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棉花有粗绒棉和细绒棉两大类。粗绒棉有非洲棉和亚洲棉，细绒棉有美洲的陆地棉和海岛棉。产于印度的亚洲棉，俗称“中棉”。西汉中期，非洲棉经过中亚传入中国新疆，俗称“小棉铃”。过去，一般都说我国植棉和棉纺业晚于其他国家。这种“晚论”成了我国植棉史上的悬案。我认为海南岛是原始棉种的产地，至少是中国棉种的始祖之一。海南崖洲（包括海棠湾）棉纺织业早于其他国家。
  至今，在海南岛中部五指山一带，仍然存留着红棉和原始的“中棉”树。这两种棉种，一种是落叶乔木，因盛开红花，得名红棉。红棉树干高大，杆枝有刺，叶呈掌状，青绿色，每年春节前后先落叶后开化。果实圆形，果实包叠着白色纤维，在农历三四月间，果实长熟开裂，白茸茸的柔软的纤维，带着黑色种粒随风飘落地面。红棉树原系野生，由于木棉花纤维经济价值高，可以纺纱织布，而且布质轻，经久耐用，所以当地黎族群众都封山保护或移苗种植。另一种是灌木型“中棉”树，在山上常年野生，树高六七尺，叶子似“中棉”，果实较大，其絮洁白柔软，细长纤维。黎族称这种木棉为“吉贝”。黎族人民把“吉贝”种植在村边屋后或“山兰”地里，一年种植多年收。
  黎语称棉花为“贝”、“吉贝”或“古贝”。有其物才道其名，“吉贝”一语并非外来语转译，而是黎族的原始语言称谓。《梁书·林邑传》记载：“吉贝树名也，其华（花）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织布，洁白与棉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也。”
  根据海南岛遗存的原始棉花和（包括黎族原始语言称棉花为“吉贝”），印证了古代海南岛（包括崖州），是中国原始棉种之地。《尚书·禹页》记载：“岛夷卉服，厥长篚织贝。”1987年，福建省崇安县武夷山出土的般棺，里面有已碳化了的棉织物，距今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据考证，出土的棉织物纤维与海南岛五指山灌木型“中棉”生长形态纤维属同类，说明崖州黎族早在三千年前就远销到福建等地。对比之下，非洲“小棉”和亚洲“中棉”，于西汉中期先后传进我国新疆和云南，距今只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福建崇安县武夷山出土的海南岛棉织物，比传进我国的棉花还早一千年的历史。综上资料，充分印证了中国棉花的始祖在于海南岛崖州（包括海棠湾）。黎族在很早的时候，就懂得植棉和用棉了。中国植棉和用棉晚于他国的论调是不符合中国棉纺史的。
  我国古代植棉和棉织业为什么不迅速发展起来呢？这是因为，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以经济、政治、文化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只养不植棉，以“丝绸之国”著称。所以，对植棉和用棉不如养蚕织绸那样重视。历代统治者，把岭南诸民族称为“南蛮”，视海南岛为“南荒”。在史籍上，对棉花没有详细和正确的记载。唐宋以前，对海南的棉花称为白叠、絮贝、劫贝、吉贝、古终等俗名杂称。这些名称都是引袭岭南诸民族对棉花的不同称谓。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海南岛的植棉和用棉技术，在漫长的岁月中，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向内地传播。
  随着植棉和用棉技术的提高，岭南诸民酋长们，把黎族色彩绚丽的棉织品为岁贡，献给中原统治者，以及海南岛崖州黎族生产的广幅布、五斑布、黎幕、黎锦、黎单、崖州被等俗名七巧作的棉织品，招引商贾转市内地。这时棉花的经济地位逐渐尘追蚕丝了。到了宋末元初，棉花由中国的东南向长江中、下游流域和渭水一带迅速传播，《元史·世祖记》记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各地设木棉提司，“责民岁输木棉布十万匹”。由于棉纺织技术从长江流域向中原地区传播，元代以后，棉花成为我国纺织业主要原料。
  早在商周时期，黎族就懂得利用野生棉花纤维作为衣着原料了；秦汉前，海南岛崖州是植棉和用棉区。唐宋前，长江以南是植棉和用棉区；元明前，棉花向长江以北传播，普及中原地区。笔者愚见，我国长江中、下游流域种植的棉花，是由原始灌木棉树——“中棉”移植和引化过来的。始祖是海南岛的“吉贝”；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由于移植技术的不断提高和自然条件的适应，才培育成了今天的中国棉花。
