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光荣使命
  一九四〇年五月，春到陕北，大地明媚，延河刚刚解冻。虽说塞外仍有几分寒意，可是，每一个抗战健儿的心，却象一团火一般。从党中央机关的窑洞外，到抗大练兵场上，每天都有高昂的歌声和喧闹的欢笑声，伴随着进军的步伐。
  在这革命圣地延安，每天都有一批批的革命战士，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开赴敌人的后方，奔向抗战前线，去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他们象一颗颗红色种子，撒遍祖国大地，在迎春发芽、开花。他们象一把把火炬，把抗日烽火点燃。
  当时，我在延安抗大三分校工作。每当红日东升，曙光把宝塔山照耀得明朗艳丽的时候，我看见一批批最先迎接黎明的远行者，在延河边饮马；一群群背负复兴民族伟大使命的革命战士，在嘹亮的歌声中踏上征途。我多么羡慕他们，也多么盼望有一天，自己也象他们一样，飞到烽火漫天的敌后战场上去。
  有一天，党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来电话，叫我马上到组织部去一趟。凭过去的经验，我知道中央准有什么任务交代，于是怀着兴奋的心情，跨马上路，直奔中央组织部。我勒紧缰绳，马儿好象知道我的心情，跑得特别欢畅，一路上扬起阵阵烟尘。到了北门外，挂马枣树下，我急忙赶到组织部。在窑洞里，我见到了陈云同志。他招呼我坐下来后，亲切地询问我的身体情况。我回答说：一切都很好。接着，陈云同志开门见山地说：
  “庄田同志，为了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加强对敌后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派你到琼崖①去。你是琼崖人，熟悉情况，中央认为派你回去比较合适。”
  到敌后去，这是我早已预料的，还要我回故乡去，真使我兴奋不已。一来，这说明了党中央时刻关怀着遥远的琼崖三百万人民的抗日战争；二来，党中央要我回到琼崖去工作，这是党对自己的无限信任！
  “你觉得怎么样？”陈云同志接着征求我的意见：“有什么想法？”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想法便是个人的想法；作为一个革命军人，服从命令是自己的天职；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斗争的需要。我毫无犹豫地回答：
  “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
  说实在的，我心里倒有点担忧，怕完不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呢！我想，在长征路上，到延安之后，这些日子都在毛泽东同志的身边，在党中央和中央机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经常有机会聆听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接受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的指导和帮助，有事情及时请示报告，困难也就比较容易克服。可是，到琼崖去工作，关山阻隔，千里迢迢，今后有什么事情要请示中央，取得中央的及时指示，就不象现在这么方便了。我想到自己在新的战斗岗位上将要碰到的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心情不觉沉重起来。
  陈云同志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热情地鼓励我说：“是啊，琼崖远离中央，斗争很艰苦，困难会不少的。但是，那里有我们坚强的党组织，有支持我们正义斗争的革命群众，只要你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同琼崖革命斗争实践结合起来，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陈云同志的指示，打开了我脑子的天窗，思想豁然开朗了。我表示说：
  “请党中央放心吧，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一定想办法克服，胜利完成任务！”
  陈云同志还告诉我：中央考虑到琼崖革命斗争的需要，决定从电台和军械等单位抽调几位同志跟我一起去琼崖敌后工作，过几天他们就会来报到。陈云同志还要我先到总政治部机要处学习编造密码的方法，以便同中央联系。临走时，他还再三嘱咐我说：
  “庄田同志，你是从延安派出去的，责任不轻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坚持党的原则，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政策，遵守党的纪律，搞好党内外团结，并经常同党中央保持密切联系，有事情要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
