巾抹汗，眼睛却在打量着我们。当他认出了谢里森同志时，嘴角微微一笑。谢里森会意地点点头，接着也向我点点头。这样，尽管一言不发，可是大家都心照不宣了。那青年人喝过水，掉转车头，一手按住车子的车把套，一手拍了拍单车后面的坐垫，向我一摆头，意思是要我上车。
我会意后，回头向谢里森同志告别。谢里森同志热情地和我握别，说：“祝你一路平安！”
我跨到自行车的后垫上。青年人把车子推了几步，接着一个大跨，车子便在平坦的公路上平稳地疾奔而去。车子穿过徐闻县城，又走了十几里路，到了一个绿叶掩映的村子里来。这是由数十间茅屋组成的海边村落。居民的房屋，座落在灌木丛间。前面是海湾，停泊着一些渔船。这里的居民多是以半农半渔为生。据我地下联络站的同志介绍，这个渔村群众基础很好。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党就领导这沿海一带广大渔民，进行过反渔霸的高压剥削和反盐税的斗争。
“到家了！”青年人指着一间茅屋，请我进去。
听见车铃响，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从屋里迎出来。他赤裸着上半身，胸脯宽厚结实，肤色闪着光泽，宽宽的前额上刻有几条饱经风霜的皱纹。他兴冲冲地对青年人说：
“好啊，你们回来了。我和你妈还担心你接不上客人呢？”说完，一把拉着我往屋里走，一边亲切地问道：“同志，路上辛苦啦！”接着又对青年人说：“有〓菜买回来吗？快给你妈，她正在里面做饭呢。”青年人立刻卸下挂在车把上的一包猪肉，走入厨房去了。
老人家十分亲热地招呼我坐下，然后象一家人一样，十分和蔼地和我拉起家常来。我心里很是感激，这是多好的人家。经过介绍，老汉这一家原来是我一个地下联络站，他们经常接待我党我军从大陆到琼崖的来往人员。
第二天，覃威和刘成义他们也从海上转到这里。这一下子，可更忙坏了老汉一家人。他们每天都得为我们操劳三餐饭，可是却毫无怨言。老汉更是为我们的安全和准备渡海的事操碎了心，一天忙得不可开交。
我有点过意不去，就对老汉说：“大伯，你一家人这样照顾我们，叫我们怎好受呢？”
老汉笑道：“可别这么说，你们为革命长途跋涉够辛苦啦。你大伯我帮不了别的忙，干这点小活儿，也是理当应分呀！”
为了安全，我们每天一早便离开老汉的家，到村外隐蔽去。有时，我一个人穿着便衣，在海滩上遛达，了解海上情况，打听和寻找到琼崖去的船只。一连几天，都找不到船只渡海，我们心里虽然很焦急，但也只好耐心等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