  黎族祖先，在殷周时期，就懂得从棉花纤维中提取衣着原料了。黎语称棉花为“吉贝”或“古贝”。据黎族祖先歌谣所述，传说黎族先民在海南岛，因台风雷雨多，气温潮湿，火种灭了，只好进山洞居住，以采集“吉贝”为“茸巢”。“吉贝”制的“茸巢”，就是黎族早期应用棉花的起源。《尚书·禹贡》记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印证了黎族棉纺织业的早期存在，盛产“吉贝”做“卉服”的丰富原料。笔者推断，黎族棉纺织业的始兴不晚于殷周时期。当时，黎族处在母系氏族社会，上山采取“吉贝”和“织贝”都是女性的本分。今天黎寨仍然保留着的女子纺织男子莫近的习俗，反映了这种原始分工制度。
  秦汉时期，黎族的棉织业已经具有很大的发展了。《后汉书·南蛮传》记载：“汉武帝末（前87）孙幸为朱崖太守调广幅布献之，恋不堪役，攻郡杀宰，幸子豹率众讨平之。”《汉书·地理志》记东儋耳朱崖军风俗：“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说明了汉代时期，黎族棉纺织技术的提高和棉织品的丰富。黎族家家户户生产的棉布，解决了“民皆服布”，并把大批的“广幅布”为岁贡。可以说，中原地区汉族穿上丝绸衣料，海南岛黎族也穿上“斑布”的棉衣料了。文献记载的“卉服”、“贯头服”，在今天海南省白沙县的黎族妇女服饰中，仍然具相似的形制。
  唐宋时期，黎族的棉纺织工艺和印染技术，已有很高的发展水平。表现在纬织工艺上，把棉纱和丝绒组成轻纺彩纱，运用五色纱线织成色泽鲜艳的立体图案。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吉贝》载：“海南所织则多品矣”。有“黎单”、“黎饰”、“鞍佛”之名，“间以五彩、异纹炳然”。这一评价，生动地反映了宋代黎族妇女纺织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吉贝”是黎族纺织业的主要原料，其次是麻类纤维和商贾转销的丝线。有黎棉、被幅和男女服饰，包括上衣、下服、花桶裙、花巾、花带、花褂等。经鉴别，棉织物百分之五十，麻织物百分之三十，丝棉织物百分之二十。在织乡工艺方面，着重于纺织现花纹。织面图，以点引线，点线立图片，图色并茂，图像逼真。已征集到织物图案一百二十多种，有几何纹、方块纹、梯田纹、房屋纹、干栏纹、竹条纹、藤条纹、水波纹、山形纹、树木纹、树叶纹、树果纹、槟榔纹、花草纹、牛鹿纹、龙凤纹、青蛙纹、鱼虾纹、螃蟹纹、昆虫纹、蝙蝠纹、怪兽纹、谷粒纹、泉流纹、雷公纹、火被纹、云雾纹、天虹纹、月星纹、人舞纹、汉字纹等。这批纺织品图案，以实物形貌为基础，加以想像构成图案，配图自然，衬托鲜明，情起风采，具有典型的黎族民族风格。南宋方勺《泊宅编》卷三云：“今所货木棉，特其细紧者尔。当今花为胜，横数之得一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蛮人织为布，上出细字，杂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谓白叠布。”这是古人对黎族棉纺织工艺的评价。
  宋元时期，黎族棉纺织业在我国起着主导作用。“黎锦”也叫“崖州锦”（包括海棠湾）。一幅黎锦，由三块锦幅拼制成，长八尺，宽五尺有余。锦面的首尾两端各分为三格，即蓝天、绿地和白色的空间。锦幅中间占三分之二锦面，是工艺的杰作。所组成的图案，有云彩缭绕，红日高照，山水翻腾，龙凤戏珠，花草争艳；它们有机组合，相映成趣，使整幅黎锦生动活泼，雄伟壮观。一幅黎锦的艺术创造，把人间生活和自然影像融会在五光十色的图案之中，反映了黎族的民族气质、饱满的民族精神、幸福和向往。古时候，黎锦是“岁贡”的珍品。一幅黎锦，相当于十头牛价值，为国内商贾手头珍贵品。黎族人民把黎锦称为“龙被”，视为先祖的遗产。每当喜庆之日，人们挂起“龙被”，象征吉祥；每当举于隆重的丧葬仪式，把“龙被”覆盖灵柩上面，以示死者的身份高贵。
  在今天，崖州锦仍是黎族文化的珍贵遗产。崖州锦印证了黎族纺织业在中国棉织染史上的光辉杰作，崖州锦是考证“吉贝”的活化石资料。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黎族劳动人民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织贝”技术，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征的民间“织贝”工艺。黎族以丰富的技术力量和优美的广幅布、白叠布、崖州锦、黎幕、花单等“织贝”产品“岁贡”皇帝，并向中原地区传播植棉和用棉知识，为推动和发展中国棉纺织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解放前，黎族人民仍保存着纺织工艺和古老的传统。黎族妇女大约自七八岁开始，就学习纺纱织布，纺织工艺是非常出色的，特别表现在妇女的桶裙上。正如陶宗仪在《辍耕录》中所描述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艺，完全出自于黎族妇女的匠心，她们用比较简陋的工具，便能织出绚丽多彩、灿烂夺目的花布。黄道婆自崖州回到故乡后，运用和发展了黎族人民传统的复杂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方面的技术，松江一带所织的被、褥、带、帨（手巾），上面折板、团凤、棋局、字样等花纹鲜艳活泼，栩栩如生，“粲然如写”。