  在回来的路上，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在马背上贪婪地眺望着延安的山城景色：那清格朗朗的延河水缓缓地流着，流过杨家岭，绕过清凉山，打滚地向桥儿沟奔去；一轮红日升在万里无云的上空，给宝塔山镀上了一层金光，倒影映在河里，显得格外美丽。我想起自己即将离开这庄严雄伟的革命圣地，回到南方去，一种依依惜别的心情，不禁涌上心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引着航向，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将要掀开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回到抗大后，我抓紧时间交代工作，做好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其中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便是在七天时间内，要记熟同中央联系的电报密码及其使用的方法。这个工作我实在是外行，一时死记硬背真吃力。但我想到它是党中央和琼崖革命连结起来的一条纽带。有了它，我们今后就可以经常与中央保持密切联系，聆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琼崖的革命斗争就能永远沿着党中央指引的航道胜利前进！于是，下定决心尽快熟练地掌握它。在机要人员的耐心帮助和指导下，经过三天的努力，我终于掌握了编造密码的方法。
  不久，中央抽调来与我一同去琼崖工作的几位同志到齐了。其中有跟我一起工作过的覃威同志，还有电台台长刘成义，军械师王昌义以及曾飞等同志。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把大家召集来，进行思想动员，详细介绍当前琼崖抗日斗争的情况，并和我们一起研究途中行军的有关注意事项。
  五月五日早晨，我们吃过早饭后，接到通知，随同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和他的随行人员一起，分乘四辆大卡车出发。当时，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派驻重庆的代表团领导人。他为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团结抗战的方针，经常奔波于重庆和延安之间。这次有机会跟他同行，实在幸运。
  当汽车驶出延安古老的城门时，我们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回头看着杨家岭那黄土山坡上，用灰砖砌成的半圆形的窑洞，咱们的党中央就在那里指挥着全国的抗日战争，带领着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我与同车的战友们都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
  “再见，毛主席！再见，战友！再见，延安！”
  风驰电掣的车轮不停地飞奔着。延安雄伟的英姿渐渐地隐约不辨了。这时，我们又都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延安颂》：
  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热血在你的胸中奔腾。
  ……
  开始，是几个人轻轻地哼着，逐渐地大家都纵情放声高歌起来。那歌声高亢激昂，久久萦绕在山谷里，留下我们对延安的一片眷恋和怀念之情！
  谆谆教诲
  五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到达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正在休息的时候，跟随周恩来同志的机要科长走来告诉我说：“周副主席通知，迟日他要亲自来检查你们记忆密电码的情况。”
  听了这个消息，我心里又高兴又激动。周恩来同志日理万机，事情那么繁忙，却还关怀着我们，要亲自来检查我们记忆密电码的情况。这种认真细致、深入具体的工作作风，真令人敬佩，使我一生难忘！
  我们在西安住了三天，便继续西行。在一个傍晚，来到了重庆的嘉陵江边，准备明天一早渡江。晚饭后，我到江边渡口一看，在这里待渡的人很多，船只却很少。不少老百姓一连等候了几天都过不去，因为渡船都被国民党军政人员抢先占用了。当我们正在为渡江的事纳闷的时候，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走来告诉我说：
  “周副主席已叫副官联系好渡船，明天一早，我们的车先开到码头去。”
