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原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文贵同志，离开我们十三年了。他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对同志的无限眷恋，走完了他人生旅程的六十六个春秋，离开了朝夕相处的亲人和朋友，离开了并肩战斗的同事和战友。他不幸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战士，海南人民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黎族人民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儿子。
  杨文贵同志于1929年出生在三亚市藤桥镇付巾村一个贫苦的黎族农民家庭，十多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残酷地杀害了他全家的亲人，使他沦为孤儿。解放后，党把他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这所民族高等学府学习，培养他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有文化的黎族干部。从此，他心中铭刻下了——只有共产党才有黎族人民的解放，只有共产党才有自己的进步和成长。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干革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在参加革命工作以后的数十年中，他无论是作为基层干部，还是作为县、州的领导干部乃至省的领导干部，始终如一地表现出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人民事业的无限热爱，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民族团结、发展和进步做贡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人民公仆的丰碑。
  他工作认真负责、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五六十年代在基层工作时，经常深入乡村了解民情，调解纠纷，为民排忧解难。70年代初担任保亭县的主要领导后，更是积极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创业。当时的保亭山高水寒、交通不便、生活艰苦，但他迎难而上，率领全县人民开山劈岭修公路、建水库、挖水渠、改造低产田，为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为全县农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根据山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种植橡胶、槟榔等热带作物的经济发展计划，建立了乡村橡胶农场，至80年代初他调离保亭时，全县民营橡胶种植面积达到人均一亩，成为全县农业经济的主要支柱。
  他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同当地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每次下乡都是卷起裤脚赤着双足，走田垅、查水库、访农户。在保亭工作20多年中几乎踏遍了全县的每片田头地尾，查遍了全县的每座山塘水库，访遍了全县每个黎村苗寨。下乡途中，有时渴了到溪边喝两口清水，饿了到农家吃两口稀饭，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他为“赤脚书记”，赞他是“海南的焦裕禄”。
  他心系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1989年10月，我省遭受历年罕见的强台风袭击，在台风中心经过的南部地区，狂风怒吼，暴雨倾盆，山洪暴涨。他马上意识到山区的山塘水库将会出现险情，于是连夜冒着疾风暴雨驱车出发，从赤田水库、三道水库一直检查到毛真水库，一连几天，栉风沐雨，疏散群众、组织抢险。特别是检查到保亭的毛真水库时，发现洪水已淹过坝顶，他及时派人通知县里组织抢险，还亲自跟群众一起挖堤泄洪。狂风暴雨吹打得他步履踉跄。县里的领导见他年纪大，身体弱，劝他组织指挥就行了，但他仍然同群众并肩战斗，直至排除险情。当地群众称赞他：“心里装着保亭人民。”
  他胸怀坦荡，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杨文贵同志在保亭县工作多年，经常下乡蹲点，有不少“三同户”。后来他调离保亭“升了官”，但心中时刻想念着这些老“三同”。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每次进京开会，总是忘不了买几件衣服、几顶帽子、几双鞋分送给老“三同”。1994年底，他参加人大代表视察组到保亭视察，晚上抽空到半弓村看望老“三同”王大爷，发现老人卧病在床，当即拿出300元钱送给老人看病买药，感动得老人热泪盈眶，紧握着杨文贵同志的手连声说道：“杨书记，你真是好人啊！”
  他讲团结，顾大局，尊重外来干部，自觉维护各民族的平等和睦，注意处理好少数民族与汉族干部的关系。他认为，在民族地区工作，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帮助，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支持。他总是语重心长地教育当地干部群众：“要团结外来干部，依靠外来干部，才能尽快地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他也情深意重地要求外来干部说：“你们要尊重当地干部群众，要好好地帮带，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不利于团结的事不要做。”与他共事过的不少汉族干部，跟他都有深厚的友谊。
  杨文贵同志坚持党的原则，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自觉地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定，在大事面前不含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政治气节。1987年，党中央、国务院为了适应海南建省办特区的新体制，决定撤销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杨文贵同志从大局着想，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他说：“我是个少数民族干部，对自治州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我是共产党员，对党中央的决定要坚决拥护，坚决执行。”他积极协助撤州工作组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教育大家从大局出发，着眼长远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安定，共同把海南建省办特区的工作做好。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一些人借机掀起恢复自治州的活动，甚至要求杨文贵同志签名支持。杨文贵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活动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社会安定，不利于海南建设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并积极协助省委做工作，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坦荡的胸怀。
  杨文贵同志为政清廉，廉洁奉公，生活朴素。他从政多年，历任乡、县、州、省各级领导干部，不论是在任何地方、任何岗位上，都严于律己，不谋私利。1974年，杨文贵同志已任县委书记，但妻子和孩子仍在条件艰苦的农村生活，在县城里自己孤身一人，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地忘我工作，连缝补浆洗都没人照顾，甚至有时工作到三更半夜回来，饥肠辘辘，还要自己动手做饭吃。县领导见他工作繁忙，身边没有亲人照顾，就提出给他的妻子和孩子办农转非，以便进城照料他的生活。但他不同意，说：“现在有许多干部包括外来干部没带家属，我作为主要领导不能搞特殊化。”后来是他住院动手术，县委领导集体讨论，瞒着他才办家属农转非的。
  1993年，杨文贵同志调到省人大常委会任专职副主任。组织上临时安排他住在70年代修建的小楼房，1994年底省级领导住宅楼建好后，要他搬迁新居，他说：“现在许多干部住房有困难，我有住的就行了，新房就让给老干部和新领导住吧。”杨文贵同志就一直坚持住在这幢旧楼里。
  杨文贵同志对其亲属子女要求很严，经常教育他们不要搞特殊化。自治州撤销后，不少干部的子女都调到海口工作，他的子女也向他提出帮助调往海口工作的要求，凭着杨文贵同志的威望和关系，妥善地安排好自己子女的工作没多大困难，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教育子女说：“工作上的事，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二要听从组织上的安排。”他在海口工作了几年，都没有把唯一的儿子调到身边。他病重时，确需儿子在身边照顾，组织上帮助他把他的儿子调到省里工作。他在临终前，仍告诫自己的子女：“要好好工作，不要对组织提过多的要求。”
  在别人的眼里，杨文贵同志当那么大的官，死后一定给子女留下许多财产。实际上，杨文贵同志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临终前，他拿出刚发下的1200元工资对儿女嘱咐：“爸爸革命了几十年，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这1200元钱你们四个姐弟每人300元，拿去银行存定期当作纪念，对你们会有好处。你们要听组织的话，要好好工作。”听着他那吃力而动情的话，在场的人无不流下感动的泪水。杨文贵同志虽然没有多少遗产留给子女，但他那大公无私、刻苦耐劳、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精神，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杨文贵同志常说：“我是个贫苦农民出身的干部，自己有多大本事自己清楚，党和组织如此关心我、培养我，我要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这一生可以说是：“鞠躬尽瘁一心为党死而后已，廉洁奉公两袖清风生为楷模”。
  杨文贵同志虽然逝世了，但他的丰功伟绩、忘我精神、艰苦作风和廉洁品德永存千古，并将激励着海南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不断开拓进取、奋勇前进。海南人民将永远铭记着他。
  杨文贵同志永垂不朽！