  在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史上，人们都不会忘记女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的历史功绩。黄道婆生活在盛产“吉贝”之乡的崖州（包括海棠湾），伴同黎族巧姑艺姐，天天上山采集“吉贝”，年年纺织“崖州锦”，掌握了植贝、纺纱、染纱、织锦等各道工艺，成为崖民间工艺一妪。艺高身薄的黄道婆，认真总结黎族妇女棉纺织工艺的成就，结合自己在崖州工艺的实践经验。于元贞年间（1295—1296），“自崖州来”的黄道婆，随着黎锦销路水道，千里迢迢北上，在松江府乌泥泾（上海县），把海南黎族的棉纺织染的先进技术，传授给乌泥泾人民，改变了松江府一带“厥功甚艰”的落后纺织业，推动了元代棉纺织业的发展。正如陶宗仪《辍耕录》卷24的记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群，岁既就殷。未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如元代王贞《农书》记载：“夫木棉产自海南州，诸种艺制作之法，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这是古人对黄道婆传播黎族棉纺织业务的主要业绩。
  大家都知道，我国丝麻织业有悠久的历史，而江南一带在宋代时丝麻织业就已经相当发达了。在中原地区，引进棉种、生产棉布比丝麻晚得多。在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但“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一些地方只知采桑养蚕、缫丝织绢，还不知木棉的用处。直至宋代，棉纺织业才有所推广和发展，当时人们已认识到棉花的经济价值和实用超过了丝麻，棉花和丝麻相比，可以省去采桑养蚕和处理麻皮的许多麻烦，可以“不麻而布，不茧而絮”。但当时棉花种植数量不多，棉纺织技术落后，服用者也少。这种现象，在松江一带也不例外。比如，大约在十二三世纪时，棉花的种植逐渐从闽、广传入长江流域，在上海一带首先传入乌泥泾。在乌泥泾首先种植的地方，是名叫“八千亩”的一块土地（在今沪闵公路三号桥两侧）。由于棉纺织技术相当原始，人们用双手剖去棉子，然后把净棉放在板桌上，用“线弦竹弧”的小弹弓弹松、弹匀，更没有踏车、推弓等工具，生产效率低，“厥功甚艰”。生产的棉织品在质量上赶不上从闽、广输入的“丽密”。“文革”中，浙江兰溪县密山曾在石墩墓中出土南宋本色棉毯一床，从实物看，它远不及黎族妇女纺织的吉贝布之美。这从侧面反映了在黄道婆回乡之前江南一带的棉纺织技术水平。
  与此同时，海南地区的情况则迥然不同。聚居在海南岛的黎族人民，在棉纺织工艺上，其历史之悠久，手工艺之精巧，一直为古代志书所称颂。黎族人民称棉花为“贝”，由棉花加工织成的棉布称“吉贝”。宋人方勺说过，海南岛黎人有一种织着细字、杂有花卉的“白叠布”。她们的织花技术，十分精巧，所需用的色丝，是通过闽、广客商以沉香、吉贝换来的。总之，黎族人民在棉纺织技术和工艺方面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在我国纺织工艺史上增添了光彩。黄道婆亲临其境，与崖州黎族人民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在黎族姐妹的热情帮助下，既学会了一整套棉纺织技术，又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这为她以后逐步地成长为一个著名的棉纺织技术革新家，推动松江一带的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道婆少时流落崖州，老年回到家乡后，向家乡人民传授黎族人民的棉布纺织技术，并与当地劳动妇女一起，不断革新工艺，促进江南一带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推动了我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因此，我们有理由说，黄道婆与上海人民对棉纺织业的贡献，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黎汉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的典范，也是黎汉民族团结友谊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