  我想，我们一路跟随周恩来同志，给他增添多少麻烦呀；也许他正是担心我们沿途可能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才有意要我们跟他同行的。
  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们的车子就开到了码头上。正准备渡江的时候，后面忽然赶上来一队车队。一个国民党军官从驾驶室里跳下来，蛮不讲理地朝我们喊：
  “喂！你们统统靠边去，我们要先过江！”
  我见他摆出那副目中无人的架势，心里很反感，便说：
  “渡船是我们先联系好的，我们有紧急任务要先过江去。”
  这个国民党军官把眼一瞪，说：
  “管你们他妈的什么任务，我们要先过江！”
  “你们凭什么不讲理？”我们的同志见他骄横跋扈，也火了起来。
  “什么讲理不讲理，讲理就是我们先过江！”那个家伙更凶了。
  双方争辩正激烈的时候，又从一辆国民党汽车的驾驶室里跳出了一名上校军官。他见我们是八路军，从鼻子里哼哼几声，下命令说：
  “管他娘的，开车！”
  “你们敢！”我们几个警卫人员，猛的跳上轮渡，端起驳壳枪，两脚一叉开，一字排开，象一座山挡住了他们。
  就在这个时候，从后面赶来的一辆汽车上，走下来一个人。他身材魁伟，穿一身紧身的中山装，两道浓黑的横眉底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横扫着要抢渡的国民党车队的人员，并朝着那国民党上校走过来。他就是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那国民党上校惊惶地叫出声来。大概他知道了我们的周副主席当时担任全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职务，因此立即转换口气，装腔作势地对着站在他旁边的人员骂道：“统统给我靠边让路。”接着，不停地赔礼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耽误了您的时间！”
  我们看着那国民党上校的熊样子，都觉得很可笑。我们再也不理他便登上了渡船，顺利地渡过江，到达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重庆是一个古老的山城。自从蒋介石逃上峨眉山后，这里便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时“首都”。蒋介石在这里公开挂着抗日的招牌，暗地里却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政治和军事勾结，企图假日本之手，消灭革命力量。因此，重庆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寇，进行反共反人民罪恶勾当的大本营。
  不久，周恩来同志派人来通知我到他的住处。我随即赶去，只见他早就在等候我了。周恩来同志穿戴简朴，神态潇洒，举止随便，安然自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向他行了一个军礼，紧紧地握着他伸过来的手。周恩来同志和我握手的时候，慈祥地望着我的脸，亲切地喊出我的名字来。一九三二年在江西时，周恩来同志见过我，在延安的时候，我和他见面不多。可是，他却记住了我的名字，而且还谈出我的许多情况。他的这种惊人的记忆力，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难忘的印象。他把我引到他的住处，用手拍拍他左边的一张椅子，亲切地招呼说：“坐，坐。”等我坐定后，他便亲切地问道：
  “庄田同志，路上累不累？大家休息得好不好？”
  “不累，休息好了。大家情绪都很高涨。”我回答道。
  周恩来同志满意地笑了笑，又问道：
  “你们有几个是琼崖人？懂不懂讲地方话？”
  我回答说：“同行的只有我是琼崖人，我会地方话，但多年不讲，也讲不好了。”
  周恩来同志说：“告诉大家，到琼崖去要学习当地语言，这是联系群众，和当地人民交流感情的武器，不懂地方话，就做不好工作。”
  周恩来同志讲话很随便，象拉家常一样，谈笑风生，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过了一会儿，他转了话题问：
  “庄田同志，同中央联系的密码都记熟了吧？会使用吗？”
  我不假思索地把记在脑子里的密码说给他听，而且向他汇报了如何使用的方法。他听后，高兴地点点头，脸上露出了放心的笑容：
  “好，到琼崖后，你就用这个密码跟中央取得联系！我已托廖承志同志在香港买了两部电台。你们在雷州等船的时候，他会派人给你们送到的。”
  后来，我才知道，琼崖原来有一部手摇收发报机，是琼崖特委①和上级党委联系用的，周恩来同志想到长期抗战的需要，特别交代廖承志同志另外给琼崖特委买了两部较大的电台。
  停了一会，周恩来同志便对我们此行的光荣任务，作了详细的重要指示。他先讲了形势，指出全国抗日高潮即将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要我们树立必胜的信心；然后，他又具体谈到琼崖的抗日战争问题。他说：
  “琼崖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方。那里有长期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琼崖的人民长期地进行了许多艰苦卓越的革命斗争，创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革命红旗始终不倒！但是，由于琼崖远离党中央，交通不便，外援困难，斗争十分艰苦。要取得斗争的胜利，还要作出艰苦的努力，付出很大的代价。”
  歇了一下，周恩来同志继续用坚定的口吻说：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琼崖的斗争，寄予极大的关怀，曾经多次派人去支援那里的斗争。这次又把你们派到那里去，可见你们工作的意义和责任的重大。你们一定要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关怀和指示带到那里去，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琼崖的具体革命斗争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冯白驹同志是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中央的意见还是要他当特委书记①，兼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总队长和政治委员，对琼崖的革命斗争，实行一元化领导。你把这个指示转告给琼崖特委。你们到琼崖去工作的同志，要支持冯白驹同志工作，尊重他，在琼崖特委的集体领导下，共同把革命工作搞好。”
  周恩来同志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表情严肃认真，因此当场表示说：
  “周副主席，我一定把党中央的指示转达给琼崖特委。作为我个人，一定按照中央的指示，从思想和行动上注意尊重冯白驹同志的领导，协助他做好工作。”
  “这样就好！”周恩来同志高兴地说。他沉思了片刻，接着说：“敌人在琼崖驻扎着大量装备优良的部队。你们的斗争，将会遇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因此，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逐步把五指山根据地建设好。这是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在分析抗日战争形势的时候就指出过，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的利益，必将日益加紧对付游击战争，特别在其战略进攻停止之后，必将残酷地镇压游击队。这样，就决定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长期性加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长期支持的。”
  周恩来同志还特别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我党独立自主以及我军要不断发展的原则等问题。他指出：我们必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对国民党顽固派所执行的反共政策和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最大的危险。你们要高举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战斗旗帜，依靠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进步力量，最大限度地分化和孤立顽固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党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开展减租减息，设立财政、经济机关，征收抗日捐税，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培养大批干部。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周恩来同志还就途中如何化装掩蔽和安全问题作了许多具体的指示。他讲了自己的许多生动的体会，讲得非常风趣诙谐。周恩来同志和我谈话结束的时候，还特别征求我的意见，问我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的。我心里想的他都讲了，我没有想到的，他也都讲了。我仿佛见到一片晴空，心里亮堂堂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千言万语，集中到一句话：坚决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去搞好工作，用实际行动回答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
  此后，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一直成为我在革命斗争中的行动指南。每当在斗争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又重温一次，借以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化装“演习”
  我们在重庆住了几天，便开始了南下的旅程。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离开重庆以后，我们一行十余众，虽然用不着象古人那样，用两条腿来飞越悬崖绝壁，但是乘汽车走盘山道也是够艰险的。在翻越蜀山天险时，公路两旁一边是悬崖，一边是绝壁。汽车忽而爬高山，忽而穿林海，简直象腾云驾雾一样。坐在我身旁的曾飞同志，已被这种险绝的奇景所吸引，两眼贪婪地浏览着沿途的山河壮色；而我则默想着当年红军长征时，路过这一带的一切情景。那时候，我们工农红军是为抗日而北上；如今，我们又是为抗日而南下了。
  越过川黔边境的娄山关，进入了云贵高原，经贵阳转柳州，六月初旬，到达了广西省会——桂林市。
  我们到新四军桂林办事处报到，办事处的领导同志热情地欢迎我们，并且向我们介绍了白区的敌情，给我们提出了一些白区活动的方法和注意事项，要我们提高警惕。同时，为了便于隐蔽，要我们住到一个紧靠漓江边上的村子里。
  一到住地，行李还来不及放下来，我们就被住在办事处里一群革命青年学生团团围住了。他们是从敌后来的，都有一颗抗日救国、寻求革命真理的火热的心。他们向往革命圣地延安。他们知道我们是从延安来的，都热情询问延安的情况，恨不得一下子从我们的嘴里全部了解他们所渴望知道的事情。我们几个人都尽可能详细地向他们介绍延安的情况，向他们讲述八路军在前线杀敌的故事。
  在桂林住了几天。一天饭后，我和覃威散步谈心，我问他：
  “老覃，来了几天，有什么感觉？”
  “蹲在这里把人憋死了。什么白天活动要注意隐蔽，纯粹是胆小怕事！我就敢个样子到城里跑它个两三遍，看谁敢动我一根汗毛。”他说话的时候，我偶尔发现有一条青竹蛇从路边往竹林里爬去。我指着那条青竹蛇问：“覃威，你看，为什么那条蛇是青色的？”
  “它长来就是这个颜色，有什么好研究的。”覃威不假思索地回答。
  “哪会这么简单，老兄，这有它的作用。你看看，蛇爬到那里，你看到了没有？”
  覃威同志瞧了半天还找不出来。我用手指给他看。覃威带着诧异的眼光看着我，问我为什么对这条蛇发生兴趣。我亲切地对他说：“你刚才找不到它，就是因为它有保护色，容易隐蔽自己和保护自己。你看，旁边那只青蛙快要吃亏了。”
  我的话音未停，那条蛇果然以极其敏捷的动作，一口咬住了那只小青蛙。这一来，可真把覃威惹急了，他拿起一块石头，照着蛇头砸下去，把蛇和青蛙都砸死了。这一来，他也从青竹蛇吃青蛙中得到了启示。
  离开桂林前，按照周恩来同志的嘱咐，我领着大家讨论如何化装南下问题。我先向大家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有关指示，说：“我们很快就要离开桂林了。从桂林经韶关到琼崖，沿途情况很复杂，国民党的特务和暗探活动很猖獗。周副主席要我们一定要化装好，注意安全。化装时能作到多来几手，装什么象什么。咱们都是当兵的，一下子改变多年来的军人生活习惯可不容易呀。”
  覃威同志听后，笑了笑，认真地说：“我在部队生活了十多年，军人习气太重，一下子改变生活习惯可不容易哪！不过，我一定要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努力克服困难。”其他同志也点头称是。后来，大家认为要化装好，不如先抓紧时间，多搞几次“演习”。
  第二天早晨，覃威抱来了一堆衣服，我们根据各人的体型长相，分别化起装来。根据大家评议，我打扮华侨，曾飞、刘成义打扮学生，覃威却头戴灰呢礼帽，身穿小褂子，打扮成商人模样。大家都为自己的异样打扮而哈哈大笑起来。
  就这样，我们按照各自的打扮，走上桂林街头“演习”起来。每次“演习”回来，我们又坐下来评议，互相指出优缺点和应该注意事项。经过了几次化装“演习”，便慢慢适应了新的身份。不久，我们便化装乘火车经衡阳，转赴韶关。
  巧过韶关
  韶关是当时国民党的南方据点，第七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广东省府所在地。当时，沿海敌人蠢蠢欲动，太平洋地区战云密布。我们原准备由香港转湛江的计划无法实现，只好滞留韶关，伺机南下。为了安全和节省费用，我们决定分成两批分别住在小旅店里。
  我住在一座两层木楼的小旅店里，化名姓张，自称是办货的南洋客。吃过午饭后，我到中山公园和覃威同志接了头，随后再返回旅店。
  下午时分，太阳正毒，客房里密不通风，闷热得很，我便走到铺面上。在那里，旅客们正坐在柜台周围谈天。在铺面前唯一的一张躺椅上，半躺着一个粗黑的中年汉子。他穿着一套半新不旧的香云纱衣服，敞开着胸，口沫飞溅地在高谈阔论。旅店刘老板见我走过来，马上笑嘻嘻地给我端来一张凳子，并把我介绍给其他旅客，然后又把他们介绍给我认识。他指着那个粗黑的汉子讨好地说：“这位是杜国宣先生，是我的老客。朋友很多，生意很发财。”
  我掏出了“幸福”牌香烟，每人敬了一支，也敬了那姓杜的一支。凭我的经验判断，这个姓杜的决不象一个普通的生意人。但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了安全，必须摸清他的底细。所以我有意跟他拉交情：
  “杜先生久居韶关，熟悉行情。请问，最近什么货最吃香？”
  “洋杂盘底薄，炒家都在抢购。请问，张先生贵行？”
  “在香港和南洋给朋友帮忙，最近受委托进来了解一下行情，准备打通一条线，安上一个点……。”
  我这么一吹，打中要害，他以为我真是一个洋场商客，刚才那股横蛮的傲气早已收敛起来，露出了讨好的笑脸，急忙地说：
  “洋货最吃香，搞进来一定会一本万利。张先生，你的货决定从哪条线进来？东路，西路，我都有朋友，可以帮帮忙。”
  我看这个家伙不露馅，反而想挖我的底，看来颇不简单，必须好好对付，我故意来个“欲擒故纵”，客气地向他道谢，便把话头拉到别的方面去。经过一番应付，这一来，住客的基本面貌都大概摸到了一些。
  住了几天，不冷不热的和姓杜的打了几次交道，看见与他来往的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物，心里怀疑他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人员。但目前还没有发现有什么证据。
  恰巧有一个晚上，国民党宪兵来旅店检查。那些宪兵闯进姓杜的房间要检查。姓杜的不让，结果大骂起来说：“有眼不识泰山，竟检到老子头上来了。混蛋，看看老子的证件吧！”一会儿，宪兵溜走了。
  这样一来，姓杜的是个什么人物，已经真相大白了。看来他正是一名并不高明的国民党的特务人员。但他正干着一些什么活动呢？担负着什么任务呢？能否从他身上发现一些有利于我的线索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争取主动，明天约他饮茶，摸清他的底细，然后再决定行止。
  杜国宣听说我请他喝茶斟盘，喜出望外，立即披了一件褂子，就和我上茶楼去。
  在葵叶搭成的茶棚，座无虚席。我和那姓杜的好不容易在一个偏角里搭上两个位。伙计过来泡茶后，我有意拿话套他。我说：
  “杜兄，近几日来穷忙，没有时间向你请教。这儿的生意行情已摸得差不多了，只有一件事不好办。”
  “什么事不好办？”
  “路途不太平，担心货物不易运进来。听说老兄神通广大，因此特来请教。如能帮忙，定当厚报。”
  杜国宣听我一恭维，浑身舒畅，赶忙把话接过来说：
  “哪里，哪里，张先生过奖。不知道张先生的货准备走哪条线？”
  “准备走老隆、兴宁一带过来。怎么样？”
  “不成，不成！”杜国宣急得连连摇手，说：“老兄，依我之见，还是从广州湾入口保险。那边我的朋友多，可以关照。要是从老隆那边进来，要经宝安、惠阳，不妥不妥，那边老共活动得利害，我们进不去。”
  “老共？”
  “就是共产党。最近他们发展得可快啦！蒋委员长已经下了密令，命我们严防共党活动，市内大小旅店，都派有我们的眼线，严密监视、盘查。老兄，我不瞒你，我也是供上头差遣的，但不象你们这样发财。所以自己私下也搞点鸦片买卖，补贴补贴生活。”接着，他又说：“我们出来捞世界，全凭义气。张先生的事，就是我杜某人的事，我一定帮忙，不过……”他说到这里，故意卖了个关子。
  这家伙财迷心窍，连身份也不顾了。我见他已主动招供，决定乘机扩大战果，探清“行情”，于是故意装得很大方的说：
  “决不会使杜兄为难。我看是否就这么定，我负责组织货源，由香港运到广州湾，到那里，就由杜兄负责运输和安全。货物出手，利润二五平分，如何？”
  杜国宣听我这么一说，真是心花怒放，得意忘形地说：“张先生，真是痛快。”说着，从衣服里掏出几张名片，在背后写了几个人名和地址后递交给我。我接过名片一看，上面用仿宋体印着几个字：广东省保安司令部情侦处督察杜正。
  下午，我按时赶到中山公园，把情况通知覃威他们，让他们提高警惕。由于摸到了敌人的一些活动规律，心中更有数了，工作也更主动了。不久，我们离开了韶关，乘船到达清远，再由那里转赴广州湾。
  雷州候船
  广州湾①是个海滨城市，是当时法帝国主义盘踞着的租界。目中无人的外国人在街道上横冲直撞。还有外地不少资本家、国民党的官僚政客之流，也把这里视为安全避难所而纷纷涌来，因此广州湾一时显得十分繁华臃肿。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稍偏的海滨沙滩上，却有着无数用铁皮和茅草搭成矮小住房的居民点。在那里，多少善良的老百姓，沦为乞丐，沦为娼妓，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面对这些情景，我心里感触很大，鞭策自己要更加努力完成党中央交给自己的任务。
  为了避免麻烦，我们一行七人均化装成归国华侨，住到一家法国人开设的旅馆里，等待琼崖特委驻西营的地下联络站派人来接头。因为在韶关时，广东省委已通知南路地委转告琼崖特委驻这里的联络站。但是，我们在旅馆守候了几天，还接不上头。这期间，国民党特务和日本暗探都曾闯进来检查盘问，都给我们应付过去了。我生性好动厌静，在屋里坐不住了。一个上午，我吩咐覃威他们待在旅馆，自己带了刘成义同志到海滨长堤一带了解情况去。
  多年阔别海洋的人，如今又回到海滨来，倍觉亲切。我望着这辽阔、湛蓝的大海，激动地吸着湿润而带点咸味的新鲜空气，想着未来的战斗，心情也象大海一样汹涌澎湃。我们信步走到深水码头一带，看见海面上停泊着几艘洋轮，许多赤身驼腰的搬运工人，正在背着沉重的货箱奔忙着。在那起卸货物的搬运工人中，有没有暗中帮运我们电台的人？我多么渴望遇见他们啊！我们在海边走了一回，然后再折返旅馆。
  回到旅馆，一位穿着西装的中年人，已经等在房门口好久了。他仔细地打量着我，试探地问道：“你是张先生？……”
  我打断他的话，反问道：
  “先生贵姓，有何贵干？”
  “敝姓谢。”他微微躬身说着，又问道：“同行只有先生一人？”
  “我们还有同船七位。”我知道他用密语问我，我也用密语回答。
  “呀哈，好呀！……”他见我答对了密语暗号后，十分高兴，并自我介绍他的姓名。他原来就是琼崖驻广州湾联络站的负责人谢里森同志。他脸庞清秀端正，眉宇间透出一副英武俊俏的气概，给人一种忠厚可信而又充满火一样热情的印象。当下，我也向他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后，便带他到楼下餐厅去，一面喝咖啡，一面轻声地谈情况，原来我们的电台还没有运到，只好继续在这里逗留，等待电台。为了以防万一，我请谢里森同志帮忙，让我们七人分开居住。在他的帮助下，覃威他们住在赤坎，我住在西营。
  再等了十多天，电台终于运到了。接着，我们按照联络站的安排，分批离开了广州湾。这时是阳历八月间，正是盛暑，太阳似一团火。一天早晨，我跟谢里森同志坐一辆租来的小轿车，从陆地出发。沿途我们顺利通过几道关卡，在过了海康县城不远的一个渡口茶寮前停下来。
  不久，公路上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人。他摘下头上的竹笠一面扇风，一面用毛巾抹汗，眼睛却在打量着我们。当他认出了谢里森同志时，嘴角微微一笑。谢里森会意地点点头，接着也向我点点头。这样，尽管一言不发，可是大家都心照不宣了。那青年人喝过水，掉转车头，一手按住车子的车把套，一手拍了拍单车后面的坐垫，向我一摆头，意思是要我上车。
  我会意后，回头向谢里森同志告别。谢里森同志热情地和我握别，说：“祝你一路平安！”
  我跨到自行车的后垫上。青年人把车子推了几步，接着一个大跨，车子便在平坦的公路上平稳地疾奔而去。车子穿过徐闻县城，又走了十几里路，到了一个绿叶掩映的村子里来。这是由数十间茅屋组成的海边村落。居民的房屋，座落在灌木丛间。前面是海湾，停泊着一些渔船。这里的居民多是以半农半渔为生。据我地下联络站的同志介绍，这个渔村群众基础很好。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党就领导这沿海一带广大渔民，进行过反渔霸的高压剥削和反盐税的斗争。
  “到家了！”青年人指着一间茅屋，请我进去。
  听见车铃响，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从屋里迎出来。他赤裸着上半身，胸脯宽厚结实，肤色闪着光泽，宽宽的前额上刻有几条饱经风霜的皱纹。他兴冲冲地对青年人说：
  “好啊，你们回来了。我和你妈还担心你接不上客人呢？”说完，一把拉着我往屋里走，一边亲切地问道：“同志，路上辛苦啦！”接着又对青年人说：“有〓菜买回来吗？快给你妈，她正在里面做饭呢。”青年人立刻卸下挂在车把上的一包猪肉，走入厨房去了。
  老人家十分亲热地招呼我坐下，然后象一家人一样，十分和蔼地和我拉起家常来。我心里很是感激，这是多好的人家。经过介绍，老汉这一家原来是我一个地下联络站，他们经常接待我党我军从大陆到琼崖的来往人员。
  第二天，覃威和刘成义他们也从海上转到这里。这一下子，可更忙坏了老汉一家人。他们每天都得为我们操劳三餐饭，可是却毫无怨言。老汉更是为我们的安全和准备渡海的事操碎了心，一天忙得不可开交。
  我有点过意不去，就对老汉说：“大伯，你一家人这样照顾我们，叫我们怎好受呢？”
  老汉笑道：“可别这么说，你们为革命长途跋涉够辛苦啦。你大伯我帮不了别的忙，干这点小活儿，也是理当应分呀！”
  为了安全，我们每天一早便离开老汉的家，到村外隐蔽去。有时，我一个人穿着便衣，在海滩上遛达，了解海上情况，打听和寻找到琼崖去的船只。一连几天，都找不到船只渡海，我们心里虽然很焦急，但也只好耐心等候。
  胜利偷渡
  一天早晨，屋主老汉兴冲冲地跑进来，一手拉着我，高兴地说：
  “好啦！好啦！昨晚来了六只临高船。”
  我问明情况，知道这六只船是从海南临高载运东西偷渡过来的，很快就要回琼崖去。这真是机不可失。老汉拉着我走向水手群中，到处打听一个和他相熟的老舵工。在旁人的指点下，在一只船的舵楼上找到了他。老汉替我说明来意之后，老舵工反问我道：
  “先生你刚从南洋回来吗？”
  我说：“是的，同行还有六位同乡。”
  “乘我们的船，危险呀！”在旁边的一个年青水手带着恐慌的口吻说：“日本人的兵舰，巡逻可严啦。海上遇见他们，连船带人都会完蛋的。我们是为生活所逼，不得不拿性命去换两餐。你们不如另想办法吧！”
  为了不暴露身份，争取他们的同情，我向他们讲述了华侨漂泊异国的悲惨遭遇和渴望还乡的迫切心情，感动了老舵工他们。老舵工说：“先生，既然你们实在要过海去，我们就跟船老板说说，如果他答应，也就可以了。”
  经过老舵工他们的帮忙，船老板也答应了。我随即追问开船的时间。船老板指着天色，对我说：
  “现在老天爷正刮西南风，船过不了海。”
  我看看泊在海湾里的船桅顶风向袋，果然都指向东北方，心里实在惆怅。等了好几天，好不容易有了船，老天爷却不作美，偏偏刮西南风，真叫人心里焦急。
  当天黄昏，太阳刚刚沉下西海，海面上哗啦啦地刮起东北风。我匆匆忙忙地跑去询问是否可以开船了？船老板却仰头望着天空上的星星，指点着说：“你看，今天是农历十九了，过两炷香①后，月亮就要出来啦！明光光的，能偷渡吗？还是等着吧！”听他一说，我只好扫兴地返回住处。
  渡海的机会终于等来了。有一天，东北风推着海浪层层涌向西南去，天空浮着无数块乌云，海面上一片浑蒙蒙的。船老板派人通知我们上船后，随即开船了。六只木船，鼓满风帆，乘着强劲的东北风，象离弦的箭一样，犁开浪沟，沙沙地向南驶去。这时，我们想到很快就要到达目的地，心情十分兴奋，要不是在敌人的封锁线上，我们一定会引吭高歌了。
  为了安全，船工爬在桅杆架上了望，船老板站在舵楼上亲自掌握着船舵。深夜，船行至中途时，船速减慢了，船身平稳下来，海浪也平静了，大海好象因过度咆哮而疲惫了。我赶忙跑上舵楼，只听船老板紧张地说：“糟，风停了！”六只船相距不远地稳下来，风帆象泄了气的皮球，懒洋洋地垂下了头，没有动静。
  “怎么办呢？”同志们焦急地问。
  老板和船工没有回答，他们紧张地瞧着那黑沉沉的天空，也都十分焦虑不安。要是再不起风，我们的船不能在天亮前靠岸，必将被鬼子发觉。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情景啊！紧张、焦急和不安，交织在一起，象严寒的冰雪刺激着我们身体上每个细胞。船老板由于焦急和不安，性情变得暴躁起来，他对围在舵楼周围的船工喝道：“你们还看什么，起橹。”于是，大橹迅速摇了起来。船象蜗牛似的前进着。这时，那个善良的老舵工，却跪倒在船头，喃喃地祷告着：“天公佐龙，天公佐龙①……”
  同志们围着我焦急地问怎么办？我理解大家的心情，但又一时无计可施，只好要求大家沉着冷静，随时做好应变的准备。
  海上风云多变，没过多久时间，顿觉全身凉爽，天空象被人捅了一个大洞，风又起了，船帆也鼓起来了。大家看见船正在加快速度前进着，紧张的心情才慢慢地缓和了。
  可是，刚出龙潭，又入虎穴。当船刚刚恢复了正常速度的时候，桅杆顶上忽然传来一记清脆的掌声。船老板知道有情况，一个箭步窜出船舷，侧耳细听一会，说：“糟了，来了敌舰！”
  “敌舰？”我环顾海面，四周都是黑沉沉的，没有灯光。只是远处传来阵阵隐约可闻的马达轰鸣声。
  “降帆！”船老板果断地命令。船工敏捷地解开绞车上的帆缆，帆“唰”地落了下来，桅杆也被放倒在船上。庞大黝黑的船身，立刻掩没在茫茫黑夜和汹涌澎湃的浪谷里。
  “嘟嘟嘟”的马达声，从远而近，愈来愈清晰。船上的人都聚集在船舷上，屏息着呼吸。接着，“呜，呜”传来两声警号。敌舰猛然打开舰首的探照灯，一道强光，横划海面。这时，我心里不觉抽搐了一下，担忧地想：“这大海的浪谷里，能隐蔽得住我们这六只船吗？”
  探照灯横扫过来，不停地搜索着海面。我回头看了看，只见大家不知什么时候，早已操起了家伙。覃威还紧握着一根杂木棒，沉着地等待着。刚才还跪倒在神橱下的老舵工，也提起了一把利斧。只有船老板仍然沉着地站在舵楼上，双手把住舵把，顺着浪，操着舵，东躲西闪，巧妙地躲过那来回晃动的灯光。
  敌舰“嘟嘟嘟”地驶过去了。我们刚想轻松地吐出一口气，却想不到后面“嘟嘟”地又跟上来两艘敌舰。它们一前一后，从船的两舷直驶过来，四支探照灯，恣意地照射着。
  糟了，这次再不容易躲过去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同志们早已一字排开，隐蔽在舷边，准备最后的搏斗。
  突然，从东面远处传来了几声枪响。显然，刚才驶去的敌舰，发现了另一批偷渡的船只因而开枪射击的。这样一来，后面那两艘敌舰立即拉起警报，把探照灯转向枪声响处的东方，同时疾驶而去。
  我们的船立即扬帆航行。拂晓前，终于进入港湾。我们在临高县的一个渔港胜利登陆了！

① 琼崖：即海南岛，今广东省海南行政区。 ① 琼崖特委：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的简称。 ①冯白驹同志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起，就担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一九三七年九月被捕后，由王伯伦同志代理特委书记，不久由李明同志接任。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冯白驹同志经周恩来同志向国民党多次交涉才被释放出狱。冯出狱后，经党中央指示，一九四〇年三月复任特委书记。 ① 广州湾：即湛江。 ① 渔民航海时，习惯用焚香来计时。 ① 渔民求神保佑平安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